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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1
（一）新课标下语文性质与功能确保了德育教育优势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第一次站在了与工具性同等的地位，这也体现了国家教育部门对语文德育功能的重视，体现了人文性的德育渗透，为语文德育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障。在指明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之后，人文性的重新回归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传承的双重功能，这也间接保障了德育功能的实现。无论字词还是诗词文赋，都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优良的品质和精神精髓，这些都是语文学科最为核心、最为精髓的部分。新课标将这些性质和功能重新发掘出来，无疑是语文的德育功能优势发挥出来，给德育教育提供了保障。
（二）语文教学内容展现了德育教育优势
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文言文与诗词歌赋以其简练的语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人的情操和修养哲学，传达了人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此外，大量的中外现代文学作品继承了民族精髓，以其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多样化的思想情感，这些思想情感都以人文道德为主线，提升了文学作品艺术境界的同时，也提升了读者的思想感悟和人生境界。新课标下语文教材及课外延伸纳入了更多的文言文及其他优秀文学作品，这些共同构成了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同时也展现了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中的优势。
二、深化语文德育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正确理解和运用三维目标
要全面实现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教育，教师本身必须正确理解三维目标的意义与其之间的关系。在理解三维目标的深层含义与关系之后才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实现透无声无痕、巧妙自然地渗德育教育的效果。在语文德育教育的三维目标中，这三个维度相互依存，互为支持，其中知识与能力是语文德育教育的基础和核心，是其他维度得以实现和发展的依托。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决定了德育教育的高度，过程与方法保证了德育效果。因此语文教师要做好三者之间的整合工作，才能保证德育教育功能的实现。
（二）强化儒家经典文学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新课标的改革，语文教材中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更加丰富，使得基于儒家经典的德育教育重新发挥作用，因此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和强化儒家经典文学的德育功能与作用，发掘其中的道德修养内涵，让学生在阅读和学习中产生自然的感悟，在潜移默化间完成德育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儒家经典作品《论语》现存20篇，492章，集中反映了孔子的主要理论道德思想以及治学思想，使其成为一个道德、修养、治学、求学的体系。但语文教材中所选入的内容毕竟有限，这就需要语文教师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课外阅读的作用，将教材中未选入的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选择较为容易理解以及思想不相背离的内容作为学术课外阅读的重点，形成一个体系，完成儒家经典文学的德育教育功能。
（三）从学生认知规律上设定教材顺序
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2
关键词:文如其人;文学本质;人学;虚构;价值
中图分类号:I0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4-0125-01
历代文人对于“文”与“人”的关系有所探讨。金代元好问有“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感叹。都穆在《南濠诗语》道:“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字,心画也。’盖谓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士,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故元遗山诗云……有识之士固如此。”{1}清代纪昀也深感“以文观人”或“以人观文”。钱钟书《谈艺录》中说:“心声心画,本为成事之说,实是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为: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而不在彼也。”本文将从文学本质的三个方面浅论“文如其人”。
文学的本质与人的相关性称为文学的主体性本质。在现代文学理论中,从主体规定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是人学”,即“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是人,是人作为主体的整个存在,文学表现人(主体) 的生活、人(主体)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人(主体) 的处境和命运等等,文学是主体学”。这个命题包含文学主体性的二个维度:
第一,作家维度的主体性(文学是作家的主体学) 。“作家”不仅指作家现实个性或现实人格,且指作家作为审美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或谓艺术人格。因此“文如其人”并不是要与作家的现实个性完全一致,更多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或艺术人格与作品的精神风貌发生同构。
第二,读者维度的主体性(文学是读者的主体学)。阅读即写作,批评家即作家。“将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者归二为一,是当今读者最热衷的事情”,读者依据自己的审美要求、欣赏水平和思维方式,选取对文本的切入角度、方向和范围, 漠视乃至排斥其他,从而创造出读者内心的第二文体。这种具有强倾向性、选择性和目的性的主位阅读在读异了作品的同时、又往往不可避免地误解了作者的实际形象、冠之以读者凭千差万别的阅读印象甚至是错觉而认定的种种品格在这个意义的作品中, 文品或“人品”与作者的实际人生心态是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
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艺术是一个“拟象世界”,“想象世界”,是人们虚拟的幻象世界。文学是“创作”, 即从无到有,由无生有。所以,艺术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虚的。从做人言志的角度讲,应当“文如其人”,“我手写我口”。从“以艺为术”、“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艺术是一个“拟象世界”,它在艺术的情境中追求真实,与生活真实大异。不知前者,则文学仅落于“艺事”, 终究绡薄;不知后者,则易犯文学的幼稚病,反认他乡是故乡。这大概就是文学的二律背反了。
艺术的幻象世界在生活的视野中,可能是虚假的,但是在艺术的视野中是真实的,所以,艺术只能对艺术境界负责而并不对现实实境负责。艺术世界是“真真假假”的世界,我们不能只理解“真真”的一面,不理解“假假”的一面, 那样就太缺乏对艺术的全面理解了。从根本上讲,那是用门外汉即生活的角度看艺术,而不是用内行即从艺术的角度看艺术。因此,在谈论“文”与“人”的关系时,不是仅仅将“人”要与真真实实的“文”相一致,而是包括真与虚两个方面。
价值是与主体和主体性有关的概念,意味着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性意义的实现,文学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主体性的意义的。
文章和德行的价值是不同的,文章可以反映人对道德的追求或者反思,不能苛求文章一定表现道德现实。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他将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刘勰也提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文心雕龙・情采篇》) 。刘勰把文章创作方式分成“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实际上已不得不承认文品与人品分离、人文相背的现实。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对于道德与文章有许多认为不等同的例子,但是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将二者区分即可,甚至就得出“人不如其人”的结论,而要认识到文章体现价值取向的功能,作家做出与自己道德不想符合的文,正是因为作家内心对于自己没有的道德的渴望与对于自己缺失部分的满足,文学创作作为精神活动的方式,它自身具有承担某种代偿功能的机制, 即通过叙述的和文本的愉悦, 在虚拟和想象的世界中弥补与满足主体实际人生的匾乏与希望。
文学作品是作家与读者两个维度的,作家包括创作个性与现实个性;文学是一种创作的精神作品,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且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作家创作出的文章往往是与他们的现实个性或者创作个性相一致的,并且是体现出与生活相符而又相虚的原则,寄托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所以“文如其人”的。
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3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4
1 生活是语文学习、语文教学的家园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语文”二字既可指语言文字，也指语言文学，还可指语言文化，除了语文课堂的规范语文教学，平时的聊天讨论、吵架争执、读书看报、收看电视、收听广播、观赏电影，及至于专业的诵读品味、演讲辩论、写作表达等等，这些都与语文密切相关。
语文学科是人之生命表述的一种方式，语文学科是一个生命情感的世界。生活的酸甜苦辣、经历的悲欢离合、生命的无奈精彩，都是通过语言展现出来的。因国难家愁集于一身，杜甫感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亡妻伤痛萦怀，苏轼深知“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因壮志未酬，幽愤难消，陆游叮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以说，一个个言语者，就是一个个情感生命体啊，这之中的家园之恋，人生之感，生死之思，情爱之痴，故国之爱……万种思绪，千般柔情，都浓缩在语言之中，又都可以具体地再现于生活之中。生活给了语文偌大的空间，生活也是语文永久的家园。因此，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不亦乐乎？
2 在语文中理解生活，品味生活、欣赏生活，用语文去装扮生活
语文的内容就是生活的内容，语文是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语文与生活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生活需要人们学习语文，语文可以理解并表达生活的诸多体验，语文可以装扮生活，展示生活的缤纷色彩，人的生活内容、方法、经验、感受等需要语文来交流、记录、传承。因此，要在语文的教与学中明确：语文的内容就是生活内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语言文字式的呈现。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要教会学生凭借语言文字理解生活、学会生活、表达生活、享受生活，而这些要求，无疑就是新课程标准努力要达到的。语文教材中要求实施的语文活动，选修课中开设的专题研究，这些丰富的语文活动为语文教学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语文的大世界中，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都可得到充分体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情感常常充溢心中，在语文知识技能指导下的语文活动，实现了学生认知与情感的统一，同时也能培养学生乐观的生活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激发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因为同学交流探究问题意见相左，他们辩论中获得真知，收获成功；因为校园生活异彩纷呈，他们赞美中懂得追求，理解珍惜。语文点亮了他们生活的理想火花，语文装扮了他们单纯的学习生活。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等同，学好语文，就能更多更好地享受生活。
3 事事需要、终身需要是语文与生活关系的最好注释
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5
关键词：新媒介 儿童文学 游戏精神
儿童文学是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从内容、语言、文本体式到内在精神，体现了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性，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重要的美学品格之一。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兴起和普及，影视、电子游戏中的技巧、方法及内容等也进入到儿童文学的视野，给儿童文学带来全方位的变化，在新媒介环境的影响下，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和形态。从游戏精神的内涵入手，分析游戏精神的文本呈现形态，探讨新媒介时代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游戏是儿童探索周围世界的一种积极活动，是儿童认识世界的手段和途径。游戏与儿童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儿童是在游戏中长大的，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在儿童生理、心理和认知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儿童的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儿童对游戏的需要几乎比对食物的需要更为强烈，游戏是儿童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状态，伴随着儿童生命成长的全过程。因而，以反映儿童生活为主旨，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于游戏精神的内涵，国内外学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游戏精神做出了相应的定位和评析。自十八世纪康德认为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之后，以游戏来解释艺术与审美成了西方美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席勒、斯宾塞、伽达默尔、胡伊青加等从不同角度对游戏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将游戏精神的价值意义延伸到了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班马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游戏精神研究和论述最多的一位，在他的《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等三部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从心理机制和审美的角度来切入“游戏精神”，对儿童文学的游戏性进行论述，他认为，“‘游戏精神’是‘玩’的儿童精神，也是儿童美学的深层基础”。此外，孙建江在《二十世纪儿童文学导论》、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也有关于儿童文学的游戏性的分析。刘绪源认为：“‘游戏精神’就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玩’。”孙建江认为“在儿童文学中，游戏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强烈的幻想性。而这一点显然与儿童的游戏活动本身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黄晨也曾撰文发表过对“游戏精神”的看法。黄晨认为游戏精神是儿童的真正精神，在文本中包含两个层面的美学意义：一为显层面，具有游戏的外在特征，富有玩的色彩和功能，是游戏精神得以展露的物质基础；二为潜层面，揭示的是游戏的本质，即自由、力量和自主，表达潜隐的儿童生理和心理能量要求释放投射的愿望。近年来学者李学斌在论著《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中深入探讨了“游戏精神”的现实内涵以及“游戏”对儿童精神人格建构与和谐身心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游戏精神的审美发生与现实效应之于儿童文学具有本体价值，倡示游戏精神乃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
结合上述对游戏精神内涵的理解和分析，可以看出，儿童文学把儿童作为主要的接受对象，儿童的游戏心理以及特殊审美机制，决定着游戏在儿童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儿童文学从内容、语言、体式到内在精神，都体现了一种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性。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对于儿童内在生命精神的理解和尊重等深层内涵，构成了儿童文学所独特的游戏精神，它既是一种天然的童年游戏趣味，也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游戏，始终与游戏特有的快乐、自由的愉悦联系在一起，但又不仅仅是好玩、热闹、动感、轻松，实质上更是对快乐、自由精神和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游戏精神能将儿童喜欢与文学品性统一起来，将儿童文学的诸多功能统一起来，因而，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游戏精神应该成为儿童文学存在前提和美学品格，成为儿童文学永恒的精神。
二.新媒介时代游戏精神的文本呈现形态
作为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的游戏精神，在具体的儿童文学文本中，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设计、语言组合运用、情境氛围的营造、荒诞、夸张、变形等魔幻手法的使用等方面显示出呈现形态的多元化，在新媒介时代更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和形态。综合起来，至少有以下具体的表现：
1.幻想、强化甚至夸大、变形现实故事里的小主人公能力，例如郑渊洁童话《皮皮鲁外传》中皮皮鲁乘“二踢脚”上天，把地球时钟拨快等荒诞举动。
2.虚拟故事或现实场景中的以弱制强，例如《猫和老鼠》中颠覆了以往的角色，占上风的往往是处于弱势的“老鼠”。
3.幻想奇游记、历险记、漫游记、奇遇记中主人公的冒险经历、神奇遭遇以及主人公在特定的场景的变异，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掉入兔子洞后的一次神奇之旅。
4.塑造力量超凡、足智多谋、精明强干、勇武过人的人物的形象，例如《吹牛大王历险记》中快乐的冒险家、吹牛大王闵希豪森伯爵、《杜立特医生的故事》中才能超凡的杜立特、《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中智慧热情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哈利·波特》中睿智宽厚的邓布利多校长等等。
5.推崇、欣赏、肯定现实性或幻想性顽童人物，例如《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乔；《长袜子皮皮》中的皮皮；《淘气包埃米尔》中的埃米尔
6.弱势的小主人公借助宝物实现愿望，例如苏联卡达耶夫的《七色花》中小姑娘珍妮手中那朵有七片不同颜色透明花瓣的花朵；洪汛涛《神笔马良》中的神笔；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中的飞天扫帚、隐身披风……
7.现实人物在幻想空间里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例如《哈利·波特》中像可怜的灰姑娘那样寄人篱下的哈利在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里大战伏地魔。
8.现实人物的尴尬和洋相，如任溶溶《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没头脑”和“不高兴”这对活宝的一系列童稚举动。
9.现实人物冲动、冒险、卤莽行事而遭遇挫折之后的顿悟。如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中的马小跳、班马《六年级大逃亡》中的李小乔等。
10.荒诞、滑稽、幽默人物及情景，如《“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没头脑”和“不高兴”这对活宝及一系列不谐调的想象场景和意象组合；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中唧唧少爷与乌龟、蜗牛赛跑的情境等。
11.利用语言的变异和重组，创造极富幽默、滑稽、趣味的语言游戏，例如传统儿歌的“颠倒歌”《小槐树》、“绕口令”《四和十》、“连锁调”《做习题》等等。
12.伴随儿童游戏活动，直接表现“游戏精神”的歌谣，如传统儿歌的“游戏歌”等等……
正是儿童文学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游戏精神的氛围，使得儿童文学作品充满生气与活力，为儿童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深受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儿童欢迎并永久流传。
三.新媒介时代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一）游戏精神有利于促进儿童精神成长和身心和谐发展，更好地实现儿童文学审美娱乐功能
高尔基说过：“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一本正经地给孩子讲述儿歌和童话，孩子未必感兴趣，他们需要有趣的东西，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应创造出一种游戏的情境，并且孩子也并不一定去理解，而只是感受一种游戏的快乐，让孩子在有意无意、似懂非懂中获得儿童文化的熏陶，从而实现了知识的授予。”对于儿童来说，接受儿童文学首先是在游戏的快乐中实现的。在儿童文学这个充满游戏精神的世界中，儿童不再是被动地去聆听成人的教诲，而是自己去主动地体验属于自己的活动，去实现自己自由生命的梦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儿童对于眼前的现实世界，他们不能像成人那样去实际地改变它，因而常常感到压抑、不满足。但是儿童的心理中又有着强烈的“参与”愿望，他们渴望通过游戏活动来了解、改变现实世界，抛却心中压抑和成人世界种种既定的强大的异己力量而感受到的无奈。而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恰恰吻合了儿童读者这种强烈的“参与”愿望，给他们提供了体验空间，为他们创造了“参与”条件，使得他们在假定的艺术世界中实现他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渲泄了心中受压抑的情感。与此同时，游戏精神中独特的美学品格还能诱发儿童读者的审美意识，满足儿童读者喜欢幻想、追求新鲜、变化、刺激的审美心理和阅读趣味。使儿童读者在一个个有别于现实的、能让儿童充分施展自己的狂野想象的空间里，构筑起幻想精神的家园，放飞想象力，从而在心理能量的释放中获得愉悦和欢快，获得一种心灵的补偿和替代性的满足。
（二）游戏精神使得更多的小读者亲近文学阅读
儿童文学是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培养未来一代精神健康成长的宝贵财富。然而，伴随着传播新技术的极大发展、信息时代的快速来临和消费文化浪潮的空前侵袭，电子媒介对的童年生活和儿童文学进行了全方位渗透，其中既有正向的审美生成和价值取向，也更有负面的心理影响乃至精神断裂。美国学者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模糊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使儿童“成人化”而成人“儿童化”。正如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阐述的，媒介的高度发达和普及造成了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侵蚀，小读者日益被卡通片、视剧、MTV、网络小说所吸引，视听文化的易操作性、易选择性不可避免地抢走了小读者。新媒介时代给少年儿童的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是对少儿阅读的影响。电视、网络的出现使得许多少年儿童不再喜欢文学阅读，在嘈杂而拥挤的现代生活中，在海量信息与媒介轰炸的阅读语境下，一些中小学生连很多常见的汉字都不会写了，很多青少年已经失去了阅读体验，更谈不上从中得到快乐。然而，渗透着游戏精神的作品契合了小读者的游戏心理，让儿童张扬想象力、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梦想里，在对富有游戏精神的文学作品的激情阅读中，儿童从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中逃避了出来，以游戏的方式超越了现实中的真实，消除了幻想世界与真实生活的界限。儿童以游戏者的身份，营造出一个主观自我的梦想世界或自由王国，并在这个儿童自己主宰的王国里，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反抗生命的束缚，释放内心的压抑感。渗透游戏精神的作品在和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争夺读者方面，更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得更多的小读者开始亲近文学阅读。
（三）游戏精神与教育主义的完美融合——教育认知功能和审美娱乐功能的双向实现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教育是对儿童进行精神塑形的重要手段，游戏与教育对儿童来说，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永远无法分开。儿童既需要精神、理想、人格方面的教育，也需要快乐、无拘无束的游戏。将游戏作为教育的存在方式，使教育过程成为儿童生命表达的一个过程，有助于最大价值地发挥教育的功用。因此，儿童文学文本中的游戏精神与教育功能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富于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既是儿童“玩”的天性的载体，又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良好的资源。教育的契机隐含在自由自主、愉悦快乐的游戏因子中，渗透游戏精神的作品可以更好的实现教育功能。具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实现教育目的，还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无穷的乐趣，真正体现“儿童本位”的创作宗旨。游戏精神与教育主义的完美融合，是儿童文学中教育认知功能和审美娱乐功能的双向实现，也是未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作为一种创作心态或思维特征，既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时所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气质，也是作家童心创作的一种追求和美学目标。对于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说，能否把握住游戏精神并将之熔铸到作品中会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成功与否。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自觉地高扬游戏精神的美学旗帜，保持一种“游戏性”心态，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和把握儿童独特的心理及思维，真诚地与儿童对话，以孩童的心灵及期待打动孩童，最大限度地避免创作的成人化倾向，真正实现儿童文学最本真的美学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游戏性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失去了教育性的儿童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快乐的阅读中享受到审美教育，是儿童阅读的理想境界。但过度强化游戏精神，甚至以游戏性遮蔽教育性，以快乐教育替代儿童教育，也有失偏颇。正如当下有些儿童文学作家为了取悦读者，过度膨胀儿童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单纯地追求游戏性的热闹、快乐，刻意的幽默、过分的调侃和恶俗的搞笑，将快乐庸俗化，这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强调儿童本位，张扬游戏精神，并不意味着要追求一种纯感官化的热闹与快乐。因为游戏精神作为一种美学精神，它带给读者的不仅有快乐和热闹，而且应保持文学应有的庄重性和诗性。因此，要正确看待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避免游戏性的极端化。
总之，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说，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通过对游戏精神书写、表现和传达，创造出渗透游戏精神的有声有色、有情有趣的崭新世界，使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散发出独特的美学魅力，更是新媒介时代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1]高小弘.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游戏精神[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3.
[2]张辉.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D]. 东北师范大学，2005.
[3]张利芹.论杨红樱校园小说创作的游戏精神[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李学斌.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
[5]周国清，莫峥.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突围[J].书屋，2011（09）.
[6]张国龙.2000—2010年中国儿童文学现象考察[J].东岳论丛，2011（09）.
[7]方卫平.“玩”的文学：幼儿文学的游戏性[J].学前教育研究，2012（06）.
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6
【关键词】孔明七擒孟获；情态；人际意义；意图
《三国演义》是一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传译，其文学价值也为越来越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主要是从文化和翻译方面进行研究，而从语言学层面对其英译本的研究还是不多，以系统功能角度为依据的就更为鲜见。本文拟以罗慕士的英译本（2003）为例，对其中的一个典故孔明七擒孟获两人的对话从人际功能的情态角度进行分析。
一、情态
以Halliday ( 1994 /2000，2004 /2008) 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商关系，即说话人运用语言来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表达观点与态度，影响他人态度或行为的功能。而情态是体现人际意义的一个子系统，是表现语言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化( modalization) 和意态( modulation) 。情态化指在以交换信息为语义功能的命题中，说话人对命题可能性和经常性的判断，包括概率( probability)和频率(usuality) 。意态指在以交换物品或服务为语义功能的提议句中，说话人对提议的态度，包括义务( obligation) 和意愿( willingness) (Halliday, 1994: 89- 91；胡壮麟等, 1989:120- 121)。情态化和意态有高、中、低三个值。
情态意义的体现由情态的取向系统决定( Halliday1994 /2000) 。情态取向表明说话人涉入命题的程度，分为主观取向和客观取向。隐性情态是情态一致式的表达，而显性情态是情态隐喻式的表达，即非一致性。
二、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中两人对话的情态分析
1．一擒一纵
Will you submit sincerely and willingly?” “No,” Meng Huo replied. “I fell afoul of your tricks on a narrow mountain trail. Why should I submit?” “All the same,” Kongming said, “I shall release you.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孔明使用了“will, shall, do you think” 这几个情态表达，will 和shall 都属于意愿性的中量值情态，可见孔明对于抓获的孟获并不急于杀死或者处置，态度也没那么强硬，对于孟获的狡辩也并不勉强，而是给予商讨的机会，这也是孔明仁义的体现。其中 “do you think” 用的是显性主观的情态隐喻式，用来强调个人的看法或者判断的不确定性。孟获虽被俘，但态度强硬、傲慢，他用意态中的义务（should）这个中量值来予以否定，来表明自己不服的决心。
2．七擒七纵
第六次
“I will render wholehearted allegiance and swear never to rebel!” “With your sanctuary destroyed, there is no need to worry!” Kongming said and ordered the captives freed. “Next time,” he added, “if you try to wriggle out of it, no further grace will be shown.”
第七次
“Seven times captured, seven times freed! Such a thing has never happened! Though I stand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imperial grace, I am not utterly ignorant of ritual, of what propriety and honor require. No I am not so shameless!”
第六次时，孟获的话语用了 “swear never”，never是表示频率的情态副词用以和swear衔接。而诸葛亮以“there is no need to…”这个表达方式来表明情态意义。Need本是情态助动词，但是这里却是作为一个名词来表达情态的。在语篇的层面上，人际语法隐喻的语篇建构功能明显体现在名词上。名词化也是使意态具有显性客观取向的手段（苗兴伟，2010）。名词need可以将意态表达为事物。运用这个显性客观的情态表达，可以使发话者将自己的观点掩饰为客观的现象，使其看起来不是个人的观点从而远离情态责任，这一情态意义名词化使当时的话语不具有磋商的余地。最后一次孟获使用了频率情态副词 “never”和高量值的概率情态 “utterly”并用 “not”一词进行加强，更加准确地表达了情态意义，即孟获痛哭流涕，从心底里服了诸葛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情态系统有着其独到的解释力，通过分析情态系统中的情态表达，量值和情态取向，我们可以深入挖掘话语背后渗透着的人际意义和人物性格及意图。因此，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情态分析为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Halliday，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n)［M］. London: Arnol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4 /2000．
[2] Halliday，M． A． K． ＆ Matthiessen，C．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 3rd edn) ［M］．London: Arnol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2008．
[3]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4] 罗慕士. Three Kingdoms（汉英对照）[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
[5] 苗兴伟. 功能语篇分析研究——人际意义与语篇的建构[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6] 张浩然.《三国演义》罗译本评析[J].福建外语, 2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