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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范文1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资源综合利用
1循环经济的产生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也开始了人类对资源的暴殄天物式的攫取。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此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产排放的废弃物也不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危害。由于对环境容量有限性认识不足，人类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结束以来，工业废弃物产生的公害夺走了数万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环境破坏造成了众多的生态难民，传统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严酷的现实，迫使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该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循环经济的概念及其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的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1962年受宇宙飞船的启发提出，但其诞生后并未引起广泛重视，近年来才逐步成为一些国家处理环境与经济关系的首选模式。循环经济既是关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又是具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它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资源生产率。传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资源到废弃物的线形开环系统，表现出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特征；而循环经济是参照自然界物质循环模式，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将上游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变为下游产业的“营养物”或原料，从而形成互相依存的工业生态链，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无害化和再生，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出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的特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过程。
循环经济的运行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的减量化原则。减量化原则针对的是输入端，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流量，对废弃物的产生，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来避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和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在生产中，生产者可以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原料使用量、通过重新设计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对消费群体而言，应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2）以废弃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再循环原则。该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使用物品，避免其过早地成为垃圾。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对制造商和生产者而言，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加大“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实现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对消费而言，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
（3）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的资源化原则。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和资源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资源化原则是输出端方法，能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与资源化过程相适应，消费者应增强购买再生产品的意识，促进整个循环经济的实现。
3循环经济的循环体系
循环经济关注的焦点是生产、生活过程的废弃物排放问题。所以，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构建三大循环体系：
（1）企业内循环体系。构建企业内生产物流循环体系是循环经济在微观层次上的体现。以前企业把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排放，视为顺理成章的事，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而循环经济则要求企业通过新的技术工艺，努力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流、能量流充分循环利用，减少排放，甚至达到“零排放”的目标，以实现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美国著名的杜邦化学公司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把企业作为试验循环经济的实验室，把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运用于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之中，通过放弃使用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和原料，采用高产率、低副产品、低废物排放的技术，以及回收利用副产品和废弃物的新工艺，仅5年时间就使废弃物的排放量减少70％。杜邦公司副总裁特博说，尽管“零排放”对企业来说是困难的，但那是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的目标。
（2）企业间循环体系。构建企业之间的“物质代谢”和“共生关系”，形成具有“产业生态链”的循环体系是循环经济在中观层次上的体现。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和企业内循环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受技术工艺的限制，就是企业内循环成本较高。因此，需要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区的方式，来实现企业之间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循环。把工业废弃物和副产品的排放降低到最小程度。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工业生态系统，要求企业间形成共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3）社会循环体系。构建社会废弃物回收利用网络的循环体系是循环经济在宏观层次上的体现。企业把生产出的产品投放市场，进入消费领域后，由于产品存在着消费生命周期，如电视、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的消费生命周期为8～10年，计算机为3～5年等，这就意味着目前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几年之后就会成为新的废弃物，处理不当就会成为新的污染源。尤其是那些一次性用品，如包装盒、饮料罐、食品袋、电池等，用毕即丢，每时每刻都在污染环境。日本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因此较早地重视并建立了废弃物分类回收的社会网络体系，使日本包装废弃物回收率高达88.9％，废旧家电的回收率达到50％以上。
4循环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4.1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循环经济概念的提出在国际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到20世纪末，在发达国家已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形成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德国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先行者。1972年德国制定了《废物处理法》，1986年修改为《废物限制及废物处理法》，1992年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辆，1996年提出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自实施以来，废物不断减少，循环利用率不断上升。从经济角度看，废物利用也取得了成功，目前废物利用年产值400亿欧元，就业人数达24万人；废物处理行业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和就业发展动力。日本2000年召开了第一届“环保国会”，通过和修改了包括《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多项环保法规，从法制上确定了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这标志着日本在环保技术和产业上迈上了新台阶。
4.2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进展缓慢。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建设思路和方针。2005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依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近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我国一些地区和企业逐渐开展起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一是在企业层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目前我国已在20多个省、市的20多个行业、400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二是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在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建立了10多个生态工业园区，根据生态原理组织生产，使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将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水平。三是在城市和省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目前已有辽宁、贵阳等省市开始在区域层次上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5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5.1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下，资源循环利用未得到足够重视，有些污染和废弃物排放不计成本，由于回收废旧资源再生利用比使用现成的资源成本高，导致了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制约和规范，那么，发展循环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
5.2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落后
企业工艺和技术装备落后是我国经济增长缓慢、效益不高、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关键技术设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2/3的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2000年我国科技竞争力仅列世界第28位，科技整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5～20年。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环保产业的总体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亟待提高。
5.3循环经济发展投入不足
虽然国家在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方面有一些资金支持，但还未从循环经济的整体发展考虑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在金融、税收等政策方面也还缺乏必要的支持。企业在短期内排污费的支出总体低于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因此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的积极性不高，投入力度小。
5.4社会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废物资源化，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必要条件之一。社会消费资源减量化的难度很大，造成企业资源再利用的社会环节不健全，提高了“循环”的财务成本。比如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大城市早已出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随意乱扔垃圾，人为地增加了资源回收的环节和资源再生企业的生产成本。
6四川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
6.1制定全省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采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提出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路、目标、步骤和政策措施等，指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目前四川省一些大型企业在生产中已经引入了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但规模小、层次低、影响面窄。因此，应当在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发展循环经济，并制定相应的专项规划和配套政策，引导、推动发展循环经济。根据四川省的建设纲要，按照地域和产业特点，在全省建立若干个循环经济圈：在长江流域建设以能源、煤、建材粉灰的综合利用为核心企业的循环经济圈；在重庆、宜宾等沿江城市建设以化工、冶金、建材和城市污水处理等为核心企业的循环经济圈；以峨嵋山、黄龙、九寨沟为核心，建设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的循环经济圈；依托成都的科技优势，以成都为核心，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的循环经济圈。
6.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认真贯彻落实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依法促进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等。加强循环经济的地方立法，把引导性和强制性结合起来。优先对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的废物利用问题专门立法，予以法制化和规范化。
6.3强化政策导向
坚持鼓励与限制相结合，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充分用好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发挥优惠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扶持作用。认真执行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强化排污收费，通过经济杠杆推动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体系，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环保、技术等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政府应当建立、完善资源调剂的信息平台，使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6.4加强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究开发
充分依托本省的一批国家级研究、设计单位和高校的技术力量，加快用高新技术提升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以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技术为重点，选择具有广泛推广前景的先进适用技术，在电力、煤炭、化工、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组织开展攻关，解决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矿山尾渣、化工生产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互补技术，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予以必要的扶持。
参考文献
1孟赤兵.循环经济要览[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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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一批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如云南白药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红塔集团等企业，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这些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已先后开发生产云南白药系列，灯盏系列，蒿甲醚组等产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占有率以及较高的生物资源研发及产品的深加工。现在，云南生物多样性的深入研究，植物化学，生物资源的再保护，动物药品的研发，原料生物的活性成分提取技术，生物产品开发等领域的研究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发展绿色经济的科技创新建议
2．1政府在绿色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
绿色文明是追求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它需要对绿色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利用不能超过替代资源的发展速度;污染排放量不能超过自净系统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科技创新、绿色文明符合中国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发展绿色循环经济的思想基础。各级政府部门应发挥职能作用，从宣传和倡导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着手，环境因素以及生产全过程，引导企业和消费者关注绿色产品。通过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和公众消费者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政府采购，优先采购具有生态设计的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保持节约和多循环利用，形成一个绿色消费引导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科技创新促进绿色消费的良性循环体系。
2．2发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发挥经济、社会、绿色技术为国家带来的产业环境效益，运用绿色技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整合落后传统产业。
2．2．1增强绿色科技创新研究的投入与研发工作政府要引导和规划绿色技术的创新，绿色技术创新要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优惠绿色项目的审批、资金及人员配置，设立绿色技术转让和推广交易中心，建立绿色技术资源信息网络便于交流。
2．2．2健全绿色科技创新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人才是创新的关键所在，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显得尤其重要，融资机制，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是保障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提供足够的人员和资金，绿色技术创新才能发展的更好。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考虑成本和效益来调整政策，以鼓励有发展前景的绿色技术发挥作用，更要突出“以人为本”。政府通过政策来计划和税收、优惠、扩展等各种行政工具的组合，加强政府采购中鼓励绿色创新产品的应用，也要特别注意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的作用。
2．2．3促进建设绿色科技创新的中介组织科学研究机构是为社会发展成果，技术扩散，创新决策与管理咨询，技术评估，创新资源的配置等专业服务组织，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创新体系。面对新的绿色技术，科技中介机构传统的进一步改革，以适应新的行业的要求，促进了一批整个系统的科研机构的科技中介机构资格;组织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是基于科学研究设备和人才优势，建立各类科技中介组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指导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为政府决定软科学研究机构的过渡机制，同时，开展科技咨询，面向社区的评估活动;大力推行“行政决策咨询”制度，重大决策的重要工作，重大项目示范和部署进一步依靠科技中介组织，以支持其独立，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政府应建立支持系统和服务体系覆盖的成果的政策转变的全过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包括人员，资金，信息，市场开发等系列服务。
2．2．4运用法律和经济政策为企业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施加压力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环境成本的经济活动，改变过去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免费使用，和社会上的环境代价的情况下，迫使企业改善过程中的经济利益，节能降耗，降低环境成本，绿色科技创新发展和推广。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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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textiles waste recycling and re-use in China， the article analysed the relevant domestic laws and policies in detail.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establishment of textiles waste recycling policy.
本文依据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出台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行业标准，以及北京、广州和杭州等城市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地方标准，结合我国《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务院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 2015年）》，以及《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和《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文件，对我国关于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的相关政策及措施进行了梳理，以便行业及相关企业和社会团体进行了解和掌握。
一、我国与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相关的政策与措施
我国自2009年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来，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将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列入“十二五”规划中。
从国家层面来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被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并提出要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党的十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从纺织行业层面来看，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支持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2015年初步建立纺织纤维循环再利用体系，再利用纺织纤维总量达到800万t左右的发展目标。加强资源再生循环及利用的重点任务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理念，逐步建立健全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循环体系，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设立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管理和监控体系等。
我国现行的与废物分类、回收及再利用有关的政策及措施，主要包括相关的法律、管理条例及“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相关内容（图 1），但缺乏针对与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相关的政策制度，无法满足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的需要。
1. 立法层面
法律法规是保证废物管理和有效利用的强有力手段。我国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提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简称“三化”），为垃圾治理工作的基本原则。但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在我国尚未进入立法层面。
（1）《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为原则
在我国2005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明确指出：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2）《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在我国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所称的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其中，所称的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
仅就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制度建设而言，我国尚未在法律层面进行立法。例如，《循环经济促进法》中规定了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对废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利用、报废机动车船的回收拆解、机电产品的再制造，以及生活垃圾、污泥的资源化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未将废物或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等内容纳入法律法规，且缺少实施细则。因此，上述法律在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中只起到原则性作用。
2.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层面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回收和再利用。垃圾分类是指按照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并根据不同处置方式的要求，将垃圾区分成不同的种类。
目前，我国涉及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主要为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图 1），在上述各种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标准中，对废旧纺织品的归类存在一定的差异。
（1）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行业标准已将织物垃圾归为可回收物
根据2004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由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的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可分为六大类：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可堆肥垃圾、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物。主要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五大类。其中，织物是指旧的纺织衣物和纺织制品，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毛巾、床上用品、桌布、书包、鞋等。
为了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志，2003年建设部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涵盖了14个垃圾类别标志，标志应按规定的名称、图形符号和颜色使用，以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工作，同时也适用于有关产品的外包装。
2009年建设部颁布的《生活垃圾采用和物理分析方法》（CJ/T313 — 2009）将我国生活垃圾按物理组成分类为厨余类、纸类、橡塑类、纺织类、木竹类、灰土类、砖瓦陶瓷类、玻璃类、金属类、其他及混合类共11类。
上述 3 个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行业标准的特点主要包括：一是将废旧纺织品的名称统一为“织物”或“纺织类”，即英文为“Textiles”；二是将废旧织物作为生活垃圾的一种，并视为可回收垃圾。
（2）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未将废旧纺织品纳入分类收集范畴
为提高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能力和水平，指导各地选择适宜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2010年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联合出台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并将废纸、废金属、废玻璃、废塑料的回收利用纳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范畴，但未将废旧织物纳入其中。
（3）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标准有差异
如表 1 所示，北京、广州和杭州等 3 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对织物垃圾的归类、名称使用、回收箱的设置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①地方标准对织物垃圾归类存在差异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将织物归为可回收物类，这与建设部颁布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国家标准相一致。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的可回收物，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但已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
而广州和杭州将织物垃圾归在其他垃圾类中。其中《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中的其他垃圾包括大件垃圾以及其他混杂、污染、难分类的塑料类、玻璃类、纸类、布类、木类、金属类、渣土类等生活垃圾。而《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中的其他垃圾主要包括：受污染与无法再生的纸张，受污染或其他不可回收的玻璃、塑料袋与其他受污染的塑料制品，废旧衣物与其他纺织品，破旧陶瓷品，妇女卫生用品，一次性餐具，贝壳，烟头，灰土等。
②地方标准对织物垃圾名称使用的不统一
各个地方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对织物垃圾的名称使用并不统一。如《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使用“织物类”，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国家标准中的名称相一致；《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中使用“布类”，而《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则使用“废旧衣物与其他纺织品”。
③城市社区回收箱设置不便于织物垃圾的回收
北京市按照“大类粗分”的原则，一般将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其它垃圾”等 3 类设置回收箱；广州生活垃圾回收箱则分为 4 种：有害垃圾箱、其他垃圾箱、可回收垃圾箱和厨余垃圾箱。杭州生活垃圾回收箱也分为 4 种，包括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虽然如此，但均存在一个问题：3 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箱难以让居民辨识，废旧纺织品究竟应投放在可回收类垃圾箱还是其他类垃圾箱，难以界定。
3. “十二五”规划层面
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十二五”规划均十分重视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从制度建设层面、技术层面和再生纤维利用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目标。
（1）从国家层面提出再生资源和生活垃圾回收体系和分类制度建设（表 2）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另外，我国《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80%，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制度。
再生资源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需要制度保障，“十二五”规划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2）从产业层面提出废旧纤维回收和再利用体系的建设和标准制定（表 3）
在国务院出台的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2015年）》中，针对废旧纤维制品的循环利用提出，到2015年我国再生纤维利用占纤维加工总量比重要提高到15%。
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2015年初步建立纺织纤维循环再利用体系。建立健全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循环体系，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设立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管理和监控体系等。同时还提出，2015年我国再利用纺织纤维总量要达到800万t的发展目标。该规划从产业层面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废旧纤维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目标，提出了再生纤维的利用水平。
（3）从技术层面提出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的技术主攻方向（表 4）
在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和科技部等部委出台的《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中，从技术层面解读了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
《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要重点完成50项节能环保关键技术攻关，其中包括 2项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技术，即纯化纤废旧纺织品的再利用技术研究以及天然纤维和混纺废旧纺织品的再利用技术。前者主要包括研究合成纤维材料的生物改性及生物降解、纤维废旧料的回收利用、开发纺织废料回收及再利用成套装置及技术；后者主要指开展废旧纺织品回收、清洗、分类分拣、再利用关键技术及相关设备的研究，以解决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技术问题。
科技部等部委出台的《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2015年我国废旧高分子材料产生量要超过4 000万t，同时提出了 8 项废旧纺织品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备的开发。
二、发达国家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就开始了对废旧织物的回收及再利用研究。在欧盟众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涉及了纺织品回收和再利用条款。例如：欧盟环境保护法（1990）第 2 部分，将废旧纺织品视为“可控制的垃圾”，列为回收、处理、可回收处理类的垃圾；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在2008年欧盟废弃物指令第二次修正案中，提出了纺织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议案，规定欧盟各国在2015年年底前必须构建纺织废弃物的回收体系。
英国政府倡导全体民众将废旧织物视为可回收、可再利用资源，并提出“零废弃经济（zero waste economy）”的社会发展目标，2008年英国织物再利用总量达2.7万t。
据调查，每年每个美国居民大约丢弃70磅重的旧织物，其织物垃圾总量约占城市固体垃圾总量的5.2%，其中只有15%的织物垃圾会被再利用，其余85%则被填埋处理。2011年底，美国纺织品回收协会（The Council for Textile Recycling）提出到2037年实现织物垃圾“零填埋（Zero by 2037）”的目标。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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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高房价和地方债务危机的货币诱因。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寄望自由贸易区建设缓解目前国内经济的流动性陷阱困境，实现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此自贸区应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原则进行大胆金融创新。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之中堆积了大量剩余资本，无法正常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作用，而是在流动性陷阱之中不断制造金融泡沫，已经成为不定时炸弹。如果能够把剩余资本引入实体经济，则我国经济将继续高增长。否则，走向泡沫经济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已经不会太远。为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局，我国应当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环境，以合理的金融创新消弭国内货币超发压力，因为长期巨量外汇占款导致的人民币流动性泛滥远远超过国内经济消化能力，是导致高房价和地方债务危机的货币诱因。
但是，可以预见，如果自贸区单独利率市场化，在中国境内将形成两套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自贸区高于在岸市场，贷款利率自贸区低于在岸市场，从而导致跨市场套利空间产生。因此，必须对人民币资金从自贸区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回流实行高税收政策，将套利空间彻底摧毁，从而使躺在国内银行存款中没有高收益投资机会的真正过剩的人民币资本愿意流向离岸市场。同时，应鼓励民营资本在自贸区创办银行，并鼓励国有银行进入自贸区，以便把过量人民币流动性从国内高储蓄余额中吸出。自贸区人民币存款利率是浮动的，只要人民币存款数量够大，存款利率就会下降，从而自然缩减套利空间。
按照9月末国内人民币存款余额高达103.09万亿元来看，自贸区可以吸出的人民币剩余资本将以10万亿计，正是这些巨量剩余资本导致国内银行付息压力巨大，从而促使它们滥发贷款，并且通过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等向影子银行主动推送、转化存款资源以规避监管牟取高收益。
存款搬家自贸区也许会使区外某些银行业务陷入短期困境，但在监管标准既定且严把银行再融资关口的条件下，这等于逼迫银行自动降杠杆，有利于走出全面金融困局。须知中国银行业呆坏账是客观存在且绝对数量庞大的，长期掩盖在高储蓄之下不暴露，表面看存贷比很低，风险不高，但实则只会积小害为大灾。6月主动型“钱荒”行动的虎头蛇尾，彰显现有金融体系已经深陷流动性陷阱无力自拔。
存款搬家可以对银行产生市场化的资金周转压力，迫使其自动把本来应在表内运行的金融资源从表外渠道撤回，比如压缩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委托贷款、资本投资等，以充实表内储蓄余额和资本金。这样将导致虽然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表外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高风险金融活动减少，影子银行规模收缩。同时，在表内，由于存贷比提高，银行将被迫自动加强贷款风险管理，从而自然减少各类高风险贷款。进而，为争取盈利，银行将被迫向风险较低、信誉较好的实体经济企业和居民贷款。存款搬家不同于主动型钱荒，是一个逐渐加强资金周转压力的过程，有利于银行逐步压缩杠杆。
结果可能将是，银行暴利压缩，银行呆坏账增长速度下降，影子银行规模收缩，房价房租上涨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下降，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流动性陷阱缓解，贫富差距扩大速度下降等，可谓一举多得，国民经济有望恢复健康。
也只有自贸区人民币资本规模足够大，才可能在自贸区推行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否则必然造成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比在岸市场高太多，套利空间过大。自贸区人民币资本规模越大就越安全，因为国际私人投机基金难以撼动价值数以万亿美元计的人民币资本，从而离岸人民币汇率就可以与在岸市场差距缩小，以致套利活动利润率难以高于其投资机会成本。
在人民币资金运用方面，上海自贸区要与促进境外人民币回流的前海相反，应促进境内人民币外流，即以低利率人民币贷款冲击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市场，推动人民币的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发展。具体措施比如，可以对我国企业的海外资源收购和技术并购投资进行人民币贷款，可以对外国政府经济发展计划和企业投资计划进行人民币贷款，可以允许外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多边国际组织发行以人民币标价的外向型“熊猫债券”等等。
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人民币在两种利率制度和汇率制度条件下形成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两套循环体系，实现一种独特的“一币两制”金融体系，发挥缓解剩余资本对国内经济的重压、防止国际金融危机风险冲击国内主体经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硬通货化等综合作用。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范文5
农村信贷需求增长
首先是农村企业规模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信贷提出了新需求。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2005年乡镇企业在册数达6392户，实现增加值58.5亿元，同比增长35.1%，实现利润总额9.8亿元，同比增长44.6%，上缴税金4.3亿元，同比增长50.4%，同时提供就业岗位15.2万个，其中三分之一分布在乡镇、农村，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同时，带动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该市农村企业逐步向规模化发展，农村企业正处于整合、改制和重组阶段，急需信贷资金的支持。但一直以来，农业经济弱质性与金融资产趋利性的碰撞产生的矛盾，导致商业银行不愿涉足农村企业贷款这类高风险区域。农村企业等待信贷结构的创新。
其次是农户生产和生活外延的扩大趋势对农村信贷提出了新需求。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农户已由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上发展，其信贷资金需求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是规模种养户及特种养殖经营户信贷资金需求增长。瘦肉型生猪、花卉苗木、薄荷油、中药材等种养专业户，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其资金需求明显增长。二是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个体经营户信贷资金需求增长。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很大一部分生产经营资金依靠于民间借贷。如太和县李兴镇的桔梗、大青根等中药材种植、加工和销售已形成产业化经营，并发展成创汇农业，而该镇贷款余额只有来自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农贷约6000万元。三是农村个体商贩、运输及农户消费性资金需求增长。
政策建议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农贷市场供求结构的取向。近4年，安徽省涉农信贷投入总体平稳增长，2005年安徽省涉农信贷投入比2001年增加271.34亿元，年平均增长4.24%，但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增幅5.65个百分点，与同期农业对GDP的贡献率相比明显不对称，这说明农业利用贷款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实情决定农业信贷投入取向仍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主要考虑因素，关键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贷款需求。
在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欠发达地区农业信贷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及农村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根本点是从政策先行入手，同时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逐步形成一个服务于“三农”的多层次、全方位、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制度。
放宽优惠政策
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民补贴力度。针对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困难的现实，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从实际出发，可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扩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农机具补贴的金额，并根据物价上涨幅度，保持每年一定比例的增长，形成国家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确保农民真正实现增产增收。
对政策性涉农贷款实行财政贴息或费用补贴。扩大政策性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信贷投入可向粮食产前、产中领域延伸，如目前农业银行承担的扶贫专项农户贷款应重新划归农业发展银行接收，对因自然灾害而形成损失类农户贷款由中央财政给予核销。同时，农发行应进行职能调整，为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有力的信贷资金支持，满足农村优势主导产业和新兴活力企业的信贷资金需要。
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财政贴息和减免税费政策。对农村信用社支持贫困地区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超过基准利率上浮部分可实行由中央财政贴息的政策；对农业大区支农任务较重的农村信用社可实行减免税费政策，以解决农村信用社支农和增效之间的矛盾，增强农村信用社盈利能力。鉴于目前农村信用社的贷款90%以上执行上浮利率的现实，可试行由中央财政直接对农户进行信贷补贴，信贷补贴的范围可适当扩大到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村工商业、以及农产品的加工、贮藏、运输等，尤其是为了鼓励农户种粮的积极性和保证国家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农作物种植、养殖等信贷补贴可与产量同步提高。
从政策上放松直接融资的限制。长期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除少量的财政拨款外，大部分是金融机构贷款。这种间接的融资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存在诸多约束，难以及时足额满足农民或企业的生产资金需求。因此，根据目前民间融资的发展态势，应采取规范疏导的方式，确立其合法地位。同时，对一些农村龙头企业可通过改组、改制、改造以及优化组合，逐步发展一批上市公司；对大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采取发行债券的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
创新金融制度
从整体上看现有的农村金融制度已经不适应农村经济特点和农民的金融需求，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构建农村金融良性循环体系，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不断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农村金融共存的格局。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应把农村信用社办成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农村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继续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切实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防止出现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过多的行政干预或脱离支农的倾向。同时，对农村邮政储蓄存款应以存放同业的形式回流到农村金融机构，从制度上遏制农村资金外流，壮大农村资金来源。在目前农村资金外流依然严重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进一步明确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分配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原则，以此增加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供给，增强农村信用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支持力度。
对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应主要采取市场手段而不是行政干预的方式。促使其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其服务对象重在农业产业化、农村民营中小企业等。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通过吸引社会民间资本和外资，允许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民营金融组织，以求通过多元化竞争，优化农村资金资源配置，弥补商业性农村金融经营上的“空白点”。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范文6
关键词：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优化路径；西安市
2015年3月我国政府制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作为我国西北门户城市、古丝绸之路起点以及“一带一路”定位的“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西安市，其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到西安乃至西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同时也会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与其他合作方的经济融合。在新形势下，面对环境恶化不断加剧，采取科学方法和手段评价西安市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状况，进而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内涵
节能减排从字面上是“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环境”之意，但从深层看，节能减排即包含节约能源，也包括对所有资源的节约。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以和谐包容、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速度、质量、公平三要素的有机结合的经济形态［1］。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研究虽然历来不久，却有很深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生态经济中论及循环经济理论，提出循环经济是把经济生产过程组织成一个“资源利用———产品生产———废弃物再续利用”的循环式流程［2］。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率先发表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提出了可持续的概念［3］。1987年由21个国家环境与发展问题专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英国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提出了低碳经济。2012年我国党的十提出“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对于研究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4］。
二、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节能减排及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目的在于为比较不同地区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成效而提供具体量化方法。（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第一，全面性原则。指标涉及很多的内容，指标选择时要全面，尽量涵盖较广的范围，要能够反映西安市出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诸多方面。第二，可行性原则。可行性主要指选取指标的可获得性，充分考虑统计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同时要考虑评价方法是否能够熟练运用，保证结果的可实现性。第三，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要科学，能够反映不同地区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状态以及下一步努力的发展方向。第四，绿色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绿色主要是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发展侧重于经济增长。（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以上原则，参照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规划，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专家访谈法及德尔菲法，经过分析后选取9项指标构成适用于不同地区之间比较的节能减排及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单位GDP能耗（X2），规模以上企业综合能耗消费量（X3），工业废水排放量（X4），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5），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X6），工业烟尘排放量（X7），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X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9）［5］［6］。其中，X1主要反映绿色生产，体现绿色经济，X2反映能源利用成本，X3反映能源消耗总量，X4－X7反映工业三废排放情况，X8、X9反映节能减排效果、居民生活。
三、西安市节能减排及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
本文采用横向比较法，通过比较全国22个主要城市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成效，对西安市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相对水平给出评价，同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建议。
（一）数据处理与分析
［7］［8］1．原始数据收集并进行归一化处理根据上述评价体系指标的确定，项目组经过搜集、整理和添加缺失项合成了全国22个主要城市对应的指标数量。数据全部来自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西安市统计年鉴》等官方统计年年鉴，为了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大部分指标采用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间的数据。同时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郑州、开封、成都、广州、杭州、天津、厦门、合肥等8个城市的能源消费量（规模以上企业能源消耗总量）是项目组根据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万元能耗估算而得［9］［10］［11］。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来比较不同城市的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综合情况，需要对指标进行归一化的正向处理。表1分析可知，X1、X8、X9为正向指标，X2－X7为逆向指标。因此，本文采取归一化方法对于所有指标正向化处理。2．KMO及Bartlett＇s检验首先通过KMO及Bartlett＇s检验判断提供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进行K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得到，KMO数值为0．761，大于0．5，显著性概率为0．002，表明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与贡献率，提取因子通过spss20．0计算各成分的初始特征值与贡献率，综合考虑特征值大于1以及方差贡献率大于70％两个因素，提取主成分个数为3。这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70．033％，基本上反映了原始数据所提供的基本信息。从总方差解释图得到成分特征在总方差中的比重。4．构建成分矩阵与旋转成分矩阵采用正交最大方差旋转法对成分进行旋转，得到主成分矩阵与旋转成分矩阵（见表1）。从主成分矩阵与旋转成分矩阵可知，西安市节能减排及绿色发展评价评价主成分包括三类：第一类是X3－X7，包括规模以上企业综合能耗消费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工业烟尘排放量等，该部分主要表示三废排放情况。第二类主成份包括X1和X9，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该部分主要是反映绿色生活情况。第三类主成份包括X2和X8，单位GDP能耗与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该部分反映能源利用情况。
（二）全国部分城市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排序
将2004－2013年各个年份的9项指标的数值输入spss20．0，运算并对于22个城市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排序。见表2。
（三）西安市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评价结果分析
表2数据分析可知，全国22个城市当中，西安市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综合排名第10，厦门、青岛、杭州等旅游城市的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相对于西安比较靠前，而北京、天津等城市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对于能源的需求量较大、排放量较大，其综合得分相对于西安比较靠后。这也是与我国目前各个城市的发展状况相符合的，说明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合理的，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的成果，评价各个城市对应的差距。同时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西安市在反映三废排放情况的第一主成分方面得分较高，位列第5，反映西安市三废排放总量较小，但是不能说明西安市单位排放低，这与西安市工业总规模相对滞后有关。在反映绿色生活方面的第二主成分排名落后，位于第15，低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沈阳等城市。其一反映西安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其二反应西安市垃圾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人们持续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在反映能源利用能力的第三主成分排名第19，一方面反映西安市在产品生产和制造及使用过程中，呈现“高能耗”的特点，即能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安市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能力低，循环经济发展滞后，间接造成能源的高消耗。
四、结论
结合西安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可重点从以下路径开展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一是以政策机制为规范。①西安市应致力于机制建设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形成节能减排奖励和处罚机制、生态红线约束机制、生产者回收废弃物责任机制、政府绿色采购机制、绿色税收等政策机制，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②依据国家统计局核定的地区能耗指标和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认可的企业节能指标，以及上述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制定西安市的年度节能目标，与各重点耗能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确定年度节能目标，将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纳入目标考核体系。二是以节能减排为关键核心。①以节能减排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体系，提高西安市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减少三废排放，减少废弃物的产生；②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并推广适合西安市市情的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新技术、新工艺、重大装备，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技术支撑。三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依托。①西安市应加强产业规划指导，明确鼓励、限制和淘汰的产业，实现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的方式向由工业、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增长的方式转变。②合理调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和基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加强西安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低碳、低能耗、低污染的第三产业。通过通盘考虑西安市区域内各产业数量比例和结构协调关系，力求实现各产业的有序增长和协调发展。③有计划地发展资源回收与再利用产业，打造再生资源工业园区，同时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12］。
作者:张知遥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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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bdeenMustafaOmer，FocusonLowCarbonTechnologies：ThePositiveSolution［J］，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2007（4）．
［3］LightbodyMargaret，Environmentalauditing：theaudittheorygap［J］，AccountingForum，2000（2）．
［4］苏振峰．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关系探析［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0（6）．
［5］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R］．2010．
［6］国务院．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R］．2013．
［7］林伟初．概率论与数理统计［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53－159．
［8］吕振通．SPSS统计分析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9］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0］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