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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1
关键词：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地域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172
风景园林建设作为现代城市景观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特征风景园林设计具有影响作用。本文从地域特征分析入手，对地域分析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应用进行分析，促进我国园林城市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1 地域特征分析
1.1 地域特征的构成要素
地域特征是某地区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2方面都存在着众多与众不同的特色标志。地域特征的构成要素主要分为地域性、整体性、人文性特征[1]。地域特征是某地区的基本标志，也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地域特征中的主要因素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融合。一旦其中一方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会随着变化，这种相互牵制的作用和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得到明显体现。
1.2 地域特征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联系
地域特征自然与人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是自然界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平衡的重要形式。风景园林规划是在地域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城市建设，同时也是继承和发展地域特征的手段；从风景园林规划的准则来看，园林设计以尊重为主，改造为辅[2]，由此可见地域特征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具有引导辅助作用；地域文特征中包含多种丰富多彩的设计理念，是自然发展与历史发展的综合体现。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具有创新指导作用。
2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地域特征分析
2.1 自然环境特征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地域特征中自然因素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植被因素2方面。自然环境他也正中包括气候特征、水文特征、地势特征等方面[3]，L景园林设计师设计时，注重把握这些因素独立特征与联系。例如：气候特征。气候特征是自然发展的最基础性特征，不同的气候特征使园林规划设计的规模，植被等产生影响。例如：东北地区气候以干燥为主，南方气候以湿润特征为主。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时依据地区气候特征，选择园林设计的建筑材料，园林内部植被种类；或者不同的地势类型，比如：平原和盆地地区进行园林设计时，也会对园林设计中植被，构图形式等产生影响，风景园林设计要达到设计效果，充分发挥园林设计的意义，充分结合自然因素，实现园林设计综合性设计发展。
2.2 植物特征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植物是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因素的变化会对园林设计中植被的设计产生影响，植被种类自身也会对风景园林产生影响，园林设计师进行园林设计时，对植被的选择不仅要从基础性园林进行分析，注重不同植被之间的会产生不同的园林效果。例如：我国北方风景园林设计中通常将银杏树种植在主道两侧，秋季里，洒落一地的银杏叶成为风景园林中一道亮丽的色彩，增添了风景园林的欣赏性色彩。此外，风景园林设计中园林设计中植被错落有致的排列方式也会增添园林的美感。丰富现代园林建设创新性特征。
2.3 地域人文情怀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地域人文情怀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思想、民俗习惯等多种人文情怀，园林设计师进行园林设计过程中应当注重将这些地域人文情怀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融合在一起，园林设计景观设计中蕴含大量“人”的因素，体现园林设计人文性色彩，例如：我国传统园林建设中[4]，通常会将“一双，一对”的传统理念作为园林设计的因素之一，这种地域人文情怀的体现充分体现了现代园林建设人文人文情怀色彩，增强了风景文化建设中人的因素特征，体现了园林建设的主要特征，也是防东方文化的重要体现。风景园林设计师进行园林设计时，注重将人文情怀与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风景园林设计与地域特征的完美融合。
3 结论
地域特征是当地自然特征与人文特征的双重性体验，对风景园林设计中地域特征的分析能够引导设计师对园林设计中地域特征因素综合分析，实现城市景观建设综合性发展，增强风景园林设计的人文情怀和地域特征，促进城市建设低碳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玲.中国汉传佛教山地寺庙的环境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2.
[2]丁晨D.城市视角下世界园艺博览会环境景观整合规划策略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5.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2
【关键词】 地域文化；广府民居；建筑特色
一、广府文化概述
“地域文化是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影响、社会制度以及区域民族习惯、等多重因素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广府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种，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在岭南文化中个性鲜明、影响最大。
岭南，广义上理解为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之南，包括了福建南部，广东、海南、台湾、香港、澳门，广西东北部地区；岭南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点表现为热、闷、潮湿。广府地区指珠三角及广东西南部地区，广府民系的主要特征是以广府白话（粤语）为其主要的方言。
“广府文化首先是一种移民文化”，在经历了几次的大移民潮，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不断碰撞、融合之后，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一种既保守又开放、务实重商，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特征的、具有较好的兼容性、适应性和创新能力的文化。
二、地域文化与建筑的关系
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往往是通过人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建筑等表现出来的，较之语言和风俗习惯，建筑显得更为直观，一城市或者地区的风景和特色建筑往往成为人们识别它的主要标志。建筑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是对当地自然条件和文化适应的综合表现，而这点在广府民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广府传统民居建筑是结合地形、地貌、地段、地势等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的典范”，同时，广府民居也将中原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体现在其建筑布局、主要的民居建筑形式和装饰风格上。地域文化影响了建筑的特征，而建筑的特征又成为地域文化的一种元素、特征，这正是文化与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文化在变化发展，建筑也是，因而不同时期的建筑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从肇庆高要区茅岗石角村发掘出来的“水上建筑”，也有人称之为“湖上居址”，是四千多年前的干栏式建筑，广东汉墓中出土的明器，也有一些汉代干栏式建筑的模型，一楼养牲畜，二楼住人。这都是早期广府人在适应自然环境过程中的创造。广府地区保存下来的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多为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建筑。
三、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广府民居的建筑特色
1、广府民居主要的建筑形式和特点
广府地区多为丘陵地，平地较少，河道纵横，民居多呈现“梳式布局”，建筑像梳子一样南北向排列成行，两列建筑之间有一小巷，称为“里”。这种小巷也称为“冷巷”，这种巷子一般较为狭窄，长年处于建筑阴影下，温度较低，当屋面和内院受太阳灼晒而气流上升时，冷巷风便源源补入户内，给人带来清凉舒爽。除了单向梳式布局，也有双向、多向的梳式布局，最为典型的就是肇庆高要的蚬岗村和黎槎村，村落呈放射状布局，因此也被称为“八卦村”。
广府民居的住宅朝向以坐北朝南为最佳，若因地形不能正南北朝向，也可取东南朝向、东朝向。
广府地区主要的民居建筑形式有：“三间两廊”屋、“竹筒”屋、“明”字屋、骑楼、花园洋房和西关大屋。镬耳山墙、趟栊门、青砖则是广府民居的标志性特征。
2、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广府民居的建筑特色
（1）适应自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广府文化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体现在广府民居上，则是为了适应广府地区高温多雨湿热的气候特征，民居的建造以“通风、遮阳、透气”为原则，具有“外封闭，内敞开”的特征，同时，依靠河道、水塘，配备良好的排水系统。
镬耳墙具有防火的作用，而且能够遮阳，使屋面减少日晒，从而大大丰富了建筑的侧立面，是广府民居的重要特征，与徽派建筑的马头墙相比，镬耳墙显得更加温和。
趟栊门是广府民居中别具一格的特征，是西关大屋中三重门中间的一道门，第一重门为“吊扇门”，主要起装饰作用，第二重门是趟栊门，第三重门是硬木双扇门，起到主要的防护作用。趟栊门由一条条圆圆的“横梁”组成，横梁之间是空的，可以淖笙蛴依。夏天，如果只关上趟栊门，那么既可以起到通风透气的作用，也可以将屋内与屋外做一个简单的屏蔽，既保护了一定的隐私，又能享受屋外的清凉，实为一种智慧的创造。
清砖是广府民居中广泛采用的砖，清砖质朴淡雅，历经岁月沧桑，反而更有独特的美感，因其“对太阳直射辐射吸收较多，反射光亮度并不刺眼，给人一种安宁感”。
（2）务实重商：合理利用空间，为商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为地少人多，广府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更注重空间的合理利用，建筑主体更精致小巧，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间隔较小，同时，广府民居善于利用水，通过“门前即渠、房后水巷、跨水筑楼”的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并造就了一种别样的水乡。
骑楼是广府传统建筑和外来建筑的一种融合，是一种临街楼房，下层部分做成柱廊式人行道，用以蔽雨、遮阳、通行，楼层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楼下作为商铺，楼上住人，这种建筑形式在夏天的时候，使得行人得以避开阳光，更加愉快地购物，也能增加其驻足在商铺前的时间，而且能满足店主商住两用的需求，一举多得。
（3）继承传统：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广府文化善于吸收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在广府民居上，广府民居采用的“三间两廊”形式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而后来由于地少人多、城镇发展的原因，开始采用的“竹筒”屋、“明字”屋等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演变的，并不是与传统建筑割裂的重新改造。
（4）融会贯通：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广府是近代最早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地区，进入19世纪，广州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骑楼的“罗马柱式、仿哥特式窗及混凝土结构的应用”，是广府人将西方建筑元素融入中国商铺建筑的重要体现。除了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肇庆广宁县客家人与广府人杂居地区，还出现了既有广府民居的镬耳墙的特征，又有客家围屋具有的半月形水塘相结合的民居。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出现同质化严重的情况，“千城一面”使人感到审美疲劳，而且，没有因地制宜的现代城市建造方式始终存在一些问题，今日的城市建设者和规划者应该从传统建筑中寻找今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灵感，吸取其丰富的经验，保护、发掘其重要的文化内涵，为城市发展、艺术创造提供新的创新源泉。
【参考文献】
[1] 曾君怡.地域文化特色――以陈家祠“福”装饰艺术为例[D].广东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14.
[2] 王克群.广府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80-82.
[3][6] 唐丽.务实自然・雅俗俱利――从审美的角度解读广府传统民居[J].古建园林技术，2012.5.68-70.
[4] 陆琦.广府民居[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
[5] 田银生等.广府民居形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古建园林技术，2012.3.58.68-71.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3
[关键词]环境设计 民居文化 个性塑造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世界愈发变小，经济大国的强势文化也在无声中扩展自己的领土，开始了对民族国家文化的侵蚀，特别是地域文化，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资本的全球化也对传统环境设计产生了冲击，并且甚至开始蚕食传统环境艺术设计的价值体系。面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城市外延的不断延伸，作为保存地域文化的古民居如何在现代环境设计的语境下生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
地域特征是比较广泛的概念，对其具体的理解，可以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是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最显著的标准。也是环境艺术设计应该重点考虑的影响作品成败的因子。中国传统的建筑是根植于本土地域文化的血脉中，它与世界其他地域建筑一起，构成人类建筑文化中既相互区别由相互互补的文化景观。民居作为地域文化最显著的建筑形制，一方面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由于民居建筑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中去，与大众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因而它更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浓厚的民族文化。如北京的四合院，西南的吊脚楼，陕北的窑洞、闽南的土楼，青海的庄巢，广西的麻栏，草原的蒙古包，高原的石碉房，傣家的竹楼，大理及丽江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等，都是中国丰厚正规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
由于各地域的历史传统，审美文化、生活习俗等存在不同，加之自然条件与地理特征的影响，故中国民居建筑形制因地域的不同特征更加明显。四川处于温带与亚热带相交替的温度带，加之盆地地形，多山，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潮湿。所以川内的建筑以木石为材料，外观以披梳屋厅台、吊结合地形和穿斗式结构为其主要特征。建筑结合山地地形发展，有台、坡、梭、拖、挑、吊等多种建筑手法。洛带古镇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建筑形制之一。
二
位于四川成都市龙泉山脉中段的二峨山麓的洛带古镇，建于三国蜀汉时期，传说因蜀汉刘禅的一条玉带落入其镇中的八角井而得名。走进洛带古镇，浓郁的文化氛围感染者造访这里的每一位游人。呈“一街七巷子”的千年老街、客家民居、林立街道旁的商铺等都在言说这客家的移民文化。洛带古镇居民主要以客家的移民后裔为主，走在古镇的每一处，你都能感受到客家传统文化的缩影。镇中还遗留有众多建于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有名的如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等。在洛带古镇适应城市化的过程中，其自身的角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继续为当地民众提供生活、生产的地域的同时，它也开始承担为城市民众提供休闲与娱乐的缓冲场所。
从洛带古镇后期兴建的客家土楼博物馆，可以明显的发现其环境设计者在适应洛带古镇角色变化中设计的巧思。以客家土楼博物馆为中心，巧妙地将围绕其身旁的岭南街区、客家美食街区的博客小镇，融入其布局中。客家土楼博物馆中由年画、泥塑、竹编、香包等非物质遗产组成的洛带民间艺术保护发展中心与客家美食街区品尝种类繁多的客家美食和来自天南海北的特色小吃，以及博客小镇的古典生活馆、画廊等艺术区相结合。一方面为当地的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当代产业的转型，使得当地更多的居民意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对当代古建筑为代表的遗留文化产业的保护是极为有利的。另一方面，凸显了本土文化在现代城市化不断蔓延中寻求自我生存的一中新的模式的尝试。既保留和宣传了本土文化，又将其融入到城市化中，不致使本土文化在现代经济文化中失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洛带古镇不仅仅很好的保留了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个性”，还通过对其角色的重新定位，由单一的居住小镇转向多元发展的历史古镇，将其融入现代城市发展布局中，充当了为紧张的城市生活降温的场地。我们在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应该充分借鉴这些经验，特别是在对城市周边的历史遗迹，应该积极的将其融入到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使其在千城一面的今天，充当一座城地域文化的“个性”的呈现者。
三
一个地域的“个性”受到地理、资源、文化传统、民族、基础设施、市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而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一个地域的“个性”又往往集中体现于其对本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中。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习俗，语言等，都决定着每一个地域独特的、不可互换的“个性”。因此一个地域的环境艺术设计必训体现对该地域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体验，展示该地域“个性”的社会图景与地域文化气象。尽管洛带古镇在其适应现代城市化的环境艺术设计中，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但其在地域本土文化的开发中，过多的趋向了对商业的依赖。其中的环境艺术设计者更多收到商业因素的影响，弱化了对以客家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因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提炼与运用。
所以，在环境艺术设计，本土文化的现代化，不仅要求我们将其融合进现代城市发展的布局中，更要求我们对文化资源的恰当利用，使积淀已久的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价值，彰显地域自身的“个性”。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建筑虽然不能再适应现代城市居民的需求，但其作为地域文化“个性”的记忆者，蕴涵着地域群体深层心理中巨大的而坚韧的力量。所以在城市规划的环境艺术设计中，需要更多恰当利用其地域文化的因子，使得地域城市的规划设计中既保护本地域文化，又兼顾现代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新时期的“个性”地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蒋晓丽，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3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4
关键词：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思考
黄山学院地处古徽州地区，徽州大地上蕴含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徽派建筑文化是一朵奇葩。将徽文化引入到景观设计教学中，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到课程教学活动中来，应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1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
据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图式是“代表个人对事物、人或环境的知识的认知结构。是对一个整体的抽象，侧重于许多事例的相似之处。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简化现实，帮助人们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细节与一个总体概念相联系，而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则会被过滤掉[1]”。在艺术创作中图式既是指作品的外部形态，也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给艺术家规定的心理定式[2]。因此，本文将徽派建筑图式描述为：在古徽州地区的民居、祠庙、牌坊、园林等建筑物的特征给人们带来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与可传承发展的传统建筑艺术总体形象和样式，其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当然，图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沉淀的体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价值东西。
2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教学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它要求对景观设计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都应该从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获取养分。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给培养景观设计人才的教育教学带来启发。景观设计课程作为黄山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景观设计也是该专业两大人才培养方向之一（一为室内设计方向，二为景观设计方向）。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我校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景观设计人才，这既是我校办学定位所需，也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需，介入方式合理，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3具体措施
3.1两个前提
首先，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州建筑图式特征，就如我们要欣赏一场篮球比赛，首先我们要懂篮球比赛规则一样。作为学习者和传承者要了解和掌握徽州建筑图式特征，诸如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其次，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派建筑及其图式蕴含的文化内涵。要让景观设计学习者真正理解和汲取徽派建筑图式精华，为我所用，这需要学习者对徽派建筑及其图式的文化内涵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通过学习，最终能设计出具有黄山地域特色的景观设计作品，为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3.2原则
时空转移，对象变化，现代景观设计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汲营养？这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在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学习和传承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不能简单的复制挪用与拼接，更不能毫无章法的变化。教学活动前提是学习汲取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中的精华,过程是彰显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主要特征,目标是促进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历史传承,价值诉求是达成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创新发展。
3.3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途径
（1）要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活动，不仅是一场景观设计教学活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文化教学活动。文化指导教学部分应包括：①徽派建筑特征：尊重自然山水大环境、富于美感的外观整体性、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精美的细部装饰等；②这些特征映射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它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生动展现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妙画卷[3]。（2）寻找传统徽派建筑图式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契合点。现代景观设计作品要求体现出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反映该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取向。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要契合当地的人文风俗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需满足景观的三十几使用功能，此外，还应让景观富有更多的文化象征等人文色彩。地域文化是景观的内在精神，景观则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徽派建筑的其特色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徽州的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反映和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特征的建筑载体。其中少数民居村落最为典型，建筑图式特征为：从外型上是粉墙黛瓦、马头墙；小门窗；结构上是曲折迂回、门楼重檐；风格是自然、古朴、隐僻、典雅。它蕴含着古徽州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观赏和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要把古徽州民居图式典型特征粉墙黛瓦、马头墙，门窗、家具、盆景，以及它们所抽象出来的图形转化成现代景观设计的元素融入教学活动中，或是让学生完成与此相关的景观设计作品，或是创设条件让学生参加当地景观设计项目和过程，接受实践的锻炼和检验……这都需要我们将徽派建筑图式的特征与内涵内化于心，自觉地将徽派建筑的典型造型样式、图形等外化于景观设计的设计实践中，成为创作者由内而外的一种本能的文化表达与流露，达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培养出能传承和创新徽派建筑文化的景观设计师。
4结束语
对于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活动中，依托地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并具有重要审美意义的图式，并进行合理的运用，使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参考文献：
[1]茹峰.视觉图式的演变-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山水画[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2]王英.艺术设计专业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J].艺术探索,2008(22):145-147.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5
关键词 武汉方言 武汉商业文化 码头文化 汉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12.074
=Abstract The dialect is the local variant of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ultural customs in the dialect area，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culture. Wuhan with nine provinces of location， from the start， taking the famous， has a strong commercial atmosphere and long commercial culture， this feature must be fully reflected in the regional dialect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how the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uhan dialect， Wuhan dialect and how to carry and present the Wuhan commercial culture， thei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ed in where.
Keywords Wuhan dialect；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harf culture； Hanju
方言是民族共同Z的地方变体，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方言区域内独特的人文风情，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借助九省通衢的地利之便，从商起步，以商闻名，有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及悠久的商业文化，这一特点必然要在这一地域方言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作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汉自古便有“货到汉口自然活”的说法，因此武汉方言中有不少带“货”的词语：泡货、俏货、赖（第一声）货、荒货、槐货、苕货……有些词语甚至用“货”来比喻人的品次，这不能不说是武汉方言所独有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方言与地域文化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相辅相行。武汉商业文化如何影响了武汉方言，武汉方言又怎样承载并呈现了武汉商业文化，它们的个性特征又体现在哪里，在此作一番探究不失为一件有意义及有趣的事情。
1 武汉历史、地理环境对武汉商业文化及方言的影响
据武汉年鉴记载：武汉地处古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邻近，上古时其语言属楚语，后经动乱移民，融进北方语；及近代，以“汉腔”为标志的武汉话，约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公元十五世纪下半叶）汉口镇崛起之后；而由三镇话融成的现代武汉话，约在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武汉方言专家朱建颂先生认为现今的武汉话是在汉阳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吸收周边迁来居民的方言而形成的不同于原先汉阳话的方言。武汉历史及地理环境决定了武汉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口岸文化”（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码头文化”，包括“江湖文化”、“帮会文化”），这些文化在武汉方言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武汉方言中很多日常词汇都与“码头”、“船”、“水”有关。
（1）“下河”：在武汉方言中为“倒马桶”的意思，较早见于《汉口指南・方言志要》。为什么叫“下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商业繁华，民宅稠密，许多商店、家庭使用马桶（武汉称“围桶”），积肥的船停在河边，人们挑着粪送到船上，便要下河。“下河”是武汉人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日不做的家庭事务。
（2）“报水荒”：意思是说假话。用报水荒来指代说假话，似乎与“狼来了”的潜在意义差不多。它本身还是离不开“码头”、“水”之类具有地方特色的大背景环境。
（3）“见风车舵”：意思是见风使舵。根据有关字典，“车”在方言中有转身那道意思。而在新华字典里，用轮轴来转动的器具都可以成为“车”，可见，“车”可以指代“船”。驾船要根据风向，“见风车舵”比“见风使舵”更形象，也更具武汉地方特色。
（4）“弯着船折骂”：张三被李四得罪了，张三特意去李四家门口骂人、挑事，这样就可以形容张三“弯着船折骂”。
武汉码头众多，活跃在长江沿线的最大两个帮派“青帮”和“洪帮”之间的江湖纷扰无形间对武汉方言乃至文化都起到了很大影响。帮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暗语，俗称“行话”，这些暗语也逐渐成为现今的武汉话的来源之一。
（1）“打码头”：意思是强出风头。可以想象，解放前“青帮”和“洪帮”这两大帮派在码头争权夺势，出尽了风头的“盛况”。
（2）“拐子”和“来子”。“拐子”、“来子”都属于黑帮行话。武汉称老大为“拐子”，老二为“来子”，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流行，源于洪帮隐语。据李子峰《海底》：“老大――拐子；老二――来子；老三――香炉脚子。”武汉只接受了前两个，“拐子”（普遍），“来子”（不普遍），并诌出一句顺口溜“拐子来子，橡皮鞋子”（来与鞋都是ai韵）。
（3）“柴调子”：帮会也是会有很多忌讳的，在以前，早上和节日期间（比如春节），小孩都不允许直接说“牙齿”二字，要换称“柴调子”，年轻一辈的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记忆了，至于来历，可能也只有帮会自己人才能说清楚了。
（4）“脉子”：武汉方言称长相、容貌为“me（阳平）子”，如“脉子正”指漂亮，“脉子‘啄’”指难看，“熟脉子”指熟人，“踹脉子”指受气的人，“斋脉子”指无能的人。洪帮《海底》书中记载的隐语有：“自己人、自家人――熟麦子；见面、相识――对麦子；见一见面――对对麦子，可见武汉方言中的“脉子”有可能出自洪帮。
（5）“清铺”：查问的意思。本来应该是“清谱”，出自于丐帮。旧日乞丐结帮，在各自的范围内，不准外来乞丐乞讨，如有发现，则由帮头出面查询其是否入帮；若自称是丐帮同祖，就各自说出从师的文武先生的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师祖、师父、师叔）和上下襟（同门师兄弟），称为“清谱”。
武汉商业发达，产生了众多的老字号，一些老字不仅惠及当时，还被武汉人引入生活，成为歇后语。如谦祥益的房子――内外“祥”（强）；王玉霞的碱酥饼――绝酥（劫数）；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叶开泰――药（要）面子；曹正兴的镰刀――割（搁）得好；江汉关的钟――有点有谱。
有人这样形容武汉方言的发展历程：“武汉话是漂在长江里、系在码头上的，在来汉口大码头讨生活的三镇贩夫走卒的肩膀上晃荡成长起来的，随着武汉商业的兴旺而发扬光大。”
2 武汉商业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武汉方言的个性特征
武汉传统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复合性、流变行和市井性。所谓复合性，就是“东西南北汇集，古今中外杂糅”。武汉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了新的复合文化。所谓流变性，与商品随行就市、变化不居一样，汉口文化也有灵活多变，不断开新和赶潮流的特点。所谓市井性，即市民性或平民性。那么，武汉方言是否也具备这样的特征？ 根据朱建颂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示，武汉方言无疑具备以上的特征。朱建颂先生对武汉方言词汇进行了动态考察研究，认为从纵向看，武汉方言词汇包括历史词、传承词、转型词、新创词、复用词，其中“历史词”指在一定历史阶段曾经流行，现在已经消失，如“东洋车子”、“巡捕”、“私塾”等；“传承词”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现在仍在使用，如“十冬腊月”、“地米菜”、“过早”等；“转型词”指不同历史阶段流行过的词语跟改变形式的词语同时流行自由选用，如“油条（油饺）”、“馒头（馍馍）”、“爷爷（爹爹）”等；“新创词”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新创的词语，如“下了课”（下了岗、退了学、撤了职等）、“水货”（假冒伪劣货）、“带一脚”（请求司机把汽车停一下）等；“复用词”指曾经成为历史词，又重新流行，如“尖板眼”（奇特的事物）、“挑土”（临时替代，轮换补缺）、“信邪”（表示感叹、不满等的用语）。从横向看，武汉方言词汇有全国通用词、本地独有词、多地共有词，其中本地独有词如“里份”（胡同）、“男将”（男人、丈夫）、“女将”（女人、妻子）等；武汉方言词汇中有不少是不同时期从共同语、其它方言、外语中吸收的。有人总结，在码头文化的影响下，武汉话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嗓门大，语言粗俗，好凶斗狠，对哥们讲义气，比如武汉人把“情人”叫“情况”，把一个高雅诗意的称谓变成了俗气的称谓，所以武汉方言始终透着那么一点豪气、俗气、土气。
3 武汉商业文化及武汉方言的影响
国人曾以能说会说上海话、广东话为荣，那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文化、经济曾处于领先地位，其实武汉方言在全国也曾经“阔“过。武汉九省通衢、五方杂处，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汉方言受到东西南北各地方言的影响，同时武汉方言也曾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处于较高地位。如京剧中的许多唱腔念白都受到了武汉方言的影响，京剧中带有“汉腔” 味道的念白多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台词，可见“汉腔”地位之高。再如汉剧是以武汉方言作为主要依据来设计歌唱旋律、进行舞台语言交流的剧种，汉剧作为武汉的地方大戏近四百年来曾有过数度辉煌，对很多其它地方剧种都有影响。同时汉剧不仅仅属于武汉这个地域，在很多其它地方也有汉剧，它流行于湖北，远及湘、豫、川、陕、粤、皖、赣、黔、晋等省的部分地区，都同样使用的是武汉方言。武汉作为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其方言也无疑对周边地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据有关专家对武汉方言和黄冈方言进行考证，虽然这两地方言分属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但武汉方言中少量的白读与黄冈方言中系统的白读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两种方言关系的密切。
此文是武汉商学院院级课题《武汉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武汉方言研究》（课题编号：2012G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也是武汉商学院职业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建颂.武汉方言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6
1、长镜头:“视点”与“凝视”毫无疑问,长镜头是形成侯孝贤与贾樟柯影像风格关键因素。相对来说,两位导演使用的长镜头在影片中都有着近似的功能—建构起影片叙事的视点。视点是源自西方美术的术语,主要指创作者的观察位置。这里借用这个术语,主要是说明两人都选择长镜头为创作观察点,由此体现出他们对人物、事件平和、冷静的观察。而长镜头作为电影的一个视点,都具有一种凝视的功能。好像创作者是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平视生活、人物、人生,表达一种平和冷静的观察,在这一点还是大致相似的。或者我们说每一个比较固定的长镜头走向画面的焦点透视,在这样的视点下面,两个人都有一种超越于焦点透视之上的散点透视,可以把情节和人物打得非常散,让我们自己去重新组合,比如像《海上花》里各种人物、事件的打散,还有像《悲情城市》,有着极为宏大繁复的事件,众多的人物,他们都在长镜头的叙述中重新打散。他们的电影,好像是在一个一个缓慢变动焦点透视的视点之外,还有着一个仿佛俯瞰着历史和人生现实的散点透视,既代表导演自己的视点,也代表了一种豁达从容、客观冷静、静观默识、包容一切的近乎历史老人的视点。贾樟柯的影像中经常会有固定机位的长镜头,这些长镜头具有一定的凝视功能。《小武》里,小武与友人在街上追逐打闹,镜头位于远处静静关注.小武与歌女小梅坐在床边聊天,镜头一直关注温情地关注着他们,平视,没有分切也没有正反打.《站台》里,女主角灯下独舞,镜头在远处也默默注视;《三峡好人》里,拆迁工作人员与小市民较劲,摄影机也只是固定在一旁观察,—这些长镜头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在银幕画面中保持了时空的统一性与行为动作的完整感,缓慢且枯燥,但异常真实记录着生活环境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他们有的郁郁寡欢,有的则轻松坦然,但都没有什么戏剧性而是极为日常生活化。同样是极少干预场面的侯孝贤的电影,长镜头也具有相似的凝视功能,《恋恋风尘》中的远山丛林,在镜头的凝望下散发着浓郁的情绪;《最好的时光》里,男女主人公交错在台球边出现,摄影机在前景的相隔下默默注视;《悲情城市》中,四弟与女友静静地坐在圆桌旁,尴尬的气氛在两人的沉默中弥漫—由此,在长镜头与被摄物的关系中,视点与视域、空间与人的张力既不舒展又不紧缩,在慢、静、松散的结合中生出一种常态的连续性,让人在观影时获得如同日常呼吸一般的心理节奏,自然、优徐、平缓,一如波澜不惊、默默流淌的生活本身。当然,相形之下,侯孝贤的视点似乎更加“散点”一些,贾樟柯的视点则相对集中。这也与侯孝贤的影片叙事对象更为众多、复杂,故事时间长度更长等有关。
2、长镜头:纪实风格的生成具体到长镜头语言,通常指长镜头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及场面调度。侯孝贤和贾樟柯的电影基本没有丰富复杂、炫技式的调度,似乎也不追求华丽流畅的镜头调度和场面调度。他们都更注重时间和空间的完整与写实(或称纪实)。正因为他们相对简单的调度,使导演的叙事更为接近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常态。常态是生活的定格,常态包含人的情感和记忆,甚至是集体记忆。如果说尊重生活常态是侯孝贤与贾樟柯叙事风格的主要特征,那么相应地也可以说,尊重生活常态也正是这两位导演长镜头语言的主要特征。贾樟柯能够让自己的镜头保持朴实的状态,镜头里的影像(内容和形式)呈现出近似真实的日常生活常态,而这样的常态遵从生活逻辑,不是编剧的逻辑。电影《小武》里,小武在汾阳县城中四处走动,他与周围环境总是格格不人,却又时不时深陷其中。反映在画面里,小武与空间的关系往往松散与疏远,空间在他的运动中展开,而他总是漂泊并不长驻在某个空间中。而当小武身处歌女房间和身处派出所房间时,他的身影都不再有节奏地运动,而是停驻其中,位于前景与后景之间的焦点位置。不加修饰的透视关系让他在镜头中始终成为中心关注对象,更加显得杂乱,显得狼狈不堪。这样表现出的电影影像基本是在观察日常时间中的生活事件,依据生活本身的形态自行组织起来,让影像与叙事态度、电影形式无法相互剥离,形成纪实的整体艺术风格。与此相似的是,侯孝贤的影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真实世界中的面貌。这首先得益于编剧吴念真与朱天文的文学理念与文本实践。这两位侯孝贤的“御用”编剧都擅长描绘过去生活记忆的点点滴滴,并借用文笔的打磨生成一种具有浓郁怀旧氛围的美学特质。由此在侯孝贤的前十年创作中,多数的作品都是围绕发生在过去时光的真实事件的回味咀嚼,如一次回家的经历,一次闹事的鲁莽等。另外,侯孝贤也谈到《沈从文自传》的影响—用一种平静、客观的语气,不需要华丽的词汇去记述往事的琐碎。其次,侯孝贤特别注意场景的营造,尤其倚重现实环境的特异味道烘托出人,让环境与人物之间形成潜在对话的场域,比如在《悲情城市》中祖屋的厨房旁,一张发暗的红木圆桌,昏暗的吊灯摆动不停,吊灯照射下的大哥一语不发,显得格外沉重,透出他对家族前景的担忧和个人力量薄弱的无奈。除此之外,侯孝贤还通过让普通观众难以接受的“长”镜头、固定镜头与空镜头,完成文学形象与地域环境的交融与和合,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完成对真实事件的描述,传达出在地文化独有的真实性以及创作者审视生活时所独有的真实美学。
3、长镜头的空间美学:地域空间与历史空间在侯孝贤与贾樟柯两人的作品中,影像所包含的生活常态与真实经验并不是简单地依附于长镜头内部的时间流逝里的。长镜头的运用带来了他们的空间美学—以影像表现的地域文化,但更深入一步,他们的地域文化或空间美学并非纯空间性的,是承载历史内容的,有一定的历史纵深,由此成为他们影像魅力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20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界理论界出现了名为“空间的转向”,正如福柯所说,空间应当不再是寂静的、死板的、非辨证的东西,而应当作为富有启示和理论生命力的概念。这一转向经由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大卫?哈维等人的努力,实现从地理学、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等一种以凸显空间因素的各种跨学科趋势的研究,这其中,关注地域空间以及地域文化成为“空间转向”里的核心部分。地域空间涉及方言、理语、民俗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等事物,是各国民族电影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地域空间意识是众多创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也是地域文化艺术化再现的原型,也是他们平衡个人经验与历史纵深的切人点。侯孝贤与贾樟柯电影的画面、色彩、声音等元素所创造的视听形象无论是再现与表现,首先应当是地域空间的表达,然后才是历史纵深的生成。台湾乡村小镇和汾阳都是相对闭塞的地方,地域色彩浓厚,城乡差别似有似无,人际关系相对简单,风土人情相对传统,具有典型的中国社会的特征。长镜头最大程度地保留和还原了人们的记忆。所以在他们的影像世界中的所谓空间,被具象到某一条街道,某一个商店,某一个房间,某一个角落,甚至具体到屋子里的某一件道具,街道上的某一条标语,某处飘来的广播声、吵架声、叫卖声。地域在这里便有了突出的意义—最突出的莫过于地域的封闭性。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东东的假期》与《童年往事》里的淳朴乡下,《悲情城市》家乡风貌的小镇,无一都隐含着一种田园的封闭性—生活其中的人们波澜不惊,随处可见的温情与朴实,人与人的距离和沟通异常和谐,都与城市中商品符号和金钱意义的流动符号格格不人。而在贾樟柯的镜头下,尽管商品经济的渗透已经日趋明显,但无论是《站台》、《小武》,还是《三峡好人》,小城人物的内心世界始终是孤独的,无法打破的,周遭的种种变化之于他们的价值观和气质都是无效的。在这样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范围里,人的活动所带来的事件及其空间内部的存在物都成为某种历史证据,为两人独特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讲述的动机。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交织着两辈人的历史语境:一是从大陆迁往宝岛的客居之痛,成为父一辈有家无国的乡愁;另一面是成长在台湾的下一辈,少时记忆、幼年经历等个人化的自传体会,伴随着家族伦理、社群脉络乃至社会传统的衰落,成为回顾在地生活、历史以及精神的真挚体察。而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关城市与故乡关系的思考,如《站台》、《世界》,但他更多的是在讲述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巨变中的生存现状和个体选择,并从中探寻他们的存在意义以及为了确立生存所必须直面的历史现实,如《小武》、《三峡好人》、《世界》、《海上传奇》等。正因为如此,在两人的电影里,地域空间是承载着一定的历史内容的空间,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个人认同的空间成为了影像殊的景观。这使得他们的画面里无论是认识过去、修饰过去还是安置过去,无论是关于个体、群体,还是政治的冲突,怀旧与乡愁并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责任,由此他们电影里最大的魅力在于历史反省和人性解读所蕴涵的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力量口
侯孝贤、贾樟柯长镜头美学的异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