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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的启示和教训范文1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发生在～个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危机事件，而是局部发生在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个大型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所以它不会带来新一轮金融风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比较小。与冰岛当时发生的危机相比，迪拜此次危机发生的时间是世界经济止跌反弹，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全球流动性增加之际，由于当前外部环境比较好，融资渠道比较多，处于危机中的迪拜世界公司成功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预计迪拜不会陷入冰岛那样的危机。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陈炳才指出，迪拜危机是因为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资金链条断裂，工程项目太多而停工所造成，是实体经济的危机。这一危机本应与欧美由金融衍生品价值缩水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暴跌同步反映，但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债务没有到期，国际资本又大量流向迪拜，迪拜的债务问题在2008年才没有显现。因此，迪拜危机可以说是旧有危机的新反映，并非一场新的危机，不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实质影响。 专家认为，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前者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目前，迪拜世界公司只是将偿债日期推迟了六个月，是资金链临时的断裂，而其自身拥有的地产项目和港口资源都是优质资产。即便迪拜世界破产，西方国家银行也会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困难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的安全。
此外，由于迪拜是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其非石油贸易占阿联酋国家的70％，依靠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免税吸引外商，旅游业发达进而带动了大量房地产投资。专家认为，迪拜的贸易，港口经济和休闲，旅游等非石油经济增长性比较稳定，债务危机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内得以解决。
但不可否认的是，迪拜债务危机的出现，使得近期投资者信心遭受打击，美元，日元和各国国债成为资金避险的场所，新兴市场，股票和商品市场则遭遇了资金的流出。危机的间接影响还是应引起高度警惕。
短期内，热钱的流动速度可能会加快，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投资也可能会受到>中击。长期研究迪拜经济模式的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陈功说，迪拜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续，如果迪拜摧毁了全球资本的信任，那么毫无疑问将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巨大冲击。
债务危机的启示和教训范文2
关键词：欧债危机；制度缺陷；经济结构失衡；高福利制度；政治矛盾；次贷危机
2007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隐藏在繁荣表面下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等国的信用评级，欧洲债务问题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本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总的来讲可以分为六类，外因方面：1.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物；2.欧债危机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不合时宜的调低信用评级的产物；内因方面：1.欧元区制度缺陷；2.危机解决机制的缺失；3.高福利制度与人口老龄化；4.政治矛盾和成员国忽视欧洲经济治理。
一、外因研究
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将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归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以及三大评级机构不合时宜的降低欧元区各国的信用评级，这些系为外因。
2.1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学者周茂荣 杨继梅（2010）认为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此前其财政状况如何，各国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都严重超出了趋同标准；C.Noyer（2010）也在文章中指出尽管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某些国家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金融危机极大地恶化了公共财政状况，从而导致了此次债务危机。
2.2评级机构的影响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国的债务评级，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帷幕。周茂荣 杨继梅（2010）。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JoséManuel González-Páramo（2011）也表明，市场震荡的一大根源是评级机构。Manganelli&Wolswijk（2009）从政府债券利差与评级机构之间的关系得出，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引起政府债券利息显著高于正常水平，导致市场筹资成本骤然升高。这违背了金融稳定。
从研究结果来看显然次贷危机及下调评级确实推动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生，但是将欧债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归结为这两大外因显然是不合适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原因。因此将欧债危机的根源归为金融危机或是三大评级机构似乎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其本质原因并未找到，有推卸责任之嫌，不利于债务危机的真正解决。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只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线、大评级机构只是放大了危机的效益，但并不影响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存在。要找到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必究其内因。
三、内因研究
外因的研究似乎不能充分说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国内外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欧元区的内部原因之上。
3.1欧元区制度缺陷
张健雄（1999）认为由于欧洲货币联盟先天不足，启动后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他在文章中指出欧元区的发展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面前是脆弱的。宋玮、杨伟国（2002）在其研究中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结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会对欧元区经济未来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3.2经济发展失衡论
李乾孙（2011）中指出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首先在于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相互依赖过重，房地产泡沫严重。孙玲姜荣（2012）就欧元区经济内部不对称性导致债务危机的演变过程和影响机理做了详尽阐述；指出如果政府实际债务水平超过最大可维持债务水平，债务水平将呈现持续上涨趋势。
3.3高福利制度与人口老龄化
Zhang Houqi（2011）认为欧债危机根植于高水平的退休福利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是国家金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加重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D.Bruninger，2011）。我国学者郑秉文（2011）分析“老龄化成本”的含义和构成，认为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养老金体系存在的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等问题提升了老龄化的财务成本。
3.4成员国忽视欧洲经济治理以及政治矛盾重重。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托马斯.萨金特（2011）表示，欧洲债务需要的是经济方案，但问题所在主要是政治。Giancitietal（2010）指出，面对当前的危机。欧元区国家在救助机制上迟迟达不成协议，错过了最佳的救助时机，加剧了危机的破坏程度。欧元区尽管是一个货币联盟，使用共同的货币，却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区内政治矛盾重重。
四、小结
现有的文献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宏观的分析了欧债危机的起源。从本次欧元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启示：
（1）为实现欧元区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相统一，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扶持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国家，以共同进步为前提制定相关的财政和经济政策。
（2）区内中的成员必须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本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并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减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3）高福利制度使民众享受到了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但高福利制度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为债务危机埋下伏笔。因此，一国的福利政策需要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以防陷入福利陷阱。（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蒋俊贤.欧洲债务危机的反思及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0.12
[2]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2011
[3]周茂荣.杨继梅.“欧猪五国”债务危机及欧元发展前景.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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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欧债危机 中国 影响 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其次阐述了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提出中国应从欧债危机中得到哪些启示。
1 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1992年2月7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标志着欧盟的成立。欧元区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欧元为唯一法定货币，统一的利率政策等，但欧元区各国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在这种机制下，欧元区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而大量发行欧元债券，但各国央行却根本没有发行欧元货币的能力。一旦有些国家在财政上不能自我约束，其债务规模就会失控，超出该国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为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立了两条戒备线，一个是赤字率，请求每个成员国控制在3%以下，另外一个就是债务率，这个债务占GDP的比重或者相对数要依照60%以下控制。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欧元区和欧盟的政府财政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赤字率）分别为4.1%和4.5%。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负债率）为87.2%和82.5%，均超出了两条戒备线，证明欧债危机正在欧元区内部扩大和发展。
欧债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各国政府大量借债，而财政收入增加有限，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欧洲各国债务危机的发生，具体来讲，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原因：
1.1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元区国家债务问题的主要外部原因。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国普遍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危机各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埋下了债务危机的隐患。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无法通过公共财政盈余来支撑过度的举债消费，因此欧债危机首先从希腊爆发。
1.2 危机国家产业结构不合理
在欧元区国家中，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属于欧元区中经济结构相对不合理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
1.3 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进入经济高增长阶段，国家大幅降低军队支出，从而有更多资金满足人们对国家的福利诉求。尽管各国的福利模式和水平不尽相同，但在一般福利社会下，公民均被赋予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悠长的假期以及坚实的产妇和儿童保健等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权利。在自身经济增长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增税将进一步打压经济，增加未来风险，而削减赤字必须降低本国福利水平，这对长期以来被高福利保障的国家来说，可能导致政治危机。
1.4 欧元区独特的财政货币政策
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这就使其经济制度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欧元区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欧元为唯一法定货币，统一的利率政策等，但欧元区各国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在这种机制下，欧元区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而大量发行欧元债券，但各国央行却根本没有发行欧元货币的能力。一旦有些国家在财政上不能自我约束，其债务规模就会失控，超出该国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流动性充裕的时候，借债消费还能持续下去，当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危机便立刻暴露。
1.5 欧盟救助机制的缺位
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在某些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欧洲央行却不许对单一国家实施救助，只能靠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救助，这就使得欧元区内的救助机制难以建立。而当危机出现时，各欧元区国家也不愿意为其他国家背负债务负担，因此各成员国在出台希腊救助机制过程中表现出种种分歧和矛盾，暴露出危机处理能力的不足。
从表面看，欧债危机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延伸，其本质原因是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高福利与财政能力不足之间的长期矛盾。
2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将会通过欧洲经济、欧债、欧元对中国产生影响。欧债危机如果进一步恶化，欧洲经济必然会大受影响，欧洲国家的消费信心和实际的消费都会大为减少，这将对欧洲的需求造成直接冲击，并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
欧美经济的减速或衰退对中国的影响主要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投资信心三个渠道。根据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的利润、生产和投资，而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又将会增加经济下行的预期，打击国内投资者信心。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对中欧双边贸易造成沉重打击。
欧债危机如果进一步恶化，在汇率方面也会对中国出口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欧元持续疲弱，人民币汇率相对升值，这将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压力，汇率升值会吃掉本来就不多的出口利润。如果今后中国继续调减出口退税政策，估计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可能做不下去了。对于中国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之下的众多出口加工业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此外，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还会导致欧债以及欧元资产的大幅度贬值。到目前为止，中国持有的欧洲资产在持续增加，预计欧元资产规模大概在5000亿美元左右。如果欧元资产大幅贬值，中国对欧增加投资将会迎头遇到欧债危机的冷水。
3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欧债危机已成为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重要因素。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会受到影响，但总体来说对中国影响可控和有限。
面对欧洲债务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反思，特别要重点关注财政政策的规则建设。中国的国情虽然和欧洲各国有很大差别，但其中也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从前面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3.1 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
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2012年我国的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2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却要严重得多，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地方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12万亿，如果加上国债余额，那么中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将翻一番，达到约50%，接近警戒线水平。因此，中国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现阶段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积极做好地方债务规模的摸底和排查，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及时化解风险。
3.2 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欧洲危机国家可以得到教训：社会保障的改革应在考虑自身财政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3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欧洲各国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倒退，造成财政赤字扩大。
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不能完全走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从2007年的财政盈余变成近几年的财政赤字。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有限的财政资金应用在刀刃上，重点投在改善民生的项目上，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
3.4 扩大政府融资渠道，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将政府负债控制在合理水平
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目前虽然我国国债规模不大，但地方债规模是一笔糊涂账，因此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我国应尽快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透明度，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加强风险管理，及时对全国整体财政及债务状况作全面清查和评估，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切实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防范偿债违约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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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福利制度；养老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57-03
债务危机，是指国家代表本国向国际或区域金融组织、外国金融机构或其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借贷或为他人的借贷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并以国家信用保证偿付本金和利息的特殊类型债务，而一旦该国家不能按照约定期限归还本金和利息，就会发生债务违约，爆发债务危机。
一、欧债危机的发展历程及诱因
（一）欧债危机的爆发及演变
欧债危机简单来说就是欧洲债务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出现债务危机，持续到2009年10月，疲软的经济发展和高额的财政支出终于将希腊拖入了债务危机的深渊；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3月，葡萄牙债务危机爆发；2011年6月和10月，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先后被卷进了债务危机的漩涡。这场发端于希腊，最终席卷PIIGS五国并引发市场巨大恐慌的债务危机终于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面对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启动救援机制，分别出台了11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的贷款支持；欧洲中央银行（ECB）也在二级市场上出手释放市场流动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扩容至约1万亿欧元后更是担当了危机处理的主角；各危机国家也不同程度的进行了“自救”并按照外部救援要求相应调整国内政策。对欧债危机的救助曾一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综观欧债危机持续两年多以来的表现，期间出现了向核心国蔓延的趋势，发生危机的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2012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公开直言欧债危机“至少还要再持续5年”。欧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二）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欧债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
对于此次欧债危机的原因，市场上有多种说辞：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PIIGS五国政府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甚至在大选中的“愚民政策”等失职行为助推了欧债危机[1]；“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使得各成员国失去了采取灵活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等问题的能力”[2]；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对欧元区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压力；国际金融主导力量竭力“唱空”欧元以及对欧元区实力薄弱成员的狙击；某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恶意降低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等级。
上述各种，固然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深层制度原因，那就是危机前备受青睐危机后却广受诟病地在欧洲各国盛行的社会生活方式――福利国家制度。
20世纪二战以后，随着很多欧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和社会福利观念的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完善。欧洲国家的经济经过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高速增长，到70年代中期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使得欧洲国家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高额的福利支出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最终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最大特点就是制度完备、涵盖面广、福利优厚。几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
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到底有多高？从宏观的福利负担水平来看，欧盟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9%，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5%，而福利开支却占到了世界福利总开支的50%。过去20年，欧洲的良好发展使得欧洲各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高消费的格局必须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欧洲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转移支付，维持社会福利制度。
从横向比较来看，截至欧债危机爆发前夕，欧盟27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达26.4%，欧元区国家的这一比重则高达27.5%[3]。另外，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统计，全球薪酬最高的三个国家都在欧洲，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甚至高达70%[4]。纵向地看，以2003―2005的三年为例，欧盟成员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7.4%、27.3%和27.2%，多年来居高不下的社会保障支出一直持续到欧债危机爆发。
高福利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导致了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
1.高福利制度拖累了经济发展，减少了财政收入
从本质上来说，福利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它是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修正。但是，高福利制度忽视市场配置机制，过度地扭曲了个人的消费行为，片面地强调提高社会成员的保障水平，加重了欧洲企业的社会税费负担，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高福利致使不少欧洲企业不得不将实业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导致了欧洲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长乏力。而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源于经济发展，经济不振直接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2.高福利对失业者形成经济激励，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失业率反过来又增加了福利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高福利制度对放弃较低工资的工作而选择福利产生了强有力的经济激励，并对那些离开福利进入劳动市场者产生了强有力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对于许多工作技能有限和即将进入劳动者行列的年轻人来说，每周工作32～40小时让他们感觉单调沉闷，并且这部分工作者的报酬一般相对较低，而因为工作又会失去健康保险以及承担交通费用。但是，高福利却能保证人们即使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到并不算差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者家庭工作时的经济状况还不如工作以前，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欧洲平均失业率为11%，即使是经济比较稳定的法国失业率也达到10%。政府要为那些本可以进入劳动者行列却因为高福利而放弃找工作的人支付较高的社会福利费，保障这些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高福利使失业者失去寻找工作的动力，失业人口数量上升；失业人口数量上升又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福利开支。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福利支出节节攀升。
3.养老金过度慷慨使得社会保障支出一再攀升，福利国家不堪重负
欧洲国家的退休和养老制度为现收现付制，即工作的一代缴费来支付已退休一代的养老金。该模式的优势是具有较好的再分配功能，福利水平较高，覆盖面比较广；劣势则是难以应付老龄化趋势。在世界各地区中，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欧洲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低出生率，欧洲老龄化问题严重。2010年，欧洲老年赡养率（65岁及以上占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高达23.7%，是全球最高的地区，而美国仅为19.5%；到2060年欧洲赡养率将达49.0%，而美国仅为36.8%。人口寿命不断提高，意大利在2003年平均人口寿命就达到了76岁，而美国在2008年才达到这一水平。退休年龄宽松，一些国家最早52岁就可以享受到养老金福利。2010年，欧洲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5%，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国际警戒线。老年人口多、平均寿命长以及退休年龄宽松使得养老金支出不断攀升，在欧洲社会保障支出中，养老金支出占到了40%之高。
高福利拖累了经济的增长水平，欧洲疲软的增长一直持续到欧债危机爆发前夕。与此同时，由于高失业率和老龄化问题使得福利开支却不断上升。举例来说，2001―2010年间，PIIGS五国中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5.6%、3.5%和5.3%。社会保障年平均增长速度却分别为9.4%、7.8%和11.1%之高。相对缓慢累积而来的经济成果难以支撑快速膨胀的支出要求，高额的福利开支不断地侵蚀经济发展的果实。最终，财政无力满足巨大的福利支出，政府不得不举债，财政赤字日益严重。
如果能够成功的削减赤字，问题尚不至发展成为债务危机。但遗憾的是，习惯了优厚福利的欧洲国家民众难以忍受削减福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任何试图缩减民众福利的做法都要在政治上冒极大的风险，且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为了能拉倒足够的选票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历届政府不断地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来讨好选民。于是，官僚的政治考量和民众的刚性需求共同推高了福利水平，最终使得国家债务积重难返。2010年，希腊和意大利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16.7%。而这一比重的欧洲平均水平为8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警戒水平为60%。如此大的反差下，PIIGS五国终于成为债务危机中最薄弱的一环。
此外，盲目攀比也是导致欧债危机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欧洲各国福利水平盲目向德国和法国等老牌强国看齐，企图以低投资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增长，最终适得其反，债台高筑。随着欧元区区域一体化的日趋深入，以希腊和葡萄牙为代表的欧元区内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的在工资、社会福利和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逐渐全力追赶核心国德法，由此导致了支出水平远远超过国内产出。支出超过国内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大，政府不得不举债度日。然而，由于这些国家过去大多是长期的高负债，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不能令市场信服了，即使是以政府信誉担保的国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当这些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远高于警戒水平时，危机的爆发便可想而知了。
二、高福利下的欧债危机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启示
福利制度作为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矫正初次分配带来的问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福利制度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高福利的弊端，欧债危机是对高福利制度的一次示警。福利制度是把双刃剑。福利制度一旦设立便再也难以降低或者废除；起初只是针对某一社会阶层和群体而设立的福利制度通常会引起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也要求享受该福利，最终政府不得不将该福利的受益对象扩至后者。如此，福利水平会越来越高，福利覆盖面会越来越大，直至建立起覆盖全社会和社会需要的所有问题，发展成为欧洲式的应保尽保无所不包的“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制度，无形中加大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风险。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积极建设福利型社会，高福利制度所带来的欧债危机可以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中国与欧洲的福利制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可以肯定目前尚不存在类似于欧洲式福利的问题，但社会保障建设切不可掉以轻心，应认真研究并吸取欧洲在建设社会福利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一）福利水平建设要考虑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建立全面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城乡结构具有二元性，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对于社会保障的期望不同，社会福利建设面临很大的困难[5]。我国应在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充分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既不能急功冒进的实行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偏废福利保障的建设。要做到经济发展和福利建设协调进行，没有经济增长的福利制度是无本之木无法长久，片面追求高福利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做法更不可取。要依据我国现实的经济基础，我国现阶段进行社会保障建设就是要将覆盖面由城市扩大到农村、在保障层次上由基本保险扩大展到商业保险以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福利制度。
（二）着重建设好退休和养老金福利制度，防止养老金过多占用福利开支
人口老龄化是欧洲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和最大压力。欧洲央行（EC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的救助条件中就包括对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和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年限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老龄化人口发展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最大和高龄老年人口最多的特点。老龄人口、人口寿命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因素共同影响养老金支出和针对老年人福利的开支，其中前两项人类社会无法进行技术控制，唯有退休年龄可以人为调节。根据我国老龄化的特点，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采取弹性退休制，鼓励延长工作时间。根据日本的有关法律规定，日本人可以选择最早到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也可以选择推迟到65岁之后70岁之前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提早领取，养老金将打折给付；如果推迟领取，则增加领取金额以资奖励。根据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我国目前退休年龄普遍为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按照目前的状况，如果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有相当大的可操作空间，是可行的。
（三）社会保障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杜绝攀比，注重实效
部分欧元实力薄弱的国家盲目与核心国德、法等攀比，试图在脆弱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实行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财政入不敷出借债度日。欧债危机证明了，福利制度要量力而行，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才是可行之计。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欧元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非常类似，我国应该吸取欧债危机的教训，切不可搞一刀切式地社会保障建设。各地区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参考全国和本地区的平均福利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保障规划。具体地讲，各地在制定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和对儿童保障等制度时，要与本地区的经济水平相适应。总体来说，社会保障水平要有宽覆盖、可持续，但是也只能是低水平的。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的社会保障的性质只能是保持在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上的名副其实的“基本保障”。当然，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以第三方保险支付做补充，更能体现各地区的差别。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障资源仍然相对紧张，要争取使得社会保障体系既不排除任何一个应享受社会保障的个人和家庭，也绝不养懒汉，尽力做到应保尽保、不应保不予保。
（四）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负债能力，避免GDP的低效率增长
欧洲债务危机就是由于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超过了自身可承受的范围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据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目前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20%，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的60%。表面上，中国的债务不存在债务危机的问题，短期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这一统计只包含了中央债务，而未将地方债务考量在内。但中国真正的债务危机恰恰是在地方，自2009年国家放松了地方融资平台的管制后，地方政府疯狂发债，目前地方债务融资平台超过3000个，地方债务总额已超过十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82%[6]。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借贷资金大多被投资于偿还能力比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上。一方面面对巨额债务的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却是收入在不断地萎缩，一旦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国家应制定法律法规，从根源上控制发债权利的过分下移，公债发行权应严格掌握在省一级政府；在投资方向上，防止债务收入过多流向低效率的项目。总之，地方政府债务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是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为了单纯的提高GDP的数字，盲目举债投入效率低下、没有科技含量和发展前景的产业只能带来无发展的增长。我们必须量力而行，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要注重科技的进步、效率的提高和生态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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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的启示和教训范文5
迪拜一度被称为中东石油经济转型的成功范例，此次债务风波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发展模式的重新考量。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来自这场危机的启示尤其值得关注。
吹大的地产泡沫终将破裂
地处沙漠的奢华之都迪拜，早年因石油资源濒临枯竭而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选择的高端地产开发路线，5年来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吸引了石油国资金和全世界热钱的追捧。借助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迪拜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商业中心。
然而，“迪拜世界”债务风波使其代表的地产神话遭遇破灭的危险。从此次“迪拜世界”债务风波，到尚未结束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乃至上世纪90年代日本直接受累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失去的10年”，房地产泡沫过大就终将会破裂。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政策，造就了利率极低、资金丰沛的金融环境。危机中情况相对较好的新兴市场普遍获得资金追捧，国际资金和热钱纷纷涌入，股市、房市价格不断飙升。
数据显示，韩国、新加坡等地房地产市场普遍上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楼市均价一年涨幅超过120%。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房价急剧下跌的香港，住宅价格最近半年急速攀升，基本已回升至前高点附近。而京、沪、穗等城市现房价格平均涨幅已超过三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表示，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应尤为关注在我国股市、房市出现的资产泡沫。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方明认为，迪拜危机暴露出其增长模式中的资产泡沫风险，“而排查和挤压境内存在的资产泡沫，则是中国应从迪拜债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
但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他说，引发迪拜债务风波的房地产问题与我国的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成为投资产品，超出了百姓的支付能力，但商业地产并没有透支。”
据了解，目前我国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存在债务比率过高的问题。这种情况若遇到经济大幅下滑，其所蕴藏的风险可能会集中爆发。
李稻葵强调，迪拜发展模式对于我国资源性城市和地区仍有重要借鉴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尚不能因迪拜此次出现短期融资问题而完全否定其发展模式。
国际游资可能冲击
中国资本市场
长期研究迪拜经济模式的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陈功说，此次债务风波最大的问题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续，“如果这种信任被摧毁，那么毫无疑问会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沉重打击。”
专家认为，石油美元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涌入，近些年支撑着迪拜房地产价格的快速提高。这次债务危机的发生，将使迪拜这些年吸引热钱的磁铁效应消失。再考虑到最近越南盾贬值，市场普遍担心游资对新兴市场的判断有可能发生改变。
方明认为，国际资本可能会在恐慌中面临着流向的重新抉择：一方面，国际资本将重新考量新兴市场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无处释放的热钱或将加速流入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安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高的国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则表示，迪拜危机爆发后，热钱流向可能重新调整。目前我国资产的虚拟化程度较低，财富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因此无论是短期投机还是战略投资，中国对国际资本吸引力都很强。
债务危机的启示和教训范文6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国际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政策 启示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严峻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人们在不断探究此次危机爆发原因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应对措施。除实施大规模的金融救助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意图扼制住金融危机的蔓延。
一、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措施比较
总体来看，这些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主要偏重于依据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的经济理论，部分涉及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税收理论。关于这些政策措施已经有许多相关研究进行了具体论述,这里不作过多的论述。但是基于不同的发展模式,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都没有幸免，但所受冲击还是存在显著差别的。例如此次金融危机中，以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为主的日本受到的冲击就不同于美英等高度依赖金融业和消费支出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国家。因此，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着力点不同
此次危机中，美国、英国和部分西欧国家央行采取了多次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政府直接接管金融机构、为居民存款提供一定额度或者无上限担保等措施， 其目的就在于稳定饱受流动性困扰的金融市场，防止金融机构大规模倒闭和居民挤兑行为。例如，2008 年10 月，美国政府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中就包括高达7000 亿美元的不良问题资产救助方案，用于购买金融机构问题资产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注资。为了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美联储还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英美相比，日本虽然也采取了降息、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但规模相对较小。比如，日本用于收购金融机构问题资产的资金仅为约10 万亿日元。其救市举措的着力点从一开始就放在扩大出口等方面，目的在于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支出，阻止金融危机中实体经济的下滑。日本还采取了收购股票刺激经济的独特政策，2009 年1 月27 日，通过收购股份，向中小企业提供1.5万亿日元资金；2009 年2 月4 日，宣布将从地方银行收购1万亿日元的企业股份。日本政府和央行购买股票刺激经济的好处是低买高卖，从长远看，是成本较低的刺激经济方式。
（二）不同债务水平的经济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此次危机中，金融膨胀与消费主导模式的经济体债务水平虽然也处于高位，但由于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金融和消费在此次危机中遭受重大打击，因此这些国家亟需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振经济，因而财政刺激计划力度最大，政府债务急剧膨胀。以美英为例，此次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政府债务占GDP63.1%，英国的占44.1%，到2010 年美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将几乎与GDP 总量相当，英国的这一比例也大幅上升至2010 年的82.2%。而高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的经济体尽管其财政收入来源相对多样化，可以保证一定的财政刺激力度，但由于其本身债务水平已经处于高位，增长空间相对有限。例如，此次金融危机前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已高达187.7%。虽然从2008 年8 月到2009 年4 月日本共出台了四个经济刺激计划，计划支出规模达75 万亿日元，仅占GDP的5%左右，其规模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效果评述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制定的政策措施虽然使其经济逐渐走出了危机状态，但是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彻底清除，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
（一）政策措施产生的效果
数据来源：2008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GDP增长率数据来自IMF,2009年度失业率数据及2010年一季度所有数据来自各国官方公布数据。①②③为2009年12月份折合为年率的数据，此外2010年一季度的CPI数据除英国外均为3月份折合为年率的数据，日本的CPI数据为核心CPI。
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加速了经济回暖。相对于2008年和2009年，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见表1和表2）。这表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的解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二）政策措施带来的风险
然而，自危机爆发迄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见表1），这种无就业的经济复苏影响了回升力度。经济回升如果没有带动就业增长，将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增加市场对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对未来经济复苏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指定的政策措施的风险正在逐渐凸现。
首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了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猛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后，2009年底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从希腊迅速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2009年欧盟部分国家债务情况见表3）。另外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 6月2日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13.0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90%。截至2010年4月，美国持续19个月出现财政赤字，赤字数额达到1.3万亿美元，创出历史记录。此外到2009年底，日本公共债务规模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备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债务与GDP比值值60%，2009年欧盟平均水平为84%。
其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虽然2009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CPI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见表一），但是从长期来看，数量宽松政策特别是美联储QE2的推出将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其潜在的破坏力非常巨大。
（三）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危机效果的理论解释
以上这些情况似乎表明，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制定的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措施只能治标的而不能治本，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危机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每一种经济学的理论都有它应用的条件，如果不能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地依据理论的思想精神来应用理论，任何理论都可以被批判，被颠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凯恩斯主义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制定的政策措施产生的效果之所以不够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
第一，主要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运用条件。此次危机前各主要主要发达经济体原本就债台高筑，因此其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继续刺激经济的空间就比较小，难以有效减轻衰退压力。大量发行国债导致各国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并将带动长期利息上升，进一步削弱企业投资，反而影响经济复苏。致使政府债务水平不断升高，最终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贫富差距会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然而此次危机中美国却自2010年1月1日起暂停一年征收遗产税，这使得本已很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构成了威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效果不够理想。但是尽管凯恩斯主义不断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批判，每到危机时期各国的政府还是最推崇凯恩斯主义，用凯恩斯的《通论》所阐述的观点来说就是：在经济萧条时，要等待经济自己回复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发生经济衰退时，再一味强调平衡预算不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险。依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够真的消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不论如何寻找完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要比完全否定更有现实意义。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启示
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尽管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经济还属于低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虽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冲击，但与高端制造业模式的经济体不同，我国有十三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可以作为缓冲。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不高，政府扩大支出应对危机力度较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为符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应用条件。因此，我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我国应对危机政策措施的着力点从一开始就放在扩大出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业生产等方面，我国政府以四万亿投资计划为主，配合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较快地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9年一季度的6.1%上升为2010年一季度的11.9%，进入二、三季度后经济增速也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
尽管从目前来看我国采取的政策效果是良好的，但总体来看，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结构调整尚未实现。长期来看，我国应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实践来看，我国有大量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相关的政策措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首先，我国政府投资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积极效果，但是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效果不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不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进入2010年，中国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也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在收入高度不均等的社会，对财政再分配的需求也会超乎寻常，并因而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因此要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就必须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前提是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基于IS-LM模型分析，我国IS曲线和LM曲线过于陡峭，导致民间投资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不敏感，使得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达不到宏观调控初始设计的水平，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国政府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在此谈一下我对我国就业问题的看法，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强制企业进行招聘，这也不符合经济的效率原则，出路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加大对新创业企业的扶持力度，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得到印证。
最后，结合此次金融危机中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的教训，我国要合理控制政府债务水平，进而提高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影响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极大不稳定因素。2009年以来我国已成功发行了一定数额的地方政府债券，这种通过允许地方政府公开、规范地发行地方债，规范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的方式，有利于及时满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积极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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