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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1
关键词：国家规划教材 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特点
在国家规划教材《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下面简称新教材）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体会到新教材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需要的实际出发，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
市场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它是和商品经济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即有形市场。
广义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所谓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资源或买主，沟通买卖双方实现交换。因为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在这里，买卖或交换的实现过程就是市场。因此，广义的市场就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既联系又有区别。商品经济反映的是人们进行劳动交换和经济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资源配置就是指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和部门中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机制实现的。市场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机体内的竞争、供求、价格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资源配置市场化
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市场价格，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2.企业行为主体化
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的行为应该是市场主体的行为。
3.宏观调控间接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但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相关政策，来影响价格、利率、汇率、工资等市场信号，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企业调节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标。
4.市场体系完善化
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前提。因此，我们要规范市场行为，加强市场管理，制订市场规划，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5.市场管理法制化（略）
6.保障制度社会化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搞好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与商品经济密切连在一起的。因此，它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有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还有个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有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这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第一，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劳动者的主任翁地位才能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才能得到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有了根本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2
作者：薛景元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著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政、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3
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因而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把市场经济一般和产生过程进行抽象，它们的区别就会显示出来。
所谓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市场为枢纽建立起社会经济调节机制钓商品经济。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要对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一些主要方面认识它一般的质的规定。
首先，调节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_调节的对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资金，也包括物资，既包括物化劳动，也包括活劳动，既包括产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而且还包括各个经济单位、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产业经营活动等等在内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调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使整个社会经济顺利运行。
其次，社会总商品的实现是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交换，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必须通过社会产品的实现才算最终完成，才能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在再生产中显示其效益。所谓社会商品的实现，就是社会商品的名个部份从哪里出售，使消耗的价值得到补偿，从哪里买进商品，使消耗的物质资料得到替换。所以，交换是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完善流通体制，搞活交换环节，对建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至关重要。
再次，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根本依据。市场经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理所当然的是它的基本规律，必然要对市场进行调节。实际上，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按照价值规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保证社会总商品再生产顺利实现的目的。
第四，价格是进行市场调节的基本杠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通过价格以价值为轴心的不断背离运动，能够较准确地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从而驱动资源的不断流动，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得到实现，并逐步趋于合理。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繁杂，各种商品价格的形成条件互不相同，作为调节杠杆的价格就不能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不总体价格，而是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价格体系中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它直接关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场调节机制。
第五，竞争是实现市场调节机制的普遍形式。竞争是商品经济的终生伴侣。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具有其它任何东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参与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把价值规律的要求传递到各个利益主体，才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最后，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社会性质。平等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必须坚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种平等原则，体现着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平等原则是价值规律的要求，贯串于市场经济的一切领域，制约着参与市场的所有利益主体的活动，而不管这些主体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正是这个平等原则，能够造就出平等的竞争环境，激励着各利益主体、’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的。在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生产规模狭小，商品量不大，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处于自由发展状态，市场主要是实现商品和反馈信息的场所，不存在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没有市场经济。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小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各个经济单位的联系日广泛和密切，单个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总劳动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份，一个经济单位劳动产品的实现与否，都会影响到其它经济单位的经营状况，客观上产生了对社会经挤建立调节机制的要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同时，市场在不断发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调节功能。于是，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时产生了。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一个有社会调节的新阶段。
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产生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分属于不同的范畴系列，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既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更不是等同关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样，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可以用于发展资本主义也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有些人习惯于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或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同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直接显现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或收缩、高涨或衰落。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至今仍结合在一起，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认为市场经济附属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同一源头两支分流在一定条件下的汇集，它们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由于发展到机器大生产阶段的生产力要求改变不适应它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各个经济单位成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产生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调节的要求。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间题，后者属于经济运行形式和调节机制的演变和发育问题。两者虽然都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并在同一个时期产生，但确实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系列的问题，把它们等同起来系属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资本主义结合，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而且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达到一定高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资本主义市场矛盾的日趋尖锐化，越来越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制度逐步交替过程中，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种制度的选择。由于从一长远观点看，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市场危机，同时要求在铲除剥削的过程中把平等关系从形式深入到本质，贯串到社会一切领域，为同样要求贯彻平等原则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和手段。因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两厢情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并具有游离特性的经济形式，它必须存在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下并与之结合才能发挥其功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要就是维持原状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为资本主义实现表面平等、本质上剥削的服务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离出来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为建立劳动人民之间真正平等关系服务的过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谁能同它结合，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消极等待市场经济的自然合拢，必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性，把它吸引过来，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市场经济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计划的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完全自发的。这很自然地使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自发倾向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并把自发倾向看作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这也是一种误解。自发倾向不是市场经济的专利，它与市场经济之间不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市场经济只是要求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建立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至于这种调节采取什么方式实现，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经济运动的自发倾向，是由同时并存着两个条件决定的。一个条件是各个经济单位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总要无拘无束地自由发展自己。这种现象早在市场经济形成以前的自然经济中普遍存在。市场经济的产生改变了经营形式，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成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营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质利益的自发倾向，只是自发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各个经济单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而现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所有经营单位无一例外都必须接受市场规范的约束，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下活动。另一个条件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够发达，市场容量还有闲置空间，各个经营单位之问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一个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好坏还不致引起一系列连锁反映，波及整个社会，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还不严重影响商品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实现，相反还会起充实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很一长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于同时并存着这两个条件，所以是自发的。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只能是自发的，它也可以是有计划的。当第二个条件发生…变化，即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更加发达，市场容量趋于全面饱和，各个经营单位之间依赖关系和制约关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经营单位自发活动的偏差，都会牵制一系列其它经营单位的活动，对它们起破坏作用，甚至波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导致市场危机。这就产生了由一个社会中心用计划来制约、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发倾向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体现了单个资本家与资产阶级总体之间的矛盾，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充当这个中心。于是，逐步产生了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充当“总资本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萌芽，经过几次起伏，终于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的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新时期。
计划调节和自发调节并存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参与市场的各个经营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即使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它们必然要为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自由发展，同时，在我国目前总体上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不高、社会分工相对不发达、市场容量还有较大空间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运动不仅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经济，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市场容量较为饱满，企业之间联系相当紧密，经济运动的自发状态会对它们起破坏作用，并且可能波及总体，要求采取计划形式，以保证社会经济有秩序地运转。
总之，市场经济并不注定只能是自发的。作为调节手段的形式，市场经济既可以采取自发形式，也可以采取计划形式，或两种形式同时采用。这里的关键在于条件，这无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调节手段渗透着利用它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杜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国家属于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为造就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是国家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建立起以市场为中心、以价格为基本杠杆，能对生产要素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市场机制，井利用这种机制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了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哈竞争制造一种平等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多层次下的不同情况，必须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协调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竞争活动的展开，以利于调动各类利益主体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竞争的形式，不能只强调自由竞争。竞争采取什么形式，与市场调节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会之制度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一定水平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自由竞争占绝对优势，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这种竞争形式适应当时的经济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弓L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相对提高，生产达到高度集中，一个或几个部口的经济活动被少数一些大企业控制时，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垄断控制下竞争。这种以垄断统治下的竟争为主与自由竞争并存的局面，更适应新的经济条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趋尖锐化，为适应这种条件，在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又产生了国家指导下的竟争，并得到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并呈现多层次的状态，同样要求各种竞争形式同时并存，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采取措施，组织力量清除一切阻碍、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清政企职责就是其中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政企职责不分这种原苏联模式，本来就是为取消市场经济而设计的，它对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失去了独立性，丧失了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的基本条件。面对构成市场经济经营主体的这种残缺不全的功能，市场机制无从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话。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是当务之急。党的以来，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政企职责不分的现象还未从根本上扭转，还要花很大气力才能实现。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严重障碍。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起阻碍作用，还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例如，走私贩私会扰乱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干挑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会破坏生产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钞还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投机倒把会破坏合理的价格和价格体系，使价格不能正常发挥杠杆作用，给市场经济造成混乱，封建式的欺行霸市会破坏平等的竞争，‘阻碍市场机制的实现;制黄贩黄会腐蚀人的思想，削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贪污盗窃会损害削弱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影响资金投入和扩大再生产，等等。所有这些经济犯罪活动，都会从不同方面扰乱、削弱、破坏市场经济，因此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加强教育和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种社会制度利用，就会渗入该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渗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要求。而这种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实现的，这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思想和学识指导下进行的，一旦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用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宣传群众，就会使吏多的人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原来对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理解、以致产生抵触或排斥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并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抵制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主动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人民。这无疑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起巨大作用的。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5
关键词：生态文明；价值取向；工业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迈入后工业社会时期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文明中人与人之间零和博弈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人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构想，其实质就是用生态伦理重塑在工业文明中严重扭曲了的社会价值取向。然而，当前人们关注的仅仅是生态文明应该具有的各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关于生态社会中社会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鲜有论及。
生态文明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亦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文明形态的变换与相应的社会价值取向是相互适应的。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价值取向在具体社会形态下作用的表现形式。
一、从文明形态的演进看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
(一)人独立于自然的过程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依存、依赖到对立的过程。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已经开始了自然界人化的过程，文明初期的宗教决定着人类的自然观，早期的人类并不把自然当作一个物质整体，当作人类自身之外的“它”来认识；而是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用神话的眼光看待，作为“你”来对待，一切自然界的物质都是有生命的①。早期的宗教意识实质上是人与自然浑为一体的。
农业社会的哲学与宗教思想，事实上已经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矛盾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还不足以影响生态系统的自然存在。农业社会中，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表现为在生产力的约束下观念上征服自然，生产上利用自然。
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原始文明时期人是自然神的奴隶，在农业文明时期人是在神支配下的自然的主人，那么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仿佛觉得自己是征服和驾驭了自然的神②。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方法基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得到确立，改造世界成为工业社会的主题。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由部分变为全面，由隐性变为显性，直接导致了严重的全球问题。
(二)人独立于人的过程与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
原始文明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原始平等互助的关系，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进入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可能的剩余产品，私有消费品的出现使个人日益成为独立的个体。随着私有财产从消费品扩大到生产品，对抗性的群体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成为文明的重要特征。
随着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式的确立，以牟利性为目的，以流动性为特征的商业活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私人利益便以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向敌对方向转变，群体性已经不再是人存在的主要特征，人存在的条件已经最小化到了家庭关系上。
进入工业文明以后，极端个人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基础和主要倾向，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延伸了个人的能力极限，人独立于人的过程走向了极致。在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社会结构日益建立在个人——社会的架构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功利主义的确立
自人类进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以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利己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只有在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确立之后、只有在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确立之后，功利主义才有了泛滥的基础③。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为商品而生产和为生产而生产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为商品而生产，即为了使用价值而进行生产，人们看待事物的价值标准是是否对人类有用。如果说在这一时期，功利主义思想仍然局限于自然物质方面，那么到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商品经济阶段，功利主义思想已经扩展到一切方面，影响至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为满足生存而消费和为满足生产而消费两个阶段。前工业社会时期，人类的消费基本上是为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需要而进行，在生态系统的角度上，并不存在价值取向的问题。工业社会中的消费是为满足生产而进行的消费，商品社会鼓励消费、享受，反对节约。消费越多，需求越大，生产越繁荣，这也主张了功利主义。过度的强调个人功利主义的方面，表现为当代的生态危机和价值危机。
二、工业社会中的社会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人们选择的灵魂，是影响文明发展方向的指针。工业社会的价值取向，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功利主义导向的价值观使人们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生态背景，传统社会朴素的生态价值在工业社会中丧失殆尽，生态价值观的缺失是当前工业社会价值危机的主要方面。
商品经济的根本特征范文6
关键词：语用分析；合法性；政府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7-0073-03
探讨我国政府合法性问题，在理论上就是从语用层面分析政府合法性概念。如何对政府合法性概念进行语用分析呢？这需要弄清语用分析的基本框架。从本质上看，语用框架，即“符号-解释者”的关系。解释者是“人”，人要对符号进行解释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在什么背景下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只有这两个前提具备了，解释过程才可以进行，解释才会有结果。而在这两个前提中，“在什么背景下解释”是“解释语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解释”是“解释需求”的问题。前者是解释活动的客观因素，后者则是解释活动的主观因素。对概念的语用分析也就是对特定符号的“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进行分析。
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
“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可以从三个层次考察，即：世界历史的层次、中国现代化的层次、市场经济的层次。这些语境构成了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基本背景，形成了未来构建的基本约束条件，决定了未来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客观路向。那么，这些约束是什么，其提供的路向又有哪些？
第一，就世界历史的层次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的较高阶段，即所谓的“后现代消费社会”阶段。该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传统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形态逐渐转换为当代“消费主导生产”的形态。相应地，整个市场的价值创造趋势也逐渐转换，从“劳动因素决定型”转向“效用因素主导型”；世界市场的价值创造链条也逐渐生成一种U字形的“微笑曲线”（即利润最高端集中在“研发”和“营销”环节，分布在U形的两端，而利润的低端集中在“制造”环节，分布在U形的底部）。世界市场经济格局的这种转变，引发了整个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来临，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政府组织行动渐趋有限、私人领域不断壮大、非政府组织日益崛起。中国政府和市场体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因素，同样也或多或少具备这些特征和符合这些趋势。这就意味着，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之构建不得不要考虑这些客观趋势。这既是观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首要背景，也是决定中国政府发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历史依据。
第二，就中国现代化的层次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性，因而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既有诸多机遇也有更多挑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很早，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真正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应该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建国后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起点。尽管如此，若从现代化本质来看（其核心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现代化，因为其没有实现商品经济的转换，更缺少市场化的体制设计，而这一点直到90年代才从根本上改变。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应该以90年代市场体制的引进为起点。这意味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因素很特殊：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在向纵深发展，而中国才仅仅开始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时间上具滞后性，但后发式现代化同样具有优势，那就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引进一些现代化成功因素。这预示着，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境遇中。如何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或者成功应对挑战，就成为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三，就市场经济的层次来看，它直接影响着当前中国政府发展的路径与走向。市场经济表面上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但若立足人类发展的序列（“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区间）来看，市场体制的实际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本身，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不主要是经济影响，而延伸为整个社会本身。概括说，市场体制的生成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体现为三种分离过程的持续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那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导致国家行动领域逐渐趋于有限，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导致私人自主性增强和公民的主体地位成为事实，私权与公权的分离――形成国家“公权民授”的新格局与新观念；上述三种分离形成这样的结果，即国家行动逐渐有限，公民行为逐渐自主，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公权民授”的观念日益普及。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结构逐渐消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逐渐生成，那就是现代公民社会。在这里，直接影响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地位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强权机构，而成为现代公权并提供公共服务；公民角色的变化――不再是传统国民，而成为社会的主人（公民）；政府正当性来源的变化――不再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合法性，而是要由公民授权获得。而从深层次来看，市场经济的崛起在政府合法性的各个层面都提出了挑战。例如：政府地位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在变化；公民角色的变化意味着政府要想说服公民，就必须转换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模式；政府正当性的来源变化――民意作用的提升，意味着社会民意的力量在增强，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去与留。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语境对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需求
如上所述，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解释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历史条件，即如何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只能立足这样的历史境遇。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约束条件，至于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如何解释，则又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这就是解释需求。从理论上看，解释需求回答着解释者如何解释和解释什么的问题，因此，较之于“解释语境”，它更能充分观察“语用解释”的基本内容。
当前我国政府对自身合法性的解释需求是什么呢？参照上述约束条件，笔者以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世界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回答自身在该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这就是中国政府如何认同经济市场化问题。就意识形态来看，我们认同当前世界发展处于“商品经济”的历史区间，市场化是其主要形态；就发展实践来看，90年代引进市场交换体制，正式从政府层面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在市场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对待全球公民社会化问题或者说如何应对全球公民社会的挑战。显然，明智的选择是积极参与其中，但是，这意味着政府自身要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实现这种转换。不仅如此，若再深入一步，假若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公民社会转型，这预示未来政府变化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层面，更主要是社会体制的配套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例如，契约关系对私权的张扬，产权关系对权力分散的优先选择，都将对现有的公权优先、权力集中的观念和体制进行改造，问题是，我们能否顺利解决这些根本性的挑战呢）。相反，假若中国政府回避，那么，这意味着将失去自身存在的历史根据，政府合法地位不再具有合理性支撑。所以，综合正反两方面，这决定了中国政府要实现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必须参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
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必须提升自身的说服公众的能力，通过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换增强政府的可接受性。90年代的市场体制引进，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实质性突破，这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现代化场景中。如果说，现代化的基本构架是四个现代化体系，即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后，将是后三个现代化的综合推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实际上已经开始）其政治生态、观念架构、人的发展将出现根本性改观。基于这一改观，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话语及其模式还会有多大的说服力，无疑将面临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基于此，政府要想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度，只有两条选择：或者提升自身说服公民的能力，或者改革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模式，实现其现代性转换，如注重人性因素、尊重心理规律等等。
其三，针对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和关注公民地位、角色和观念的变化，在顺应当前“政府有限、公民自主、公权民授”的历史趋势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文明体制，把社会民意力量纳入现代政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框架，最大程度地获得民意资源。市场经济演进的趋势表明，基于市场的驱动，现代公民社会的架构正在逐步生成，这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发生转换，传统的基于阶级强制的暴力资源和基于经济业绩的意识形态资源在逐渐耗尽，一种基于公民授权的新的民意资源在逐渐上升，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的合法性来源。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变化，对政府来讲，核心就是重视民意的认同。结合上文关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意内容的非理性化和价值预期化趋势，笔者以为，对当前中国政府来说，除了实现对民意的重视之外，还要尊重民意的内容。也就是说，重视民意是一种前提，核心是对民意内容的捕捉，尤其是对民意中非理性及其价值预期部分的捕捉。否则，如果仅仅局限在其中的理性部分，那么，在现代语境下，将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为那代表不了民意的全部甚至连其核心部分都不能反映。
总而言之，结合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两个方面，关于当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构建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大致评估如下：首先，中国政府已经迈进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它将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挤压（既有改革任务的挑战，又有利益集团的保守性压力，既有国内一国两制的竞争，又有国际上先进生活方式的比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想说服公众，需要极高的说服能力；最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和传统地位，这意味着政府要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把民意资源纳入改进的视野，当然，这一改进由于特殊的国情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难度，但总的趋势是，这无可回避。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