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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1
【关键词】飞天纹样；小学美术；意义
1飞天纹样简介
飞天壁画是我国无可替代的中国瑰宝有着西域艺术的基本体貌特征，使十六国开始就有着文化的传承让现代人惊鸿一瞥，手持乐器曼妙女子有着我国古代画工夯实的基础和画者的巧思，每个体态不一的仙女都是每个朝代审美标志性的产物，在首饰.服饰.乐器.体态.姿势.装束.背景无一不是对每一个朝代的演变审美有的从新认识。
2飞天纹样的历史作用与艺术作用
首先，飞天纹样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之一，其本身经历了数代匠人的发展创新与传承，可以称为是古代艺术家们集体的艺术结晶，其历史意义不可小觑。而敦煌飞天在不同的时代也展现出了当时别具一格与众不不同的美感与足以反映当时社会观念的时代感，从十六国北凉的开始再到晚唐时期的鼎盛最后再到元朝的落寞，期间风雨不断、日月交替，无数艺术家的心血汇集，最后形成了现在世人们所见所闻的敦煌壁画。其中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原因以及最终效果都是耐人寻味的。无数史学家的考察与认证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认证的实施。其中的历史对于当今社会乃至国家都十分珍贵，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的同时了解飞天纹样的历史渊源，不但有助于其理解飞天纹样的演变过程以及演变原因，也有助于带入其历史，对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在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其理解当时朝代的大环境与方向。对于当时朝代所蕴育出的不同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而飞天纹样的艺术作用则存在于其多角度的艺术特征来学习与运用。飞天纹样的创作基础与文化内涵在其作品中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其中，飞天纹样的动态美感、绚丽色彩以及优美线条都是值得鉴赏以及学习的特点。飞天纹样动态的美感主要体现在“飞”这个字眼上，如何将创造原型的“飞”体现得淋漓尽致是当时工匠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创造者为了能够体现这一动态，非常着重对天形态的表现，通过对于人物扭动的腰肢、反曲的手臂，以及服饰上飘舞的手带随风飘舞，都给人以飞天曼舞的动态美即视感。而飞天的特点并仅仅是体现在人物的动态上面来，人物的锦带与丝绸更加传神的表现出飘逸之感，从而使人感受到其飞天的动态美。而这恰巧给学生非常切实的感受，如何表达动态与传神地借助参照物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性都是很好的例子。色彩作为美术当中最直观、最强烈的视觉表现形式，在飞天纹样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如今的飞天纹样早已被时间打磨褪色，但是不难想象当时的飞天纹样绚丽夺目的形态。并且，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飞天纹样呈现出的色彩更加具有年代感，也更加沉重。飞天纹样的色彩夺目，注重颜色与颜色之间的对比，不但使整个画面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作为飞天纹样的灵魂所在。而学生再学习飞天纹样时，也要十分注重在这种颜色的搭配与应用，这种强烈的色彩差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叹为观止，更要注重这些色彩搭配的实际应用与操作，将这种色彩感加入到自己的艺术当中去，最终创造出自己的色彩，拥有一套完善的。美观的色彩体系。而飞天纹样的色彩体系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式的颜色供人们使用，从而增加个人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线条作为画的主导部分不仅仅刻意强调出物体的边缘以及范围，在中国画当中更是画的灵魂，在中国画体系中，一张画画的好不好，主要看线是否有力，是否传神，是否能够表现出当时的动静。而飞天纹样优美的线条经过历代的打磨，最终发展成的曲线具有婀娜曼妙、轻盈舞动等特点，其线条将画作塑造的生动传神，表现出飘逸灵动的内涵。而训练学生在此方向的能力，有助于学生真实、扎实的使用线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仔细的理解“线”在美术中的重要以及在中国画中的地位。而线条使用的熟不熟练、好不好看，主要体现在画功上，一个好的飞天纹样画师一定具有极高的画工与平和的心态，而这恰恰培养了学生的心性与素质上，一个具有良好心态与不急不躁、不气不馁心态的品格的人在社会上也是容易成功与被认可的，而学习与制作飞天纹样恰恰可以培养与极大提升学生的平常心、好素质与基本功。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2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1］曹家齐，潘丽.中国古代史课堂教学方法谈［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4）:86～88.
［2］李学勤.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3
[关键词]丝绸之路；古代宗教；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13-04
自古从我国中原内地向东、南、西、北四方能流通经济、贸易、商品的要道和交流友谊、文化、宗教的孔道，我们称其为“丝绸之路”。众所周知，新疆古称“西域”，它是我国古代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统称。这块地方面积广大，自古就是东西方商贸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在历史上该领域有条闻名于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古道。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分辽阔陆路和海路两类。其中陆路有穿越戈壁绿洲的西域丝绸之路、跨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南有在巍峨的崇山峻岭中交错的西南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它基本上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和匈奴汗国、鲜卑汗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吐蕃、回鹘汗国、准噶尔汗国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草原汗国时期。丝绸之路在西域和北方先后经历了两千余年的辉煌历程。关于丝绸之路要道，我国学者武伯纶先生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说：“中国在汉、唐时期，形成了一条从当时的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一直通往中亚、南亚、西南亚以至欧洲的交通大道。它对于建立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沟通商业贸易，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当时的输出物中，大量的是中国独有的丝绸，后来欧洲人便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1}这是很科学的论证。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西域与我国的万水千山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因缘关系。从汉朝开始，我国中原内地就与西域有了密切的交通来往，当时西域有三十六国，水草丰茂，牛羊遍地，骏马欢腾，商旅不绝。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史记》、《汉书》等许多古籍都记载了西域的山川地理与风土人情。古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就是依靠西域古道丝绸之路来完成的。丝绸之路沿途诸民族和宗教的历史有其自身社会发展、兴衰的规律，但是，它们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大。文献研究表明，早期沿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大致有希腊古文献所称的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稍后的帕提亚（即安息）、巴克特里亚（即大夏）、粟特（即昭武九姓）、大月氏、乌孙、西域三十六国、氐、羌、吐谷浑、吐蕃以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族等人和民族。他们虽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也深受东西方诸文化的影响。如南亚印度佛教，西亚、中亚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稍后兴起的伊斯兰教等精神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从我国中原内地向西传播的汉族的传统儒学以及包括丝绸、漆器、造纸、火药、印刷等物质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等。
在我国古代，河西走廊一直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位置。这里的畜牧业本来就很发达，汉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当时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由于丝绸之路的发展，河西四郡成为重要的贸易市场。例如隋代，西域商人在张掖互市，隋命裴矩驻张掖主管通商事务，裴矩向商人访问西域诸山川风俗，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以敦煌为中心，分三道向西：从伊吾（今哈密）起为北道，从高昌（今吐鲁番）起为中道，从鄯善（今青海乐都）起为南道。这是唐以前关于丝绸之路最完备的记载。在河西走廊最西端与新疆交界的地方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和各种文化交流中心――敦煌。这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以佛教艺术宝库和历史文化宝藏而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在此。
据有关史料记载，除河西走廊以外，吐谷浑统辖的青海境内之乐都、湟源、都兰、乌兰等地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1956年，在西宁解放路发现波斯萨珊王朝菲鲁斯王时代（459～483）银币76枚。结合文献记载，经青海向北越祁连山至张掖或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到今新疆，是公元4世纪以后甚为通行的重要路线。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北两道，敦煌是南、北两道的起点，因为前面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所以道路很自然地沿着大沙漠的南北两侧，这是分道的根本原因和南北道命名的由来。
南道从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沿着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若羌东）、且末（今且末西南）、精绝（今民丰北）、弥（今于田东）、于田（今和田南）、皮山（今皮山一带）、莎车（今莎车）等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月氏、安息（伊朗）。
北道从玉门关（敦煌西北）西行，沿着北山（今天山山脉）南麓，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焉耆（今焉耆）、尉犁（今焉耆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地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康居（今撒马尔罕）、奄蔡（今咸海一带）。两汉以后的丝绸之路分为三道。两汉时期的北道成为中道，又在天山山脉以北增辟了一道，称其为北道。南道和中道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一段路线和两汉时期大致相同，帕米尔高原以西，则路线的终点比两汉时期伸展得更远了。
南道在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帕米尔高原，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均在阿富汗北部）等地，至北婆罗门（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达于西海。
中道到在疏勒后攀登帕米尔高原，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国（今撒马尔罕）、大小安国（今布哈拉）等地，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
北道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河水（今伊犁河等），至拂林国（东罗马帝国），达于西海。《北史・列传》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勒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住，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这是西域早期关于南、中、北三道之最详细记载。
所谓西海，在我国古代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名词，以上三道所说的西海，涵义各不相同，南道指印度洋，中道指波斯湾，北道则指地中海。关于上述丝绸之路三道，武伯纶先生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丝绸之路由汉到唐经过今新疆境内的有三条。《汉书・西域传》：‘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是汉代的两条交通大道，都在天山之南，以塔里木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道。《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悒怛、帆延、曹国，至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所说中道、南道与《汉书・西域传》说的南、北二道基本相同，只是《汉书・西域传》说的南道是通到安息（波斯），《隋书・裴矩传》说的南道是通到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可能是孟加拉湾）；《汉书・西域传》说的北道是通到奄蔡（在里海、黑海之间）；《隋书・裴矩传》说的中道（即汉的北道）是通到波斯，达于西海（可能是波斯湾）。隋代新增加的北道，通往拂林（东罗马），达于西海（可能是地中海）。”{3}这是很有历史根据的最全面、最完整、最详细的论证。
唐代，在天山山脉以北，还开辟了一条新道。从北庭（今吉木萨尔北）都护府治所庭州，向西经过伊犁，到碎叶。唐贾耽著《边州入四夷道》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程。丝绸之路古道上的西域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贸易上，也表现在文化交流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以相互间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西域是最常用的通道。即使在海路发达以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西域，然后再折向东方。甚至在更古的时期，这一地区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比如，在我国北方地区，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阴山以南，燕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以北，是一条内陆草原地带。这条草原地带由东向西延伸，经西亚南俄草原，直达南欧黑海沿岸。在遥远的古代，只是一条极其辽阔的草原谷地。骑马游牧活动产生以后，特别是游牧国家开始形成，诸游牧国在这条草原地带上驰骋于东西方。它们从蒙古高原逾西域之阿尔泰山脉或准噶尔盆地进入哈萨克斯坦，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所以在东西交通史和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增多，东西方文明也聚焦交会在这里相互影响、渗透，并由此产生了五彩斑斓的文化成果。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西域与中原。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距今约有2500年的历史，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中亚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西域之于阗（今和田地区）。不久，佛教在西域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发展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佛教鼎盛时期，在西域丝绸之路的南、北道诸地，佛寺林立，石窟成群，僧尼众多，还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当时著名的佛教中心。公元前后，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内地。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印度、西域僧侣通过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原传教，他们将携带的大量佛经译为中文佛典。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在我国各地传播。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广泛传播，深入民心，并形成了由中国高僧创立的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显宗等佛教宗派。宋朝之后，佛教各宗互相融合，又与本土的儒教、道教相互融合，日益世俗化。佛教传入中原内地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已从一种外来宗教逐渐发展为我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此外，佛教对我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歌舞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在今天的丝绸之路上，佛教石窟、名刹寺庙随处可见，尤其是沿途的石窟，大多融合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和佛教精神，形成了极具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的独特风格，已被视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祆教是古老的伊朗文明中一颗充满神秘魅力的明珠，起源于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先知苏鲁支的教义。苏鲁支开始在家乡传播他的一神教。公元前600年左右，祆教西传到米底，波斯帝国的阿黑门王朝的历代国王本人多信仰马兹达教，祆教在帝国境内继续发展。祆教（古波斯教）在中国又称拜火教、火祆教，波斯萨珊王朝（224～651）以拜火教为国教。南北朝时期，祆教传入我国，北魏、北齐、北周皇帝曾信奉此教；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均建有多座祆祠，朝廷还专设“萨保”专职，对祆教加以管理。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皇帝采纳道士赵归真建议，罢黜佛教，外来的祆教也同时被禁灭，但祆教在西北地区仍有流行，高昌、于阗在10世纪都有祆教寺庙。在敦煌莫高窟经洞发现的文献中，有多处文献可以证明从唐代至北宋时祆教在敦煌较为盛行。
景教是公元4世纪古代基督教神学家聂斯脱利所倡导的教义。它是唐代对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叫法。景教沿丝绸之路东传，最早是由西域的突厥人传入我国中原内地的。公元5、6世纪，景教已在洛阳正式传播。除长安、洛阳外，成都、灵武、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景教寺院。景教僧侣除在我国传教外，还开展译经活动。公元845年，会昌灭佛，景教也被禁灭，波斯人中的景教徒聚集在广州一带。公元878年，广州被黄巢攻占，外国人遭到驱杀，景教从此在中国绝迹，直到辽代才有了重向中国传教之举。
摩尼教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公元4～6世纪，摩尼教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和我国中原内地。摩尼教在我国的传教主要依靠回鹘势力，甚至在9～10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被立为国教。唐代长安、洛阳均建有摩尼寺。唐会昌年间（841～846），摩尼教遭禁，而后在福建继续传教。宋代至明初仍有摩尼教在民间活动的痕迹。在西北地区，由于回鹘的西迁，摩尼教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各地又兴盛一时。除佛教以外，在被称为“外道”的各教中，摩尼教是流行最广的一种宗教。
公元7世纪初，的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8世纪初至9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亚西部呼罗珊地区传播。9世纪中叶之后，即萨曼王朝时期，河中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兰教。10世纪前后，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传入喀什，再到塔里木地区，喀喇汗王朝将其视为国教。14世纪上半叶，东察合台汗国的汗王秃黑鲁帖儿使其在天山以北的察合台蒙古人中得以广泛传播，到15～16世纪时已传遍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等少数民族，均信仰这一宗教。伊斯兰教对宋元至今的西北地区影响极深，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西域的社会、文化面貌。
总之，这条丝绸古道上，先后走过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
关于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相关研究文献史料有如下记载：
其一，《丝绸之路》曰：“因此，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径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军之将。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的巫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4}
其二，《草原丝绸之路》云：“在思想与文学方面，随着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沿着丝绸之路相继传入及其经典、教义被引介，它们各有所主张的学说、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界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深入民间。”{5}
其三，《新疆古代佛教研究》 说：“这里一直是著名的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也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集散地之一。作为我国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新疆地区一直深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我国最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从这条道路上先后走进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对我国的宗教文化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而佛教传播则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6}
其四，《新疆的历史与发展》 说：“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入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7}
其五，《丝绸之路宗教文化》说：“‘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之源’，在它的东西两端，产生了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摇篮。在宗教方面，诸如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即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在这里诞生，对人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8}
其六，《丝绸古道上的文化》 说：“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世界，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虽然如此，但信仰的内容却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类别：民族宗教与世界性宗教。我们所说的民族宗教，指的是依然局限于本民族和种族成员之中的那些信仰习惯，而不像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传播到许多不同的民族之中。”{9}
其七，《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 说：“西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各种宗教文化顺着纵横交错的通路滚滚而来。这是由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从玉门到咸海、里海之间。丝绸之路的畅通保证了西域宗教的顺利传播。”{10}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对古代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和兴衰起了很大作用。它是自古以来文化交流的宝地、宗教汇流的圣地、民族共存的摇篮、客商经营的古道、名将胜败的要地、政权更迭的主道、文明流行的孔道。总而言之，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是传承友谊、传承贸易、传承文化、传承宗教、传承商品、传承农产品、传承畜产品、传承手工品、传承多种经济的金桥。
[注 释]
{1}③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第77～78页。
{2}《北史》卷28《列传二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9页。
{4}布尔努瓦著、耿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张柱华主编：《草原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3页。
{6}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新疆日报》（汉文版），2003年5月27日。
{8}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4
地方文献工作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甘肃省图书馆早在解放前刘国钧先生任馆长时。就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方文献积累，又经过解放后数十年相继不辍的搜集、整理。目前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已具相当规模，共收藏西北地方文献约14000多种。并在此基础上为地方文献生产，包括地方志纂修、地方剧目编写、地方人物资料整理。地方科学史研究、古籍整理、地方史料教育展览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文献服务工作，同时还编制了大量的书目、索引、文摘、题录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不仅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堪称佼佼者，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西北文献研究中心。
随着计算机在甘图的应用，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已经实施，作为自动化重点的地方文献数据库也已动工兴建。但新的历史机遇——西部大开发，经济大发展。对甘图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形势的发展，更高层次地搞好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为西部大开发服务，我们认为目前甘图的西北地方文献收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
1、缺乏具体细则约束，对地方文献收藏的标准、范围掌握不一，致使部分地方文献的收藏不到位。
甘图根据自己多年来开展各项地方文献工作的经验、体会，在诸多对地方文献工作颇有造诣的馆长领导下，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文献工作指导思想、方针。
1947年任甘图前身“国立兰州图书馆”馆长的刘国钧先生在《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一文中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在当时，具体确定其三项任务：
（一）募捐西北文献。包括：1. 西北乡贤著作及其手稿；2. 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3. 藏、蒙、维、哈等文字之著作；4. 其它有关西北问题之中外书籍。
（二〕搜罗西北文物。包括：1. 陶器；2. 汉简;3. 碑石；4. 金甲。
（三）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表等。
甘图在刘国钧先生地方文献工作的思想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地方文献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前列。
到1984年，在潘寅生馆长主持下。甘图又明确规定了该馆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收藏内存及收藏重点。
收藏范围：凡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以及在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演变中与西北五省（区）边连地界有关的历史沿革、人物制度、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名胜古迹、自然资源等书刊资料，均属西北地方文献范围。
收藏内容：以收藏有关西北五省（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图书、报刊、政府出版物、报告、册籍、表籍、卷轴、档案、文告、印模、谱牒、传单、标贴、图片、照片、碑志、拓片、声像资料等内容为主。西北五省（区）地方出版物，其内容与本地区无关者一律不作西北文献资料处理。
收藏重点：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汉简及其考释研究；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研究资料：西北地方历史地理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区文物的研究考释资料等。
从上文可以看出，甘图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相当明确，甘图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收藏内容及收藏重点具备相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在具体进行收藏工作时，工作条例内容却显得过于笼统。
我们知道，现代文献出版的品种、类型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特别是地方文献的出版更是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而我馆多年来西北地方文献一直是由采编部统一采购、分编。再经典藏部门分配进而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中去的，这就需要在搞分编、入藏等工作的同时仔细斟酌，根据本馆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内容和重点，将有价值的西北地方文献从普通图书中筛选出来，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中。但囚缺乏工作条例细则的约束，对一些文献估价不同，认识不一，使得采编部，典藏部和地方文献部同志经常意见相左、思想不统一，同此我们认为甘图迫切需要将原来的西北地方文献收藏工作条例进一步细化、完善，以便全馆同志在工作中有所依据，统一思想、认识。
二、一些隐含性的西北地方文献没有收藏，遗漏较多。
地方文献可以是专门著作，但也有很多资料是夹杂在其它著作之中的，这就需要具体工作人员采取一定的措施，手段，将这些“隐含性”的资料搜集、整理出来，进而将其收入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中。笔着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对这种“隐含性”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因分编同志认为这是研究祖国所有边疆史地问题的刊物，而不仅限于西北范围，故将其当作普通书刊处理，没有将其入藏到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但以该刊1999年第3期为例，其中属于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的文章就有：①安京的《试论先秦国家边界的形态》；②陈梧桐的《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斗争的历史意义》；③冯立升的《乾隆时期西北地区的天文大地测量及其意义》；④任伊临的《布彦秦历荐谪戍新疆的林则徐缘由考述》；⑤李玫遥的《从俄文档案看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略》等。
另有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九州》，也没有收入西北地方文献书库。而书中属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的文章也有不少。
这类隐含性的地方文献。一般又以两种形式出现：a.整套丛书、期刊与其它连续性出版物中有若干册（期）属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者;b.某种书、刊中含有若干章、节属西北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者。针对不同情况，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者应采取相应措施、手段，将西北地区文献“尽全收集。”如及时掌握出版情况，在书刊预订时将属于西北地方文献的若干册（期）多预订出若干复本，以便将来在保证基藏库入藏的系统性、完整性的同时，保证西北地方文献库的入藏。而对事先难以估计、掌握的情况，也应在发现后及时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补订、缩微、复制等。总之，要千方百计使这类文献入藏到位。
省级公共图书馆在收藏地方文献时，在一定时期内应坚持“宁宽勿窄”和“宁宽勿严”的原则，尽量将本地区的地方文献收藏齐全，特别是有关“隐性”地方文献的收集。不仅有一定难度，而且“稍纵即失”。需要各个环节工作人员本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通力合作精神，在本职工作中多加留意，主动提供线索。有关人员应学习掌握有关知识，了解木地区的历史、地理和人物状况，这样才能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
三、对于解放后出版的特别装订、印刷精致的各类较为珍贵的西北地方文献的入藏地点间题，分歧较为突出。
甘图1984年《特藏书刊范围及其内容规定》：特藏范围为：“凡收到的珍本书籍、革命文献、金石拓片、名人书画家的真迹及其精致的复制品，均作为本馆特藏范围进行专藏保管。”“解放后出版的特别装订、印刷精致的党和政府政策、法令。报告及名著等珍贵的图书”均入特藏保管。
同年在《西北文献范围及内容规定》第二条收藏内容中又规定：“凡属特藏书库范围的地方文献资料（解放后装订精致的图书有复制者外）和革命文献一律送特藏书库保管，但可多制目（录）片一套，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中，以便参考。”
我们认为此两规定似有含糊不清之处。前者规定解放后出版的特别装订印刷精致的珍贵图书入藏到特藏书库。而后者又特别注明这类图书有复制者外，即有复制的就不入藏到本馆的特藏书库了。
鉴于上述的含糊不清，再加上受“藏为所用”的思想影响，所以在这类书的入藏地点上，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存在较大分歧。
甘图身处大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地带。历史上，大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人所共知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以西安为起点穿越了整个西北大地。为中华民族和中亚以及更远地域备民族人民的交流、共同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到如今、更以它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丰饶的物产资源，以它勤劳的人民，让古老的文明焕发出崭新的风干，迎来了西部大开发、大发展的辉煌时代。
在甘图特藏书库中。收藏有大量珍贵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特别是一些丝路文献及西北名人书画等，如著名的敦煌汉文写经30卷，有稿本《甘肃通志稿》、《重修敦煌县志》，还有甘肃最早的期刊《甘肃官报》（1907）等以及大量西北名人书画，弥足珍贵，堪称“镇馆之宝”。
解放后随着当代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现代化缩微、复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珍贵的文献都以精致再版的形式出现，并广为各图书情报机构所收藏。对于这一类文献的入藏地点问题，甘图工作人员有时思想认识不统一。鉴于此，我们认为甘图1984采编手册的一些规定值得重新讨论、商榷。
目前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以“搜集保存为中心，以阅览为辅助，全面系统加工整理仅仅是开头，大规模开发利用基本上还没有起步”阶段，就甘图现行地方文献工作来看，诸如加强分析著录、揭示文献内容，深化咨询服务，扩大藏书宣传，加速书目工作等等都急需开展，而搞好西北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是一切地方文献工作的物质基础，要搞好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骆伟. 论地方文献. 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3）
（2）程光雄. 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 图书馆杂志，1985，（3）
（3）徐大平. 关于西北地方文献资源联合开发的构想.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9，（1）
（4）中国图书馆事业二十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5
关键词：美术教学；特色课程；合理利用资源；多样性
据了解，初中生对金昌市的地域文化特色知之甚少，所以如何有效地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弘扬和表现金昌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就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应该合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校本课程。
《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6、充分利用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教师可以运用自然资源（如自然景观、自然材料等）和社会文化资源（如文体活动、及节庆、纪念日、建设成就、重大历史事件、传说、故事、影视、戏剧、民族与民间艺术以及人类文化的遗物、遗迹等）进行美术教学。”[1]地方自然资源是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开发校本课程的主要素材，既可以激发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同时也能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正如陈雅玲文中所说：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引进课堂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她指出了所需注意的问题，如课程资源要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课程资源要与教师教学修养水品相适应等。[2]因此，我们可以从已有教材中选用一些热堇闯涫底约旱男1究纬蹋构建自己的内容和特色，拓宽学习领域，增加文化底蕴，使校本课程具有独创性。
金昌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是丝绸之路要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金昌市拥有着许多可供美术教学的自然资源：金昌境内文物古迹繁多，已发现200余处。有新石器时代的鸳鸯池、二坝遗址；西汉时期的骊y遗址，汉、明长城遗址及为数众多的汉墓群--唐代圣容寺塔；有被誉为“河西中天一柱”的明代永昌钟鼓楼。1981年金昌因矿建市，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因其盛产镍，因此被誉为“祖国的镍都”。30年来，金昌有了飞速的发展，城市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标志性建筑如邮政大厦、文化中心以及金昌公园、金水湖景区、龙泉景观带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把这些资源引入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来，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结合当地地域特点，开设特色美术课程内容。
中国西北地域宽广，有着戈壁滩、沙漠等独有的地质特色，养育中华儿女的母亲河---黄河就在此发源，数千年来留下的无数历史遗迹，都在向世人展示西北那粗犷豪放的性格，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却也不失柔美。丰富的文化积淀还表现在西北地区的独特的地域特色：流动的沙丘风貌、还有一望无垠的金黄色沙漠中，那不知疲倦行走的骆驼，都可以是唯美的艺术素材……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地方的就是特色的。人无我有乃为独，人有我精方是优。
金昌就处于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地域特色涵盖了西北地域特色。因此结合金昌的地形地貌特色，可以让学生去实地探索美、体验美、观察美、创造美，原来美就在自己的身边，学生用心灵触摸到美的存在，自然就激发其创作作品的兴趣和欲望，教师多加引导，让学生感受西北风光与南方美景的不同，感受西北的粗犷与南方柔美的明显区别。美术特色课程要根据金昌的地域特点，培养每一位学生的美术专业能力和艺术内涵，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内心的艺术潜能，从而使美术特色课程实现其真正的提升学生艺术修养的能力。同时，还要把学生的眼、脑、手健康协调以此达到让学生知识、情感的完美统一，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各种工具和材料，通过美术特色课程实践活动，让学生进行充分地感知和应用，掌握其本质规律，并加大多种媒介的利用机会，结合美术特色课程进行创造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精神。
作为美术工作者，更应该抓住这个能让学生得到艺术熏陶的机会，增开特色美术课程内容，因地制宜，提高学生对美的欣赏和感受能力，抓住金昌地域特色可以开设西北风貌欣赏课，带学生到地域特色明显的风景区去亲身与自然接触，感受西北劲风的凛冽、山石的粗犷，生命的顽强；体验茫茫戈壁的硬朗，让学生用手中的笔画出棱角分明的老树枝桠、沧桑满脸的农人、顶着蓝天的山峰；感受胡杨林生命沧桑，可以开设实地写生课，让学生的心灵为千年胡杨的灵魂而震撼，为生命的不息而叹息；触摸嶙峋山角的粗糙，可以开设摄影课，带领学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定格风景，独特的眼光自然有独特的感受；品味金昌浓郁风情，可以开设手工课，指导学生或用剪纸，或用泥、沙石等多种材料做出人物、风景等艺术品，这些特色美术课程的开设，都在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基础上并在教师的指导、参与中进行，是培养学生专业美术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的必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解读：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6
这里是广州闹市中的乌托邦。彩旌逐风动的入口，踩着潮润的青石板往里走，暗香浮动，蝉唱虫鸣。拐角处是一勺汪绿的池水。水面的残荷诉说着远去的光阴。几步之遥的地方，我们要见的人，叫屈汀南。
屈汀南是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在国际大赛中获过奖。几日前，他刚从敦煌归来。在那里，他用妒忌得让人发狂的近距离观摩了莫高窟。就在千年洞窟的里面，那么近，那么近地，他看到了一千年前的线条、一千年前的色彩，看到了唐代的雍容华贵，看到佛陀的禅思轻灵。为此，屈汀南被震撼得无与伦比。
我们此刻身处的地方也很美，叫“岭南服饰博物馆”。置身千年神韵之外的我们，亲眼抚及一两百年前的风尚与时髦，同样感受到无法抑制的美。这是屈汀南位于广州的私人藏所，同时也供公众免费参观。屈汀南入驻TIT创意园时，拿出占自己藏品十分之一的数十件，创办了这间主要以清、民岭南服饰为主的博物馆。
五爪龙袍
屈汀南生长在广东顺德。屈家是广东的名门望族。结束后的一天，屈家祖屋的阁楼突然塌了。尘土飞扬的断柱残椽里，几只大箱子被人抬出来。打开一看，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箱子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各色服饰，是属于屈家堂号“裕德堂”的旧物。
裕德堂是清、民时期广东的老字号布店，有着粤海官御的印子，民办官用―在清朝，它属于经商的同时还要为皇室御制衣物的半官方造办处。起开的大箱里，屈家后人清点出上百件衣物，其中大多数为“裕德堂”店里的样物―“裕德堂”的布料制作成成衣置挂于店内，方便客人选购。
样衣称得上件件精良，均为“天衣无缝”之作。而最让屈家人吃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藏有龙袍。最珍贵的那件龙袍属于纳纱绣， 亦称“戳纱”或“纳绣”，是久负盛名的珍贵绣种―绣时以素纱做底，用各色丝线规律穿行纱眼，有强烈的织纹感和立体效果，为当时皇家御用。屈汀南还历历在目开箱时的震撼：打开龙袍，袍身熠熠，金龙跃然于目，细节亦天工神匠般精致―每一处纹路每一条衣缝的飞针走钱都堪称完美。让屈家惊奇的地方还在于，这居然是一件真正的五爪龙袍。
一件龙袍何为皇帝亲身穿饰？屈汀南说，要看它上面是否有九条真龙。屈家人数来数去，在袍子上只见到八条。最后，在极隐蔽的衣襟内侧，看到了生灵活现的第九条。而为何一件崭新的龙袍会静静地躺在屈家大箱子里近百年？百思不得其解的屈汀南最后得到答案：屈家当时接到皇宫命令后开始赶制，等制好时，大清已亡。它才安静地留此百年。
龙袍在屈汀南的藏品中不是孤品。我们还见到了他的另一件收藏―开耕礼用明黄平金绣正龙十二章纹龙袍。相比象征屈氏家族历史荣耀的第一件真品龙袍，这一件则更具有广阔的历史意义。在“岭南服饰博物馆”里，这件为光绪年间两广府做开耕礼所用的十二章纹龙袍，立于玻璃器内，静静地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时代特性。中华民族本是个农耕大族，在开春耕地的时候，皇帝要现场亲耕，这是当时中国最为隆重的祭祀礼之一。而远在两广之地，皇帝当然无法亲临。所以就将龙袍请过来，用作礼仪，等同皇帝亲临。
千年之美
1999年，屈汀南以广东莨纱为衣料设计的“嬗变”系列在法国获得两项大奖――由法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民俗文化贡献奖”和“21世纪设计大奖”，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国服装设计界的大师级地位。其实，不仅如此，对这位具有鲜明广东特色的设计师来讲，这次获奖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屈汀南真正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服饰历史中包含着如何浩瀚的长烟。
屈汀南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幕：获奖当场，有一位法国老太太紧紧拥抱他，用标准的中国话说：“这个是莨纱，我知道它出自广东。”接下来，西班牙公主在电视上看到屈汀南获奖后，也将他邀至家中，展示她的中国藏品，细述她二十世纪初经历过的一次中国行……这让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初出茅庐的屈汀南不禁感叹：“出了国，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对中国有感情。原来，我有一整个民族的骄傲！”
鲜明的民族服饰特征此后成为屈汀南设计中的最主要元素，尤其是对“莨纱”的运用。莨纱，又称香云纱，广东顺德特有的制衣面料。以桑蚕吐丝织成的提花纱罗织物做坯绸，再涂以薯莨茎块的汁液反复练晒，晒熟后的织物粘聚上一层黄棕色的胶状物质，再用含氧化铁成分的泥土均匀涂于织物表面，经过水洗，胶状物变成黑色，这就制成了防水防晒、被称为“泥土里长出来的布”的香云纱。从屈汀南被法国老太太抱住的那一刻，他就深刻体会到香云纱对一位广东设计师的情结和意义，他将这种古老衣料与时尚设计结合，一次又一次，成就了他的T台。此外，屈汀南也设计过“独品情迷”―以为灵感的屈汀南高级定制系列，用热烈的红金两色主打，大胆融汇了藏族民族风格细节。屈汀南说，这种设计实际上可视为一种“精神良药”，能让人静下来，但不让人迷信。他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信仰的现在，通过时尚华服，让人们有所崇敬。就如同他在山西王家大院看到的一幅对联：“敬有所尊，爱有所敬，人间自有非常道”。屈汀南说，这就是他设计以及收藏的衣饰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