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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1
关键词:达斡尔族;美术;现状;传承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156-02
达斡尔族是起源于黑龙江流域的一支东北土著民族,其族源至今尚无定论,是黑龙江流域民族中唯一的农业民族,是我国现有人口中比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基本上分布在、黑龙江省、新疆自治区等地,主要居住在美丽富饶的嫩江两岸和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美术资源尤为丰富。达斡尔族美术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它具有悠久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美术不仅多姿多彩,而且也是中华文化艺术中的一颗宝石。
一、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美术研究现状
对达斡尔民族美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中涉及达斡尔族美术研究的,如高卉民主编的《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中达斡尔族部分的达斡尔族美术研究(2004),陈兆复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2001)等。
二是对达斡尔族的纯理论研究中包括达斡尔族的美术或民间美术的研究,如满都尔图主编的《达斡尔族》中的第十一部分文学艺术要略中介绍了达斡尔族的民间美术(1991),孟志东主编的《达斡尔族研究》第一集(1987),鄂小楠、鄂.苏日台主编的《达斡尔族造型艺术》(2002),季敏《赫哲 鄂伦春 达斡尔族服饰艺术研究》等。
三是与达斡尔族美术研究相关的艺术研究,如(前苏联)《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古代艺术》(1981),鲁静、高晓霞的《达斡尔族传统工艺美术研究》(2009),安英《达斡尔族艺术及其研究现状》(2005)等,这类研究的数量可观。
除此之外,达斡尔民族研究多集中在内蒙古等地,针对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民族美术的研究较为分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相关少数民族研究院针对达斡尔族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历史、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囊括了达斡尔族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就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达斡尔族美术研究尚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对达斡尔族美术的专题研究数量不多,且显得过于零散的状况,针对达斡尔族美术进行全方面的、完整且具有系统性的理论研究较少。其次,研究多集中在达斡尔族美术的某一方面的研究上,缺少全面的呈现达斡尔族整体的美术研究以及其美术特征的归纳,本文的研究旨在针对达斡尔族美术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力求用图像文献来呈现对达斡尔民族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并从中进行社会学的考察。第三,缺少对达斡尔族美术创作进行深度的本体研究。基于以上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说明本课题的研究对达斡尔族民族文化及其美术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我国的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及其发展方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美术研究意义
对达斡尔民族美术的系统研究,其重要性意义可归纳如下:
第一,作为美术学视觉的研究,通过达斡尔族美术的图像收集与整理,系统归纳达斡尔族美术所包含的不同种类,为系统完整的建立达斡尔族美术研究与创作的资料库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为达斡尔族民族文化及其美术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我国的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及其发展方向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通过对达斡尔族美术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达斡尔族民族美术的思想内涵以及与达斡尔族文化的关系,进而提炼出达斡尔族美术存在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为我国的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发展提供可考的参考依据。
第三,达斡尔族美术研究是呈现达斡尔民族美术文化的图像文献,是对达斡尔族的历史发展、宗教活动、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各方面的挖掘与表现,再现和创造出一系列反映达斡尔民族审美文化,使其在达斡尔民族研究中具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在传播和弘扬鄂伦春民族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作为社会文化研究,本选题通过对达斡尔族美术所呈现出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历史的发展与变迁的考察,可以为学术界对达斡尔族的深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同时达斡尔族传统工艺美术,是达斡尔民族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达斡尔族生活史中,始终像一面光洁的镜子,反映出达斡尔族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对它的研究整理,对于了解达斡尔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美化人民的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美术形式及特点
经过历史岁月长河的洗礼,达斡尔族各种美术形式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在不同时期又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兼收并蓄,其美术丰富多彩,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美术形式:包括服饰、绘画、剪纸、雕刻、刺绣等门类。其风格独特、造型古朴、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达斡尔族的多种美术形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历史久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性,形成了独具匠心的艺术个性。二是具有相传性,由于达斡尔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许多的美术都是以口头传承等方式流传至今。由于达斡尔族聚居地相对比较偏远,以及自己独有的审美方势,因此许多美术形式至今日还保存得非常完好。我们在达斡尔族民间还能看到经常看到使用的桦树皮制做的生活用品。三是达斡尔族美术形式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广为流传于民间,渗透到本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四是达斡尔族的多种美术形式与原始,萨满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美术形式不能脱离对达斡尔萨满文化的研究。
四、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美术传承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美术建设进程的推进,达斡尔民族美术传承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学界和美术界广泛重视。对其社会急剧变化以及传统文化特点共同促成的前途命运问题的忧虑成为关注热点。对达斡尔民族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化,尤其在服饰、绘画、剪纸、雕刻、刺绣、桦树皮美术等方面的挖掘更加深入,使我们对达斡尔民族文化变迁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和保护达斡尔民族文化,维护多样化的民族及社会和谐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探讨达斡尔民族美术的发展方向,保护好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让这颗闪烁的明珠放射出更多更灿烂的光芒。
总之,达斡尔人用智慧勤劳的双手在创作出多彩的少数民族美术,描绘着达斡尔的游猎史,他们的美术充分表现出达斡尔民族淳朴的审美观和原始的美术追求,丰富了世界民间美术宝库。达斡尔族美术顽强的生存并延续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达斡尔族美术已经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虽然受到各种现代美术的冲击和影响,但其独特魅力仍为广大人民喜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本文系黑龙江省文化厅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项目,《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题材绘画研究》立项编号:12D016。黑河学院青年科研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2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3
张锦秋坚持现代与传统相结合创作道路,开创了新时期唐风建筑风格。她的“新唐风”建筑的设计理念可以概括为主张传统(民族的、地域的)与现代有机结合,着重在环境、意境和尺度方面表现传统,而在功能、材料和技术方面突出现代感。在“现代建筑创作的多元探索”、“在有特定历史环境保护要求的地段和有特殊文化要求的新建筑创作”、“古迹的复建与历史名胜的重建”三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和而不同”的建筑观、“和谐建筑”的创作观,坚持科学与艺术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作理念,创新实践,因地制宜,因题而异,通过对建筑环境、意境、尺度的把握,通过应用新材料、新技术充分满足现代建筑的功能需求。
张锦秋总结自己的设计方法为两种方式:一是紧邻风景文物名胜,主张建筑应该融于历史环境风貌,与整个环境形成和谐的整体。具有强烈地历史文化性质内涵的建筑应在满足现代功能需求的基础上与建筑风貌和内容相协调,应是具唐代风格的现代建筑。另一种是建设项目远离风景文物名胜,应具有时代感又要突出地域性的现代建筑,主张“传统的审美意识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
二、三唐工程
三唐工程包括唐华宾馆、唐歌舞餐厅和唐代艺术展览馆,简称“三唐工程”。唐艺术陈列馆采用三重四合院布局,其纵轴线同唐歌舞餐厅一起与慈恩寺纵轴平行,其建筑布局东、西两部分并不对称;唐华宾馆则按照园林布局方式错落布置,运用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的传统手法。在建筑形式上,三组建筑与大雁塔的距离不同,其体现唐风的做法也由近及远依次简化:陈列馆采取唐风浓郁的仿古形式,唐华宾馆结合现代功能与结构,唐风逐渐淡化。
唐华宾馆将公共活动部分采用大柱网框架结构;而客房部分采用砖混结构。入口门廊设计成典型的唐风敞轩,门廊两侧衬以传统形式的院墙。沿主轴线建筑的檐下都设有一跳斗拱,中部庭院采用传统风格的山池院,其他部分则采用坡度平缓、出檐深远的唐风瓦屋面和墙窗划分方式。屋面采用机制灰筒瓦和板瓦,墙面用乳白色面砖,仿木的部分用茶色锦砖,台基用青石,外门窗为茶色铝合金门窗及茶色玻璃。建筑统一在灰色、白色、茶色的基调之中,这正是唐代比较典雅的外装饰色彩。在宾馆的建筑装饰上对于传统风格采用淡化处理,中国的传统风格更多的通过陈设品体现出来。而唐歌舞餐厅是欣赏唐代乐舞的文化休息场所,其室内装修具有较浓的唐风。
三、新唐风建筑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国唐代时期空前繁荣,取得灿烂的文化成果,其建筑也独树一帜。但是经过百年沧桑和世间的动荡,真正的唐代建筑已所剩无几,而现存的唐代建筑也因为时代的久远而显得十分古旧,这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唐代的建筑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阻碍。而“新唐风”建筑风格的产生恰恰说明了我们现代人对我国传统的唐文化的渴求,期望唐代建筑的精华得以继承,使我们的优秀传统与现代化建设接轨。
“新唐风”建筑设计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对我国唐代建筑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通过研究掌握唐代建筑的构造、平面构成、色彩、内在精神和设计理论,从而在设计中能够较准确的继承唐代建筑的风格和结构方法。“新唐风”建筑就是继承了传统建筑文化和城市地域特色并使其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体系及理论。采用现代建筑的创作方法表达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在精神、设计手法和理论依据的精华,是以传统建筑观和文化为基础进行建筑创作的一种建筑风格;其创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城市文化和地域特色,是对西安古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探索。
四、总结
“新唐风”建筑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城市地域特色并使其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体系及理论,采用现代建筑的创作方法表达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在精神、设计手法和理论依据的精华,是以传统建筑观和文化为基础进行建筑创作的一种建筑风格。“新唐风”建筑的创作理念和原则是尊重历史、尊重环境,坚持“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和而不同”的建筑观和“和谐建筑”的创作观。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因地制宜,通过对建筑环境、意境、尺度的把握,通过应用新材料、新技术充分满足现代建筑的功能需求。
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4
关键词:多元文化 音乐教育 民族 音乐文化 作用
通过音乐教育能够使音乐文化更好地传播下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音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超越了国界因素,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应运而生,民族音乐文化也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就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地域等差异性的存在,使得音乐文化在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碍,但民族音乐文化却可以冲破阻碍,得到广泛传播。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能够使得人们开阔音乐文化视野,增加音乐文化的知识,提高思想境界,增强音乐鉴赏的能力。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论分析
音乐具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不同地区的音乐作品都能体现一个地区的精神风貌。然而,要想让一个地区的音乐真正传承下去,走向更大的舞台,就必须通过音乐教育来完成。我们必须给予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更多的关注,通过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形式,使得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能够对民族音乐有更多的了解和感悟,让学生的音乐创造能力被充分的激发出来,更好地传承民族音乐,使我国的音乐形式朝着更加丰富的方向发展。
二、音乐文化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音乐文化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主要指的是通过不同的音乐形式,将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思想活动表达出来。音乐文化会受到不同区域的民俗风情以及不同地区人们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影响。因此,由于地区不同文化形式也会不同,很多有着民族特色的作品产生,成为音乐文化中的一部分,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音乐文化作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基础,是音乐教育展开的关键性因素。
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分析
(一)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
要想使得音乐文化得到长远的发展,必须通过音乐教育来实现。对于民族音乐的发展和传播来说,多元文化音乐教育非常重要。不同的文化都体现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面貌以及生产活动,音乐也是一样的。音乐文化产生于人们对于生活以及生产的需要,是人们在劳作的过程中为了打发时间而创造出来的,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就目前情况来看,人们接触音乐文化多数是通过网络、电视节目以及文化活动来实现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则是学校传播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途径。教师通过音乐教学将音乐作品中的文化传递给学生,让学生通过音乐学习了解到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增强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
发展文化事业对于稳定社会政治和发展社会经济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假如一个民族的文化无法形成体系,不能够在发展中实现融合,最终这种文化将难以长远发展下去。而要想使得文化的凝聚力不断加强,就必须扩大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音乐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由于民族语言以及民族文化背景存在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能够使得民族的音乐文化实现交流和融合,通过教育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文化蕴藏的魅力,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三)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形态的事物要想长久生存下去,都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民族音乐文化也是一样的。推动音乐创新和改革能够使得音乐文化被更好地传承下去。音乐教师通过多元文化教育的方法引导学生对民族音乐进行详细的了解,不仅能够使得音乐文化得到更广泛地传播,让更多人认可,同时也能够促进更多音乐形式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音乐文化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教育也必须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音乐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科目,必须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对于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有的重要作用进行论述,希望对音乐教师展开音乐教学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胡谦平,赵肖.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J].黄河之声,2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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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展,刘咏莲.浅议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J].北方音乐,2014,(17).
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5
【关键词】二胡艺术;发展历程;遭遇挑战;传承思考
中图分类号:J63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082-01
二胡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拉弦乐器之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历代音乐家们对二胡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二胡的发展提高很快,演奏方法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已相当丰富,应用也更加广泛,成为祖国之瑰宝,民族之骄傲。
一、二胡艺术发展进程
20世纪初,刘天华先生将二胡带进高等学府,使其走向专业化道路。随着时代的跃进,二胡音乐在保留原有艺术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与革新。大量新作品的问世、演奏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统与现代创作手法的结合、东西方音乐的交融,使二胡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当代二胡艺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受制于二胡艺术理论建设滞后的影响。二胡从民间进入学堂、从伴奏乐器发展为独奏乐器不过百年,期间二胡演奏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相对二胡理论研究却仍显落后。在民族器乐教学中,一讲到“科学的方法”往往就套用西洋理论。可以说,缺乏对中国传统民族器乐科学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族性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滞后,对二胡艺术的发展将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受制于二胡创作失去本源的影响。近三十年来,随着多元化文化传播、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二胡音乐的创作发展路子是越走越宽,音乐表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在创作中的延续性却明显乏力,很多作品盲目膜拜西方文化,一味借鉴外来文化而脱离了本土文化特征;盲目膜拜西方某些作曲手法,忽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传统与民族的审美理念;创意性不错,风格性不浓;技法上给人以震撼,旋律上却不能打动人心。
(三)受制于二胡艺术教育不足的影响。从音乐教育的形式来看,音乐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不高,常常被视为副课,教师和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从教育的方法来看,钢琴等西方音乐乐器教育较多,中国传统乐器笛子、二胡等乐器的教育较少,导致音乐从业者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不够。
三、二胡艺术发展与传承的方法探究
(一)加强二胡艺术理论研究。当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强二胡艺术理论性的研究。在研究中要注重继承与创新的统一。通过持之以恒的理论研究,为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学科基础,不断创造出新的、符合现代审美的、富于强烈时代精神的二胡艺术。
(二)改变现代二胡艺术发展模式。二胡艺术由民间到大学学堂、由伴奏乐器到独奏乐器、由俗到雅不过百年,到现在却因太“艺术”而渐渐脱离了“大众”生活。要改变这一局面,让二胡艺术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尝试商业化合作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传统二胡艺术与现代审美进行包装以获得新的生机,如前几年引发很多争议的“女子十二乐坊”,其商业性很浓,它并不是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而是通^视觉打动观众,这样的方式为民族音乐注入活力,增加民族音乐的受众群体,对民族音乐的普及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完善二胡艺术传播方式,让二胡艺术走进校园,最直接的与学生互动,激发青年学生对二胡艺术的热情;走进社区,举办“雅俗共赏”的社区音乐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音乐,拉近民族音乐与大众的距离,从而开拓民族音乐的传承平台。
(三)改革现代二胡艺术教育模式。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多元文化和审美取向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二胡艺术教育模式也需要向多元化方向转变。一是要注重二胡演奏能力、教学能力、理论能力和创作能力四种基本能力的培养。二是要注重文化身份认同的教育,在实施二胡教育的过程中,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进行教学,开展多元化音乐教学。三是要注重以人为本,合作探究。四是要注重走进大众,融入生活,要摒弃西方音乐教育中的“一元论”,提高对音乐多样性的认识,借助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学员最直接地感受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直接地体会民族文化特色,亲身感受到二胡艺术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含蓄包容的自然美,从而激发学员对二胡艺术的认同感。
四、结语
二胡艺术,从创立、发展至成熟,历经近一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个有影响、有特色、有作品、有人才的庞大音乐群体。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相信只要进一步保持和发扬中国二胡的个性之美的独特气质,同时勇于吸收、借鉴世界音乐艺术的宝贵财富,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尊重历史,大胆创新,二胡这枝独具魅力的民族乐苑之花必将更加灿烂。
参考文献:
[1]胡志平.对二胡艺术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J].音乐研究,1993(2).
文化传承的理论依据范文6
Key words: 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development model;authenticity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2-0024-03
0 引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遗公约》,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概念,学术界开始了对非遗各方面的研究。非遗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到非遗的理论研究、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利用。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旅游开发利用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近十年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众多学者对非遗旅游的保护与传承、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章选择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期刊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为检索项进行主题检索,以2006年到2015年为时间节点,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318篇,其中期刊共150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章共375篇,博硕论文共482篇。
1.2 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375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章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提取词频高于5的20个关键词运用UCINET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得到结果如图1。
通过图1分析可以看出,非遗、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开发、旅游资源的连线较密集,即对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开发模式、旅游价值、原真性、旅游的保护与开发以及传承上。
2 非遗旅游的研究内容
2.1 非遗保护与旅游研究
关于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研究,尤其是关于非遗原真性的保护问题是众多学者最关注的方面。马育倩、左晓丽[1]认为非遗和旅游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发展旅游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要注重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并且提出了“前台―后台”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创新非遗的舞台表演形式,又要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徐茜[2]以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提出了火把节原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具体策略,突出了旅游专业人员、原住民与当地政府在火把节原真性保护和旅游开发中的作用。雷蓉、胡北明[3]从保护和传承的视角分析了非遗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及对非遗保护的作用,他提出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提供保护资金、为其发展提供生存空间、为其传承提供群众基础,同时还可以提升遗产旅游地的品牌与价值。顾金孚、王显成[4]提出了保护性旅游开发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提出要科学规划非遗,合理分区,分类保护。适度引进高科技术对非遗进行保护。赵悦、石美玉[5]通过分析非遗的价值和多种保护途径,提出了对非遗的保护性开发对策,并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以解决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华春霞、贾鸿雁[6]从旅游系统的三大主体即旅游者、旅游资源和旅游业三个方面论述了非遗开发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旅游开发对非遗的保护意义。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开发措施。邓小燕运用了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既注重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又强调旅游主体即旅游者的自身的体验。通过建构非遗原真性模型以土家族摆手舞为例,指出理解原真性的概念要从动态和互动的角度出发,理解其是动态的复杂过程[7]。通过构建非遗原真性模型来分析非遗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和动态关系可以直观的为非遗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指导方法。贾鸿雁[8]指出要实现非遗旅游的保护性开发,需要建立行政机制、经济机制、规划机制、教育科研机制、法制机制共同组成的保障机制来实现非遗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到高新技术对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的作用。非遗的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非遗旅游开发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和破坏。
2.2 非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如何进行非遗的开发,众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开发模式。总体来说,非遗的开发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静态开发模式,即静态的展示方式,包括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活态开发模式,即包括大型舞台剧、生态博物馆、民俗村、文化村、情景体验等反方式;商品旅游开发模式,主要是通过纪念品、工艺品等形式来凸显非遗的特色;综合旅游开发模式,将非遗的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组合开发,通过旅游资源的异质性特点来吸引旅游者。此外,阚如良[9]等提出了主题村落再造的开发模式,以主题村落为载体,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主要通过活化传承的方式,突出文化旅游的功能,并采取集聚开发的手段形成生态文化博物村落,为传统的手工技艺类的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借鉴意义。
雷蓉、胡北明[10]根据我国非遗的分类将其分为六大类,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提出了各自有针对性的开发对策,为非遗的旅游开发提出了具体的开发模式。为其他非遗的开发也提供了很好地借鉴意义。
非遗的旅游开发模式已经初具模型,可以为各种非遗的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在借鉴各种开发模式的过程中,要注重非遗的原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保护非遗的原生态环境,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2.3 非遗旅游评价研究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评价包括适宜性评价、价值评价、开发潜力评估等方面。
肖刚等[11]指出非遗的旅游价值包括文化、审美、教育、科考、经济和历史价值。尹华光[12]等通过调查问卷提出了非遗旅游开发潜力评估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利益相关者、旅游产品开发、遗产本身价值、遗产承载力共4项一级指标29项二级指标,为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顾金孚、王显成对非遗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遗产旅游开发价值、遗产生态敏感度[13]等5个指标构建了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的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等级分类。
2.4 非遗旅游多主体的研究
随着对非遗旅游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对非遗旅游进行研究。
虞阳、戴其文[14]从游客的角度来分析桂林非遗旅游开发的重点。通过对旅游对桂林非遗旅游和旅游产品的偏好,发现旅游者对传统音乐类非遗很感兴趣,其次是传统舞蹈类。并且得出了旅游者最喜欢的非遗旅游产品是主题公园的结论;游客基本上认同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并对以上几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这些理论分析为桂林非遗旅游的开发提供了积极地指导意义。
王红宝、谷立霞[15]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分析了非遗的旅游开发问题。文中突出了非遗的原真性和活态性的特点,构建了旅游体验与非遗旅游开发的关系模型,强调非遗是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体验进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遗的有效途径。作者提出了基于旅游体验的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更加关注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并且要深入挖掘非遗的活态性。
周丽洁、易伟新[16]从消费者响应的角度来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消费者响应实质上是指消费者对非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反映效果,及消费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产生的共鸣,使旅游者达到满意的体验效果。消费者响应重在强调旅游者对非遗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效果。作者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响应的措施,即挖掘非遗的活态性,保护原真性,增加体验性,关注消费者需求,注重非遗的教育和当地居民的参与性。作者从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因素入手,为提高旅游者体验满意度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
邓小艳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探讨社区参与的非遗旅游开发。社区参与的研究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社区旅游是以社区为依托的旅游方式,“社区+旅游”是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17]。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有利于保护非遗的生存空间,可以凸显传承主题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当下非遗旅游开发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式。
朱晗、赵荣[18]运用RMP理论以济南市为例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做出了研究。作者通过对济南市非遗的旅游开发资源(R)、旅游开发市场(M)以及旅游开发产品(P)的分析,得出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关系,并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旅游开发措施。
秦美玉[19]从遗产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方面入手,以西昌彝族火把节为例,分写了当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对非遗旅游开发的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和SPSS分析法对问卷中的5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地缘条件差异导致火把节遗产发源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对于非遗旅游开发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非遗与旅游开发的保护性开发关系、开发模式的研究,对于不同主体和不同角度以及运用新理论对非遗的旅游开发的研究更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以期促进非遗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从消费者响应、旅游体验、社区参与、旅游者感知、旅游体验、旅游者、传承人等多个利益主体等多角度研究非遗的旅游开发可以更好地分析非遗的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 结论
3.1 非遗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关系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旅游开发是对非遗的一种保护途径,有针对性地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可以为非遗保护提供需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增强群众保护非遗的意识,为非遗提供发展空间,促进非遗的传承。非遗保护的重点是要保留非遗的原真性。如何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和活化性,使非遗处于原生态环境,需要非遗传承人、当地居民、当地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3.2 非遗旅游开发模式多样化
非遗旅游的开发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多种非遗综合开发,一类是按照非遗的分类进行个体开发。如表1、表2。
3.3 研究主体的多样性
学者从多个主体角度研究非遗旅游。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更全面的反映非遗旅游开发的价值与应用。如表3。
3.4 非遗旅游价值评价是基础
非遗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是非遗旅游开发的重要前提。非遗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是否具备旅游价值是决定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非遗价值评价指标的选择也是决定非遗旅游价值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