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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关联性效应；新农村；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036－02
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已有文献研究来看，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管理等方面。国内很多学者对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认为，要启动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建设、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1]；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应突出三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三是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2]。以上可见，对于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内学者的见解不一。当然，对新农村建设的论述还远不止这些。
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增收，关键是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经济应从农业及其产业关联效应出发，通过认清湖南农业及其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强弱，发展与农业关联较大的产业来带动湖南新农村经济增长。
一、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分析
产业关联，指的是在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对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产业间的关联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前向关联；二是后向关联。
（一）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直接关联分析
直接关联是度量某产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与其他产业的直接技术经济联系程度的指标，反映该产业因直接消耗而对其他产业产生影响作用。产业间的直接关联度可由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说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大，直接关联效应越明显。
依据2002年湖南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见下页表）：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2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6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联系最大，与自身的联系次之，住宿和餐饮业最小。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
（二）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完全关联分析
完全消耗系数是从投人角度分析产业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联系的指标。一个产业或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消耗和全部的间接消耗之和构成了该产业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某产业或部门单位产值的最终产品对另一个产业或部门产品的完全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产业之间的完全关联度越大。
依据2002年湖南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9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联系最大，与自身的联系次之，金属制品业最小。与农业有完全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2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完全后向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自身的联系最大，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次之，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最小。
二、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
（1）与农业有较大直接或完全关联的产业部门数量少。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2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6个产业部门；同时,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9个产业部门；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说明农业的产业链短，对农业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产业部门少，从而显得农业是重要的推动部门。
（2）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部门，如金融保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等与农业的关联性较弱，说明这些部门未能很好地推动农业的发展，缺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
(3)比较直接关联和完全关联，可以发现:有些产业与农业没有直接关联关系，但却有完全关联关系，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旅游业等，且与农业完全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类型多于直接关联密切的产业类型；有些产业与农业直接关联并不密切，但却是完全关联密切产业，如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二）政策建议
（1）发展和健全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都不大，说明与农业有关的各种服务业产业部门没有较好地发挥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如从农产品的流通方式上看，农民受传统思想束缚，一般自产自销。除大宗农产品，如烟叶、种子等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少见；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各类农业专业经济组织数量少、实力弱，农民参与度低；多数农民仍处在单家独户闯市场的状态。可见，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乏或不足，导致农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因此，只有用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取代“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农业逐步实现科技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和信息服务的社会化，从而全面搞活、繁荣农村经济。
（2）拓展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的产业链较短，与农业有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不多。农产品总量虽大，但质量优势不明显，农民增收的主要困难是农产品价格低，附加值不高；农业产业大，但龙头企业不大，产业链条不长。只有通过利用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转化增值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如通过发展与农业有较大关联的食品工业，带动运输、销售、包装等相关行业发展。大力创新现代农业模式，如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3]。同时，抓住湖南在我国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机遇，广泛参与“泛珠三角”、“长三角”、东盟等区域经济协作，积极拓展农业发展的空间。
（3）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与金融保险业的关联性较弱，说明金融保险业没有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是弱质部门，自身的积累能力低，无法对农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直接导致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建设特别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服务手段不能适应市场农业的要求；农村金融信贷体系不健全，加上招商引资、吸纳社会投入的能力不强，制约了农业发展。因此，只有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如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农村运动与启动内需[J].中国物资流通，1999，（10）：8-12.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技术创新 流转税优惠 所得税优惠
一、主体税种激励技术创新优惠政策汇总
我国现行实施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结构，流转税优惠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为主，所得税优惠中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
（一）增值税
（1）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转型后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国务院令〔2008〕538号）。
（2）即征即退。首先，一般纳税人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在按17%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可实行即征即退（财税〔2011〕]100号）。其次，对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集成电路产品，在按17%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可实行即征即退（财税〔2000〕25号）。再次，对于动漫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在按17%征收增值税后，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可实施即征即退。（财税[2013]98号）。最后，对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昌盛的增值税可全额退还（财税〔2011〕88号）。
（3）免征。纳税人受托开发软件产品，对于著作权属于委托方或属于双方共同拥有的不征收增值税；此外，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纳税人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也不征收增值税（财税〔2011〕100号）。
（4）免征进出口增值税。首先，《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2014年修订）》和《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商品目录（2014年修订）》自2014年3月1日起执行，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本通知所列装备或产品而需要进口本通知所列商品的，可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财关税〔2014〕2号）。对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为生产《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产品而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除按照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引进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所列的先进技术，按合同规定向境外支付的软件费，可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财税字〔1999〕273号）；对已认定的软件生产企业进口所需的自用设备，以及按合同随同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不需出具确认书、不占用投资总额的，除国务院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可免征进口增值税（财税〔2000〕25号）。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直接产品，需要进口的商品可享受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引进集成电路技术和成套生产设备，单项进口的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与仪器，除国务院国发〔1997〕37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可享受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对于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μ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在进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时，也可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财税〔2000〕25号）；科学研究机构、学校和外资研发中心，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也可享受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63号）（财税〔2011〕88号）。其次，动漫企业的动漫软件（软件）出口，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财税〔2013〕98号）。
（二）营业税
（1）营改增。对运输业、邮政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电信业缴纳增值税，不再缴纳营业税（财税〔2013〕37号）（财税〔2013〕106号）（ 财税〔2014〕43号）。
（2）免征。首先，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营业税（财税字〔1999〕273号）。其次，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可免征营业税（财税〔2013〕117号）。最后，进行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等农业技术培训收入，免征营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0号）。
（三）企业所得税
（1）技术转让所得减免。首先，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的部分享受减半征收优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国税函〔2009〕212号）。然后，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财税字〔1999〕45号）。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资助非关联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经费，可在资助企业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税额时予以全额扣除（财税字〔1999〕273号）。最后，对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单位（不含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和个体工商户，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进行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开发所产生的研究开发费，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可全额在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但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足以抵扣的，不得结转抵扣（财税字〔1999〕273号）。
（2）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居民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的150%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当年抵扣不足的部分，可在5年内结转抵扣（国税发〔2008〕116号）。
（3）低税率。首先，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其次，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仍可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财税〔2000〕25号）（财税〔2012〕27号）。最后，对于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财税〔2012〕27号）。
（4）资产加速折旧。首先，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可参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内资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财税〔2000〕25号 ）（财税〔2012〕27号）；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并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固定资产，可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并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提折旧（财税〔2014〕75号？）。其次，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的旧年限也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含）（财税〔2000〕25号 ）（财税〔2012〕27号）。最后，对于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一方面，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享受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另一方面，其小型微利企业自2014年1月1日后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并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单价超过100万元的，可享受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财税〔2014〕75号）。
（5）定期减免。首先，对于我国境内新办的经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两免三减（25%）半优惠（财税〔2000〕25号）（财税〔2012〕27号）。其次，对于集成电路企业，一方面，经认定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可享受两免三减半（25%）的优惠；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并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含15年），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享受五免五减半（25%）优惠（财税〔2012〕27号）。另一方面，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在2017年（含2017年）前实现获利的，自获利年度起，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2017 年前未实现获利的，自2017年起计算优惠期，享受至期满为止（财税〔2015〕6号）。
（6）税费免抵。首先，对于软件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因当年执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的增值税，若用于继续研发新的软件、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将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财税〔2000〕25号）（财税〔2012〕27号）。其次，对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应单独进行核算并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财税〔2000〕25号）（财税〔2012〕27号）。最后，对于创业投资企业，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科技企业（认定）2年以上的，可在投资期满后享受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结转以后年度抵扣（国税发〔2009〕87号）。
（7）其他相关优惠。比如，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μ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参考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财税〔2000〕25号）；经认定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可申请享受软件产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税〔2009〕65号）；同时对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孵化器的收入，自2008年1月1日起按照税法及其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税〔2007〕121号）。
（四）个人所得税
（1）暂不缴纳。获得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的个人奖励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财税字〔1999〕45号）。
（2）免征。首先，获得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中国人民以上单位及外国组织办法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及规定的政府津贴，可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其次，按照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和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免征个人所得税。最后，世界银行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联合国组织派往我国工作的；为联合国援助项目来华工作的；援助国派往我国专为该国无偿援助项目工作的；根据两国政府签订文化交流项目来华工作2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工资、薪金所得由派出国负担的；根据我国大专院校国际交流项目来华工作2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工资、薪金所得由派出国负担的；通过民间科研协定来华工作的专家，工资、薪金所得由派出国政府机构负担的外籍专家，都可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财税字〔1994〕20号）。
二、主体税种激励技术创新影响路径分析
根据国家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税收决算中，税收总额前三位税种分别为：国内增值税占25.89%、企业所得税占20.68%和营业税占14.62%。因而这三种税收优惠的幅度大小将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较大影响，但他们所影响的路径及效果却不尽相同。
（一）增值税优惠影响路径
增值税的课税对象为流通中大部分的商品或应税劳务、服务的增值额，因而其征收的广度和深度对对企业税后增值额净额的大小有所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即优惠力度越大、附加值越高的产品，其产生的利润越高。技术创新的成果通常体现为高新技术产品或原产品的效率提高，其结果都是产生了高附加值的产品，若能降低这种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增值税负，这是最能给予创新主体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优惠。可见，增值税优惠激励的路径是通过降低流通领域税负，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
（二）营业税优惠影响路径
营业税的课税对象为应税范围内的商品或劳务的营业额。因而对营业税的减免可直接影响纳税人的营业净额，与产品的或劳务的增值大小无关。除非交易的对象为科技成果本身（如技术开发、咨询等），否则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积极性的激励效果有限。但近年来实行的营改增改革，则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意愿。营改增的推动打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流通抵扣链条，被大幅度削减的流通环节税负引发了第二、三产业技术创新的蓬勃需求。中国税务报社社长郭晓林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年有超过95%的试点纳税人应税制改革获益，减税达898亿元；原增值税纳税人因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从而获得减税1020亿元。合计减税1918亿元，改革效应明显。可见，营业税优惠激励的路径与增值税类似，也是通过降低流通领域税负，间接刺激企业技术创新的意愿。
（三）企业所得税影响路径
企业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对其税负的减免直接影响当期纳税人的收益。这种优惠政策的实施过程与结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前、中期风险分摊、资金支持具有较大的影响：
（1）影响投资风险。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收益，以及成果外溢性的公共产品特性。对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必须考虑其风险，风险承担能力的评估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新投入的最终决策。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大量的成本、税金和损失扣除，使的原来只由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一部分转化成了政府以税式支出方式承担，致使投资者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随着政府对其损失补偿力度的大小而发生变化，因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具有较强的分担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效果。
（2）影响资金投入。支持技术创新的资金一般来自于企业内部积累和外部融资。税收激励对技术创新投入资金供应，也是通过对内部资金积累与外部融资的影响来实现的。企业内部资金主要来源于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而现金净流量产生于税后利润加上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等非付现成本。企业所得税优惠中无论是允许加速折旧、缩短无形资产摊销年限，还是直接减免税负，都能增加经营的现金流量，为企业运用内部融资的资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此外，企业所得税优惠还会对企业外部融资产生间接影响，其方式主要通过对外部资金供给者以税收减免的激励，以提高其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增强其进行资金融通的意愿，从而为技术创新企业创造有利的融资环境，比如在优惠政策中对于风险投资企业的激励政策就属于这一类。
（四）个人所得税影响路径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3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规模经济
1、引言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宗旨是将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国内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实际问题结合进行论述。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简单述评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以克鲁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为标志，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从而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它阐明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的形成和演变的[1]（邱竞、薛冰，2008）。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如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以及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 [2]（金煜、陈钊、陆铭，2006）。刘长全[3]（2009）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国际专业化、全球和产业扩散、区域专业化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模型，认为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来源与模型特点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分析市场深化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产业分布变化和产业集聚趋势。谢燮、杨开忠[4]（2005）。杨盛标，张亚斌[5]（2009）从改进的角度认为新经济地理的几个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设下建立起来的，研究者可以从改变垄断竞争函数形式、考虑异质工人、非同质的区域空间、拆散厂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设，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加贴近现实。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我国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生产商的集聚有利于产生当地的专业化供应商，进而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专业技能的产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6]（克鲁格曼，1997）。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且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是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而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产业集聚和地区间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2]。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其指导我国实践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并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指导实践，同样，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进行检验。金煜等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企业数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均为正，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李娟，郑平等[7]（2011）通过分析东莞外资主导型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现象，也验证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动态均衡的结果，提出了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干预，以减少转型成本。在传统理论难以对“义乌商圈”的形成发展做出解释时，任光辉[8]（2008）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其形成过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发展产业集聚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科学性[9]（韩永彩，2011）。
一个独立的理论难以对现实经济做出完整的解释，所以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不同理论还分析我国产业集聚的现象。张明倩，臧燕阳，张琬等[10]（2007）结合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结果得出了与贸易理论的预期相同的结果，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形成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并未使产业的区位选择突破运输费用和区域保护的限制，并发现产业的市场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等[11]（2009）将Harris-Todar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赋予农业剩余劳动力假设，并考虑中国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迁移成本，建立一个内生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得出单个传统政策措施的经济效果不佳，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只有逐步放松户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计划生育政策仍具积极作用。胡洁，陈彦煌等[12]（2011）结合了城市失业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认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本国资本外移，存在失业的本国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国制造业可能全面外移，制造业最终完全聚集于外国。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在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陈林生，李刚等[13]（2003）从四川省的发展现实出发，通过对基本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体系将会演化成数量不断增加的，分散的，专业化的小城镇。周加来、李刚[14]（2008）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要素流动和经济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郑剑锋[15]（2009）则从浙江经济发展的经验出发，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都比较大，因此怎样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一项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课题。从政府的层面，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具有过度作为倾向，政府应建立一套综合指标判断本地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出现了集聚的雏形，需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扶持，做好聚集发展的宏观规划[16]（柴志贤，2007）。市场开放度方面，城市级别、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信息传播等要素是影响中国会议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对会议中心城市集聚[17]（张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区之间的产业联动，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运网络建设，使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扩大市场规模，吸引更多企业到港口集聚以壮大经济实力，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韩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的了解，并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指引地区产业的集聚。
4、述评
综述所述，国内学者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总结和评述层面上，应该加强对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在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或者指导我国产业集聚时，虽然有一定的创新和拓展，但还是存在硬套的现象，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的产业集聚性质和我国产业集聚性质存在质的差别，我们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或者指导我们的实践，应该结合我国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对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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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计了如何推动我国“新经济”的建立，以及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十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幺?新的经济理论叉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究竟“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信息产业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工业、农业、商业、全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桂·0产业，在采用信息植术进行改造后，将健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
’l新经济”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学界、rr业界以至整个社会热衷于议论的焦点话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是“新经济‑?“新经济”对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地区、经济群体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些间题，不仅仅为经济学家们所关心。同时也被各国政府和企业所重视:人们在从网络、电子商务的兴旺发展中看到“新经济，“美好前景的同时‘也从美国LYASDA}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强大的威力。有关“泡沫”的议论沸沸扬扬，更使得人们对“新经济”产生种种的疑问与担优。
应该承认、这些疑问与担优在现实情况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经济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认识“新经济”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个崭新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不过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断涌现，令人几乎目不暇接。l，新经济，l因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而出。两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正因如此仃业界对.l新经济”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一rf将如何在“新经济”环境下持续健康地发展?新的经济理论又将对产业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全球rr业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间题。
1新经济一理论的建立
“新经济”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创造性地使用了“新经济”这个词汇。一年以后，《商业周刊》再次发表文章，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着“新经济’。此后，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发表讲话时多次引用这一概念，“新经济，‘的说法传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经济‘’?一般说来、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我们在此之前听说过的多种经济概念，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故此也有人认为，上述这些概念的总和就是所谓的“新经济”。
“新经济”的特征有哪些?简单说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b,高强度的市场竞争;:.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表现为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三低一高)的特点，这也是它与传统经济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应当指出，上述新经济的特征主要来自对20世纪9D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1}J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8个月的增长，年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ek--4%a。而从1992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已经由4%降至不到?.0k、失业率则从7%一8}''''}降至40k
这样的情形，在传统经济中的确是i反难见到的。而人们在称羡‘卜新经济’奇迹之余。也不禁要问:到目前为止.为何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实现了“新经济“，其他国家包括与美国社会制度、经济政策极为相似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何不但没有呈现同徉的经济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胁。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注意。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美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过去10多年来，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对美国金融市场、政府和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此外.美国国民乐于在革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对rf产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与之相比较。西欧和日本不但在经济运行环境，风险资金市场、TT研发投入等环节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网络普及程度、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远远地落在了美国的后面。为此。它们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来。
2000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邀请格林斯播、比尔·盖茨等人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卜新经济会议“，此举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新经济”理论的正式承认和支持。有趣的是，会议举行的前后。正值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以科技股为主的NABDAQ综合指数全面下跌.1T公司损失惨重。这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却让人们更加关注’卜新经济”-
2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墓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经济’与信息技术之间有着不容割裂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a.信息技术领域是最先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产业，信息产业的特征也是“新经济.，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术是“新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经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将发挥极大的经济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对“新经济”的突出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传统经济的信息化结构改造上。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等传统经济中的核心产业.在采用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后，将使得产业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经济.，结构下的“新产业’模式。信息技术向整个经济领域的渗透。造就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概括地说。就是通过信息极其广泛而快捷的流动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通过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产和销售市场的实时动态。迅速做出反应，可以极大地避免经营风险。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的增长。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D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资总额是其他产业投资的十几倍。相应的。自1993年以来。由信息所带动的美国工业增长的比例高达4}1%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息产业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企业。它们对促进经济与就业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长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国有23万家，而到1997年就达到了36万家。他们为美国经济繁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信息产业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对减少。对经济运行中间环节的依赖程度较低，不易引发通货膨胀。我们知道，中间环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又是传统经济难以克服的间题。中间环节越多，供求之间的距离就越远，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能够让生产更直接，更快捷、更个性化地贴近最终消费者，完善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3新经济”对信息产业的改造
信息产业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进而成为‘.新经济”的表率，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是出于该行业创新能力强，技术更新快、竟争激烈等特点，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自然现象。也正是在高度开放、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产业发展难免出现一些(至少在传统经济看来)不够规范的现象:当“新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走向成熟与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信息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与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1975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组建了徽软公司.2i年后，这家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国际软件巨头企业，因涉嫌垄断，阻碍市场竟争，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国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围绕微软一案、在美国国内以至全球经济学界和fT业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关这些争议的报道很多。这里不再引建。我们注意到，争议的焦点其实不在于徽软是否从事了行业垄断一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软对美国经济是否有益，以及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好是坏。
我们认为，这场争论本身也是对“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行为与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拆分微软，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利大还是弊大。传统经济学认为、打击垄断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有效地提高经济运行活力。在“新经济’环境下.这样的认识是否还是正确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从19世纪开始。美国经济政策对垄断行为的限制和打击一直是全球最为严厉的.其市场开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经济”最早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不仅仅与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有关.市场开放与高度竞争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创新与竞争、是信息产业的特色与传统。而在“新经济’定义中，全球化竞争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击垄断应该被认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国内的信息产业中，垄断行为还不是很多见，唯一突出的实例就是电信部门对网络线路资源的独占。在政府有意识地扶持新的企业参与竞争之后，垄断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内信息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有新的垄断行为出现的可能。国内至今还没有反垄断的法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也跟我们相似，原因或许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反垄断或许不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产业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现垄断行为的产业，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来，Internet高速发展，对网络资源的争夺己经成为信息产业和“新经济“的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较为突出的域名抢注问题为例，首先是美国通过把持着全球顶级域名(,.oig}的注册权和管理权，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资源。其次则有一些民间的公司或个人，专门抢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义的域名，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我国的网络建设起步较晚，对域名价值的宣传与认识也不够，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别人抢注，最后只好出大价钱购买，经济上必然要遭受损失:而直至目前，国际上对域名抢注始终没有相应的惩治性法律，对域名倒卖只能听之任之二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也需要借助、“新经济”规则予以校正。
4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展动力
美国财长萨莫斯日前曾经说，在新经济体系中，拥有暂时的“垄断”能力是唯一的激励机制，若没有这种能力，将不能补偿产品最初开发的投资成本。因此，对这种暂时“垄断’能力的不断追求，便是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这也是美国特别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权‘复制权和商标权)的原因。
不难理解，萨莫斯所说的“暂时垄断I，指的是由技术领先造成的短时间市场独占，其发生的根源则来自于创新。
创新对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照此推论，没有创新也不会有“新经济，.的出现，而创新能力的薄弱或减弱都将对’’新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没有人说得清一项创新技术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当时的各种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因为其数额极其宠大，令人难以佑汁一1981年，微软公司以500()美元买下5CP一I)OS}即后来的R15一〕l5)后，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惊人的340(〕万美元，迅速成为软件业第一大公司。扮世纪?0年代，一批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出ARPA-NET,90年代转为民用，这就是今天的lnlemet。它的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止千万亿美元，放眼其未来，其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就创新能力而言，美国1''''I''''企业无疑是最强的。与之相比较，中国企业则普遍能力不足，这是我们在发展“新经济”中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创新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企业经营理念上的差异所造成。而首先要解决研发(R&D投人、风险资金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高额的研发投人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一些国际大公司(如IHM,htel,HP,Nli-cxoraa}ft等)都把1030以上的年收人投人研发，美‘日等国政府也以政策扶持和巨额资金自助的方式鼓励企业注重研发。
同样，风险投资也对信息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据统计，扮世纪90年代初、中期，美国的风险投资平均每年50亿美元，1998年达到200多亿美元，1999年暴升至，刃亿美元，而到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己是创记录的226,S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3.7倍。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工业集聚；基尼系数；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国政府希望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发展的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良好愿望至今没能实现(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计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数，结果显示除了1978～1985年有缓慢下降外，地区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对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弹性占主导地位。范剑勇、朱国林(2002)做了类似的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过了60％。由于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地区间工业生产规模上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中国家在经济开放后均出现了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地区差距扩大背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均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业的生产行为总是倾向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生产集聚是由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创造的，交通运输成本、产品的差异性和产业的规模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Krugman，1991a,b；1993)。规模效益递增和前向后向联系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劳动力的流动，那么生产的集聚本身就将会导致地区差距。近年来的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Hu(2002)构建了一个空间集聚模型来解释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认为由于沿海地区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工业集聚。虽然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地区内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转移，但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满足了工业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向反馈效应而使集聚经济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黄玖立(2006)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将会打破空间分布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心一”结构的形成，而在不对称的情形下，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往往会成为中心。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很好的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
在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问题，其结果是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并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Gao(2004)实证研究了技术外部性、自然优势、当地市场条件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种经济力量对工业集聚均有显著的影响。他们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
尽管已有文献对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做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但却均是将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工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并服务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处于政府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同时，受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布局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型工业布局基本上遵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因此当时中国工业的集聚模式实际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工业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其自身经营活力，增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此时各种经济因素开始对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此时“国有企业依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2)，政府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力依然明显。因此，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种经济因素在国有工业生产布局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将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国有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对于缩小我国的地区差距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区域聚集特征
虽然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中国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设的那样存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保障了工业集聚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并由于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使得工业集聚得到加强。范剑勇等(2004)的研究也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加速了沿海地区产业的集聚，同时也缓解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日益显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梁琦(2004)、吴学花、杨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刚(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部分制造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将衡量收入差距的洛伦咨(Lorenze)曲线和基尼(Gini)系数用于衡量行业在地区间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和sj分别是省份i和j的工业在全国工业中
所占的份额，s为是各省份在全国工业中所占份额的平均值，n为省份的个数。本文计算出了1987~2003年中国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同时还分别计算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见图1)。
图1显示，1987～2003年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的集中趋势是逐渐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当我们将工业进一步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后，图2显示，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较国有工业更为显著。1987年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为0．559，远远高于国有工业的0．385。此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虽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但从长期看仍呈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0．666；而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内的变化则较为平缓，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国有工业比国有工业出现了更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还表现为，1987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省份有江苏和浙江，二者分别为18．1％和10．3％，而没有一个省份的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到2003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已有四个，分别为江苏16．5％、浙江12．6％、山东11．5％和广东19．8％，国有工业比例则只有山东接近于10％，为9．6％。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均表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比国有工业更为明显，说明中国地区间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的不均衡分布，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国有在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结论(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导致工业生产空间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地理条件的差异则首要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金煜等(2006)计算的工业产值排名显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属于沿海地区，更具体的讲这些地区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环渤海地区。Wen(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产值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在图2中我们描绘了1987-2003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直观看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地理分布均表现出上述特征。1987年东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2．85％，此后该指标趋于缓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现缓慢攀升的势头，到2003年其值为55．11％；而中部地区则呈不断下降的态势，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间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虽然有过短暂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则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为17．75％。而三大地区间在非国有工业生产上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在此期间内东部地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区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区则由8．09％下降到6．29％。
三、计量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以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产业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集聚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各项政策的变更对工业集聚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强调了政策因素对中国地区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各项政策变量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集聚。因此，我们建立基本的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x为随机扰动项。SOEit和NSOEit分别表示国有与非国有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这是借鉴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为一组经济地理变量，New-Geography为一组新经济地理变量，Policy为一组政策变量。
(二)变量定义
1．经济地理变量。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的方式来捕捉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金煜(2004)125I使用层次线性模型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认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而且自然条件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工业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这一变量来控制地区文化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用以控制。
2．新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Venables，1996)，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检验这些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集聚的解释力，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1)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越会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企业数量(Enterprise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就更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工资水平(Wage)。一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一方面
会吸引劳动力在当地的集聚，从而有利于工业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由于工资上涨而使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时，将不利于工业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区人均职工工资作为衡量一地区工资水平的指标。(4)人力资本水平(Hc)。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运输费用。Krugman(1991a)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既要顾及到消费地，又要顾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区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该地区内的运输费用，也降低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运输费用，因而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会促进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生产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应和分散(dispersion)效应的比较(Wen，2004)。若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工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工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使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显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历史与预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强调了历史和预期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由于预期因素较难控制，因此我们选取了一地区1987年国有工业(SOE87)和非国有工业(NSOE87)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来该地区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条件。
3．经济政策变量。(1)对外开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了产品的出口，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总额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2)金融发展(FINDEV)。金融发展由于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工业集聚也会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地的金融发展水平。(3)财政支出(FISC)，我们定义其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将可能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不利于工业的集聚。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别说明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海南和两个省份的数据缺失较严重或没能得到，因此我们将这两个样本删除；另外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直辖，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将其归人四川省。本文最终得到28个省级单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模型(1)和(2)进行拟合。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变换以将偏误消除，同时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哑元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通过Hausman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由于我们还关注地理区位以及其他一些随时间不变的解释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影响，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将会将这些变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时我们将用随机效应估计模型，并以LM检验来判别随机-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对所有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进入回归模型，使得这些变量在成为被解释变量之前已经被决定，以减轻模型的联立性偏误。估计结果见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I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Han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地理变量，此时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而LM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显著存在随机效应，在变换了估计方法后，除去变量Urban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Ⅲ中我们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两个反映历史因素的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该两个变量与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严重的共线性而使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在模型Ⅲ中删除了Coast，同样采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LM检验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我们将影响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因素。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对国有工业的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三大直辖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业基地，历史因素导致了其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正向作用；变量Minority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SOE87和NSOE87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高度显著，表明历史因素显著影响了国有工业的布局。具体来说，历史上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将显著影响此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历史上具有发展非国有经济传统的地区则不利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地市场需求(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显著促进了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W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梁琦(2004)认为当劳动力可流动的时候，公司倾向于定位在接近较大市场的地点，承受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反过来又吸引劳动力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从而吸引产业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的是一个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并不满足，因而工资水平与国有工业集聚之间正向关并没有足够理由说明高工资将导
致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我们更愿意认为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滞后，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因而其生产的布局并不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人力资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运输条件(Road)与国有工业集聚的负相关关系也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得到解释。(3)经济政策变量。金融发展(FINDEV)和财政支出(FISC)分别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国有企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对国有工业集聚作用的不显著似乎只能以国有工业自身效率的低下来解释；经济开放(FDI、Export)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主要是经济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并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其经营效率也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虽然经过了20多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布局的影响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这三个模型的估计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变换了估计方法和删减了变量，但这三个模型中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其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
将影响非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变量。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三大直辖市由于其作为城市经济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务职能，因而不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响非国有工业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历史因素也显著影响着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历史上某地区具有较高国有工业存量不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集聚，而非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聚集。本地的消费水平和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设施的改善却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负向作用，这点同Wen(2004)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这表明交通条件改善对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但一地区法律体系、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3)经济政策变量。对外开放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金融发展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集聚，虽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给上存在严重的偏向国有企业以及歧视非国有企业的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开放后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资源由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的漏损渠道(卢锋、姚洋，2004)，这保证了非国有工业必要的资金融通，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政府的财政支出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力。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由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不断上升，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由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地区工业生产布局的差异，而工业生产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布局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对外开放等应该是可以被重点考虑的政策手段。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新经济；中小企业；优惠政策；财税政策
在当前新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在财政税收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虽然我国的经济整体上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内在的经济形势是复杂多变的，比如，当前劳动力素质较低，各行各业的企业内部自身存在的结构问题以及国际上的经济形势不断影响国内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逐渐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所以，目前必须要将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向前发展。
一、新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现状
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与生产者物价指数成方向变动，且变动相当之大，甚至许多中小企业会逐渐发现他们生产成本的价格上涨的速度与物价的上涨速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劳动力整体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生产的原材料成本也处于持续上涨的状态，所以现在，各中小企业低于减免征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国内的其他经济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远比不上财政税收政策对整个中小企业的影响来的重要。在当前这个汇率波动较大的经济社会中，原材料和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的状态会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阻碍。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征收额度较高，大部分发达国家会通过较低的征收额度来刺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成为经济霸主不只是因为他的经济稳定且高速发展，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中小企业在低税收刺激下的迅猛发展。我国中小企业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些中小企业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那的吃穿住行用几乎都是通过中小企业才得以实现，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能够使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石。就目前经济情况来说，因为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后和传统使各中小企业没有在急需帮助的时刻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影响，甚至于缺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福利待遇，减税、免税以及优惠税率对于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没有合适规范的财政税收政策是难以使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进行优化和发展的，而目前，我国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国现在已经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状态，只希望能够尽快出台一部完善的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使其能够健康向前发展。
二、新经济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完善
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平稳状态的保证，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国家的税收负担，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其内部生产活动相适应，从而导致整个企业内部生产力的下降。我国自身是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综合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减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的降低，而且如果企业年底出现了亏损，还可以获得国家的递延补偿；但是对于经营企业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优惠政策较少，而且在一些研发和投资方面的费用还存在一些困难，既没有对于进口货物的免征政策，也没有关于转让科学技术的优惠政策，甚至对于一些基本的、新兴的，同时也是急需要整体进行优化和创新的资源和产业所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还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扩大。
(二)企业内部财务人员不能够完全明确国家的财税政策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在财务方面的管理和控制是比较容易的，但同时因为规模较小，人员数量也是有限的，这样就会造成在企业发展经营的过程中缺乏高级的财务专管人员对于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而且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财税方面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是每个中小企业所必须要面对的难题，这就需要专业的税收专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规划，但是因为人员数量优先，专业素质较低，知识储备不够，就会使企业的发展出现各种障碍，整体降低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如果要使各相关财务人员能够完全理解国家的财税政策，需要在企业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税收风险筹划制度，处理好税收收入和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不仅是因为人员数量较少，还因为其工作能力较弱，对于国家的税收政策不能及时接收和掌握，使企业对自身的税收难以完全掌控，这样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自身减少税款，甚至还会带来不小的税收风险。
(三)国家对于财政税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尽合理
我国当前资源配置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科研所，各中小企业因为国家或是本级政府对其投入的科研资金较少，势必会降低在科研方面对于企业的刺激，再加上本身对于开发、创新、优化各项资源和结构缺乏兴趣，很难成为国家科研方面的主体。而且各级政府普遍只重视各项研发的结果和所得荣誉，对于其结果对当前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视，所以就很难发挥国家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各项研发的影响，也不会鼓励企业去大量研发适合群众使用的新型产品，从而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而收益却止步不前的情况。
三、如何优化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想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使各地方的经济能够平稳运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对国家经济影响较大，这就表明我国现在如果想要整体经济有序发展，势必要加快中小企业的前进步伐，同时政府以及国家相关财政部门也需要做出相关的管理措施，出台一些适合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其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如果想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氛围，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做好对各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才能总体提高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优惠政策的范围，使各中小企业获得的收益最大化，进而刺激他们进行自主创新。总体来看，我国财政部门需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大量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款，同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使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趋于稳定。同时在科研方面，我国也要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力度，为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得他们不仅发展自身的产业，还可以大力创新新型技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形成有效的循环。
(二)政府应适当的实行扶持政策
由于现在还没有出台一套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的中小企业出境可以说是较为窘迫，所以现在只能通过政府的扶持和适当的税收制度，才能提高中小企业在当前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在企业的整体发展中，政府需要对企业发展的规模、经营模式、存在的优势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制定新的适当的发展规划，才能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规模。但是，政府的财政资金拨款的条件还是需要严格的审核，以免使一些企业钻了空子。在税收的优惠方面，也必须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只有政府推行公平公正的优惠政策，中小企业才会实现公平公正的的市场竞争，从而实现企业之间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励，使各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当某个中小企业开始出现盈利时，国家也需要适时的出台相关财税政策，对于快速发展且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或者是适当的降低税收的征收标准，使税收优惠的范围能够兼顾很多企业；对于发展较慢、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政府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从而使企业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三)完善企业内员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范围的同时也要有针对的实行，税收优惠除了可以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降低，还可以影响企业内部的员工收入。政府可以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提高员工的工资，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还可以使员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而进行相应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知识储备，使整体的工作环境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还可以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四)对于税收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还需完善
如果要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不仅需要企业自身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还需要政府通过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监督和协调。首先，政府应该使各企业内部财政部门相关人员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税收权力和义务，明确自己不仅有纳税的义务还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其次政府可已通过相关宣传，使企业养成自觉主动纳税的习惯，降低企业出现税收风险的几率；最后还可以使企业在内部实行一些队友偷税、漏税人员的惩罚措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