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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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科技创新 农业经济 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2-0064-01

1 缘起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点，它能体现出我国的综合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农业经济的发展面临了更多压力和挑战，我们需要寻找出一条能适应市场发展的农业经济模式，有利的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1.1 农业经济管理简述

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了社会的稳定。农业经济管理简单的说是以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社会经济条件、市场环境为依据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说就是结合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市场环境，并以国家在经济上的政策方针为指导，确定未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对信息化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要素以及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同环节进行计划、决策、控制以及组织协调[1]。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1.2 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现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没有适应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导致农业的经济管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重视、农业管理人员的执政能力较差知识结构比较单一等情况存在。不能满足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从管理体制入手，提高农业人员的执政能力。

2 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2.1 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的转变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业经济管理已经驶入了新轨道。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开始渗透到农产经济的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经济管理将会越来越重视农业经济的深加工以及农业产品质量与安全，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改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改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和思维。

2.2 经济信息化管理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改变了各行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将成为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使得信息化开始进人到普通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技术的信息化，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力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经济管理是提高农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农业只有不断我国基层农业管理人员信息化的意识，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管理的效率。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2.3 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但可以使农业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还能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

2.4 管理制度的创新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才能扫清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加强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改革，提高对农业经济投人。“加强政府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增加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和保护制度，加强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建设，并相应地推进农村经济制度与农业技术政策创新，[2]”这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3 以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3.1 加大政府投入和科技市场监督

目前，要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科技，应进一步明确农业科技活动为国家的公益事业，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投入的最低增长幅度，建立一套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投资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制，确保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各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实行规范有序运作。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3.2 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使农业发展的理念得以改变，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变。必须通过深加工来转变农产品的形式，拓展销售市场；积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发展；还要让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予以提高、农业的安全能力得以保障、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得以提高，从而使农业的竞争力以及农业经济得以增强。

3.3 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可选择农业科技、教育人才较为密集的区域创造适合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迅速转化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使知识和资本对接，加快孵化、培育或引进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从而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开发战略。特别要重视对懂得农业高科技、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坚持不懈地抓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综上要满足这些条件，还需要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着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制，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建立农技信息网络，通过技术和信息咨询，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在农技方面的急难问题，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物资。要通过现场咨询、实地指导、科技示范、技术培训，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的流通，培育具有现代农业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的农民群体，推动农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林业；技术创新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林业可持续发展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正成为全球广泛认同的林业发展方向，它不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重新定向和定位，同时涉及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林业可持续发展是在对后代人需求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对林业各方面的需求。林业科学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经历了由产量型到效益型的转变，进入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崭新阶段。我们从分析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条件入手，探讨林业科技创新在林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从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论述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及对策。以期促进林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

1、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概述

林业的主体是森林，森林是地球生物圈中最大的生产者，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多重功能，因此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人类利用森林的方式和内容上看，林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自然林业、农耕林业、工业资源林业和综合利用林业4个阶段。森林利用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森林经营思想的演进，从自然林业时森林对人类的单向呵护，到农耕林业时因粮食问题产生的毁林行为，再到工业资源林业初期对森林的掠夺式开发和后期的森林永续利用，以及20世纪中期以来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反映出人类对森林的经营越来越趋向于成熟。从森林永续利用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最大的进步在于从强调森林单一价值的生产发展到了强调森林的全部价值，经营单位从林分或林分集合体发展到景观和景观基础上的森林健康和生产力，从注重森林的蓄积量和定期产量发展到在注重林龄、结构、林木活力、动植物种类等森林状态的前提下关心蓄积量和定期产量。

2、技术创新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2.1 森林资源监测与信息技术 随着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得森林资源清查、监测和管理手段日益走向现代化。并使森林资源监测与评价向高层次的区域与全球的方向发展。近代森林经理学融进了系统论、控制论、模拟仿真理论及信息科学等现代决策理论与技术，利用计算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有可能从数量和空间分布上对复杂的森林系统作出多资源多目标和土地综合利用的优化方案，加快实现了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方向的转移。

2.2 林木遗传改良与无性系林业的技术创新 近年来由于生物技术在林业上的应用，林木育种开始从常规手段向遗传工程过渡，基因转移技术逐渐渗入树木改良领域，并应用于林业生产，分子标记技术对主要树种的遗传图谱构建取得了重大进展，利用分子生物技术可创造出优质的工业用材新品种。20世纪80年代后无性系林业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取得突破。使得桉树、辐射松等树种的无性系造林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当代林木遗传改良及无性系林业的技术创新，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森林资源进行速生丰产、优质高效的定向培育和工业利用。

2.3 森林集约栽培及管理技术 人工林集约栽培技术的进展主要体现为: 林木培育定向化，即按工业生产要求。营造专一用途的森林；管理措施模型化。即在不同栽培措施、营林生产与社会经挤条件等因素对人工林产量、产品结构和经营效果等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不同栽培区、不同立地类型、不同造林营林措施、不同作业用工与投入价格、不同木材规格及价格等方面对营林效应的影响关系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用于选择人工林的合理轮伐期和培育方案，评估人工林的生产力与发展潜力，从而实现人工林的优化经营; 栽培作业机械化，即苗木培育向工厂化发展。

2.4 木材科学理论及加工利用技术 今年来，国际国内在木材物理学领域已揭示出木材加工处理机制，改进了木材加工处理工艺，能够利用小径材和采伐剩余物制造出大规格、高质量的板材或直接压模成型的木材构件，并从全树利用向全林利用的方向迈进。在木材力学领域已扩大到以木材为基质材料的人造板、层积材和复合木质材料研究与应用等方面，使木材和人造板等木质材料的测试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木材加工，加工机械达到高度精密化、自动化、智能化和清洁化。在产品结构上，耐用、耐腐、耐压、固化和阻燃新技术不断更新，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重组木等新产品开发层出不穷。在制浆造纸工业方面，酶工艺已走出实验室应用于造纸生产。

3、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对策分析

3.1 发展林业高新技术 在林业生物技术创新方面，要着力解决林木生长率低,森林质量差和抗逆性不强等技术难题。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着重提高3S技术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水平，发展数字林业，完善森林生态和灾害监测网络，建立森林经营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常规技术和高新技术相结合，选育出一大批优质的林木优良品种，在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天然林保护等方面，要在增加森林资源和发展林业产业上取得突破，从培育、管理、保护森林资源到加工利用进行一体化机制，提高科技质量，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使林业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3.2 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 首先要调整林业结构，建立林业科研新机制。主要解决学科结构、科研结构布局和组织结构，在学科结构上加强生态环境改善，天然林可持续经营及植被恢复技术，人工林资源培育、保护与高效利用，高新技术在林业上应用的创新能力等学科建设，提高学科的综合素质。转换机制，成立现代科研院所，形成社会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科研新模式，开放、竞争、协作的新机制，形成鼓励创新、尊重知识和敬业爱岗的院所新文化，发挥科技资源的优势。

3.3 抓好林业产业升级 增强林业企业特别是大中型林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改造，提高引进、吸收、消化、创新水平。强化高新技术研究，积极培育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技术产业、有益于环境保护的高新技术产业等新的林业经济增长点，积极鼓励科研单位兴办科技先导型企业，大力支持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大力加强产学研结合，减少研究和开发中的盲目性和重复浪费，在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中强制性推广高新技术和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努力提高工程建设的科技含量。

3.4 健全和完善社会配套服务体系 成立林业技术服务和示范中心，集咨询、技术服务、中介机构甚至风险投资等职能于一身的这个组织可由林业部门、产业界与科研院校联合组建。主要进行林业产业中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系统集成和工程化研究、传统生产工艺的改造、国外先进适用绿色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及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等，成立林业技术、培育示范基地和扩散中心。对于林业部门不仅要加强法规、标准的执行和监督力度，而且要起到中介、协调和服务的作用，利用现有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和林业机构网络大力推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扩散能力。

4、结语

技术创新是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不断进步的科技将为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和有效的手段,从而使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要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林业的技术创新一定要从林业体制改革、林业高新技术、林业产权、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林业科技人员的科技水平，提高林业科技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俞新妥.混麦林营造原理及技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文3

[关键词]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关键科学问题

Substance basis research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s one of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of inheriting，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YANG Xiu-wei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The compoun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s the medication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singl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mostly in decoction pieces） is the prescription composition of the compoun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study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 basi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compoun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s an entry point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status of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and Guide″ for a certain singl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the different compoun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hile substance basis research of a certain singl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hould be a full component analysis as well as both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quality. Substance basis research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s one of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of inheriting，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Key words]compoun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ffective substance basis; key scientific problem

doi：10.4268/cjcmm20151719

中药是以人种药理学（ethnopharmacology）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意义上的筛选开始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为各种应用目的的临床试验/总结。由于这种临床试验/总结是以人种为对象，总结出的结果是科学的。中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汉《神农本草经》最初记载中药365种，唐朝《新修本草》增加了中药114种，明朝《本草纲目》记载中药1 892种。初刊于同治三年（1864年）的《本草纲目拾遗》，对《本草纲目》的药物加以补充和订正，增录了药物716种，吸收了不少民间药物和外来药物，加附篇收载中药，总计921种。这些是传统中药，经历了人种药理学的考验。其后不泛发展了一些中药，但大多只能归属为“药用植物”或“草药”，很少经历人种药理学的严格考验。本文以传统中药为对象，阐述其物质基础研究是其继承、发展、创新的关键科学问题。策略之一是中药材、饮片突出全成分分析和稳定性物质基础研究，中药复方突出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1生药和饮片物质基础研究

1.1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

生药是指纯天然未经过加工或者简单加工后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等类中药材，少数为人工制成品。因此，生药是中药的原料药。依据药品国际通行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三要素原则，生药首先要具备此三要素，它们都与生药的物质基础相关。如安全性上，附子中的乌头类生物碱，马钱子中的士的宁类生物碱，鸦片中的吗啡碱。有效性上，麻黄中镇咳、平喘的有效成分为麻黄碱类生物碱。质量可控上，前述这些化学成分含量的多寡。由此推论生药的物质基础是中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先决条件。由于中药应用很少像“独参汤”那样一味药应用，基本为复方，每个生药所含某一个和/或某一类化学成分在复方中的权重由该味药在复方中的君、臣、佐、使的地位所决定，“药有限，方无穷”，“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在某个中药复方中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分子或“分子群”，在另一个中药复方中可能是次要的分子或“分子群”了。因此，生药物质基础研究科学、现实的做法必定是全成分分析。这种全成分分析是中药领域的公益性事业，决定了要采取“举国体制”式的由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计划安排，稳步推进其进展。

1.1.1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与物种中药基原植物具有多样性，有其历史原因。①不同科来源的中药材。1963年版《中国药典》同时收录了木通科木通、毛茛科川木通（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i Franch.或绣球藤C. montana Buch.-Ham.的干燥藤茎）和马兜铃科关木通（东北马兜铃Aristolochia manshuriensis Kom.的干燥藤茎），作为木通应用，由于产量的原因应用最广泛的是川木通和关木通。直至“马兜铃酸性肾病”提出后，引发了对木通、川木通和关木通物质基础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关木通含马兜铃酸和马兜铃内酰胺等，毒性大;木通不含马兜铃酸和马兜铃内酰胺，安全无毒^[1]。2000年版和2015年版《中国药典》木通项下收载木通科植物木通Akebia quinata （Thunb.） Decne.、三叶木通A. trifoliata （Thunb.） Koidz.或白木通A. trifoliata （Thunb.） Koidz. var. australis （Diels） Rehd.的干燥藤茎为木通的法定药材。②同科不同属来源的中药材。如《中国药典》土鳖虫项下收载为地鳖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或冀地鳖Steleophaga plancyi Boleny的雌性干燥体，物质基础不详。③同属不同物种来源的中药材。如人参（Panax gingseng C. A. Mey.的根和根茎）和三七[P. notoginseng （Burk.） F. H. Chen的根和根茎]同为人参属（Panax L.）植物，前者人参三醇型皂苷与人参二醇型皂苷的含量比为1∶2.75，含微量齐墩果酸型皂苷;后者人参三醇型皂苷与人参二醇型皂苷的含量比为3∶1，以20S-原人参三醇型皂苷为主，不含齐墩果酸型皂苷^[2-3]，它们为不同的中药材。④同一物种不同的药用部位。麻黄来源于麻黄科植物草麻黄、中麻黄或木贼麻黄的草质茎，功效为发汗解表等;麻黄根来源于草麻黄或中麻黄的根及根茎，功效为止汗固表。同物种不同部位，临床运用各异。麻黄草质茎中主要生物碱以麻黄碱和伪麻黄碱为代表，而麻黄根中主要生物碱以大环精胺类生物碱为代表，物质基础不同，作用截然相反。枸杞是茄科植物枸杞的成熟果实，传统滋补药，具有滋肾、润肺、补肝、明目等作用;地骨皮是枸杞的地下根皮，清热凉血药，临床上主要用于虚劳潮热盗汗、肺热喘咳、吐血衄血等出血性疾病，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生药物质基础的研究有助于判断物种的差异和同一物种不同部位药用价值的取向。

1.1.2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与药材的道地性与非道地性由于中药材的优质性没有客观和法定的依据，人们习惯将道地药材称为优质药材。道地药材的化学组成除受该物种的遗传因素控制外，还受该物种所处环境的胁迫。因此，根据标准道地药材物质基础化学组成的可视化图谱，不是某个或某几个，而是化学物质的指纹性，能够甄别道地性与非道地性药材。同时，研究道地药材物质基础与谱效学是否相关联，有助于判断道地药材的优质性。物质基础是“因”，优质性是“果”。

1.1.3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由于中药材主要来源于植物、动物和矿物，决定了其种植/养殖是实现可持续性利用、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大中药产业链的形成和不断延伸，加剧了天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枯竭，资源问题面临挑战。“九五”末期开始，国家采取建设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养殖（GAP）基地来缓解资源问题的压力和提高中药现代研究水平，对常用或急需、濒危的120余种中药材开展了引导性GAP工作，面积不断扩大，也极大地调动了中药制药企业和跨国集团参与中药材GAP基地建设工作，经过科技创新的持续推进，常用中药材生产体系基本建立。尽管出现了发展中的连作障碍、病虫害等方面的问题，总体趋势形势喜人。但是，面临用什么指标评价其质量优劣、如何指导其标准化操作规程（SOP）制定的科学问题挑战。由于生药的物质基础系统性研究薄弱，科研积累不够，不能从体现药物属性的物质基础方面进行科学评价，严重制约了中药材GAP工作的有序推进。生药物质基础存在是客观事实，因而现实的技术策略之一是明晰生药的物质基础，进行全成分分析及其含量科学标准制定，指导中药材GAP基地建设。

1.1.4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与药材的定向优选、培育中药材是一种特殊商品，产量高不是衡量其质量优劣的指标，物质基础存在、内含成分比例和含量适当才是“金”指标。因此，只有在质量标准科学确定的前提下，以其为指导，才能多、快、好、省地定向优选、培育良种或新品系。

1.1.5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与中药材濒危物种可持续性发展美国《濒危物种法》指出，导致物种濒危或受到威胁的原因有：①野生动植物的生境或活动范围已被毁灭、更改、缩小或有被毁灭、更改、缩小的危险;②因商业、娱乐、科研或教育活动而过度利用;③疾病或捕食行为;④现有的管理机制不充分;⑤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了它们的持续生存。这些因素在中药材濒危物种中都存在。我国政府除立法保护外，还鼓励科研工作者寻找代用品。那么能否代用？物质基础是决定因素。应该在这些中药材濒危物种还存在的情况下，尽早明晰其物质基础，建立数据库，以便对照比较，寻找到或研制出切实可行的代用品。

1.1.6生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与其体内过程研究中药的体内过程研究，已成为中药现代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4-7]，涉及到药代标示物、靶标示物和非靶标示物分析，中药药物相互作用以及药物代谢酶的诱导和抑制等方面的研究，能够为现代科学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提供方法。鉴于中药复方化学成分复杂，可变性因素较多，中药的体内过程研究应以单味中药为切入点。因为中药所产生的整体疗效是建立在单味中药基础之上的，“药有限，方无穷”，将单味药的基础研究做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辐射促进复方的研究。尤其是复方配伍中的相互作用研究等，是以单味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这些的前提条件都要求生药的物质基础应尽量清楚。

1.2饮片的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饮片是中药材经过按中医药理论、中药炮制（旧称修治）方法，经过加工炮制后的、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的中药。表明中药材、中药饮片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中药饮片包括了部分经产地加工的中药切片（包括切段、块等），原形药材饮片（适应于易用性的炮制）以及经过切制（在产地加工的基础上）、炮制的饮片（适应于临床特殊应用的炮制）。中药切片和原形药材饮片管理上应视为中药材。而管理意义上的饮片概念应理解为：“根据调配或制剂的需要，对经产地加工的净药材进一步切制、炮制而成的成品称为中药饮片”。严格意义上的中药饮片是处方药。炮制是中药的特色之一，包含了许多“绝技”，在某些人为因素的干预下，生药的物质基础无论在组成上、比例上都可能发生变化，尤其是物质基础化学结构上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其毒性和疗效。如附子的炮制减毒;熟大黄、酒大黄、醋大黄、大黄炭药性的改变;水参加工成红参化学结构上的改变^[2]等等。总之，按标准操作规程炮制而成的饮片，有其自身的物质基础。明晰炮制品的物质基础，对于揭示炮制机理、制定标准炮制规范和质量标准、保证中成药质量等都有重要科学意义。饮片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亦随它在复方中的君、臣、佐、使地位所决定，因此，饮片物质基础的研究亦应是全成分分析。

1.3生药与饮片物质基础稳定性研究

无论是生药还是饮片，每个生药、每个饮片，在不同的处方组成中，都对应不同的作用。追求它们物质基础的平衡、稳定，控制其制备程序和质量，是保证中成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最现实的方法，具有普遍和重要科学意义。

2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复方是中医药基本理论的物质载体，其对疾病具有治疗作用是客观事实，那么就有物质基础存在。这种物质基础不同于生药或饮片，因为中医师设计的某一处方针对的是“证候”或疾病，遵循“相须、相使、相恶”的作用规律，同一味中药在不同配伍环境下在体内表达不同的效应物质，从而实现药效的配伍取向。所以，这种物质基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基础，而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复方才是研究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良好切入点。一般来说，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是指中药中含有的能够表达药物临床疗效的化学成分的总称，显效的化学物质来源和状态复杂。一方面，那些尽管在中药材中含量较高，但由于生物利用度低，或代谢消除迅速等原因难以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的成分，很难成为重要的药效物质基础;反之，中药中有些微量成分可能在生物体内通过代谢转化生成强活性代谢产物，或众多微量成分产生明显的累积作用而发挥药效。另一方面，药物药效的发挥主要取决于那些能够吸收进入体循环的成分，并具有一定的适宜药代动力学和组织分布特征，能够到达靶组织进而与靶点相结合或相互作用，发挥药效。可吸收成分可能是中药原型化学成分，亦可能是原型化学成分在体内的生物转化和/或代谢产物^[4-5]。

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是关系到中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等的关键因素，其研究和确认的技术与方法是制约中药现代化及国际化进程的关键科学问题。中医在已形成的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按照“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组方遣药对证治疗，是中药有效成分对经络脏腑病证多层次、多靶点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分子层面上来说，实际上就是中药中多种分子“组合物”的作用结果。由于绝大多数中药来源于动植物，动植物按照其生活史和抵御外在因素侵饶，精细地合成不同结构类型的相应化学物质，决定了中药中所含有的化学成分是一个复杂体系。对于疾病来讲，并不一定前述的“组合物”中的每个分子都有直接的作用，而是各施“君、臣、佐、使（药物相互作用）”的功能职责。因此，中药对某种证候或疾病的有效与无效，直接取决于有效成分的存在与否和量的多寡。中药中的有些化学物质对于机体来说直接发挥生物学作用，称之为有效效应物质，而另一些是间接发挥生物学作用，如大多数原生苷是前药（pro-drug），其在人体内的生物转化产物和/或代谢产物发挥生物学作用;其他类型的化学物质亦可能存在类似的转化形式，等等，这类天然的化学物质称之为有效成分。既不产生直接作用，亦无间接作用的化学物质，称之为无效成分。一般来说，按照中医传统水煎的处理方法，对有效成分、有效效应物质和无效成分是没有选择性的，是一个遵循热动力学的混合体。中药对于人体来说是外来异物（xenotics），其对人体的作用称之为药效（有些是毒效）;人体对外来异物本能的处置过程，称之为代谢。代谢包含了有毒物质的无毒化、无毒物质的有毒化、无效物质的有效化、弱效物质的强效化以及有效物质的“灭活”等等。药效（毒效）反映了药物的属性，代谢体现了机体的本能，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另一方面，并不是使用的中药剂量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剂量范围，方剂中药物配伍合乎法度，不但体现在药物之间性味、归经、功用等的协调呼应，而且体现在用量上各组成药味也应当符合一定比例，各味药的剂量调整往往会使方剂的功能发生较大变化。绝对量和比例的确定，要求物质基础的明晰化。

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以分离出吗啡为标志，已有200余年的研究历史。国内外研究者借助于植物化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手段，在阐明中药化学成分结构的多样性上做出了贡献，如人参^[2]、三七^[3]中的皂苷类化学成分。对于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发展了诸如生物活性导向分离^[8-9]、成分敲出方法^[10]、中药血清药物化学方法^[11-12]、中药整体药代动力学分析方法^[13]和分子生物色谱技术^[14]等等，在解决中药活性成分（尚不能称为药效物质基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思路、方法及应用技术的局限，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的弊端。从药物的角度来讲，始终没有克服寻找有效成分的盲目性，不仅发现率低，而且无谓付出巨大，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由于存在将化学成分视同于有效成分和/或效应成分的错位认识，出现越纯化分离活性越弱甚至无效的现象，漠视化合物之间药效的叠加作用或相互作用。由于过去在植物化学思维模式下的中药物质基础研究和在西医解剖学概念指导下的药效学实验在一般的实验室即可完成，出现对中药化学成分研究相对比较深入而对其有效成分和/或效应成分研究远远滞后的现象，多学科交叉研究不够。近年来出现了高通量筛选理论和技术、体外细胞水平的生物活性筛选等，在药物与靶标的相互作用的表征分析方面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如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15]、亲和磁珠（affinity magnetic beads）^[16]、生物素亲和标签（biotin-affinity tag）^[17-18]、化学蛋白质组学（chemical proteomics）^[19]、靶分子亲和-质谱分析技术（target molecule affinity-mass spectrometry）^[20]等等，但多注重中药原形单体化合物的研究，虽阳性率较高，但成药性差，原因是忽视了中药复方的多靶点作用，缺少能系统表征中药特性的“多组分-多靶标”的分析方法，难以解决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标的问题;同时亦忽视了中药化学成分在体内过程中的变化或相互作用。面对多成分，作用必定是多靶点。Hopkins于2007年提出了网络药理学（network pharmacology）理念^[21]，随后有学者响应^[22-24]，尝试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构建了一个中草药整合数据库^[25]，通过文本挖掘方法得到了46 914个复方，8 159种中草药，25 210个化合物，6 826种药物，3 791种疾病以及17 521种相关的靶标，嵌入了网络可视化平台，对已知成分-靶标-疾病网络数据进行可视化，解释中草药的分子作用机制。但该平台不能对没有靶标数据的化合物进行预测，也不能将靶标与疾病关联起来。其他的研究组^[26]亦在进行着不同的尝试。网络药理学采用网络与系统的方法建立复方化学物质组与机体靶标群相互作用的评价体系，确为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方法，但对于物质基础都不清的中药复方来说，目前只能是“阳春白雪”、“纸上谈兵”。因此，只有有效物质基础明确了，利用大数据的处理手段和技术，才能构建准确度高、特异性强的适合于中药的预测模型。时代赋予我们中药复方有效物质基础要明晰化的巨大挑战。否则难以进行科学传承。

应对挑战，提出如下步骤的现实策略。

①选择名方、经方进行研究。名方、经方具有人种药理学的长期临床实践和沉淀，疗效确切。其中，药对，又称对药是良好的切入点。药对是指临床常用的、相对固定的2味药物的配伍组合;是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结晶;是中药复方配伍中最基本、最简单和最常见的用药组方形式;药对研究一直是复方配伍研究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切入点。集历代临床药对实践之大成、现代研究之成果，2002年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对药的化学、药理与临床》，对800余个药对或配伍，从中医理论，药学、药理和毒理研究，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诸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另从组方和作用机制及应用特色的角度亦加以辨析。200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常用中药药对分析与应用》，收载了临床常用的近400对药对，较系统地介绍了临床常用中药药对配伍理论形成、发展过程和药对配伍规律及其临床合理应用。两书充分反映了中药药对研究和应用的全貌，但从现代“循证”的角度研究其相互作用的成果甚少。正确的药对应用，可使药物作用与效应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可使疗效增强或不良反应降低或消失;不恰当的应用，亦可能使疗效降低或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利用药物相互作用，除提高疗效，减少毒副作用外，也可进行药物中毒的解救，防止耐药性的出现等等。近代，西医亦在学习中医的思维，并应用于临床实践。由于药对配伍精当，是解析中药多味药复方组方和作用机制的基础和分析策略，因而已受到国际医药界的关注。以对药为示范，总结普遍规律和特性，可指导复杂中药复方的研究。

②在生药或饮片全成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复方标准汤剂共有成分和个性化成分研究，关注新产生的化合物，量变和比例变化等。如左金方的研究^[27-28]。

③在复方化学成分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其在肠内的稳定性，包括肠内菌丛和内源性酶对其的生物转化，规模化制备其肠内菌生物转化产物。如通脉方的研究^[29]。

④肠吸收研究。除了作用于消化系统外，口服药物能否稳定地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是衡量其是否能成为有效成分和/或效应成分的指标之一。研究药物肠吸收的模型较多，晚近开发的人源肠Caco-2细胞单层模型^[30]能预测可吸收成分和不被吸收成分，以及吸收过程中的化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代谢稳定性、外排和吸收动力学等，尤其是不被吸收成分的排除，使中药化学成分复杂性简化。最近几年开发的用于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研究的Caco-2细胞胶原包被6孔转运板体系^[31]更适合复方中药成分肠吸收研究。

⑤以复方可吸收成分研究结果为基础，体外研究这些成分在肝脏的代谢稳定性，并规模化制备代谢产物。

⑥可吸收成分（包括复方的肠内菌转化产物）及其肝脏代谢产物的体内过程和动力学研究，评判药代动力学参数。

⑦可吸收成分（包括复方的肠内菌转化产物）及其肝脏代谢产物生物活性，包括药物转运体、作用靶点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亦包括毒性研究、病理学研究等，以发现效应成分为主要目的。由于是体内实际作用成分，可采用各种高通量筛选技术、体外细胞模型等进行筛选。

⑧总结以上成果并结合生物信息学，表征中药复方的活性成分（组）-靶标（群），揭示中药复方配伍和作用机制，形成系统的方法学或共性关键科学技术。

⑨根据中药复方作用的机制，确定相关生物标记物，进行中药代谢组学研究，从整体出发研究疾病与中药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揭示遣药组方基本原则的科学内涵。

⑩分析中药复方临床药效与现代生物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对应性，并进行现代表述，为尽快使中医药得到国际理解和认可提供现论支持。

此外，中药通过改善肠内微生态平衡来达到纠“证”或治疗疾病，亦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近年来，从“宏基因组学”角度研究人肠内微生态，寻找与“证”或疾病相关联的微生物、疾病诊断的生物靶标等亦陆续展开，如中国学者的肠道微生物与Ⅱ型糖尿病的宏基因组关联分析^[32]等，以及随后的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等^[33]。

3中药物质基础研究与其创新发展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要与同时代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处于同步化状态才能得到健康发展。面对现代生物医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的中药必须实现现代化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必须具有现代科学化特点。中药是一个复杂成分组成的复杂给药系统，一方面，中药复方传统水煎的处理方法，对有效成分、有效效应物质和无效成分基本上是没有选择性的;另一方面，药味配伍将对单味药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毒性和药效（ADMET/Act.）的动力学过程施以相互作用。明晰这些药味的物质基础，才能科学地创制出分子组分水平的“有效组分”现代中药。

中医药理论和实践是适应疾病发生、发展的典型的个体化治疗，具有生物顺应性的特点。近年来，西方现代医学亦在学习中医的整体观理论和思想，发展个体化治疗。每个患者的疾病发生、发展和预后可能各不相同，中医临床上辨证施治，中药复方对应证候或疾病，根据中药复方给药形式的特殊性及方证对应疗效的专属性，以中药复方物质基础为分子“探针”，有可能在疾病发生、发展机制阐明上有所突破。尤其是近年来代谢组学思想和技术方法在中医药研究领域的应用，许多生物标记物的发现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结果，将对新医药学的诞生产生巨大贡献。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亲睐中药的人种药理学的辉煌成绩，认为从这些临床治疗总结出的中药中极有可能发现现代意义上的创新药物或先导化合物，因为受试群体为人，没有种属差异。另外，药物与天然产物、组合化学库相比，天然产物明显占据了更多的化学空间，具有更多的化学多样性。因此，传统药物已成为新药或先导化合物筛选的重要资源。实际上，我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麻黄碱、青蒿素、靛玉红、三氧化二砷、加兰他敏、人参皂苷-Rg3等，源于中药，创新于中药。相信随着中药现代研究的不断推进，中药将会在这条途径上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4结语

目前全球使用天然药物（包括中药）的人数约为40亿，德国是西欧国家使用中草药最多的国家，占了德国和欧盟70%的市场份额，德国人超过58%服用中草药，在德国大部分药店都可以买到中草药。澳大利亚每年至少有280万人次看中医，中草药逐渐成为澳洲医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中医药亦逐步取得合法地位，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将其纳入医疗保险的范畴，2002年美国政府批准将中医列为医学保健系统之一。美国FDA不再要求中草药是所谓纯而又纯的“单体纯品”，可以是“安全、有效、可控的混合物”，为中药走进美国主流市场清除了法律障碍。补充与替代医学的提出，世界各国正在不断放宽对中医药的限制，其销量亦呈逐年攀升态势，中医药产业在全球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我们应该快速顺应而上，把握中药物质基础研究是中药继承、发展、创新的关键科学问题，揭示中药防治疾病的物质基础，在现代科学技术层面上，宣告中药防治疾病比合成药物更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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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文4

业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

【关键词】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资源；市场

党的十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创新驱动发展指明了方向和明确了任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确立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引导激励科技资源以市场化方式向企业聚集，以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企业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促进企业从以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粗放型发展到以技术、资本和管理为主的精细型转变，从技术含量低到技术含量高转变，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能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能转变，从低附加值处于产业链末端到高附加值处于产业链高端转变，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确立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是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科技创新的主体既有企业，也有大学、科研院所和个人等，确立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形成以企业为龙头，大学、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机构为之服务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既是由于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破解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只有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才能确保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和良性循环。一切科技创新最终都是为了应用，也只有有应用的创新才有价值。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处于与市场结合最紧密、最前沿的地位，对市场的需要最敏锐，为满足市场需求需要研发新产品，为提高市场竞争力需要研发新技术，为改进产品降低成本需要研发新工艺，企业的科技创新是最适合市场需要、最具有应用价值、也是最能产生社会经济价值的创新。而不论是大学还是科研院所，与市场的结合不够紧密，科技创新更具有基础性、知识性和计划性，其创新成果的应用价值还需市场进一步检验。因此，科学技术进步的源头动力在企业。企业只有在自主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才会产生破解技术难题的需要，才会有技术进步的需求；同时企业研制的新产品经社会确认后，其价值才能得到放大回报，企业才有动力和资金实施新的技术创新，从而形成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不仅如此，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共性技术难题和重大技术瓶颈，也将为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指明方向。

另一方面，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是破解经济与科技结合不紧的有效途径。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但由于各种原因，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最活跃、最直接的单元，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确立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才能促进科技要素和资源向企业聚集，确保科技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才能促使科技与经济紧密给合，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是否愿意创新取决于创新能否给企业带来效益，只有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让企业认为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较低而利润较大时，企业才会自愿进行创新，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形成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

（一）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党的十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首次把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核心位置，是对科技创新新的科学的定位。要借助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之际，利用各种媒体和方式，大力宣传科技创新的意义、目的、内容和要求，在全国上下营造鼓励、提倡科技创新的舆论氛围，让科技创新深入人心。

（二）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需求推动和对未来盈利的预期，只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科技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键是要更加尊重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进一步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涉，除了关系国计民生需要政府掌控的领域外，其他领域要逐步减少政府的审批；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同时，要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知识产权执法，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

（三）建立明确的激励导向

通过实施人才引进和创业工程，鼓励各种高端人才到企业创业，以人才带动科技创新；通过股权和分红激励，引导和鼓励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分配机制，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过明确企业技术创新的认定标准，严格高新企业和技术创新认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实施技术创新奖励、技术交易和设备共享奖励、知识产权专利奖励和重大科技成果奖励，通过奖励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通过项目带动企业创新。

（四）解决出现的创新难题

针对企业创新中普遍出现的难点问题，加大政策协调力度，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如针对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开展科技与金融合作，通过科技金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奖励机制，促使金融机构、风投机构开展科技企业贷款和投资，解决企业创新资金问题。又如针对新兴产业在形成的初始阶段，技术到市场还有一定的距离，生产、购买和使用成本较高，消费尚未形成，极易形成供给型过剩，通过政府采购引导创新产品需求，通过政府法规淘汰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政企联合启动消费市场，促进新产品进入市场，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重点是促使科技资源以市场化方式向企业聚集

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重点是要按照市场化原则，使各项科技要素和资源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向企业流动聚集，使企业成为科技要素和资源的主要载体。

（一）搭建创新平台

通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创新基地，从土地、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建立公共基础设施和产业设备平台，减少企业入驻成本，吸引高新企业和人才入驻，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效应。通过鼓励规模以上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科技中小企业建立产业技术联盟等创新平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二）联通创新通道

针对我国科技资源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院校的实际，盘活和统筹这部分科技资源，引导和鼓励其向企业有序流动聚集，是确立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有效途径。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校建立科技战略合作关系，达到科技人才、信息、成果共享；建立企业与科研院校技术创新对接机制，创建对接平台，开展技术开发需求与成果转化双向对接活动，建立创新共赢机制；制定激励政策，鼓励科研院校人才到企业任职创业，通过人才引进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中介和服务机构，充分发挥桥梁和连接作用，促进企业和科研院校形成合力。

（三）重建评价体系

科技成果和人才评价体系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建立面向企业科学明析的应用科技成果和人才评价体系，改变片面将论文、项目和经费、专利数量等与科技人员评价、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更加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是确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企业内部科技成果和人才的评价，通过面向产品设立课题，以实用效果检验和评价创新成果；在课题承担上，唯‘能力’而不唯‘职称’，在奖励上，不以工作量为导向，而是以创新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导向；另一方面，科研院校应用型科技成果和人才的评价，也应把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应作为重要内容，把企业或用户评价和专家评价结合起来，形成明确的效能导向。

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文5

本文立足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和环境影响的长期性特征，更全面地界定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更科学地确认和计量环境成本。由于环境成本涉及的外延范围更加全面，对环境成本管理绩效的评价也应该更新，以力求准确反映环境成本管理行为。

一、生态环境影响的特征及其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变化现实，在企业成本管理中引入环境成本，以全面反映企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但目前环境成本所发挥的效力并未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特征没有充分把握。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以及环境影响的长期性，是影响环境成本确定的重要因素。

生态环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单个的环境组成要素，如土地、水、空气等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也即环境资源的物质性，还应包括非物质性的方面即环境状态，但目前对环境状态价值衡量的研究成果还几乎没有。对环境状态的关注，反映了人们不仅关注自身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当期影响，还关注其对生态环境未来期间的影响。一般生产成本所衡量的物质资源消耗，对成本大小影响主要在本期，但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很多环境效应的显现发生在未来期间。

目前理论界对于企业成本核算中引入环境成本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对于环境成本所覆盖的范围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基于环境资源的外部性以及环境状态影响的长期性，本文认为目前的环境成本管理应该拓展环境成本覆盖的范围，以准确衡量企业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环境污染为例，环境污染构成了环境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声污染、废物污染、生态破坏等多种形式，但是目前在环境成本管理中面临的一大瓶颈是如何全面准确地衡量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损耗整体状况。环境成本按照不同的空间范围可以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其中内部环境成本是指应当由本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包括那些由于环境方面因素而引致发生，并且已经明确是由本企业承受和支付的费用，外部环境成本是指那些由本企业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但目前不能明确计量，并由于各种原因而未由本企业承担的不良环境后果。这一定义说明，目前会计实践中对环境成本的确认实质上只是企业对外所造成环境成本的一小部分，也即内部环境成本，外部环境成本尽管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但并未给予足够的考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对于外部环境成本的确认，在空间范围上主要还是局部的，在时间范围上基本上还是当期的。

为了准确反映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充分体现环境成本管理的重要积极意义，在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上就应该充分立足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整体性和持续性特征，从战略的高度寻求环境成本管理未来发展的创新路径。环境法律实践提示我们在环境成本确认和计量方面要有全局观念和前瞻视野，不仅要关注局部的、当期的环境成本，还要关注企业自身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整体和潜在影响，这样才能准确反映环境成本，进而利用环境成本信息优化环境决策，促进改善生态环境。

二、改进环境成本确认和计量的方法

按照当前的环境成本管理理念，企业的环境成本核算仅仅局限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费用支出、控制环保设备的支出、绿化费、排污费、因违反国家的环保法规而受到的罚款支出、申请环保标准的支出等。这一确认标准缺乏对生产流程及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考虑，未考虑材料采购、制造及成品销售环节发生的污染及环境成本费用的发生。环境问题的影响往往超出了组织的本身，持续经营仅仅关注企业自身的绩效，环境影响的滞后性使得会计分期的假设基本无效。如果环境品质发生变化（例如水质由于工业生产累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依然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则会忽视相应的环境影响。在环境决策中奉行谨慎性原则，会低估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事件（如物种灭绝）的潜在影响。

拓展环境成本覆盖的范围，就必须解决环境成本确认的难点问题。环境会计是传统会计的演化，传统的财务会计注重货币计量，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广泛，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更加多样。当评估生态环境的影响时，实物和定性的环境信息也许能发挥关键的作用，反映环境资源状况、环境状态的某些指标，如森林覆盖率、土壤涵水量、林地等级、草场质量、空气质量的改善度、水资源的含沙量以及沙尘暴强度与频率等，很难用货币计量，并且以货币计量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其现实意义。

增加非货币性环境成本信息，也是现实的需要。在当前的经济实践中，必须注意的是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是存在空间相关性的，这也是由环境影响的外部性所决定的，但企业还不能主动把自己的发展理念上升到区域协调发展大格局中，也不可能在产品生产中，自觉主动地进行产品生态设计以减少资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排放，实现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外部环境成本则具有不易确认、不易计量及不易汇总的特点，由于其是隐性的，所以企业对其重视不够。如果能够通过定性的、非货币性数据确认，再根据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逐步推进拓展的环境成本计量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样可以促进企业更加明确生产经营中的环境保护责任。

三、环境成本管理创新的意义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环境破坏，企业或政府正在通过诸如环保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等来遏制环境恶化的进度，降低环境成本的规模。同时，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开始积极地引导企业在实践层面上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并在产品的消费者中渗透绿色消费的理念。当前总体上企业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并不十分重视，因为大多数企业还是将环境成本视为是在传统成本之外发生的额外成本，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负担，企业本身没有足够的动机确认和核算环境成本，更没有动机在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投资。企业应该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由于企业实施环境管理行为看不到必要的收益，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成本管理的动机就大为削弱了，因为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行为必然要符合成本收益原则。这种局面如果不加改观，必然使得环境成本管理缺乏可持续进行的源动力，也无益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因此，必须使企业进行环境成本管理获得相应的环境收益。

科技创新的发展史范文6

关键词：京沪两市；城市；科技创新功能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6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从工业社会向科业社会过渡，及智力劳动逐渐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科技研发产业（简称科业，下同）已然成为某些城市的主导产业，很多城市已完成从简单的生产、制造、管理中心到科技创新中心的转变，在区域发展中日益发挥科技创新功能作用。截至目前，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功能，全球部分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日益凸显。这些城市借助功能上的提升，不仅推动自身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而在现代城市竞争中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竞争力，同时，对其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也有重要推动作用，是其所在国经济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重要依托。与此比较，北京、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科技创新功能同样是两市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两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引领作用而言，北京与上海发展科技创新功能，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支撑。

1 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演化及其判断标准

1.1 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演化的研究基础

理论界普遍认为，科技创新功能是城市功能不断演化的结果，强调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是科技研发成为专业化部门和独立产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进入科业化时期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但如何认识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内涵与特征，还是一个新问题。

在国外，围绕城市功能演变问题，学者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很多文献指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城市主导产业不一，城市通常呈现不同的功能作用（Philippe J， Duranton G， Bade F J）[1-3]。并分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对城市功能演变规律做了系统总结（见表1）。据目前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城市功能以提供居住和相关的工作为主；工业化时期，随着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兴起，城市功能主要表现在工业和工业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及制造；到后工业化时期，信息、咨询、金融及物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城市作为服务中心发挥着管理与协调职能。按照城市功能的这种演变规律，可以理论推断科技研发服务大规模的产业化发展，必将推动科技创新功能成为现代城市的主要功能形式，代表城市功能未来演化发展的方向。

在国内，经济地理学界对城市功能问题也给予了较多关注（顾朝林、许学强、周一星、孙志刚、毕于榜）[4-8]，近几年来的研究视角也由城市的传统功能作用转向城市的科技引领职能，并有不少文章结合介绍科技研发产业化发展的特点，对我国城市的科技服务作用做了初步探讨。高汝熹[9]分析了上海科技研发产业发展前景，指出上海要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势必要高度重视科技研发产业的发展。李京文[10]在《关于发展北京R&D产业的思考》一文中，以北京为个案，不仅论证了科技研发产业化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从城市功能作用角度，证明了北京发展科技研发产业，对于带动和促进全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些研究已经关注到科业化时期科技研发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并从城市功能作用角度，论述了发展科技研发产业的重要意义，但上述研究的初衷并不是从城市功能方面关注科技研发产业的发展。

国内学者很少直接研究现代城市产业构成变化对城市功能进一步演化的可能作用。于涛方[11-12]等在时空两维角度，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就业结构数据，分析了北京的功能转型特征，以及北京的去工业化进程特征。杜德斌[13]、初钊鹏[14]和张战仁[15-16]基于科技研发大规模产业化发展及研发日益朝全球化深入演变的国际潮流，进一步提出建设国际产业研发中心或国际研发枢纽的时代命题，从而更加明晰了科技研发产业化发展时期，现代城市功能朝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演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但这些研究仍然没有将科技研发服务作为一个独立城市功能来概括现代城市发展的科技创新功能内涵。本文将立足科业化时期，科技研发大规模产业化发展与城市产业构成变化新特点，尝试从城市功能本身及城市功能载体产业角度来认识科技产业。

1.2 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内涵特征

城市功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活动范畴，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作为一个特定的、独立的城市功能，它必须具有客观性，能够反映城市个性和特征，代表了城市在区域发展的分工和地位，体现一个城市的性质；其次，它是城市在一定领域范畴内所发挥作用的集合；再次，城市功能的存在以相应产业存在为前提，一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是由其内部相关产业决定的，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相应产业的市场绩效行为；最后，城市功能的构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及人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造成一些城市功能不断衰减，一些城市功能不断发展，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城市功能。而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兴起与发展，则可能是其载体产业—科技研发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结果。

据此本文认为，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是指随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城市功能的不断演化过程中，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某些城市依托科技研发产业的发展，在一定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创新服务及科技引领作用。这一概念的内涵有几方面：第一，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是城市功能不断演化的结果，它是人类生产力不断提升和人类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只有在科技研发服务成为独立产业后，某些城市才有可能确立科技创新功能；第二，城市要最终确立科技创新功能，其内部必须有大量专门从事科技研发服务业的产业主体（如企业、科研机构等），从需求角度，同时需要存在接受其科技研发服务的腹地区域；第三，鉴于功能载体产业的知识生产性，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功能，其功能服务内容涉及科学技术前沿，为促使该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城市投入高度复杂的智力劳动；第四，城市科技创新功能只属于少数全球核心城市，少数全球城市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在城市功能演化过程中，易于最先确立科技创新功能；最后，科技创新功能并不排除城市其它功能作用的发挥，相反，甚至一定时期内，科技创新功能可能仅以城市辅助功能的形式存在，其作用仅是保障城市其他功能的发挥，只是随着科业革命的进行，某些城市特别是全球核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理解城市科技创新功能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区分：第一，要把城市科技创新功能与城市教育功能、城市文化功能等相区分。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形成和壮大需要其他城市功能的支撑，如教育功能（提供人才）、文化功能（激发创意、创业精神），因此具有科技创新功能的城市往往也具有教育、文化等功能，但是只有科技创新功能城市才涉及为区域直接输出科技创新服务；第二，要把具有科技创新功能的城市提供的科技创新服务同一般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动相区分。目前，在大多数城市或多或少都有科技研发活动，但并不是任何存在科技研发活动的城市都具有科技创新功能。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城市之所以能够最终确立科技创新功能，它是依赖专业科技研发主体及专业科技研发部门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在组织方式和行为主体上，科技创新功能城市提供的科技研发服务，与一般城市开展的非商业化和非产业化的科技研发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1.3 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活动内容及科技创新功能城市的判定标准

按其服务对象，科技创新功能与其它城市功能一样，其活动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为城市以外服务的部分，具体表现为借助科技研发服务的产业化发展，为城市外区域输出工业设计、研究与试验发展及科学技术咨询等科业服务，这一部分的大小能决定城市能否最终确立科技创新功能，是城市科技创新功能得以体现的基础，可称为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核心部分。另一部分为城市内部其它功能发展服务的部分。由于近代城市功能综合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逐渐明朗，这一部分也将是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已具备了科技创新功能，主要从城市内部科技研发产业人员、科技研发产业投资及科技研发产业产品的绝对或相对量来判定，比如城市科技研发产业人员数或科技研发产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人员比值、城市科技研发产业投资总额或科技研发产业投资占城市总投资比值、城市科技研发产业产值或科技研发产业产值占城市年度GDP比值等。此外，科技研发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也是考量城市是否已体现科技创新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城市科技研发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指标等。总体而言，科技创新功能城市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科技研发部门成为城市的专业化部门，且科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中从事科技创新服务活动的劳动就业人口越来越多，所占比例达到5%以上。

第二、城市所生产的产品中，物质产品的占比降到10%以下，随着技术、专利、知识等为形式的科技研发产业产品不断增多，科技研发服务成为城市的主导服务类型。

第三、从市场表现看，城市输出的科技研发产业产品和服务（专利及技术服务等）市场不断扩大，影响范围不断向纵深发展，城市从外部市场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收益和资源。同时，在城市内部，科业服务对城市自身产业及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城市物质产品（如高科技产品等）的技术含量和价值越来越高。

第四，城市已形成提供科技创新服务的功能体系，除功能载体产业—科技研发产业高度发展外，金融、信息等科技创新功能子系统的发展，也呈现并驾齐驱之势，它们与产业（科业）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结果导致城市整个系统的科技创新功能螺旋式上升。

2 关于北京、上海确立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思考

2.1 京沪两市发展科技创新功能的战略意义

首先是京沪两市顺应城市未来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科业社会过渡、城市功能不断演化的产物，是未来全球核心城市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城市已进入科业化阶段，科技创新成为城市最主要的功能。因此，总体而言，顺应未来城市的发展要求，作为我国力推建成全球核心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它们未来发展不仅具有确立科技创新功能的可行性，更具必要性。

其次是京沪两市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北京、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与科技中心城市，发展中面临土地、能源等约束和环境容量限制，相对国内其它城市更加明显。这在客观上要求北京、上海不能再着眼于一般工业中心的建设，相反，应利用它们的科技创新优势，建立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产业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率先转型。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确立，将为北京与上海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基础。首先，通过向腹地区域输出科业服务，将直接增加京沪两市工程设计、研究与试验发展及科学技术咨询服务等低碳科技产业产值，提高低能耗、低污染甚至零污染产业产值在城市总产值的比重。同时，北京、上海内部消化的科业服务，也将推动两市原有产业实现升级改造，降低原有产业对土地、能源等传统资源的依赖。从而促使京沪两市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率先转型的时代任务。

最后是京沪两市实现率先发展与服务全国双重目标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作为我国的经济与科技中心城市，决定了北京与上海两市既要注重自身的单向发展，又要关注与其它区域的联动发展，以承担服务全国的重任。“十二五”期间，从全国发展需求来看，由于各省市产业战略转型的加快，使得对北京与上海作为科技中心城市的高端科技创新功能需求也逐渐增强。北京与上海两市若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在我国率先确立科技创新功能，建成我国区域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能推动自身经济的率先转型发展，而且能够满足其它省市产业转型衍生的科技服务需求。相比于“当地开花，当地结果”的发展策略，这是一种“当地开花，遍地结果”的多赢战略，因此更具有全局意义。

2.2 京沪两市确立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基本优势

第一，全国最优秀高校及人才的集聚，是北京、上海发展科技产业、确立科技创新功能的智力优势。北京是全国教育事业最发达地区，科技人才拥有量及培养力度居全国第一，上海则紧随其后，位居次席。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上海拥有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全国知名高校。这些知名高校可为京沪两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后续培育及发展壮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大军，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9年，北京与上海每十万人当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各为2.9万和2.8万，这在全国31个省市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位。

第二，相当一部分国内主要研发机构设在北京、上海，赋予了北京、上海主体优势。据统计，2009年全国3682家研发机构中有487家设在京沪两市，占到全国的13.6%。并且，尽管两市在研发机构总量上相对其他省市并不占绝对优势，但两市吸纳的487家研发机构基本上都是国内的主要研发机构。因此，可以说，京沪两市已基本具备发展科技创新功能的产业主体基础，下一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盘活这笔存量资源，比如在科技研发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研发机构法人改制，必将提高城市科技研发服务的规模和竞争力，扩大科技研发产业规模，并最终借此确立科技创新功能。

第三，科技高投入构成了北京、上海两市的资本优势。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需要资本高投入，这是因为科技创新功能的载体产业—科技研发产业是智力与资本双密集的产业。只有具有一定的资本基础，才有可能推动科技研发服务作为城市功能在京沪两市独立存在。京沪两市目前雄厚科技投入优势，是促进它们城市科技创新功能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信息，2009年，北京与上海研发经费内部分别支出6686351万元及4233774万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5.50%及2.81%。

第四，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北京、上海带来了政策优势。据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市政府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力争使上海的知识竞争力名列亚洲前茅并进入世界先进地区第二集团，成为亚太研发中心；北京则直接在区域发展规划中，在国内首先明确提出发展研发等科技产业，提升城市的科技服务能力。

2.3 京沪两市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面临的挑战

北京、上海虽然具有发展科技创新功能的优势条件，但在城市功能朝科技创新的演变上仍面临许多挑战。

第一，自主开发能力不足。要确立科技创新功能，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担负起科技服务作用，北京和上海必须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但据调查，北京和上海在研发创新上都有弱点，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创新方式还处于初始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两市的科技服务能力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加以改进，将成为北京、上海创建科技创新功能城市的瓶颈。

第二，科技研发活动的主体定位尚存偏误。科技创新功能城市以科技研发服务的专业化、产业化为最大特征，只有把从事科技研发服务活动的各类行为主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使其参与市场运行过程，才能促进科技研发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加快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目前，尽管相当一部分的科技研发机构在北京与上海设立，为两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注入了一笔可观的存量资本，但在传统的行业管理模式下，机制僵化，政府垄断成为制约科技研发服务业发展的瓶颈，许多具有政府背景的专业科技研发服务机构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提供的科技研发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同时，专业性科技研发服务公司则存在“小、散、弱、差”的规模特征，经济方式陈旧，技术设备落后，亟需以搞活资本经营，择优扶持一批大型科技研发企业，通过品脾创新，实现科技研发服务业的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加快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树立。

第三，制度及政策创新仍需加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科业化趋势，上海已提出构建亚太研发中心的战略目标，北京则直接明确了发展科技研发产业的前景规划，这些战略设想及前景规划的纷纷出台说明京沪两市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目前为止，北京和上海两市都还没有把科技研发服务作为一个城市功能加以发展的思维，更没有针对科技创新功能城市的专门规划和政策措施，导致相关制度和政策缺乏针对性。总体而言，为增强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提高对建设科技创新功能城市的政策支持度，亟需改变现有的制度及政策体系。

2.4 京沪两市发展科技创新功能应研究解决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京沪两市发展科技创新功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选择，从目前京沪两市所面临的优势和挑战来看，京沪两市应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着力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科技创新功能基本理论研究。研究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是分析京沪两市科技创新功能培育现状，进行相关制度与政策研究的基础。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内涵界定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科技创新功能与城市其他功能的关联关系分析；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未来发展预测探讨；国际先进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比较研究等。

第二，科技创新功能在京沪两市的战略地位研究。科技创新功能的战略地位是指，如何看待科技创新功能在城市各类功能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科技创新功能属于城市主要功能，还是辅助功能？概括而言，主要功能是指城市多种功能中对城市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功能，辅助功能是指在城市的多种功能中，除去主要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是保证主要功能充分发挥的城市功能。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短期内科技创新功能很难成为京沪两市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功能短期内可能更多以辅助功能的形式存在（为城市其他功能提供技术与工程服务，提供方法和手段）。但科技创新功能一方面具有城市主要功能的特性（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科业社会迈进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功能又有适宜京沪两市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京沪两市在我国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的科技基础条件）。因此，在发展城市主要功能的同时，应特别关注科技创新功能的发展，从北京、上海两市未来发展目标看，科技创新功能应当成为主要功能。

第三，京沪两市科技创新功能定位的政策举措与具体发展思路研究。制度与政策措施是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重要保障与环境，目前京沪两市相关政策的针对性不强，亟需重点研究问题包括：科技创新功能政策目标与手段分析； 科技创新功能之依托产业发展政策；科技创新功能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调政策；科技创新功能内不同功能内容的差异促进政策。此外，在具体发展思路上，还应根据各市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科技创新功能发展的时间进程表，并分阶段研究推出差异性的政策支撑体系。

第四，京沪两市科技创新功能的空间布局研究。城市任何功能的实现，最终还要落实到一定的地域空间上。现代城市依托行政与市场的力量，通过引导某项功能服务活动往同一地域空间上集聚，既在城市内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各功能分区，又借助集聚经济，提高了城市功能服务效率、降低了城市功能服务成本。以城市影响最大的工业园区或高科技园区等功能分区为例，城市通过设置这两类功能分区，为制造企业提供了分工合作的集聚生产环境，并推动城市在发挥工业功能作用时有上佳表现[17]。可以说，以往城市这种成功的功能分区思路，对于我们研究京沪两市科技创新功能空间合理布局的基本原则及科技创新功能空间合理布局的构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借鉴以往的做法，京沪两市可以研究设立“科业园区”，并划定一定区域，引导科技研发产业及配套服务活动集聚发展。

3 结论

发展科技创新功能既是我国城市自身功能升级的内在需要，也是转型期对我国城市在区域分工中的现实诉求。当今，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使得科技研发服务呈大规模产业化发展之势，国际很多城市已完成从简单的生产、制造、管理中心到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嬗变。我国城市特别是核心城市顺应现代城市职能转变的这一国际潮流，就是要尽快发挥科技创新功能作用。这不仅利于化解我国城市核心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对于满足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衍生的科技服务需求也有重要作用。因而重新研究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明晰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内涵特征，探讨我国城市的具体实现途径，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现实议题。

本文以科技研发服务大规模产业化发展为理论判断基点，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加快转型为现实需求背景，在概括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内在特征基础上，对京沪两市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战略意义做了分析，并指出了京沪两市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优势条件及面临的挑战。

总体而言，京沪两市应充分认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地位，利用各自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巨大优势，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深入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战略地位，并研究和制定发展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的制度与政策，以使科技研发服务作为一独立城市功能早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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