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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含义范文1
【关键词】绥德 画像石 造型者 艺术精神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汉代的艺术以深沉雄大且质朴无华，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和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汉画像石是附属于墓地、厅堂、阙等建筑物上的石刻艺术和建筑构件，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常见的是岩面平整的细砂岩板石，后经打制磨光、墨线勾样浅刻浮剔，最后敷色绘彩而成的综合艺术作品，在我国汉代石刻艺术史上，陕西绥德汉画像石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
继承与创新的造型想象力
两汉时期是中国人物造型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期，统治阶级趋于正视现实，用基于真实的形象来表达思想。儒释道相糅的哲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在绥德的文化传统中，处于此时代的陕西绥德画像石创作者们，其艺术风格正是在受汉代艺术精神的主旋律影响下发展形成，众多高超、精湛的艺术品体现了他们丰富的造型艺术想象力。
在绥德汉画像石墓石的横额中，最为显著的是上栏中的装饰带，这种装饰带在为活跃整体画像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墓室整体画面生动、活泼，并且通过花卉的曲折缠绕、重复构成来表现仙气缭绕的世外逸境。装饰纹饰中有云絮纹、阴线双钩纹、绶带穿壁、犁头云絮纹等，其中有些是单独纹饰，有些则是珍禽瑞兽穿插其间，也有少量没有规式的纹饰组成。这些装饰纹饰绚丽多姿，在画面上点缀出一幅幅繁花似锦的绚丽图景来，有些纹饰与动物巧妙结合、穿插，使画面具有无限张力，这是在前人的造型基础之上的创新，将优秀的造型语素传承之后结合自身所需，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创造。
艺术是以积累的方式延续的，这应是认识艺术历史的纵向发展的出发点，而且还要从中外文化发展史的横向对比中寻求异同，以利于中西合璧的创作交流。[1]看似天马行空，随意为之，但其实不是无意识的创造，绥德汉画像石创造者是在对整体墓室画面缜密构思之后，对造型严谨安排之后的自由洒脱，这些纹样与原始图腾以及秦代传统图案是一脉相承的，是融合前人造型的新的创造。
理性审美之上的感性造型想象力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中诸多场面，无论是狩猎骑射、车马出行、交通宾朋、宴饮歌舞中抑或其他人物、动物等造型，皆是准确的结构之上的灵活表现，一切物态，皆成为了美的化身，这正是庄子美学观念的集中体现。汉代画像石艺术家们的透视、洞见、想象，亦即庄子之所谓的“明”，把握住事物之本质，也是纯洁人性的直接表露。
汉画像石创造者们对历史传承，风土人情，故事解读，自我艺术体现以及画像石技法均熟悉掌握，有很高的理性审美能力。分析绥德汉画像石整体装饰结构设计，下部分造型都要大于上半部分，以黄家塔9号汉墓为例，位于上部分的横额左右角为日月轮，外栏与竖石栏是卷云纹与羽人斗兽、翼龙、麒麟、仙鹿、白虎、朱雀、青鸟、仙鹤等神兽灵禽组成的画面，在卷云纹轻盈飘逸中穿插出各具动态的珍禽异兽，使画面动感十足。（如图1）位于下部分的正中的门扉上刻有的朱雀、灵犀，中间刻辅首衔环，环内刻一丹凤，祥云嘉禾点缀其间，体现华丽祥瑞之氛围。整体的造型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要大出许多，为使画面的重心稳定。左右竖石内栏是东王公、西王母的昆山神坛图，下位拥彗门吏，门吏造型在整体画面人物造型中属最大，这较好地体现画面的稳定性，最下格为玄武，玄武的造型横跨竖栏的两格，以基座的形式起到稳固的作用。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这样阐述，一个视觉式样的底部应“重”一些。这种说法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说，要在底部加上足够的重力，以便使整个构图达到平衡。二是说，使底部达到“超重”的程度，以便使底部看上去比顶部更重要一些。[2]
因此可以得知绥德汉画像石的创造者们对画面的整体结构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在熟知美的规律之上的结合需求的创意。绥德汉画像石创作者们对创作主题的理性分析和深刻领悟，对形式美法则以及造型规律的熟悉运用，加之精湛的石刻技法，才创作出既有理性审美又有感性想象的精湛的艺术作品。
分镜头表现造型的想象力
绥德汉画像石中的故事有了镜头语言的体现，打破了以往的构图形式，创新了分格表现主题的手法，更有了一种连续画面的展开美。整体墓室画面可以分为不同的景观，远景为最上层，横额部分，通常表现为神仙境地，狩猎、出行等大场景，人物较小，数量较多，既表达了一种宏大的场面又给人有疏远和高不可攀的敬畏感。中景为两边的竖石，通常由西王母戴胜跽坐或由执笏门吏组成，下面多为动物与植物，从上到下逐步与人世生活接近，造型也逐步由小变大。竖石外栏通常不变，为装饰纹样，与横额连成一体，保持画面的整体感，内栏通常有变化，更有分格表现具体的镜头。近景为大门，居于正中，占据整体墓室画面最大位置，表现最接近生活的内容，具象的人间大门居多，既是门又用于装饰。从画面的远、中、近景即可看出汉画像石造型者们高超的想象力和视觉解读能力。
以四十铺画像石为例，1975年4月在绥德四十铺出土，原石现存于绥德汉画像石博物馆。此画像石左竖框内栏人物图上下共七层：一层二人对坐，左者出二手，右者出右手袖相握，旁置一樽；二层二人席地而坐，其间置六博案；三层人人对坐，中置一壶，个人手执一箸，箸为阴刻，有三箸已投入壶内；四、五、六层每二人为一组杨袖甩袖席地作舞；七层为一人着华服，戴进贤冠，执便面右视而背坐；下为五枝数。右竖框内栏人物分五层，每二人为一组，有对坐的有排坐的；唯三层一人跽坐执幢节面右与一立者对语。每一层中的人物相似，只有动态的略微改动，连续的画面内容，交代故事的不同阶段，因此如电影中的分镜头一般。
绥德汉画像石的布局安排，常见的横额为整条造型、竖石多分两栏，也有很多新奇的划分形式，有双排分成小格、也有大小格不同。绥德汉画像石造型者们创造性的随着故事情节变化，使画面有了镜头感，如同连环画一般，人物在细微变化之间有了动态的连续效果，是绥德画像石创造者们创新意识的重要表现。
汉代文化精神观照之下的造型想象力
绥德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精神与崇尚简朴素洁的汉代社会风气相一致，游牧民族与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和面貌。绥德汉画像石超越了现实，突破了理性和常规，加之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象征意义的形象加以表现，酣畅淋漓地将心中情感主观地表达。
绥德汉画像石中狩猎、会客、煲厨，根据不同主题的需要，既表现墓主人的理想状态，又要将作者主观审美注入，没有受到框格的限制，说明当时的艺术家有自由、轻松的创作心态，也说明了当时整个时代的审美诉求。是什么造就了汉代的造型艺术家的丰富的想象力，溯本求源是在以提高精神追求的在中国艺术之精神观照下的想象的发挥，一种全民族的想象力的共同创造，于这种心境中完成的艺术作品自然能空灵动荡而又深沉飘渺。
结语
总结绥德汉画像石造型艺术，是在总结继承前人成果之上，结合自身所需的创新实践。这种创新是结合理性的审美在内的，在慎思之后的自由想象。在想象的同时，创意性地在平面中划分出镜头语言来，可以说是人类造型艺术想象的珍贵财富，而这一切与汉代的文化精神紧密关联，是在中国汉代艺术精神观照下的造型想象力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苏连第，李慧娟.中国造型艺术[J].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想象力的含义范文2
关键词：图式理论 意象激活 汉英翻译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的建构是以语言单位为提示物，从而诱发的一连串概念操作和背景知识调用的心理过程。意象是认知语言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与心理学中的“心象”近似。它不是直接表示客观真实的外部世界的物体，而是一个心理图式或意象，是具有语义或意义对应的具体形象，具有可以被语言进行言说的具体性（谭业升，2003）。意象传递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需要找到能够激活与原意象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内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上，虽然能取得大致相同的经历，但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却会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微妙的差异，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巴特莱特提出的图式理论强调背景信息和图式（知识结构）在理解中的作用，他把以前获得的信息称之为背景信息，把已经获得的信息结构称之为图式（Bartlett，2001）。图式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激活大脑中的相关图式，从而获得对新信息的理解，它解释了读者怎样从已知信息和过去的经验中提取信息和建构意义。
由于中外文化背景、信仰、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难免会因这些因素的介入，产生分歧、误解，甚至是冲突。一般意义上说，翻译过程包含译者对源语的理解和用目的语对源语进行重构两个过程。在对源语理解的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激活、调用相关的图式（意象）对原语进行分析、理解，然后再用目的语进行传达。在第二个过程中，译者需要用最捷径、最经济的方式帮助目的语读者激活、调整或新建相关的图式（意象），以达到准确的传达源语富含的信息，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本文在图式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意象激活进行分类、归纳，提示译者从这些方面巧用意象激活，从而达到奈达所提倡的翻译的“功能对等”，即“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的过程”。（Nida，1993）
二、一般意义上的意象传递
这一类别的意象激活发生在前文所说的“人类在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上存在大致相同的经历”这一层面上。抛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因素，在目的语语言中刚好有相应的表达方式被用于描述源语所呈现的相似的经验。也就是说，原作所要传达的情景刚好在目的语中能用最近似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传达出来，而不会发生意义上的偏损。目的语读者可以通过译作轻易地捕获原作所呈现的“对等意象”，因为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体验背景。
（1）逢到和旧友谈话，就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旧事上去，这是我的习惯。（夏D尊 《中年人的寂寞》）
译文：When chatting away with my old friends， I am in the habit of unwittingly channeling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toward things of the former days. （刘士聪译）
（2）我感到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贾平凹《丑石》）
译文：I feel shame while I feel the greatness of the ugly stone；I have even complained about it having pocketed silently all it had experienced for so many years……（刘荣跃译）
“channel”作动词使用时，义为“引导，贯注”，可真实地译出原文所流露出的真挚情感，而“pocket”在英语中亦可作动词使用，可译为“把……放入口袋”，选用这个词可以传达出丑石甘愿默默无闻地忍受误解的高贵品质。这两个词能较好地唤醒译文读者对物质场景的切身感知，激活他们与原文读者的类似生活体验，把根植于生活经验中的意象图式凸显出来。
三、文化意象的移植再现
文化意象是产生于特定文化环境的文化符号，是意象和文化结合的产物。相同的意象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象也因此成为翻译中较难准确传递的部分（顾建敏，2011）。在各个民族漫长的岁月中，文化意象不断地出现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或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不仅具有相对固定、特殊的文化含义，同时还带有丰富的连带意义。处于同一文化圈内的人们在交流时，往往不需要特意地解释就能达到彼此的心领神会，但是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却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引申义。翻译不仅仅是语码上的相互转换，更是文化上的交流，要想得到读者良好的反应，译者就必须将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完整地再现给译作读者，唤醒受众的切身感受。语言是记录各民族文化映象的符号，词语在语言编码中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负荷，译者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文化心理及表达习惯，因为词语只有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3）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归有光 《项脊轩志》）
译文：Since I was fifteen I had been reading in this study.One Grandma came said：“I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my child.Why do you shut yourself up in here like a girl？”（刘士聪译）
（4）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材苗条，体格，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曹雪芹 《红楼梦》第三回）
译文：She had，moreover，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eyebrows like willow-eaves，a slender form，seductive grace；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a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the ever 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David Hawkes译）
汉代礼学家戴德在《大戴礼记・保傅》中论道：“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程善之在其名为《春日杂谈》的诗中写道：“我生始束发，便思万里行”。可见，“束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指成年，更带有立志的含义，但是在英文中并没有相对应的表达方式用以阐释其独有的文化内涵，译者只能把它精确到具体的年龄，有针对性地向译语读者传达出原文的所指。例（4）中，王熙凤虽然体态俊俏，但是温暖动人的面庞下却深藏着几分邪恶的“威”。译作却把她的面容描写成“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英国属于海洋性气候，纬度高，夏天温暖湿润，天气宜人，跟我们印象中的夏天完全不一样。莎士比亚甚至把恋人的美貌比作夏日，但是英国的夏天却多雨，晴雨不定，天色多变。译者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因素，重新对王熙凤的外貌进行了建构，把王熙凤俏美而泼辣的形象很好地呈现在译作读者的面前。由上述示例可见，如果译者不考虑文化交汇中的意象盲区，势必阻碍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四、思维差异能动的调和
语言能反映出不同民族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独特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靠语言来表达。世界各民族之间之所以不能顺畅地相互交流，不仅由于语言形式的复杂多样，也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汉英两种语言在意象编码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用汉语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信息发出后，接受者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去破译或者重新组合，语义就可能发生转变。西方人注重抽象思维，遵循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的线性模式，而中国人偏向遵循从大到小，从抽象到具体的三维空间思维。王文斌（2013）认为：“英汉民族的世界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时空两方面各有其特质性偏向：英民族偏重于时间，而汉民族则偏重于空间，英语具有时间特质，汉语具有空间特质”。也就是说，英语注重事物的行动和变化，从事物的行为、动作或变化中体现时间特征，而汉语则认为一切运动始于事物，事物是一切运动的主体。因此，事物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注事物就是关注空间。
（5）面向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老舍 《想北平》）
译文：I can spend a whole day enjoying myself sitting on a rock to observe tiny tadpoles in the water or tender dragonflies on reeds while facing me lies Jishui Tan Pond and right behind me rises the high city wall.（刘士聪译）
例（5）中，不同的意象随着编码连续呈现出来，形成一个空间性的意象群，阅读时视角是分散的，读者不需要用前面一个意象作参照来体验下一个意象。但是译文则添加了空间的关系，选择其中一个意象的空间位置为参照来投射其他的意象。我们注意到，老舍先生既描写了景，又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态度，作者的主观态度居于次要位置，意象描述的焦点更多地在于北平的景象。译成英文时，译者对态度进行了焦点描述，将原作中的主体做了客观化描述，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汉两种语言焦点的差异。
（6）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朱自清 《荷塘月色》）
译文：A full moon was rising high in the sky； the laughter of children playing outside had died away；in the room，my wife was patting the son， Run-er，sleepily humming a cradle song.（朱纯生译）
我们如果不从语境推测，仅从例（6）的汉语动词本身很难了解例句所述事件所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我们从译文却可知晓这个句子是陈述发生于过去的一件事。由此可见，英语动词时态的选用是关系到能否传达出原文意象的关键要素之一。译者只有把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纳入翻译工作的考量范畴，才能把原作所传达的思维意象用最近似的语言传达给译作读者，也就是要做到对思维差异的能动调和。
五、结语
翻译过程是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译者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身份。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汉英翻译过程中的意象激活，意在提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重视背景信息和图式（知识结构）在理解中的作用，因为意象的成功激活是翻译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谭业升.意象编码的语言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2003，
（4）.
[2]Bartlett，Frederic C.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3]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4]顾建敏.关联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意象互文性及其翻译[J].外语教
学与研究，2011，（5）.
[5]王文斌.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外语教学
想象力的含义范文3
据相关报道，目前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人,大约100个国家的各级各类教学机构教授中文课程,其中教授汉语的大学有2300余所。中国迄今已接收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累计近40万人。全国已有300多所高校接受留学生学汉语,如北大、北外、北语、广外等。而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并作为留学生的主要交汇中心，在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留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与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的此次交谈来了解他们学习汉语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寻找出汉语热现象背后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北京的大街小巷，你或许很难见到各种肤色的“洋学生”。而今天，随意走进北京的一所高校，“洋面孔”随处可见；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大都可以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与你自由地进行交谈，让人不由不觉得他们已经融入到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中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韩国留学生
夜色朦胧，在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一处书桌前，笔者和留学生姜伸衡开始了这次愉快的访谈。姜伸衡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专业的一名韩国留学生，在北京学习汉语已经有三年了。姜伸衡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穿着的衣服还多少带有着韩国年轻人特有的流行风格，看上去很帅气也很亲切。虽然外表看起来，他还像个外国留学生，但是，当开口说汉语时，他的发音已经大部分去掉了异国的艰涩腔韵。
对于为什么来中国学汉语，姜伸衡有着自己的思考：“我在韩国读大学时，学的是电子工程，在一家公司实习的时候，有位长辈对我说，以后一定要学中文，到中国去发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韩国公司在中国都有了分公司。我来中国学汉语就有这样的考虑。我爸在天津有一家工厂，2003年暑假我来北京旅游，那时候开始喜欢上了中国，感受到与我们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气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接触过‘汉字’，韩文里面不是有很多中国字吗，当然，韩文中的中国字比较复杂。而且韩国、日本和中国不是都很近吗，大家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些想法就把我带到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了。”
没来中国以前，姜伸衡像很多留学生一样对中国也多多少少有着错误的观念。在他的印象里，一些来过中国的朋友和长辈都对他说过，中国很落后，人们都很贫困，交通也很不方便。“这些想法直到我来到中国以后才发生改变。”
语言学习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一开始总是让人犹豫不定，但最终会云开雾散，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方向。姜学汉语也同样经历了一段从迷惘到坚定的过程。他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很紧张，很不安。不像其他留学生是结伴来的，我是一个人来的。刚下飞机，连一句汉语都不会。前三个月，我的心情一直很不稳定，想家，感觉到语言不通，用你们中国一首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不过，最后还是坚持下来，现在我汉语说得比以前好了，也有了信心”。
“一开始学汉语的时候的确有些困难，尤其是拼音，我们韩国人和日本人一样，‘r’这个音很难分辨出来，还有像‘si’这个音，我们经常会把它发成是英语里的‘she’。”姜谈到学汉语过程中的苦楚，似乎还是有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不过，这些困难在他以后的刻苦努力下都得到了克服。
姜有些为自己的汉语老师自豪，“我们老师上课很不错，很有经验。开始教的时候，他先讲英文，以后等我们慢慢适应了（汉语），就用汉语上课，很了解我们留学生学汉语的困难。碰到比较难理解的内容就用英文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简单的内容就用中文，课后还会发一张上课的重点提纲，这有助于我们下课复习。”
“我觉得，无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知道尊敬老师，但是，一些其他国家的人上课的时候就非常不自觉，经常大声说话，或者是睡觉，有些不把手机关了，上课时出去接电话，影响了老师和我们的正常上课。”姜在尊师重教上有着自己的操守，他希望那些来自五洲四海的留学生和自己一样能够尊重老师。
不过，对于中国人办的汉语水平测试（HSK）培训班，姜想说说自己的一些建议。“来中国学汉语主要想考汉语水平测试（HSK），我参加了一些汉语补习班，但是觉得，中国人办的补习班不太好，可能是缺乏一定的教学经验，不了解我们韩国留学生学语言的特点，比如发音和课文阅读。所以我们一般都选择韩国人办的培训班。”
来中国这么久了，姜在闲暇之余也会和中国朋友去外面逛逛，品尝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食物。“我喜欢北京的菜肴，最喜欢吃的就是宫保鸡丁、麻婆豆腐，还有烤羊肉串。”姜说起这些的时候，就陷入美味的回忆之中，看得出来，姜并没有受到中韩两国饮食习惯不同的影响。
因为学习了汉语，姜也遇到过一些尴尬的事情，“我回到韩国后，有一次打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 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司机听了，双眼直瞪着我，然后又问了我一遍。我当时是想告诉他我家的地址，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中文，直到他很疑惑地问：Are you Chinese?”
“还有一次，我在韩国的麦当劳买汉堡的时候，想要打包走，可我一时不知道韩语的‘打包’怎么说，而却不停地跟服务员说着汉语的‘打包、打包’，她只是傻傻地看着我，无动于衷。”
构建增进中日两国友谊的桥梁
――日本留学生
与姜伸衡的经历不同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的日本留学生――小林义仁。见面时，小林敦厚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身中式打扮已经完全褪去了日本式衣着的味道，反而使人更容易把他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中日两国有着不少需要沟通与理解的地方，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他们向中国学习的阻隔。在他们的国家，还是有着一群为中国痴迷，对中国向往的人。小林义仁就是这股浪潮中的一分子。
小林义仁觉得，与韩国年轻人中间形成的汉语热相比，日本人对待汉语有着审慎的态度。他们选择汉语，会有一些个人的考虑在里面，比如，小林自己就是因为小时候喜欢上了中国的武术，才和汉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以后自费留学台湾和中国大陆学习汉语。起初，小林来中国留学的打算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我生活在农村，在家是长子，父母不希望我离开他们，让我像邻居的儿子那样，早点工作，早点结婚，过上稳定的生活，我最后不得不和父母定下期限和条件，答应他们两年后回来，所有学费都由自己承担。”在这样的承诺下，小林踏上了学习汉语的征途。
“以前，在日本，很少有独立的汉语培训学校，但是现在，已经基本有了几所知名的独立汉语教学机构。”小林也感觉到了这种令人欣喜的变化，“有些日本家庭，从小就将孩子送入学校接受汉语教育。”小林在来中国大陆学汉语以前就曾经担任大学的汉语教师，所以他对汉语目前在日本迅速的风靡深有体会。
在来中国学汉语的过程中，小林义仁也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那是他在台湾学习汉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朋友家聚会。路上，我拐了几条巷子后，迷了路。我就到路边修汽车的车库里找到一位台湾人问路。由于当时我的汉语水平不是很高，在交流上出现了问题。不过，很幸运的是，那位女士改用英语和中文两种语言来向我解释，为我指路。就在我离开车库不久，按着那位女士指明的方向试着寻找朋友家时，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回头一看，居然是刚才在车库为我指路的女士。那位女士示意我上车，用流利的英文告诉我，她会送我去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不知道，她会是这么的热情。”
“我来到北京以后，可以说，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你或许也知道，中国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有着不协调的声音，没来中国以前我一直有些担心，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对我很友好，像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和朋友，以及我在中国的武术老师，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来自日本就怎么怎么样。”这是他感触很深的地方。
作为同样有着一定教学工作经验的小林，他意味深长地说：“汉语教学，一个班最好是十个人左右，不能太多，我在日本教中文的时候，就是采用这种教学模式。这样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机会与老师对话和表现自己。”教材方面，小林认为，“两国的教材都大同小异，而且比较能够贴近实际。”不过小林还是强调了一下，在日本高中，汉语教学是分成很明显的几个部分: 写作、听力、会话。他学习汉语似乎比较顺利，“唯一有些麻烦的是，我在台湾学的是繁体，在中国大陆学的是简体，这给我的阅读带来了一些不便。”当然，小林最终还是适应了。
对于毕业后回国还是在中国的日本公司找一份工作，他笑着说，自己不想留在中国，他想回日本，继续在日本的中学或大学里做一名汉语教师，希望能够将自己在中国所学到的东西传递给自己的学生，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文化。鉴于两国在历史上有一些遗留问题和误解，他表示很乐意成为两国人民构建友谊、增进了解的桥梁。
来自非洲的中国声音
――津巴布韦留学生
张东是一名来自非洲津巴布韦的留学生。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一年的中文，而且成绩很不错。见到他的时候，黑黝黝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自信的微笑，个子魁梧，戴着一顶鸭舌帽，挎着一个深绿色的书包，耳朵里塞着耳机（在他取下耳机时，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在收听中文广播）。张东是他的中文名。问他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中文名字时，他若有所思地笑了一下：“中国不是代表着东方吗？”谈起学汉语的初衷，张东说：“我在津巴布韦从没学过汉语，接触到汉语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中国人。再加上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中国人都跑到我们国家做生意了，我在津巴布韦的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后来因为成绩突出，学校准备选派我留学，当时有三种语言供我选择：法语、汉语和英语。我那时对中国的方块字有着特殊而神秘的感觉，考虑到以后可能会有很多机会和中国人做生意，所以就决定来中国”。但是，张东来中国留学的事，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和理解，“我来中国的想法，受到了家人的反对。他们觉得我应该学法语或英语，到欧洲去。我向他们解释说，现在学英语的人很多，但是学汉语的人却很少，而且来我们国家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学汉语肯定能有比较好的前途”。
张东成功地说服了他的父母，但是由于没有一点汉语基础，来到北京后，他吃了不少苦，他的同学有的在来中国之前就学过汉语，而他却需要从最基本的拼音开始学起。回忆起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情景，他眉头紧锁着，露出一脸的无奈，“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甚至都有放弃（学习汉语）的想法了，从来也没想到汉语会这么难学，不过总算度过了这段苦日子。”他现在在班里是汉语成绩最好的一个，说到这时，他得意地笑了。
在津巴布韦的时候，张东就获悉一些有关中国的报道，“我来之前，很多人说，中国很穷，而且城市发展得不是很好，来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北京发展得很不错，和我们国家的首都一样的漂亮”。
对于中国的汉语教学，张东似乎有感而发，“刚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完全用中文来教学，没有英文口头解释，这对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来说，简直像在听天书。教材也只有很少的英文注解，说实话，我刚开始真的跟不上这种节奏，第一次考试就落在了最后。之后，我很勤奋地学习才追上了他们。”除了这些，张东觉得和中国的学生相比，留学生开的课程很少，空闲时间太多，像现在，“我们只有四门课，其中只有一门是新闻阅读，其他都是语言类的，这样的课程既单调又沉闷，”希望学校能多开几门课，尤其是他自己是学贸易的，对经济、和政治都比较感兴趣，“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多学点其他专业的课程。将来毕业更有利于我们找工作”。
张东希望以后的留学生能够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法国留学生和法语专业的中国学生住在一起，美国留学生和英语专业的中国学生生活在一起，这样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有着‘碰撞’，才能有很深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和中国学生在一起，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些留学生在一起玩，我们来中国学汉语，其实还是希望能和很多中国学生交朋友的。” 这是他对学校的一些期望和建议。
说起学汉语，张东想起了几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和朋友去天安门，路上遇到一位小朋友。那小朋友等我走到前面，就在我背后问他妈妈，他是哪国人啊？他怎么这么黑啊？...... 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他们说的话，我回过头，向他们打了声招呼，并且用中文介绍了自己，他们很吃惊。”事后，这一个小小的插曲成为了他们建立友谊的纽带，他们还热情地邀请张东到家吃饭。
“前几天，我妈妈让我打电话回去，我在电话里和她聊着我最近的生活，聊着聊着，突然妈妈很不耐烦地说，你刚才说的什么啊？我完全听不懂你说的！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知不觉地和妈妈说起了汉语。”
在采访完张东后，他问了笔者一个严肃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很多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结婚的现象的？张东想告诉我们，其实，跨国婚姻并不是都很幸福，尤其是需要解决两人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生活习惯。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两人之间的了解。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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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玩，约定下午到野外去，可是，到了下午，王伟杰没来，我们我们只好去找他，到了他家，看见他躺在床上，我们走了过去，问他：“你怎么了。”他不言不语，我摸了摸他的头，很烫，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发烧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伙伴们都吓坏了，伙伴们都很有爱心，冯金永说：“我去买药。”王煜鑫说：“我去烧水。”我去拿了一块抹布，沾上水给他敷在头上，一会儿，冯金永回来了，买了999感冒灵和胶囊，一会儿，水也烧开了，我们把水弄得刚刚好，给他泡上了三九感冒灵，一会儿，他睡醒了，发现我们还没走，也看见了桌上的药，他很感动，他说了一句：“谢谢你们。”我们让他吃了药，然后就走了。
我们来到了村外，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丽，我们叹了一口气，说：“王伟杰他没来太倒霉了看不见这么美的美景，看来，光在家了写作业玩电脑也太没意思了，还不如在野外走走，以后要多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出来走走！！
玩够了，我们又去了王伟杰家里，他还在躺着，没睡着，我们问他怎么感冒的，他却怎么也不肯说，最后，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他终于告所我们了，原来，今天中午他洗头了，哦原来如此，我们给他打开电视机，然后陪他看玩会儿，不一会儿，他妈妈回来了，我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所了他妈妈，他妈妈笑了，说我们有爱心？于是告所了我们的家长，家长表扬了我。我们的心里美美滋滋的！！
想象力的含义范文5
假期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和邻居叔叔放烟花。
晚上，我和爸爸来到楼下，只见邻居叔叔已经待在那里了，于是，我爸爸到地下室拿了两个大烟花、两把“狗尾巴草”、“马鞭”，然后来到一块空地，我拿着点然的香，小心翼翼地伸向放好的大烟花，导火线被点着了，我赶紧闪到一边，只见它“吐”出一个“火球”，火球在空中绽开它美丽的面孔，又把流星洒向人间，每一颗流星寄托着它对我们的祝福，接着，好多烟花也升上了夜空，红的、黄的、蓝的……有的像怒放的万寿菊，有的像含羞的昙花，还有的像美丽的杜鹃花。
我又把另一个大烟花放在那儿，用香点燃导火线之后躲到一棵大树下，只见它喷泉一样喷出火花，那场面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叔叔还往烟花的四面八方插上了“马鞭”和“狗尾巴草”，各种各样的烟花争先恐后地展现出它们优美的身姿，“狗尾巴草”激动地吐出一个个火花，那是送给大家的祝福，“马鞭”大声广播，告诉大家春天来到了，大烟花也不甘示弱地喷出更多的火花，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火树银火的场面，高兴得手舞足蹈。
烟花放完了，可我还陶醉在那美好的情景里，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亮丽的风景。
实验二校三年级二班
想象力的含义范文6
（信阳农林学院 旅游管理系，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乡村旅游一直以来都是旅游业的发展重心.在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经济的转型再次创造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契机.本文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在分析相关利益群体的基础上，探讨了黄陂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然后分析了黄陂区乡村旅游开发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095-02
乡村旅游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近50年的历程了，进入20世纪以来，乡村旅游的开展更是如火如荼.我国经济日渐步入新常态，乡村旅游作为旅游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发展必须要跟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直以来都是旅游业发展的目标，现今更加符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1].乡村旅游在开发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问题应运而生，本文选择武汉市黄陂区微利，通过对黄陂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讨论乡村旅游组织内各个组成群体的权利和责任，提出黄陂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策，这对新常态下武汉市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 黄陂区乡村旅游开发现状
黄陂199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区.区域面积2261平方公里，人口113万，辖19个街乡镇场，是武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新兴城区.近年来，黄陂区利用经济发展的契机大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目前旅游业已成为了全区人气最旺、亮点最多、关联度最高的产业.黄陂区过去主要以农业为主，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近几年来，通过引进民营企业资金投资开发旅游业，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成效显著，旅游已成为当地老百姓的致富工程.
黄陂区现已建成“木兰八景”.其中国家3A级景区两家，木兰天池是武汉市郊唯一的一家国家4A级景区.区域内有各类宾馆饭店62家，其中星级宾馆13家，有3星级宾馆3家，木兰湖七星岛宾馆为全市郊区唯一的一家4星级宾馆.几年来，依托“木兰八景”，乡村休闲游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和发展.黄陂区星级休闲山庄8家，星级休闲农舍（户）21家.黄陂区具有一次性接待1.5万名游客的能力.黄陂区现有各类旅行社及门市部13家，其中木兰风旅行社为首家旅行社.黄陂区南部现已建成谦森岛农业庄园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园7家.目前，全区旅游从事人员5600人.截至2012年12月，全区共接待游客330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4亿元，分别比去年增长8.9%和9.2%.全区已有4万农民直接或间接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已从过去的特色产业转变为支柱产业，木兰品牌的旅游景区已成为武汉地区主打景区.
2 主要利益相关者分析
在黄陂区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涉及到了多个不同层次，不同影响范围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之中选择几个核心成员，即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引进的旅游投资商，来具体分析他们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各自的利益表现.
2.1 黄陂区政府.当地政府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必然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政府在发展本区旅游业时，必定要根据旅游资源的客观情况来制定旅游规划方案，在制定规划方案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采取对旅游开发有关的利益主体即旅游投资商和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即考虑到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要兼顾本区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保护.同时政府为了引进资金，还需制定许多吸引旅游投资商的优惠政策[2].
2.2 社区居民.黄陂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肯定少不了当地居民的参与，在政府和旅游投资商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各项服务，黄陂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围绕旅游“六要素”发展相关配套的产业.同时，黄陂农民也在本区旅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各种旅游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及服务水平，为本区旅游的发展做贡献.
2.3 引进的旅游投资商.政府为了引进来旅游投资商，在土地利用和税费征管等方面制订了优惠政策，大力倾斜在旅游投资商的一面，因此在黄陂开发本地的旅游资源时，各旅游开发商并未在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忘记所应该承的责任.在黄陂区除政府以外，成立了许多旅游协会，来监督和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旅游投资商在这种旅游协会的督促下，利用获取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对当地居民的就业采取了优先政策，做到多方合作，共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
3 黄陂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开发模式
3.1 木兰天池开发模式.黄陂区乡村旅游在开发的过程中，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形成了发展的重要模式，也可称为是“木兰天池开发模式”.其模式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并农户山水资源、政府统一对外招租、农商联合开发建设、门票收入定比分成.二方面引导小商靠大商、鼓励大商联小商、拓宽旅游发展空间、推动旅游企业做大做强.
3.2 四主模式.除了木兰天池开发模式以外，黄陂区成功的探索了农村区域旅游发展的黄陂旅游发展“四主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发展农村区域性的旅游，必需坚持“政府主导、行业主管（指旅游部门）、企业主角、（争取和引导）农民主体”，以此达到科学规划、全社会支持配套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社会进步和商家盈利的目的.如木兰乡发挥木兰湖的水体景观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并开发木兰湖旅游度假区，带动滨湖沿岸地区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服务或为各度假村提供农副产品，迅速成为省内知名的旅游胜地.该模式的特点：一是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通过整体规划设计，政府引导性投入，吸引社会资金和村民投入开发，加快了乡村旅游开发建设的步伐；二是区分公共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由政府投资建设公共性基础设施，吸引社会资金和村民投入建设经营项目，尽快形成旅游的配套服务接待设施；三是引导和指导农民，积极参与和开展相应的旅游接待服务，带动地方农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四是依托优良的山水景观，组织旅游节庆活动，在吸引和招徕大量游客的同时，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4].
4 黄陂区乡村旅游开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黄陂区乡村旅游业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营销方式落后；二是旅游基础设施不配套；三是服务管理水平低.
4.1 解决营销方式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适应旅游大市场的木兰旅游品牌的思想营销模式.建立“木兰八景”的营销思想：内求团结，外求发展.千方百计克服各自为政，资源市场分割，一盘散沙的市场营销局面.树立品牌共打、资源同享、企业互动、市场共赢的发展观，创建“木兰八景”利益共同体[5].
4.2 建设与旅游发展速度相一致的旅游基础设施.就必须在旅游行业协会和旅游主管部门的大力监督下，努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政府公共投入配套，建立适应大旅游发展的基础环境.迅速解决旅游目的地交通道路旺季堵塞问题，旅游景区多处通讯盲区无信号的问题，部份景区配套景区建设用地难的问题，旅游通道绿化、美化、文化环境质量档次水平低的问题等等.努力实现木兰生态旅游区环境生态化、产业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的“三化”目标.
4.3 努力提高旅游服务管理水平.通过政府以及行业协会的监督，地区居民的参与，加强旅游地硬件设施的完善和地区居民的服务意识的提高，解决导游服务质量差，服务内容单一，服务不及时，服务环节脱节、食品卫生不达标、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到2010年为止，黄陂区乡村旅游已经完成相关旅游景点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不同档次的星级旅游宾馆及相应的环卫环保配套设施的建设.而从2010年开始这10年内，黄陂区乡村旅游将会侧重于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高文化旅游区的文化内涵，提高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丰富参与性旅游项目，树立现代绿色旅游地形象和特色文化旅游地形象上来.综上述，我们可以看出，黄陂区乡村的旅游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而黄陂区可以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带动和服务效应，促进武汉市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和进步，实现旅游业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欣昆，周国忠，郎富平.乡村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唐克敏，舒伯阳.新农村建设本质以及目标体系[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12）.
（3）代则光.社区参与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