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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1
[关键词] 动漫;审美;文化
“图像时代”的来临促使艺术领域产生了“图像转化”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动漫艺术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或多或少地在美学层面上受到影响,呈现出机械复制、影像狂欢、消解中心和缺乏深度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其视觉体验的特性更加彰显。同时,动漫艺术在科学技术与艺术全球化的多元发展作用下,越来越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艺术样式。因此,研究动漫艺术审美的文化内涵与性质,不仅能更深入了解该独特艺术形式的视觉化、多元化和商品化的走向,也能更好地把握我国新兴的包含动漫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对动漫的审美范式与其承载的文化范式的系统构建。
一、动漫审美的大众化趣味
动漫是视觉影像的艺术, 凭借虚拟影像系统和动画语言系统,通过传统手绘和现代传媒等方式营造出仿真虚拟的超现实主义空间。很明显,这些作品中的虚拟、模拟的审美二维、三维空间是创作主体在作品创意、创作、放映、欣赏等一系列过程之中营造出的审美空间,力求通过图片的冲击激发审美主体在现代文明挤压下已经麻木的审美追求。当观看《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怪物史莱克》《玩具总动员》和《小鸡快跑》等经典动漫作品时,观众无疑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不同于其他艺术的感官欢愉和心理满足的审美体验。在这种特定的审美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动漫作品借助视觉审美的身体参与性营造出动漫的时尚消费性和虚幻刺激性的审美特性。近期风靡一时的《星球大战》《阿凡达》和《魔戒》等作品正是这种视觉艺术使审美主体在丰富的拟像审美幻觉中获得极大的视觉享受与娱乐的成功典范。这些作品与其他视觉艺术不同,作品中角色的身体参与性建立在夸张与变形、超常规动作与身体肢解和抽象具体化与具象符号化的动漫思维的基础上。
动漫审美的大众化趣味体现在动漫作品的视觉审美与娱乐追求上。根据本雅明“光学无意识”[1]理论,动漫作品深受机器性媒介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控制,而机械复制的手段不仅改变人类艺术的认知审美方式,还对艺术活动产生革命性颠覆,使艺术从“专业人士”的手中走下神坛,成为普通公众的一般权利。因此,在“读图时代”,动漫作品的“图式语言系统”使读图成为审美的一种方式,并成为流行的大众的解释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事实上,动漫作品以大众艺术的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宣泄着对快乐的简单追求,反严肃、反说教、反崇高, 追求轻松、快节奏、幽默的情趣,放弃艺术一贯的思想、价值诉求,提倡消费文化娱乐至上的审美理念。动漫成为时尚消费后,致力于捕捉大众求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力图在流行艺术领域营造体现流行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审美需求。这样,动漫艺术就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型消费文化,体现强烈的审美“大众化趣味”[2]。
二、 动漫审美的视觉性与娱乐性
现代的动漫作品在传统动画艺术的基础上,利用高科技技术拓展其表现形式和制作手段,通过综合文学、绘画、音乐、表演、摄影等艺术的特点,将人物动态、故事情节同声乐舞蹈组合在一起,使得动画越来越复杂和多面化。在越来越多的动漫作品中,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使人类摆脱了自身的视觉有限性,创造出一种对世界的新知觉。一方面先进的动漫技术手段在作品中营造出如同真实世界一样的艺术时空,人们已经在《骇客帝国》《侏罗纪公园》等作品中很难分辨出画面中呈现的是虚拟空间还是真实世界。另一方面,动漫又突破对现实逼真写实反映的视觉限制,以各种手段构建出奇妙魔幻的神奇世界,让人们在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超现实世界中流连忘返。简单地说,动漫艺术的视觉审美使人们自由地游走于有限和无限的艺术空间中。这看似矛盾的视觉构建实际上正是出于动漫作品吸引人的目的,由此形成了动漫独特的唯美性特征,也成为审美主体审美的前提与目标。
动漫作品通过反复呈现的影像和拟像提供了“图像时代”大众消费的对象和促进剂,刺激了人们对动漫作品的影像符号的大量消费欲求,对动漫的审美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消费行为。“消费本身成为一种转换活动,像一种文化机器那样运转,不断提供一套完整一致的符号和图像,这些符号和图像是从早期废弃的、过时的产品中提炼、再利用和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影像是这一过程的中枢。”[3]这些影像通过“降格”,“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4]因此,动漫是影像的狂欢,是消费时代的娱乐游戏态度的狂欢。当越来越多的动漫作品以包裹在娱乐内核里的非现实性和唯美性出现在消费市场时,受众体验到了放松和消遣的,动漫通过快乐滋长了这个艺术消费行为强大的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娱乐在动漫艺术中借助影像成为超越文本、超越现实的存在。
三、动漫审美的文化之维
正如前文所言,动漫艺术的审美是对现实幻化的视觉性审美。在平面化时代,审美的对象由实在转为影像,动漫二维到三维的审美空间的延伸使审美的视觉对象与视觉经验得到极大的拓展。正如法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加┒•毕龚所说“艺术必须在语言本身和反语言中寻找它的特殊语言”,在假定性的动漫作品中,创造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审美交流借助于动漫艺术的“特殊语言”方式――图像和拟像。这样,动漫的审美者常常超越有限获得无限时空想象的审美感受。这种图像的审美理论上是从以下四个层次上逐步提升:首先是对图像的线条、色彩、肌理、造型、构图等的视觉形式的具象观看;其次是系统认知图像各个因素阐述的主题和题材;接着,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解读作品的深层象征意义;最后是对艺术作品中的深层内涵的思考与追问。
动漫作品的夸张、幻想、变化、虚构、神似等游戏方式的语言打破了理性艺术审美的隐喻和象征结构的意义构建。而普遍采用的大量复制的手段使动漫作品的意义结构简单,审美过程被简化,使得动漫艺术也如抽象艺术一样将语言扭转成为逃离正常语言表达逻辑的游戏。事实上,动漫艺术虽然追求打破固定不变的精神性意向,但是这种对意义的背离,不是将审美引向意义的深处与呈现现实的内在深度,而是消解现实、放弃意义。当创作主体和审美受众体验到创作与欣赏的巨变时,他们也真正获得了艺术的主体自由。所以,在这样更加广阔的艺术空间中,优秀的动漫艺术作品提供了充满艺术创造与审美价值的视觉文化的震撼,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艺术形式的自由、无限、完美等的动漫精神,成为动漫艺术的重要的文化内涵。
四、动漫审美的文化向度
动漫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动漫艺术的本身, 而是一个时代文化力量的相加。实际上,动漫审美扎根的文化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与技术文化在“图像时代”里简单快乐地融合变奏。按照文化观,大众文化是受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生产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对物质文化消费的市民文化。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取代精英文化,成为文化主流。
由于现代经济与技术发展促使经济与生产越来越依赖于消费者,消费者获得的自主实质上从经济、文化方面形成一种参与解决公共需求的模式,消费文化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
广义来讲,技术文化包含了技术本身及其变迁以及由于技术变迁而导致的技术理性和相应的其他文化变迁。技术文化是技术在社会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和运用的文化体现,成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和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人们对艺术的第一需要成为对商品效益的追求,畅销成了艺术的内在驱动。显然,这种文化工业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消解文化个性和艺术创造性,使技术实现了社会控制,更使人多少被压制成单纯的工具式的物的存在,沦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5]
五、动漫审美的文化心理上的“诗意栖居”
目前的动漫作品多呈现出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对消费心理和技术理性的简单盲从。当动漫市场越来越多元全球化时,动漫作品却过多地呈现出模仿复制的商品生产的特征。在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们在物质积累中越来越沦为“奴隶”的境地。因此,当技术、消费成为大众的日常存在方式时,人类在视觉领域追求打破存在的二律悖反的僵局,力求以对物的消费和快乐的简单叠加来实现工业生产下的物的丰富积累带给人类的生存压力。
为了实现对快乐的普遍追求,现在的动漫作品常简单地模糊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及其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审美过程带给观众的是视觉体验上的平等。但是作品中的影像符号却越来越消解人的主体性,出现审美的层次上的退化,停留在图像审美的第一、二个层次,放弃对作品的文化内涵的深层次的追求,使艺术在文化层面上由人文价值退化到观看的消费。这种瞬间、在场和即时的体验是技术、商业与工业生产在文化层面上的简单的存在,缺少“读图”的主动解码,是对视觉体验中的文化的服从,而不是理性地主动地发现与创造。以本我的快乐原则取代超我的理想原则,放弃追问,放弃反叛,沉迷于感官的简单审美,在快乐中逃避被“技术”奴役的现状。因此,动漫艺术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化心理上的“诗意栖居”的童话。
动漫艺术的审美是大众文化心理的市场化、技术化与全球化的消费与娱乐,它的审美享受与消费理念帮助视觉艺术在现实与想象、传统与创新、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获得超越。这意味着我们应先从文化角度解读与创作动漫艺术作品,而不是仅仅将动漫看做一种文化产业。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在艺术、文化、科技与市场的各个层面上形成具有丰富文化含量与艺术审美价值,同时又高度发展的动漫产业。也就是说,要使动漫产业健康积极地发展,必须要重视动漫的文化体系的构建,推动动漫的文化建设,以高层次的理念发展动漫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内涵,以文化提高为动漫发展的载体和内容,提高动漫的产品附加值,以拓展动漫艺术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 魏爱民.试论动漫的美学特征[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12).
[3] [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2
关键词：佰草集；包装设计；手工艺文化
引言
在物质功能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产品功能更新或再造是极为困难，也极为有限。如何借助包装提升商品品牌价值就成为企业需突破的门槛。“佰草集”是上海家化集团1998年推出市场的中国第一套现代本草概念中高档化妆品[1]。近两年，家化集团相继邀请了服饰大师劳伦斯•许、花丝镶嵌工艺大师杜建毅、苏绣技艺大师蔡梅英、京绣技艺传承人金馨参与佰草集包装形象设计，推出了“佰草集•惊艳时光”、“佰草集•御”五行换肤系列、“佰草集•典萃”系列彩妆等产品。云锦、花丝镶嵌、京绣、苏绣等多项国家级非遗技艺被应用于佰草集包装形象设计中，折射出佰草集化妆品包装形象设计追寻的手工艺文化价值取向。
一、理念：“本草文化”与“工匠精神”的结合
“本草”滥觞于神农神话，成为中药代称。“本草文化”是专属于中国传统认知性的中医药知识文化谱系[2]，是先辈在把握草药自然物性与人身体之间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结晶。佰草集在上世纪化妆品洋风语境中从上市之日起就以中草药型中高端化妆品定位确立了市场竞争的差异化特征。从消费群来看，国内消费者对中医药“本草文化”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和功能认知经验。从竞争对手看，国际化妆品当时主要抽取中草药配方中契合品牌定位的部分，没有将中草药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去整合[3]。这恰好为佰草集品牌文化定位提供空隙，并以“本草文化”整合了中草药护肤功能，完成了文化占位。首先，本草文化是中草药物质层面意义的直接体现，其精髓在于将肌肤纳入自然五行物质体系，此盈彼亏，不断循环。肌肤缺什么，就补什么，使之完整。基于此，佰草集化妆品每一款产品都是根据本草阵营中的一种草药进行研发（家化集团内部称之为一根草），例如以“七白”、“天竺葵”、“红景天”三种草药对应开发了新七白美白霜、天竺葵芳香精油、红景天香怡护理液三款产品。面膜系列中的“玫瑰”、“枸杞”、“银杏”、“虫草”、“白芍”等系列也都是一根草配方的反映。这些产品包装设计以相应草本植物图像为核心元素进行产品配方信息传递；其次，本草文化不仅仅是某种具体草药，更是大象无形的“药性”，诸如“安全”、“高效”、“健康”、“天然”、“无副作用”等非物质层面意义。此时，包装形象设计中的中草药就从视觉层面的前台转到了技术层面的后场支持。包装也不再出现具体的草本植物，而是将非物质层面的药性通过包装材料、工艺技术、视觉元素等进行体现，以工匠精神打造“精于其外”的包装来隐喻“贵乎于内”的品质。工艺美术理论家李砚祖认为，“工匠精神”源于匠人在工作中形成的精工追求。但工匠精神并非工匠所独有，它实质上是指工作中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追求精工精致的精神[4]。历史上流芳百世的工艺美术精品大都是工匠精神雕琢的结晶。佰草集化妆品包装形象塑造将工匠精神融入包装设计每个环节。从“佰草集•典萃”、“佰草集•太极丹”、“佰草集•御”等产品命名可发现：“典萃”谐音“点翠”，属中国传统细金工艺；“太极丹”与传统中医药技艺关联；“御”与皇家刻印工艺关联。显然，“点翠”、“太极丹”、皇家御用技艺都追求工匠精神的极致状态。如果说“本草文化”完成了佰草集产品的功能和文化定位，那么“工匠精神”则实现了佰草集包装品牌信仰的精神模塑。其包装设计从品牌视觉符号、包装色彩、容器造型三个层面进行手工艺文化植入，以精于比例的造型、专于细节的形式、自然天成的材料，精工精致的工艺传递品牌文化内涵。
二、图形：视觉符号的工艺化
品牌化包装是视觉符号的综合体。包装元素的符号化是包装品牌化的重要策略。佰草集个性化包装形象的确立除了产品功能和本草文化的差异性定位之外，符号化的团花图案也是佰草集与同类品牌差异化识别的核心元素。家化集团内部视团花图案为佰草集品牌视觉图腾。该团花图案源于中国传统剪纸绣样技艺，以线描方式勾勒出不同草本植物形态，百草环绕，形态相依，组成圆形适合纹样，风格清新雅致，如江南女子手中纤细花针绣出的底样。该团花主要作为包装体正面或容器瓶盖图案，是佰草集品牌形象视觉识别的重要符号。“佰草集•新恒美紧肤晚霜”（如图1）定位于大众消费人群，包装瓶盖上的剪纸团花图案以深绿色为底，团花图案与瓶子色彩一致。瓶身上的装饰花纹以金线塑形，又与团花图案以线塑形的方法一致，两者不仅在造型方法上相互映衬，而且在色彩上相映成趣。“佰草集•御五行换肤精华水”（如图2）定位于高端消费人群。包装瓶盖中的团花图案由草本植物、云纹、佰草集品牌英文“Herborist”首字母“H”和如意纹组合而成。整体造型外圆内方，线条细腻流畅，形态缠绕回旋，错落有致。该团花图案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杜建毅采用花丝镶嵌工艺设计制作完成。团花图案先由两根极细金线经过揉搓、压制成若干单元造型，然后经焊接、镶嵌、打磨等步骤制作完成。这枚团花使用的金线最细仅0.08毫米，经杜建毅大师数月精雕细琢完成。黄金材料、极致工艺尽显大气奢华与美而不艳的宫廷艺术气质。此外，定位于中高端消费群的“佰草集•新七白美颜霜”与京绣技艺传承人金馨合作，以京绣技艺呈现佰草集团花图案。从以上三款包装可以看出，佰草集包装形象塑造中手工艺文化的融入以团花图案为突破口，采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来打造团花图案，提升团花图案的视觉质感，为团花图案植入非遗文化内涵。同时，这三款包装选择的工艺各不相同，定位于大众消费群的“佰草集•新恒美紧肤晚霜”选择大众化的剪纸绣花技艺，定位于高端消费人群的“佰草集•御五行换肤精华水”选择宫廷花丝镶嵌技艺，定位于中高端消费者的“佰草集•新七白美颜霜”选择京绣技艺。可见，不同工艺塑造不同品牌形象，选择什么样的手工技艺与品牌定位存在紧密关联。无论是剪纸团花，还是花丝镶嵌图案，都具有精、秀、灵、雅之气韵，契合了化妆品的产品属性。
三、色彩：手工艺色彩观的迁移
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色彩往往源于手工艺材料的自然属性和主观心象需要，具有“以色喻象”的功能，并积淀成“依材取色”和“心象赋彩”的色彩观。“以色喻象”中的“象”具有物象、心象、意象三层意义，分别对应材料固有色彩、以自我为中心的色彩、色彩意境。传统手工技艺具有稳定的色彩认知结构，它以经验认知为手段，以人文意识为核心，将手工艺品色彩赋予浓郁的人文精神。当手工艺与包装结合之际，包装色彩就不仅仅是产品固有色或品牌调性的反映，更是手工艺文化内涵的承载，也是提升竞争力和激发消费者购买欲的重要因素[5]。佰草集化妆品包装色彩意象营造首先根据不同产品的功能和市场定位进行规划，将传统手工艺的取色方法和心象需求融入包装色彩设计，并借助手工艺品色彩传递产品功能属性和文化隐喻。例如“佰草集•典萃轻彩妆”（如图3）包装形象立足“轻彩妆”的功能定位和年轻化特征，确立了年轻、洒脱、轻盈、新潮的形象定位，邀请苏绣大师蔡梅英进行包装视觉元素设计。蔡梅英针对“轻彩妆”的功能和时尚文化定位将苏绣文化植入包装设计，采用苏绣技艺制作了羽毛、花瓣、扇面、树叶、樱桃、蝉翼等视觉元素。色彩以苏绣作品中的粉红、粉蓝或粉紫等粉色为基调，利用苏绣丝线粗细、色彩层次性和物象明暗之间的关系将表现对象立体化。苏绣精雅温和的色彩，平光匀齐的质感，和顺细密的针法，精细雅洁的风格被转移到包装形象中，不仅表现出“轻彩妆”的色彩丰富性，而且营造出江南女红艺术的朦胧意境，给人以丽而不艳、温润亲和的视觉效果。绣品图像的凹凸、丝线的肌理与金属盒光洁细腻的质感相辅相成，既轻盈细腻，又平整光洁，较好地诠释了“轻彩妆”的品牌定位。佰草集18周年限量版“惊艳时光”（如图4）礼盒包装设计采用服装设计大师劳伦斯•许提出的云锦概念，以云锦技艺制作礼盒包装素材，将云锦金丝、银线、鸟羽、蚕丝等材料固有色被转移到包装形象中，以璀璨奢华、绚丽富贵的色彩隐喻消费者身份的高贵。四、造型：手工塑模的温度图形、色彩、器型、文字是包装形象塑造的四大要素。图形、文字传递品牌的符号意义，色彩营造视觉情趣，器型塑造视觉样态。在四大要素中，器型是包装个性特征最最敏感性的要素，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契合品牌定位的包装容器也是品牌的视觉象征，具有符号学意义。但在高度工业化的今天，化妆品容器同质化趋势严重，消费者很难根据容器进行品牌识别。造型的差异化追求、消费群的审美取向、设计师的个性创造性、材料选择的独特性都淹没于批量化生产的工业模式中。理性、冷漠的机械生产恰恰为温情、感性的手工生产提供了空间。佰草集太极系列化妆品器型设计融入工匠精神，打造具有手工温度的容器。一方面，以手工塑型的方式探索容器造型的个性化特征。据家化集团国家工业设计中心创意总监徐军介绍，“佰草集太极精华液”包装容器设计（如图5）为探索瓶形、容量与太极概念之间的组合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手工塑模实验。模型依据人机工效原理结合成年女性手掌尺寸进行瓶身曲线设计，使容器弧度既适合抓取，又提升舒适度。两个容器不仅大小适中，而且内部中空的处理方式克服了因白天和夜晚用量不同而产生的容器大小差异。瓶盖与瓶身的造型比例为1:2，以黄金分割比营造容器造型的视觉美感；另一方面，容器设计突出造型和色彩的情感化表达。“佰草集•太极丹”（如图6）器型设计为贯彻面部肌肤7天一个循环，7个循环49天为一个疗程的护肤原理，采用丹药造型理念，将精华液灌注于丹药颗粒容器之中。同时根据周期循环理念，将丹药颗粒装入太极容器之中。丹药器型和中药汤剂的深棕色在视觉和触觉上都消解了机械塑型的冷漠感，体现了佰草集包装容器设计的人文追求。因此，佰草集包装容器设计中的手工温度本质上是工匠精神的留驻，以手工塑型的方法留住手艺精神、观念、气质、温度和情感，为容器注入鲜活的人文情感。
结语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3
一、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据旅游行业调查分析显示，我国旅行社数量到2013年,其年增长率平均达到9.63%，营业收入达3599.14亿元,相较于2000年的469.95亿元，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9.75%,体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2013年,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26276.12亿元,是居民消费总支出的11.24%，旅游业所占GDP的比重为5.2%,其贡献率紧次于美国。可以看出,旅游业已成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国旅游直接从业人数超过1350万,相关行业在其带动下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因此，旅游产业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旅游产业的长期发展中，其产业结构逐步成形的同时也体现出转型趋势。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可以从其内涵与外延两部分进行剖析，内涵主要包括旅游市场结构、部门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行业结构等,外延部分则包括旅游产业组织结构、布局结构、技术结构以及投资结构、就业结构等其他结构。外延部分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内涵部分有效运转的基础。从地理、环境及文化方面来看，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体现出显著优势。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地区，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同时，中国大陆具有18000多千米的海岸线，气候条件十分多样化。广阔的国土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各方面的自然资源。中国旅游资源类型已位居世界第一，整体数量超过了世界各地的旅游强国。在全国各地，以自然风光、文化遗迹以及社会发展成就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景区已有16000多处。在这其中，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28处，重点风景名胜区172处。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拥有各类博物馆近两千余座。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与当地的生活特色，为旅游业的长期发展带来浓厚的文化基础。
二、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
（一）旅游文化概念
旅游文化这一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从时间、空间、具体内容等各方面体现出旅游行为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综合性，是旅游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高度浓缩内涵的文化形态。
（二）旅游产业分析
相较于其他传统类型产业，旅游产业由于自身在运营方式、服务产品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对其进行定义的过程中往往从消费的角度进行，即旅游产业是一群企业的集合体，各个与旅游消费行为具有相关性的企业共同构成旅游产业。可以看出，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其内部各项经营活动涉及到的外部企业可能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而通过旅游消费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一个特殊的行业。旅游活动作为连接其他相关企业的纽带，其自身的产业性质较为模糊，而这正是旅游产业鲜明的特征。同时，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旅游文化是旅游产业得以运行的精髓与灵魂，旅游产业又是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旅游文化赋予了旅游产业自身独特的魅力与内涵，提升了旅游产业的核心价值，同样，旅游产业市场也为旅游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即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围绕一种主体文化，通过利用技术、创造力以及产业化的发展方式进行营销、开发知识产权的新兴行业。随着《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各大城市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即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形成的。
三、旅游文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价值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链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链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创造力的最初体现，即原创性的智力或物质创意，如体现在书籍、建筑、数字艺术、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中的设计创意与活动。
2、承载这些设计创意与活动的载体，包括特殊物品、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原加工材料等，它们是将这些创意原型体现出来的中介，如绘画创意的实现所需的画笔、画纸等，音乐创意所需的乐器。
3、将创意产品引入大众消费市场，即通过再生产、分配、流通，使得这些具有创意性的服务、物质产品经过复制、批发以及运输等环节形成产业。
4、通过利用宣传营销等手段对创意产品与服务进行推广和传播。
5、利用零售渠道或公共展示平台（包括电影院、音乐厅等）对创意产品及服务进行展示和销售。这一系列环节共同构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链。零售、公共展厅等渠道作为文化创意产品进行销售的主要实现方式，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此范围内，其自身所具有的潜在的渗透影响能力，即其创造性、文化性的内涵，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将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连接起来共同发展，如建立主题游乐园，举办民俗节日以及开发具有历史艺术意义的旅游场所等方式，能够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同时享受旅游消费活动与文化价值内涵感受的途径，从而促进产品与消费者群体之间能够更充分地进行交换。
（二）两者融合价值链分析
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价值链主要包括五个环节：
1、创意环节，即二者在初期共同进行资源开发、统筹规划以及创意设计等，进而体现出二者的融合原创性。
2、生产环节，即以文化创意开发园区为依托，进行旅游文化资源的再开发，如“横店影视城”。
3、营销环节，即将文化创意产品与旅游消费活动联系起来，通过二者的相应影响作用促进营销，如电影拍摄对拍摄地旅游消费的刺激。
4、消费环节，通过文化创意产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感染作用，刺激文化创意旅游地的客流量。
5、后续环节，以主题公园、纪念馆等场所以及展演等活动作为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发展的延伸，打造融文化、艺术、精神、娱乐等各方面内容为一体的旅游项目。
（三）两者整合后衍生品牌发展
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整合发展过程中衍生品牌主要集中于生产、消费以及后续环节中，如生产环节中的影视基地旅游、手工作坊等，消费环节中的书城旅游、美术馆等，后续环节中的动漫乐园、主体设计展以及各种艺术节等。
四、旅游文化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途径
（一）发展思路
1、旅游文化品牌的打造
品牌影响力对一个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创意品牌为切口打开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因此，在融合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兼具文化创意的旅游产业品牌，围绕某一特定主题构建旅游文化品牌体系，以丰富的品牌文化旅游产品吸引广大旅游者，如电影之旅、民间艺术品之旅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品牌企业、品牌旅游示范区，形成一个多元化、全方位的市场机制体制，为旅游文化品牌的推广奠定市场基础。
2、旅游资源价值的定位
旅游资源包括自然风景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两大类，其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明确其资源价值的定位十分关键。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在其开发过程中应着重突出其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同时，对各个旅游景区的资源进行全面地分析和评价，掌握其特质、开发条件以及挖掘潜力，进而明确其在同类旅游资源中的价值定位与开发序位，为文化创意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体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3、旅游产业空间的布局
旅游产业与旅游文化的结合，对其自身的空间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应注重加强与创意文化地区发展较好以及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的联系，构建网络化、一体化的创意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格局，打造具有特色的各个创意文化旅游版块，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4、旅游文化创意的增加
旅游产业在文化产业的推动发展下，其所形成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需要消费者积极进行参与和体验，才能够为其拓展市场奠定基础。因此，应以文化创意体验为导向，引导消费者在购买旅游产品，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关注和参与文化创意旅游活动，如通过举办“文化创意旅游主题活动”的方式，为消费者构建一个能够更深入了解文化创意的交流平台，使其对文化创意中各个领域都进行实践和认识，包括雕刻创意、美术创意、电影创意以及游戏创意等，邀请各文化创意行业中的艺术家、专家等专门对旅游活动进行文化创意再造，并引导旅游者参与到文化创意的头脑风暴中，共同增加旅游文化创意。
（二）扶持与保障
1、大力提升发展环境
利用旅游文化推进旅游产业发展首先应从营造和谐、包容的发展环境着手，进而实现在两大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基础上为其提供良好的施展空间。创意经济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特殊形式之一，是基于创意性社会结构而存在的，从企业发展体系、生产方式、社会氛围、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对创业文化产业的支持。因此，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也应从提升发展环境着手，以生态化的创意性社会结构为依托，加强旅游产业与文化、科技等各产业体系的融合，进而实现促进旅游产业的再创造、再生产与再发展，最大程度提高其产品、服务的附加值。此外，还应重视政府政策的扶持与保障作用，将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承担的单一化角色转变为融开拓者、协调者与规范者为一体的多元角色地位，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支持作用、管理协调功能以及法律保障基础作用。进而使得旅游产业与旅游文化在有指导、有协调、有规范的环境下良性融合发展。
2、重视相关人才培养
具有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创意人才资源是旅游文化与旅游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应加强培养具有文化创意能力以及旅游专业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构建良好的培养机制。一方面，加强创意性教育措施的实施，在全民范围内切实发挥创业教育政策的作用，为推进创意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创意文化旅游生活圈吸引和促进更多创意型人才与旅游人才共同进行探讨、合作，为复合型文化创意旅游人才的培养提供平台[3]。此外，还应积极吸引海内外具有文化创意能力与旅游开发能力的人才加入我们的人才队伍。
3、引导文化旅游消费
随着现代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普及，网络服务已成为众多行业开拓自身市场、提高宣传营销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文化创意旅游产品与服务作为新型的产品项目，应积极构建网络服务平台，引导消费者转变传统的旅游消费观念，围绕消费者的需求为其打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产品，同时将文化创意产品融入其中，促使旅游者从认知层面转变意识，逐渐接受文化创意旅游产品。
五、结束语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4
【关键词】剪纸；化妆品包装；民族化
时尚是一种轮回，它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下，会以不同的形式回到大众的视野。剪纸艺术是我国民间文化，它有着浓厚的历史，记载着民间的风俗，体现人们朴实无华的审美理念。随着近些年国潮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碰撞，满足人们对品质、文化、个性等需求的创新，正推动许多化妆品包装设计民族化，不断焕发新的神采，剪纸艺术与化妆品包装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许多人眼前一亮，让剪纸这项文化重回大众视野。
一、剪纸图案的内涵
剪纸图案的题材非常丰富，民间生活和习俗、吉庆寓意、传说与典故、图腾、花草鸟虫、宗教信仰、十二生肖等等都可以作为剪纸素材，它体现了我国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地域特色鲜明，注重情感的宣泄。纹样就是一部中国的史书，可以从中了解先人的生活风貌，是璀璨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剪纸艺术内容与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主要有三种纹样。符号纹样是最常见的纹样，它在剪纸中使用的频率高且使用位置灵活。例如，“卍”是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卍”的螺旋状手臂伸展连接，成为万字不到头的吉祥图案。把直线变成曲线叫作“万字流水”，蕴含着光明和吉祥的意思。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种纹饰的存在。动物纹样，许多动物都有着很美好的寓意，常见的有鸳鸯代表着夫妻之间百年好合；羊代表的是温和、和平、善良；蛇代表邪恶，狡诈与欺骗以及诱惑；鸽子代表着和平与希望。花草纹样也是常见的纹样之一，莲花代表着清正廉洁，出淤泥而不染之意；被认为长寿之花。花草纹还可以与动物纹相结合，例如：梅花与喜鹊表示着喜上眉梢；牡丹与凤凰，象征富贵荣华和吉利祥瑞。丰富的图案为剪纸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充分展现了剪纸艺术的魅力。从不同的纹样寓意中可以看出我国古时人民的智慧与幸福的生活状态。这些纹样寓意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对于研究剪纸结合化妆品包装设计也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二、剪纸艺术的价值
（一）文化艺术价值剪纸艺术历史悠久，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剪纸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考察，最古老的民间剪纸是在新疆吐鲁番古墓发掘的“对鹿”“对猴”剪纸。它是我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文化结晶。它独特而丰富的地方文化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审美情趣，传承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和本土精神。不同的剪纸材料和方法决定了剪纸的风格，线线相连或者线线相断，形象夸张、简洁、优美、有节奏感，还有很强的装饰性。每逢新年，家家户户都会剪纸贴春花，增加过节的喜庆。单独作为艺术剪纸，它可以收藏。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衍生出许多跟剪纸有关的产物，例如:包装盒、服装等等。在现代剪纸不仅仅是平面的，人们将这项文化越来越丰富化、越来越全面化，让它焕发新生，重新附加了它的价值。
（二）经济价值剪纸作为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经济价值就无法估量，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技术的失传，人们都开始重视这些被淡忘的璀璨明珠。用不同的方式让人们知道这项技艺的存在和它背后的历史。对于每一件剪纸作品都有收藏价值，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的寓意，背后的内涵是无法复制的，剪纸有很强的民间风俗，是一种情感寄托，是人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直接客观地呈现。人际交往送礼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将剪纸艺术应用到礼品类或者包装类，既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又宣传了剪纸这项文化。随着我国人民经济实力的增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旅游行业一直都是火热状态。旅游行业的发展促进了许多产业的复兴，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产品更受到人民的青睐。如今设计师们开始重视这项手工艺，把它们的文化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更深层次地挖掘，运用到了化妆品包装上，一上市它的包装迅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让人们无法不对它记忆深刻。
三、剪纸艺术与化妆品包装设计的应用
（一）包装设计民族化发展趋势包装是品牌的门面，是产品特性、消费者心理等要素的综合反映。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提高商品的附加价值。如今，包装与商品早已融为一体。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文化形式的要求日益强烈，缺乏文化内涵而丧失市场竞争力的例子越来越多。人们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国家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是设计风格的灵感源泉。中华传统文化源自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并且一直作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瑰宝流传于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当中，各类优秀的文化元素一直陶冶着社会公众的情操，给其带来美的享受与艺术的触动。本民族的文化是最有个性、最具有竞争力的。能准确、创新地把民族文化融入包装设计中，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就能把品牌形象深刻地印在消费者的脑海中。想要设计更具有生命力，更具有辨识度，就必须要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任何设计的发展趋势。
（二）剪纸艺术与化妆品包装设计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的崛起、内容与经济的兴起，运输包装升级、社交包装内容变化、包装创新，是设计师应该要注意挖掘的。剪纸艺术的多样性、灵活性，赋予了包装设计传承文化之美。包装设计顺应了时展潮流，民族化包装设计是如今重要表现主题之一。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表现方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剪纸主题图案的选用，如神话、典故、谐音、动物等；二是运用剪纸的立体和镂空技法让包装设计更有层次感。纸盒是化妆品包装设计运用最广泛的材料，主要形式有插口式、开窗式、手提式、抽屉式、变形式、有盖式、组合式。近些年流行的是在纸盒上镂空和折叠立体的方式，剪纸由于镂空就形成了阳纹的剪纸必须线线相连，阴纹的剪纸必须线线相断的结构，使整体造型有连贯性，形成连绵不断的效果。西湖印记系列包装就选用民间题材风景类，包装灵感来源于西湖十景，用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提取经典建筑或风景采用立体雕刻绘画、折叠的方式作为整体包装。包装盒缓缓打开，西湖十景映入眼前，非常震撼。难遇知音系列将京剧纹样和动物纹、花草纹结合，云纹具体化，海浪表示着阻拦，京剧元素则表示音。采用立体雕刻绘画、折叠工艺，包装打开升降、折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化妆品本身载体的包装设计，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激光印刻工艺，提取、设计好跟产品主打的理念有关的元素，就可直接激光篆刻。
（三）剪纸艺术对化妆品包装设计的影响包装设计民族化是实现文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重要一步，花西子靠着它鲜明的包装设计风格一度出圈，在国际也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潮流，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运用剪纸元素，增加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化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给人们带来独特的体验，刺激大众消费。将民间剪纸中的色彩元素应用到化妆品包装中，不仅能亲切传达产品的视觉形式，使化妆品的文化美感得到提升，在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且还能发扬并传承我国民间传统文化。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让传统民间艺术有了新的载体而得以发扬传承与创新，又使商品包装设计因为强烈的设计感和民族感而具有突出的市场竞争力，让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发扬，与包装设计实现了互利互助与共赢。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5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范文6
“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的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扬其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打猪草》的原本中，陶金花是个手脚不干净、得理不让人的泼辣村妇，她打猪草时明明偷了金三矮子(新本改名“金三毛”)家的齊子，就是死不认账。新本在人物设计上，把女主角改造成了一个勤劳、可爱、纯朴的乡村少女;在故事情节上，将陶金花故意偷齊改为打猪草时不小心碰断两根齊子。这样新本在思想内容上就更健康，人物形象就更可爱，整个剧情都洋溢着乡土的气息、青春的活力、劳动的情调和优美的旋律。《天仙配》源于黄梅戏三十六本传统戏中的《七仙女下凡》，原作的大致情节为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感动了上天，玉帝便命七女下凡与他完成百日姻缘，并给了他一个“进宝状元”的功名，最后娶得东家千金。宣传的是一种因果报应思想，并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新本改为七女羡慕人间男耕女织的自由生活，追求男欢女爱的真正爱情，便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玉帝知情后勒令七女回归天庭，活活拆散了一对好夫妻。表现的是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强权的威压下最终摆脱不了悲剧性的命运，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进人新时期以后，宽松的文化语境让黄梅戏重焕生机，出现了又一波空前的繁荣，但随着后来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和文化产业的强势启动，文艺的边缘化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语境，黄梅戏艺术如何通过创新拓展文化市场成为一种持久的冲动。在艺术形式上，以美声唱法与黄梅戏唱法相结合，在黄梅戏唱腔中融人通俗唱法，尝试黄梅戏音乐剧，黄梅戏伴奏的进一步交响化，黄梅戏舞台剧的歌舞化，等等，都成为一些创新者有益的尝试。在内容层面上，一些地域文化素材得到了很好的发掘，如《徽州女人》《桐城六尺巷》，有的直接取材鲜活的现实生活，如《柳暗花明》《中秋月圆》，有的则把地域文化与时代热点紧密结合，如《风雨丽人行》《江淮儿男》，有的尝试把黄梅戏儒雅化，如《乾隆辨画》《临川四梦》……这些创新的努力，能否让黄梅戏突破生存困境另当别论，但的确使黄梅戏的艺术风格多彩多姿。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黄梅戏的发展走的就是一条改革创新之路。这个传统戏曲的几度辉煌，浸透了几代艺术家辛勤的汗水和创新的智慧。令人费解的是，建国初与新时期的艺术创新却有着两种绝然不同的接受结果，以建国初一部代表性作品为例，“1956年，第一部黄梅戏影片《天仙配》公映，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国内放映15万场，观众达1.43亿人次的奇迹”。而新时期的所有创新剧目，基本没有一部产生过持久性影响，获得过可观的经济效益。可以理解，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至上、知识爆炸、技术发达的时代，人们获得娱乐的方式快捷方便而又丰富多彩，一个传统戏曲的几个创新举措不会得到多少观众的青睐，即使在文化产业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中，这个一度让人沉醉心迷的传统戏曲如今的发展态势仍然是举步维艰，一切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自身艺术形式上的创新都难以重鋳它昔日的辉煌，即便是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成为一种奢望。痛定思痛，这不由得让人怀疑那些创新的有效性，我们也不得不返回到传统的源头，重新探索黄梅戏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任何一个戏曲剧种都有它独特的传统。黄梅戏起源于民间，由农民创作，农民演出，农民观看，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息息相关。它是一种典型的草台艺术，较少受到高高在上的庙堂文化和温文尔雅的文人文化的影响，吴头楚尾深厚的民间文化积淀和淳朴的乡风民俗，造就了它的一切艺术风格。
相比于京剧的华美大气，昆曲的清丽典雅，质朴清新是黄梅戏的本质特征。黄梅戏的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和民间传说，占据舞台中心的多是平民百姓和落难之人，有用轻松幽默的手法来表现日常生活情趣和生存智慧的，如《夫妻观灯》《打猪草》《小辞店》《补背褡》《卖线纱》，有用凝重的色彩去表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体苦难抗争的，如《告粮官》《天仙配》《女驸马》《荞麦记》《罗帕记》，但与其它一些戏曲热衷的题材不同的是，它极少上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也无意于深刻的主题和重大的题材，即使如《天仙配》中出现了一个玉 皇大帝的七公主，也被改造成安于寒窑度日、男耕女织的村姑形象。然而，近年来的一些黄梅戏创新剧目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错误倾向，即无视黄梅戏的这种草根文化特质，一味强调“现代性”，突出“主旋律”，以获取政府奖项、赢得评委好评为目标，全然不在乎观众是否接受。至于黄梅戏的精雅化思潮，如强调诗化风格的《风雨丽人行》，表现人生况味的《秋千架》，刻画传统文人的《李清照》等等，它们的本意是想提升黄梅戏的艺术品味，改变黄梅戏的“草根”出身，试图进人份额巨大的城市文化市场，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曲高和寡，除了赚得专家学者的满钵口水，在商业的演出市场还得让政府掏钱买单，广大观众对这种精雅化的创新并不买账。有论者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黄梅戏是‘平民’的，这根纽带不能断，它的主要演出活动应该是‘下沉、沉到知音处，沉到人民中去，而不是一味追求‘上浮、争上领奖台，造成一奖到手，一戏丢手的现象。”黄梅戏的最大特色是唱腔，从最初的“黄梅调”(乾隆末)到成型的“黄梅戏”(建国初），黄梅戏在1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尤以轻盈活泼的花腔最为丰富，据统计有69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梅戏能够迅速唱响全国，凭借的正是这些富有特色的唱腔。正如电影《天仙配》的导演石挥对此的评价：“首先吸引我的是黄梅戏的曲调，那种浓厚的泥土气息听上去确是动人……我最喜爱它那种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浓郁的传统色彩，纯朴，优美，动听。”?昆曲用的是昆山腔(水磨调），京剧用是皮黄腔，黄梅戏唱的是黄梅调，各种声腔都极具地域色彩，它们就是一个个文化传统，也是政府将它们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传统被黄梅戏创新者大刀阔斧地革新了。民间的戏谜不适应，顽固地把这种传统与创新的不同剧目区别为“老戏”和“新戏”。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之交，安徽推出了黄梅音乐电视连续剧，如《西厢记》《桃花扇》《家》《春》《秋》等，以黄梅音乐为背景，以改编移植为创作手法，将黄梅戏表演影视化、念白话剧化、音乐歌剧化，表面看来，这是传统戏曲现代化的重大创新，但过度的颠覆与过量的嫁接动摇了黄梅戏的根基，误导了黄梅戏的发展方向，最终还是伤害了正宗戏迷的感情。观众对这种创新的意见是抱怨指责：“听戏没有戏的品味，听歌没有歌的滋味，结果是把黄梅戏唱腔搞得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老观众不得意，新观众不喜欢。真都不如原汁原味的那些黄梅戏的那些老唱段。”?老百姓对“老戏”那么留恋，对“新戏”那么排斥，这也说明唱腔是一个戏曲的根本，任何颠覆性的创新都要非常警慎，否则是吃力不讨好，市场不接纳，观众不欢迎。在舞台形式上，黄梅戏也有自身独特的传统。它并不追求史诗的风格，也不讲究宏大的场面，而是短小精悍、灵活自如；它不讲究华丽的舞美布景，灯光服饰皆一派乡土本色；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程式，但不像京剧、昆曲那样刻板和僵化；音乐伴奏虽日渐交响化，但“一桌二椅”、“一把二胡”、“二四六锤”的舞台效果也能自得其乐。黄梅戏对这种实用简洁舞台形式的偏爱，也许是因为黄梅戏一度生存于民间，不得不以简约的艺术风格去控制成本，而以出色的表演来获取市场。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黄梅戏舞美设备进行适当的更新是必要的，但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是过犹不及，有的新编剧目就出现了一种奢侈的向、繁縟的作风。它们讲究排场，极尽铺张之能事，道具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大，灯光效果电脑化，舞美布景遥控化，音响声效超前化，戏剧的形式远远大于戏剧的内容。很自然，这些大手笔、大制作对剧场条件要求较高，据说有个新剧仅演出道具就需要十卡车来装运，一般的演出场所也只能望洋兴叹了。也许那些大手笔的制作者压根就不想为底层观众服务，可是即便在大中城市，又有多少人愿意挥霍几百元钱去享受一顿并不一定合自己口味的视听盛宴？目前大多数国有剧团走不出“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也赔”的魔圏，也许就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奢侈之风在作怪。还是梅兰芳大师说得好，“移步不换形”，传统戏曲需要发展，更需要传承，一切创新都要尊重传统戏曲的艺术底蕴和审美特色，一切创新都要顺从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和接受心理。在传统戏曲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时体现的不是创新的魄力，往往表现为某种不合时宜的盲目冲动，它们不但不能打开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局面，反而会把老祖宗留下的一点遗产挥霍一空。我们不可否定，创新是传统戏曲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传统戏曲都是在艺术创新的冲动中弄得面目全非，既没有传承好戏曲遗产，也没有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反倒招来谁都不待见的不良后果。究竟该如何创新，让传统戏曲走出生存的困境，打开产业化的局面？黄梅戏发展历程中的创新与坚守、成功与失败，也许为我们铺设了一条传统戏曲产业化的创新路径：要用传承经典与产业开发两条腿走路。对戏曲传统和艺术经典要有敬畏之心。戏曲传统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创新的起点应该是对传统的理解，对经典的尊重，一切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都应该以它们的传播和影响为基础，任何颠覆性的创新都有可能误人歧途。
“要知道，经典业已经受了历代观众的检验，在一个民族的心理中已然产生了深厚的文化沉淀，如果要破开它，试图创造一个陌生的、与大众认知完全相悖的新东西，不管创新者如何胆识非凡、创意独具、尽善尽美，那也只能是另一种艺术。,黄梅戏的大众接受心理恐怕也是如此。中国人听戏有个习惯，旋律越熟悉的越爱听，故事越熟悉的越亲切，具体演唱的是什么内容并不是十分重要，这就是他们对内容的超越。戏曲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形式的品味和意蕴的把握具有永恒的魅力，它大致规定了一切戏曲传统和经典剧目的接受定位和传承方式。在黄梅戏故乡安庆最有影响的“黄梅戏会馆”和“吴樾茶楼”，最受欢迎的是小戏《打猪草》《打豆腐》，一提到黄梅戏，人们很自然地想起《天仙配》《女驸马》，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黄梅戏经典的社会影响和市场潜力。黄梅戏传统的“三十六本大戏，七十二本小戏”，建国初期成型的黄梅戏经典，都是历代黄梅戏艺人才智的结晶，它们不仅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保存了一种戏曲文化的完整样态。对这些经典剧目，原汁原味的保留也许比大胆的创新更富有经济价值。经典是百看不厌的，在当今文化市场分众化的大形势下，它们永恒的魅力自有稳定的受众，不能把艺术创新作为黄梅戏产业化的唯一方向。经典的确是在发展中形成，但也不可否定经典也是发展中的经典。
传统戏曲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式，与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时代风尚和审美趣味毕竟有一定的距离，黄梅戏要实现产业化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要与时倶进、积极创新，寻找到能够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传统的尊重并不能否定黄梅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对经典的传承并不能否定经典可以市场化的价值属性。实际的情况也恰恰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传统戏曲的现代化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的现代戏甚至已经成为新的传统、新的经典，成为文化市场中新的面孔、新的典范。《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还有豫剧《朝阳沟》、评剧《杨三姐告状》、川剧《变脸》等，虽然有的剧目产生的文化语境比较复杂，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在继承中国戏曲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成功运用了富有高科技含量的声、光、音效，大胆借用了西方现代的音乐伴奏和戏剧形式。它们的生活内容大都是现代的，它们的艺术形式基本是传统的，这种差异与对立并不影响它们凭借经典的唱腔、优美的旋律、规范的程式，让人百听不腻、百看不厌、百唱不倦，成为传统戏曲现代创新的成功范例。现代黄梅戏《徽州女人》在剧本观念、音乐唱腔、舞美设计、程式动作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新的尝试和大胆的创新，得到了理论界和文艺市场的广泛认可，吸弓I了海内外一批接一批的观众走进剧场，仅在北京，较短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连续上演一百多场的纪录，在全国戏剧界掀起过一股新的黄梅戏热潮。这些新经典的市场效应足以说明，在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开发中，传统剧种可以创新，现代生活也可以人戏，关键是怎么创新，怎么人戏。产业开发与传承经典是传统戏曲产业化模式的一体两翼，两者路径迥异，但是殊途同归。传统戏曲产业化的实质也就是实现消费市场的最大化，与传统文艺传播机制相比，传统戏曲可以借助产业化机制来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推向社会，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而戏曲产业经济效益的好转，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戏曲经典的传承，进一步提升整个行业的产业开发能力。这个发展态势如果能实现，对于整个戏曲行业来说就是一个良性互动的价值提升过程。如果说传承经典关注的是传统戏曲艺术的审美属性，市场开发则倾向于这种艺术形式的市场价值。任何艺术一旦进人市场机制，它的目的就很直接，手段就很灵活。传统戏曲产业市场的消费者是观众，他们就是这个产业的上帝，“唱什么”与“怎么唱”，他们最有话语权，如果非得反其道而行之，哪个消费者都不会买账，这个市场也很难搞活。戏曲在过去主要是用来欣赏的，而当下社会的戏曲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是高压力、快节奏生活之余的一种放松和减压。东北的“二人转”尊重的正是观众的这种审美需求，它博采众长，将说口、笑话、小品、相声、舞蹈、杂耍等融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以传统地域文化为根基又与当下生活密切相连的娱乐性艺术。同时，二人转的表演始终都以观众为主，演员会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众、不同的氛围，采取不同的表演方式，把“娱乐观众”与“观众娱乐”作为表演的宗旨。
二人转产业开发的成功，揭示了传统戏曲产业化的价值原则：只有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真正打开产业化的局面，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对于样态复杂的文化产业，理论上很难为哪一个具体的产业设计出精确的发展路径，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文艺的产业化进程中，黄梅戏不可避免地要作为一种消费文化而存在，而消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感官的娱悦是受众接受一种文化消费的心理基础。这种价值原则也许可以为黄梅戏的产业化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路，去挖掘黄梅戏艺术形式中内在的商品价值。在黄梅戏的腔系中，源于民间流行曲调的花腔占有特殊的地位，据统计有100多种不同的风格，它们的特点是轻盈活泼、生动悦耳，常用来塑造风趣诙谐、滑稽幽默的喜剧人物和丑行角色，历来深受观众喜爱，这里面也许深藏着可业开发的无限商机。尤其重要的是，与东北二人转丑角当家的艺术风格相似，黄梅戏最初也是一种乡野村民们消遣娱乐的说唱艺术，由小旦、小生、小丑“三小行当”起家，在许多黄梅戏传统小戏中，丑行与生、旦的戏份不相上下，其中的小旦(花旦)多扮演活泼、多情的少女或，唱做并重，旧有“一旦挑一班”之说，丑角则分小丑、老丑、女丑(彩旦)三小行，扮相新奇，插科打诨，笑料叠出。有了那些丑角、花旦的重头戏，这些小戏都充满一种开心闲适的情调，?打猪草》的纯朴率真，?闹花灯》的妙语连珠，《春香闹学》的机智风趣，《打豆腐》的滑头遍地，或慈态可掬，或狡黠诡诈，令人忍俊不住。这种艺术风格，在产业开发中完全可以兑换出真金白银。这也说明，起源于民间草台的黄梅戏也有着提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基因，具有产业化的价值潜势。对于那些突出丑角、短小精悍的小戏，更是可以侧重于娱乐性的尝试，探索黄梅小戏与相声小品、情景喜剧等现代流行文艺的结合方式。黄梅戏《婆媳之间》就是一部反映新旧两个时代婆媳关系的现代小戏，富有黄梅戏小戏特有的幽默感和生活情趣，据说很受欢迎，不失为一次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如能蔚然成风，中国的文化产业界也许会耸立起另一座可与东北二人转相媲美的“乡村大舞台”，黄梅戏作为一个传统戏曲，也完全有可能如东北的二人转一样，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