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礼治”主义：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③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颠峰时期。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概述及其作用结构
企业文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被明确的提出来了，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企业文化是什么？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方法，也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的生活取向。美国《幸福》杂志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战略经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哈弗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对207家典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他们完全可以转换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统一员工的思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弥补管理的不足，突出企业的特点 这四方面 .企业文化的结构 当前最流行的企业文化的观点是“四要素说”是指将企业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它们分别表示 表层文化，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不仅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架构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影响
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论被提出并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很多企业渐渐认识到建立和重塑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在中国逐渐由理论发展到管理实践。知名学者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企业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发展，塑造过程中,必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本文拟从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这三方面来阐述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现代企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
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人性观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 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干头;在企业内部创建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要求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
2.“以和为贵”—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3.“天人合一”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人的生命的理性,全面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先进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李桂荣.儒家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J].管理世界,
2002,(4).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8).
[4] 周施恩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6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2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 “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 安多地区； 民族关系； 发展模式； 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 2012 02－0052-04
On the Modes of Ethic Relations and their Historical Basis in Amdo Region
JIA Wei LI Cheng-ling
Abstract: Amdo is a meeting-place of poly-ethnic cultures. There are Han, Tibetan, Hui, Tu, Salar, Baoan, Dongxiang, Mongolian etc to live he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these nationalities have produced diversified ethn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s, the paper induces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modes of ethnic relations, i.e. equivalent interaction type, economic complementation type and package mosaic type. In addition,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Amdo poly-ethnic relations is also explor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Amdo region; ethnic relations; development mode; historical basis
安多地区{1}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民族活跃的舞台。各族人民在这里生息繁衍、迁徙流动、融合发展，共同谱写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篇章，积蓄了绚丽灿烂的文化底蕴，不仅在文化上呈现出多元性，而且在民族关系上同样呈现多样性。民族关系从来不是呆板单调，是鲜活的，其活力来源于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民族关系具有多层次性，是一个立体的发展过程，体现在民族关系发展模式上也是多样的，不同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共同作用，其民族关系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各具特色。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田野资料，总结归纳安多地区民族关系模式，并探讨安多民族关系模式形成的历史基础。
一、多维度视角下的安多地区民族关系模式
在多民族共存的分布格局下，安多地区民族关系交错互动，民族间互动频繁，形成亲密的族际关系，但又并未失去各自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边缘”。在民族关系的互动发展中，他们之间往往有一个“互渗”的链接点，这个链接点可以是风俗习惯、文化、，也可以是生产方式、交换形式或仪式等，并依据这些不同的链接点建构起不同层次、形态的关系模式，这恰恰也反映出安多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因此，基于不同维度切入、分析归纳安多民族关系模式，更能够反映出安多地区民族关系基本特征，所以，根据不同链接点归纳了以下几种民族关系的主要模式。
（一）文化视角下的对等互动模式
对等互动是指双方或多方的民族文化实力相当下的互动。双方在交流中谁也不能够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念、语言体系、思维模式及道德伦理，从而使他们之间保持着清晰的“个体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及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的族群界缘”。[1]一般这种对等互动主要发生在文化实力雄厚的民族之间，在安多地区，最典型、影响最大的对等互动当属藏汉民族关系。
在安多地区，汉藏族人口最多，其先民早在唐代就已经接触、互动了，现在两个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安多汉藏民族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因素，在农区主要体现在汉族先进农耕文化的传播上，安多部分藏族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从汉族身上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有相当多的儒家思想，如宗法观念和重男轻女，也融入到从事农耕的藏族的文化之中，安多汉族也接受了“喝熬茶”、“穿皮袄”，喜食酸奶、手抓肉等藏族习俗。[2]虽然汉藏彼此间的互动与调适频繁、持久而深入，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深入到对方的文化核心，而仅限于文化体系中物质和技术的相互借取和技术的相互借取”。[3]汉藏民族的“任何一方都是在保留自己文化核心的情况下，将对方的文化因子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并经整合后服务于本民族的社会运作。因此，双方不仅保持了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清晰的‘族群边缘’，而且，族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也始终保持相对稳定”。[4]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传统法律 儒家化 礼与法
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1.引礼入法。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礼法融合。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到曹魏后期，人们己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礼法合一。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
“于礼以为出入”是成熟的唐律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的特点，也就是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作为唐律的思想基础。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将二者进行融合，也就导致法律在形式上很难不受礼的不成文、不完全规范性的影响。
2.所谓的重刑轻民的特点。如前所述，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管是上到皇帝、大臣、百官，还是下到普通的民众，都严格遵守着封建的礼教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违反礼的行为为法律所严格的禁止，导致很多本应属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最后也落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内，因此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尚书·康诰》)的说法，最终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
3.法律与道德礼教界限模糊。儒家将法引入政治学说中，并未将法与礼完全并列或对立，更未将法律规范置于道德规范之前，而是以法作为礼的补充，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分清哪是道德礼教，哪是法律规范，更多的时候，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便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法律与道德礼教的界限非常模糊。
三、传统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5
【关键词】儒家；儒家教育思想；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25-1.5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几千年来其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基础，具有丰富的内涵。这里我仅就儒家教育思想的几个方面的特点和影响做一个浅略分析。
一、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教育作用
儒家学者之所以十分注重教育是因为其对教育的作用有着十分透彻地分析和理解。首先，儒家学派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为教育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孔子阐明其“庶―富―教”的施政大纲，提出只有在有了一定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卓有成效的发展教育事业；通过良好的教育教化民众，形成美俗良风，才能取信于民，统治者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孟子提出的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也同样说明了教育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首先奠定稳定的经济基础。关于教育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很大的差距，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不同才形成迥然不同的人。而孟子和荀子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截然不同的两面阐述了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孟子认为，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引导人“保存”和“扩充”内在的“善端”。荀子提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化性为伪”便是教育的现实性所在。因此，尽管在人性问题上立论不同，但儒家学派却都承认教育在保存或改造、提升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贤士人才观
基于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儒家教育培养的人才多强调遵守伦理礼义，看重人才的政治价值。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君子既能“修己”又能“安人”。孔子主张以“德政”治国安民，而德政就是靠贤士来推行。孔子由修己出发达到治人，显然蕴含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孟子认为自夏朝以来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造就遵循“人伦”关系的仁义之士，这样的人再修炼就能成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而荀子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才“大儒”“不仅取法‘后王’能统一礼义制度，而且知识广博，识见高超……一旦被举用，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区区小国，只要三年也能统一天下”
（三）德育教育
道德教育，即德育，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而德的外在表现则是“礼”、“仁”，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要求学生“立于礼”、“依于仁”。荀子提出“道德之盛成乎安强”。国家的安定与强盛，有赖于教育来培养人们的德行。对于道德教育，孔子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慎言敏行、改过迁善、严以责己、内省和外察结合等。孟子也提出“持志养气”、“磨砺意志”、“反求诸己”等修养道德的方法。荀子认为“积善成德”的过程在于通过“自省”的方式“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以达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由此看来，儒家学者们不但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同时还要积极付诸行动，才算是真正形成道德品质。
（四）科学的教学方法
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其科学的教学方法而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满足了平民受教育的愿望。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出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方法上，他提出“学思结合”、“学问结合”、“学行结合”“虚心笃实”等。正是这一系列科学的教、学方法使孔子成为一个成功的老师，桃李天下。同时孟子还提出“专心有恒”荀子提出“善假于物”。而在此之后的儒家学者基本上只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变化。
二、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扩大教育基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种族和家庭出身的限制，使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商人及一般社会平民，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同时也有利于开发人才的来源。孔子把一些“贫且贱”的人造就成为显士，顺应了士阶层崛起的历史潮流，并直接导演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客观上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二）重视德育
儒家教育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王充说“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尽管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有很多带有卫道士色彩的落后守旧的成分，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依旧比较全面地调节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对中国民族的精神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过良好而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具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的缘由之一。在今天，我们依旧非常重视教育在完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中重视德育的思想史分不开的。
（三）科学教学
儒家学派拥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教学方法，儒家学者对于师生关系、教育和学习的观念和方法都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强调了知识与师的关系，是我国后世教育中拜师学艺不受年龄、社会地位等客观条件限制的源头。儒家教育中循序善诱、启发教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诲人不倦”、尊重鼓励学生、为人师表的为师之道，不但使孔门师徒间关系和谐融洽，造就了一批有识之士，也成为历世历代优秀教师的行为准则。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希望有这样的高素质老师来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学习方法上，儒家学者们主张的学、思、问、行相结合及“专心有恒”、“善假于物”等都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后世凡有所成就的人也无一例外的对这套方法有所借鉴和践行。
以上只是略举儒家教育思想的几点特征和影响，挂一漏万。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教育大国。儒家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教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国学热”的风气下，在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研究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王凌皓．中国教育史论［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2］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3］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胡弼成、廖梅．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当代教育改革［J］．教育与现代化．2000．
［5］柏章发．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
［6］王正、张巍．儒家教育思想及对现代社会教育的影响［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
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6
关键词：语文课程；文化视阈；历史变迁；现代缺陷；可能路向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225-02
自1904年“癸卯学制”语文独立设科开始，语文课程已经历了百年的历史。语文课程百年历经了多次改革与变迁，考察语文课程的变迁是对当下语文课程的改革路向提出建设与当下问题进行批判的前提。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入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文化在新时期被提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语文课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且属于狭义上的文化，因此语文课程的文化视阈解读既是对语文课程改革的有力回应，也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衔接。考察语文课程文化视阈的历史变迁，得出古代社会道德教化型语文课程、现代社会知识工具型语文课程、未来社会自觉本体型语文课程的变迁模式，语文课程文化视阈解读现代语文课程，得出课程目标编制的“工艺学模式”、课程内容概念的“无故化缺席”、课程文化理念的“先天性缺失”等现代缺陷，针对语文课程文化视阈的历史变迁与现代缺陷，提出相应的可能路向。
一、语文课程文化视阈的历史变迁
语文课程自1904年独立设科开始至今已百余年的历史。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语文课程文化视阈解读上也有不同的表现与变迁，考察古代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的语文课程文化视阈变迁，提出道德教化型语文课程、知识工具型语文课程、自觉本体型语文课程的变迁历程。
1.古代社会道德教化型语文课程
自1904年“癸卯学制”语文独立设科开始，语文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近代第一套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善的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内容与理念上摒弃了封建的等级纲常礼教等思想，但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情景下，古代社会的语文课程仍然有深厚的道德教化印迹。“忠”、“孝”是语文课程中渗透的理念，以道德的教化渗透语文课程即使语文课程的传授符合古代社会的统治，也使礼治规范进一步强化。“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之国同也。”在开启对文字的重要认识之幕的背后，仍然有道德教化的色彩，古代社会的语文课程虽在设立为独立学科后摒弃了较多的纲常礼教，但在“礼”治文化、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古代社会中道德教化仍然是语文课程中浓重的一笔，识字是为“平天下”、识字是为“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印迹无不显现在语文课程中。
2.现代社会知识工具型语文课程
现代社会在打破传统的教化与道德束缚之后，在宣告传统的一切解体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使下，语文课程的工具性突显，把语文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的倾向突出。这一时期语文课程被界定为一门教会学生正确掌握语文这一重要工具的学科，它的基本任务是教会学生“学语文”和“用语文”，做到会读、会写、会说、会听。以工具性为主导特性的语文课程成为这一时期语文课程的主要特点。在技术、知识等相继异化的时代，语文课程同样没有跳出异化的牢笼，其知识工具化的走向在现代社会有所突出，而人文情感性则受到遮蔽，简单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现代社会知识工具型语文课程成为这一时期语文课程的特点。
3.未来社会自觉本体型语文课程
未来社会无疑需要跳出道德教化与知识工具的特型，而实现自觉本体型语文课程。自觉本体型是一种回归“人”、回归“生活”的范型，即使语文课程能够在让人做到会读、会写、会说、会听的基础上能够推动人的发展。“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人”不仅是单个人，而是所有的人，一切的人，是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民族的人。“人”是社会的人，而不是生物的人。“生活”也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虚假的生活，语文课程能够走近人、贴近人并能与人的发展相并进，能够走近生活、贴近生活，并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未来社会的语文课程是以真实的人为主体，以真实的生活为空间，自由自觉的本体型的课程。
二、语文课程文化视阈的现代缺陷
现代社会知识工具型的语文课程与未来社会自觉本体型课程的描述已经表明，现代社会知识工具型与自觉本体型尚有一定的差距，知识工具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审视语文课程文化视阈的现代缺陷，得出课程目标编制的“工艺学模式”、课程内容概念的“无故化缺席”、课程文化理念的“先天性缺失”是现代社会语文课程文化视阈的缺陷。
1.课程目标编制的“工艺学模式”
根据“工艺学”模式制定的课程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一是注重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教学系统必须先预设特定的学习目标；二是在课程系统的技术层面上下工夫；三是原子论的观点，学生的活动被分割成许多部分，而课程系统的有效性可由产生满足结果的程度来评价；四是重视预定与效率，在教学开展前，就预设学生的哪些行为才是教学过程中恰当的行为，并且通过多少预定的时间就应该达到预定的目标。课程目标编制的“工艺学模式”抹杀了语文课程的活动性、发展性与生成性，使课程僵化与固化，在“工艺学模式”下对于一时的能力提升具有一定效果，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但从长远的人文素养与文学情怀则有很大的弊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