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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就业前景范文1
一、考研专业准确定位 近年来，由于受社会供求的影响，文科类的法律、工商管理、金融经济、MBA、会计，理工科类的医学、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社会需求量比较大，找工作普遍比较容易，待遇薪水也比较高，属于当前比较热门的专业。通过最近几年的报考情况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专业报考的考生往往很多，竞争十分激烈。
考生在报考专业时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准确地为自己定位。部分专业总体的报考人数很多，但并非所有学校的竞争都很激烈，考生应该全面分析，不宜仅以报考人数来判断专业的冷热程度和竞争激烈程度。而且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从大众的潮流，报考所谓的热门专业，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
二、专业前景分析 许多考生在考研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后的就业问题，专业未来发展方向自然也是考研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研究生专业可能就是未来要伴随一生的工作领域。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毋庸置疑，比较迎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就业前景要好些。
三、专业选择要满足自身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有了兴趣就有了努力的原动力，因此对于考研专业选择要以兴趣为导向。如果不喜欢某个专业，即使考取了研究生，不仅学习无味，毕业后从事这方面工作，也很难有所成就。
教育经济与管理就业前景范文2
关键词：专业；教育经济学；分析
一、高校专业“冷”“热”分析
“热门”专业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它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毕业生需求现状的一种体现。专业的“冷”与“热”是以专业人才的供给与社会对这一专业人才的需求关系为依据进行评价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由社会需求来决定，人才市场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活动的冷和热。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多，学生毕业后就业就相对容易，工作待遇相对较好，收入也相对高。这就反过来刺激人们的关注度，高考时报考的人就多，就成了热门专业，反之为冷门。二是专业“冷”与“热”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衡量一个专业是否“热门”，主要是看社会对它的需求程度及用人单位对它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欢迎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程度的变化，一些专业在某一段时间社会需求较旺，专业培养人才数量大为增加，但由于市场总容量的限制，当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紧缺状况逐渐缓和之后，需求量趋淡、热度就会渐减。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还表现为，有一些专业眼前看不是太热，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需求量可能渐渐增加前景看好。三是盲目性，我国的高考填报专业志愿制度，都要求考生在入学之前进行专业选择，由于对高等学校专业信息了解不多，对专业所要求学习内容认识不足，对专业的未来职业定向不太清楚，大部分考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追逐所谓的热门专业。
二、影响专业“冷”与“热”的教育经济学理论
从教育经济学视角来看，对选择专业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投资专业风险
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由成本和收益构成。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接受高等教育而发生的各种直接费用。间接成本，又称为机会成本，是指因上学而放弃的可能的工资收入。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指上大学的未来经济收益中超出不上大学可能收益的那部分。另外，还有非经济收益。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收费普遍化的阶段，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不会与其他可行性投资收益进行对比，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投资是必要投资。由于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收益是一个预期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投资可以增大收益，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非经济收益（获取社会身份，形成完整的人格，改善心理健康水平等）与经济收益（得到更高的劳动收益，更易获得机会， 面临更优越的劳动环境等）。同时，高等教育投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即投资也可能减小收益，甚至导致损失。高等教育投资不同于其他项目的投资就在：其他项目投资失败可以重来，而高等教育投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高等教育投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归零。
高等教育投资可能因受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一些生产领域存在着结构性失业，这对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来说是最大的风险。我们把这种风险称为专业风险，即高等教育投资者个人所选择的专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风险。目前高等教育的专业基本是按行业、职业进行设置，专业类型决定职业类型，而各类职业类型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时期内是不确定的，因而进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体在自己所选择专业，无法预期未来市场需求，因此所选择专业能否适应市场需求存在风险。于是人人都想选择预期市场需求大的专业，而市场需求又无法预期，多数人的做法是随大流、跟风，在专业招生的名额有限的情况下，选择的人越多，专业的热度就会越高。对于那些已经选择热门专业的学生来说，也面临专业风险，因为今日的热门专业在经过四年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必然会有风险。这就需要投资者能够把握信息，主动寻求信息，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选择专业和找工作。
2.人力资本理论的投资回报
人力资本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T. W. 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形成的凝聚在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而健康状况的信度和效度在调查中难以保证，在此忽略，因此，经济学家雅各布・明赛尔认为：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最主要的是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使其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成为复杂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有着更宽的就业空间，更多的就业机会，待遇也相对较高。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是为了未来能够获得理想的回报。虽然目前高等教育收取学费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都坚信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都愿意投资高等教育，以此增加学生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在几年后获得良好的回报。因此，在决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即选择专业时，就要考虑就业预期收益。能否获得回报，取决于毕业后能否尽快就业，以此，预期就业前景好的专业也就成为热门专业。
3.人力资本的通用性与专用性
根据人力资本转移成本的大小和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可以把人力资本划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通用性人力资本一般指在广泛的应用和活动中具有价值的那些能力和素质，它不专用于某项任务或企业，在企业或行业之间转移的成本较低。专用性人力资本一般来讲，它专用于某个企业（例如关于某个企业的非正式组织知识、人际关系等），这种人力资本一旦离开其专用的企业，其市场价值不大或者根本没有价值，因而其转移的成本相对来说较大。人力资本专用性人才是具有特定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由于具备特定的专业技能，能适应社会的某种特定需要，具有“非他莫属”的优势。即当人力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劳动技能与某一特定的工作职务相结合，并按职务要求发展自己的技能时，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这种专业技能只有与某种特定的职业或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取得一定的投资回报。金融专业之所以成为热门专业，在于我国金融业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民营银行的兴起和国外银行的进入，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金融专业人才所具备的专业技能是与银行紧密相结合的。会计专业也是持续升温，十几年前就是热门专业，曾经有许多人预言，会计专业人才将饱和，但时至今日，各高校会计专业仍然十分火爆，是因为会计专业人才也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特征。
人力资本通用型人才具有通用性的基本素质，具备学习和发展更复杂、更专门化劳动技能的能力和水平。以较小的代价及时调整自己的专业技能或以较高的学习能力学习新的知识和劳动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或个人发展方向变化的需要。近些年来，许多高校认识到学生基本素质与基本能力的重要性，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在大学一、二年级打通学科专业的壁垒，力图打破以“专业”为单位构建课程体系的传统，将跨学科的课程提供给学生，将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向更大的范围辐射，共同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让学生开阔视野，打好宽厚的知识基础。
4.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许多制度性因素（如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工会）和社会性因素（如社会地位、歧视、社会习俗及习惯等）都会分割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分割为不同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就业条件，并雇佣不同的劳动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涉足劳动力市场分割领域，分别从理论应用和实证分析两方面进行了研究。赖德胜提出转轨中国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构成的劳动力市场是非一体化的，是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分割性收益”。这种分割性收益是以货币收入或非货币化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形式存在的，一旦大学生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则各种分割性收益就无法获得。而且，在人力资本与垄断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明显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这种分割不仅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且导致不同市场区间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因此，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都要考虑其所学专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是在被劳动力市场中被分割的那个行业，那些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与优势行业相对应的专业就会成为大家热捧的热门专业。
三、理性对待高校专业的“冷热更迭”现象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一直处于“计划模式”，各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否，都要通过教育部审批与备案。这期间，教育部于1987年、1993年、1998年和2012年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虽然教育部在第四次专业设置与调整中，专业分为基本专业和特设专业两大部分，但高等院校仍然没有设置专业的“权力”与“自由”。这将导致两方面的问题。其一，高校专业无法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节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节奏之间产生错位，即高校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快与慢很难合拍。其二，高校设置专业，不是从自身学科发展优劣，自身所具备条件考虑问题，而是盲目跟风，抢办“热门专业”，从而导致违背教育规律现象的出现。
理性对待高校专业的“冷热更迭”，作为高等学校，应适度把握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准确预测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也要全面考虑自身办学条件，充分有效发挥学科专业优势。首先，高校专业设置不能一味地跟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走，若专业总是在产业结构的屁股后面进行不断调整，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就会丧失独立性与自主性，高等教育就只能越来越被动，完全违背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其次，“热门专业”的社会认可度较高，生源较为充足，并且学费相对比“冷门专业”也高。一些高校只注重短期市场效应的影响，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设置专业争相趋“热”避“冷”。只追求当下的就业率，盲目“抢滩设点”，从而可能出现一段时间内某专业人才骤然饱和现象。在市场需求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高校盲目设置专业，扩大招生人数和考生填报志愿时不够理性等因素，都会造成曾经的“热门专业”就业难现象。第三，高校不考虑自身优长学科，不去办所谓的“冷门”专业，从而导致各高等学校趋同现象的出现，即专业设置趋同，人才规格雷同。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恶性循环，从而导致高校丧失特色，教育机制创新能力降低，教育资源浪费，最终导致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彻底脱离，人才培养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1]杨智，阎高程，王培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决策.当代经济，2007（10）
[2]张婵香.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与消解.煤炭高等教育，2009（2）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教育经济与管理就业前景范文3
【摘要题】考试与就业
【英文摘要】Therelationbetweenthe&nb
现代社会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正由过去的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断遭遇“困难”，正是这种转变的一种反映。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是促使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的外在根源；而个人对教育的选择、学校办学以及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的特征等是其内在根源。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其内在根源作些分析。
一、个人的教育选择导致的不确定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解释，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根本动机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即个人期图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最佳位置；而社会根据生产需要，期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这样，社会将会把各种熟练劳动力和高级人才的需求信息输入劳动力市场，个人则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调整自己对教育的选择，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达到一致，最终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社会生产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调整需求。亦即个人与社会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各自不断调整需求，使二者达到基本一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是个人对教育进行选择时的一些特征，导致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性。
1.个人选择动机的多样性
把个人对教育的选择仅仅看成是他出于理性，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无疑将人的行为决策过于简单化了。首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不具有搜集和整理其对教育选择的所有信息的能力，不可能作出使自己接受的教育对将来就业产生最大化收益的决策。因此，西蒙认为个人只能以“满意”的收益或效用作为自己决策的目标。[1]其次，个人的教育选择受教育资源、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抑制。无论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源，还是社会分配的教育资源，相对于个人的选择而言都是有限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对教育进行任意选择。第三，真实的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除了自利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其他多种特征。一是容易情绪化。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刻板的“计算器”，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选择进行利益或效用等方面的计算。事实上，个人往往是出于对某种教育的喜好、对自己的自负，甚至是为了躲避恐惧等冲动，而作出对教育的选择。二是受知识的限制。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很不相同的，如对教育成本和将来就业收益的估算与比较等。三是初始条件不对称。个人进行教育选择时在经济条件、风险态度、学习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即使个人行为是理性的，其行为之间也缺乏可预测性。
现代社会的教育具有多种功能。面对多种教育功能，个人在对教育进行选择的时候，其内部动机往往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构成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说，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对自己认识的不断加深，个人可能需求教育为他的才能的发展提供机会。而现实社会中劳动力市场可能更多地需求应用型人才，迫于现实，个人可能对教育提出更为功利性或实用性的需求。人文的需求与功利的需求在一个人身上难以一致起来，甚至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可能是个人追求教育的功利价值，而放弃对人文价值的需求。但也有可能是相反。这种个人教育需求之间不一致的情况，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常见的。这也说明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可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不一致，其结果就是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与将来的就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让人无法确知。
社会学研究表明，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即商品本身显示了与其他商品的不同，具有社会表现力。[2]教育，特别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是具有这种符号性，受教育者可以借接受某种教育来表现其个性、品位、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和未来价值等。实际上，对某些个人来说，选择接受教育如其说是考虑到教育与将来劳动就业的关系，还不如说就是凡勃伦所言的“炫耀性消费”[3]。
2.个人选择的博弈性
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曾经提出“合成推理的谬误”[4]，即对于个人来说是对的，但对于总体或整个社会来说未必总是对的。（注：萨缪尔森以球迷看球为例，球迷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来看，可是当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够看得更清楚，认为“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对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说来也是对的，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当劳动力市场某一规格或类型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个人的反应往往就是大量涌向这一专业或类型的教育。个人的这种反应是其理性所为，应该说也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无可厚非。但个人是有限的，他无法知道别人，特别是和他一样年龄和处境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个人也无法在整体上去规划或控制这种选择。这样，当个人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即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发生变化，也会发现其供求矛盾已经面目全非。曾经热门火爆的专业，现在却严重供过于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个人选择教育的专业类型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求之间存在着时差。个人在对教育作出选择时，无法知道将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譬如，现在假定个人面对A、B两个专业，A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报酬较高；B专业是一个常规专业，市场对这类劳动力的供求基本保持不变，但报酬一般（如图1）。根据“合成推理的谬误”，个人如果选择A专业，那么他无法确知自己毕业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可能是供求基本平衡，也可能是供过于求。当劳动力市场对这类人才供不应求或供求基本平衡时，其就业收益是4；当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时，其就业收益是1（或更低）。个人如果选择B专业，由于这是一个常规专业，就业收益基本保持在恒定的水平2。这样，个人在进行选择时有两种策略，即选择A专业或B专业，但结果却有四种可能。个人究竟该如何决策，最后教育对其就业收益影响的结果又如何呢？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无法预先确定。
附图
图1个人不同专业选择的得益
退一步说，假定个人知道自己选择接受某种专业教育后，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一个报酬较高且自己满意的工作的概率为90%；自己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教育证书的概率也是90%；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个人往往就会有足够的根据，满怀希望地选择这种教育，因为失败的概率为19%，对个人来讲实在是不高。但对整体而言，却意味着100名受教育者当中就有19名将不能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并存在失业的可能，教育与个人就业的关系势必难以确定。
3.个人选择的不可逆性
与其他投资相比，教育投资的不可逆性更为明显。即教育投资在时间上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是单维度的，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不能跳跃式前进，也不大可能停滞不前或后退。一方面，个人一旦选择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往往不大可能再来选择退出，转而选择其他类型的教育。例如，“一个学生即使在看到中等教育比较欠有利，他也不可能再返回初等教育并在那里耗费更多的时间”[5]。另一方面，个人的教育选择受制于一定的先后顺序，个人不可能因为知道博士学位具有较高的就业价值，而跳过中等教育去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假定持有较高教育证书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才会有较大的优势，个人教育选择的这种不可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个人在阶梯结构的教育层级之间前进时受阻，即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那么个人先前的教育投入就形成了“沉没成本”（注：经济学认为，如果一笔已经付出的开支，无论个人或组织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被收回，这种成本就被称为“沉没成本”。），其先前所接受教育的就业价值就只能是忽略不计了。因此，个人对教育进行选择，就如同进入了迷宫（如图2）。在中考与高考两个节点上，个人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结果会有三种，而获得就业收益只是其中的一种。个人无法确知自己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当个人进了学校的大门，没有人知道结果将会是什么，不可预见性是显然的。
附图
图2个人教育选择的迷宫
二、学校办学特征导致的不确定
当个人的教育选择无法导引出教育与就业之间的某种确定性的关系时，传统理论往往寄希望于学校教育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通过自身的变革，调整教育结构，使劳动力供给在结构上适应经济结构的需求，从而使得教育能够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改善个人的就业状况。然而问题是，学校能够这样去做吗？学校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吗？答案是否定的。
1.多元投资的异质性
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个人，而政府的教育投资与个人的教育投资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物质表现形态上，政府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学校建筑、教学设备等费用和教职员工的工资；个人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学费以及放弃的收入。在行为动机上，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供教育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公共需要”，促进社会公平，弥补个人投资不足，协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个人对自己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获得教育服务，其目的在于获得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将来的经济收益。[6][7]不同主体的教育投资，聚集到学校办学上来，构成了教育投资的异质性。
教育投资的这种异质性，使得学校的办学不可能以单一的受教育者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作为终极目标，政府所委托的政治价值与人文道德价值常常是学校办学的重要宗旨。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学校知道教育规模的扩张，可能导致“教育性失业”，即不利于个人就业问题的解决，但对于社会来说仍然有着正的经济或非经济效益。譬如，政府可能为了协调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出现劳动力市场某种类型的劳动力短缺，而宁愿扩大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供给，宁愿接受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定数量的人才失业，所以愿意扩大教育规模。有时则相反，对于个人来说，即使不得不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个人也不得不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就业收益；而政府则可能从整体利益出发，不愿意看到受过教育的人毕业后出现失业的现象，为了防止失业而不主张扩大教育规模。又譬如，假定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就比较容易确定“多少人”接受某一级别的教育，因而每个人（包括政府）可能都同意对进入该级别教育的入学人数加以限制，但问题是谁应该享有接受该级别教育的权利？由于毕业后个人可以从事劳动报酬较高的工作，政府有时不得不迫于社会公平的压力，而主张扩大该级别的教育规模，最终导致个人接受该级别教育后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反过来说，如果学校办学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首先，教育活动将全面商品化，学校将成为市场的附庸，教育质量的衡量势必以物质和金钱为尺度；其次，有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学校办学不得不向学生提供具有市场价值的课程，而人文道德教育将大大缩减，学生只关注就业前景，结果知识面势必非常偏狭。这与政府投资教育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此，学校办学不可能完全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学生将来的就业前景不是学校办学的惟一目标。
2.收益递增性
如果把教育过程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学校办学存在着明显的收益递增性质，即生产过程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收益呈递增趋势。（注：在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各类学校获得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地位，在经济方面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既是事实，也应该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学校办学也有着利己动机。）这主要是由教育生产过程的一些特点决定的。首先，大量的初始投资，小额的生产成本。由于教育生产过程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学校办学往往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如教学设备、学校建筑、师资配置等。但随着初期办学的确立，其后的办学就类似复制，成本很低，往往仅限于教师工资。譬如，学校新开设一个专业往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果接受该专业教育的学生人数不是足够的多，那么平均成本将会很高。其次，随着学习曲线的作用，学校办学质量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所需的费用，以及生产成本都将下降。第三，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名誉的获得，有利于学校办学向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延伸，而且初始投资越来越少，进入更加容易。
这种收益递增的性质使得学校缺少进行专业调整的动力，因为开设新的专业，从专业设计、论证到教学设备的购置、师资的引进等，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而且缺乏一定的经验，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学校办学宁愿“固守传统”。考虑到教育需求的无弹性，只要有固定的生源，学校更愿意继续原有的办学模式，获得递增的收益。即使迫于市场的压力，学校有时不得不开设一些新的专业或新的课程，但不难看出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
3.信息的私有性
按照委托——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学校、政府、求学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政府和求学者是委托人，学校是人，两者同为怀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但作为人的学校与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求学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学校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委托人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学校办学的真实情况，如教学设备、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甚至劳动力供求状况等，往往构成学校的私有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求学者并不完全清楚。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学校利己动机的共同作用，使得关系中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前者是指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前，作为人的学校可能借助媒体等手段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如夸大自身的教学质量、毕业生实际就业率、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等，来吸引求学者。当作为委托人的政府或求学者不具备识别潜在人禀赋信息时，越是劣质的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人，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后果，如求学者可能更愿意去追求时髦的专业，较少考虑或根本不知道某学校教育的实际效果；政府可能更愿意对一些具有市场实用价值的学科专业进行投资，而对其实际质量水平知之甚少等。“道德风险”是指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后，作为人的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为自己最大限度地增进利益或效用，其结果是损害了求学者的利益，降低了教育质量，影响了求学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一般会派遣专门机构或专人对学校的办学进行评估和监督，并把结果向社会公布，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出现。因而以上分析是建立在缺少这种评估和监督制度，或这种制度不完善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受政府委托的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也是具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对政府和求学者而言，他们也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即拥有私人信息。这样，这种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与学校之间具有“合谋行动”的可能，即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接受贿赂，并向政府和求学者报告有利于学校的信息。特别是如果这种评估和监督属于内部评估和监督（注：所谓内部评估和监督是指组成评估和监督机构的成员都是来自学校自身或教育系统内部。我国目前对学校办学的评估和监督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合谋行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评估与监督机构或专人与学校联手欺骗求学者，并非耸人听闻，至少具有这种可能性。此时学校即使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调整自己的办学，对自己不但没有多大损失，相反还会获得递增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有着某种确定性的关系是难以指望的。
学校做不到也不愿意自觉地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真实信息来办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搜集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学校为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求学者，政府的投资是根据入学人数来分配的，这样学校缺少搜集劳动力市场信息、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尽管毕业生的就业率关系到学校形象，但在短期内学校往往只注重学生的入学人数，而不顾及学生将来的就业前景，并且学校无须为此承担责任。此外，与个人进行教育选择时一样，“合成推理的谬误”在学校之间也是存在的。
三、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特征导致的不确定
按照人们的一般认识，劳动者接受的教育培训越多，学历越高，就越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不过，当劳动者手持学历文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时，却可能感觉到并不那么容易，遇到的情形也有别于上述认识。
1.求职者的工作搜寻
在更多情况下，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职业一开始时，就会对工作环境、工资水平有一个起码的“心理价位”。即至少必须找到一个工资不能低于某个基数、环境不能差于某个标准的工作，同时对搜寻职业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也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因此，当用人单位开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超过求职者预定的“价位”时，求职者就会接受这个工作，否则就可能拒绝接受，宁愿暂时失业，继续寻找工作，直至找到理想的工作为止。于是，如果工作环境也可以折合成货币工资的话，这个“心理价位”就被称为“保留工资”(reservedwage)，[8]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一是学历程度，学历越高这个保留工资水平就越高，这是由于为获得高学历而预付的直接货币成本和间接机会成本高；二是求职者所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分布情况，比如从亲戚朋友、师兄师姐那里或其他途径知道的某些单位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三是寻找到超过保留工资水平的职业所需花费的成本，工作搜寻是有成本的，如交通费、邮费、电话费、化妆费等。
这样，假定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是月薪两千元，现在有单位愿意月薪三千元聘用硕士学位持有者，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为硕士学位持有者的求职者自然一开始就选择该单位，而没有必要进行工作搜寻。但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求职者不可能或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单位的工资率高于自己的保留工资水平，因而遇见第一个有意接收的单位就马上签约显然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明智的行为是继续进行工作搜寻。这意味着如果求职者接受的教育越多，手中的学历越高，预先设定的保留工资就可能越高，从而自己愿意接受的职业或用人单位就可能变得十分有限，选择的范围并没有因接受的教育多、学历高而变得十分广阔，相反无形中变得十分狭小，找到满意工作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小。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者的最佳选择是先暂时委身于一个低于自己保留工资的工作单位，但边工作边搜寻合意的工作，一旦找到理想工作就马上离开原单位而跳槽到新的单位去。不过这是没有考虑工作转换成本的。事实上低薪单位招聘录用到一个高学历者是很不容易的，往往会规定服务期，不准报考更高学历等，否则要交一定的违约金，造成工作转换时的交易成本很高，因而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选择。于是求职者可能也会选择忍受失业但全力以赴地搜寻满意职业，或被迫降低保留工资水平。总之，即使求职者拥有高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
2.雇主的员工搜寻
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用人单位一样，用人单位也在搜寻自己将来的雇员。在一个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上，特别是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明显的情况下，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学历持有者越来越多，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学历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求职者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的优势逐渐减弱的现实。因为假定相同学历持有者的生产能力也相同，用人单位越来越不需要提高雇佣工资或延长搜寻时间来选择具有一定学历的求职者。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调换已经就业的原有员工和招聘录用新生劳动力，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一是支付被解雇员工的补偿工资；二是招聘录用新员工的搜寻成本，包括时间、选择和考核等费用；三是培训成本，原有员工通过在岗位上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要想使新员工与原有员工一样有效率地工作，就必须先投入大量的培训成本。如果还考虑到用人单位，特别是国有用人单位在解聘员工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那么即使原有员工的学历要远远低于求职者手中的学历文凭，随时解聘原有低学历的员工而招聘录用高学历的新生雇员也是不明智的行为。于是，拥有高学历求职者的职业搜寻范围，实际上被挤压到或者用人单位员工自然新陈代谢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或者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或者新兴行业和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等范围内。就是这样狭小的范围有时也是要打折扣的。由于我国大多数用人单位具有解聘成本高的特点，如果没有制度约束，除非特别急需而又无法替代，一般不会轻易聘用高学历者，即使有劳动力需求也会选择搜寻成本和解聘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低学历的临时工，甚至是民工。[9]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对个人就业的积极影响只是“存在”而已，它并不是确定性地展示给每个人，无数的偶然，无数的可能，无数的作用方式，都有可能改变这种乐观的积极影响。考虑到教育发展和社会就业状况还要受到其他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制约，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而不确定。不过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本质上是中性的。它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就意味着机会。虽然人们行为的目的性和对象性决定了人们不希望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但不确定不等于不可知。认识到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可捉摸，人们对之无能为力。关键是要把这种不确定控制在适度、合理的水平，不能使其泛滥成灾。当前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实施控制，应该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转移和分散不确定性，防止出现较大规模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不协调。循此思路，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引导和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改变依靠国家计划替代个人教育选择的手段。引导是为了避免个人教育选择的盲目性，降低个人教育选择导致的不确定性；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是为了分散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增强学校办学的开放性，努力形成办学特色，增强学校对于劳动力市场自我适应的能力。第三要放松和改进政府的教育管制，建立激励机制，提高政府教育管理的民主化，增强政府教育决策的透明度，以促使个人、学校、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就业形成准确而稳定的预期，避免产生过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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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就业前景范文4
关键词：独立院校 校企合作 财务管理 专业认同 问题提出
专业认同实际上就是学生对专业内在价值的一种肯定，进而在认识和立场上接受本专业。研究财务管理专业认同的情况，可以针对专业教育提出有战略性的意见，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质量、加强培养效果。因此，本论文以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认同的研究为论题，研究以下几个问题：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总体专业认同水平；专业身份认同、专业培养认同、专业发展认同这三个维度的满意程度；学生的家庭来源、录取志愿的方式、年级、性别在专业认同上的差异及原因分析；如何提高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法：选取我院财务管理专业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共300名。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6份，其中有效问卷276份，回收率90.2%，有效率100%。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根据相关文献的查找和相关量表的参照，编制的问卷有33个单选题。问卷共设专业身份认同（1-12）、专业培养认同（13-23）及专业发展认同（24-33）三个维度。本问卷选用Likerts五点量表法，除了l项（18题）为反向记分，其余问题全部为正向记分。正向记分方法为：选A记5分，选B记4分，选C记3分，选D记2分，选E记1分。（问卷见附录一）。经检测，其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88，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三）实施程序和数据统计
小组成员到浙江某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大四的男女生宿舍以及大二、大三课堂教室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对调查问卷的总质量审核后，去掉无效问卷。本研究的数据采用SPSS19.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从频次、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可程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专业总均分和各维度的均分都较高，可见专业认同水平普遍较高；从年级这块来看，唯有专业发展认同具有明显差别；且大四学生的认可程度明显高于大二学生；就性别而言，总体及各个维度上的专业认可程度无明显差异，但女生的专业认可程度要高于男生；在学生家庭来源方面，城市学生专业认可水平最高；在录取志愿方面，选择第一志愿的学生对专业的认可水平最高，选择调配的学生则是最低的。
三、讨论
（一）财务管理专业认同情况分析
在专业身份认同方面，多数学生表示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比较了解，对于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较感兴趣。但是对于本专业其他同学的看法，学生多数都认为他人专业认同程度并不高。
在专业培养认同方面，学生重视本专业的学习，但是对于所开设的课程，有相当多的同学表示并不符合自己的期望，对于专业的核心课程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这说明本专业的学生对于课程并没有形成科学体系，不了解关于财务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
在专业发展认同方面，学生对于财务管理专业未来的前景比较满意。而且浙江某学院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提供了定点实习等大量机会。大多数同学都愿意在财务管理有关的领域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而关于继续在财务管理领域深造方面，过半数学生愿意继续再教育。学生普遍认为社会对会计的认同程度较高，公司的管理理念较为先进，但多数学生认为会计或出纳的工资待遇比较低。这三个因素中，首先公司的管理理念对自己是否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影响最大；其次是工资待遇；最后是社会认同。从这可以看出，学生普遍比较注重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否科学，比较重视工作环境和氛围。
认可水平在专业身份认同、专业培养认同以及专业发展认同三个维度上略有差别：第一，专业身份认同的均值高于专业培养认同；第二，为专业发展认同。总体来说，浙江某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对财务管理的专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从平均数看，每个维度上均>3，表明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对自己专业较为认可，但认可程度不是非常高，仅维持在一个中等水平。
（二）不同年级、性别、家庭来源的学生的差异分析
（1）财务管理专业认同在年级上的差异原因分析。一般来说，大四学生通过三年的通识课、专业课的学习和一年的实习，比大二大三的学生更加了解财务管理专业，对专业身份及发展也更加认可。通过调查研究结果符合这一现象，结合实际采访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学校专业思想教育的原因。学校对于专业思想教育比较重视，大四学生经过三年的培养教育已经把专业思想深深印在脑海里，而大二大三对这些接触的较少，专业思想还比较淡薄。
二是遇到的现实问题。大四的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对专业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自己的看法，也有更多地参加实践和实习的机会，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也越多。毕业班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发展比大二大三的学生有更明确地定位，所以大四学生对专业认同水平更高。
（2）财务管理专业认同在性别上的差异原因分析。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在性别方面的总体及各个维度上的情况虽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女生的专业认可程度的均值普遍比男生的高。造成这一现象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我国传统观念中“男外女内”的思想影响男女对于职业的要求。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会计或出纳比较安稳，往往能满足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其次，在男女性格方面，女性做事比较细腻和细心，男性的性格特点则倾向于独立、粗心等。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认为女性具有做会计或出纳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与生俱来的细心，让女性在会计等财务工作中占据了多半天地。由于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中男女比例较不平均，样本量差异较大对于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女生在选择专业时，比男生更倾向于就读财务管理专业。
（3）财务管理专业认同在家庭来源上的差异原因分析。学习动机是激勉、维护和调节每个人学习行为的内在动力。城市的学生一般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而且对于财务管理专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信心，所以专业身份认同、专业培养认同和专业发展认同都会较高。而对于专业发展来说，来自边远山区的学生的基础教育并不是很好，所以对于能够上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有较高的认同。对于毕业后的去向，他们渴望寻找条件好、收入高、发展前途远大的工作，但是会计或出纳的工资待遇可能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工作的期待。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对财务管理专业的发展认同度较高，大部分学生都有树立专业生涯规划的意识，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
四、建议
本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明确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现状及原因的分析，更是要提出独立院校校企合作对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本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合理的、可行的建议，增强本专业学生对该专业的喜爱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其的认可程度，也让院校与企业资源互补达到共赢。
（一）调整培养目标，促进专业热爱
根据我国财务管理事业的发展现状及世界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要求财务管理人员不仅具有专业理论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应的实践经验，也就说学历和实际操作能力并重。从数据的分析来看，在专业认同中录取志愿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财务管理专业招生的第一志愿率在进一步提高，但是生源质量仍然不容轻视。某学院实行的工商管理专业在大二进行分流对于学生的二次选择具有良好效应。经过一年的专业基础课程和通识课程的熏陶，学生对于自己人生发展和学习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能有效提升专业认同度。
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热爱财务管理事业、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提升自身修养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在新生入学时集中对该专业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外，在平时的教学生活中也应该注重开展就业指导教育。首先，让学生养成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习惯，提升对专业的认知程度；其次，激发学生热爱财务管理职业的情感；最后，把专业思想教育与实际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尤其是财务管理专业的核心科目，以掌握学生现有思想作为前提，将专业教育思想渗透到每个教学环节中。
（二）提升培养认同，完善培养模式
独立学院能够将学校的网络资源及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两大优势与自身的办学特色相结合，深入到企业中去，对行业发展及相关领域的就业前景做出详细分析，制定出适合财务管理专业发展的教学体系。首先，应重视会计基础课的教学。这为学生学习财务管理专业知识进行认知提供良好的基础；其次，可以通过开设相关技能课程来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最后，应加强对实践课程学习的培养。一是要在课堂教学中加强综合实践课程；二是要拓宽实践视野，引导学生在各个方面开展研究性学习；三是要勇于探索，使实践课程更具创新特色。
学校应拿出强有力的政策来保障专业的师资团队。鼓励教师踊跃参与各种学术会议，加强交流及相关研究，并大力提高教师的发展水平；踊跃进行课题研究；促进教师与企业的合作配合，参与实际调研活动，丰富教师的实践经验；为教师的进修、深造提供大量的机会，意在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独立学院可以采取“请进来”和“派出去”的方式，从企业聘用高级财务管理技术人员或邀请行业专家到学校对师生进行培训，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通过各种方式来开展专业宣传的活动。以“招生宣传”作为校企互动的契机，校企多赢的硕果则体现在“学生就业”这方面上。在招生时，结合财务管理专业的特色，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强对专业培养目标、特点、就业选择方向的宣传工作，让大家对财务管理专业更加了解；第二，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考生也能根据个人自身情况和对未来的期望报考；第三，加强校企合作，通过实践基地开展宣传，从与实践基地相关人员的沟通着手，激发学生对该专业的兴趣。一定程度上要加强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提升企业对该专业学生的接纳程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基地来增大学校及其专业的影响，提高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及认可程度。
（三）激励发展认同，加速职业发展
一要充分利用好实践教育这一主战场。在已有的课程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知识的实用性，适当减少理论教学的内容，增加实践的内容；二是通过假期的实践机会增强自身能力。财务管理专业的同学可以到小型企业进行见习增加实践机会，初步了解到岗位性质，工作范围；三是培养实践能力。这其中的课外实践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学校应该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比赛，提高他们对专业学习的信心，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增加筹码；四是注重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实践意识的增强，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其中。
指引学生建立合理的人生定位和打算应从就业指导培训入手。第一，就业指导的过程要有长期性，开展培训教育要从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开始。让大学生在刚开始就意识到未来就业形势的严峻。在学习上不仅要注重扎实的基础、专业以及社会常识，还要注重外语和计算机能力的培养，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大二及大三的学生主要针对专业特性，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即将毕业的学生应针对确定就业的方向和技巧等，注重自己未来职业的规划；第二，就业指导的过程要有针对性。因为就业指导的教育是未来让更多的学生得到就业，并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得到良好发展。学生能够拿到就业协议并不足够，应帮助学生根据用人单位的特殊性来确定合理的人生目标，把专业和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联系起来，以此提高其专业认同；②第三，就业指导的过程要体现预测性。对有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应积极鼓励他们考研继续强化自己。
注释：
①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Z].2007-07-10.
② 彭艳红.高师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D].西南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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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彭艳红.高师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D].西南大学，2008.
教育经济与管理就业前景范文5
一、成本补偿机制
(一)成本补偿机制的提出。
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顿出版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学生财政资助》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成本分担理论，即应由纳税人(政府)、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捐赠)共同分担高等教育的成本。此后，“成本分担”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具体讲，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要指中央与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财力状况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则是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根据各自收益高低及支付能力大小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补偿。有时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统称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
约翰斯顿还认为，教育活动的运行，必须投入一定的社会劳动，耗费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于教育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便构成了一定的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成本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教学成本，诸如教师和行政人员工资、设备、图书、行政活动等支出。二是研究支出，由于各校对于研究重视程度的差异，这项支出差异比较大。三是学生生活支出，诸如庄房、饮食、服装等方面的费用。这些支出尽管与学校财政支出关系不大，但学生和家庭必须支出，这是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所付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关注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重要方面。四是放弃的收益，从理论上讲，它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无论对于劳动力短缺的社会来说还是对于学生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成本。
(二)成本补偿的原则。
高等教育成本在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担与补偿，应遵循以下原则：
1．收益结构原则。收益结构原则，即根据社会和个人收益的大小来确定各自分担的成本份额。谁收益、谁承担，收益多、多承担，收益少、少承担，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公平的内在客观要求。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能给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较大的预期收益。这种个人收益是指人们由于受到了更高更优秀的教育，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能为个人带来比其他类教育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更多的收入，即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收益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受教育越多，收益一般就越大。这部分收益是内在化的，属于个人收益，是决定个人对高等教育产生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高等教育还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提供这种服务还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这部分收益是外在化的，是决定社会对高等教育产生需求的另一主要因素。因而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负担教育成本时应依据各自的收益来决定，不同的个人在负担教育成本时也应依据收益而定。
在确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标准时，必须符合经济公平的要求。经济公平强调的是投入与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所以，以投入与收入相对称而言，社会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个人也必须承担一部分成本，混合提供是最符合经济公平要求的。但是，无论是社会收益还是个人收益，在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收益中，只有经济收益能够用货币计量，而非经济收益则很难用货币进行计量。所以，高等教育收益分配存在着相对模糊性，这就使得按收益结构原则确定成本补偿标准变得有些困难。
2．能力结构原则。能力结构原则，即以补偿能力作为确定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标准的依据，谁的能力大，多分担一点，谁的能力小，少分担一点，这是社会公平的内在客观要求。
制约社会和个人补偿能力大小的因素是各自所掌握的财力。社会的补偿能力取决于作为社会代表者的政府所掌握的财力，即通过征税等多种方式取得的财政收入，这是社会补偿教育成本的经济基础。个人的补偿能力取决于个人所掌握的财力，即通过合法经营和劳动所取得的报酬，一般为税后可支配收入，这是个人补偿高等教育成本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整个社会的财力是有限的。所以，社会和个人的补偿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两者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
在依据能力结构原则确定成本补偿标准时，首先应该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平均补偿能力，即成本补偿水平的确定应该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补偿能力，使补偿标准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其次，还要参考成本补偿能力的差异，即能力强者多补偿一点，能力弱者少补偿一点。再次，还要考虑社会和个人收入的增长潜力，这是对未来的成本补偿能力的一种预测，这种增长潜力是适当提高成本补偿水平的基本依据。最后，还可适当参考社会和个人的融资能力。总之，社会和个人真正的补偿能力才是提出和确定教育成本补偿标准的因素。上述两条原则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如果说收益决定了对教育的需求，能力原则就决定了教育供给的可能。但第一条原则无疑是根本的，它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
(三)成本补偿的主体。
由于国家、企业、团体和个人均从教育中获得了好处和利益，根据利益获得原则和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属性，获益各方均应分担相应的教育成本。
第一，个人应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之一。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物品或服务”，这种服务不仅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预期经济利润，而且还能够使他们得到某些非经济利益。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业机会比一般人小得多。即使当他们面临失业时也能迅速地转换工作岗位，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保持稳定。因此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角度看，个人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或者说，学生个人原则上至少应按教育的成本价格交纳部分学费。
第二，政府仍应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补偿者。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尽管从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物品或服务”，但它的外部效应十分显著，因此仍然可视为公共物品。政府对它的投资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和较大的社会收益，这就决定了作为这种收益代表的政府，自然应分担与补偿其成本。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肯定应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正是基于这一发展事实和基本认同，各国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承担了主要的责任。
第三，企业也应分担和补偿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据统计，美国20世纪初工程师和工人的比例为 0．4∶100；60年代上升为2∶100；80年代则达到33∶ 100。在高度现代化生产条件下，普通教育、专业技术教育及中等教育只能培养普通劳动力从事一般的生产劳动，而现代企业需要的从事高科技的复杂劳动者只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从利益获得原则出发，企业也应参与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依法纳税、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帮助偿还毕业生在就学期间所借贷学金等途径来进行。
第四，高校自身也应该分担和补偿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高等学校通过教育活动、附属企业及医院向社会提供服务，还将其所拥有的知识优势、科研设施作为特殊商品，与企业进行交换，推动教育更好地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促进教育改革、改变教育观念、提高人才素质，也为高校自我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费。高校同企业结合，企业可以给高校提供生产实践的园地，提供社会信息，提供用人的位置，而且可以锻炼和提高高校的科研队伍，促进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更重要的是，高校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利用这些收入又可以购买先进的仪器和设备，高薪聘请著名教授，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这就直接支持了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总之，高校分担和补偿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社会人士也间接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补偿者。虽然社会人士从高等教育中没有直接获得收益，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因此社会人士从社会收益上讲，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而且通过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可以获得很高的声望，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因此，社会人士也间接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补偿者。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高等教育实施成本补偿，从20世纪以来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其补偿更多的是个体昕应承担责任的“象征”意义上的经济补偿。从受益的角度分析，由于个体在接受高等教育后无论从经济收益上，还是从社会收益上讲，都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各国在个体承担培养成本补偿额度的确定时，总是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本部分中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主要是指从受高等教育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培养成本的角度来说明。
(四)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回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教育经济学对社会公平一般考察三个方面的指标：第一，公共教育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布状况，即考虑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具体又包括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和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第二，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结构的公平。第三，整个教育系统中公共资源在不同教育层次之间配置的结构公平问题。
1．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回收)对社会公平的积极影响。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实现教育公平、机会均等与提高高等教育系统资源配置效率都有积极的意义。适度的收取学费，可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公共财政压力，增加高校收入，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更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与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成本回收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长期策略。
(1)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是考察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性公平的一个指标。在高等教育公共投资呈不变或递增情况下，实行成本分担，每个大学生的培养费的一部分由学生自己或其家庭来承担，这样每个大学生所消耗的公共教育资源就相对少一些，从而可使高教资源总量增加。
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收入水平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考察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性公平的另一个指标。世界银行两份研究报告显示，尽管社会中的中高收入者和白领阶层仅占总人口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占有了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发现：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是免费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可以使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向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收入学生需要为他们的高等教育承担更大比例的私人成本，可以因此“释放”出一部分公共资源，若把它们用于设立奖学金等以资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则可以部分地纠正穷人通过税收机制为中上收入家庭学生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不公平现象。
(2)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大学收取一定的学费，可以使高等教育经费供给的总量有所增加，因此也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上大学的机会，从而使受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扩大。从长远观点看，这将会导致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在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由于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因而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当通过大学收费的成本补偿政策，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上大学，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大增加，从而使其竞争优势相对减少时，相对的收入水平就会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群体缩小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也相对减少了，从而使竞争优势得到相对加强，相对的收入水平也就会相应提高。这就说明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可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3)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促进公共资源在不同教育层次之间配置的结构公平。在政府特定的教育投资下，通过成本补偿，同样可以节省政府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在公共教育资源总额不减或递增情况下，公共负担的高等教育资源减少，意味着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方法将因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所节约的公共教育资源，转移支付到初、中等教育上去。从有关教育回报率的角度看，社会用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上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高等教育。因此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把公共资源重新配置到初、中等教育上，将会增强资源配置的效率。
2．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回收)对社会公平的消极影响。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在对社会公平起积极的影响作用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1)成本回收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一般说来，实行成本回收对低收入家庭学生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在实行成本回收后，一些付费能力低的人却可能因此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将导致学生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产生负面影响。
(2)成本回收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评估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效应的一种最佳的方法是比较不同收入组别学生获得的净收益。美国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资助使高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水平家庭转移。最为显著的是最高收入水平家庭向年收入在40000美元以下家庭的收入转移(陆根书、钟宇平， 2002)。在这种情形下，实行成本回收显然会使高等教育系统中公共资源的分配向更不公平的方向发展。综上可见，高等教育系统中公共资源的分配效应是非常复杂的，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是把穷人的收入再分配给富人，还是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充分说明。
(3)成本回收对整个教育系统公共资源分配结构的影响。仅仅考察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学生所分享的公共资源是否公平还不够，还必须考察整个教育系统中不同教育水平学生所分享的公共资源是否公平。如果整个教育系统中公共资源的配置偏向于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又偏向于富裕家庭出生的学生，则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程度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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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机制
美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形式多样性。从形式上讲，其采用的成本补偿模式几乎囊括了前面提到的所有已知的成本补偿形式(除毕业生税以外)，而且即使从一种具体补偿形式来看措施也不尽相同。
在美国，为了确保学校的经费来源，通常采用实时付费制。但由于不同学校的性质、声誉、校址以及学科和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和就业前景、未来收入会有一定的区别，高校对学生的收费标准也就有所差别。总体趋势是学费占据高等教育经费的份额越来越大，且随着生均培养成本的提高而呈现增长趋势。
在美国，预付学费制包括学费储蓄计划和州学费预付计划。学费储蓄计划又分为州储蓄、国家储蓄和商业储蓄计划等。由于州储蓄计划一般只限于州内实行，如果高中毕业生要进入其他州的大学，州储蓄计划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该计划最致命的缺陷。国家储蓄计划使用全国通用的储蓄债券很好地避免了州储蓄计划的缺陷，但是由于这种债券的回报率无法与学费的上涨同步，因此也不是很有吸引力。商业储蓄计划由大学储蓄银行进行业务操作，其优点是风险由投资者、银行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分担。州学费预付计划，即预先按照现行价格付清学杂费，以后无论学杂费上涨到何种水平都只按现行价格收费，这样既解决了高等学校的财政紧张问题，又能使居民家庭不必担心学杂费上涨得太离谱。
美国政府还采取延迟付费制，通过低息贷款、奖学金、贷学金等尽可能地扩大和保证平行的入学机会，帮助学生上大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实行的众多高等教育法案，其中包括《高等教育机会法案》，使联邦政府拨出大量经费，以设置奖学金、贷学金等方法，直接发给学生，支持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学习。90年代，为了减少坏账风险，克林顿政府创造性地提出“国家服务”计划：如果学生毕业后的收入不足以偿还贷款，可以做两年的社会服务工作来抵债。这样，一方面使所有想上大学的青年不必顾虑日后偿还债务，另一方面也为社区提供了一支素质较高的社会工作队伍。
三、日本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机制
日本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模式采用实时收费与延迟收费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具体特点主要有两个：
(一)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学费差距悬殊，家庭负担比例大。
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国、公立大学的日常经费主要来自中央、地方政府，私立大学的日常经费主要由学生的学费来解决。根据日本文部省的调查结果，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包括听课费、入学注册费和检定费三项。所有国立大学不分地区、学科专业实行相同的收费标准。私立大学的学费除包括同国立大学相同的以上三项费用外，还有设施、设备使用费，所以私立大学学费远远高于国立大学。随着日本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立、私立大学之间悬殊的学费差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日本教育上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负担的教育费过重。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就采取了“保持国、公立大学和高中的学费稳定、扩大公共教育费支出、减少以义务教育为中心的各级公立学校教育费家庭负担”的政策。公共财政负担的比率占总教育费的66％左右，私费负担约占34％。从总的趋势看，尽管日本政府采取积极鼓励私人办学和国家补助的政策，为振兴私立学校、减轻学生家庭负担采取了一些措施，公共财政负担的比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但实际上学生家长对教育费的负担仍然较重，每个家庭都将工资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子女教育费上，这对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二)学生贷款及成本补偿相关辅助制度完善。
从成本补偿形式来看，日本一般只采用延迟付费制中的学生贷款方式。具体实施方法有日本育英会奖学金制度。此奖学金实际上是一种贷学金，贷款形式主要以商业抵押贷款为主，需要学生毕业后定期定额偿还，具体分为无息、有息两种。该奖学金由国家财政补贴，还款期限长达20年。为了减轻学费对学生及其家庭带来的压力，日本政府还采用学费减免制度。学费减免制度只针对国立大学学生，私立大学学生无权享受此待遇，除以上两种配套政策以外，日本的勤工俭学制度也相当完善。日本大学生收入的1／5是来自于本人的打工。
四、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机制
1989年澳大利亚开始实行高等教育贡献计划，以征收毕业税而非立即缴纳学费的方式向学生收取一定的教育成本，学生按学科和学习负荷缴纳相当于成本20％的学费。一方面避免抑制高等教育入学意愿，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高等教育受益者适度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这种制度是修改后的实时付费制与延迟付费制的学生贷款的结合，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缴费方式有三种：一次性缴纳HECS规定所应承担的教育成本，给予25％的折扣；先缴纳 500澳元或以上的教育成本，其余的延期支付，所缴纳的部分给予25％的折扣；全部所应承担的教育成本延期支付。
(一)学费的专业差异。
按照学生专业不同，学费分为三类：对于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教育、视觉／表演艺术、护理、司法与法学研究等学科专业，收费级别为第一级，收费标准为3521澳元；数学、计算科学、健康科学、农业／再生资源、建筑环境／建筑学、自然科学、工程／加工、行政管理、商业与经济等学科专业，收费级别为第二级，收费标准为 5015澳元；法律、医药学、医学、牙医、牙科学与兽医学等学科专业，收费级别为第三级，收费标准为5870澳元。这表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适应了不同学生的需求。
(二)学费折扣。
学生在开学时，如果一次性缴纳学费，将享受折扣。1989年实施的HECS计划，在学生选择一次性缴纳所应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后，给予15％的折扣，后来联邦政府为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一次付费方式，将折扣增加到25％。
(三)收入挂钩的贷款。
HECS计划在1989年实施时每年的偿还比例是债务人工资收入的2％。1994年改为按工资收入高低将偿还比例分成四个等级，从2％到5％。 20世纪90年代后期偿还比例分为七个等级，从 3％到6％不等。这表明比例划分等级的增加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偿还比例的提高也有利于缩短还贷年限，使政府尽早地收回贷款。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生贷款的管理由澳大利亚税务署负责，解释与延期偿还债务有关的事宜，如HECS偿还债务的计算方法和物价指数的变更。同时，为了尽快收回HECS的债务，对于自愿提前偿付债务达500澳元的，给予25％的奖励。
五、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回收)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1．成本补偿形式多样化。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形式可以分为实时收费制、预付学费制和延迟付费制三种。实时付费制是一种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较为流行的成本补偿形式。大多数国家成本补偿都采用多种形式，相互补充，以适应不同学生群体的需要，确保了学校的经费来源。如美国成本补偿形式中的预付学费制就包括学费储蓄计划和州学费预付计划，同时美国政府还采取延迟付费制，通过低息贷款、奖学金、贷学金等尽可能地扩大和保证平行的入学机会，帮助学生上大学。澳大利亚则实行高等教育贡献计划，一方面可以避免抑制高等教育入学意愿，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高等教育受益者适度分担高等教育成本。除此之外，相关的辅助制度也比较完善，如日本的学费减免制度和勤工俭学制度等，都对高等教育成本回收起了重要作用。
2．学费呈不断上升趋势。实践表明，世界性的无限制增加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做法，逐渐转为在继续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的同时，由受益者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思路。而且收费比例和标准因国别而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学费占据高等教育经费的份额却越来越大，且随着生均培养成本的提高而呈现增长趋势。
3．收费标准差异化。多数国家的经验表明，高校实行收费政策是大势所趋。根据成本分担原则，高校对学生的收费标准将表现为学校、学科和专业差别。比如，学费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学费与高校的比例和学费与培养成本的比例等，由于各国的财政模式、教育管理政策等的不同，各国之间仍将保持较大的差异性。
4．合理核算教育成本，确定适度的成本补偿率。由于教育成本核算是确定学费的基础，学生交费就要拥有对教育成本的知情权，自然也就会对教育成本的合理性、可靠性提出质疑。因此，进行教育成本研究和分析，不仅对确定学校的经费开支标准与学费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对加强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但对成本补偿率也无统一的标准。从国际经验来看，公立高校一般在20％左右，私立高校则更高。
5．适度收费与完善的助学制度相结合。完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是实施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是教育公平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有义务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完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世界各国的资助范围、资助的幅度各不相同，资助的方式一般包括勤工俭学、无偿援助等。如美国约有40％的大学生接受各种形式的经济资助，每年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学校自身和企事业团体个人的经济援助有几百亿美元，其中政府和学校的援助占 70％，其资助形式有助学金、辅助金、半工半读、贷学金；大学资助项目有给优秀生提供奖学金、聘请为助教或实验员、假期开设的课程收半价等。
6．引入延期支付措施，减小实施成本回收的阻力。为减小实施成本回收的阻力，引入延期支付措施，是一条成功的国际经验。从实践看，延期支付措施主要有两种：视收入偿付的贷款(in-come-contingent)和抵押贷款。第一种形式的贷款，学生可用来支付学费或生活维持费用或两者均可。偿付可按一个较优惠的利率通过税收或全国的保险系统或一个独立的自主社团进行，偿付期限比较灵活，主要根据薪金水平及年薪中应该偿付的最高限额确定。抵押贷款的偿付则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特定期限内完成。现在还有一种方式正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即毕业税，是让大学毕业生通过全国征税系统终生支付一个高于非大学毕业生的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