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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1
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20.1％，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2
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3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1993～2006年间实行的能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存在较长的时滞,有明显的中期化现象。同时,从开放能源市场、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和形成完整能源财政政策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增强其调节效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方差分解 调节效应
国内关于能源财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对能源财政政策体系和内容的介绍以及对节能和增加能源供应财政政策的介绍等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对了解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对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进行分析。自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早期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经典的赐-m模型和上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等,因其主要以定性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而无法反应财政政策的动态产出效应。为解决此问题,近年来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动态分析法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Blanchard和Perotti(2001)最先用VAR模型来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并对用经济理论中得出的长期约束进行了结构性估计;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运用该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Breitung和Bruecemann系统阐述了VAR模型在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中的作用,并将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引进该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应方法;谷宇和陈磊首先采用结构性VAR模型来估计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对产出的效果并不显著;胡琨、孙磊、毛定祥采用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往对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产出效应的研究,极少对其它领域(包括能源)的产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此外使用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产出效应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VAR模型对我国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模型、数据与方法
VAR模型是一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主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影响,建模时无需提出先验假设。VAR模型是有效的预测模型,也被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必须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
为了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使用常用的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的长期关系,而不使用包含有误差修正项和协整向量参数的联合检验。利用VAR分析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动态效应的步骤,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变量选择、检验变量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采用VAR模型中的动态模拟技术―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一)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包括能源财政收入和能源财政支出。能源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尽管税收政策也是调控能源消费的重要杠杆,但由于税收总额本身就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函数,因而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能源财政支出是政府根据能源经济发展需要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具体安排,能通过乘数效应对能源消费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所以,本文以能源财政支出的大小代表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
我国能源财政支出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政府购买、财政担保和国债投入。由于能源结构、能源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中只有政府的能源直接投资发挥明显作用。因此,本文选用政府能源直接投资(用INV表示)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变量;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是反映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的最重要总量指标,因此可作为能源消费的代表变量。
本文选择1993年为起始年,是由于从1993年起我国能源安全尤其是非再生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我国开始真正的重视能源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研究与制订,并开始实施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终止年选择2006年。其中,1995～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财政政策研究》,1993～1994、2004～2006年数据是作者在借鉴曾晓安方法的基础上计算得来的,单位是亿元;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
(二)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构建该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估计能源需求各组分的残差,这些残差代表了各自变量变化可能给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
这一模型中,选择政府能源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费总量为基本变量,由这两个变量构成的p阶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1)
其中yt为m维非平稳I(1)序列,et为白噪声向量。
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p的选择,一般来说可以使用R2、AIC和SC来确定滞后项的数目。利用R2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R2尽量大,利用AIC和SC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AIC和SC的和尽量小,或取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时的滞后期为最优滞后期。
(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IRF)第i个变量的波动除直接影响第i个变量的取值外,还会通过VAR的动态结构将这种影响传达到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就是用于追踪其中某一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波动对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将来值影响效果的一种分析技术。
Lutkepohl和Reimer证明从式(1)很容易获得脉冲响应函数(IRF)为:
(2)
其中Φ0= Im,对j > p,Aj = 0。是Φn的第ik个元素,表示变量yt对变量的一个初始波动n期前的反应。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VDC)。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随机变化对VAR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信息。第h步的预测误差为:
(3)
预测误差方差为:
(4)
(5)
为第i个变量第h期对预测误差的贡献率。
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两变量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之前,要先对变量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在分析中,政府能源直接投资用INV表示、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首先对变量序列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来检验平稳。由于INV和EC这两个时间系列均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包含有的截距项和趋势项线性方程进行检验。变量的滞后项由Akaike检验准则确定。
从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时间序列INV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EC则一次性通过检验。这说明时间系列iINV和EC均不存在单位根,所以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协整即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二)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JJ法进行协整检验。表2是对INV与EC关系进行Johansen检验的结果。
在表2所列的两种情况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似然比均大于临界值,按照LR检验的基本原则,可以拒绝两种情况中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设,即INV和EC之间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这说明变量通过协整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INV与EC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关系,但没有说明这两者因果关系。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分别反映两者短、长期关系,所以可以运用它们来反映INV与EC的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诸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般来说,由于模型的检验结果敏感地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Granger检验法大多是按以下法则选取滞后期:首先根据AIC和SC准则,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内曼•皮尔逊(Neyman2Pearson)提出的似然比(LR)统计量来确定滞后期,但为了全面反映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反映出滞后4期内的检验结果。根据测算,INV与EC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但INV对EC的影响大于EC对INV的影响。就时效和强度来说,INV对EC的时效较长、强度较大,而EC对INV的影响则持续时间较短、强度相对较弱。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来表示INV与EC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经过检验发现,除EC(-3)外的其它变量均通过了检验。所以,可以表示出国内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ΔEC=1376.463-7.343448INV-1.315708
ΔINVt-1-0.9701438ΔINVt-2-0.634494ΔINVt-3
+1.328714ΔECt-1+0.853809ΔECt-2+0.92945
ecmt-1
其中,ecm是误差修正项,反映INV和EC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0.93说明政府能源直接投资每波动1%,则EC就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0.93 %。
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长期因果关系。在数量上,本期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7.34%;1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1.32%;2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0.97%;3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0.63%。同时,EC对自身也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1期前的EC每增加1%会使自己增加1.33%;2期前EC每增加1%就会使本期EC增加0.85%。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与INV系数符号相反,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四)动态模拟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的建立。根据测算,在经历五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INV的增多会促使EC的减少后逐渐上升;在经历九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从第9个周期起两者才表现出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INV和EC的未来波动对方均会产生冲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相互制约关系,其中INV产生的冲击比EC的影响要更为强烈、效果更明显、持续时间更长。但这种相互制约作用,不仅是在经历相当同方向变动后才显示出来,而且持续的时间较短。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制订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反映了能源财政政策能源调节作用的有限性。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INV和EC的脉冲响应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通过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将这种互动关系进行分解,可以了解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根据测算,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INV的变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INV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INV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7.6%的比例由自己解释,EC对INV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2.36%;到第3期,EC对INV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将为2.14%,INV自身的贡献率则上升到97.85%;之后EC对INV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不断波动,INV自身的贡献率随之升降;到第9期,EC对INV的预测误差的贡献率达到最大,上升为43.32%,而INV的贡献率则下降到56.68%。到第10期时,EC的贡献率只有41.63%,INV的贡献率还维持在58.37%。在长期中,EC对INV的贡献率维持在41%左右。
在从1到7期的预测期间内,EC的变化先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到后来则主要由INV来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EC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EC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53%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INV对EC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47 %;到第4期,INV对EC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上升到16.64%,EC自身的贡献率则降为83.36%;之后INV对EC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EC自身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到第10期时,EC的贡献率只有46.61%,INV的贡献率则有53.39%。在长期中,INV对EC影响变化会不断加大,到第20期达到了60%,此后一直维持在60%的水平。
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VAR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能源财政政策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不仅外生于能源消费活动,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而且还存在很长的时滞,显示出明显的中期化现象。作为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应是一种短期政策,这种中期化现象的存在极大削弱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因此,面对新的能源消费形势,如何制定科学的能源财政政策,将决定着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能源安全。
针对我国能源财政政策总体特征和调控效应薄弱的原因,结合国际先进经验,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能源财政政策存在中期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并最终取决于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途径,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越快、途径越少,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就会越大。我国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能源企业代表国家行使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销售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能源企业大多实行了上下游一体化战略,这虽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却降低了能源的市场化程度,使能源消费信息要通过较长时间和繁琐的中间环节才能到达市场和发挥作用,极大的压缩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了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发挥。所以,要消除能源财政政策中期化现象,就必须保证在国家掌握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基础上,逐渐开放能源产业市场,使不同经济成份参与到能源市场中来,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自由度,减少中间环节,促使能源消费信息的合理流通,促进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增强。
变量相互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说明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与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能源消费的变化只是国家能源财政政策实施的间接结果,这反映出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直接影响着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和发挥。究其原因,是由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和内容上的不合理。职能部门往往是在能源市场中某种现象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了能源财政政策调控的滞后性,使政策制定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产生偏差。因此,为消除能源财政政策的外生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国家不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包全永,苏明,傅志华.健全和改进我国能源财税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06(14)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4
记者：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何教授，请您谈一谈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判断。
何教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认识到：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记者：今年我国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风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何教授：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新晨
记者：当前，我国的财政风险已成为财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
何教授：企业风险以及银行风险，这两种风险在社会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而对财政风险问题却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我看来，财政风险比其他任何社会风险都严重。首先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越来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风险，如企业的风险，银行的风险等，这些风险有相当大的部分最终都要转化为政府的风险，转化为财政的风险。所以说，财政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应当引起全社会充分的关注。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5
判断财政政策状况应考虑三个因素：赤字绝对额、赤字占GDP比重和财政自动稳定器。中国自*年至今，事实上已经实行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年和*年)，并非连续6年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判断财政政策状况应考虑三个因素：赤字绝对额、赤字占GDP比重和财政自动稳定器。根据预算所处的不同状况，即赤字、平衡和结余，财政政策可分为扩张性、中性和紧缩等三种形态。但是，考虑到长期存在着亦字这一现实，赤字的减少，同样应被看作是财政紧缩。反之，亦字的增长则意味着进一步扩张。维持原有规模，则是保持中性。然而，引起赤字(或结余)增减的原因，除实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时主动调整之外，还有财政自动稳定器带来的变化。如经济萧条时，累进制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会相应减少，失业津贴类支出会自动增加，从而扩大财政赤字，自动扩张；相反，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所得税会自动增加，失业类津贴会自动减少，从而减少财政赤字，自动紧缩。因此，判断财政政策状况的标准不是实际存在的赤字(或结余)，而是扣除自动稳定功能影响之后的财政赤字(或结余)。这需要进行十分复杂的计算。所幸的是，中国近几年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萧条(GDP始终保持7%以上增长速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以应对外部冲击为主要目标的预防性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财政自动稳定器根本没有启动的机会。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所得税不减反增的事实得到印证。因此，中国的财政自动稳定功能相当微弱，在判断财政政策状况时，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可以用实际赤字及其占GDP的比重作为判断依据。
根据上述判断标准，结合财政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我们发现，中国自*年至今，事实上已经实行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年和*年)，并非连续6年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为*年至*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年增发了1000亿元中长期建设性国债，赤字规模相应扩大到1673亿元，比上年增加542亿元。*年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当年分两次增发国债1100亿元，同时增加赤字689亿元。年初预算只列入600亿元国债，年中根据经济形势调整预算再增加500亿元，说明政府在赤字问题上保持高度谨慎。*年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虽然为了保证在建项目的资金需要，继续增发了1500亿元建设性国债，但是，当年赤字只增加129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还有所下降，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淡出。*年年初预算的赤字虽然继续有所增加，但执行结果却比前一年减少了22亿元。根据前述判断依据，不难发现，始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表现出了退出痕迹。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目标和实施结果分析，同样可以證明退出的判断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年政府实行一整套财政扩张措施，主要是为了应对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经过连续三年实行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政策，投资、消费和出口均成功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达到了熨平经济周期的预期目标。同时，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东南亚国家以及其它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也开始逐步复苏。至*年初，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部冲击基本消失，客观上已经没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
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始于*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经济走势呈下抛物线，增速显著下降，人们对美国及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悲观看法，使国际经济形势再次严峻起来。当时，中国经济虽然并未明确显现出国际经济变冷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为了防微杜渐，*年的经济政策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际共识的悲观气氛。其中最有力的见证是，财政赤字由前一年韵2473亿元增加到3098亿元，绝对额增加了625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6%提高到3.0%，提高了0.4个百分点。对于再次大幅度扩大财政赤字，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为了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明显恶化以及入世带来的新的竞争不确定性，政府灵活运用了相机抉择原理，再次启动了新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
中期内，中国应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即在保持赤字绝对额不增加的情况下，使赤字占GDP比重随着GDP的扩大而逐步降低。
特型财政政策只是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短时间实施。中性财政政策是常态，可以作为中长期政策取向。考虑到宏观经济业已出现的过热迹象，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数量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以及普遍存在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中国在中长期内应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在不出现大的新的不可控因素的情况下，明确提出中期内(3—5年)不扩大财政赤字绝对额，并通过GDP的快速增长相对压缩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并非是“不作为”的财政政策，如果设计和操作得当，不仅可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短期困难，而且可以着眼长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今后五年内，财政应大力调整支出结构，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周期性经济波动的频繁出现，虽然有外在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年下半年以来的部分行业投资过热说明，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开始突显。一些价高利大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和电力等，很容易成为投资者追捧的目标。另外一些不易引起投资兴趣的领域，如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的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等，由于经营风险较高和价低利薄，仅仅依靠市场力度很难获得应有的发展。同时，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过冷”领域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承受着更大的边际调控效果，往往更容易受到伤害。保护和扶植政府鼓励的弱势产业或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以实现均衡发展目标，也是一种公共服务，财政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
二是支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今后五年还应进一步加大扶贫和有利于均衡发展方面的投入，实行益贫均衡的财政政策。由于历史原因和转轨经济的特点所致，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领域，面临严重的投入不足问题。这些领域包括“三农”、社会保障、扶贫救济、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教育、卫生，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增加对这些领域的投入，既是解决当前问题和矛盾的需要，也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所必须的改革。这些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近年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但解决的程度仍然不够理想。因此，财政应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只考虑政府直接掌握的资金，而应综合运用政府的资源，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加速社会发展。
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在创造GDP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政府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安排，如信用担保、信息提供、政策优惠等，以改善它们在与大企业竞争时所处的不利地位。中国的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支持，相反，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中小企业连一些本来可以得到的市场资源都难以获得，如金融服务和政策信息。为了更大程度满足市场对政策的期待，中国应实行更为亲商的财政政策，重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和政策信息获取难的问题。
四是巩固财政基础，降低财政脆弱度。从财政管理现状分析，中国的财政基础并不十分坚实，离建立平衡稳固强大的财政还有相当的距离。首先，财政管理体制还处于分散状况，预算内与预算外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在此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准财政行为，如“三乱”现象尚未杜绝，对垄断行业或企业的利润分配和投资行为约束较弱等。其次，对政府财产总量缺乏有效的计量和统计，对政府拥有和可动员的资产家底不清，存在着严重的资产资源管理松散和流失损失现象。第三，对地方政府通过借入和各种担保形成的大量地方债务，目前既没有正式的统计，也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更为严重的是，使预算法中的有关规定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和约束力。第四，大量存在的银行不良贷款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很大一部分可能会成为财政的支出负担。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需要稳固的财政基础支持。如果这些问题在中期内没有明显的改善，一旦新的突发事件发生，财政将面临严峻考验。应抓住当前经济与财政承受能力较强的机遇，加速处理包括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地方债务、社保资金缺口等政府或有债务。
*年财政政策应推进六个方面的工作：开征能源消耗税；逐步推行差别性地区财政政策；增加财政贴息；加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支出；实行对可再生能源、节能和煤代油的鼓励政策；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制。
*年是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关键年，财政政策除了必须考虑上述四个方面中长期任务之外，还应配合宏观调控政策，有针对性地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基于对当前和*年财政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建议*年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开征能源消耗税。这项措施可以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高耗能行业是引起此轮过热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证明，由于这些行业价高利厚，一般性的调控措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从中国能源供给的远景分析，限制高耗产业不仅是治理过热的近期需要，同时还是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的长期战略需要。
第二，逐步推行差别性地区财政政策。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少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达程度，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能力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全国统一支出标准却没有因此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头，如工资、办公费等，其支出标准不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并不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费状况，也不与财政收入能力挂钩。这种畸型的地方财政管理模式，一方面破坏了“以收定支”财政管理定律，形成事实上的“以支定收”。在收入跟不上和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拖欠工资和工程款等方式间接举债，或是乱收费，进而违反预算法和财经纪律。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雇员制度要求。政府管理属于公共服务，是由接受服务者共同出资雇请专门的管理人员。因此，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由当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决定，应与当地的劳动市场的工资水平大致相当。在工资标准全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太低，而欠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又太高。因此，有必要逐步实行差别性地区财政政策，首先可考虑从工资和办公费开始。
第三，增加财政贴息和加大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建设。这是针对“过冷”领域，采取财政对冲措施，软化货币政策对这些领域的边际影响。扶持对象主要是农业、中小企业等“过冷”领域。
第四，加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支出。这些支出不仅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比高收入人群高出40%以上)，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稳定功能，也是财政自动稳定器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政府虽然大大增加了这方面的支出，但相对于大量存在的低收入人口总数来说，这类支出仍显得相对不足。*年应重点考虑实行农村“低保”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3000万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温饱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当贫困率降至总人口的3%以下时，开发式扶贫的效果将很难显现。原因是，这些贫困人口大多是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投入的扶贫资金一是难以保证得到正确使用，二是即使按规定使用，也会因执行能力不足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这部分贫困人口的根本出路不应是扶贫，而应是救济。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完善社会救济制度；进一步加大教育扶贫投入，对贫困户子女实行全免费上学。
反周期财政政策范文6
一、凯恩斯主义者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着。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