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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1
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易经》简约化价值取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 《易经》;简约化;文化精神;科技影响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05-04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这是为什么呢?国内外许多顶极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发表了题为《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他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他把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归罪于五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国人观念上把技术看作“奇技巧”;四是国人缺乏推演思维;五是天人合一观。而四、五点全是《易经》之过,把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反映在思维领域的缺陷归罪于《易经》在推理方面只注重归纳法而轻视演绎法;把天人视为一体、内外同理,抹杀了自然规律跟人世间规律的区别。
事实上,《易经》文化不仅存有归纳法而且存在演绎法。《周易·系辞上传》记载“易有太极则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讲的就是演绎法。然而《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
一、《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
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
其一,《易经》符号简约化。《易经》仅用阳爻和阴爻二个基本符号,用三个爻的不同组合形成八卦,再由两个八卦的重组得出64卦。不同的卦象均由阳阴两个基本符号在易变中演生而来。比如泰卦,上坤下乾。坤是地,乾为天。古代人迷信,认为地在上天在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天地交通之象。《易经》仅用二种符号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运动规律,而不是采用每一具体的符号对具体事物进行定格;仅用极少的几个符号表达变幻不拘的具体事物的表象。用极其少的质料因来简约一切实际问题,缺乏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性质具体表征。符号简约易于拘泥于简单的符号组合,忽略事物真实的面目。试问人的名子符号能够穷尽作为自然人的思想及个性吗?代表表象的符号不能透视事物内部的规律。运用简约的符号只能便于对事物进行记录和描述,只能从最简明和简易的方面去刻画,至于表象之内的东西,仅靠简约后的几个符号进行提炼是很困难的,必然采取与简约相反的路径去探测。比如用系统化、整体化、有机化比较简约化更复杂更科学的路径去探索,可能要比从表象对事物进行简单的认知更深入、更深刻、更透彻。因此,化繁为简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只能代表着简易和粗浅。古代先民采用简约的符号,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易经》中所表现出的简单性、直观性和象征性。而西方文化在对事物作以区分时,总是以特别明确的符号进行标注,每个意义与事物都非常的确定和清楚。比如“”代表推理的结果;“+”代表数字累加。符号意义非常的确定、唯一和具体。而《易经》64卦象符号是在两个基本符号的易变下赋予不同的表象,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也难以记忆。不仅会给人造成形似、大致、模糊、笼统的错觉,而且使人的思维停留在一种简化、简单、近似的塑化环境中,进而习惯于“掌握表象等同于完成了对事物整体认识”的简约思维。在符号的选择上,《易经》文化走上的是一条看起来非常简单,实质上对事物的描述和表达却不是一件很简约的事。在简约符号的文化积淀下国人的思维和注意力往往放在对事物表述的简单刻画上,忽略了符号背后事物之间的逻辑性、思辨性和实证的思维联系,没有形成追求确定不疑的知识文化精神。而这三者恰恰是西方科学的本质特征。
其二,语言文字简约化。“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育的年代。”[1]在这一过程,中华文明始终贯穿着文字及语言简约的价值取向。因为语言的简约化可以重点表达语言的发音量和文字的表达效果。比如说“爸”和“爸爸”,当喊出声时,前者声量必定有力有声有色,后者则被第二个爸字轻音弱化。中国古文堪称语言文字简约化的代表和典范。为了使字词更简约、更精美、更上口,中国古文往往不遵循现代语法逻辑结构。杨振宁先生认为世界各地的原始语言和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结构,而汉语中的单音是仅有的。如64卦的卦名乾、坤等,读起来声音洪亮底气足,有力有份量,它适宜中国古人对体内过剩能力的发泄需要,因此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元、利、贞、吉、凶、阳、阴等这些单音节字一直被保留下来,足以说明语言文字的简约化是受到《易经》的影响。中国先民为了语言文字的简约化,往往不注意语言的系统性和表达的逻辑性。有时为了力求字词的简约化牺牲了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造成在语言文字运用方面非常的不确定性。象征意、通借字、引申意、扩展意等等从表象来看难以确定,根据不同人的心情和思绪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英语却不同,比如word是单词、言语、消息之意,前头加上the 则变为圣经的意思。英文多以复音出现,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的意义,非常的精准。比如respectable(应受到尊敬的);respectful(尊敬的人);respective(各自的)。即使它们是同词性的词,符号表达不同,音节读音不同,意义不同。结构区分相当清楚,意义区别相当明显,不存在词性不清楚,结构不明确,意义混乱和笼统问题。《易经》语言文字以简约化著称,它淡化了人们逻辑一致性和系统性的思维观念。在意义方面某种程度上《易经》带给人们的不是确定性的真理,而是思维的随意性,缺乏理性,主客不分,天人一体的幻境。从中国古文诗辞歌赋中可略知一二。中国诸子百家格言警句多,但之间联系不严密;《道德经》隽语名言多,但缺乏系统性;《论语》言语简明但不规范。既然《易经》文化表达了一种简单和大致能够描述事物表象的价值倾向、一种简练和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缺少精准性、系统性和逻辑推演的科学探究理路,那么要让《易经》文化担当起培植科学发展精神的给养和土壤,恐怕它难负此任。
二、《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
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首先,简约化类比方法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爱因斯坦说得好,“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2]《易经》简约化思维在构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联时,不是主要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而是采用与归纳和演绎相比具有简约特征的类比法。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而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一样是或然性的。类比推理看似有归纳的影像,但不是归纳,它偷功省力,不象演绎那样进行的严密和扎实,采用牵强附会的思维达到对另一事物进行推理。“《易经》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不如说是类比;与其说是归纳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犯的错。归纳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式除了不完全归纳外,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而类比思维就不同了,得出的结论只是具有或然性。而且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3]简约化类比即简单类比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法,代表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类比、比喻、象征等思维形式,从本质上看,是同一形态的东西。比喻是类比的表现形式,象征即是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三者都建立在经验的、具象的基础上,都是主体借助一定的物象或原理,以阐明特定的情感意志的一种方法。”[4]简约类比主要表达主体的情感意志,常被用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理解为修辞手法更为恰当,感性的因素多一些。而归纳和演绎,尤其是演绎,它是在大前提下透析一切内涵的有效推理手段和渠道。“类比推理前提不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类比推理所依据的是两事物一部分属性相同,进而推知另外属性也相同,这样,前提不能蕴含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不能保证结论必然正确。”[5]这种方法容易在不同类别的事物之间通过牵强的类比,形成表象的、非本质的、错误的联系,用在科学研究中是不能推出正确的定律和定理来的。《易经》在逻辑方法上这种简约化,使原来可以初见科学的演绎法自然发展下去却被简约的时尚思维环境裹挟在垃圾堆里,只计简便、可行、实用,而不再付出求真、探秘和创新的坚持。后来这种简约化的类比方法被儒学吸取,天与人的关系被类比为合一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时期,《易经》文化中的简约化类比方法被比附歪曲到天人感应的地步。
其次,简约类比方法是一种原始思维方法,缺乏严密的分析和推理。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把握,往往使用更容易表达的想象力。只要有一个类似的点,古人就爱发挥想象和幻想,在似是而非的记忆中,对似同相同的东西复现就会感觉到安全。对于事物出现的原因及结果,在飘渺不定的幻觉下很难实现理性的分析。醉酒人不理智,脑际中晃忽出现曾经发生过的同类事件,比如勾起使他不快乐的往事。这是人类本能就会的原始类比思维起到的作用。这种方法把事物之间的相同假设当成真理,而不去考虑进一步地验证,缺乏科学理性和科学实验,不是促成科学萌芽的根本方法。列维·布留尔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认为简约类比方法容易产生因果不分,“他们把原因与前件混淆起来了”[6]。中国先民富有想象力的类比方法,对一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科学技术,仅靠简约类比的思维方法是不能催生出近代科技的。“《易经》的类比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影响,也阻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研究”[7],因为易经采用的推理方法是一种原始的类比方法,用玄乎至今没人说清楚的阴阳五行是什么来类比天道、自然和社会,并主观地取象作比,为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在观念上编织了一幅象征感应之网。用卦象的意义把人世和自然界嫁接起来,忽视严密的演绎和归纳推理。沈致远说:“中国传统思想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许多重要发现都停留在孤立而未形成体系,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现实是非常可惜的。”[8]因此可见简约类比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进作用不如严密的推理和实验优越。如果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把科学思维熟掌于心,变成身体技能的一部分,这样才能驾驭科学技术的发展列车。
三、《易经》简约化价值取
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一方面,《易经》以简约化画像和文字展现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作为古代神秘文化原是用来调适古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不是用来帮助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吴国胜认为“人的先祖,为他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所困扰,……充满了恐惧、愤怒甚至绝望的情绪”[9]。古人不是因为没吃没喝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巨大的能量不知如何释放而恐慌。 “为了调适内在的恐惧心理,必须得做一些文化上的功课。第一步就是制造各式各样的人类符号,制造意义世界。”[10]人类早期的基本活动主要是跳舞、典礼、巫术、图腾等仪式表现。这些仪式都是有意义的简约文化。而“《易经》肇始于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从本原和本质上说是一部预卜算命、推断祸福的经书,是古人占筮后,根据卦象所写的档案性的记录。”[11]因此,《易经》作为一种用简约化的符号,反映先祖渴望战胜内心不安通过简单而玄妙的手段而被保留下来,是人类早期进行物质文化活动基本内容的记忆,跟近代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多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它的简单而实用、奇妙而无科学性的非理性的文明趋向,在人们爱幻想的本能下以及占卜文化的影响下,被国人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另一方面,《易经》中简约类比表达一种简单而实用的价值趋向。其影响根深蒂固地凝集在国人的血液里。如“划繁为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搞这么复杂,简单一些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会到《易经》简约化思维和价值观的存在。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愚民文化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易经》中玄乎糟粕思想也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易经》中归纳、演绎方法因简约化类比方法占据上风而没有得到弘扬。对玄妙不可说清楚的符号人们可以通过类比来预知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人的视野,蒙蔽了国人的理性,削弱了国人的斗志,麻痹了国人的科学精神。简约类比之风胜行,让国人处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人对枯燥无味的实验知识和试验技能乐此不疲。所以中国人可以用简单实用的类比方法去沟通人世间和自然界,使原本不同领域的规律和现象用“通感”的方法联系在一块。简单实用,排斥复杂性和庖丁解牛式深入探究,并拒绝进一步追问知识的真实可信是《易经》简约价值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在源头《易经》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简约价值倾向塑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和中庸的行动取向。“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12]因此,在《易经》简约价值影响下,中国人在演绎推理、试验探究方面缺乏优势;在理性选择、主客二分方面朦朦胧胧;在思维表达方面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而是用臆想笼统、实用简单的价值观去对待人与自然和社会,同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相差甚远。
总之,《易经》简约化文化表达方式、简约化类比方法和简约化价值取向体现着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简约”《易经》精神。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然》2005年第1期。
[2][8]沈致远:《抽象继承——兼论关于〈易经〉的争辩》,《科技文萃》2005年第2期。
[3][7]许外芳:《略论《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4]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5]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逻辑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6][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页。
[9][10]吴国胜:《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53页。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文化创意产业
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新媒体环境的融合与发展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_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具有较强的外延性,因此有的学者也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细致整合以及充分运用,通过创造性思维产生经济效益的知识服务类产业的统称。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文化创意产业的独创性、科技性、覆盖性等特征更加显著。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新媒体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元素之一。就未来媒体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来看,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相对简单的传播方式,已经迎合了当前人们因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而呈现出的个人可分配时间零散化的现状。通过新媒体这一平台,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开展互动、表达诉求,获得更大程度的关注,更能产生更多互动,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反馈模式。 如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新兴产业,不仅加速了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还与新媒体环境产生了良好的契合性,不断与之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有力产业支撑。
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的宝贵机遇与发展挑战
目前,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工具,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以及电子产品等终端,向广大用户提供持续的信息化服务。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即时通信工具,以QQ、微信为代表,具有通信效果即时、互动方式灵活、传播速度迅捷等特点。二是自媒体工具,以微博、博客为代表,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扩散性,人们不再接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每一个人都在从独立获得的资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三是流媒体工具,以可传输、可点播的音频、视频数据流为代表,媒体提供商在网络上传输媒体的“同时”,用户一边不断地接收并观看或收听被传输,虽然远在天涯,却如亲临现场。由此可见,新媒体已经融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的宝贵机遇
1.新媒体将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产业壁垒在互联网浪潮下将被逐渐打破,文化创意产业链有望被逐渐打通,进而颠覆文化创业产业的固有发展模式。从长远角度来看,凭借网络平台这一基础,更多产业将开始进军文化创意产业,开展多领域、跨平台的经营拓展活动,逐步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最终形成资源配置优化、经济效益凸显的良好局面。以万达集团进军文化产业为例,自2012年起成立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以新媒体平台为基础,展开了院线、影视制作、演艺、科技娱乐、美术收藏等诸多领域的商业拓展,年收入不断攀升,目前已成为全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
2.新媒体将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融资新范本。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媒体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全新的虚拟市场空间,其强大的传播效应与聚合能力,将使文化创意产业借鉴到更多金融合作模式,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融资难”瓶颈,为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式和资金投入渠道。以阿里巴巴公司借助旗下的娱乐宝平台融资文化产业为例,娱乐宝平台于2014年开展预售活动,支付宝用户以100元为门槛,就可以投资《小时代》、《狼图腾》等影视作品,支付宝用户也从消费群体一跃成为准投资群体,文化创意产业也筹集到了相应的启动资金,进一步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渠道,创新了文化金融的合作模式。
3.新媒体将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产品形态的针对性转变。
新媒体环境下,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信息推送技术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迎合用户需求的重要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海量信息,充分挖掘潜在文化创意元素,不仅可以掌握用户的真实需求,还可以进一步细分用户需求;通过信息推送技术,可以更精准地投放产品,完成从被动接受到精准推动的有效转变,区分市场,抢占先机,提前谋划,运筹帷幄,最终完成产品形态的针对性转变,从而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的发展挑战
1.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着产业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挑战。
原创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原创内容生产仍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动力,这其中产业融合发展是基础先决条件,没有优质内容,终究无法吸引优质客户。但当前形势下,部分文化创意企业恰恰忽视了原创内容生产,未能建立从内容创意创作源头到播放终端的全产业链,未能在提高核心竞争力方面苦下功夫,走出一条跨界融合与合作发展的双赢之路。
2.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着高水平人才相对缺乏的挑战。
文化创意作为一个复杂学科,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具备多种学科门类知识储备的高水平人才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起步较晚,当前的从业人员现状并不乐观,存在人才总量相对不足、人才培养模式相对落后、高端人才相对缺乏的普遍问题,整体人才层次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无法满足现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要。
3.文化创意产业面临着普适性程度相对不高的挑战。
受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模式与文化传承特殊性的影响,文化创意的来源具有较强的地缘差异性。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局面,但缺少相互间学习借鉴的成熟模式。特别是一部分文化创意企业过于注重迅速获得经济效益,而忽视普适性程度相对不高的现状以及对地缘文化的创意应用,照搬照抄,盲目模仿,导致同质化、趋同化等不良现象的产生,不但导致文化创意产业陷入以单纯赢利为目的的发展困境,还阻碍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三、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途径探究
(一)坚持内容为王,切实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内容为王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提升文化产品质量为归宿,以注重文化资源挖掘为宗旨,使文化产业及其产品具有极强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只有坚持内容为王,坚持以传统文化为基本的创作内容,文化创意产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要把提升文化产品质量作为基本着力点,将内容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内容赢得产业发展优势,注重文化资源的挖掘,注重文化创意的提升,注重文化品牌的打造。
(二)加大培养力度,构建高水平复合型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队伍
文化创意产业核心是人才的灵感和创意。在新媒体背景下,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构建高水平复合型的人才队伍,是解决人才匮乏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存在同质化现象,培养定位大同小异,难以培养出适应产业发展的“偏才”和“专才”。因此,应该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市场需求,充分从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师资配备、实践教学等多个方面,提升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队伍,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三)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新媒体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战略
在顶层设计方面,要树立战略思维,克服短期效应和急躁情绪,尽快制定新媒体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战略, 形成宏观层面“互联网+”的顶层设计,探索实施推动融合促进战略。努力实现三步走:一是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产业融合相关政策,加快制定各地区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支持重点企业和项目以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研发生产和市场开拓能力。三是大力扶持中小文化创意企业,使其成为“互联网+”创新、创业的重要主体。再次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引导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媒体及文化创意产业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侯利民.推进“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J].中国城市化,2015.6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3
【摘要】本文在总结北京城乡一体化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北京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二元体制;公共服务
【作者简介】王朝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
作为首都,北京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由于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城市差距明显,有些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成为制约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
(一) 资源由主要向城区集聚调整为向郊区和农村延伸,“三农”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1 年, 北京市人均GDP 首次突破1 万美元,这不仅意味着北京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近8年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向郊区注入的比例逐年攀升,从2003 年的20%、2004 年的40%,到2005年接近50%,而且50%以上的比例已经连续保持5年。其中在2009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0.2 亿元,同比增长63.5%。就收入来源而言,农民收入已经由以前单一的经营性收入拓宽为目前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种渠道。2009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986元,增幅13.4%。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首次突破60%。与此同时市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亲近自然、体验生态正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和休闲度假的现实需求,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北京的农业功能由单一向多元转型,客观现实的需求,引导北京农业形态和功能深层次变革。
从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农村传统产业的提升,城市新兴产业的延伸,城乡人员交流的加速,需要在中心城之外寻找契合点。北京未来发展的潜力将蕴藏在过去被当作城市神经末梢的农村。集新农村建设、生态治理、种植养殖业、民俗旅游业、观光农业发展为一体的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统筹7个山区县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70条沟域正在进行或完成整体规划,17条沟域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乡村旅游改造提升”等工程的带动下,2011年前三季度,全市农业观光园收入9亿元,同比增长21.3%;民俗旅游接待收入4.4亿元,同比增长39.5%。
(二)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2008年北京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稳步推进300个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初步完成了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四年规划。2009年北京市新农村“5+3”工程总投资达80多亿元,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建设,覆盖1700 多个村庄。农村居民参与“5+3”工程达到600万人次,获得劳务性收入5亿多元,12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2008年,出台《关于推动区县合作促进生态涵养发展区协调发展的意见》,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亦庄与生态涵养发展区5个区县及房山区签署了5年的区县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促进区县间的互助合作。率先在全国建立了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在实现巩固绿化成果的同时农民也得到了经济补助。2011年村庄的街坊路硬化绿化、老化供水管网改造和一户一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户厕改造和公厕建设等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资金达70多亿元,120万农民直接受益。
(三) 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实行农民转移就业登记制度,将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全部纳入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范围。通过实施再就业援助制度,2009年全年累计转移就业10.3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172%。让农民转移就业、有效就业、享有城乡均等就业政策,一直是北京市近年来最为关注的民生大计之一。截至2009年,北京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乡镇100%建立社保所,行政村100%建起就业服务站,京郊163万农村劳动力,已有88.4%以不同形式实现了有效就业。北京市社保“扩面提标”有序推进,养老、医疗实现制度全覆盖,“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48.2万人。在全国率先消除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盲点,实现制度全覆盖。《北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和《城乡无保障老年居民养老办法》全面实施,新农保的实施范围、缴费水平和领取年龄得到规范和统一,实现了“城保”与“农保”的城乡互转。
(四) 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向均等化方向迈进
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搭建了“北京市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工作平台”,深入开展了医疗、养老、低保、就业、教育、文化、邮政等民生工程,进一步确立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近郊区低保实现城乡并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7%,门诊和住院补偿率分别提高到32%和50%。2009年,乡镇综合文化站和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基本完成,实现每个乡镇所在地、每个行政村均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2009年实施了“新四统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即全市统一规范“特殊病种”门诊补偿范围、统一试行乡镇卫生院“零起付”补偿政策、统一住院补偿“封顶线”18万元、统一推行“出院即报和随诊随报”。2009年1月启动了《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新制度打破了城乡户籍界限,将符合参保条件的本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并实现了缴费、待遇等标准上的城乡一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全覆盖和一体化。
(五) 探索建立金融支农联合工作机制,城乡二元体制有所突破
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在农业信贷、保险、担保、投资、信用等方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批准《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办法》,即将开展试点工作。2011年12月10日,第一家以北京银行为独立法人的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在延庆挂牌开业。在全国率先对种植小麦、牧草的农户实行生态补贴政策,率先构建了农保、农投、农担、农贷、农信、农基、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七农”平台,支持、保护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修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险种由10个扩大到16个。随着北京村级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也在迅速推进之中,目前全市已有812个乡村的52万农民“变身”农村集体资产股东。合作社法实施一年来,全市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计2136个,已覆盖到种植、养殖及农产品销售、加工等多个领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完善了《北京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扩大试点指导意见》,研究起草了《北京市征地多元化补偿安置指导性意见》。
二、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城乡公共服务失衡,生活水平和发展条件的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长期对农村投入不足,且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偏重于农村生产,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状态没有明显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差悬殊。远郊区县道路长度、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环卫机械等城市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近郊区的1/3~1/8。郊区城镇地区污水处理、垃圾清理等基础设施不配套,限制了其缓解市区人口压力功能的发挥。目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城乡统一,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却按照户籍不同实行分轨运行,因制度分设、管理分离、资源分散形成了二元医疗体制。实行区县统筹的新农合在筹资方式、定点医院、起付标准、报销水平等方面均不相同,政策标准达35 种。原本最基本的、覆盖所有市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却因为居民和农民的身份被区别对待。
(二) 城市对农村补偿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受损
一是对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补偿不足。为了减少北京发生沙尘暴和涵养水源实施了封山育林、绿色隔离带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但与此相对应的生态补偿机制2005年才建立。中心城区主要发展二、三产业,中远郊区主要承担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符合区位理论,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同区位条件下土地发展权的不公平。虽然近年来北京不断完善土地收储和绿隔补贴政策,但是,现有补偿标准基本只考虑对农业生产直接成本的补贴,且多以专项转移支付形式出现,没有考虑对农地发展权限的补偿,弱化了对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和补偿效果。二是城市扩张占地补偿机制不完善,区域内价值创造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失地农民不能获得持续、稳定收益。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相邻土地的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有较大差异,因而引发征地纠纷。由于城市对乡村的补偿不足,相应的补偿缺乏可持续性,使得一些地区在以土地开发带动村庄整理的过程中,整理动力不足,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 未形成城乡产业联动发展趋势,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由于北京城市中心区发展吸纳了周边的人才、资金和自然资源,使农村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缺乏补充产业的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旅游综合配套能力不足,山区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旅游一线和辐射景区的联络不通畅,影响了当地农民收入。郊区小城镇发育程度低,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有限,缺乏聚集效应。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转移性收入增加得益于政府近年来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而财产性收入增加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房屋出租收入,这些结构变化反映出乡村内生增长能力的不足。
(四)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倾向
只有更多的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下来,其他农村居民才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从而更快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北京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从总体上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北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缓慢,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在农村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农村人口数量保持了相对稳定,进一步增加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难度。
(五) 城乡管理依然分割,城市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城镇居民管理体制与村民管理体制并存,出现管理“重区”与“盲区”并存现象。二是大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由原集体经济承办的农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居民或职工养老保险体系时,由于制度基本构成要素的差异,需要补缴较大数额的养老保险费,由此给集体经济和个人造成巨大压力。三是流动人口和户籍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在对流动人口的信息管理、治安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排查和利益疏导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工作,需要平衡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
三、北京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促进城乡产业联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
1.形成城乡不同产业发展的功能分区,建立城乡产业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农村空间广阔、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的优势,大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各类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村产业向城市扩展。出台农村休闲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走规模化、规范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子。引导城乡产业对接,实现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
2.寻求不同产业园区与周边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在生态环境优良的远郊区积极发展大型娱乐公园、主题文化旅游等现代绿色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拉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物业、商贸服务、旅游、物流、保洁、保安等服务业。积极发展具有北京特色、文化品位、历史传统的农村手工业。
3.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安居乐业工程、山区移民搬迁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社区支持农业工程、景观旅游农业工程、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工程以及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工程。
(二) 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城乡共享
1.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政策引导与激励措施,鼓励城镇学校教师下乡进村任教,组织农村教师到城区进修学习,定期对现有农村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建设和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2.优化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市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郊区布局,重点加强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解决设备短缺问题。定期派乡村医生到区级以上医院进行培训,通过返聘、弹性退休等方式鼓励城市有丰富工作经验和较高医疗水平的医生到农村工作。
3.推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管理、服务、核算、监管“五统一”,建立新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打破户籍界限,做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可衔接,使所有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三) 理顺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城乡市场整合,实现资源自由流动
1.全面启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理清资产关系,盘活集体存量资产,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民转居和农村城镇化奠定基础,消除农民进城的顾虑。
2.创新征地补偿方式,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供农户选择,让农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完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保障机制,不能强行要求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利和宅基地用益物权。
3.加快土地市场的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开展村庄土地整理,妥善实施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管理。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用地的规模化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型村级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公司。在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开展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作,将土地规划直接落实到村。保障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建立农村土地房屋交易中心,建立较为完备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
4.探索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建设用地指标竞得单位除土地储备机构外,还可有各类园区建设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包括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规定程序批准复垦为耕地后,经过严格验收,可用于建设用地指标。这种用地指标背后所体现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来完成,具体流程可参考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图(图1)。
(四) 加强农村金融支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1.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农村保险市场体系,创新保险产品,努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逐步形成农业灾害风险补偿和转移分摊机制。
2.加大财政资金贷款担保力度,扶持区县开展农业贷款担保,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缓解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难题。
3.拓展农村信贷渠道,建立以财政贴息为主、财政补贴和以奖代补等多种手段为辅的财政支持制度体系,引导金融资本向农业和农村流动。4.开发多元农村金融产品,根据农户借款的用途,设置不同的金融产品。放宽小额贷款的额度,将城市成熟的金融产品延伸推广到农村。
5.创新抵押担保制度,探索以农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向金融组织贷款的具体办法。建立专门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从事农业担保服务,可以由政府出资支持成立农村信用担保的基金和机构,也可以通过鼓励措施引导商业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和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满足发展农村社区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
(五) 培育现代新型农民,加强农村人力资本
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1.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构建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整合城乡教育培训资源,构建由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
2.加强对培训对象的管理,对新型农民培训实行分层、分类、分级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新型农民培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3.鼓励中青年农民扎根农村务农创业,以奖励、担保、贴息等手段留住本地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扭转目前农业劳动力素质急剧下降的局面。4.对农村社区实行开放政策,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引导涉农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人才开展农业项目合作,实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以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大学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和企业家走进农村当农民,使之成为新型农民的生力军。
(六) 创新农村社区经济组织
1.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2.引导和规范行政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折股量化到村民个人,在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同时,推进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3.引导和规范行政村组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将原有的村集体经营性存量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村民个人,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取代村民委员会成为村集体的经营主体,使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拥有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载体。
4.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社区化和综合化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分散的、功能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实现有效的产销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化和综合化有利于地域联合和一体化经营。应该扶持和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化和综合化,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和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联合,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举办联社的方式实行紧密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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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4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宗教与民族密不可分。以赫哲族为例,宗教对于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有着特殊的教育作用,有利于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利于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流。另外,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对于宗教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发展了有利于宗教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给宗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关键词:萨满教;赫哲族;经济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大国,要使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正确处理宗教与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宗教,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等。利用宗教的这些功能,使宗教服务于少数民族经济,就有了重要的意义。正确认识宗教与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赫哲族,中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也是全中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的古老宗教。本文将通过对赫哲族萨满教与该族经济发展的关系来深入了解宗教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赫哲族的宗教观
中国少数民族大都位于环境恶劣,地域闭塞,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甚少,所以经济相对落后,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本民族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他们的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宗教基本上涵盖了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化,甚至是他们所有的生产生活。所以,正确认识宗教在自身民族经济中所产生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以赫哲族为例,它的萨满教信仰是在漫长的渔猎经济生活中滋生和成熟的。他们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崇拜大自然,他们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有灵的。由于他们对于生老病死等现象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所以就只能提出他们自己主观虚构的臆说。他们认为人有三个灵魂,即“生命的灵魂”、“思想的灵魂”、“转生的灵魂”。这三种灵魂被统一在一个健康的人身上。与这种灵魂观念相适应,赫哲族人对于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物都有自己的种种认识,他们知道多少动植物,那么就有多少神灵。所以,他们就用石头,后来又用木头,做成很多鬼神的形象,用来祭祀、崇拜,有的也制成画像,随身携带,出猎时携带,祭祀时排列。因为神的力量有大有小,他们的神也就有了高低、主次之分。他们认为人和神是不能直接相通的,所以在人神交流中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人,这就是萨满。萨满是一切萨满教仪式的主持人,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萨满是忙不过来的,于是,就出现了萨满之间的分工。而这些萨满在平时,也是要参加生产活动的。[1]
从氏族制度在赫哲族地区衰落开始,赫哲族萨满教的职业化发展逐渐形成,并具有了某些特点,他们构成其宗教活动生活的基本面貌。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有:第一,萨满教授的非氏族性,萨满的神是祖传的,但教导新萨满的人不能是自家萨满,必须接受外姓萨满的教导,萨满学习的方法时实地观摩,在师傅萨满给人跳神治病的时候,边看边学;第二,赫哲族的神已有萨满专用和老百姓普通供祀之分,即使同类的神,也出现不同的称呼;第三,赫哲族的萨满已分成流派、等级;第四,专职化的萨满,不同的萨满有不同的职能,领不同的神,举行不同的仪式。[2]
二、赫哲族的宗教观对经济的作用
萨满教影响着赫哲族人民生产生活,他们的贫困富有、丰收减产,甚至是他们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萨满教。下面,我将具体的谈谈萨满教对赫哲族经济发展的作用:
1.萨满教对于赫哲族人民的教育作用,可以稳定赫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赫哲族萨满教信徒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拥有三个灵魂,其中“转世灵魂”的作用在于转生,即“好人死后仍为人,父子互相更替不绝;次者变为家畜;恶人变为蒿子杆上的疙瘩;永远不得再投胎为人。”[3]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赫哲族人民大都善良质朴,他们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力求后世再为人。正是基于因果轮回,世代不息的来世观,赫哲族人民大都遵循着良好的道德规范,不会逾越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这一点,是很珍贵的,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更是显得难能可贵。所以,赫哲族地区的萨满教,对于赫哲族地区的经济健康地、有序地、安全地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萨满教造型艺术和仪式活动都独具特色,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利用当地的民族特色、宗教特色,来发展民族旅游业是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重头戏。赫哲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以捕鱼狩猎为主的民族,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极为单一,这个也成为赫哲族除了自然环境限制外另外一个经济增长慢的重要原因。利用赫哲族本地的民族宗教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并把它作为赫哲族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充满了建设性的意义。
萨满教是一种氏族宗教,当氏族间举行大祭的时候,外姓人可以参与到其中,而祭祀家族也会将传世神具陈列于神坛两边,供内外人瞻仰膜拜。在这一活动中,外姓人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到这一仪式的庄重严肃,还可以看到不同萨满独具特色的着装以及有着特殊意义的道具。在萨满教造型中,神偶、神具、神服是最基本的。这些都是要由萨满自己亲手制作的,制作它们的材料都是有规定的,不能以次充好,以免破坏了各自所代表的意义。神偶要尽力保持原形原貌,较之于外形,更加重视神偶的神似,它不要求萨满精雕细琢,只要古朴简单就好。神具里面最重要的要算神鼓了,神鼓的选材往往要萨满长途跋涉,选取清净深幽山林中的木材,以兽皮来做成鼓面。神服的制作是最为精细的,从材料到裁剪,从设计到缝制都有很多讲究。[4]
3.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信仰萨满教,赫哲族可以利用共同的信仰,加强与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交流,从而有利于本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要消除各民族、宗教之间的隔阂,促进他们的共同发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行之有效的,还是只有各民族根据本民族特点,做好自身经济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对于本民族,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都把萨满教作为其民族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虽然各民族在自然、人文环境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萨满教的仪式活动也有各自的不同,但是,共同的信仰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联系。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北方所有信仰萨满教的少数民族看做是一个群体,一个以萨满教为他们主要精神支柱与传承纽带的群体。这样,赫哲族就不再是势单力薄了,它的经济就可以与整个大群体挂钩,可以利用萨满教,进入到这个大群体,加强与北方各民族的沟通与交流,发展自身的民族经济。
萨满教对于赫哲族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正确认识萨满教与赫哲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萨满教发展赫哲族的民族经济,可以成为促进赫哲族民族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赫哲族经济发展对萨满教的影响
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辅相成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宗教活动,就是属于无形的意识世界中的精神层面。
在赫哲族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毁灭性的摧残。直到现在,赫哲族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经济方面讲都是及其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化,特别是赫哲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萨满教文化的变化,笔者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赫哲族经济发展对于萨满教活动的影响:
1.赫哲族经济的发展,可以为萨满教的各种仪式活动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使宗教活动得以更好地进行。任何宗教活动都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举行,如有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工具,特定的服饰等等。而这些,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来保证。
作为人神中介者的萨满,他们举行仪式时,所穿着的服饰,包括铜镜这些配饰和神偶以及神具等在制作的过程中,虽然大都利用天然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在寻找和收集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不举行仪式的时候这些东西的保管,都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保证的。信仰萨满教的赫哲族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举行仪式,比如:祈求丰收、送魂、占卜、求雨止雨等等。在这些众多的仪式中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保证的。无疑,经济的发展,对于赫哲族萨满教的存在以及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物质方面的支持,萨满教的发展将举步维艰。
2.赫哲族经济发展给萨满教的宗教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萨满教文化的保护,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了消极的一面。诚然,赫哲族经济的发展对于萨满教的存在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消极的一面。
解放前,赫哲族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经济不景气,人们不能解释的现象,比如:打雷、下雨、生病等等,只能作出自己的主观的臆想。所以,在那一时期,坚信“万物有灵”的萨满教盛行。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很多自然现象的实质,萨满教信徒也不断减少,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间,萨满教的观念以及传统显得更为微弱。这些都是赫哲族经济发展对于当地萨满教这个古老宗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萨满教的很多文化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该族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哲族地区的文化,与萨满教文化是一体的。所以,保护萨满文化就更加迫在眉睫。不能把赫哲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萨满文化的传承对立起来,要寻求他们共同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萨满教在赫哲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萨满文化与赫哲族的民族文化是一体的,是赫哲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育了民众,促进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加强了赫哲族与其他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反之,赫哲族经济的发展也给萨满教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萨满教的发展壮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两面性的,赫哲族经济的发展也给萨满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通过对赫哲族宗教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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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新形势;当代文学;发展;着力点;时代特征;关系;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27-01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快速提升,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发展与提升,并指出文化在我国民族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它不仅是我国民族的血脉,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精神支持与动力,在我国全面建设与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我国进行民族复兴与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计划中,更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针对文化在社会经济与民族发展方面的作用意义,本文将结合当前的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对于新形势下当代文学发展的着力点进行分析论述。
一、文学发展以及对时代的作用分析
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综观文学的发展之路,是随着社会制度的更迭不断发展进步的。而在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中,文学不仅代表着我国的文字文化和历史文化,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以及政权维护发展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甚至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文学仍保持着新鲜持久的生命力,在社会与时展中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发展中不仅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不断的吸收和汲取,同时文学本身具有非常牢固的发展及基础,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引领时尚的作用。综观古今文化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化,都对于是非有着明确的指认,并且是一个民族积极向上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发展中彰显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等,以正确价值观与人生观代表方向为主的文化精神,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而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进步中所表现出巨大激励作用,主要来自于文化本身的巨大内部驱动作用和力量,这是任何外力作用所不能够替代与掩盖的。
二、新形势下当代文学发展的着力点
结合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挑战以及发展中充满各种诱惑的社会,对于当代文学工作者来讲,推动文学的研究发展与进步,要求当代文学工作者不管在面对什么诱惑的情况下,都要坚持心中的文学理想,积极进行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探索和发展推动,通过自身的坚持与努力实现对于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时代风尚的不断弘扬与彰显。文学发展对于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引领与指导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发展中,就通过对于王进喜以及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的文学描述,进行不畏艰险、乐于奉献、自强不息、先人后己等正确价值观精神文化的倡导和弘扬,对于今天的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财富创造仍然有着巨大积极作用和意义。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发展情况来看,当代文学的创作发展主要是以时代领军人物以及英勇事迹作为创造素材,通过宣传以及报道、推广等文学手段,对于人们的病态价值观进行教导和改变、消灭,并且在当时时期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当时社会下的生产力水平提升以及国民素质提高、国家政权稳定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意义,同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结合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工作者在进行作品创作中已经自觉的进行当代历史与时代重任的担负,通过文学作品大力进行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性格的弘扬和塑造,使得当代文学发展中形成了以现实生活和时代变化反映、时代英雄任务表现的发展主题。综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以及发展形势,要想实现当代文学的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部分,实现人们价值观以及社会意识、文化精神的改造提升。此外,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促进当代文学的大发展与大提升,除了要进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外,还要进行文学创新,而文学创新则是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结束语
总之,当代文学作为我国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新形势下的文学大发展与大提升,要立足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与发展特征,结合新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需求,进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文学创新,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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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2日
电子商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跨境电子贸易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出现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寻找科学的解决措施。分析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影响因素,解决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问题成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任务。研究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加强我们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了解,解决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跨境电子商务水平,而且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当前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现本国经济的腾飞。因此,我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贸易的重要发展趋势,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二)加强国际交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能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避免国际经济贸易中不必要的花费,节省对外贸易成本,实现对外贸易利润的提高。因此,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同时,跨境电子商务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减少对外贸易中的不正当干预,采用新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来推进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
(三)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要求。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要求。互联网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的联系,方便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尤其在经济领域,互联网的发展减少了经济贸易过程中不必要的流程,进而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提高了对外贸易的利润。因此,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要求。
(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水平,创新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式,进而提高对外贸易的交易额,获取经济效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二、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主要影响因素
(一)跨境物流因素。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物流业的支持,跨境物流能够实现商品的跨境位移,实现跨境交易。因此,跨境物流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积极发展集装箱海运、国际快递、企业集运以及海外仓储等物流业务。只有不断提高跨境物流水平才能保障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实现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因此,我国应积极发展跨境物流业务。
(二)社会文化因素。跨境电子商务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会涉及到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因此,社会文化会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语言文字的不同会影响交易双方的交流,如果语言文字不通会严重阻碍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同时,跨境电子商务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内容,只有了解交易双方的法律规定才能实现合法交易。
(三)跨境营销因素。跨境营销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要面对不同国家的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只有能够顺利获取相关信息才能够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信息的获取需要跨境营销,使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跨境营销是跨境营销的重要手段。但是,当前我国跨境营销的方式比较单一,跨境营销严重影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四)跨境电商因素。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跨境电商的参与以及跨境电商平台的建立。跨境电商是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主体,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跨境电商的决策以及发展规划也会影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跨境电商平台有利于解决跨境电子贸易中的产品展示以及交易问题,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五)跨境支付因素。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跨境支付市场的发展取得了阶段进步。但是,在跨境支付的过程中,支付渠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受到我国跨境电商的高度重视,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国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机构发展比较缓慢,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虽然在国内有着庞大的客户数量,但是在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中的使用频率很小。
(六)通关因素。跨境电子商务在贸易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海关检查,并向国家缴纳关税。因此,通关因素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国对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检查有着严格规定,以确保跨境电子商务的合法性。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通关检查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促进电子商务贸易。因此,我国积极修改通关检查相关条例,以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三、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