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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防治范文1
近些年来，作者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调查中发现，其中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防治法律体制架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吸附机制等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当前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问题分析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
众所周知，公众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众可以通过行使自身的权利，来对破坏海洋环境的现象进行诉讼，并由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核以及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对公众权利内容不够全面，使得一些居民发现海洋存在着污染的情况却无能为力，从而使始作俑者更肆无忌惮的对海洋进行破坏，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完善势在必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问题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应有着针对性的防治方向，结合不同海洋区域的实际情况，对相应的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并将其严格的实施下去，从而保证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有效性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整体架构缺乏合理性，法律体系架构过于雷同，未能结合实际的海洋区域进行相应的设计。
另外，缺乏对陆源污染的重视，陆源污染作为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方式之一，其中蕴含着多种破坏因素，而陆源污染问题却没有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进行充分的体现，影响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科学性。2013年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内容较少，仅仅修改了第四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内容，删除了第八十条的内容，海洋污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程度加深，污染方式多样，海洋资源的稀缺，以及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与近年来的深化改革，调整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关系和适用范围及风险评价、责任追究制度上应当进行立法调整。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问题
海洋资源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要想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对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 。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情况来看，整体运行效率并不高，而且，机制的落实力度严重不足，很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条例过于形式化，不利于海洋环境防治工作顺利的进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在运行的过程中，民事责任制度还有待完善，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应赋予公民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诉讼权利，这样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公民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利来行使请求权，从而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效率 。公民的环境权主要包括知情权、使用权、环境权、参与权等，公民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居民赖以生存的海洋受到污染，给居民的海洋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居民所得到的赔偿不公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居民得到公平的补偿，同时对保护海洋环境不再受到污染和破坏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海洋环境防治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其次，应不断的完善海洋环境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大量的实践发现，海洋环境侵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原则上通常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为了提高民事责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应重视免责情况的运用，不仅要严格的执行下去，同时要根据其发展趋势不断的对免责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对于一些由于不可抗力出现的重大过错，应属于正当的免责事由。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完善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已经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随着人们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导致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运行的不合理，应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 。
首先，应站在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上对其体系架构进行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是全球的重点工作，而且，在法律上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国家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办法，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海洋环境的进化现状，对一些重点海域制定相关的单行法、行政法，不断的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例如，渤海、东海、黄海、南海等在不同的海域都存在相同的污染源，而污染来源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应根据这些海域污染的差异性有针对性的对其制定防范措施，从而保证各个海域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运行的合理性。例如，在针对我国南海环境保护中，对其制定了《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质量。
其次，应重视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的对其《条例》进行不断的完善。所谓陆源污染主要是在陆地上所产生的污染，进入到海洋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源，陆源污染与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构成海洋的三大污染源，陆源污染不仅具有较多的种类，而且，数量也比其他两种污染源多，并且给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陆源污染的防治条例的完善。作者认为，在对《条例》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陆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细致化、具体化、原则化，要将其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一致，进一步完善《条例》，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有一些与陆源污染息息相关的法制体系，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应对其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这样才能充分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效率，为海洋环境保护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最后，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以往针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虽然制定了相应的民事法律，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十分不足，针对这类情况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不仅要对民事法律进行完善，更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完善
所谓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是指海洋资源的受益人或使用人，在合法的基础上利用相应资源的时候所支付相应费用的制度 。在近些年来，我国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过程中，补偿机制不够全面，还依旧存在一些补偿问题，例如，一些海洋区域的海洋工程等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其污染实施者却未能对其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陷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会让更多的实施者大肆而为之，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完善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的修订，结合海洋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对海洋工程、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倾倒废弃物污染等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在完善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着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根据海洋区域的实际资源使用情况确定受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程序、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提升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率。
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主要指的是利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极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生态改变，针对于一些小污染小破坏，通过海洋自身的自然修复能力，能够实现良好的修复效果，而针对于一些大污染大破坏，仅仅通过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修复是十分缓慢，甚至是出现无法修复的问题，将会给海洋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在这里需要对海洋环境的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才能利用修复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应将其作为海洋环境修复的辅助方式，以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为主体对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修复，再进行适当的人工辅助，将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恢复，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完善。另外，在对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完善，当然，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地区或是先进国家的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例如，建设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建设繁殖场所、栖息场所、建设海底森林等，更好的填补我国当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空白，从而有效的提升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实施效率，为海洋环境修复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四)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其他配套工作的完善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之外，还应注重一些配套工作的完善，才能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运行质量。首先，应重点考虑海洋环境污染与相关环境保护法之间社会效益的均衡性，如排污权、环境权之间的平衡，根据不同海洋区域的特点，对于一些没有超标的排污所造成的损害来说，其赔偿机制应当建立在社会化赔偿机制之上，如公害赔偿的商业保险、赔偿基金等，为保证海洋环境做好充足的工作。其次，应该加强执法改革，从以往对海洋环境执法的情况来看，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应不断地对海洋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优化。另外，由于海洋大多都是跨越国家的，因此，在海洋环境防治法律上，应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签署国际协定、公约等进一步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从而为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持。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为了避免或降低对海洋环境破坏的程度，需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进行完善，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积极做好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工作，促进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污染防治范文2
1.1洱源县畜禽污染现状
洱源县是畜禽养殖大县，畜禽在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6年洱源县全县奶牛存栏41101头，黄牛和水牛存栏52421头，马、骡、驴存栏8290匹以上，生猪存栏235167头，山绵羊存栏109360只，禽存栏487661羽，是一个典型的养殖大县。而洱源县紧靠洱海利于，如此大量的动物在饲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粪便和污水，按奶牛日排粪便31kg、黄牛和水牛日排粪便19kg、马骡日排粪便19kg、猪日排粪便6kg、羊日排粪便4.5kg、禽日排粪0.1kg测算，全县畜禽日粪便产生总量5400多t，这些粪污如果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滋生蚊虫，导致疾病传播，对农村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另外大量的粪便随着雨水污水进入沟渠河流，畜禽养殖动物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磷会对水体造成富营养化，对洱海源头水质造成十分严重的污染。
1.2洱海流域养殖业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洱海流域地区政府按照“高效、生态、优质、环保”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思路，以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为重点，高度重视洱海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着力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全州洱海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取得新进展。以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养殖为抓手，强化科技支撑，大力实施畜禽粪便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工程，完善对顺丰有机肥厂收集处理畜禽粪便的补助机制，鼓励企业应收尽收，扩大生产规模。从源头上控制畜禽养殖对洱海污染。在洱海流域扶持发展标准化规模奶牛养殖场（300头以上）4个、存栏2141头，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年出栏300头以上）33个、存栏10571头。加强圈舍改造、粪污治理及养殖场（户）沼气工程建设，提高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目前，改造畜厩8万m2、粪污处理池1万m3，沼气5469口，新希望蝶泉乳业建成1000m3的大型沼气池1个、顺丰肥业建成27m3的小型沼气池1个；建成畜禽粪便收集站48个、生物有机肥生产厂3个。2016年，收集处理畜禽粪便6.09万t，极大地缓解了洱海流域养殖污染治理压力。
2洱海流域养殖业污染防治对策
2.1明确洱海流域养殖范围和对象
对洱海流域的养殖区域进行科学划分，将流域主要入湖河流周边200m，洱海及主要湖库周边500m和城市建成区划定为规模化畜禽禁养区。禁养区内严格禁止新建（改、扩）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手续不全的一律关停取缔。关停取缔。对于禁养区内已有的生猪（常年存栏5头以上）、水禽（鹅、鸭常年存栏50羽以上）和牛养殖场全部关停取缔，其他畜禽养殖场（肉鸡、蛋鸡、羊等）若建有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且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可以予以保留，否则一律关停取缔，并逐渐将禁养区内养殖场向着洱海流域以外地区搬迁。将洱海两侧各500～1000m区域设置成限养区和适度养殖区。这两个区域内实行总量控制，规范审批程序，养殖场应具有与之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或可以消纳粪污的农田，并办理相关手续。对限养区和适度养殖区内养殖污染严重、无粪污处理设施且不具备改造条件的生猪、水禽、牛养殖场一律予以关停取缔。
2.2加强宣传、疏堵结合
各乡镇、村要充分认识全镇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依法依理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真宣传《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政策，切实提高广大农民自觉治理的环保意识。养殖污染治理疏堵结合，对排污达不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养殖场严肃处罚，处罚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实施强行关闭。对新、改、扩建养殖场，不履行规范审批程序的视作违章建筑，将予以。同时，大力推广农牧结合、循环利用模式，指导畜禽养殖场清洁生产，鼓励采取粪肥还田、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
2.3长效管理、规范养殖
整治工作完成后，各地要加强畜禽养殖的监管，建立畜禽养殖长效监管机制，将监管纳入镇对村的考核范畴，群防群治，形成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监管体系，监管责任层层落实，特别是要加强落实村级监管责任，并建立考核办法，定期督查考核，形成镇、村自觉抓畜禽养殖监管的自觉性。严格把关审批环节，对适度养殖区内新、改、扩建的养殖场，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实施，建设治污设施或委托他人处理污粪；未通过环评、不满足动物防疫条件、不符合用地等要求的新、改、扩建畜禽养殖场，一律不得开工建设和生产。一旦出现反弹回潮或者擅自违规建设的畜禽养殖场，坚决予以取缔并进行问责。
作者:张晓娟 单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畜牧工作站
海洋污染防治范文3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污染罪；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18-06
海洋作为人类生命的发源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日益频发，海洋污染物的种类也变得日趋复杂。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宝库”，应当采取严格的措施防控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在当前，不管是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还是通过民事损害赔偿的方式让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人付出代价。都远远不能有效抑止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将维护海洋环境的重担赋予环境刑事法律及刑事制裁，但是，从国外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看，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
一、国外海洋污染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实践
1.日本
日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但日本也经历过对海洋环境严重污染和破坏的阶段，震惊世界的水俣病终于唤醒了迷途中的日本。日本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最重要的法律当属《海洋污染防治法》和《公害罪法》，这两部法律以3个重要的刑事罚则构成了规制日本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法律基本制度：第一，处罚危险犯。《公害罪法》第2、3条以及《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5、56条均将污染海洋犯罪定位为危险犯。规定只要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可能给公众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险时，即可进行处罚，而元需发生实害结果。第二，对法人犯罪实行双罚制。《公害罪法》第4条和《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4至62条均规定，法人的代表人，或者法人或自然人的人、使用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如果实施了与其法人或自然人的业务有关的水污染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时。除处罚行为人外，还应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处以罚金。第三，发生实害结果时加重处罚。根据《公害罪法》的规定，故意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造成危险的，应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7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过失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公众生命健康造成危险的。应处2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200万日元以下罚金，但若因此致人死伤则应处5年以下徒刑或监禁、或300万日元以下罚金。可见，日本环境刑事法律不仅处罚结果加重犯，而且将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心态区别对待，处以不同的刑罚。
除了上述3项重要刑事罚则，日本环境刑事法特有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也是很有特色的。根据《公害罪法》第5条规定，“伴随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的生命或身体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此原则确立后在日本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海洋环境污染因技术复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难题，为保护海洋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日本至今都没有对海洋的特殊性给予足够重视，没有专门设置污染海洋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和不足。
2.美国
美国属于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但其对于海洋的综合管理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和一系列环境行政法规仍显示了其保护海洋环境的决心和实力。其中1977年《清洁水法》和1990年《油污法》明确规定了污染海洋环境的刑事责任。《清洁水法》规定，进入与海岸线相连的通航水域或进入毗连区水域。违反规定排放油类或危险物质。达到可能对公共卫生、福利或环境有害的数量时。即应判处刑罚。该法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刑罚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区别对待故意和过失，累犯加重处罚。故意犯应处每违法日5000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3年以下监禁，或并处；过失犯罚金数额为故意犯的1/2，自由刑为故意犯的1/3；累犯则处每违法日1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6年以下监禁或并处。其二，处罚结果加重犯。当故意排放危险物质的行为致人死亡或使人处于严重伤害的极度危险时，应单处或并处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其三，法人犯罪亦负刑责，当处100万美元以下罚金。其四，处罚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故意在依法应当呈报或保存的申请、记录、报告、计划或其他文件中，对材料作虚假的陈述、描述或说明者。或者故意篡改、毁损或丢弃依法应当保存的任何不准确的检测装置或方法者。应单处或并处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再犯者应单处或并处每违法日2万美元以下罚金或4年以下监禁。
美国对故意、过失实施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以致发生危险或实害结果区别对待，对再犯加重处罚，对污染行为之关联行为施以刑罚的规定值得学习但美国至今没有专门针对海洋环境的特殊性设立污染海洋罪的做法着实让人费解，这不仅显示了美国对海洋的重视仍有欠缺，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经常存在着要借助于一般的罪名来专门应对海洋类污染的问题。
3.英国
英国针对环境的刑事立法起步较早，对损害人类健康的环境污染行为也有相应的制定法规制，但其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刑法的立法方式，所以有关海洋环境保护及相关刑责的规定也多散见于行政法规。英国《海洋倾倒法》规定，未持有倾倒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证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可被判处：（1）即刻定罪，400英镑以下罚款，或6个月以下监禁，或并处；（2）定罪，5年以下监禁，或罚款，或并处。《水资源法》也规定对污染水资源的行为需承担刑事责任。任何人将有毒有害物质投入水体引起水污染的，将可能面临2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或并处的刑事处罚。
英国虽然在很多行政法规中设计了对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刑事处罚。但没有切实考虑海洋自身的特点而单独设立海洋污染罪。对于海洋污染行为的规定也比较零散。难以真正起到海洋污染防治的立法初衷。此外，由于环境行政法制赋予了行政机关绝对的环境治理优势。当海洋环境污染是由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过失行为导致的时候，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如果包庇懈怠不及时处理。其它机关则很难察觉和介入，这构成了英国海洋环境保护的短板：
4.俄罗斯
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对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独立于人类作为刑法明确保护的法益。在该国刑法典中专门设置了“生态犯罪”一章，并且将海洋与其它水资源分离开来，充分考虑到了海洋的特殊性，设立了独立的污染海洋罪。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将造成海洋污染作为刑事处罚的起点，更在这一罪名中涵盖了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几乎全部行为方式，而且还设置了先进有效的资格刑。
具体而言，俄罗斯刑法中的海洋污染罪被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生态犯罪”第252条之中：“一、从陆地上的污染源污染海洋环境或者由于违反填埋规定而污染海洋环境，或者从运输工具或者海上构筑物向海洋倾倒、弃置危害人的健康和海洋动物资源或者妨碍合法利用海洋环境的物质和材料而污染海洋环境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至5个月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处5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者处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者处4个月以下的拘役。二、从事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对人的健康、动物或者植物、鱼类资源、周围环境、修养地带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其他利益造成损害的，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50倍至100倍或者被判刑人1个月以下的工资或者其他收入的罚金。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
5.德国
德国立法将环境污染作为一般情节。将造成人体损害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在德国，海洋与地表水、地下水同属于《德国刑法典》第324条“水污染罪”所保护的对象。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行为是指。“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的行为。该法条表明德国将“水”直接作为犯罪行为可以侵害的对象加以保护。足见德国已将水资源的独立生态价值和利益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且该罪不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为构罪要件，甚至不要求发生足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险，而只要造成水污染或其他不利改变即可，充分体现了其法益保护已大大提前。在立法技术比较高的德国刑法中，完全有条件尝试将海洋同其他水体分离开来独立规定犯罪构成和刑罚应对，但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在德国刑法中，水污染罪可以由直接污染行为或间接污染行为构成；可以是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但负有保护水体的主体若仅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未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尚不能充分证明水污染发生的，通常只需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而不认为是犯罪。值得一提的是。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限于防治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若行为人仅仅是在污染造成后没有清除污染则不会因此承担额外的刑事责任。此外，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而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和许可范围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除了以上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也颁布了防止海洋污染的法律，并设置了造成海洋污染行为的刑事罚则。但纵观各国关于海洋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国家尚未设立污染海洋罪。
二、国际社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探讨
1.《伦敦油污公约》
1954年《伦敦油污公约》，全称《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是当代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协定，也是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多边公约。该公约对海上允许排放的油类物质的范围、排放物含油量、倾废标准以及禁止排放的特区等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规定。为了限制油轮触礁搁浅或碰撞引起石油污染，公约还第一次将油轮建造标准作为海洋污染控制的一种手段，该规定标志着人类在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方面迈出了飞跃性的一步。尽管如此，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第一，公约仅规定了船舶排放油类一种污染源，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污染情况；第二，公约规定只有船旗国对造成污染的船舶享有和执行权，并对污染行为规定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因此，本公约尚未上升到刑事处罚层面。该公约被后来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所取代。
2.《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
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明确规定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环境既是沿海国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各缔约国“可以在公海上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轻或消除由于海上事故或同此事故有关的行动所产生的海上油污或油污威胁对它们海岸线或有关利益的严重和紧迫的危险”，同时沿海国在污染或污染威胁危急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措施予以排除。由于该公约对因油污污染事故而遭受损害的沿海国和相关国家是否可以将造成海上油污损害的一方认定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这造成了在具体执行时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
3.《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弃废物污染海洋公约》
该公约对故意在世界海洋抛弃一切众所周知的危险物质作出了详细规定。公约规定“最危险的物质根本不得丢弃……其中有未加工的石油和石油燃料、柴油机的重油、高级放射性废料、水银及其化合物、稳定的塑料。以及为进行生物及化学战而准备好的材料”。该公约也有对造成海洋污染宣布为犯罪行为的条款规定，这被认为是国际刑法的重要立法性条款。对于推动各国国内刑事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4.《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
《海洋倾倒废弃物国际公约》是第一个专门以控制海洋倾倒为目的的全球性公约，它将废弃物分为三类：严格禁止向海洋倾倒的物质，属于“黑名单”废弃物；需采取特别有效的防范措施并经特别许可后才能倾倒的物质，属于“灰名单”物质；其他无毒无害或毒害性很轻的物质，属于“白名单”废弃物，此类物质也需在特定区域内才能倾倒。此公约制定后各沿海国也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和制度。将海洋倾倒正式纳入法制管理范围之内。至此，海洋环境保护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改之前公约仅针对特定污染源的弊端，首次对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不同污染物质、污染行为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并增加了各缔约国为保护海洋环境所应作出努力的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各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除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力。不论污染来源于陆上、大气、倾倒污染，还是船舶污染、海底勘探开发污染或者其他，各国都负有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的义务。公约首次提出了各国制定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标准的建议，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陆地、国家管辖的海底活动、“区域”内活动、倾倒、船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该公约还提出了国内法律、规章和措施在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方面的效力应不低于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并为各国协调制定新的国际准则、办法或协定，完善各国内法提供了立法指导和立法要求。
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平衡各国利益和要求的妥协，它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第一，虽然该公约规定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只、飞机或其他海上设施，旗籍国、登记国、沿海同或港口国均拥有管辖权。但污染发生后由首先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时候，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规则或法律它并未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提起司法程序的国家对造成海洋污染的外国船只可处以罚款，除非该船只在领海内故意和严重地造成污染，这种处罚程度实在过轻，难以对行为人形成必要的威慑。第三，该公约不适用于任何军舰、军用辅助船、为国家所拥有或经营并在当时只供政府非商业之用的其他船只或飞机。这就人为排除了这些主体造成污染所应承担的责任。
除了以上的公约，世界各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公约、协定以及其他的全球性公约，但至今尚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权威的保护海洋环境、打击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而且现存各公约中的规定相对分散、零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界定大多仅限于船只和飞行器，难以应对当前形势下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司法的建议
从国际视角审视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与司法问题，应当围绕完善各国国内海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与制定专门针对国际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国际公约两大核心工作展开，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设计展开可按照：
第一，法益保护前置，实现“生态本位”的海洋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所谓法益保护前置，是指改变现今仍有部分国家将“人类健康、生命或公私财产发生重大损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成立要件的刑事立法现状，代之以“造成污染海洋环境，或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作为惩治海洋污染行为的标准。这是海洋环境污染现状和海洋环境犯罪刑事司法的客观要求。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作为一种以大面积海洋及其内附资源、甚至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为危害对象的犯罪，其道德可责性和后果严重性实在让人发指，避免海洋污染灾害的发生才是保障人类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核心。因此，将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海洋环境直接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符合人类利益保护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明智之举。
实现法益保护前置可以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环境危险犯的方法来加以实现，即不再以“造成人体健康、财产损失”为刑事处罚的起点，而是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发生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为依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是指“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对“足以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的不同解读，会导致立法和惩治程度的不同，如日本《公害罪法》、《防止海洋污染法》将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定位为具体危险犯。认为海洋污染行为需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具体危险方能认定为犯罪：而新加坡法律规定污染海洋环境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因此其《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第4条将船舶污染海洋的犯罪行为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污染行为就可处以刑事制裁。我们认为，将污染海洋环境犯罪设定为具体危险犯更可取，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保障人权和维护环境更好地协调起来，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可。
第二，应当在国内法增设污染海洋罪。鉴于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及行政、民事制裁已经难以适应保护海洋环境的迫切需求，在各国单独设立污染海洋罪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对于跨界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也需各国在国内法上承认并遵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通力合作。各国间应尽量制定统一的犯罪认定标准，形成共同的环境刑事政策，这有助于消除各国因环境犯罪行为判断标准不同、刑法规定不同所带来的治理障碍，在具体司法中，对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企业或个人，应视该污染发生的地点确定管辖国，由污染发生地所在国对该污染行为或污染事故相关责任人拥有调查、拘留或司法权、惩罚权；对于公海领域发生的海洋污染，若因该污染造成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由利益受损国享有管辖权；若没有利益受损国，则可以考虑交由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惩处。
第三，对污染海洋罪主体不必做严格的限制。关于哪些主体可以实施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并应处以刑事处罚，各国并没有直接规定，但理论上对是否应当承认法人可以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存在争议。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实施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主体加以限制。因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行为方式有很多，实施这些行为的主体当然也很多。自然人可以通过向海洋排放大量生活垃圾或农业垃圾造成污染；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超量排放污水、废料、有毒化学残渣等污染海洋环境；船舶在海洋中行驶可以排放油污或石油泄漏引起海洋环境的污染；沿海工程、海上作业、海底勘探开发也可能造成海洋污染。原则上凡是造成海洋污染或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人或单位均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任何国家均不应加以限制。
关于国家是否能成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主体，国际公约并没有进行规定，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很多人认为，国家不能担任该罪的主体，但事实上。国家并非没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可能。虽然目前对国家追究刑事责任仍值得探讨，但人为强行将国家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单个主体，相当于自然人在国内的地位，那么国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应当的，至于如何追究国家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能由其他国家直接进行裁决，但可以考虑借助国际海洋法法庭进行审理，对于确有海洋污染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国家，可以强制该国限期消除污染并强制缴纳赔偿金、保险金等。
第四，污染海洋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明确。刑罚作为严重影响他人资格、财产、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制裁手段。成立犯罪的要求当然要比其他违法行为更为严格。其中，犯罪主观方面应当要求行为人至少对造成污染的行为或事实有认识甚至疏忽，所以，世界各国通行的以“故意和过失”或“故意、轻率、疏忽”作为主观要件是可取的。例如。有部分国家只处罚故意的环境犯罪，如挪威的反污染立法规定，除非有犯罪的故意。否则不得适用刑罚。大部分国家如日本、瑞典、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等，都规定处罚过失的环境犯罪行为，而过失的环境犯罪的处罚要轻于故意的环境犯罪。
为避免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许多国家在环境刑法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如英国的《水污染防治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以及法国的《农业法》都规定，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造成了海洋污染的事实。不需要证明罪过存在与否或系何种罪过。就可以认定犯罪成立。这种立法模式有很多支持者，因为在生态恶化积重难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的当前，严格责任的引入能够敦促人们加强责任心，谨慎从事，防患于未然。但我们应当明确，并非有效的就是合理的。刑罚作为威慑、打击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犯罪的有效方式，依靠的是刑罚的严厉性，其对行为人的自由、财产或资格的剥夺应当与行为人的危害行为相称，而该危害行为应当是在其罪过心态（至少有过失）指引下的行为，否则，要行为人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行为负责实属苛责。我们主张以“故意或过失”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犯罪主观要求的立法思路。
第五，污染海洋环境犯罪客观方面的设计应当科学严密。犯罪客观方面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及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在危害结果方面，如前述应当以有足以造成海洋污染的具体危险。危害行为即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包括倾倒、废物排放、石油泄漏等所有可能引起海洋水质发生不利改变的行为。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应当尽可能将现存的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种类和行为方式收纳在内。并通过兜底条款的设置给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的污染物或污染行为方式留有适用余地；各国环境行政规章中也应当详细规定禁止排放入海、特定许可才能排放人海以及可以排放入海的物质种类、排放含量、排放时间及地点，沿海企业排污装置及海上作业、海底工程所使用的船只和其他装置所要达到的标准，以及单位或个人向海洋排放物质所需履行的注意义务、程序等。
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同于传统犯罪的技术复杂性及鉴定困难性，严格依照传统犯罪因果关系判定路径实难解决该难题。所以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证明理论、标准、内容及形式进行适度调校，就成了刑法与刑事司法在生态社会中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种调校并非可以任意妄为，日本《公害罪法》所确定的疫学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就是很好的选择。对于利用现代医学、药理学等方法难以确切指明致病机理因而难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案件，采取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基于大量的观察数据及相关动物实验寻找致使病变发生的有高度盖然性的原因污染物，并在行为人无法反证该病变非由其行为引起时，确定因果关系存在，是目前解决因果关系难题，有效预防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比较科学有效的方法。
海洋污染防治范文4
论文关键词 风险社会 海洋污染 刑法规制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 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 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 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 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4.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从本质上来说，相关关系是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关系的强弱而得出的一种推论，但鉴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无限性，这种推断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我们应对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有所节制，严格区分相关关系与“有罪推定”，严格限制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防“超犯罪化”情况的出现。
海洋污染防治范文5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海洋污染防治范文6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
环境污染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