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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1
关键词：儒道 互补 人格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基本脉络，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治国、做人、处世的模式来源。孔子开创的儒家，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老子开创的道家，注重内心的宁静和谐，强调精神超脱，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安时处顺。儒家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特色，道家思想则以自然超脱为特色。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直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这种相互的补充协调，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所以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在孔、老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说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并非儒家首创，但却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内圣指德性修养，外王指政治实践。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的德性修养，更重要的是个体的责任感和对天下兴亡的关心。当然，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与儒家有别，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理想人格，则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庄子之真人、圣人、至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它一任自然，遂性率真，独善其身，超然物外。儒道两家相比，儒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因此儒道两家的气象各不相同，儒家大儒的气象是“刚健中正？”，而道家高士的气象是“涵虚脱俗。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则为清修隐者。
儒家崇尚弘毅， 注重有为和力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但儒家对于人类为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社会进步的曲折性估计不足， 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缺乏思想准备或不予重视，在指导人们争先向上的同时， 没有为人们的精神空间留下足够而必要的回旋余地。因而从总体上来看，儒家式的人生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 借用荀子的话来说，儒家可以说是“有见于伸，无见于屈”， “蔽于刚而不知柔”。而道家对儒家式的人生实践，则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调节作用。道家的贵柔守雌学说正是儒家刚毅进取精神的补充，道家思想中诸如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静制动等观念，为人生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指导，使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不断得到调适，使个体的生命更具有韧性， 增强了人们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变故的能力，体现了高度的人生智慧。道家思想的这种调适功能，渗透于人们的观念深处，积淀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 通过人们的日常活动表现出来，其影响十分深入和广泛。
儒家精神的精髓是积极入世，与道家的师法自然相比，它少了一份潇洒脱俗，多了一份人世的使命感；少了一份消极避世，多了一份积极进取。在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中，中国知识分子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锐意进取；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儒道互补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刚柔相济，能屈能伸，进退自如，不走极端，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从总体上看， 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 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人世、道家出世的印象， 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 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道家人物也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而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 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显示了儒家通权达变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气度。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人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 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
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一方面积极入世，向往建功立业，并恪守儒家的人格理想：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又追求超然物外、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彷徨于尘垢之外，逍遥于无为之业。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每当危难当头，舍生取义、慷慨悲歌；另一方面又孤高自守、愤世嫉俗。一方面心存魏阙，胸怀天下，政治清平则乐观进取，奋发有为；另一方面又身在江湖，乐隐渔樵，社会动乱则消极退避，全身自保。这些都是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一种典型体现。
儒道两家对待人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儒道互补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构成了一种中国人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即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处有道， 进退自如。正是有了这种互补性，中华人格才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完整而健全的系统，成为了从内在精神到外在表现，从理想上的超越到现实中的经世致用，都一应俱全的健康人格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必将长期存在下去。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过“ 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相信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其实，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说，儒道互补不仅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而且将是永久性的。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2
就文化的传授与要求实践而言，台湾地区中小学语文课程，从国民小学到高级中学，皆将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材料编入教科书，传授给学生知晓，进而要求将其精神融入生活，付诸实践。下文即先依照国民小学、国民中学、高级中学三个阶段，分别介绍其实施情形，并归纳每个阶段的特色。再针对实施的得失提出检讨，分析其已显现的成效，以及尚有待改进之处，以期让此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挥更大的功能。
一、实施情形
1.国民小学阶段
早期皆从古书中取材，将传统社会所注重的事情或观念，如孔子的因材施教（注重适性教育）、孟母的三迁（注重学习环境）、闵子骞孝亲、孔融让梨（注重悌道）等，改写成白话文。近年以来则转从现代实际生活中取材，如杂货店老板免费提供爱心伞给下雨时的行人使用、卖菜小贩长期以微薄的收入济助贫苦、警察消防人员为民众纾难解困、清洁工作人员维护环境整洁……
此阶段的特色是为了顾及学生的程度，文字讲求浅显明白，且内容偏重于故事性，以期能引发学习兴趣。至于从圣贤人物转而以庶民大众的实例来讲述道理，由于比较贴近生活，感觉亲切，基本上颇受肯定。
2.国民中学阶段
此阶段已经开始直接从古书中选取篇章，基本上以儒家的著作为主，如《论语》常选取（学而）“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章、（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章、（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章、（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章、（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因《论语》各章多属数十字为一章的短章，故常以三四章合编为一课。又如《孟子》则常选取（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章（成语“一傅众咻”语出于此）、（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成语“齐人之福”语出于此）、（告子上）“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章（成语“一暴十寒”“专心致志”语出于此）、（告子下）“孟子曰舜发于畎亩”章（成语“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语出于此）……因《孟子》各章多属超过百字的长章，故常以一章，或以两章为一课。又如《礼记》几乎皆选取（檀弓）的“不食嗟来食”“苛政猛于虎”为课文。另外像选取清儒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文中以西蜀贫富二僧相对比，贫僧意志坚定，勉力而为，终于至南海礼拜观音而回，富僧则因畏难而始终未能成行，以之勉励读者不自限而力学不倦……凡若此等材料，皆采用原典而不再改写为白话文。
此阶段的特色为因学生已具备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故皆直接从古书取材，但所选篇章以简短为主，虽如《孟子》之长章，一般都在二百字以内。至于内容亦较偏重于故事性，用意也在于引发学习的兴趣，以期达到比较良好的学习效果。
3.高级中学阶段
前述国民小学阶段系将传统文化的材料安排于“国语”课，国民中学阶段则安排于“国文”课，但课数比较有限，所选材料相对为少。到了高级中学阶段，则设有“国文”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以选录传统文化材料，故分量大幅增加。兹针对此两种课程分别述之
如下。
（1）国文课
依据课程纲要的规定，教科书必须选录“六子书”的篇章，即应分别从《论语》（代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六书中选材。让学生对中国的主要学术流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思想有一个概略的了解。而就实际操作的情形来看，各出版社所编教科书，于“六子书”之外，皆选有《荀子》的篇章，所以事实上是“七子书”，每书一课，总共七课，分别安排于高中三学年六学期之教科书中。
除此之外，课程纲要还规定了三十篇古文篇目，其中有些篇必须从《诗经》《楚辞》《左传》《礼记》选材。除《楚辞》以外，其余三种皆属十三经中的一经，由是亦可见还是以儒家的著作为主。
（2）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
此课程自1956年开始实施，迄今已将近60年，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变：原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附属于国文课，因国文课为必修，故也属必修，在高级中学三学年六学期中，每星期授课一小时，教材全部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选辑而来。2006年改称“论孟选读”，由必修变成选修，授课时数大幅减少，只开设一学期两小时或一学年四小时，教材顾名思义，只选录《论语》《孟子》的篇章。2012年又改名称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由选修改成必选（等同于必修），于高级中学三学年中开设两学年四学期，每星期授课一小时，教材恢复为自《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选辑。
不论是哪一阶段，教材全部来自儒家经典，而且绝大部分年代因授课时数多，故选录的材料不少，以笔者负责主编的康熹文化版“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教科书为例，共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中庸》4章，分别约占原书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此阶段的特色为不论国文课或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皆直接从古书选材，而且由短章扩充到五六百字以上的长章。其内容虽然仍有叙事者，但更多的是说理者，以此让学生知晓儒家以及各家学说的要点。
二、经验与不足
由以上所述实施情形看来，可知重点较集中于高级中学阶段，以下所述实施成效及待改善之处，主要系针对此阶段而言。
1.实施成效
（1）有助于语文教育
从国民中学到高级中学阶段，已直接采用古书的篇章作为教材，学生于学习之后，对于原典的文义大抵已能了解，尤其是原典中的一些名句，如《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巧言令色”“慎终追远”“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温故而知新”“君子不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中的“一傅众咻”“一暴十寒”“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五十步笑百步”“仁者无敌”“挟泰山以超北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缘木求鱼”“与民同乐”“出类拔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学》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中庸》之“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砸病薄胺彩略ピ蛄，不豫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皆能朗朗上口，并于言谈时或写作中运用出来。换句话说，站在语文教育的立场，已经收到相当程度的效果。
（2）对传统文化的要义已能知晓
从选用材料的情形，可以明显看出传统文化教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以仁为中心，仁者爱人，仁者忠恕而已矣，从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积极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期望能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太平和乐境界。甚至于推而广之，由亲亲而仁民，更由仁民而爱物，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具体做法上，则注重礼乐的陶冶，以此教化众人，形成良风美俗，而以忠孝节义作为强调的重点。凡此儒家思想的要义，学生基本上已能了然于胸。
除儒家外，在先秦时代也曾风靡一时，并对中国历代的政教以至于民间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如道家、墨家、法家等，像老子的顺应自然、清净无为;庄子的泯除物我、达观自适;墨子的主张兼爱、反对战争，以期利济生民;韩非子的审时度势、强调法治，以求富国强兵;学生也大抵能掌握其大概。
其他如《诗经》之反映风土民情，《楚辞》显现了屈原的高尚人格，《荀子》劝学隆礼、化恶为善的学说，《礼记・礼运》所揭举的大同与小康之不同境界等;学生原则上已有所认识。
不过对传统文化的要义已能知晓，是属于能知的层次，但能知是否皆能行？其实还有相当的努力空间。如何检验并加强其成效，则将在以下所述待改进之处以及结论中申说。
2.待改进之处
（1）师资方面
中小学的语文课程分别由国民小学的级任教师、国民中学及高级中学的国文教师担任。国民小学、国民中学阶段，由于课程内容并不甚深，授课尚不成问题，但是到了高级中学阶段，因课程内容牵涉儒、道、墨、法各家思想，也就难以保证教师都能精通。目前高级中学的国文教师虽然毕业于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其中不乏具有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者。各大学也都开设了与《四书》相关的课程，以及《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等课程，不过几乎都是选修，亦即并非所有的国文教师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均能明确掌握，所以教学效果难免会因教师素质之不同而造成差异。
对此问题固然已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要求教师自我充实，或对教师实施在职训练，或举办各种研习活动，以增加教师在此方面的素养。但因缺乏强制性，很难做到全面而系统化，成效当然会打折扣。
（2）教学方面
传统文化的教学，重点本在于深切体会其义理，并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实践，以培养修己助人的美好德性。在国民小学阶段，因所学义理并不是很深，而且内容偏重于故事性，加上学生的心性较天真纯挚，对教师所言接受度高，故对所学常于能知之后又能行。到了中学阶段，由于受升学竞争的影响，因而不论教师教学，抑或学生学习，都有偏重于字词义了解的倾向，成为一种知性的教育。再者所学的义理日益加深，学生能否充分体悟也是问题。另外学生正值容易叛逆，而且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时期，于学习之后，是否皆乐于将其中的道理充分表现在行为举止上，确实还有加强的空间。
对此问题的改善之道，大抵是要求教师于授课时多举实例，让学生有所取法或引以为借镜;另外也可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辨或互相讨论，以加深其印象，并懂得如何落实于生活之中。
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选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教材，让年轻的一代借此认识并践履中华文化的精随，以期达成文化传承的目标，用意极为可取。长期实施下来，确实已经收到效果，大多数的学生基本上已能知晓传统文化的要义，而且对语文教育也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不过在师资以及教学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于设法克服改善。
所幸从小学到中学，在持续的潜移默化之下，随着学生年龄的日益增长，人生阅历的逐渐扩展，经过不断的反刍，对传统文化的义理体会越发深切，更不期然而然的内化，成为良好的习性，很自然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上面。诸如礼让尊长、关怀弱势、注重整洁、遵守秩序、不图非分、急人之难，等等，形成安定社会、促进和谐的一股力量。
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此显现出良好的国民素质，也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已有多位到过台湾地区的人士，包括来自大陆、新加坡、日本等地者，陆续发表言论，认为台湾最美的风景，不是日月潭，也不是阿里山，而是“人情”，成为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3
关键词：弟子规 儒家 西方 管理思想
1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人本主义
《弟子规》中有：“待婢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势服人 心不然 理服人 方无言”意思是主人要爱护与平等对待仆人，主人是一家之主，延伸到现代企业，就是老板与管理者。儒家思想从组织的角度来关心人、爱护人，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根本目的是维持组织的稳定性。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人本化，把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成长看得同样重要。美国轰动一时的《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管理黄金准则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该如何待人。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思想。中国企业家胡小林先生带头学习《弟子规》后，以人为本，赢得员工一致爱戴。
2 儒家的“仁”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关怀”相通
《弟子规》中有：“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覆 地同载”。 意思是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 仁” 是儒家人本哲学的中心概念。孔子解释是“爱人”，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由此推而广之去爱别人，甚至去爱物类。管理者都对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过去的人事管理职能以“控制”为主，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则以“关怀”为主，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同时，企业对外也有仁爱之心，就会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东方首富李嘉诚先生的仁爱致富与西方首富比尔盖茨的利润分享的经验同为一理。
3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学习
《弟子规》中有：“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昧理真”，说明了一个人学习的重要。又有“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勿慕彼 此未终 彼勿起 宽为限 紧用功 工夫到 滞塞通 心有疑 随札记 就人问 求确义”，讲解了学习的方法。《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与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很多企业鼓励员工继续教育，企业大学也不断涌现。例如，首钢第二炼钢厂组织职工网上学习、网上考试、网上攻关、网上管理、网上交流等方法，使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4 儒家“道之以德” 与西方“以德治企”相通
儒家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弟子规》是德教育读物，很多地方体现了德育重要。“首孝弟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是道德总纲。细述很多，比如“物虽小 勿私藏 用人物 须明求 倘不问 即为偷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倘掩饰 增一辜”“彼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人有短 切莫揭 人有私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思勉”。“己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轻訾 勿谄富 勿骄贫 勿厌故 勿喜新 ”“能亲仁 无限好 德日进 过日少 不亲仁 无限害 小人进 百事坏”“恩欲报 怨欲忘 报怨短 报恩长”。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也强调“以德治企”和企业文化建设。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受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和管理观念影响，西方管理学界正经历着一次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的重大变革。领导要有德行才能服众，员工要德才兼备才会重用。
5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信用
孔子认为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弟子规》中有：“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惟其是 勿佞巧 奸巧语 秽污词 市井气 切戒之”，意思是说话要重信用，才能被人信任。这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经营理念相一致。信用是个人与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企业的诚信经营，首先表现在经营方针的正确，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为己任。再次就是要“守信”。安然破产事件就是反面典型。美国安然能源公司，曾经居世界500强第7位，2000年营业规模过千亿元。可是，能源巨人几乎在一瞬间倒塌了，原因在于安然公司隐瞒关键财务报表，掩盖经营危机。
6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慎重细节
《弟子规》中有：“见未真 勿轻言 知未的 勿轻传 事非宜 勿轻诺 轻诺 进退错” 意思是说话与承诺都要谨慎。“冠必正 纽必结 袜与履 俱紧切 置冠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致污秽” 意思是举止要端正。西方管理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同理。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重视细节，获得成功。比如，海尔的OEC管理法，即Overall（全方位）、Every（每人、每天、每件事）、Control&Clear（控制和清理）简称“日事日毕，日清日高”。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就是反例。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由于前台首期交易员（而且是后台结算主管）里森业务熟练，被视为有才干的人，对其委以重任，却疏于监管，甚至当问题暴露出来后，管理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事态逐渐扩大，导致银行的倒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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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秀芬.《弟子规》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及现代价值[J].新闻爱好者，2010（14）.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4
对此宏大问题，本文以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两个概念为楔子，探究一二。或许因为福山新书的缘故，国家建构一词近来变得比较流行。实际《state-building》主要谈论的是所谓软弱无能国家的行政能力之强化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乃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思考语境，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指向：国家建构指向作为支撑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法律架构，国族建构指向这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和认同观念。
政治文明的演进与遗产
“‘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最接近‘中国’一词的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许宏：《最早的中国》）把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视为世界或天地中心的我族中心意识是早期文明或社会的普遍现象。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的“中国”，就是“洛邑，天之中”，就是成周。洛邑的经营，成周的建立则以周公的制礼作乐为主要内容和最高标志，因为礼乐制度就是最早的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架构。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殷、周间之大变革……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仅仅从“道德团体”对此做描述总结并不是十分准确到位。因为礼乐作为起源于祭祀活动的传统习俗，经周公之手将其由一种亲属制度（kinship system）拓展为宗法制度（patriarchal system），移用于社会治理，已经超越摩尔根所谓社会政治的范畴而进入到了政治文明的领域。它基本的特征是政教合一，而道德只是这一特点的外部表征、要求或产物。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公及其事业推崇备至。事实上这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理论重心与基本关切。如果说此先王之道是百家学术共同的渊薮，那么儒家无疑是其主体的继承者和托命人。儒家思想与中国概念的成立、制度的建构的内在关系印证了黑格尔的断言：宗教的形式怎样，早期国家的形式就怎样。
秦用商鞅变法，富国强兵，兼并六国，改分封而立郡县，在领土范围和制度形式上奠定所谓封建时代之中国的基本格局，是为周秦之变。如果说王道是在社会和政府统一的预设中以社会文化价值作为政治的运作之原则的话，那么霸道就是在政府和社会对立的预设中无视社会文化价值，对政治运作期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或许有削弱六国社会根基，强化新的帝国认同以稳定其统治的考量，但激烈方式引起的反弹终于使得秦二世而亡。汉承秦制，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复古更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对儒家思想的承认和引入，意味着对民间社会以家族为核心的自组织系统及其功能的尊重和利用，事半功倍。这就是霸王道杂之。已经被秦制否定的政教合一的礼乐制度，在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努力下，重又实现了与现实政治的连接，成为帝国的公民宗教或国民宗教。
在霸道体制里嵌入王道元素，不仅使制度的正义性和效率大大提升，也为儒生参与政治治理、行义达道确立了制度依据。察举制及立五经博士就是与之匹配的具体制度安排。作为社会力量和价值代表者的士大夫在王权意志与社会意志间尽可能地维持着某种平衡。这既是长期兴盛的历史奥秘，也是这一政治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宝贵的遗产。
清帝雍正对此显然深有体会。作为以异族身份君临天下的皇帝，他亲撰《大义觉迷录》以化解汉地对于自己统治的抵触。论者一般从汉化角度解读这一系列的行为事件。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仅仅指涉满人族性或文化认同之变迁的内容。实际上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努力，表面看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新论证，深层看却是对统治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新厘定（由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到君主与臣民），意图是指向对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的塑造。显然，不把焦点由人转到制度、由文化转到政治，那种儒化即汉化、汉化即中国化的论述就是不清晰不透彻的。因为政治才是国家的基本要义。
雍正对儒教的推崇不能仅以权谋解读置评。初即位他就曾上谕礼部“圣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正是在他的时代，天地君亲师信仰被以帝王和国家的形式颁行天下。这显然是对作为公民宗教之儒教的一次理论升级和实践推广。与汉代着重点在朝廷不同，他特别强调民间教化之“师”的地位和意义，因为其所诉求的一切都需要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得到实现。儒教义理超越夷夏之辨的跨族群使用，使得由骑兵开拓的疆土植入了文化的意涵，而政治与文化的结合又使得中国的概念变得更加博大深厚。从的《讨粤匪檄》和张之洞的《劝学篇》到康有为的“保国会”可以清楚看出，满清王朝在中原士大夫心目中已经完全被视为中国化的现实形态。现在可以定论，满清是统一的多民族之中国国家形态的定型期。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公民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5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超级秘书网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6
论文关键词：孔子思想 仁学思想 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世界文明 “仁学” 儒家思想 人类社会
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在“孝第”中间，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孝道。他认为，一个人要尽孝道，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关心牵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三是恭敬真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心存真诚。对父母的真诚是最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孝敬之诚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何异?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