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技术知识；制度知识；经济增长；经济制度；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1.2；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6-0096-04
经济增长是各国（地区）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经济学着力解决的问题。纵观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重农主义强调土地的作用到重商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到古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综合强调各类生产要素（当然包括土地）和发挥市场效率等的作用，都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越来越多地把各类相关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越来越客观、准确地描述现实经济增长过程以及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其存在的原因，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进而提高了人们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之所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的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区别于其他物种而具有智能生命的特质，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可以通过知识积累提高其“掌控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推进经济增长的根本，但是这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本文拟通过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探讨人类知识，尤其是制度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及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知识不论怎样区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两类，前者是人类探知和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知识，而后者是关于人类自我组织的知识，可分别称之为“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如果说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中涉及知识的作用，大体都是指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论是李嘉图强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传统经济增长，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最终都只是把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局限于技术知识的作用。直至当前，人们在研究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大都是指技术知识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往往将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的典型代表。这种认识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增长分析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而且在于人们注重于从定量上确定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技术知识更容易量化。
但是，从现实经济增长来看，人类的制度知识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有效性（张尚毅，1998a），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成果。新古典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在经济分析中不考虑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制度视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因素；而李嘉图的传统增长理论虽然涉及制度因素，但是并没从知识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事实上，我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可以看到这点。
张尚毅：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人力资本第二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增长理论也不断发展演变，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等无不如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技术等经济变量不发生改变，从资本和储蓄的相互关系引出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推出一个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并以此提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继承者，哈罗德等人在其模型中沿袭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将经济增长直接与储蓄转化为资本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量，但这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因素。随着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产生了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劳动、技术等变量，从而使经济增长不仅和资本，而且和劳动、技术的变化联系起来（索洛，1988）。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用定量方法分析出技术对经济的具体贡献和大多数经济理论一样，通过将实际经济数据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各个变量的具体效应，是在数理上有说服力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它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美的地步”（拉法格，1957）。经济学也正因为充分运用了数学成果，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经济增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所掌控。 ，索洛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通过设立和技术有关的规模变量，分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索洛采用美国1909―1940年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估算出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约占51%左右；而对1909―1949年美国非农部门的估算，这个比例提高至87.5%，并且在这40年中后半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前半部分的5.83倍（索洛 等，1991）11。这些实证数据不仅验证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也说明了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 。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制度等经济变量依然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分析之外。
引入技术变量，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识引入经济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可以从定量的角度论述知识、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的贡献度。如丹尼森曾估算出美国在1948―1973年的经济增长有28%左右归因于知识的进展（索洛 等，1991）256。这些关于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论述，引起了人们对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视，一些学者也逐渐将知识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之中，从而使知识在经济增长分析中由外生变量内生化。然而，真正将知识明确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是保罗・罗默。罗默所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从技术分解出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索洛不同的是，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使经济分析能预测经济的长期趋势，而且可以将经济的短期变化预测出来，从而能更准确地测量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劳动力的增长，进而提高了人们对知识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Romer，1986）。
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被人们发现并重视，得益于现实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相一致，而经济理论又往往超越经济实践，给经济实践以指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的进展。目前，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将各种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但是对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忽略了制度知识的作用，也没有较为普遍地指明各类知识（特别是制度知识）分别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无法说明为什么知识（实际上是技术知识）在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较强，而在另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相对较弱；更无法回答为什么技术主导的经济增长发生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而不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要将知识真正引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不能仅从技术知识方面着手，还要将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纳入其中。由于新古典义传统理论在技术知识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下文着重分析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经济增长的知识基础
当我们依赖于自然资源推进经济增长时，自然会得出增长存在极限的结论（米都斯，1997）；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极限进行了否定，提出由知识所决定的增长递增效益。今天，在现实经济中出现的更多地依靠技术知识而相对较少地依靠其他资源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如罗默所说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深化以及运用这些技术性知识推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继承了新古典主义传统，虽然指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却不能用人类全部知识的进展来解释经济增长，也正因为如此，无法解答我们前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奥地利学派学者哈耶克在他的有关论著中将人类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指出“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哈耶克，1989），从而将知识完全融入整个经济分析中，这种无区别地将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和人类自身的知识融入经济分析，与国际经合组织关于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用人类全部知识解释经济增长所要说明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均衡并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的是具有同质性经济主体的均衡，而是具有异质性经济主体（拥有不同量和质的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的均衡，这就必须解决异质性经济主体相互耦合的问题，必须明确具有不同知识的经济主体之间为什么存在相互冲突，怎样才能相互耦合，进而达到均衡，保持一个经济态的稳定与发展（张尚毅，1998b）。从制度知识的角度，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不但具有不同的个性知识，而且具有作为耦合基础的共性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我们所称的知识传统；知识传统决定了一个经济态可能具有的经济制度优化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态可能接受或者拥有的技术知识水平，进而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水平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以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看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在于不知道当时西方世界技术知识的发达程度，也引进过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反之，一些国家（如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比我们更多地了解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决定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在于我们关于制度知识的缺乏，或者说拥有先进制度知识的人很少，不足以自我产生或接受新的经济制度。 。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诺思，1989）。总之，具有不同知识水平（包括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经济主体决定了经济均衡状态的不同，从而使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认为当一个经济态的人群中关于制度知识的分布程度相对较低时，是不可能产生出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因此，具有足够多的不断优化的制度知识的人群就成为一个经济态不断进化的基础。这仅仅是从经济态自组织内部看问题，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不仅是自组织内部进化的结果，而且还可以通过获得外部性知识来实现，那么，具有先进的制度知识，或者更通俗地讲具有前沿性制度知识的人群分布状况，将决定一个经济态进化的可能性，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状况。因此，人类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从实质上看就是人类各种经济制度进步的历史，各类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可能达到的增长程度。因此，经济增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经济）事实上都是人类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共同进步的结果。
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普遍发展的结果，人类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逐步深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随之加快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知识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和自身不同的认知阶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身前沿的知识，这是一个经济态乃至一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充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前沿性知识的普遍发展，那么，这个经济态将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定发展以后，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原因。然而，这仍然无法回答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没有将他们的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这个问题。关于这点罗默也没有给出答案，他虽然指出了技术知识的增长递增效益，但是没有指出一个经济态为什么要运用前沿性技术推进经济增长。诺思对此作出了解答，他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制订或实施诱致这些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的经济制度，“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诺思，19992）。对此，汪丁丁（2001）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原因在于人类关于制度的知识不断丰富，在探索过程中，人类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关于制度的知识构成知识传统，而在知识传统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引发了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因此，人类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全面地运用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自身的知识，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主导，进而使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个基础既得益于人类关于自身知识的进展――实现经济制度的演进，同时也得益于人类关于自然知识的进展――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三、制度知识：人力资本第二特征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递增作用，我们可以视为知识的经济化。知识依托于人类自身，知识所表明的经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学家在研究知识对经济的作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论及人力资本。从相互关系上来说，人力资本和知识是相互依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经济以及经济学发展史中看到。费雪在1906年发表的《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了《人力资本观》，明确地指出了人力资本和个人知识的相互性，也进一步强调了受教育的经济意义；其后，舒尔茨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指出通过对成人和儿童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健康状况等本身就是资本积累。从舒尔茨等人的基本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和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知识的经济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优化的结果，这和我们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
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人力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比例越高，知识经济化程度也越高。有关研究表明，一国人力资源占世界的比重与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基本是一致的，如美国人力资源占世界比重居前，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居世界前列（李仲生，2006）。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是决定与现代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也是现代人类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发达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布状况，从而也就决定了其经济增长状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这点：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往往也也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关研究表明，1982年，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是中西部地区的1.32倍，而到2004年扩大到1.53倍（张邦辉 等，2007）。 。
技术知识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我们可以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一特征；制度知识是不能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的经验性知识，我们可以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二特征。可以说，人类经过长期积累的制度知识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数量和分布状况与制度创新之间服从概率分布。而从概率的角度看，人群制度知识的分布将依大数定律收敛于某一期望值，这个期望值代表制度的优化程度。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是由于这些地区有较多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另外，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不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的不同成效来看，一个地区能够吸收和消化的技术水平取决于其制度优化程度，也就是说其现实技术知识的先进程度决定于制度知识。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可以利用其他社会的成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继续扩大”（诺思，2013），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人群的制度知识分布状况不能支持先进技术的高效应用，更不能促成新的技术创新。因此，不论是从内部产生技术知识，还是从外部引入技术知识，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都将取决于制度知识的分布状况，具有较先进制度知识的地区最终将成为发达地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着力培养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制度知识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51.
拉法格.1957回忆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72-73.
李仲生.2006.美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31-34.
米都斯.1997.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51.
诺思.2013.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51.
诺思.1989.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70.
诺思.1992.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66.
索洛.1988.增长理论：一种说明[M].北京：华夏出版社：32.
索洛，等.1991.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56.
汪丁丁.2001.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J].战略与管理（1）：77-81.
张邦辉，谭伟，邓淼.2007.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6）：126-129.
张尚毅.1998a.从知识传统到交易费用的支付[J].探索（1）：81-84.
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核算原则 科目 资产现价 计提准备
一、《企业会计制度》体现了会计核算与市场价值的统一
1992年财政部颁布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又相继出台了《企业会计制度》。目前,国家大型企业《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已经停用,中小型企业两种制度并存。因为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60%,上缴国税占全国税收金额的50%,全国有2/3的就业岗位在中小型企业,65%的专利、75%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开发都在中小型企业。因此中小型企业对会计制度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
《企业会计制度》科目设置更趋合理,会计核算依据更注重与市场变化的一致性。在科目设置上,《工业企业会计制度》重于法律形式,《企业会计制度》则重于经济交易实质。例如:企业长期待摊费用,按《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列入“递延资产”科目,而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取消了这一科目,改为“长期待摊费用”科目,科目设置更趋合理。
科目设置的合理性是由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决定的,而这个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在于它符合了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譬如:企业在筹建时期所发生的费用,不可否认有部分属于资产,也有一部分不属于资产。如果按着《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列“递延资产”科目使资产数额虚升,使本应该在会计当期摊销的费用当作资产长期分摊。因此,将这类经济交易划为资产有失公允,而《企业会计制度》的核算原则就做了这样的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由此看出《企业会计制度》核算更注重符合市场经济交易的实质。
二、《企业会计制度》会计中期的设置,使会计报表及时地反映投资的市场价值的变化,使企业决策者能更好的管理过程预期
《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会计中期的概念,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称为会计中期。《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没有中期的概念,核算和报表只反映初始投资成本,不反映现市值的变化,投资者往往只能在报表的附注中了解市值的变化。因不是规范的要求,附注的数据往往不能准确的反映市场的价格,投资者无法根据会计报表的数据做好过程控制,因此,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会计制度》设置了会计中期,作为一项规范要求,中期报表必须准确反映投资市场现值,把期末关口前移可有效的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使决策者能更好的做好过程管理。
三、《企业会计制度》的计提准备制,使会计核算更符合市场的变化而更科学
1.短期投资计提跌价准备,使会计报表反映了短期投资值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投资者完成投资后其资产随着市场的价格的起伏或增值或减值。《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短期投资只做初始成本的反映,不反映市场的变化。因此,会计报表与市场脱节,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企业会计制度》以计提投资跌价准备金的方式反映了这一市场变化,它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企业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应当单列核算,在资产负债表中,短期投资项目按照减去其跌价准备后的净额反映。中期和期末的会计报表及时反映了市场的变化的曲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2.新增委托贷款科目及利息的计提减值准备,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结果。
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企业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委托贷款是其中之一。在会计核算上《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委托贷款的内容,并规定企业的委托贷款应视同短期投资进行核算。但是,委托贷款应按期计提利息计入损益;企业按期计提的利息到付息期不能收回的,应当停止计提利息,并冲回原已计提的利息。期末企业的委托贷款应按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减值准备,冲减资产反映净值,该科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3.《企业会计制度》完善了计提坏账准备的外延,更符合市场经济化的实际,使坏帐处理更加科学。
企业的坏账按原有的会计制度,只限于应收款范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企业破产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收取了预付款后无能力供货成为经常发生的事。预付款回收无望也成为坏账的原因之一。《企业会计制度》根据市场这一现实将这类应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列入计提坏账准备范围。转入其他应收款的预付帐款可以计提坏帐准备,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由原来的按制度规定计提变为企业可以自行确定,确定的方法为按照以往经验及债务单位的财务状况,并在坏账核算上取消了直接转销法。这样通过会计制度的改变,使企业坏帐得以及时处理而能及时反映资产的净值。
4.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规定反映了企业流动资产在市场中的真实性。
企业存货在流动资产及全部资产中占有较大比重,其价值的准确反映直接关系到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对存货只反映其初始成本,不反映其发生的毁损、陈旧或跌价减值。《企业会计制度》则对存货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减值作了反映。它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按照减去存货跌价准备后的净额反映,会计报表及时的反映了存货在市场中的现值。
5.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反映了投资回收效果。
为了使投资者了解投资的回收效果和真实价值,根据投资回收的情况《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企业的长期投资应当在期末时按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四、《企业会计制度》对购建固定资产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更完善
对于购建固定资产借款发生利息的资本化,《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交付前可化为资产,之后即为费用。但是对经常遇到的资本化的准确分摊、资本化暂停都没有明确规定,为会计核算带来混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企业会计制度》制定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准确分摊计算方法,并明确规定了固定资产的购建发生非正常中断,且连续中断时间超过3个月(含3个月),就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直至购建重新开始,这样就使购建固定资产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更完善。
五、《企业会计制度》避免了债权人豁免债务的核算给企业信息失实提供的口实。
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 国际河流；防洪协议；内容分析；跨境洪灾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078-07
洪水是目前最常见且频发的水灾害，已为各国普遍关注[1]。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陆地降水骤增，河川径流量上升，洪水危害日趋严重[2]。水道的连通性、水体的流动性、流域的系统性以及利害的相关性增加了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协作难度，加之各流域国开发利用诉求的差异[3]，使流域国对跨境洪灾防治的态度难于趋同，削弱了防治合作的整体成效。
我国拥有110 多条国际河流，主要国际河流41条[4]。我国是多条重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拥有对河流利用的天然控制权[5]。随着流域国对水安全更趋敏感，使跨界水资源问题具有政治、安全和战略意义[6]，易使国际河流洪灾跨境影响泛政治化。因此，各国对跨境防洪合作既积极推动，也谨慎实践。
流域国间所签署的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能集中反映利益相关国的合作意图、行为和努力方向[7]，因此，通过对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一般性合作特征与演进趋势，对于比较我国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并制定相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现状分析
流域国为维护流域各国社会经济利益，通过签订涉洪协议开展跨境洪灾防治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规定合作形式与内容，明确权利与责任。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内容主要有：构建洪水灾害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通知、磋商和协商洪水危险；汛期应急合作；交流涉洪信息、情报等[8]。
跨境合作已成为防控国际河流水灾害的主要趋势[9]。目前，国外学者已开始深入研究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如Becker等认为，适当的机构设置是有效防治跨境洪灾的必要条件[10]。跨界河流委员会的能力与流域跨境洪灾治理效果直接相关[11]。此外，国际河流水文数据、信息共享是实现流域协同管理的重要前提[12]。可见，国外学者已意识到流域国联合防治跨境洪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合作模式、合作影响因素、合作支撑技术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国际河流多次爆发大规模洪水，使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河流跨境洪灾。其中，既有一般性分析，如郝少英主张构建国际河流洪水灾害防治的法律制度[8]；也包括具体性分析，如刘宗瑞等充分考虑界河特点，构建跨时段多层次的治理机制[13]。总之，国际河流防洪是未来国际河流管理研究中的重点[14]。
2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源的选取2.1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广度、深度[15-17]与紧密度[18-19]等角度深入研究跨单位（组织）合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因此，结合已有研究，从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构建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的分析框架（见图1）。
合作广度是指合作参与者类型的复杂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横向延伸。一些学者将合作伙伴的数量作为合作广度的测量指标[15-17]。因此，以合作主体数量测度跨境防洪合作的广度。
合作深度是指合作治理目标的专业化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纵向拓展。防洪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有助于流域国间防治技术、知识的溢出与互补。因此，以合作目标的专业性测度防洪合作深度：①合作目标高度专业化的专门性协议（主要目标）；②合作目标中度专业化的专门章节（重要目标之一）；③合作目标低度专业化的零星条款（一般目标）。
合作紧密度是指合作参与者相互的联结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一体化整合。Sadoff等将国际河流涉水合作模式分为高、中、低三种，并认为，流域国采用合作模式层次越高，则跨界水资源开发合作的紧密度越高[20]。因此，以合作模式层次测度跨境洪灾防治的合作紧密度。
内容分析法是对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21]。基于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以防洪合作协议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系统地计量合作主体数量、合作目标的专业性以及合作模式层次，发现国际河流防洪的合作特征及演进趋势。
2.2 数据源的选取
国际政治领域事件数据库数量可观，可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历史记录的数据库，二是依据全球新闻报道而形成的数据库。前者有冲突与和平数据库（COPDAB）、全球事件数据系统（GEDS）等；后者则包括国际广播信息服务（FBIS）、奈克斯新闻全文数据库（LexisNexis）等。但考虑到代表性、样本量与时间跨度等方面，以上数据库不完全适用跨境水资源问题分析。
（1）代表性不足。前文所述多种数据库的信息主题多元，覆盖面广，是通用型事件数据库，并非专门针对涉水争端，缺乏代表性。此外，以上数据库存储平台不同，数据库结构也有差异，并不适用于跨境水资源的专项分析[22]。
（2）样本量偏少。前文所述多种数据库部分事件内容不一致，难以提取数量足够且主题适宜的数据样本。
Conca等就指出，跨境水资源合作研究样本量偏少，难以准确发现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的主要特征[7]。
（3）时间跨度较小。限于成立时间与事件时效性，部分数据库所收集信息的时间跨度偏短，较难准确了解国际河流合作的发展趋势。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基于现有国际关系事件数据库，进行整合与标准化，汇编了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构建时空数据库记录历史水关系。目前，联合国下属机构（如环境规划署等）和有关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已引用该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河流统计数据[22]。此外，TFDD已成为研究国际河流合作的重要数据来源，如Conca等[7]、Gerlak等[23]及周海炜等[24]。
目前，TFDD收录1820年至今约450条国际涉水协议，主题适宜，代表性突出，样本量较大，时间跨度较广。因此，以TFDD中的国际涉水协议作为数据源，同时，考虑到全球性协议的约束力较有限及20世纪20年代以前签订的协议数目较少等因素。由此，以1920年至今关于具体流域的合作协议为研究样本。经统计，满足条件的防洪合作协议184份，跨界河流协议120份，界河协议58份，同时涉及跨界河流与界河的协议6份。
3 合作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
3.1 合作广度特征
河流洪水的形成与其所在流域整体水文地理特征存在必然联系，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须从全流域视角来看待[13]。跨境洪灾防治合作旨在流域国间互补战略性资源，包括涉洪水文气象信息、防洪技术等等。水文信息收集及评价是基础，是国际河流合作开发起点[25]。从外部组织获取差异化、多样化的知识或信息可以提升本组织绩效[26]。因此，一般认为，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主体数量越多，越能拓宽流域国间信息与技术基础的广度，使跨界合作信息源、技术源的种类多元。Fischhendler认为，相较于双边协议，多边协议易产生更深度合作[27]。
但数据表明，签订双边合作协议才是国际河流防洪合作的主流，占比约84%，远远高于多边协议。跨境防洪是跨学科、跨地区、跨部门且需统一协调、综合分析的系统工程[28]。由于流域国间在信息和控制体系决策过程上存在差异，需花费更多时间、资金以协调合作伙伴的治理行为[29]，无疑会增加沟通、协调成本，反而影响了跨境防洪的成效。在一般情况下，双边防治合作在战略协同、管理协调以及技术协作等方面的难度低于多边合作，流域国更倾向选择双边合作协议。
3.2 合作深度特征
在高专业性合作目标的指导下，流域国高度参与到跨境洪灾防治中，共享信息源、技术源，获取各自不足的深度信息与专业技术，带来良好的合作效果。高度专业的合作协议有助于确定洪灾防治合作的战略目标，明确流域国间的相互权责，规定防洪合作的主要内容与交流频率。在各方积极参与的前提下，流域国对防洪合作重要性、协同性等方面的认知、理解趋向一致，有助于各方政治互信的强化，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技术协作失误等原因而产生的潜在风险，引导合作行为，保证防洪合作效果。此外，当防洪合作目标专业性较低时，流域国间缺少频繁的互动与交流，导致合作经验不足，难以形成合作惯例与默契[17]，使合作行为有较多不确定性风险，削弱了防洪合作成效。随着彼此间合作不断深化，合作惯例、默契逐步常态化，减少沟通协调成本。可见，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可以通过强化正式的政治互信与非正式的惯例（或默契）保障防洪合作成效。
统计数据也证明流域国更倾向于保证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约39% 协议是针对防洪的专门性协定；约42%协议包含防洪的专门章节；约19%只有零星条款涉及防洪。流域国更倾向于签署专门性协议，或协议中有针对性的涉洪章节为主。由图2知，专业防洪协议与包含专门防洪章节协议的数量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跨地区、跨部门的调度协调难度与跨学科、跨领域的技术协作要求促使跨境防洪合作走向高度专业化。
3.3 合作紧密度特征
在跨境水资源合作中，紧密的联结有助于改善流域国间的国际关系，强化政治互信。在此基础上，共享涉洪信息，交流防洪技术，促进跨境防洪合作。一方面，紧密的联结能促使合作单位（组织）间保持频繁的互动与密切的交流，以分享彼此的认知、理解，同时获得彼此所需战略资源[30]。可见，高紧密度的联结有助于提高流域国间涉洪信息交换的有效性与及时性，促进合作意愿的强化。另一方面，紧密的联结可以增强合作单位（组织）间的互信[31]。国际河流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决定了跨境防洪合作离不开流域国间高度的政治互信。高度的政治互信有助于增加流域国间信息传递及再整合的效果与效率[32]，是防洪合作的重要条件。
紧密度较低的合作模式由成本分享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构成，紧密度较高的中度合作模式以协商/共识型的项目合作等为主，而高度合作模式中则包括联合管理和运作等[20]。在样本中，约51%协议中采用了构建洪水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的高度合作模式；近20%协议中未采用高度合作模式，而采用了预先通知、磋商与协商以及洪水紧急应急合作等中度合作模式；约29%协议中仅采用了涉洪信息、情报交流的低合作模式。可见，高度合作模式是防洪合作的主流选择。
跨界河流和界河地理形态的差异导致流域国地理位置相称性的不同，流域国间权利义务对等性不尽相同[33]。因此，将合作模式与河流类型结合分析（见图3）。数据说明，界河流域国间更倾向构建洪水灾害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跨界河流流域国间则更多选择交换涉洪信息、情报。可见，界河跨境洪灾防治合作模式高于跨界河流合作模式，界河流域国希望通过构建统一、透明、互信的合作平台。
4 我国国际河流防洪合作与国际总体趋势的比较分析 由于流域国间在防洪机制、政府管理、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开展有效合作已成为焦点。从合作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比较分析我国国际河流跨境防洪合作实践与国际总体趋势间的关系：
（1）就合作广度而言，不同于国际河流一般性合作的主要趋势，目前跨境洪灾防治以双边合作为主，关于合作广度的研究预期未获支持。目前，我国几乎与所有邻国（包括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等等）签署了双边涉洪协议，与国际总体趋势相符；
（2）就合作深度而言，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的目标逐步明晰，专业性不断提升，是国际河流防洪合作的主要趋势。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高度重视国际河流水灾害防治，几乎与所有邻国签署了专门性防洪协议或在协议中明确有针对性的涉洪章节，符合国际总体趋势；
（3）就合作紧密度而言，高度合作模式是跨境防洪合作的主流选择。界河流域国更倾向于高合作模式，跨界河流流域国则更多选择低合作模式。目前，在跨界河流遍布的西南地区，我国主动与下游国交换涉洪信息、情报；在以界河为主的东北地区以及界河、跨界河流交织的西北地区，我国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共同设立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联合委员会。可见，我国国际河流跨境防洪“不对称性”合作实践（asymmetry）[34]与全球总体趋势相符合。
总之，就广度、深度与紧密度而言，我国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实践与国际上防洪合作的总体发展趋势有高度一致性；与全球其他国际河流的防洪合作进展是基本相符的。
5 对我国国际河流跨境洪灾合作的启示
由上知，就合作紧密度而言，跨界河流与界河流域国在合作模式层次的选择上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河流所在地区政治、自然以及区域合作程度等方面的差异[35]则使不同地区防洪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具有各自特点。因此，我国应充分考虑到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国际河流实际，科学评估国际河流跨境防洪的主要价值，从合作广度、深度和紧密度等维度完善国际河流的防洪合作策略。
（1）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我国5个洪水灾害影响区域[36]。目前，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中俄已将防洪纳入流域水资源治理战略，从中央到地方就东北地区主要国际河流洪灾防治建立了多层次的成熟合作关系[13]。因此，未来防洪合作应着眼于合作深度的强化。一方面，根据东北界河干、支流并发的特点，制定全流域洪灾防治的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应将干流大中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明确列入东北地区跨境防洪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以提升全流域整体防洪能力。我国应积极与邻国沟通，通过正式的官方外交与非正式的非政府交流，加强政治互信，为界河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2）西北地区。在气候干旱的西北地区，跨界河流与界河交织，入境河流与出境河流并存。西北地区洪水以融雪型、融雪叠加暴雨型两类为主[37]，因此，我国应明确合作目标，重点防治流域融雪型、融雪叠加暴雨型洪水，考虑到西北地区水资源稀缺的现实，要重视洪水资源化。同时，考虑到霍尔果斯河（界河）、阿克苏河（入境河流）等河流的特殊性以及阿克苏河流域绿洲作为新疆优质棉、粮食生产基地的重要性，优先治理霍尔果斯河、阿克苏河等流域，长期合作目标是打造中亚地区国际河流防灾减灾合作的示范区。
西北地区洪水峰高量小，持续时间短，但流速大[38]，加之多山地的地貌使其具有突发性强、陡涨陡落、易成灾等特点[39]。因此，在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下，启动汛期流域联席会议或临时防洪小组，协调流域跨境防洪问题，提高流域防洪合作的灵活性、应急性与协同性，强化防洪合作的紧密度。
（3）西南地区。目前，中南半岛与印度半岛水患严重，以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流域（印度）、贾木纳河流域（孟加拉国）等为甚，有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自然风险。鉴于沿岸国国力贫瘠，无法大规模兴建防洪基础设施，因此，在西南地区，我国应将合作目标定位于扶持下游国涉洪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的背景下，我国应发挥多边国际金融平台的优势，为中南半岛与印度半岛设立涉洪基础设施专项资金。
在西南地区，我国与下游国间的跨境防洪合作以双边低度合作为主。因此，就合作广度与合作紧密度，我国与周边邻国应逐步探索多边高层次合作，推动流域整体水灾害防治合作。我国可先与印度、越南等邻国开展双边合作，在汛期成立流域联席会议或临时工作小组以指导跨境防洪工作。条件成熟后，尝试建立全流域水灾害防治委员会，力争形成全流域多边防洪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南半岛，地区合作呈现“外部主导性”，出现“机制拥堵”，增加了政治谈判成本与交易成本，破坏了统一的集团身份认同，妨碍合作深化[40]。因此，我国应积极与缅甸以及湄公河委员会沟通，整合多种合作机制，明确不同合作机制的层次与功能，规范不同合作机制的范围与领域，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兼容官方与非政府的多层次、有秩序的合作格局，合理控制流域合作广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蒋卫国，李京，王琳. 全球1950-2004年重大洪水灾害综合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2（5）：530-533. [Jiang Weiguo，Li Jing，Wang Lin. Compositive Analysis of Global Flood Disaster from 1950 to 2004[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06，42（5）：530-533.]
[2]姜彤，施雅风. 全球变暖、长江水灾与可能损失[J]. 地球科学进展，2003，18（2）：277-284. [Jiang Tong，Shi Yafeng. Global Climatic Warming，the Yangtze Floods and Potential Loss[J].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2003，18（2）：277-284.]
[3]Hensel P R，Mitchell M S，Sowers T E. Conflict Management of Riparian Disputes[J]. Political Geography，2006，25：383-411.
[4]谈广鸣，李奔. 国际河流管理[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Tan Guangming，Li Ben. International Rivers Management[M]. Beijing：China Water & Power Press，2011.]
[5]郝少英. 论国际河流上游国家的开发利用权[J]. 资源科学，2011，33（1）：106-111. [Hao Shaoying.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for Countries on the Upper Reaches[J]. Resources Science，2011，33（1）：106-111.]
[6]杨晓萍. 超越“稀缺―冲突”视角：中印崛起背景下跨境水资源问题[J]. 国际论坛，2012，14（4）：37-43. [Yang Xiaoping. Beyond ‘ScarcityConflict’ Perspective：Transboundary Water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India and Rising China[J]. International Forum，2012，14（4）：37-43.]
[7]Conca K，Wu F，Mei C. Global Regime Formation or Complex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Principled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River Agreement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6，50（2）：263-285.
[8]郝少英. 国际河流洪水灾害防治的法律制度构建[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6）：56-62. [Hao Shao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Preventing the Flood Disas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Rivers[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3，45（6）：56-62.]
[9]Grafe M，Goerigk 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NTERREG ProgramProject Examples of the Saxon Flood Centre[J]. Wasserwirtschaft，2009，99（11）： 44-49.
[10]Becker G， Aerts J，Huitema D. Transboundary Flood Management in the Rhine Basin：Challenges for Improved Cooperation[J]. 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2007，56（4）：125-135.
[11]Bakker M H N. Transboundary River Floods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2009，45（6）：553-566.
[12]Gerlak A K，Lautze J，Giordano M. Water Resources Data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Transboundary Water Treaties[J].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2011，11（2）：179-199.
[13]刘宗瑞，周海炜，胡兴球. 黑龙江流域跨境洪灾防治的跨时段多层次合作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3）：163-168. [Liu Zongrui，Zhou Haiwei，Hu Xingqiu. Multiperiod and Multilayer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Flood Prevention in Heilongjiang Basin[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5，25（3）：163-168.]
[14]何大明，刘昌明，冯彦，等. 中国国际河流研究进展及展望[J]. 地理学报，2014，69（9）：1284-1294. [He Daming，Liu Changming，Feng Yan，et al.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es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4，69（9）：1284-1294.]
[15]Chen J，Chen Y，Vanhaverbeke W. The Influence of Scope，Depth，and Orientation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es on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J]. Technovation，2011，31（8）： 362-373.
[16]Laursen K，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2）：131-150.
[17]马艳艳，刘凤朝，姜滨滨，等. 企业跨组织研发合作广度和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J]. 科研管理，2014，35（6）：33-40. [Ma Yanyan，Liu Fengchao，Jiang Binbin，et al. The Influence of Scope and Depth of Firms’ Interorganizational R&D Collabor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2014，35（6）：33-40.]
[18]MartínSempere M J，GarzónGarcía B，ReyRocha J. Team Consolidation，Social Integration and Scientists’ Research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Study in the Biology and Biomedicine Field[J]. Scientometrics，2008，76（3）：457-482.
[19]庞弘觯方曙，杨波，等. 科研团队合作紧密度的分析研究：以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1，55（4）：28-32. [Pang Hongshen， Fang Shu，Yang Bo，et al. Research on the Close Degree of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Team： An Empirical Study in WISE Laboratory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1，55（4）：28-32.]
[20]W Sadoff C，Grey D. Beyond the River：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Rivers[J]. Water Policy，2002，4（5）：389-403.
[21]A1lea B，窦平安.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J]. 国外情报科学，1993，11（1）：27-30. [A1lea B，Dou Pingan.Content Analysi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J].Foreign Information Science，1993，11（1）：27-30.]
[22]周秋文，杨胜天，蔡明勇，等. 基于事件数据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国际河流安全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13，22（4）：127-133. [Zhou Qiuwen， Yang Shengtian，Cai Mingyong，et al. Security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ed on Event Data of the Yarlung ZangboBrahmaputra River[J]. World Reagional Studies，2013，22（4）：127-133.]
[23]Gerlak A K ，Grant K A. The Correlates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ivers[A]//Volgy T，abi Z ，Roter P，et al. Mapping the New World Order[M]. Wiley：WileyBlackwell，2009.
[24]周海炜，王洪亮，郭利丹. 基于文本分析的国际河流信息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资源科学，2014，36（11）：2248-2255. [Zhou Haiwei， Wang Hongliang， Guo Lidan. Information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Rivers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Enlightenment[J]. Resources Science，2014，36（11）：2248-2255.]
[25]谢永刚，王建丽，潘娟. 中俄跨境水污染灾害及区域减灾合作机制探讨[J]. 东北亚论坛，2013，（ 4）：84-93. [Xie Yonggang， Wang Jianli， Pan Juan. Joint Development System on Northeast International Rivers of China[J]. Northeast Asia Forum， 2013， （4）：84-93.]
[26]周长辉，曹英慧. 组织的学习空间：紧密度，知识面与创新单元的创新绩效[J]. 管理世界，2011，（4）：84-97. [Zhou Changhui，Cao Yinghui.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pace： The Creative Effect of the Closeness，the Knowledge and the Innovative Unit[J]. Managemnt World，2011，（4）：84-97.]
[27]Fischhendler I. Ambiguity in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Dispute Resolution：The IsraeliJordanian Water Agreement[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8，45（1）：91-109.
[28]周博. 防洪救灾决策支持系统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D]. 开封：河南大学，2010. [Zhou Bo.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Flood Control Makingdesicion Support System[D]. Kaifeng：Henan University，2010.]
[29]Dyer J H，Singh H. 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4）：660-679.
[30]Tsai W.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5）：996-1004.
[31]Gulati R. Alliances and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4）：293-317.
[32]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33]董芳. 国际涉水条约中跨界水条约和界水条约的异同点[J]. 水利经济，2013，31（6）：13-17. [Dong Fang.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boundary Water Treaties and Boundary Water Treaties Among 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2013，31（6）：13-17.]
[34]Kattelus M，Kummu M，Keskinen M，et al. China’s Southbound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s：A Case of Asymmetry[J]. Water International，2015，40（1）：113-138.
[35]胡文俊，陈霁巍，张长春. 多瑙河流域国际合作实践与启示[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19（7）：739-745. [Hu Wenjun，Chen Jiwei，Zhang Changchun. Pract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ross the Danube River Basin and Their Inspirations[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2010，19（7）：739-745.]
[36]刘建芬，张行南，唐增文，等. 中国洪水灾害危险程度空间分布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2（6）：614-617. [Liu Jianfen， Zhang Xingnan， Tang Zengwen，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lood Hazards in China[J].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Edition，2004，32（6）：614-617.]
[37]毛炜峄，李红德，蒋军，等. 阿克苏河洪水类型及其形成的500hPa环流特征[J]. 冰川冻土，2005，27（4）：574-581. [Mao Weiyi，Li Hongde，Jiang Jun，et al. Flood Patterns and 500hPa Circulation Patterns of Flooding Formation in Aksu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2005，27（4）：574-581.]
[38]王建新，王玉华. 伊犁河流域山洪频发成因分析与防治对策[J]. 新疆水利，2005，（2）：55-58. [Wang Jianxin，Wang Yuhua. Study on Cause and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in Yili River Basin[J]. Xinjiang Water Resources，2005，（2）：55-58.]
[39]张华兴，刘进琪，温慧娜，等. 西北干旱区局部暴雨洪水面频率分析[J]. 人民黄河，2013，35（11）：17-19. [Zhang Huaxing，Liu Jinqi，Wen Huina，et al. Study on Storm Flood Surface Frequency in China’s Northwest Arid Area[J]. Yellow River，2013，35（11）：17-19.]
[40]李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J]. 当代亚太，2011，（4）：27-30. [Li Wei. The End of 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Institutional Overreach and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J].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2011，（4）：27-30.]
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4
一、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
探索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应从“产权”的经济内涵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比较研究。
从财务角度讲，产权即“所有者权益”。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产权可具体分解为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
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应表现为对人力资本价值自身的补偿。它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获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权力——工资收入。它属于人力资本价值补偿的范畴。
人力资本的使用权，表现为劳动者自愿在某一行业工作的自主择业权。人力资本的使用权是人力资本所有权的派生形式，它将会贯穿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进程。当人们回顾整个经济改革的历程，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人力资本的权力、对人力资本的价值、对人力资本的使用重新认识和重新重视的过程呢？理解为市场经济发展，应当遵循的“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规律呢？
人力资本的收益权，表现为劳动者不仅要求得到人力资本自身价值的补偿即工资收入，而且应该得到剩余价值部分的分配权——利润分配。人力资本的收益权，源于人力资本的产权，它属于收益性分配范畴，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遵循人本管理规律的具体体现。
人力资本的处分权，表现为劳动者是否自愿继续工作的自主支配权。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本的拥有是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劳动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必然要寻求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工作空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知识经济时代，遵循“人本管理”规律的客观要求。
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会计核算方式创新
人力资本的会计核算特征建立在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的理论基础上，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是一个以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和谐的经济实体。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特征将改变，这对传统的财务会计核算的要素、会计方程式带来了新的挑战。
1.对现代会计理论的挑战
第一，对会计方程式的挑战。在知识经济时代，站在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角度，人们不得不对现行的企业会计方程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反思。首先，这个方程式是以工业经济时代“两极分离”为时代背景的，方程式左边体现经营权，方程式右边体现所有权。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处于动态和变化之中，现行的会计方程式无法反映。其次，现行的会计方程式，是“股东权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既是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的经济实体，又是各种利益的关联者，如政府、股东、债权人、劳动者（含企业家）等组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而现行会计方程式未反映“劳动者的权益”，仅反映“所有者的权益”。
第二，对“会计要素”的挑战。现代会计中的“资产”要素所包含的内容偏狭，确认和计量不科学。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现代企业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现行的会计要素中的“资产”要素，按历史成本原则确认和计量会计信息，无法计量“人力资本”的价值。因此，人力资本这一宝贵的资产，迄今为止，未纳入“资产”要素的核算内容。
第三，对“分配方式”的挑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将出现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以人力资本为产权特征的企业比以资本雇佣劳动为产权特征的企业将更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承认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既要承认按物力、财力的资本份额分配，又要承认按人力资本份额的分配，这场或迟或早将要发生的分配领域里的革命，必将对传统会计核算方式带来历史性的挑战。
2、人力资本产权的薪酬会计核算模式设计
建立人力资本产权的会计核算模式，涉及到一系列会计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仅对人力资本
产权的薪酬会计核算框架模式，发表一些拙见。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产权的薪酬会计核算框架模式的设计，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从本质上讲，人力资本产权的确定过程，就是企业的剩余价值，在政府、投资者、劳动者之间再分配的过程。
笔者认为，人力资本产权的薪酬会计核算模式应包括两部分：一是人力资本产权自身价值的补偿；二是人力资本产权应得收益性分配。
第一，人力资本产权自身价值的补偿——工资制度。物力资本的价值补偿是折旧，人力资本的价值补偿则是工资收入。工资收入不仅包括生存资料，而且包括自身素质提高的学习和培训费用。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习惯不同，工资制度亦不同。美国实行等级工资制度，日本则实行“年功序列职务职能工资制”，德国实行岗位工资制等等。虽然各国工资制度有差异，但工资的决定因素大致相同，不外乎工作业绩、工作技能、工作责任等。怎样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设计出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变动幅度呢？
首先，应将企业的员工划分成几种类型：如知识型关键管理人员、知识型高级技术人员、在岗普通工作人员、待岗人员等。在上述几类人员中，谁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边际影响最大，就刺激谁，谁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贡献最大，就奖励谁？毫无疑问，知识型关键管理人员影响和贡献最大。
其次，关于各类人员工资水平及幅度的确定。知识型关键管理人员，实行竞聘绩效年薪制。以业绩定功过，以绩效定年薪。年薪定为当地计税工资标准的八倍以内为宜，副职为正职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为宜。知识型高级技术人员实行聘任制，薪酬定在当地计税工资标准的四倍以内为宜。在岗普通工作人员，根据劳动的责任、强度、技能、贡献等考核指标，核定在岗人员的工资。其平均工资水平控制在当地计税工资标准的两倍以内为宜。待岗人员的工资水平，应不低于当地劳动部门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
第二，人力资本产权的应得收益分配——利润分享制度。收益性分配，涉及到资本份额的确定。由于人力资本计价按现行会计理论有操作上的具体困难，因此，可将人力资本计价理解为劳动者的专有技能和专用知识对企业的投入，它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根据无形资产占投入资本份额的有关现行政策的规定，将人力资本的股本份额定在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净收益的分配，在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进行，即收益分配的利润分享制度。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分配，均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发放部分；二是留在部分。物力资本的收益分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属于发放部分的“应付股利”；二是属于留存部分用于再生产的“盈余公积——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人力资本的收益性分配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属于发放部分的劳动者个人股利；二是属于留存部分用于集体福利设施的“公益金”。为了系统核算人力资本产权的应得收益分配，应在现行会计核算帐户的基础上，增设两个帐户：一是增设“利润分配——应付劳动者个人股利”帐户，其提取比例和发放办法由董事会讨论决定；二是增设“利润分配——分配管理者股票胜利”帐户，根据管理者超额完成业绩的指标，结合年薪制有关考核办法，经董事会讨论后，作出详细规定。
与此同时，逐步实施员工持股制。全面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工作责任感，从产权角度逐步落实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三、小结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具有产权特征，为适应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要求，我们应主动修正传统的业主权益理论，建立起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企业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共同所有理论。当然，知识经济对现行会计带来的理论上的挑战和会计实践上的许多难题，有待于会计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作更深层次、更具有环境适应性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唐唯超：企业劳动者收入决定机制初探，《会计研究》1998年10期
2、刘俊学：剩余收益分配的新思路，《财会月刊》，1999年1期
3、李心合：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的挑战，《财经研究》1998年 12期
4、李鹰：人本的资本市场发展现，《中国证券报》1998年12期
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图像识别；不变矩特征值；L-M算法；BP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TP1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2945（2017）19-0001-03
引言
随着图像识别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于图像识别技术领域的算法也在不断优化升级，人工神经网络算法作为一种高度非线性的智能自适应算法，在图像识别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实现图像识别的主要特点是构建分类器，将预处理后图像样本中提取出来的特征量输入神经网络，经过自学习和自组织，不断地训练，最终达到能够稳定正确识别图像的状态。[1]本文识别车牌号为例，对基于L-M算法及不变矩特征值优化的神经网络进行研究和实验。
1 图像预处理
1.1 倾斜校正及灰度处理
实际图像实时采集系统得到的图像质量参差不齐，本文采用方差公式推导法进行图像校正。该方法基于正置图像的投影图像边缘点的方差最小的原则来确定倾斜角度，具有较好的校正效果[2]。通常灰度处理方法有平均值法，最大值法和加权平均值法。平均值法和最大值法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图像中目标物与背景分界，对后续边缘检测会产生影响，本文选用加权平均值法，通过最优权值的选择，能够获得较好的处理效果。计算公式为：
式中，WR=0.59，WG=0.30，WB=0.11，此权值设置能获得最佳灰度图像。[3]
1.2 图像分割及卡尔曼滤波
获得灰度图像后，通过Ostu算法确定合适的分割阈值，当像素点灰度值超过阈值，将该像素点灰度值赋值为255，否则赋值该像素点灰度值为0，由此得到二值图像。在分割过程中会产生高斯白噪声，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进行滤波。[4]
2 图像特征提取
2.1 不变矩特征值提取
图像特征提取可以从基于图像颜色的统计特性、图像形状和图像纹理特征这些方面入手。为了克服图像旋转、平移导致的图像特征提取误差较大的情况，本文采用形状不变矩来提取图像熵矩阵的特征，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层参数。
根据不变矩理论，定义图像f（x，y）的p+q阶中心矩为：
由计算得到的单元熵组成熵矩阵，n表示网格分辨率。熵矩阵中包含着局部和全局的图像信息，从熵矩阵中提取不变矩特征值。[5]
2.2 灰度共生矩阵特征提取
在图像f（x，y）任取一点组点对，偏移量为（a，b），点（x，y）处灰度值为i，点（x+a，y+b）处灰度值为j，固定（a，b），通过点对在图像上的移动获得不同的点对的灰度值（i，j），由于经过二值化以后灰度等级为{0，255}，故得到的（i，j）组合共有4组，统计整幅图中每一种点对灰度出现的频数，归一化后得到[Pij]灰度共生矩阵。由此获得对比度，相关性，能量，逆差矩，分别为Con，Cor，Ene，Hom。[6]
综合从熵矩阵中提取的7个不变矩特征值和依据灰度共生矩阵得出的4个参数，构成用于进行识别的图像特征向量，作为神经网络输入层参数。表示为
3基于L-M算法的BP神经网络
3.1 L-M算法概述
BP神经网络算法基于误差梯度下降标准，通过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的误差来调整连接权值使之达到最优。但通常情况下，BP神经网络存在学习速率慢，容易陷入局部最小值等问题[7]。作为优化算法之一的L-M算法是梯度下降法与高斯-牛顿法的结合，利用了近似的二阶导数信息，具有快速收敛，准确度高的优点，本文尝试将其与神经网络算法结和用于图像识别。
3.2 原理及实现步骤
4 实验仿真及结果分析
本文以车牌识别为例。在试验中，选取了数字0-9、英文字母A-Z及车牌上常见的30个汉字共66个字符，每个字符50张训练样本图片进行训练。由于车牌号由不同字符组合而成，在图像处理过程中，进行了字符分割和图像增强，为具体字符的识别提供分类基础。经过训练后，将50张测试图片输入神经网络进行测试。经过测试，识别率能达到98%以上，且识别速度快，性能明显优于传统BP神经网络。
4.1 图像预处理
灰度处理选择的标准是经过灰度变换后，像素的动态范围增加，图像的对比度扩展，使图像变得更加清晰、细腻、容易识别，处理结果如图2。图像二值化处理，结果如图3。
可以通过求梯度局部最大值对应的点，并认定为边缘点，去除非局部最大值，可以检测出精确的边缘。一阶导数的局部最大值对应二阶导数的零交叉点，这样通过找图像强度的二阶导数的零交叉点就能找到精确边缘点，如图4。
对图像做了开运算和闭运算，闭运算可以使图像的轮廓线更为光滑，它通常用来消掉狭窄的间断和长细的鸿沟，消除小的孔洞，并弥补轮廓线中的断裂，如图5。
对水平投影进行峰谷分析，计算出车牌上边框、车牌字符投影、车牌下边框的波形峰上升c、峰下降点、峰宽、谷宽、峰间距离、峰中心位置参数，如图6。
通过以上水平投影、垂直投影分析计算，获得了车牌字符高度、字符顶行与尾行、字符宽度、每个字符的中心位置，为提取分割字符具备了条件。
4.2 训练库的准备
通过预先的图像识别提取，得到部分数字与汉字的训练库，如图7。
在车牌识别的过程中数字库的建立很重要，切割出来的数据要与数据库的数据作比较，只有数字库准确才能保证检测出来的数据正确。
4.3 车牌的识别
进行车牌识别前需要使用样本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然后使用训练好的网络对车牌进行识别。其具体流程为：使用汉字、字母、字母数字、数字四个样本分别对四个子网络进行训练，得到相应的节点数和权值。对已经定位好的车牌进行图像预处理，逐个的特征提取，然后从相应的文件中读取相应的节点数和权值，把车牌字符分别送入相应的网络进行识别，输出识别结果，如图8。
5 结束语
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识别具有广阔的前景，随着对识别质量和识别效率要求的不断提高，用于识别的算法也在不断更新和优化。基于L-M算法的BP神经网络在识别速率和精度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限于计算量较大这一问题，在一些特征向量较多或内存较小的设备中难以适用，而图像识别所需要的特征量往往又较多，为此进一步研究特征量提取方法的优化和高性能运行设备是图像识别进一步发展的关键。[8]
参考文献：
[1]牛博雅，黄琳琳，胡健.自然场景下的车牌检测与识别算法[J].信号处理，2016（07）：787-794.
[2]曾晓娟.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图像识别算法[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5（17）：171-174.
[3]江伟.机器视觉图像中目标识别及处理方法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2015.
[4]李康顺，李凯，张文生.一种基于改进BP神经网络的PCA人脸识别算法[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4（01）：158-161.
[5]张泽琳，杨建国，王羽玲，等.煤粒图像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煤炭工程，2011（02）：17-19.
[6]孙君顶，毋小省.基于熵及不变矩特征的图像检索[J].光电工程，2007（06）：102-106+115.
知识经济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国进民退；民营企业；控制权；融资
控制权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方面，归根到底，它是资本与权力的流动，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以控制权转移为形式的资本流动应该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在当前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为生产者基本类型的二元经济生活中，两者的地位和权重不仅是反映看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势，他们之间的博弈，也是两种治理结构、两者经营理念的对抗。按传统观点，国有企业代表了以政府为支撑的经济力量，而民营企业则是现代治理结构的代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争体现了两者运行机制的博弈，进而影射出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政府主导经济的现实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结构、行业政策和市场导向等方面的倾向性；在微观层面，企业控制权在国有主体和民营主体之间的配置以及在两者的流动，则是现实经济特征和市场条件的一个重要写照。
一、民营企业在当前形势下面临的新生境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克服了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等劣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今天，民营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此外，民营企业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对丰富上市公司主体、改善企业治理、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之，作为对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民营企业对中国GDP的增长、市场经济的活跃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特别是扩大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经济模式发展轨迹。改革初期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时期，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国退民进”，通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实现经营机制的转变，此时的民营企业也成为实现这个多元化的关键性“第二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创业”，成功的背后既有民营企业灵活机动的内在机制和民营企业家智慧与创业精神的回馈，也有民营企业借原有国有企业背景和政策空间之利而实现的利益。但是进入21世纪，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创业期”，这背后的原因既有自身运行机制需要才家族或个人控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需要，也有200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之对应的经济结构也从“国退民进”开始向“国进民退”转化。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控制权问题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和变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兼顾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国有企业凭借其天然优势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大部分民营企业只能生存在国有企业的夹缝中。因此，了解民企业的控制权到底有哪些特征，当前处于什么状况，影响其控制权价值的特有要素以及民营企业控制权转移的诱因等方面，对于认识当前民企的生境至关重要，而民企在并购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则是认识这些要素的一个基本窗口。
二、并购市场中的民营企业
企业并购是控制权市场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并购参与者的地位、并购价值等方面可以很好地体现控制权的配置和价值。而民营企业在并购市场中的地位和表现则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线索。
作为咨询机构的一员，笔者亲自参与了近期的一些并购活动。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都是国企收购民企，尽管个案缺乏概括力，但它们却能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并体现出民营企业在当前并购市场显示的特点。
1、并购市场上的控制权转移特征
如果将企业主体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大类的话，当前并购活动的涉及的控制权方向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之间的收购和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案例则凤毛麟角。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形势下的并购市场上，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和金额上都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收购方，或者说，国有企业在控制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而民营企业只能甘拜下风。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显然是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
2、参与并购的民营企业特征
这些作为被收购者的民营企业，他们甘愿放弃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将企业控制权拱手让给集官僚权威和经济大权的国有企业，到底是处于何种目的，抑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这也促使我们将眼光转移到这些放弃控制权的民营企业身上。
尽管笔者参与的这些并购活动属于个案，但它们所表现出的特征合乎当前形势，并且在这些局部领域中体现出民营企业的某些共性特征。
（1）具有相对复杂的间接控制权结构。这些被收购的民营企业要么实际控制人通过海外公司的境内子公司对实际被收购对象实行控股，要么是通过在避税天堂设立的公司，进而通过境内子公司实际被收购对象。也就是说，这些民营企业或成立全资子公司，或成立合资公司，从而以间接控制方式实现控股，具体的控股方式又分为树状控制结构和金字塔控制结构。前者为母公司以全资形式控股子公司，因而，避税应是企业采取间接控制的主要考虑；后者则采取全资和合资并存的形式，实现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这其中既有避税方面的考虑，也有以部分资金通过杠杆效应撬动更多资金的因素。
（2）收益能力较高。这些民营企业的毛利率均超过40%，净利润均超过10%；个别企业的毛利率均超过50%，净利润均超过15%。这些盈利指标不仅高于被收购方，而且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这其中既有地方政府支持等方面的政策原因，更有企业自身经营灵活、效率高、成本低等方面的经营性因素。
（3）偿债能力极端恶化。这些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的临界线，相当一部分接近80%，最高甚至达到90%。此外，所有被收购方的流动比率在近期内均明显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民营企业均存在较大的外部借款和频繁的内部资金周转。通过财务数据的分析以及和企业管理层的讨论，我发现，这些企业在经过初期的高速发展之后，为扩大产能、抢占市场和增加收入，资金出现瓶颈，而寻求被国企、尤其是央企并购，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获得资金注入的最佳选择。
（4）控制权高度集中。这也是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基本特征。尽管这些企业均采取了复杂的多层次间接控制形式，但最终控制者非常集中，表现出很强的一人控制或家族控制。尽管发展迅速，前景明朗，但内部控制不健全、治理结构不先进以及过度避税等民营企业的固有局限性却显露无疑。此外，股东大会基本形同虚设，小股东对企业的决策基本没有影响，几乎完全听从大股东的摆布。
（5）财务造假现象严重。很多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现象，通过推迟或少计收入、提前或虚列费用以达到避税甚至偷税，既是民营企业利润动机的必然趋势，也是他们在当下融资困难、现金流拮据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扭曲了民营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估值，不仅加剧了并购过程的不确定性，也给作为收购方的国有企业带来极大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甚至是法律风险。
三、民企困境的思考
民营企业在并购市场上的地位及其控制权特征既有与理论相符合的一面，也有在当前特定形势下形成、尚待进一步思考的很多新特征。
首先，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形成的挤出效应，再加上融资困难及税负过重，构成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在经历了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上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大举收购国有企业的趋势彻底转向，“国进民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背后最大的推手莫过于融资能力。对民营企业来讲，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融资，民营企业发展到现阶段依靠自有资金已明显无力以支撑其进一步的增长，而现有金融体系无论从观念上、体制上还是技术上，对民营经济在融资上的支持力度都不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间接融资市场和资本市场上都远不及国有企业，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为换取进一步发展的资金而放弃控制权。
此外，在当前形势下，民营企业依赖控制权实现的价值既有通过其控制地位带来的合理控制权溢价，也有因为对控制者缺乏监管而借助于不合理避税和侵害非控股股东带来的“隧道”效应，这不仅制约了民企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民企对完善经济结构发挥的作用，并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并购等渠道传导给国企。
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垄断优质资源和融资渠道的前提下，民营企业必将继续面临困境，除已完成“二次”创业并形成行业龙头的个别民营企业之外，大多数民营企业还要在发展权和控制权之间做出权衡。无疑，这些问题都将放大民营企业控制权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1]民企被国企收购“去民营化”愈演愈烈日期[OL].中国建材网，2011年4月7日.
[2]顿曰霞，薛有志.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多元化经营与投资者保护[J].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09期.
[3]唐英凯，周静，邹晖.中国家族类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及影响因素[J].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4]裘益政.民营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研究[A].三友会计论丛（第8辑）[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