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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范文1
一、公平、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保护
1.公平与公平理论
所谓公平，简单地说就是公正、合理、平等。对于公平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在《论语・季氏》中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后来，这种“均无贫”的思想被发展成为绝对平均主义。西方对公平的认识也是源远流长，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到霍布斯、卢梭、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分别从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等不同角度阐述了公平的思想。
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John Stacey Adams）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是一种关于社会的比较过程的理论。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 1921 2002）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理论。在他著名的《公正论》（1971）一书中，罗尔斯提出了社会公正的原则。作为一种激励理论，公平理论常用于经济管理。实际上，公平理论也适用于社会。如果一个群体或者说一批人感到不公平，那么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当这些矛盾和问题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2.公平、发展、与区域文化多样性保护
公平与发展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时代，公平与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公平较多地被看作社会发展目标，效率则主要是经济发展目标。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同时作为人类社会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共生共荣，等量并重，不可偏废。他们作为社会均衡发展的整合目标表现为双向互动的态势。
公平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面临生存危机，是历史上诸多因素造成的，而不公平的待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平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要求,不能从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保证文化的公平,文化多样性保护就不可能实现。就民族而言，公平有利于建立民族自觉和自尊,促进民族团结，缩小民族差距,而不公平则会伤害民族心理，激化民族矛盾,拉大民族差距;同样，文化多样性保护有利于公平的建立。保护意味着对弱势文化的扶持与倾斜,这些政策、经济和法律措施有利于提高弱势文化的地位，从而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公平。
另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又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方式。狭义的保护仅仅针对文化类型本身，重点在于某一种或几种文化要素(基因)，其结果常常是死的保护，其效果也往往是事倍功半。所谓广义的保护就是从整体上对文化生态系统加以保护。只有从整体上加以保护，才能使文化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活的保护，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实现活的保护，必须依靠发展，即在发展中保护。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而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昌盛。
总之，公平与发展和保护密切相关，对一个区域的文化多样性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二、乳源必背旅游兴衰的个案分析
1.必背旅游的发展过程
必背位于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的东北部，是乳源县辖镇。从自然条件来看，必背镇地处南岭山地南麓，山高谷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云雾缭绕，景色怡人，其山势以峻、奇、险、秀著称。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必背是乳源过山瑶的聚居地之一，是旅居美国、泰国、缅甸、老挝等海外瑶胞的发祥地。1984年，美泰瑶族代表赵剑高等四人和美国威廉・凯利国际大学语言学教授赫伯特・帕内尔博士（瑶族名字叫盘贵福）等人访问必背。美泰瑶族代表的必背之行有三个目的:一是寻根。美国瑶胞于20世纪70年代移居美国，现有瑶族人口1.7万多人。他们保留与必背瑶族相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以及传统的民族服装;二是看望中国的瑶族同胞；三是研究瑶族文字。1984年春，以著名瑶族研究专家白鸟芳郎教授为团长的日本少数民族研究团一行23人访问乳源。1984年12月，日本学者竹村卓二等人访问必背。1985年5月，美国密执安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到乳源考察瑶族音乐。1986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在香港举行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拟于会后组织与会人员赴连南和乳源考察，并在乳源闭幕。在这样的背景下，乳源县旅游局决定开发必背旅游。
1986年，乳源县旅游局积极向国家、省、市旅游局汇报美国瑶族华裔到必背寻根访祖及首届瑶族国际研讨会的活动情况，并作出可行性报告，争取资金，建成必背两层迎宾楼。1987年，韶关市旅游局拨款1万元，市政府拨款15万元，兴建了一座歌舞厅和一座公厕;国家旅游局拨款5万元，兴建了门楼、办公室、展览室、小商店等设施。1990年，县旅游局向财政借资数十万元兴建瑶山酒家。同年，必背瑶寨被广东省旅游局列为广东省四大民俗风情旅游热线之一。1991年，县旅游局和必背瑶寨旅游管理处请县民族艺术团老师、演员编导瑶族歌舞，培训了一支20多人的表演队伍。在保留“铜鼓舞”、“铙钹舞”、“草席舞”、“顶杠”、“爬刀山”、“独木行舟”等传统节目的同时，增加了吊脚楼瑶族结婚表演仪式、“打竹竿”、“闹金秋”等歌舞。以必背瑶寨为依托，乳源县主办了“穗港澳――乳源旅游业务洽谈会”。通过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进行大力推介和宣传，必背瑶寨的影响日隆。1993年2月，组织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15个外国人徒步穿越大瑶山旅游活动。同年，市政府投资30万元，修建了15套瑶山度假村。与此同时，瑶山酒家开业，主要提供瑶族传统美食，并有瑶族姑娘敬水酒等，受到游客欢迎。1996年，县旅游公司筹集资金10多万元，成功开发必背峡谷漂流项目。总体来说，必背瑶寨旅游起步早，发展势头良好，客源充足。然而，1997年，韶关市重点工程杨溪水库开工，由于修建水库和电站，旅游交通中断，必背瑶寨旅游逐渐沉寂下来。2002年，瑶山酒家被洪水冲垮，度假村变成了养猪场。
2.必背旅游对乳源瑶族文化的影响
必背旅游对乳源瑶族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必背旅游的开发强化了瑶族人口的民族心理，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自信，认识到了瑶族民族文化的价值，从而激起了他们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必背旅游的发展直接促使了瑶族文化的复苏，活化了民间传统工艺，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例如刺绣，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许多人重又拿起了弃置很久的针线，使这一具有重大价值的手工艺术重新焕发出光彩。再如歌舞表演，其演员均非专业演员，而是由当地附近瑶族组成的一支业余演出队伍。旅游旺季是演员，旅游淡季是山民；游客来了是演员，游客走了是山民。通过表演，使瑶族的歌舞艺术得以发扬光大。这正是文化多样性保护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把死的艺术变成活的文化。
第三，必背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门票收入以外，许多产品如腊肉、豆腐、番薯、玉米等价格上涨，一些土特产如石韭菜、冬菇、木耳、茶叶等供不应求。以茶叶为例，旅游开发时茶叶市场价每斤平均在100元以上，而旅游衰落后每斤20元左右还无人问津。按2004年茶叶产量23t计算，仅此一项，当地就损失约368万元，平均每人600多元。即使按瑶民销售价只相当于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人每年纯收入也减少200多元，每户减少近千元。
不可否认，必背旅游对社会文化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商品观念增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市场观念取代小农意识，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3.造成必背旅游终结的不公平因素
杨溪电站的开发最终导致了必背旅游的终结，这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资源上的不公平。在资源开发上，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忽视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甚至牺牲文化资源的开发来换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乳源水力资源丰富，建国后，乳源县一直把水电工业的发展摆在区域发展的重要位置。不可否认，乳源水电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水力资源开发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发生矛盾时，旅游资源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观的落后和发展观的短视。杨溪电站的修建不仅阻断了必背旅游的交通，而且巨大地改变了杨溪河的水面景观，使作为必背旅游之一的漂流项目遭到彻底破坏。
其次，经济上的不公平。至2004年底，乳源是广东省小水电装机容量最多、开发率最高、单列人均占有装机容量最多的一个县。然而，与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水电开发并没有使乳源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目前水电开发在经济上主要有补偿制度和分配制度。补偿主要是以有形的财产（土地、房屋、树木、设施等）和搬迁重建中的有形物耗为基础计算的，很少或没有考虑“无形”的损失，也没有考虑潜在机会的损失（即机会成本）。杨溪电站的补偿显然无法弥补必背旅游消失所带来的损失。在分配制度上，目前主要是采取“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结果造成当地居民从中得到的利益非常小。
第三，区域上的不公平。区域之间的公平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为了一个地区的利益牺牲另一个地区的利益的不公平现象。在发展时我们忽略了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个地区的利益被转嫁到了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就乳源来说，虽然通过扶贫等各种形式有所回馈，但相对于当地的损失来说力度太小。
第四，科层上的不公平。“科层制(Bureaucracy）是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r de Gournay)在1745年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官员的统治。但这一名词是随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组织兴起的系统解释而普及的。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根源，能够使个体承认他(她)也许是无力抵抗的。在杨溪电站的修建过程中，乳源当地领导也曾经多次到市里向有关单位提出不同意见和争取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个别干部因工作需要而被调离其工作岗位。这也可以反映由于科层上的不公平，越往下，其声音越容易被淹没，基层的要求往往不被上层重视和采纳。
三、结束语
亚当斯和罗尔斯的公平理论皆强调了公平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人们也主要从社会目标上来认识公平。实际上，公平的内涵要复杂得多，例如，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代际公平。从乳源必背旅游的兴衰也可以发现，造成必背旅游终结的不公平因素至少表现在资源、经济、区域和科层等四个方面。因此，资源公平、经济公平、区域公平和科层上的公平是我国民族地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正视和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公平、发展、保护与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公平是民族地区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必然要求；而发展既是公平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和重要手段。乳源必背旅游的实例也充分说明:公平促进发展，从而有利于文化多样性保护;反之,不公平制约发展，从而也不利于文化多样性保护。从系统动态学的角度来看，公平、发展、保护与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既可以组成一个相互促进、不断放大的负反馈回路，也能够形成一个相互制约、不断衰减的正反馈回路,其中，关键在于人们的选择与行动。
参考文献:
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范文2
关键词：地域性；民族性；动画设计；应用
曾经，在我国动画电影的辉煌时期，一些经典的动画电影以极具特色的民族样式和艺术风格享誉世界。这些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一部分，从场景设计、人物形象、服装道具等方面展现了以其丰富的地域性、民族性，一些地域民族文化由此传播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当前，如何在动画设计中融入民族性、地域性，使动画设计既充满时代感，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实现创新式发展，或许能从一些传统的经典作品中获得一些启示。
1地域性、民族性元素在动画场景设计中的应用
地域性、民族性文化属于一定地域内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而长期积累形成的精神物质财富，它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从地域性元素来看，我国广袤而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姿多态的大自然，为历史人文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外部条件，为进行艺术创造提供了实践场所和灵感源泉。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蝴蝶泉》[2]，其场景设计就以故事发生地云南大理的植被、地形地貌为蓝本，并结合当地的少数民族特色，展现了生动的原生态美感，那繁茂的野花、圣洁的高山峡谷与代表民族性的图腾纹饰相融合，极具诗意的审美意识和独特的象征意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形成了包容多样的民族文化。以1963年出品的《孔雀公主》动画片为例，这部动画片取材于傣族《召树屯》中的故事，再现了英勇的召树屯王子和南穆努娜孔雀公主的爱情故事[3]。动画片中，旧时傣族的生产生活场景，淳朴的人文风情得到了真实展现，而且还通过代表傣族民族精神的孔雀舞这一艺术形式细腻展现了王子与公主的忠贞爱情，“孔雀舞”是傣族民族价值中浪漫纯洁的象征，同时也表明了创作团队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2地域性、民族性元素在动画人物形象设计中的应用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我国一些西部地区至今仍在思想文化、艺术形式上保留着较为古老的朴素思维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这些特点在一些动画题材中有所体现。例如，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之种金子》中，正反两派人物的造型设计就充分体现了古代新疆吐蕃地区的彩陶等民间艺术中的艺术形象，阿凡提神态潇洒、体形修长，而反派人物巴依老爷则身体无比硕大。在面部五官上，阿凡提的眉毛汲取了维吾尔族文字的特点，类似藤蔓状弯曲，而鼻子则高高翘起，显得较为幽默，精准有趣。从这里可以看出，要想将民族性应用到动画人物形象中，考验的不仅仅是主创团队的造型能力，更需要他们对各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全面理解。
3地域性、民族性元素在服装、道具设计中的应用
服装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喜好、生活习惯、文化观念，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服装一样，道具也寄托着一个民族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在动画设计中，服装和道具等元素非常重要。例如在《火童》这一动画中，哈尼族代表性的黑色很充分的展现了出来。男子身穿对襟上衣，而女子身穿镶边开襟上衣，且均为黑色，还配有耳坠、手镯等寓意哈尼民族文化的元素。而1997年出品的《马头琴的故事》，则生动描写了小主人公苏和与骏马“雪龙”之间的深厚情谊。片中开头就用特写的镜头展现了蒙古族经典乐器——马头琴的琴柄顶部雕刻精湛的马头，而全片结尾处又以蒙太奇的手法将骏马“雪龙”与琴头互换，再现了马头琴精湛奇特的造型，将故事中重情重义的内涵充分表达了出来。这些细节性的呈现，充分凝聚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色，也引发了观众对民族文化内在价值的认同。
4地域性、民族性元素与动画设计的未来
近些年来，伴随文化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然而在社会大环境下，我国动画产业界也没能摆脱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弊病，使民族价值观念在一些动画作品中缺位，充斥着一些日韩风格，推行技术路线，丧失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一些创作团队对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理解不深，地域性、民族性元素的应用也基本停留在浅层。这些现状值得相关人员深思。
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范文3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和谐发展
原生态民歌具有特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与某地域或某民族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民风民俗等融为一体，并与特定的传承人、受众、方言或民族语言、功能指向、价值认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息息相关。“原生态民歌”这一概念的出现，笔者认为，是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的重新定位和理性审视；是由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膜拜和对自我文化的漠视转变为大力强化发展自我母体文化的必然诉求；是在我国经济实力空前提高后，对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寻求根的支持的必然选择。
原生态民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的价值超越了时空，是联结着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家园。这些精髓承载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世代中国人的情感认同，解读着当今民间纯正、鲜活的生存信息。因此，保护原生态民歌就成为时代必然，而对于保护原生态民歌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就成为民众的共同关注。以下是笔者对保护原生态民歌在当前中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几点认识。
一、有利于保护母体音乐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或民族在重大或转折性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再行认定与评估，并据此对古今文化进行整合，构建符合本国、本民族人文精神的发展环境与模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其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是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民歌的历史源远流长，民歌的种类异彩纷呈，也就孕育了如今多样而独特、久远而亲切的原生态民歌。民族民间音乐是音乐文化的基础、土壤和母亲。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所言：“古往今来的大艺术家没有不对‘草根艺术’保持一个尊敬的心态的。”①面对被我们误读太深、渐已淡忘，即将消失却滋养我们已久的天籁之声时，尊重并保护原生态民歌，普及传统音乐知识，弘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就成为我们急需达成的文化共识与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真正理性去关注和保护性地开发原生态民歌，则既强化了自身音乐文化归属、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也为应对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母体音乐战略资源，更为当前我国音乐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也就是说，中国人要搞好属于自己的现代音乐，首先应当学好中国自己的传统音乐。正如中央音乐学院周青青教授在《中国民歌》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歌不仅是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也是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基础。”②因此，保护好原生态民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的母体音乐文化。
二、有利于推动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产业、旅游经济的发展
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新秀而蒸蒸日上，旅游业成为市场需求而如火如荼，这是人们寻求文化多元、生活方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也是原生态民歌的发源地、传承地。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不仅为中国的崛起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还为我们留住了那些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遗产。面对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机遇，实施文化扶贫战略，借保护原生态民歌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风，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主流媒体宣传、各级政府的资金扶持，利用某地域或某兄弟民族音乐文化特色来发展旅游经济，将保护原生态民歌、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人们对异地和异民族音乐文化的消费需求，推动乡村建设相结合，对“乐失求诸野”后遗存于广大农村中的原生态民歌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进行可持续性开发。从而改善民间艺人的生活水平，改良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改变农村的文化贫困状态，最终实现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产业、旅游经济的双赢。纳西古乐为纳西族、丽江古城带来的丰厚回报；南宁民歌节成为广西经济振兴、旅游业兴盛的助推器等，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原生态民歌在歌唱方法、曲调创作、情感表现等方面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其一，从歌唱方法上来看，从《礼记乐记》《东府杂录》等书中所记载的历经数千年总结而成的中国古代声乐理论中，汲取精华；从兄弟少数民族独立、完整的声乐体系中借鉴经验，比如蒙古族长调、侗族大歌等，从而推进演唱方法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
其二，从曲调创作来看，原生态民歌的曲调数量可谓浩如烟海，为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曲目，要不断传承并成为创新的素材。如孟姜女调、茉莉花调等一些作为母体的时调在我国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发展中所体现的“同宗性”。
其三，从情感表现来看，原生态民歌所唱的亲情、爱情、乡情、友情等具有众所周知的普遍性、本真性、普适性。相同的人性、相通的人情、相似的人事使那一首首歌曲跨越时空，使“天涯共此曲”“此曲共千秋”“今人未唱古时歌，今歌却被古人唱”成为可能，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兰花花》《茉莉花》等。
四、有利于促进我国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淀成的文化传统，将长期作用于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传承传统，需要个性与多样性，需要不断创新。
首先，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传承传统。当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世界共识的时代潮流时，寓教于唱的原生态民歌所讴歌的“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中华文化的和谐传统，以及所蕴含的民风民俗、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人文底色，影响着当今中国音乐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将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保护原生态民歌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认知程度，引发了人们关于音乐文化遗产的思考，增强了传统音乐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只有不断探索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适应性转型，进行接续历史与传统的文化传承，才真正有利于整个音乐文化的和谐发展。
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范文4
影像文化能塑造社会文化心理，作为影像的电影不是个体的事业而是一种社会群体共同打造的事业，它倾向于照顾社会群体的普遍文化心理；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影像的生产是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就某个角度而言，它集中反映了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了该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影像文化生产的意义乃由幕后的制作团队所设计，由于天生的商业属性，影像文化的生产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影像文化消费，但其前提是这种设计与受众的反馈具有同一性，这其实就是社会文化心理学问题。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中揭示说：“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西方不同时期的影像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都风靡一时，就显示了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如《洛奇》中的洛奇坚定勇敢、执着不屈振奋了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衰落时期的美国人。《辛德勒名单》中倾家荡产冒死救助犹太人的辛德勒；《真正的人》中的马西列耶夫失去双腿后，以坚强的意志重新站立起来，并重回飞信中队；《风声》中的顾晓梦为了抗日，潜入敌人内部，忍辱负重，至死不渝。这些英雄人物让观众或震撼或激越。他们都暗合了东西方人们对英雄的想象以及对崇高的向往，因此，这些影像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都起着能动作用。
影像文化有助于形成社会集体记忆。在历史的发展中，影像记录着历史的变迁、聚焦着文化的变动。影响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激发影像想象力的重要源泉，因此，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为各国影像争相创作的重要题材，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布谷鸟》《最长的一天》《拯救大兵瑞恩》《不列颠之战》《从海底出击》《老枪》《虎口脱险》《美丽人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虎！虎！虎！》《地道战》《红樱桃》《红高梁》《南京！南京！》等关于二战题材的经典影像已形成全世界人民的一种集体记忆。有时这种记忆也会通过影像集中在一些世界著名、瑰丽璀璨的明星身上，如奥黛丽・赫本、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阿诺・施瓦辛格、迈克・杰克逊、李小龙等，在他们身上就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些经典的影像跨越了时空，为不同时期的人们再现着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某一时刻，已成为世界各族人民心里永恒的记忆。
二、 影像文化的意义
影像文化作为视觉文化的一种典型表征形态，以其对社会生活的超强影响力和覆盖力，把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理性结构引至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享乐主义，基于影像污染、影像暴力等诸多负面因素的可能存在，人们对影像文化因其类型化与世俗化所导致精神文化的低俗化以及文化审美趣味的肤浅化进行不同程度的撕毁，然而事实并非仅仅如此，需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影像文化存在的客观事实。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影像文化凭借其商业化运作大批量生产、远距离时空传播，实现了艺术产品的规模化创作，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文化交流方式和传统消费观念。与此同时，影像文化具有的现代性、泛性、大众性、多元性以及商业性，使其在现代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强化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可以跨越时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同时影像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又克服了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使不同阶层、不同国籍的人们在沟通和交流方面更加的畅通无阻，使东西方异质文化在不断的碰撞和冲突中，整合重构，融合创新，由此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影像文化重组了文化的形态和观念，是一场张扬主体文化精神的革命，可以说，影像文化是传统文化与当代传播手段相互影响、相互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产物。人类的文化传播自古都有，不断发展，从口口相传发展到现在的以电子媒介作为工具的传播，从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文化形态，日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尤其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文化形态。“电子媒体是一种具象的、动态的、较少受时空限制、传播速度较快的文化传播媒体。”[2]在它的作用下，影视文化艺术“剥离了高度抽象的Z言文字代码，卸载了印刷媒体沉重的物质重负而代之以生动、逼真、直观的影像画面。”[3]影视文化的出现使人们对对象物的感知摆脱了相关文化知识的限制，绕开抽象的概念，通过影像而获得相应的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即对行为主体的要求则是只需他们具备一定的感知能力即可。与听觉的、空间的、心理的分析与阐释等都紧密相连的影像文化为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完整的互文世界。电子媒介将个体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文化系统中重寻自身的合法地位，文化不再是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而是一种大众化的、全民性的群体消费行为，它不分人的高低贵贱，将世界各族人们都纳入了文化的版图，在这个意义上说，影像文化所带来的是一场具有全球化意义的革命。
三、 影像文化的民族性表征：多元的影像民族风格
文化的民族风格主要取决于各民族独特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指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习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认识、形成的情感信仰、倡导的道德体系、制订的法律规范、共同遵循的风俗习惯，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复合体。在共同的民族经历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有利于维系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其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就会分裂甚至消亡。中国电影理论家罗艺军指出：“文化危机在各种危机中乃最深刻之危机，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自我确立的本质特征。”[4]同理，各民族所创造的影像也必然具有民族性。影像民族风格则是民族艺术家们在影像创作过程中，为了表现本民族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影像艺术传统，诸如独特的民族语言、独创的艺术手法、特殊的地域风光、奇特的民风民俗、个性化的人物以及建筑等共同构成影像的民族性。
（一）民族内容
民族影像作为某一文化区域成员共同理解的代码，必然要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以及民族精神，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屈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民族影像艺术家把他们的爱国精神和赤子之心化为我国影视艺术的主题，《上海之战》《共赴国难》《风云儿女》《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古刹钟声》《铁道游击队》《独立大队》《地道战》《》《晚钟》，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题材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母亲》《十月》《区委书记》《虹》《库图佐夫》《侦察员的功勋》《真正的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出于相似的原因，也倾向于以十月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主题，“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红经典，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电影《碧血金沙》《不归路》以西部拓荒和加州的淘金热作为题材，宣扬美国民族的自由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查尔斯・卓别林的《淘金记》用喜剧的手法真实而夸张的描述了美国人去西部淘金的热潮，赞扬他们挑战困难的奋斗精神，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影像中的民族性“标识”
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世界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影像产品的民族性为其代码之一同时也是彰显其个性的标识。在竞争激烈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影像产品的这种民族性标识便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播，既满足本国观众的欣赏口味，又满足了其他国家观众的猎奇的心理。众所周知，当论及电影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好菜坞梦工厂的西部片、科幻片、灾难片以及歌舞片等，英国的谍战片、意大利的喜剧片、韩国的唯美悲情的情感片、印度宝莱坞的歌舞片、日本的动画电影、中国的功夫片等。这些影像呈现给观众的自然景物、人文景观、节日庆典、文娱体育等都是民族的标识性象征，诸如象征中华民族长城以及黄河、日本樱花以及富士山、埃及金字塔以及尼罗河、美国自由女神像、法国埃菲尔铁塔、英国大本钟、意大利比萨斜塔、印度泰姬陵、荷兰风车、丹麦美人鱼的影像；文娱类的，如代表中国的乒乓球、日本的空手道、美国的橄榄球、法国的剑术、巴西的足球、蒙古的摔跤、西班牙的斗牛等；节日庆典类的如欧美的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狂欢节、愚人节、情人节，亚洲的新年、中国的春节、伊朗的诺鲁兹节、印尼的洒红节。根据罗斯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战争与和平》，影片中出现的化妆舞会、狩猎、占卜场景，就充分体现了19世纪俄罗斯民间的风情，为影像中的民族性“标识”。
（三）影像的民族形式
影像除了内容的民族性，还有其形式上的民族性，这种形式上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影视语言、影视结构及其手法上。日本最具传统风韵的影像导演沟口健二，他在景别上多用全景远景、少用特写，在拍摄手法上，多用全景长镜头，其镜头如动态画卷般的缓缓移动。这种独树一帜的几乎完全回避特写的全景长镜头，极富透视的空间感，是日本民族电影风格的一大标志，在影片《阿游小姐》（1951）、《雨月物语》（1952）中，这种长镜头得到了典型运用。其摄影机流畅的运动，使受众在欣赏洋溢着日本影像的“静谧幽玄”之美的同时，能深刻感受到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日本式的空间观念。岩崎弛在《日本电影史》中道出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电影风格差异的玄机：“日本电影和外国电影风格上最明显的不同是，日本电影远景和全景这种远距离摄影位置的镜头多。”[5]欧美电影在电影语言运用上与此截然不同，它们以人带景，注重人物的细节，多用特写，强调视觉冲击力，讲究R头的节奏和变化，突出色彩对比。这些乃欧美电影在影像艺术形式的民族特色。
另外，民族风格还体现在影视作品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影像在叙事、情节设置、细节刻画方面都带有民族特色点，比如说我国最早的电影――“影戏”以叙事（特别以戏剧性叙事）为核心，以讲故事为重点，以舞台戏剧相似的段落场面为其基本的叙事单位，带有强烈的戏剧化色彩，如《定军山》《难夫难妻》《劳工之爱情》，在结构方面多采用“谢晋电影模式”，即“开端、发展、和结局”来结构故事，其冲突和戏剧悬念是其首要元素。《春蚕》《大路》《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影片，注重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情节、安排矛盾，也很少用首尾颠倒、频繁闪回结构方式。与此相反，西方电影一般以人物的意识变化和心理流动来组织故事的情节，比如瑞典电影《野草莓》，就是采取汽车旅行和心灵旅行两条线索交叉的叙事结构，在交叉的时空背景中展现主人公的意识流动。即使那些故事性较强的西方电影，也是通过镜头的变化，采用倒叙、插叙、频繁闪回的电影叙事手法，与中国电影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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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尤游，戴元光.影视文化社会身份刍议[M]//图像时代：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诠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5.
[3]赵维森.视觉文化时代人类阅读行为之嬗变[J].学术论坛，2003（3）：25.
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范文5
雕塑的民族性是历来被大家所公认和认可的一种创作思想和创作依据，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雕塑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样式，它的视觉特点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进而启发人们由外在欣赏内化为理性思考。在这种前提下，雕塑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及艺术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决定了对这些方面的探索必然是倍受重视的，从而也使得雕塑的创作必然有着多样性和独创性的特点。
从雕塑的创作特点来说，问题的着眼点就变得简单了。就是说优秀的雕塑作品关键取决于它的创造特点，就是它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和精神品性，这也是所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品评法则。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范围看来，很多优秀的雕塑作品并不能归结于哪个民族或哪个族群创造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各种文化和艺术元素相互影响、渗透甚至是互相“嫁接”才完成的。而正是这种“嫁接”和融合之后的作品更具有着卓越的生命力。那么这里，我们又怎能轻易地将它们归之为某一“民族性”呢?
从古代丝绸之路上遗留下来的那些著名的雕塑中，我们可以清楚见到这样的特点。这些雕塑很难说清它们是哪个民族的，它们身上体现出了更多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古代佛教雕塑更能说明这一点。
自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西域绿洲后，大规模的佛教雕像也出现了。在今天遗留下来的这些堪称艺术精品的雕塑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如犍陀罗造像主流时期的作品，这些雕塑脸型长方，眉毛与眼睛距离很近，额高，眼眶微深，鼻梁高且直，与眉脊相连，嘴唇轮廓显著，表情娴静安详，嘴角含有微笑而不外露。头发呈波状缕发由前向后梳理。晚期造像有螺发和其他发型。这是典型的犍陀罗式的佛教造像，是贵霜王朝时期的雕塑风格。但这种风格我们仍然可以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佛教雕塑中见到，但这种风格已经不是纯粹的犍陀罗样式了，而是明显带有了本土化的艺术倾向。
这种艺术现象从而也就说明了雕塑的民族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当然也有着现实中的扩展和变化，因为从一种更广阔的范围来说，一种艺术样式或艺术风格的成功和确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多种艺术传统和艺术形式相互借鉴和融合才最终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讨论艺术作品中的民族性，或者将作品的民族性与其背景艺术因素割裂开来进行思考无疑是不够全面并缺乏深度的。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雕塑并不仅仅只有犍陀罗样式一种，还有着“笈多式”造像和“秣菟罗”造像等众多雕塑样式，这些雕塑的存在和产生也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这些雕塑样式之所以突出并受人关注还是在于它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多种文化与艺术样式的“嫁接”与“融合”。这同样是在说明并非所有的民族性雕塑就都是世界性的，在这个结论之外同样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多种艺术形式和元素融合混血后产生的艺术样式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这种艺术形式本身也是很难界定它的民族身份与风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地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这里就未免不合时宜，同时也有着以偏概全的偏颇之处。
在今天和田、莎车等地出土的雕塑作品中，另两种比较著名的就是“笈多式”和“秣菟罗式”雕塑造像。“‘秣菟罗’佛像的面部特征是：脸庞较宽，双唇紧闭，嘴角上翘，双目圆睁，平视。”(见仲高著《西域艺术通论》第216页)这是“秣菟罗式”佛教雕塑造像的特点，而“笈多式”雕塑则是“犍陀罗”和“秣菟罗”两种风格向古典样式的确立和回归。通过这种发展一种新的佛像造型艺术出现了，通过今天在南疆地区出土的雕塑我们可以看到，圆雕的佛陀身材修长，全身比例更加合理，额头较圆，鼻直而双唇较宽，身着“湿衣透体”式的通肩大衣。整个雕塑传达给人们一种细腻、含蓄、富有表情的神态及感觉。
“笈多式”和“秣菟罗式”是两种著名的雕塑样式，在它们身上也能很好地体现出“雕塑的民族性”这一特点，那就是它们是典型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反映，同时古代印度人们心目中的佛陀及神灵形象也在它们身上完善地体现出来。如果单纯从这两种雕塑来看，“民族性”的特点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风格的存在其“世界性”的意义也具有了深入的内涵。
但丝绸之路上的雕塑有着更为广泛而多样的风格，如和田热瓦克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雕塑则显示出了另外的风格样式。它们“头发呈螺旋状，脸庞平整，鼻粱高隆与眉骨相接。体型优美，宽肩细腰，流畅的褶襞，凸起的衣纹，透出修长的双腿，左手自然下垂，右手上举持说法印”。(见贾应逸、祁小山著《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第190－191页)从艺术风格学的角度来说，和田地区的这种雕塑更像是“笈多式”和“秣菟罗式”雕塑样式的混合体，它在手法上借鉴了印度的佛教造像风格，而在人物造型方面则是参照了古代于阗本地人的相貌特征，从而使得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佛教雕塑出现了新的特点。
时至今日，面对这些古代西域绿洲上的雕塑不但我们难以说明它们的具体出处，从艺术形态上我们甚至也很难划分清楚它们的样式特点及风格流派，但它们在雕塑特征和视觉审美上的确有着独树一帜的地方，这也是它们的成功之处。从这一点看来，单纯地讲雕塑的“民族性”无疑是片面的。
雕塑作为艺术门类中视觉艺术样式的一种，有着它自己的创作特点和审美规律。但作为人类思想意识与文化的反映，它也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这种状况自然也决定了雕塑的创作是各种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潜移默化之中体现着文化的具体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雕塑与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就体现出来了，雕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雕塑的背景支持和发展的源动力。如果说“民族性”雕塑的话，当然也更可以说是“文化性”的雕塑。以这种观念来再次反观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雕塑作品，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它们的内涵及意义了。
丝绸之路上这些雕塑的产生得益于悠久的丝路文化，丝路文化就是一个外向、多元并且是开放的文化体系。新疆也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分布和迁移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俗和审美差别，东西方的商贸往来也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这样的文化特点从题材、美学理念和雕塑语言等各个方面都影响了古代新疆雕塑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范文6
[关键词]：新课程 音乐欣赏 曲目选择 实践方式 思考
所谓音乐欣赏，是指对音乐教学活动中的音乐进行指向性的倾听，从而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而音乐欣赏曲目选择是音乐鉴赏教学的一部分，通过合理的进行曲目选择，减少学生音乐欣赏的盲目性和片面性，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和社会知识。
一、音乐欣赏曲目选择的基本原则
音乐欣赏是以聆听音乐作品为主的音乐教学，音乐欣赏是曲目选择的重要条件，在音乐教育中，选择音乐欣赏曲目应坚持艺术性、思想性、代表性、民族性的原则，尤其是艺术性，艺术性是音乐作品表达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在音乐欣赏曲目选择教育中，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欣赏曲目选择的艺术性、时代性、民族性。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主要是根据音乐所具有的艺术性、时代性、代表性来决定的，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充分体现社会存在的积极意义，也能表达音乐家的思想感情，使人们深刻领悟到音乐所所带来的魅力，同时也能培养人们的审美观念，这就要求音乐作品具有完美的艺术性，因此，在欣赏曲目选择中，应遵循音乐艺术性、时代性、民族性的原则，只有选择具有艺术性、时代性、民族性的优秀音乐作品，才能继续发扬社会发展的传统民族文化，并传承人类的文化精神，所以，优秀的音乐作品是音乐欣赏教学选择曲目的基本原则，也是实现音乐的教育目的。
（二）音乐欣赏曲目选择应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将音乐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不仅丰富了音乐作品的情感体验，也提高音乐内容的技术含量，而音乐内容是音乐教学的主要工具，在音乐欣赏教育中，要求学生对音乐内容进行理解和掌握，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因此，音乐欣赏曲目的选择，应选择有技术含量的音乐内容，并根据学生的心理需要来进行曲目选择，使学生的审美观念和情感得以提升，进而提高音乐欣赏能力。所以，音乐欣赏选曲上，应满足以下内容：第一，音乐内容的多样性，无论是在题材方面，还是在风格方面，都应体现音乐内容的多样性，由于大多数高中学生都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选择符合学生身心发育的音乐内容，不仅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也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只有满足了学生心理需求，学生才有浓厚的兴趣来欣赏音乐，注重学生的心理需要，使音乐欣赏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音乐内容的趣味性，由于高中学生的心理发展不是很成熟，其在音乐审美态度、审美趣味方面都有着不一样的欣赏观念，尤其是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大多数学生的音乐感知能能力都有所发展，但是，与初中学生相比，高中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发展较缓慢，因此，在欣赏曲目选择上，应根据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程度来选择音乐作品。总的来说，音乐欣赏内容选择上，应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并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向音乐欣赏方向发展，使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得到提升。
二、音乐欣赏曲目选择实践方式分析
新课程标准下，音乐欣赏教学成为了音乐教育的一门课程，以欣赏音乐为主体，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爱好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音乐欣赏教育中掌握音乐知识和欣赏方法，这就要求进行高中音乐欣赏选曲，通过建立以音乐欣赏为主的完整教育体系，使学生在今后音乐教育生涯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高中音乐欣赏曲目选择包括以音乐史为内容框架和以体裁为线索形成的内容结构的两种编排方式。第一，以音乐体裁为线索的编排方式，是指根据音乐艺术特点来分类音乐内容，使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充分理解、掌握音乐知识；第二，以音乐史为内容框架的编排方式，是指将音乐艺术文化与其他艺术文化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编排方式，通过对音乐史的比较，从而选择优秀的音乐欣赏教学内容，这两种种编排方式注重教学的主次性和内容的连续性，符合音乐欣赏教学，但是，从音乐表现手段分析，这两种编排方式还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音乐知识掌握不牢、音乐内容层次不分等方面，因此，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应探索符合音乐教育的实践方式，使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改进音乐欣赏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在音乐欣赏曲目选择与编排中，应根据学生的心理需要来选择音乐课程资源，并且选择的课程资源应具有丰富多样性，在音乐内容编排上，应充分体现现代教育的思想，使编排的音乐欣赏教学内容满足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学理念。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音乐欣赏曲目选择理论体系，并充分考虑音乐的题材、体裁、风格来编排音乐教学内容，充分体现欣赏曲目的文化性、音乐性、艺术性，使学生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发现音乐艺术的表现规律。另外，音乐欣赏曲目选择与编排上，应结合当前音乐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来选择曲目，使音乐教学实践活动落实到位。
（二）以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为教学目标
由于音乐欣赏曲目选择存在数目数量大、选择程度高的特点，这就要求在音乐教学实践中，应加大音乐欣赏曲目的选择，第一，根据曲目的细听、粗听的教学原则来选择音乐曲目，并且根据音乐的主体和旋律节奏来加强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第二，结合音乐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心理需要，选择各个地区音乐课程资源，并对音乐曲目进行合理调整；第三，选择具有文化性、艺术性的音乐曲目，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欣赏能力。
结束语
在音乐教学实践中，音乐欣赏曲目选择与编排是音乐教学的主要内容，加强对音乐欣赏曲目选择与编排，并结合音乐教学实践的问题，合理提取音乐曲库，同时围绕音乐教学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目标，选择具有艺术性、时代性、文化性、民族性的音乐曲目，从而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和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1]罗琦. 略谈高中音乐欣赏曲目选择的思考与实践[J]. 音乐天地，2010，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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