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渔业海洋学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渔业海洋学范文1
关键词：素质教育；特色办学；海洋教育品牌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6-0027-04
当前，实施素质教育和高考选拔现实的反差，以及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促使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不仅是考上大学，而是能考上“211”、“985”重点大学。素质教育发展到目前，家长对素质教育的水平仍然存有疑虑，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和家长通常用同一个标准对一个地区的所有学校进行排队，然后以此来判断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这一标准通俗来讲就是升学率。尽管也考虑学校的办学特色，但后者几乎无条件的服从前者。这种局面的形成，问题不在家长也不在社会，这是由高中学校同质化发展状况造成的，学校发展的特色不够鲜明，家长只能用升学率来区分学校，如果学校再试图通过提高升学率扭转局面，就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先搞应试教育，把分数提上去，招进好学生来，再搞素质教育”，因此“高分学生上高分数学校”几乎成了社会和家长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发展水平的高中几乎不可能招到高水平的学生。实践证明，单靠提高高考成绩来解决高中学校发展问题是行不通的。
笔者认为高中学校多样化办学和特色办学才是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普通高色发展和多样化办学的高中发展战略，这既是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校走出困境之路。中国海洋大学附属中学(青岛市第39中学)在教育的创新发展方面成绩比较突出，不再与其他学校比升学率，而是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以兴趣培养为核心，以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为重点，系统开发海洋教育课程，创建鲜明的海洋教育特色，为对海洋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搭建独有的平台，学校办学质量有了新的突破。
一、特色办学的内涵
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多元化、特色化的办学成为各高中学校发展的重要趋势。所谓特色办学就是结合本学校自身的优势来进行办学，这种办学思想不仅能够突出学校自身的优点，同时也能够为学校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特色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人无我有”，即个性或独特性；二是“人有我优”，即优质性；三是“人优我新”，即开拓性或创新性。高中学校办学特色则是指高中学校在一定办学思想指导下，在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优质的和富有开创性的个性风貌。高中学校办学特色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办学思想的特色，办学主体的特色，办学模式的特色，办学环境特色等。此外，还反映在教学的特色、科研的特色、管理的特色等许多方面。办学特色既可以表现为整个学校的办学风貌，也可以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办学特征。
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多样化办学也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多样化其中就包括特色化。当前国内很多高中学校都十分重视办学特色的研究与建设，这主要是因为特色代表着发展，特色代表着实力。这种实力来自各种特色所形成的合力；有特色的目标可产生导向力，有特色的专业可产生生长力，有特色的模式可产生发展力，有特色的环境可产生吸引力，有特色的校长可产生感召力，有特色的教师可产生影响力，有特色的学生可产生竞争力。总之，特色办学能提高办学效率，形成办学活力，进而使学校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办学特色的形成是在正确办学思想指导下，经过办学治校者与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它要经过不懈追求，长期积累，才能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
首先，特色办学要有正确的办学思想。办学思想对特色办学具有导向作用，一所学校的发展思想主要靠校长的领导，校长的办学思想是对办学的目标设计、价值追求、角色定位等问题的理性思考。这些思想对形成办学特色具有重要的选择与定向作用，考查中外所有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无一不与校长独特的办学思想密切相关，如洪堡的思想与柏林大学、的思想与北京大学、竺可桢的思想与浙江大学，等等。因此，树立办学特色首先要选择一个好校长。好校长应是一位拥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学者、政治家和教育家。他不仅要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还要拥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完善的人格修养、独特的思维品质与出色的管理才能。只有具备这些品质和修养的人才能领导学校进行特色化办学。
渔业海洋学范文2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权问题；话题转向和前沿趋势；海洋中国话语
【作 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 ]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 ]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 ]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 ]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 ]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 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 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 ]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 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 ① 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 ]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 ]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 ]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 ]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
Durrenberger 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 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 ]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 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 ]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 ]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 ]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 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 ]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 ]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 ]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 [39 ]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 ]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Firth， Raymond.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M].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Inc.， 1975.
[2] 王利兵.海洋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视角[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 王嵩兴.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M].“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三，1967.
[4] 康纳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M]. 张经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Breton， Yv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 Groups in an Eastern Canadian Peasant Fishing Community： Bilateral Kinship and Adaptive Processes[J]. Ethnology， 1973， 12（4）.
[6] Ellis， Caroly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wo Fishing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1984， 46（3）.
[7] Schoembucher， Elisabeth. 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Maritime Adap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Flexibility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South Indian Fishing Caste [J].Ethnology， 1988， 27（3）.
[8] Byron， Reginald. The Maritime Household in Northern Europ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4，36（2）.
[9] Robben， Antonius C. G. M. Stratification， Scale and Ranking： Social Change in Two Brazilian Fishing Communities [J]. Ethnology， 1982， 21（2）.
[10] Volkman， Toby Alice. Our Garden Is the Sea： Contingency and Improvisation in Mandar Women's Work[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4， 21（3）.
[11] Westaway E， Seeley J， Allison E. Feckless and Reckless or Forbearing and Resourceful？ Looking Behind the Stereotypes of HIV and AIDS in ‘Fishing Communities’[J]. African Affairs， 2007， 106（425）.
[12] S・reng， Siri.U. Legal Pluralism in Norwegian Inshore Fisheries： Differing Perceptions of Fishing Rights in Sami Finnmark [J]. Maritime Studies，2013，12（9）.
[13] Smith， Roger C. The Caymanian Catboat： A West Indian Maritime Legacy [J]. World Archaeology， 1985， 16（3）.
[14]最后的捕鲸战役（Lamalera l'ultime combat）[EB/OL]，http：///video/VSET100216166991/1eeec54ba5c14ffcba252a841e3b106b.
[15] Mascia M B， Claus C A， Naidoo R. Impac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Fishing Communities[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24）.
[16] Schlager，Edella.， Ostrom， Elinor.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coastal fisher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M]// Terry Anderson and Randy Simmons.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ustoms and cultures： informal solutions to the commons problem，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1993.
[17] Carruthers， Bruce. G.， Ariovich， Laura.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1）.
[18] Aswani，Shank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demographic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n sea tenure regimes in Roviana Lagoon， Solomon Islands [J].Ambio， 2002， 31（4）.
[19] Acheson， Jame.M. Anthropology of fishing[J]. Ann.Rev.Anthropol，1981（10）.
[20]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 162（3859）.
[21] Acheson， James M. The Lobster Fiefs： Economic and Effects of Ecological in the Territoriality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Human Ecology，1975， 3（3）.
[22] Acheson， James M.， Gardner， Roy J. Strategies， Conflict， and the Emergence of Territoriality： The Case of the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4， 106（2）.
[23] Durrenberger， E. Paul， Pálsson， Gísli. Ownership at Sea： Fishing Territories and Access to Sea Resources[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7， 14（3）.
[24] Ostrom， Elinor. The challenge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J]. Environment ， 2008， 50（4）.
[25] Allen R， Joseph J， Squires D. Convers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Tuna fisheries[M]. Wiley-Blackwell，2010.
[26] Acheson， James M. Private Land and Common Ocean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Regimes[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5， 56（1）.
[27] Edwards， Steven F. Ownership of Renewable Ocean Resources[J]. 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 1994， 9（3）.
[28] Levin， H.B. Controlling Access： Forms of “Territoriality” in Three New Zealand Cray fishing Villages[J]. Ethnology， 1984， 23（2）.
[29] Taylor， Lawrence. "Man the Fisher"： Salmon Fish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in a Rural Irish Settlement[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1， 8（4）.
[30] Gatewood， John. B.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synergy： Information-sharing groups among southeast Alaska salmon seiners[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4， 11（2）.
[31] Bavinck， Maarten. Fishing rights in post-war Sri Lanka： results of a longitudinal village enquiry in the Jaffna region[J]. Maritime Studies ，2015， 14（1）
[32]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J].史林，1995（1）.
[33] Bourdieu， Pierre.， Wacquant， Lo？fc J.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street publishers，1992.
[34] 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
[35] Schachter， Oscar.， Serwer， Daniel. Marine Pollution Problems and Remed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1，65（1）.
[36] J. Dvarionien， G. ZoblaitNoreikien， J. Kruopien，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Life-Cycle Assessment Method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in Klaipda Sea Port， Lithuania[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13（290）.
[37] Vallarta， Jose Luis.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t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J].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83， 46（2）.
[38] Diehl F P， Siqueira C B. The Juridical Guardianship of Marine Waters in Brazil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 Managment of Hidric Recourses： International Acts and Incident National Legislation[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06， 1068（1）.
[39] 张先清.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视角[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3）.
[40] Levy， Eric M. Oil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J]. Ambio， 1984， 13（4）.
[41] Barbara R， Merrill S， Van W J.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Futur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6， 108（1）.
[42] Kottak， Conrad.Phillip.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Boston：McGraw-Hill，2009.
[43] 陈刚.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J].民族研究，2011（1）.
[44] 张先清.人类学重返海洋与岛屿时代[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03.
渔业海洋学范文3
关键词 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 实践教学 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Innovation and Effect of Inland College 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DONG Kunming[1][2]， BAO Weiyang[1][2]， ZHOU Xiaojian[1][2]， MIAO Li[1][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2]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land universities specializing in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nnovation of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summarizes the main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s in the profess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Yangzhou University carried out and achieved effect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 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
自新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突破传统观念和限制加强海洋教育以来，许多院校，包括内陆有条件的一些高校纷纷设立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海洋资源与环境是一个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因此在它的专业教学中，必须给予学生们大量的实践机会，以便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同时该专业也是一个创新性很强的新专业，各院校纷纷在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与内容，以期让学生们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运用新的知识，获得成功的信心并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①②③为此，原有的一些专业建设所采用的实践教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必须对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创新探索并及时总结。
1 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必要性
1.1 社会认知和学生认识方面对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要求
长期以来，人们对海洋学科的认识停留在海洋类专业只能在临海高校才可以进行研究教学等工作，而非临海高校无法设置这类专业。基于这种认识，很多人对非临海高校开设的海洋类专业不了解，不愿报考内地高校海洋类学科，这导致该学科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调剂方式招收进来。这些学生进入校后，对专业了解不足，对专业的学习感到迷茫。这必将导致这些学生缺乏学习动力，不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也不能很好地掌握专业技能。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毕业后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以及就业困难。事实上，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国家和社会，对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技能以及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洋科技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结果是，一方面海洋类学生在学校没有获得足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能够满足海洋强国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许多涉海产业的快速发展急需海洋类科技人才。必须依赖于改革教学体系，尤其是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来化解这一矛盾。与理论教学体系相比，实践教学体系更能培养一个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依靠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开拓思想，增加专业认知，并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实践能力，培养出符合建设海洋强国要求、立志于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1.2 学生兴趣爱好与专业学习有效结合的要求
兴趣是学生在学习、工作中起着动力作用的因素。但目前相当多的大学生缺乏真正的专业兴趣，尤其是对那些通过调剂招收进来的学生。同时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有些热衷于网络，喜欢从网络中获取知识，并建立相关的网页网站；有些热衷于摄影，喜欢拍摄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景观等；有些热衷于旅游，喜欢到各种生态环境中考察……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应当考虑如何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调整或者提升兴趣目标。在专业学习和兴趣爱好相结合的过程中，使得专业知识学习和兴趣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
1.3 学生就业和创业对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要求
自高考改革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环节仍沿用精英教育的模式，这使得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和我国的产业调整与发展出现了一些脱节。特别是对当前蓬勃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很多非公有制企业不能吸纳或者吸引更多大学生就业。创新高校实践教学体系和内容也是新时代的要求。对优秀毕业生的回访也证明，许多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毕业生，在以往的实践教学中不仅获得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通过实践教学增加了对相关产业的直观认知，开拓了眼界。从而早早地为将来的就业以及创业确定了目标，打下了基础。
如何通过教学改革，让专业实践教育环节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亮点，加快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与专门化，使得实践教学体系向着有利于社会认知、社会需求、学生认识、学生学习和发展等等方向进行深度的改革创新是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2 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措施
2.1 优化专业课实验教学内容
海洋资源与环境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专业实验课所要求的基本实验技能以及专业技能，这是学生达到专业培养方案的前提，并且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更好地开拓他们的创新能力。因此，我们首先优化与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理论课程紧密结合的实验课程内容，在实验教学上适当减少验证性实验，最大限度地增开综合性实验以及设计性实验。并且为了适应实验课程的优化，专业教师在已有专业实验手册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适应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内容，同时针对实验类型的不同，探索新的实验教学方法。精心确定每个实验课的目的、理论、实验内容、数据分析等内容，区别对待不同类型实验项目，将实验项目要完成的要点涵盖整个实验教学体系。使得实验教学体系既能满足于加深学生对学科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又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2.2 强化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主干课程的集中教学实习
在掌握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基本实验技能的基础上，开设海洋资源与环境的集中教学实习，并通过集中教学实习这种方式，努力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能够将各门基础实验课学到的各项技能综合到一起并能熟练应用。对于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海洋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调查方法》和《海洋防污染与环境保护》，我校开设了四十课时以上的专业实习，并组织配备经验丰富的教师以及相应企事业技术人员参与教学实习指导工作，使学生在强化各项技能的基础上开拓他们的视野和知识面，为学生在将来应用以及更深入地学习专业知识打下了坚实基础。针对专业基础课程《海洋浮游生物和生物饵料培养》和《海水养殖学》，在江苏如东海产品养殖基地进行教学实践实习。通过这些专业技能的集中教学，学生提高了动手能力，开拓了视野、培养了科学的精神以及态度。
2.3 丰富课外实践方式
基于学生个人情况因材施教。在学生基本专业技能强化训练和实践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实践训练。这些方式包括：第一，在大二学生完成专业技能强化训练之后，建立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去，熟悉科研创新工作。第二，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创新基金的申报，获得资助的团队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创新基金的研究工作。第三，鼓励学生实性践学习，从三年级开始，让学生参加实践基地的生产过程，在技术人员的指导参与各类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调查统计工作，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四，鼓励学生组建创业团队，进行创业设计或根据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开设的专业发展课程，进行创业初期研究，例如：根据《海水养殖学》课程的内容选择某一种海洋生物，例如经济藻类、鱼类、贝类、海参等进行饲养，了解它们的养殖过程，计算成本和收益，为毕业后创业做准备，从而达到培养创业型人才的目的。
3 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效果
学生专业兴趣逐渐增强。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增强了学生对学科知识点的理解，使得学生可以系统性以及连贯性地把知识点融会贯通。学生的学习方式不仅是被动地接收专业知识，更多的是连贯式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方式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对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伴随着学生们的学习，也培养了学生的团结互助、相互协作、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学生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在积极拓宽课外实践方式的同时，我们鼓励学生申报各级科创基金。近年来学生共申报50余项科创基金。这些创新基金申请有一半以上获得了校级、省级以及国家级的立项。这些立项是对学生科创能力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以及参与科研的热情，使得他们更愿意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科研。近三年来，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共有3个学生创新团队获得学校的科创表彰，学生以第一作者或参与三十余篇。
学生专业素质普遍提高。通过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学科实践教学体系更加适合学生学习以及发展的需要。在这个体系的创新假设中，我们以专业实验教学为基础，以专业实践为综合，以专业实习为开拓，以学生参与科研、参与科创基金申报、参加科技服务小组等活动为增强点。这些方式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开拓了他们的专业视野，增加了他们的专业认同感。
注释
① 彭熙伟，郑戌华，王向周.工科专业本科毕业设计选题的几点思考[J].高教论坛，2012（12）：45-47.
渔业海洋学范文4
1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可以参加技能竞赛的种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新兴的专业，专业建设起步晚，国家组织的该专业技能竞赛较少。目前，国家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组织的船舶海洋类技能竞赛主要有：水上航行器竞速赛、国际水下机器人任务赛、船舶模型设计竞赛、石油平台创意设计竞赛等。这些竞赛需要船舶海洋专业知识，需要学生综合学习的本专业各门课程进行创新与设计。
2 技能竞赛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师提高工程实践能力及双师型队伍建设的推动作用
参加技能竞赛能否取得优异的成绩，关键取决于专业教师的指导能力。因为职业技能竞赛所需要的知识综合性、专业性强，学生学习知识能力有限，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好的工程实践能力。只有具备完善的专业理论知识、较高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高技能人才。学校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地改善知识结构，定期组织有能力的教师去企业进行挂职锻炼，参加各种专业知识培训，取得专业技师以上的职业资格证书。学校还可以定期聘请企业一线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来学校给教师培训，促进教师学习专业前沿实践知识，培养教师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提高专业能力，积累实践经验。
3 技能竞赛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实验实训条件改善及校企合作建设推动作用
技能竞赛能推动专业实验实训条件的改善。学生要参加专业技能竞赛，需要做出相应的作品或创意图。这就要求学校提供合适的设计和制作场地及制作设备。学校可以根据技能竞赛的要求，采购专门的工具设备及材料，建立专门的实验实训室，作为参加技能竞赛的实验室提供给学生。学生有了安静的创新设计场所，就能够在技能竞赛上投入所有精力制作作品，在比赛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反之，要是学校没有改善实验实训条件，学生连创新设计作品的地方都没有，何来优秀作品参加技能竞赛。总之，技能竞赛对专业实验实训条件的改善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企业是学校人才培养的校外实训基地。国家举行竞赛的目的就是为了企业人才需求，举行各种设计竞赛的主题，也是根据社会上各企业的人才需求种类及方向制定。如武船重工、中海油等企业也越来越关注技能大赛，每次比赛后企业认识了许多优秀学生，比赛结束后就有企业联系学生毕业后来企业就业事宜。通过大赛，企业和学校相互认识，建立校企合作关系，达成校企合作协议，企业可以去学校直接选拔优秀人才到企业工作，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双赢”。技能竞赛成为学校和企业交流的重要枢纽，对校企合作的建设有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 技能竞赛对人才培养方案及培养模式改革的推动作用
通过参加技能竞赛，可以检验自身的教学质量的好坏，找出自身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之处。学校教授的知识是否满足社会人才需求，哪些知识是学生上岗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都可以通过技能竞赛反映出来。技能竞赛促进了专业建设的改革，推动了本科专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4.1 通过技能大赛可以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策略
在以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大多采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即教师对知识以讲解为主，一节课50分钟，基本上能讲述45分钟，学生被动的听课学习，很多学生在下面玩手机，看小说，根本没有听课，教师不能及时发现，教学效果肯定不好。技能大赛可以转变教师的传统思想，更新教学理念。比如，一门课的教学方法可以采用项目式教学法。给学生出题，学生带着疑问自己去查阅资料，研究完成的方法。教师可以把需要的重点知识给学生提示，使学生有方向去研究。
4.2 技能竞赛对优化专业课程设置的推动作用
技能竞赛中所有操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将课堂多学的知识灵活运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出色完成比赛内容。这就要求学生既能够对所学的各门课程知识系统的掌握，又要有熟练的实践操作能力。通过以往的技能竞赛我们看出，专业课程设置与企业人才需求标准脱节，课程理论知识过于深奥，学生费精力学习了的知识大多数用不到；企业需求的人才标准多为灵活性高，实用性强的知识。因此，要意识到必须对专业课程设置做进一步的优化。学校可以派出教师深入与本专业相关企业了解企业的用人计划，有能力的学校还可以联合企业开出“企业定向培养班”，针对企业的用人需求开出相应的课程。
4.3 技能竞赛对课程考核方法改进的推动作用
以往的考核方法，大多采用做学生做试卷、教师批改的方法考核，这种方法知识简单的检验了学生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都没有表现出来。许多动手能力强，思想上有创新意识的学生因理论知识掌握欠缺而被判为低分学生，埋没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这就要求课程考核体系进一步改进。技能竞赛一般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利用所学知识完成某种功能的作品，对于创新作品还有额外加分。鉴于技能竞赛的考核方法，学校教学的考核方法也可以利用大赛题目或者是针对企业的需要解决的难题，按照课程设计或者是作品制作的方式考核。采用这样的考核方法，完全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课上时间自主学习教材知识，不懂的地方询问教师，课下去图书馆查阅教材上没有的资料。学生由被动学习改为主动学习，教学质量会大大提高。
实践证明，技能竞赛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教学改革有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通过技能竞赛，可以推动提高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及双师型队伍建设；推动改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实验实训条件及校企合作建设；推动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策略；推动优化专业课程设置；推动考核方法的改进。学校要充分利用技能竞赛的推动作用，改进教学模式，充分挖掘资源，不断地提高学生的灵活适应和创新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岩.职业技能大赛对教学模式改革的作用[J].现代企业教育，2014（10）.
[2]宋新丽，王玲波.技能大赛对教学改革促进作用的研究[J].管理，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