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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1
尽管凯恩斯爵士本人并不主张大政府，也不鼓励通货膨胀，但其信徒忘记了财政政策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向经济注入额外流动性从而抵御通货紧缩。罗斯福总统的财政刺激，尤其是二战军费开支将经济拉出大萧条，辅以战时的价格管制，让凯恩斯主义走向巅峰。之后肯尼迪总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认为政府应该推行“充分就业”的预算政策，打开了赤字之门。
对于里根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解释为货币现象，即货币总量太大易导致通胀，但是他解释不了经济增长的棘手问题。罗伯特・蒙代尔弥补这一缺憾，他主张在紧缩银根的同时减税，减税可以刺激生产，并且同时减少失业和通胀。但是在减税之前，必须制服通货膨胀，重树国际社会和民众对财政的信心。这个重担落在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肩上。威廉・西尔伯在《力挽狂澜――保罗・沃尔克和他改变的金融世界》里讲述了这些。
沃尔克力控通胀
沃尔克年轻时期就研读哈耶克，在脑海里打下了这样的烙印――通胀就是欺诈！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通胀最大的坏处。
1965年3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取消银行储备与黄金挂钩的法案，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是之前十年的两倍，整个70年代，美国的基础货币年均增长7.12%，M2年均增速10.2%，赤字的货币化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美联储使用自己凭空创造的货币买入国债，在某种程度上很奏效，但最终，过多的货币将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一旦物价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市场利率会自动上升，因为货币持有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以覆盖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此时，美联储只能用大幅降低货币供给量来降低通货膨胀预期。然而，70年代出现了货币投放速度赶不上名义GDP增长的需要的现象，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继而利率升高。1971年至1982年美国的货币乘数从7.7提高到11，表明流通速度不断加快，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上升。
沃尔克将供给学派和预期学派等理论融合，灵活运用，准确拿捏。他相信，控制住货币总量有助于抑制长期通胀和对央行信誉产生积极影响。在1979至1982年间设定了三年的货币数量目标，严控货币发行量，基础货币年均增速降到5.24%，M2增速降到8.5%。在紧缩银根和高通胀并存的同时出现了高于寻常的利率水平。1981年，联邦基准利率上升到20%，银行优惠贷款利率上升到21.5%。推高真实利率必然损害实体经济，其间的私人投资波动非常大，这是抗击通胀的代价。以货币政策为武器也迫使财政政策走到负责任的轨道上来，随后沃尔克相机抉择，在适当的时机放松一下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崩溃。
沃尔克革命性的创新重建美国的财政责任，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年富力强的阶段，美国开始的史上最繁荣的大稳定和财富创造时期。然而，信用货币的大潮不可阻挡的到来之后，最高当权者很难再容忍一个坚持对银行行为严加监管，维护财政和货币信用的正直而倔强的老头。美联储理事会的7位理事均由总统任命。各位理事的任期是相互错开的，一旦出现空缺，总统一次最多只需新任命2位理事即可。在里根的第二任期，沃尔克实际被架空，于1987年卸任。此后，美国更多用外来投资和外债来刺激美国经济，美元撒向全球。
中国货币政策重演
中国2009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变化堪称是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浓缩。2009-2010两年间中国的基础货币增加4.24万亿元，M2增加22.97万亿元，虽然2011年下半年开始收紧，但到2013年底基础货币和M2分别比2008年末增长1.1倍和1.32倍。这实际是通货再膨胀政策，为了避免通货紧缩给经济体注入超额货币，经济强复苏导致政府和企业都高估了实际需求，盲目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低利率又引起资产泡沫，甚至从房地产溢出的流动性在农产品、奢侈品、白酒甚至艺术品市场泛起浪花。随着通胀泛起，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已经开工的项目不能烂尾，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受限，导致“影子银行”兴起。一切货币可视作负债，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而广义货币是商业银行的负债。
中国间接融资占绝大多数份额，而间接融资创造货币，造成M2/GDP高企。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是货币的换手，加上计算方式不同，因此这一比例只有70%。美国在那个历史时期也出现存款搬家和“金融脱媒”，这在中国是存款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出现，部分理财产品又对接了信托、券商自管等通道的信贷产品，期间以同业拆借的形式维持流动性，实际还是放贷行为，过多的贷款资金又以同业存款形式回流银行体系，创造了货币。
随着对“影子银行”、“非标资产”进行了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规范，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减缓，M2增速亦然，可以说抹掉了很多重复计算的水分。然而，整个经济体的信贷规模已经很庞大，新增的融资额约有一半用于偿还利息。可以说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实际上变得更多，然而表外转表内的压力下，信贷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回看美国，保罗・沃尔克在1983年以后也适当放松了货币供给，他赋予真实利率比过去更大的浮动区间，像减震器一样平滑经济波动。当通胀势头起来时，较高的真实利率水平会抑制消费开支；而当衰降临时，较低的真实利率又能刺激消费开支。2013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也采取碎步式流动性投放，缓解规范非标过程中的波动。2014年以来，银行放贷额度吃紧。尤其是中小银行，它们在传统信贷业务上缺乏获取低价存款和优质贷款客户的能力，同业业务尤其是对“非标资产”进行第三方增信买入返售成为最佳创利途径。限制“非标资产”在切断资金短借长投操作的路径之余，也切断了中小银行一个稳定的存款来源。加上货币基金分流存款，银行为了应对就要发行更多理财产品，这又不创造存款，造成企业能够使用的货币数量降低，供需矛盾突出，货币流动速度加快，于是出现今年短端利率下跌，长期利率依然居高不下的局面。
中国当下面临的是低通胀和高国债收益率的组合，即实际利率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低下，银行惜贷，投资减速。如果只用货币主义也解释不清，然而从供给学派的角度看，低通胀表明货币存量已经没有那么可怕，货币供给少；高国债收益率则表示是货币供给满足不了实体经济需求，货币流通速度快。2012-2013年中国采取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遏制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但加权贷款利率居高不下。近期央行打出“微刺激”的组合拳，用以释放银行的信贷额度，满足基建、保障房的融资需求，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由于政府投资和房地产对利率不敏感，尤其是政府投资将挤占更多的银行信用供给，这将导致其他部门贷款额度减少。2014年前五月工业企业主营收入增长减缓至8.1%，而财务费用支出已经增长17%，全年突破1.3万亿元几无悬念。目前，房地产已经从癌症式发展进入到冰冻期，银行处于自身利益控制按揭贷，窗口指导后6月新增贷款明显提升，然而住户中长期贷款却没有改善。正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宏观数据和微观绩效的裂口在加大。归根结底是货币供给偏低，货币当局针对前几年超发货币施行了矫枉过正的货币政策。2013年的基础货币增速已经与名义GDP增速相当，在生产过剩的年代，容易造成物价下跌。尽管宏观经济数据没有出现通缩，但微观层面价格下降的现象比比皆是。长远看，还是要增加货币供给，中国持续两年的紧缩货币政策应该转向。
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2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2；G64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9-0026-02
2015年辽宁省3%的GDP增速创下23年以来的最低值，位列全国31个省区最后一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次引发关注。2016年，辽宁省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是今年全国唯一的经济实际增速负增长省区，只有-1.3%增长，去年同期还是1.9%。
辽宁省当前遇到的突出矛盾和严峻挑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基于辽宁省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辽宁省委省政府于2016年8月12日印发了《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其中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主要任务、实现路径和重要e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关键是“结构”。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对于辽宁省来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要务就是要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最重要途径就是产学研合作。而在产学研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尤为关键，所以会有 “政产学研合作”，把政府排在合作各方的最前面，特别强调政府要在产学研合作中起到主导作用，增加制度供给，使产学研成为辽宁省产业结构和经济调整的新引擎。
一、辽宁省产学研合作中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辽宁省逐步深化与“两院十校”合作，征集了6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 000余项科技成果，向180余家企业进行了推广和对接，新认定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30家。25所高校的66个科技平台与53个重点产业集群及企业开展对接服务，高校企业联合攻克关键核心和共性技术101项，完成企业关键技改课题1 329项。但是，也要看到辽宁产学研合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辽宁省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在高等学校、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和专利申请数量方面都位居全国前列。但是，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5）》的统计数据，辽宁省的综合排名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下滑，2015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的排名中位居第15位，较2014年下降两位，在知识获取指标的排名位于第8位，而在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方面的指标的排名分别位于第17位、14位和15位。这说明辽宁省具有优势的科技资源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创新优势，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对于知识、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创新资源在企业、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等不同行为主体间没有有效和合理地配置[1]。
（二）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辽宁省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0%左右，规模以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的比例仅为8.2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63个百分点[2]。由此可见，辽宁省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与国内的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较大。虽然近年来辽宁省也陆续出台了一些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政策和办法，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大偏差，在政策的执行上，很多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政策措施没有进一步具体细化的实施意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落实力度。
（三）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需要更加深入
辽宁省目前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需要。现有的产学研合作大都以短期的、松散的、围绕某一项目开展的，与企业合作的对象主要以个人或几个人组成的团队为主，缺乏与大学和科研院所长期的、稳定的、围绕核心技术突破为目标的产学研协同合作。这直接导致企业只是单一的完成一系列项目，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没有可以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也没有为辽宁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投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
2014年，辽宁省财政用于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2.14%，分别比经济发达省份广东、江苏低1.96个和1.72个百分点。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又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以辽宁省356家有科技活动大中型工业企业申报的数据为例，2014年企业科研经费来源主要是企业自筹，占88%，其次是政府资助，占科研经费总额的8.6%左右，再次是银行贷款，占2.5%左右；科技活动经费中比例最小的是风险投资，远低于1%左右[3]。可见，辽宁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要加强对于风险投资的引入。
二、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进辽宁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模式，同样是推动区域科学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一）科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创新组织形式。针对辽宁省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如何使政产学研合作的效果体现出利益最大化和有效协同，是相关政府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政府除了通过直接的经费投入，还可通过建立国家、部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调动企业参与和承担政府项目等方式间接配置科技资源。开放高校、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建立向全社会开放的机制，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加快创新发展步伐[4]。
（二）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提高产学研合作深度和广度
根据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2015年的权威，评出18个单位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沈阳金谷科技园位列其中，但是与北京、江苏、广东等省市比还有一些差距，这些省市都有2个以上的示范基地。此外，还评出了36家企业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72家单位获得了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5]，辽宁省没有一家企业和单位上榜。这说明辽宁省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上广度和深度都很欠缺，有待提高。
1.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重大创新领域建设一批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实验室”。新提出的国家实验室具有体量大、运行管理机制先进以及从原创性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开发一体化的特点，与目前偏重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一起将成为今后国家科技支撑的主要平台。因此，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在那些国家急需，辽宁省又有产业和科技优势，能拉动经济增长，下一步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规划和布局一批国家和省级的科技创新平台。
2.加强对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的建设和规范管理。近年来，为响应中央号召，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投入或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建立了大量创新创业孵化器平台，对“双创”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把与“双创”相关的服务职能以政府买服务的方式下放给孵化器运营机构，政府主要发挥好监管作用。因此，辽宁省要加大孵化器运营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在引进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相关人才的同时，同步引进学习这些地区先进成熟的孵化模式。如政府出资建立的产业和创投引导基金，应以市场化方式选择专业机构和专业团队负责管理运营。
（三）构建科技投融资结合机制
构建科技与投资、融资结合机制，有利于调动各类资金对科技发展的投入与支持，有利于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1.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支持产学研合作。一是以产业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鼓励企业的产学研投入，引导和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开展。二是完善国家和省级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优惠，鼓励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开展。
2.出台科技金融政策，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产出。首先，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投资引导基金，应以市场化方式选择专业机构和专业团队负责管理运营，负责对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进行鉴定、对创新成果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进行评估。其次，要逐步改变目前以政府出资为主的科技中介发展模式，尽快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金融保险机构、民间资金和外资等共同介入的科技中介投资运作模式[6]。再次，政府要支持、鼓励风险投资进入产学研合作领域，为风险投资者创造较好的法制环境。要改变科技风险资本来源渠道单一的状况，适度开放科技风险投资市场，制定鼓励政策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扩大风险投资规模。
（四）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发挥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一是要不断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提高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鼓励企业既要开展面向新产品开发的项目合作，也要开展以核心技术突破为目标的长期合作，通过在高校建立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和研究院，实现技术交流，还要通过学生到企业实习、联合培养研究生以及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等方式，实现人才交流。二是要构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在科技项目申报和科技奖励中奖励中提高企业的占比；此外，还要设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专项课题和奖项，要以企业为申报主体。
（五）充分调动科研主体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
积极鼓励科研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选择到专业对口的企业兼职，或者是带着项目到企业进行产业孵化，还可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对于到企业兼职的科研人员，单位要保留其在单位的所有待遇；对于在企业兼职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作为职称评定、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与发表专著和论文具有同等的评定等级，并且对于获得较大社会效益的成果，给予更高的评定等级和奖励，在工资、住房等待遇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和补偿，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吴伟.产学研合作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2] 辽宁统计局.辽宁统计年鉴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10.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11.
[4] 田青.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6）.
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3
一、应用社会性软件构建非正式学习共同体
非正式学习共同体构建通常需要网络环境支持，它可以借助于网络教学平台如“摩灯”实现；也可由应用各种社会性软件构建非正式学习共同体。应用社会性软件构建非正式学习共同体具有如下特点。
（一）提供使用方便、操作便捷的平台环境
一个自由、开放、便于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环境，使得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完全不受时间、空间、学习内容等条件的限制，无论何时何地、男女老幼、任何职业，都可以在网络中形成非正式学习共同体，进行自由的组合、平等的交流。另外，网络环境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性软件，例如：腾讯QQ、YY语音、WIKI、微博等，大多发展得比较成熟，使用广泛，为非正式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给共同体成员以足够的沟通、交流的空间，便于非正式学习的有效进行。例如：在进行小组讨论时，可以建立QQ群或讨论组把小组成员集中起来共同探讨；当文字表达不理想或者问题比较复杂时，可以随时发起视频或语音（甚至多人视频或语音）对问题进行直接、细致的讨论，这给身处异地的共同体成员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使得彼此之间的沟通更加流畅。
（二）全程记录学习过程
学习效果的好与坏不能只由最后的学习结果来决定，还要注重其中的学习过程，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除了掌握具体知识点以外，还会学到例如为人处事的方法、与人沟通交流的技巧等等，无形之中使自己有所进步。而目前人们普遍使用的社会性软件，在这一方面就类似于电子档案袋，可以自动地对学习过程进行记录并保存，以便共同体成员随时查看。一方面便于学习者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与学习进度，并进行有效的知识管理；另一方面便于助学者依据学习者的学习记录对其进行阶段性的形成性评价和最终的总结性评价。例如：QQ具有对聊天内容进行记录的功能，会自动生成聊天记录，包括本地聊天记录和漫游聊天记录，这样学习者就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聊天记录，了解自己都说过些什么和做过些什么，以及别人都说过些什么和做过些什么。如果是群组或者讨论组的聊天记录，还可以帮助那些错过了讨论的学习者及时了解之前大家的活动，以便自己能够跟上同伴们的学习进度，不至于被集体落下。
（三）重视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社会性软件为使用者提供了丰富的彼此沟通、交流的方式方法，例如：即时通讯、留言、电子邮件、离线文件、网盘等，保证了共同体成员之间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他人的观点给出评价与反馈，并相互共享学习资源等。
有研究者通过分析指出，良性互动的学习共同体是促进学习真正发生的因素之一。网络中的学习共同体通过成员之间的交互，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学术性、人际性及认知性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学习活动的进行。它不仅发挥每个共同体成员的智慧，也凝聚着共同体的集体智慧，“从学习者中来，到学习者中去”，既依存于学习者，又反哺于学习者。
另外，学习者的学习活动由原来的单独行动变成同伴之间的合作。在网络环境中，学习者的学习活动由原来的浏览相关网页，或者观看在线课程等个别化学习变成了群组讨论、共享资源等多人协作学习的学习模式，学习方式也由学习者以个体为中心转变为以共同体为中心。更加重视学生之间的相互配合、共同任务中的分工和个人责任、小组成员之间的信任、对成员完成的任务进行加工和评估，并寻求提高其有效性的途径。有效的互动与合作不但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对知识、技能的的理解与掌握，而且还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
二、网络环境下构建非正式学习共同体的策略分析
（一）学习准备阶段
1．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
积极健康的共同体文化氛围，是成功建立非正式学习共同体的基础。任何一个群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群体的共同文化理念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是确保一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并逐步成功的保证。相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是学习共同体的粘合剂，它对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强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
2．制定共同体行为规范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网络道德规范备受关注的今天，构建网络环境下的非正式学习共同体也必然要考虑行为规范的建设，并要求所有共同体成员都必须遵守。每个学习共同体的成员，都有责任去遵守礼数、维持共同体活动秩序和保障共同体的整体和谐，并且要以共同体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及监督他人。例如：在进行信息技术课的学习过程中，只允许共同体成员探讨与信息技术、信息科学有关的内容，不能偏离主题。
3．学习目标明确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学习者面对大量的信息资源，很可能会迷茫失措，偏离正确的学习轨道。为了避免学习者信息迷航情况的发生，在构建学习共同体的初期就要明确共同体的学习目标，并适时重申，必要时给予个别提醒，帮助学习者掌握好方向。明确的方向是一切成功的前提。
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循环经济；市场机制；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F062.6.F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1)01-0087-05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其本质是为了公共利益所采取的强制性的集体行动，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是界定和解决伴随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公共(社会和环境)问题，进行社会控制以及调整公民个人和集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途径(工具和手段)。它是传统经济用来应对市场失灵的常用工具和手段。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否用传统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发展循环经济是否需要公共政策来实现呢?
一、循环经济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在经济学本质上存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得运用公共政策分析循环经济政策具有可行性。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作为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他认为，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的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要关注的对象。经济稀缺被定义为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满足需求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指出：“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认稀缺性是现实存在，并探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稀缺的存在产生了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而按照某一标准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不仅成为理性的个人和社会正当、理性的追求，也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基本价值和意义。
与传统经济学仅仅关注经济系统内的资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问题相比，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是：把关注的视野和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这一更高更大的层次，并由此强调将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看作是实现自然资源有效配置的先决条件。在戴利看来，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承认社会经济系统是环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由于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更大的、有限的、非增长的生态系统的开放子系统，因此，经济系统相对于这个生态系统的规模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对于生态经济学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对整个生态系统而言，经济子系统究竟应该有多大?”
另外，传统经济理论坚信资源替代和技术进步在缓解资源压力方面的作用，以及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供求上的有效性。对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来说，虽然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发现替代资源，但是由于生物物理定律的限制，任何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都有其最终的极限。提高效率和节约利用不意味着不消耗，即使资源之间的可替代也不意味着资源基础是无限的。
总之，就基本的研究对象而言，作为一种经济理论，不论是循环经济还是生态经济学，它们与传统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三者都是把现实中的各种类型的稀缺作为研究起点，并把由稀缺引起的人类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作为关注的重点。更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理论不仅不否定稀缺的存在，而是比以往的经济理论更为关注日益加剧的包括环境容量和自然再生能力的有限性在内的稀缺问题，对于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意义深远。显然，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而是把研究视野投向了更为深远、范围更广的问题。
同时，无论是传统经济学还是生态经济学，归结到经济学的主旨都是有效地利用手段来实现目标，就像戴利说的那样“对哪些资源是稀缺的、哪些是不稀缺的、配置稀缺资源的合理机制(手段)是什么，以及如何按重要性将竞争性目标排序等问题，生态经济学和标准经济学意见不一，但都认为经济学的主旨是有效地利用手段来实现目标……尽管有时经济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的纯抽象状态不同，但经济学，尤其是生态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策问题。”
二、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场不能满足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构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关键是造就一个诚实的市场，布朗认为这种诚实的市场就是能够忠实反映生态实际的市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惊人的，市场可以轻松调节供求关系。物资的充足与匮乏，看看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就能一目了然。不过市场也是从根子上有缺陷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提供物质或服务所产生的间接费用，不能准确反映大自然为我们所做的贡献，他也不遵守维持大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规则。而且市场顾及的是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
市场有其自身的机理，它会产生一些有“效率”的后果，这些后果对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和可怕的――失业，吸毒，犯罪等。激励因素――制度安排――必须作为基本的政策变量来看待，必须牢记可对此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不受限制的市场可以低成本生产一定的物品和服务，但市场在完成这种任务的同时并不考虑某些真实的成本，这种成本不反映在价格的计算上一一环境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统制经济似乎避免了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个人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对个人缺乏激励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对人们来说重要的一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被束之高阁”。
戴利也指出市场只能揭示对市场物品的偏好，而许多能提高人们福利的物品和服务是非市场物品。因此，市场既不能揭示人们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偏好，也不能对其有效配置，而且也无法解决规模和分配问题。市场不能判断我们应该拥有多少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无污染的湿地、健康的森林，或当后代福利濒临危险时，什么程度的风险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而且市场也不能判断理想的资源所有权初始分配是怎么样的。因此，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场在对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性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失灵的。
(一)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性
外部性和公共产品是众多市场失灵表现中的两种表现，也是环境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外部性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西奇威克(Hcnry Sidg―wick)提出的，他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正外部性是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负外部性则相反，是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额外的收益或者成本不为市场所承认，当经济主体的活动产生外部性的时候，该经济主体并不为此
获得相应的收益或承担相应的成本。外部负效应的存在使得生产这种负效应的商品价格过低，供应过多，而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对存在外部负效应的商品的生产加以规制。在环境经济学中，负外部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追求缩减成本和提高利润的企业，把污染成本强加于这个社会。
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被社会共同使用的产品，很多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公共”的含义。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假设一个公共产品提供给某些人，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这个公共产品的消费，如国防)和非竞争性(一个个体对某个公共产品的享受不会降低此产品对其他人的可用性，如电视广播)。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非排他性直接导致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失去效用。一个清洁的环境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公共产品，而污染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破坏”，因为市场不能提供公共产品，政府或一些其他的政治团体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源泉。
另外两类产品，即非纯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与公共产品紧密相关，但在使用上常有某种程度上的拥挤和竞争。非纯公共产品包括如公园和街道这样一些看起来典型的公共产品，但是，一个使用者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使用者的数量增加而减少；俱乐部产品是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一类产品，可以被很多个体消费但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如电影)，而(非会员)排他性还是有可能的。
信息在某些时候是公共产品，对经济交易和市场失灵来说很重要，但通常是不均衡(或不对称)分布的。加之生态系统的随机性和人们所厌恶的风险性，信息的不对称可能造成很多严重的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市场失灵。
循环经济中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通常被视为公共财产，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使得资源被使用过度，环境被破坏，并造成生态失衡；资源、环境外部性造成的资源使用浪费，环境退化。这些都是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无法矫正的，因此，循环经济更加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干预，矫正市场失灵，合理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
(二)市场机制的运行离不开制度保障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依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做出最优经济决策，不仅能使个人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而且也能使社会资源投入到最有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中，从而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模型所涉及的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制度的存在，一切变化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一切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因素都不存在。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离开了基本的制度安排，很难理解现实中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协调和分配机制从来不是自动产生、自动运行，也不是永久不变的，它是制度安排的产物，同时市场完好的运行也需要制度来保障。对于如何从制度层面来看待和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丹尼尔・W.布罗姆利(Darniel W.Brondey)认为，由于经济稀缺的存在产生了冲突和相互依存性，由此引发了对建立秩序的需求，也正是在建立秩序的基础上，社会发明了各种机制来解决在一个资源的稀缺和丰富程度在分布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的世界中的交换问题，而市场就是这些众多机制的其中之一。他强调先有社会秩序的建立，然后才有市场机制的出现，并把市场看作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秩序的性质、内容体现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决定了市场活动的性质、目标、活动范围以及评价标准等。
其次，市场机制的运作并非是盲目的、没有目的性的，它的运行方向和运行结果并不是总受到市场法则的盲目支配。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是一套有序的关系，正是这种有序关系划定了个体活动的领域。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设计出一套能够反映交易机会(exchange opportunity)的信号系统，并通过发出的信号来引导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符合社会利益的要求。市场就是这样一种信号机制，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经济活动的方向和范围。对此，布罗姆利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关注的是市场的商品交易，而忽视了支配商品交易的制度交易。通过制度交易会产生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它界定了商品交易将发生的领域，规定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保证了市场过程的秩序、结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界定了个体和集团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选择集或者说行动范围。最重要的是，制度交易的本质是对个人和集团选择集的确定，即制度能够通过对不同社会成员的鼓励和限制来修改选择集。在这里制度发挥着三个基本功能：界定独立的经济行为者在现状中的选择领域、界定个体间的关系、指明谁对谁能干什么。总之，制度决定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最大化行为仅仅是被界定在选择集中的一种最大化选择。
第三，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性问题。对于关心政治过程和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影响的人士来说，市场是对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稀缺资源(包括机会)和产品等进行分配一系列规则、标准、惯例和结构程序等；而对于至少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市场是一个神奇的运作机制。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的参与者在追求个人私利的同时，能够不自觉地增进社会的福利，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将这种市场信念发展成为围绕着以交换领域、生产领域以及生产和交换综合领域的三个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为核心的、一套精致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个关于资源配置效率判断的相对标准，它可以对应于不同的经济规模(或者说经济总量)和资源的初始分配状态，包括不可持续的经济规模和极端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竞争市场的结果即使实现了效率，也不一定是社会所期望的，有效率的竞争市场自身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关于收入和消费分配公正性的理想。”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本身不存在遵循或不遵循生态规律问题，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在特定的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技术、组织制度(道德、法律、法规)以及法则(经济法则、自然法则)等因素的激励、约束下，根据一定的价值(效用、偏好)标准和经济活动目标来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随着外部环境、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变化，不仅对于经济活动的目标和绩效评价，而且对实现这些经济目标的调节实施机制和政策制度等手段也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而市场经济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也必然处于不断的变迁过程之中。同时，市场的运行方向、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都依赖于我们对经济目标的设定、现实的制度安排以及相
应的社会、技术保障等。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经济之所以是一个线性经济，主要是因为它在经济目标的选择、制度安排和其它保障因素上，没有能够为市场机制在促进物质的循环利用方面提供必要的经济激励。反过来说，循环经济比传统经济之所以生态友好，之所以使更多的废物得到循环利用，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目标选择，也就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是否具备和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其经济目标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
(三)政府是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监督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来说，决定了它的实施既要按照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按照生态规律的要求，通过政府和制度的力量来限制和引导市场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目标，作为现实经济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监督者，在循环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建立实施限制和规范经济参与者行为的政策制度，二是通过制定激励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来引导经济活动向着循环经济的目标发展，市场的作用在于在这种限制下，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协调经济活动按照生态效率的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总之，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制度安排与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或者市场规律与生态规律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市场经济既可以服务于传统经济，也可以服务于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对生态规律的遵循其实就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基础上，对于自身的价值、目标和行为的不断反思和调整的过程，并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社会调控机制、手段来加以贯彻和落实的过程。
三、现有循环经济公共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对循环经济公共政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研究上都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国家一直在积极倡导发展循环经济，但是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与循环经济作为国家战略并不匹配。
我国还没有建立起针对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一体化的环境税收政策和定价政策体系，更缺乏能够调配区域环境资源有效和公平配置的政策手段，导致经济开发、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脱节。国家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与循环经济作为国家战略还不匹配，相关政策的缺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障碍。
1 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不适宜。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行业垄断等限制了资源跨产业循环利用，虽然目前国家和各地发展循环经济大多由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统一管理，但在具体项目的审批、资金申请、银行贷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协调、甚至相悖等问题。另外，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主要还是GDP增长速度、资源的高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尚未纳入考核体系，导致地方官员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速度。
2 政策手段不足。目前所采用的政策工具主要还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表现为各种法律法规和政府条例，市场化程度较低。虽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是政府，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是企业和公众的主动参与。(1)现行的环境资源管理行政法规、环境标准和政策观念大多数还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维模式上，政策法规制定的重点放在已经恶化或者激化的环境问题上以及具体的环境管理目标实现，较少关注如何把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变革过程中。(2)现有的法规政策之间存在大量的冲突和不协调，增加彼此之间的交易成本。中央与地方政策冲突问题也时常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许多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发展一度成为首要问题，循环经济的发展只能成为奢谈。
3 对政策的执行效率与监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政策的失效通常是由于政府干预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对称，即公共干预成果以及给社会带来的费用负担之间存在不相称的关系。另外，监控方法和力度同样会影响政策结果。我国目前具有约束性的关于资源循环利用的评价指标、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还不十分完善，这将造成对企业环境压力不够，致使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底线模糊，从而直接影响循环经济政策绩效。
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5
关键词：产业经济；公共政策；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时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进行积极配合，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为此，要理清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的和谐，在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对产业经济的概述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讲，产业经济涉及各个行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立足狭义范畴，产业经济中，工业占据重要地位，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很多时候产业经济更倾向于工业部门。在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角度是广义的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在当前的产业经济学中，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产业，其次是以技术和工艺的相似性为根据划分的产业，再次，是大致以经济活动的阶段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产业，即产业结构。产业经济彰显应用性，产业的目的是满足产业分析的需求而产生的。
二、对公共政策的概述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发挥公共职能，推动经济系统与人、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公共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公共问题，目的是实现公共目标的达成，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见，公共政策就是一种的决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种。其次，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较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体现，不断进行优化和选择的结果。它主要立足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呈现。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前提。
三、对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展的。是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关系到社会的进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在纵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体举措等，而横向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和转型的时期，要推动不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临诸多调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产业，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为促进各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一）重视借助公共政策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发生变化，脑力投入比重加大，这也是产业经济发生变化的重要方面，知识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对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减少第一产业对自然和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重视软产品的发展，避免利用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改变，促使传统制造业的层次提升。要发展计算机产业，加大计算机服务，尤其是发展信息咨询业的相关技术行业，提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
（二）重视财政政策的变革
在各个产业经济的发展中，财政政策发挥这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和地区给予的优惠财政政策，制定的相关补偿制度，对产业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经费、基础投资、产业扶持等。在这种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产业会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获取其相应的财政优惠，获取强大的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的长远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
（三）发挥税收政策杠杆作用
对不同的产业类型，国家结合宏观调控，对税收政策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对高校技术产业的税收倾斜，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强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扩大投资领域。
（四）发挥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融资问题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融资方式，需要进行方式的拓展，强调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内源融资和财政投资，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扩展外源融资方式，尤其是银行、证券以及外资等。
（五）积极发挥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发挥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调控也不容忽视。首先，要重视对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主要是因为诸多高科技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私人企业很难全面满足需要。同时，智力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无形资产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对企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整个社会面临结构和利益分配到的调整。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导，推动市场进程，发挥其灵活性的特征，集中进行模式的确定，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控，发挥更加有效的调控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经济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各个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兼顾国情，更好地发现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彤，李涵，宋瑞超.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现状与展望――“2014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双年会”综述[J].经济研究，2014，06：185-188+192.
[2]龚强，李涵，张彤.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2，06：156-159.
公共政策经济学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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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是政策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与否。本文通过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对比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此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 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
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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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