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宣传的定义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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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宣传的定义

文化宣传的定义范文1

关键词:群众文化;民族音乐;定义;特征;渊源分析

目前,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逐渐加快,人们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精神文化方面的培养,进而当地群众文化所蕴含的艺术气息越来越浓厚,民族音乐在表达群众文化的过程中也取得了较大进步。由此可见,群众文化与民族音乐相互影响,探究二者间的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群众文化的基本定义和特征

1、群众文化的基本定义

所谓群众文化,指的是当地人民群众在本职工作外,对地方文化进行积极的发现、参与,进而达到充实生活、自我娱乐、提高精神文化素质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即群众文化。群众文化的主体是当地的人民群众,客体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群众文化从广义上来定义,即人类社会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的全部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群众文化从狭义上来定义,即社会意识形态及社会意识形态下的机构和制度。群众文化,主要包括群众文化事业、群众文化工作、群众文化团队以及群众文化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群众文化的内涵也在逐渐丰富,进而群众文化又有公共文化之称[1]。2、群众文化的基本特征从上述群众文化的定义可知,群众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传承性、群众性、倾向性、社会性以及娱乐性。其中,群众文化的特征有内在、外在和基本特征之分,群众文化的内在特征即倾向性;群众文化的外在特征即娱乐性;群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即群众性[2]。

二、群众文化与民族音乐的渊源

1、群众文化是民族音乐的基础

群众文化是当地人们精神文化的产物,群众文化的产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和过程,进而群众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群众文化产生之初,民族音乐也随之兴起,后来民族音乐随着群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石器时代后,人们通过勤劳的双手和聪慧的大脑对自然世界进行集体改造,人类在努力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自我了解、自我分析、自我总结,在此过程中,人们彼此借鉴劳作经验、交流劳作心得,并且在劳作中互相帮助,直至符号、文字的产生。后来,人们在用树枝、石块进行文字、图画练习的时候,为了及时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经常将手中的工具用来敲打、挥舞,并哼唱,进而早期的民族音乐便由此产生。在发展后期,各个部落之间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独特,进而群众文化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例如,当人们为了纪念重大节日时,会举行祭祀、歌舞等多种文化活动,此时民族音乐也渐渐显现。所以,群众文化和民族音乐间的关系自人类开始改造自然时就已经出现了,并且群众文化是民族音乐的基础。

2、民族音乐是群众文化的外在表现

1)群众文化通过民族音乐进行宣传现如今,人类社会已步入信息科技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各行业受信息技术的影响较大,随着广播、手机、电视、iPad、电脑等多媒体设备的逐渐应用和创新,人们欣赏音乐文化的载体也在变化、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与此同时,群众文化也通过民族音乐来宣传当地的民俗风情、风俗习惯,进而民族音乐成为群众文化宣传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庆祝活动、纪念活动以及广场群众文化中,民族音乐在宣传群众文化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而实现良好的宣传效果。例如,民族音乐在对广场文化进行宣传的时候,基于广场的适用条件较宽泛,并且不受空间及时间的局限,进而民族音乐在进行群众文化宣传时,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志同道合的群众能够随时参与到广场群众文化当中来,进而缓解群众的压力,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由此可见,民族音乐能够在宣传群众文化时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3]。2)民族音乐对群众文化的促进作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内心情感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当地人们在特定群众文化的作用下会形成较为相似的行为习惯,进而群众文化的内涵也会相对稳定。民族音乐属于民族文化的一种,在维系民族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民族音乐有利于促进民族群众文化有效聚集,进而强化群众文化的聚集力。例如,我国民族众多,不同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民族音乐在多样性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展现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荣誉感,因此,民族音乐对群众文化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此外,民族音乐蕴含着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习惯,进而有利于促进群众文化的稳定和维系。民族音乐在表达群众文化时,还能够对群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固化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进而有利于促进群众文化持久发展、不断进步[4]。

3、民族音乐在群众文化中的审美

审美,指的是人们对于所观察对象进行美的识别、分析、总结的过程。审美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养,而且能够舒缓人们的身心、减轻欣赏者的压力,进而改变欣赏者对事物的认知和看法,由此可见,审美能够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事物。审美产生于群众文化,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审美的标准不一,客观对象的审美取向、审美判断对审美结果有着重要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情感、情绪随民族音乐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在民族音乐的引导下,有利于人们以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有利于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目前,群众文化主要通过唱歌来体现,在群众文化的影响下,歌曲的写作背景、写作内容、写作风格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例如,玖月奇迹、凤凰传奇等组合的歌曲曾经在广场舞中被广泛传唱,老人和小孩都喜欢以上述组合的歌曲作为跳舞的音乐。他们的歌曲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人们在传唱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强烈的地域色彩,通过歌唱他们的歌曲,能够了解当地的群众文化、风俗习惯,进而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自身的民族音乐审美能力,最终形成良好的审美思维、审美习惯。从中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审美以群众文化为依托,群众文化以民族音乐审美来体现[5]。

4、民族音乐在群众文化中的欣赏

民族音乐与群众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民族音乐不仅在传承群众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民族音乐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影响。音乐欣赏,即人们对音乐作品进行体验、鉴赏的音乐活动过程。人们在鉴赏音乐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拓展自身的音乐思维、加强自身的音乐领悟,进而能够充分了解音乐的内涵,感受音乐的魅力。民族音乐作品之所以会长久存在,主要原因是音乐欣赏的积极作用,音乐欣赏深化了民族音乐的意义、提高了民族音乐的价值。民族音乐从产生到发展,主要通过歌唱的形式来呈现,而音乐欣赏者对民族音乐作品进行认真聆听。例如,我们在组织民族音乐欣赏活动时,如果所组织的欣赏观众对民族音乐的兴趣较低,那么此次民族音乐的欣赏效果往往会不尽人意,进而严重阻碍了民族音乐的发展进程,不利于群众文化的有效传播。又如,曾经我国一度掀起过通俗音乐热潮,群众在热潮当中对通俗音乐喜闻乐见,当时群众的音乐欣赏视角普遍倾向于通俗音乐,并且人们的音乐欣赏水平随音乐内容的丰富而逐渐提高。所以,民族音乐欣赏要与群众文化巧妙结合,二者在相互融合的前提下实现同步发展[6]。

三、结论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是群众文化主要的表现形式,群众文化是民族音乐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二者不仅渊源深远,而且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高群众的精神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民族音乐与群众文化间的关系,通过弘扬民族音乐传承群众文化,通过发展群众文化丰富民族音乐的形式。

参考文献

[1]王敏.刍议群众文化与民族音乐的渊源[J].智富时代,2015,04:360.

[2]江卫平.探讨群众文化与民族音乐的渊源[J].北方音乐,2015,11:23.

[3]林珠萍.民族音乐与群众文化的渊源及发展思考[J].科学中国人,2015,30:170.

[4]李文静.基于民族音乐与群众文化的渊源及发展的探索[J].黄河之声,2016,04:125.

[5]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J].音乐研究,2011,03:6-18.

文化宣传的定义范文2

关键词:政治传播,定义,术语

中图分类号:H083;N04;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6-0051-04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GUO Jian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not clear and without a uniform cognition. Though comparing definitions from wester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relativebest one.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term

引 言

早在1922年,西方著名的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意识到政治家可以利用传媒来构建、制造和引导公共舆论,当时西方政客们游走在政治和传媒之间,利用其权力或者财力控制媒体的报道。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好是坏呢?在这样的疑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传媒的关系,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就是其中之一。他意识到媒体的报道受到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前者包括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偏见、媒体集团资方的干涉等等;后者即政治传播的各项活动<sup>[1]</sup>。而“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也随之成为一个新的术语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如何界定是重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西方各大知名媒体纷纷“抢滩”中国,急于让中国媒体“大开眼界”,一窝蜂似的把西方的新理论、新概念搬到中国。而随着中国的业界和学界逐渐成熟,开始反过来冷静地审视西方媒体及其传播理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的呼声高涨。“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那种仅仅翻译和解析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sup>[2]</sup>另一方面,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都将政治传播提升到战略研究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的定义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 西方“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者很少对“政治传播”定义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西方对“政治传播”定义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

从政治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的定义主要有:

费根(Fagen)在其著作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中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sup>[3]</sup>。

美国的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思・桑德斯(K.R.Sanders)在其著作《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论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环节中的中介或渠道 [3]。

20世纪60年代,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3]。

登顿(Denton)和伍德沃(Woodward)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一种讨论活动,是关于公共资源、政府权威和政府裁决行为的公共讨论与评价 [3]。

美国作家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是包括修辞、肢体语言等辅助语言学符号以及联合抵制与抗议等政治行动。”[3]

这一类定义往往将政治传播活动归类于政治活动的一种,应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政治活动予以分析,显而易见这是不够全面的。

而从传播学本位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定义的代表是查菲(Chaffey),他提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sup>[4]</sup>。

再如阿尔蒙(Almon)和波尔(Bohr)认为政治传播是一种可以改变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系统功能 [4]。

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将政治传播活动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全部有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第二,全部无党派人士针对有党派人士的传播活动;第三,关于政治家、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讨论的集合。[5]麦克奈尔在其著作《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提出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也就是说,实际上麦克奈尔将政治传播看作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

可以说,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西方学界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政治传播”介入合理的本质要素。但是反观这些定义,恰恰缺乏将政治学和传播学二者进行有效“融合”。这也是中国对政治传播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之处。

二 中国“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认识和了解“政治传播”定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很有必要。一方面,通过其定义演变使我们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阶段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及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看,政治传播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开始蓬勃发展,目前能够显示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专著都是在2005年左右出版的。笔者通过阅读国内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发现,相对而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是较早研究政治传播的;而上海交通大学的谢岳是作为政治学研究者研究政治传播并且产出成果最早的学者,其代表作是《大众媒介与民主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沟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是目前较为系统全面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其他还有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彭芸先后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新闻媒介与政治》《政治广告与选举》等著作。

受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传播”的定义研究也分为两类[5]:

一类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祝基滢在其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提出:“理想的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共识(共同解释)。”<sup>[5]</sup>

2005年李书元在《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6]他认为传播与政治是同时诞生的,并且政治传播与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2009年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4]

百度百科给出的“政治传播”是指: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以达到待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7]。

另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2004年学者郎劲松和侯月娟在文章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信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8]

2007年鞠丽华在其文章《政治传播的三种模式的解读与启示》中提出:“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府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和反馈的行为与过程。”[9]

1991年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0]他认为政治的喉舌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是互动行为、过程与相应规范策略的集合。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政治传播”的定义是:“政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项内容,以宣传、教育、辩论、广告等方式报道国务活动、党政方针、选举与竞选、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11]

通过阅读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其实并不明晰,缺乏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比如西方使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中国学界一般将其译为“政治传播研究”,而不是译为“政治传播学”。甚至有人提出“在很多种情况下,使用‘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大可不必深究”这样的错误论断。于是才有荆学民和刘胜君撰文《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12]来辨正政治统摄传播、传媒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几个政治传播研究中易混淆不清的概念。

三 结 语

总而言之,“政治”和“传播”二者本身的广义性使得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产生困难。从总体上看,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 首先需要对政治的研究下足功夫,从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13]。当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管理好国家,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由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的“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目前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原因有三方面:

(1)该定义突破了传统上仅从政治和传播二者关系上出发的局限,而是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其政治的要素。“政治信息”限定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与政治相关的;“扩散和被接受”限定传递的政治信息是需要扩散然后被受众所接受的。正如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文章中提到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与“传播”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政治传播”概念[4]。

(2)如果辩证地分析这一定义,也是符合哲学逻辑的。一方面,政治本身需要传播活动作为宣传手段,比如一战和二战都是通过某些战时特殊的传播方式来鼓舞士兵斗志。“战时宣传和施政宣传研究导致了宣传学和传播学的诞生,而政治宣传分析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前身。”[14]另外,中国儒家治国思想之核心理念也是将政治思想与传播活动结合起来,借助各种传播活动实现统治者对百姓潜移默化一般的“洗脑”,从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反之,传播活动也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所以在阶级社会,一切阶级都把传播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

(3)从术语学角度来看,定义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概念的内涵和界限的确切的逻辑规定。任何事物的定义都是由被定义的概念和定义的概念组成的,其中定义的概念是被定义的对象最近的“属”加“种差”(概念=属+种差)。荆学民和施惠玲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符合术语学这个逻辑规定,具体而言,“种差”即为“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而“属”概念即为“过程”。

参考文献

[1] Mcnair B.政治传播学引论[M]. 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 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现代传播,2012(2):62-66.

[3] 郑一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2005(3):380-384.

[4]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2009(4):18-22.

[5] 孙帅.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11(1):106-112.

[6]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7] 百度百科.政治传播学[EB/OL].( 2009-04-11)[2013-11-18].http://.

[8] 郎劲松,侯月娟.现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制度[J].现代传播,2004(3):34-37.

[9] 鞠丽华.政治传播三种模式的解读及启示[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3):92-95.

[10] 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11] 刘建明,王泰玄,谷长岭,等.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12] 荆学民,刘胜君.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J].现代传播,2013(7):14-18.

文化宣传的定义范文3

一、商业插画概述

商业插画是在插画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辞海》中对插画的解释是:“指插附在书刊中的图画。有的印在正文中间,有的用插页的方式,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欣赏作用。”从广义上讲,插画是一种视觉语言,用来形象地说明、阐释文字或叙述故事,以突出主题思想,增加艺术感染力。商业插画是商品经济时代赋予插画的特殊表现形式,商业插画可定义为有偿地为企业或产品创作的只有署名权而没有所有权的插画作品。它只能为特定的产品或客户服务,一旦支付费用,作者便放弃了作品的所有权,而相应得到较大比例的报酬。

(一)商业插画的起源与发展根据考证,世界上最早的手绘插画出现于公元前三千多年古埃及的《死者书》(BookofDead),书中描绘的大量精美画面生动再现了古埃及人的社会生活和宗教观念。而最早刊记确切年代的木版插画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祗树给孤独园》,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其构图考究,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我国古代的插画基本上是以壁画和版画为代表形式向前演进发展的,以版画最为典型。早期版画主要用于宣传佛教教义、图解经文。就形式而言,插画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卷首附图、文中插图、上下图文、内封面或扉页画等。西方早期的插画与我国插画有类似之处,在图解经文、宣传宗教教义方面都有所体现。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宗教以外的其他书籍插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壮大,插画逐渐被运用于商业设计中,各种不同的艺术流派,如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都为插画艺术增添了新的表现方式。如今,插画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书籍方面,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插画的触角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平面包装、图书杂志、商业展览、影视动漫、旅游文化宣传等,其形式、表现技法、功能等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这种带有明显商业行为的插画艺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所接受,插画也就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插画了。

(二)商业插画的审美特征表现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使商业插画成为融科学、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表现,以跨学科和交互、多元化的视觉传达方式体现消费文化的大众审美取向,并在现代经济社会形态下具有特殊的思想性与人文性,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直观性与娱乐性。一方面,商业插画或运用单纯而富有表现力的线条来凸显主题,或运用拟人、比喻的手法深入浅出地阐明深奥复杂的道理,通过这些最直观的手法和方式将欲表现的主题跃然于画面之上。另一方面,商业插画的形式特征是消费主义观念的图像学显现,而这种消费主义具有大众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因此,通过幽默、诙谐的表现方式,能够使人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并获得短暂的心理满足或情感的释放。第二,科技性与交互性。插画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联姻创造出更适合于现代生活要求的全新审美方式。电脑、手绘板、扫描仪等数码设备的强大功能能够将非凡的想象力与数字技术完美结合,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商业插画的创造观念与审美情趣;而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使商业插画成为了信息和情感的载体,通过“非物质化形式”与“超级化功能”的结合,把“资料”或“数据”放置在我们知觉“边缘”,之后随同一种新的感觉方式,打通一条新的审美渠道,这种交互式理念带给大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第三,思想性与人文性。首先,商业插画强调艺术家个性的体现,注重画面的艺术感染力,将思想与内涵融入到要描绘的信息内容之中,使诉求对象的主题思想得到充分的表达;其次,商业插画受到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由于每一个社会、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存在差异性,也致使公众对商业插画产生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最后,商业插画反映了人类社会文化变迁和面临新情境、触摸未来的价值呈现方式,它开拓出商品消费的新的感受形式,并转呈为图像学的结果而内化为社会个体的伦理期待和生存基点。

二、旅游文化产品及其发展现状

(一)旅游文化产品的定义旅游文化产品在学术界并无明确定义,但是从归属上来说,旅游文化产品属于旅游商品,而旅游商品有着较为明确的定义:即供给者为满足旅游者需求以出卖交换为目的而提供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形和无形的服务的总和。但是学者张凌云认为“旅游商品是一个模糊的,边界不确定的和动态的集合,其概念也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产品特性的角度为旅游文化产品作了如下定义:旅游文化产品指旅游中包含的有关旅游地区文化特色的产品,其中包含旅游地的传统文化的无形产品,也包括一些特产和其他形式商品在内的有形产品。

(二)旅游文化产品的发展现状从全国范围来看,旅游文化产品的发展东西部差距较大。东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相对比较完善,旅游文化产品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而西部地区,由于旅游业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加之思想和观念较为落后等原因,导致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也相对滞后。就青海本地而言,旅游资源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是汉、藏、回、蒙、土、撒拉等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从地理环境上讲,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有以“聚宝盆”著称的柴达木盆地,还有以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著称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构成了青海旅游业的基础,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旅游文化风情。然而,由于资源利用率低下和经验的缺乏,青海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却较为迟缓,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商业插画与青海旅游文化产品的整合开发策略

(一)开发条件及市场分析据2014年1—8月份青海省旅游业数据统计显示,2014年青海省接待国内游客1599.27万人次,入境游客3.68万人次,旅游总人数达1602万人次,而旅游产业收入达到了161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青海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而如何依托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与创新是青海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就目前旅游市场来看,具备条件的可开发旅游资源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青海旅游标志性景区和地标建筑景观,如青海湖、塔尔寺、西宁野生动物园、浦宁之珠等,这些旅游资源已成为青海旅游名片和文化标志,可以此为基础进行旅游纪念品、美食和旅游攻略等产品的开发;第二类是国际体育品牌赛事,如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高原世界杯攀岩赛、中国青海国际强渡黄河极限挑战赛等,可进行相关赛事旅游产品的宣传和开发;第三类是高校校园文化资源,以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三所高校为主,可开发适合大学生群体的高校文化产品,如校园手绘地图、入学指南等。

(二)团队合作的开发模式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主要有三种模式:首先是大型企事业单位独立研发,如中国邮政作为最主要的官方旅游产品开发商,其优势在于企业知名度高,产品的销售渠道顺畅;其次是中小文化企业、传媒公司、杂志报社等以集团形式组建的开发团队,但因产品研发成本过高,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少见的;最后是个人组建的小型开发团队,拥有相对独立的品牌文化、研发系统、销售门店或渠道,经营形式比较自由,但产品研发水平良莠不齐。因此,青海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可以利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优势互补,通过灵活多样的团队协作来实现。以手工作坊、小型工作室为主要开发模式,以实体店铺和线下销售为基础,加强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打通销售渠道,降低开发成本和风险,提高研发效率。

文化宣传的定义范文4

早在70年代初,旅游与环境这个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问题就引起了旅游界的注意,但是“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是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大家接受的。直到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才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政策的操作面上得到了支持。由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共同组织的,1995年在西双版纳召开了“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与会专家也只是就生态旅游的定义、内涵;生态旅游与自然旅游保护的关系;如何在生态旅游中开展环境教育;中国生态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和持续利用的总体战略;生态旅游线路的优选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上的研讨,虽然会上还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并被誉为标志着我国对生态旅游的关注和生态旅游研究的起点。但是并没有被专家和生态旅游景区所接受,恰恰相反,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有些概念和定义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是争议,一时间对生态旅游的内涵众说纷纭。对于中国实际的生态旅游的开展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而2007中国国际生态旅游博览会的举办,正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景区与线路相结合、普及生态旅游与发展会奖旅游相结合的新型展会。她将给近期关注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和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

当前, 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对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 对探知外面未知世界的渴望更是越来越强烈。正是由于人们这些强烈的精神需求,对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有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 我们国家的旅游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世界旅游组织 (WTO) 的统计,到202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第 4大旅游资源国。旅游, 特别是生态旅游,无论是从知识角度还是从物质享受角度来说,都是我们人类最好增长知识和休闲的方式。“生态旅游”这一术语,最早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83年首先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资料表明现在生态旅游业是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生态旅游的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生态旅游热潮的兴起而进入我国的,但真正受到国内重视是在1995年。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之后,1996年在武汉、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生态旅游或可持续旅游研讨会,大大推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 更是将生态旅游推向。由于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生态旅游在我们国家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宣传,因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们来到我国游览观光。在短短的几年里,生态旅游业在我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由于国家间的语言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使得某些生态旅游资源得不到应该有的重视。然而随着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们会想要如何更好的对外宣传和推广我国的生态旅游业,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潜在价值和更好的提升其发展空间,那么言语上的宣传及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导游词在国外游客们进行生态旅游活动时起到的宣传和推广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导游词及导游词翻译工作者作为跨文化语际交往的“外交人员”或“旅游灵魂”,在宣传和推广我国生态旅游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要素。通过他们的积极参与,准确地向外国游客们传达各生态旅游景点信息及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让他们深刻体验和领悟各旅游景点和地域文化,从而达到对外宣传和推广的积极作用。

设计科学的、合理的跨文化语际交流的导游词,必然涉及到翻译的问题。高质量的导游词的翻译也会对繁荣我国生态旅游市场乃至国际旅游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能吸引更多的潜在外国游客到我国进行生态旅游活动。然而, 从目前生态旅游导游词现有的英文翻译资料来看却不尽如人意。译文中的错误不仅仅会引起误解,而且无法实现它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要看到生态旅游不同于传统的山水风光游,它作为一项特殊的旅游活动,有着以下几个主要的特征:1.景物观赏性。2. 环境体验行。3.自然属性。4.文化属性。5.学习教育性。6. 脆弱行。7.保护性。8. 可持续性。正因为生态旅游具有以上几点特殊性,所以对于生态旅游导游词也有特殊的要求。导游员在引导、解说生态旅游景区景点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基于生态旅游中对其导游词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们在进行其英文翻译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这些特点,用适当的翻译理论进行生态旅游导游词翻译实践是非常有必要,对提高生态旅游导游词翻译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化宣传的定义范文5

公共标识语也被称为公示语,其应用功能包括“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等功能(戴宗显、吕和发,2005)。Newmark(1981)将语言的功能分为三种,即表达功能(expressive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on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function)(Newmark,1981)。公示语主要承担的是呼唤功能,即对游客的旅游起到指示作用,故而被视作“城市的脸孔”。然而在旅游城市中,随处可见错误或不规范的英文公示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内旅游城市在外国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宣传旅游城市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规范旅游产品的对外宣传用语和翻译文本。本文通过对三亚市公共标识语英译中的错误进行分析,提出公共标识语英译翻译规范的建议。

2.公示语翻译规范的意义

2.1公示语的界定公示语包括城市中为普通市民及游客的出行方便而提供的指示性语言,包括服务设施、机构名称、广告牌、公共设施、公共交通、旅游景点、街头路牌、标语口号、商店招牌等等。公示语的作用是通过简明的语言向公众提供有效信息。

2.2翻译规范的定义按照社会文化限制翻译的不同因素,Toury对“规范”的定义是“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如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Toury,1995)。通过其对“规范”的定义,“辨析出译者翻译行为的倾向性,并对其抉择过程进行归纳概括,从而‘重构’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受何种规范的影响。”

2.3建立公示语翻译的规范的意义对旅游城市来说,公示语的存在不仅是城市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代表,而且为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正确、得体的公示语能为游客提供良好、便捷的帮助并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反之,错误、不得体的公示语会给游客带来理解上的障碍甚至误区。由于公示语翻译缺少规范,故而英文垃圾和翻译谬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李克兴,2000)。因此,为公示语翻译建立一定的规范是必要的。

3.公示语翻译的规范

3.1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公示语承担信息传达的作用,在一些公示语的翻译中,由于词汇、语法、文化差异的因素,存在信息传达不准确以及不完整的现象。例2:(三亚鹿回头公园风景区)戛纳市与三亚市结为友好城市时法国戛纳市长亲手植下此树:ThetreewasplantedbytheMayorofGannesatthattime译文并未传达出“植下此树”的时机,即“戛纳市与三亚市结为友好城市时”,故改为例3:(三亚天涯海角风景区)天涯海角:TIANYA-HAIJIAO此处为古人心目中天地的尽头,含有爱情永恒之义,而以拼音翻译的译文丢失了此意,故改为End-of-the-Earth。

3.2遵守英语语言习惯公示语的翻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接受及其语言习惯,创造出具有可读性的译文。例1:(三亚鹿回头公园风景区)月下姻缘:译文为硬译、死译,没有传达出其中“姻缘天定”的内涵,故改为BlessedLove。例2:(三亚大东海风景区)风大浪高,勿下海:warningdangerousconditionsdon’tgointothesea译文冗长繁杂,故改为Danger!DonotgointotheSea。

3.3语言简明由于时间的限制,游客对公示语的阅读往往是匆匆一瞥。因此,公示语的翻译宜采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让游客一望便知其意。例1:(三亚亚龙湾风景区)海面有风浪,请小心:becarefultheroughsea.公示语的译文可省略be、the等助词、冠词,故改为Careful!RoughSea!例2:带走垃圾,留下美丽:Pleasedon’tthrowtrasheverywhereandremaintheenvironmentbeautiful.译文冗长,不符合欧美国家公示语表达习惯,拟改为NoLittering。

文化宣传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设计艺术;海报设计;艺术作品;文化;差异性;统一性

文明的定义十分多样而且难懂,几乎没有一个十分准确而严苛的概念。文明的定义范围十分广泛,在诸多族人的传统理念之中,文化的全称是“文控管化”,是品德、智商、通晓天地的整体称号。相同的文明使我国的56个民族紧密结合,也使我国各个民族的人民团结一心。在欧洲,文化的概念更加趋向于文化是不能被观测的表现,是分享的梦想、意义、信仰以及观念,我们用文明来阐释经历,产生表现,所以文明也对民族的表现有着深远的影响。依照世界一致的判断准则,人们能够将文化视为族民所有外在文化和内部文化的总体。首先,眺望历史的长河,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其次,民族的差异使各个民族拥有完全不同的成长氛围和经历,产生不一样的族民文明。最后,利用言语、应用各种器具展开制造劳动并且组织时代等等又是人类的一致性,此为人与任何生物的本质区别,这是各族人民的一致性,不受民族、种系、国家的影响,也是各种文明共享的特点。所以,文明极具特色性和一致性。

1 文化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提及文明的区别,以水平方向为准,同在相同时空的人们,不只是在生理方面突出了差别,在言语文明、思考模式、起居体系甚至为人处世等多个层面都有很多的差异;以垂直方向为准,古人和现代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区别,外在制造方法、社会体系、生命意义观点、思考与表现形式的差异以及这种体系改变引发的文明改变,以至于言语文明的沿袭也产生了变化。文明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文明的姿态复杂多样,各个族系所拥有的文明也都极具个性,而且伴随着各种要素的影响不停发生改变,虽然人类依然能够以繁复多样的文明现状、文明姿态为出发点,掌握各个族系、各个时间段文明之间的共同点和连接性。文明极具共通的特色,是一个特殊组织人员共通的梦想、意义以及表现规则。但是文明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我们和文明共同发展,各个组织之间的文明也能产生交错。人们经常提出当今社会正处在世界一致化的状态,各个国家之间的文明随着这个改变也在互相作用、互相渗入,此类文明的沟通最后实施与实际的各个层面。虽然欧洲的民族信念极具特殊性,我国大部分人民都不清楚基督总结的意义,但是未阻止我国人民共度圣诞节;虽然欧洲人基本都不了解阴历和阳历的差异,但是也不阻止我们共同欢度新年。

2 海报设计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性与统一性

(1)海报中的文明特色统一性。文明的沿袭是以标志为前提的,如言语符号就是标志中的关键一员,通过言语符号,文明能够一代代沿袭至今,也可以发散到更加宽广的区域中。标志依照感觉的差异能够区分为三种――触觉标志、视觉标志以及听觉标志,言语是听觉标志的一种,而符号是视觉标志的一种,图标图式在视觉标志中占据关键地位。海报以版面较大、传播知识较广、文化行为方式多样以及视觉冲击力较强等为特征,是优良的文明宣传工具,也是平面规划创作中的关键构成成分。它包含多样的知识、专题突出准确、宣传手段较多、展现方便、针对场景工具并没有太多约束,因此大肆流行。人们熟悉的诸多世界级平面规划者都在此区域拥有极具特色的创作。诸多世界性的平面规划竞赛也是评价这种展现方式来开展的。

(2)海报中包含的文化差异使其各具特色。眺望海报规划的历史长河,世界著名平面规划者们的海报创作都包含和自己国家文明有关的、特有而且极具特殊性的视觉标志,并且逐步将其改进变化为激烈的个体特色,让观察的人们在欣赏海报的同时就可以猜到规划师的名字。日本之前有一个出名的规划者――田中一光,他给日本流传久远的能剧所涉及的诸多海报都广为传承。能剧极具日本国家的特色,它产生于寺院神社的活跃气氛项目中的“猿乐能”,在日本所有戏剧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能剧的表演者不多,以剧本的表现为核心,是一种极具象征手法的戏剧。出演能剧的人们都必须以面具掩面,这也是能剧和诸多戏剧的突出差异,能剧起始于选定面具。田中一光利用面具的特色来设定能剧海报,在表达方式方面,他采用较多的几何状颜色使本来多样抽象的面具和食品展开总结,概述其突出特色,并利用填补颜色的方式,加强海报的视觉感官碰撞的力度。不仅采用几何状颜色构造能剧面具来创造海报,还利用文字符号乃至于笔画特色来涉及能剧海报。

(3)中西方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化学效应”。各个族系、各个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差别;伴随着世界一致化的进度,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与渗入都变得极其普遍。各种文明都能够变成视觉感官,在海报这个承载物上融合、撞击,通常会得到令人惊喜的结果,进而达成目的。陈幼坚(有名的香港规划者)创造的海报规划创作,大多数都饱含了祖国文明的底蕴,而此类中国特色,又凭借简单具体的当下规划手段展现出来。他对自己创作的解释是:“其实我的创作都是外在的。不过我能创造出优秀作品的原因是我了解祖国的文明采用哪种方式来表现,可以让国民和外国人都感受得到中国特色。但是不能说明我深入掌握了祖国文明,你再问我一个问题,我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运用此类各种文化融合的规划概念来创作就是期望凭借世界性活动来表现我国文明与品质,凭借此类表现方式,使我国人民的自尊在世界平台上争取回来。

3 结语

文明的定义比较宽广而且难懂,它渗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又不能准确且具体地解释它的含义。在海报规划这个区域,规划者们需要将文明通过视觉因素来综合展现,在规划技巧与规划展示时不仅要思考到最宽广区域内民众的欣赏力度,也要保证创造的特有的文明底蕴和独特性,还需要恰当掌握文明差别与一致性之间的联系。这也成为中国规划创作迈向世界的同时仍然保留着我国个性所必须探究的项目。

参考文献:

[1] 师悦.海报设计中的文化差异性与同一性[J].艺术百家,2013(4):24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