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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范文1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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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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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胀 货币政策 未来走势
2010年来，为截止通货膨胀预期，我国央行连续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冻结过多的流动性资金，存贷利差已达到3%的较高水平，而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了21.5%的历史高点，然后物价上升势头仍似乎没有得到缓解。本轮通胀是在我国经济结构面临大调整，内需相对不足，同时国际初级产品供给也发生变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具有复杂性。针对目前的通货膨胀，不同层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通胀主要成因是货币因素为主，非货币因素为辅的货币与非货币市场“双失衡”。货币超发为主导，内需增长等非货币要素推波助澜。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胀主因是公众预期的变化。理由是我国扩大内需政策引致了公众对所有商品包括资产在内的价格攀升的预期，这种预期对通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短期内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他非货币的要素才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支出以及外资扩张等需求冲击，劳动生产率或部门差异导致的结构性冲击，因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引发的外源性成本冲击，因国内工资水平变动等原因引发的供给冲击都有可能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因。单纯通过货币、预期以及其他非货币要素中的一个方面来分析通货膨胀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困境
由于我国当前量化性的货币工具对通胀的调控空间和效果都已经收窄的现状，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尖锐。面对目前的通胀形势，货币政策实现其目标面临着多方面的约束，从而加剧了反通胀的困难程度。
（一）宏观经济的失衡困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目前经济滞胀的压力对货币政策反通胀的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因为反通胀的政策强弱会对就业目标产生很大的影响。现阶段内需不足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克服，从投资需求来说，政府投资占多数，而且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对经济增长与带动就业的效果并没有持续性。中小企业的发展滞后，并且受到很多限制。就消费需求而言，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了消费需求结构扭曲，也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可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也进一步虚弱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出口的增长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完整，竞争不充分，资金融通受到阻碍，企业资金运用效率低，这些都加大了反通胀的难度，制约了反通胀政策的力度。
（二）通货膨胀压力成因的特殊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具有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共同作用、外部输入性、明显的需求拉上的滞后性三大特征。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对于需求拉升的通胀能够起到明显的作用，但是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却没有很大的帮助，甚至紧缩产生的供给效应还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会进一步增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外贸依存度已达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来自于国际社会的通胀压力会对我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对于输入性的通胀压力，国内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来的作用是被动的而且也是有限的。由于现期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时滞，所以对前期的通胀需求压力限制是有限的。由于这些复杂的成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三）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的特殊性抑制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当前“松紧结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反方向组合方式，削弱了紧缩货币政策的效应。纵观此轮金融危机前后及抗击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性的，只是扩张的力度有所变化而已。货币政策则有所不同，在2003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开始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即反方向的紧缩性政策。到了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才做出方向性逆转，由从紧的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2010年货币政策方向又重新回到从紧的状态。目前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在面对经济滞胀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也有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间的效应抵消。我国目前的财政模式是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相配套的，这样一来就支持了货币扩张，抵消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
（四）国际收支失衡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
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进而对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阻碍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展也不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同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就使得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的增加变得具有客观性。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提高进而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样，大量的QFII以及国际热钱会流入国内，因此，在贸易顺差加大同人民币升值预期提高的双重压力之下，外汇占款将进一步扩大并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这将直接抵消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央行票据对冲外汇占款量，增加短期的基本流入成本。
货币政策在以上几个方面遇到的种种困境，导致了在抗击通胀的过程中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目前的困难，提高针对性，增加有效性，协调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缓解经济失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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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宏观调控就是大萧条
对于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很多民营企业都感到压力很大，从已经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来看，有没有所有制歧视的问题，樊纲认为：理论上没有，但是实际上有。比如贷款先停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这也是目前体制下很难避免的事情，国有企业现在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了，但是总归还是有一些。理论上是不存在所有制歧视的，比如现在好的民营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贷款。
这次宏观调控，应该说很多行政政策是“一刀切”的，说是五一节期间不贷款了就不贷款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一样。但是实际操作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在政策的掌握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
但樊纲对宏观调控已经对一些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从而对投资者的积极性产生影响的看法有不同的见解，他说：需要大家弄清楚的是，不是宏观调控导致了这些问题。首先的问题是经济出现了波动，才需要宏观调控，如果不宏观调控的话，所有这些企业将受到更大的打击，那时候的问题就不再是积极性问题，而是生存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会受到重大的打击，这是首先必须说清的一个问题。
至于说到这不让搞那不让搞，因为这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时期。而且同时还出台了一个投资政策，规定将来大家都可以去投，不用审批了，这是一个体制的变化。这不是我在为政府辩护，现在有些人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宏观调控把大家给砸了，但如果没有宏观调控，我们就是大萧条，是经济危机，现在是大家都受点冲击，但是可以把经济波动调过来。
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措施，在手段上有什么问题，樊纲认为：这次的手段基本正常。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行政手段，但中国现在很多经济主体不是市场主体，市场手段对它们不起作用，就得行政手段才能起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唱高调，学者、记者、政府官员都不能唱高调，不能说我们现在是市场手段，你还不是市场主体呢，怎么让市场手段起作用？那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能光说美国日本怎么样，那是我们将来可能达到的，但现在还不是。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来说，很多经济手段不起作用，只有行政干预、产业政策才可以起到作用。
樊纲说：但是，现在有些确实是过度的行政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需要的，不过现在有些过度。包括执行一些过去的不合时宜的法规，因为过去要审批，现在不要审批。这个需要从长期的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积极推进制度的变化，包括怎么贯彻现在新的投资管理规定。
反思导致经济波动的制度
对这次宏观调控，我们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反思，樊纲认为：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宏观调控。比如说有的地方政府现在还在寅吃卯粮，把几代人的地都批出去，没有制约；一些地方不管破产不破产，还是投资大搞开发区；我们的银行制度还是这种不负责任的银行体系；包括过去政府的产业政策、投资审批政策，是这些制度使得经济很容易波动。
这些是真正需要反思的，然后才是政策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多少行政手段、多少经济手段，当然这些也需要反思，有没有过度的东西，有没有不符合现在的法律和规则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反思我们现在的制度――导致经济波动的制度，反思经济波动对大家造成的损害，宏观调控是经济波动之后不得已的事情。
对于从政策的力度来看，前段时间的措施是否有点太猛了的问题，樊纲说：那倒不见得，有些措施很猛烈，但也不是很长时间的，有些是临时的措施，有些是随着情况的变化相机抉择，但是我现在也很难判断是否过猛了，因为现在还没有见到效果。即使是猛药，如果时间不长，也不是过猛，宏观政策、GDP永远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能光看它当时的力度，应该看这个力度持续了多长时间。
对于当前是否需要加息，樊纲说：确实应该加息，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目前的利率水平，会给人们造成错误的价格信号。
如果要加息的话，存贷款利率结构应该怎么调整，樊纲表示：对这个我还没有具体的想法，这需要具体部门来操作。但是总的来讲，利率水平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不能把它僵化。美国成天0.25、0.5地调来调去，我们也要根据宏观情况的变化、经济情况的走势来调整利率，把利率当作一个经济杠杆、政策变量来调整，把它真正当成一个价格机制、价格信号来看待，这才是市场经济。现在我们把别的价格都放开了，反倒把利率管得死死的，而且管得死死的不是因为人为要管的，而是因为一些利益集团扛着，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而如何评价财政政策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是否应该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樊纲则认为：现在说稳健的财政政策，实际上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紧缩性的――减少支出、财政盈余很大，已经是非常积极的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对的，应该说我非常赞成。去年我就提出民间投资上来的时候，政府就少投点资；如果民间投资不足，政府就多投点，这才叫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不一定老是扩张性的，积极也可以是紧缩性的。当应用财政政策的时候，它就是积极的，不用，它就是消极的。而且财政政策永远都是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需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就像货币政策也要不断加以调整一样，不应该有一个长期不变的制度性的宏观政策，那就不叫宏观政策了。
经济正在软着陆当中
宏观调控进行到现在，如何来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调控措施，樊纲说：我相信现在正在软着陆当中，下一步应该把已经采取的措施贯彻下去，来观察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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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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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范文6
美国《世界日报》8月18日发表社论说，美债危机，各方都在猜测，中国这次将会如何应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国际金融形势，定调“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舆论对领导层这次取态极表赞赏，称为经过风雨后的淡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CPI达到6.5%，创37个月新高。步步攀升的通胀压力，又正好交织着愈演愈烈的美债危机。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政策选择，是应对高通胀与美债危机双重压力的前提条件。
在美债危机爆发之前，按照惯常的思路，面对新高不断的物价指数，中国央行必然会断然采取加息或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的做法，以遏制通胀势头的进一步抬头。事实上，自去年1月份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十二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通过多种组合政策的叠加，实际回笼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了4万亿。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打压下，物价指数却出现了一边调控一边继续上涨的怪象。
就在中国的通胀形势日益严峻之时，美债危机又开始爆发。在标准普尔罕见地将美国长期债务的评级下调后，全球的金融市场陷入了一片暴跌之中，而且由美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在不断发酵。除了罕见的全球性股市大跌外，美债危机最终会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由于美债评级被下调，短期内美国的实际借贷成本可能会增加，这对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同时，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还会通过负面财富效应和信心传导渠道冲击实体经济。在欧美市场上，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欧美经济陷入再次衰退的概率已经在过去10天内上升到了30%～50%。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在持续一年多的紧缩中本来就矛盾百出，这次再加上美债危机的冲击，可谓是“祸不单行”。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打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凸现出来。由于融资难，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制度上的优势和垄断，紧缩政策还导致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不断向政府和垄断企业集中，不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加强。而地方债务负担的加重则又使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投鼠忌器”，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为了应对美债危机的冲击，新一轮的全球性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再次推出。比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均先后发表声明，在必要时将联合行动，保障市场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美联储对推出QE3本来就准备充分，这次美债危机恰好为其出台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不仅如此，评级巨头还将矛头指向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威胁说随时可能降低对他们债务的评级。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仍刻板地奉行单纯的紧缩性政策，极有可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相违背，进而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不应有的伤害。
其实相对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本次债务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小得多。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其一，在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是“过热”，危机袭来直接导致中国剧烈受创，而目前中国经济经过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主动收缩，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幅提升。从产能角度看，次贷之前的中国经济受到多年来持续的产能扩张导致实体经济风险敞口过大，一旦需求收缩，只能迎接痛苦的被动去产能过程，从而导致经济跌落谷底;而现在由于海外需求还未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状态，经历了上一轮需求缩减之后，产能风险敞口已大大缩窄，料想需求再度降温引发的产能收缩反应将相对可控。
其二，经历了次贷之后的再平衡，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大幅下降，内需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首要动力(上半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还是-0.7%)，在未来遭受外需冲击时，中国经济的缓冲能力也会大幅提升。7月出台的经济数据，说明中国经济依然稳健，这使得中国在全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能够占据十分有利的地形。
基于这两点背景的差异，综合全球未来通胀演变、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中国大可静观其变，以待形势明朗。不妨把全球债务危机看做中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良机――中国应该利用危机，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匆忙上阵，跟随欧美国家大搞经济刺激。经济转型再也经不起结构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