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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文化常识范文1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2
一、民俗文化及其内涵
民俗，即民间的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现象。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是这样解释“民俗”一词的：“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的内容繁杂广泛，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民俗、生活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等。一个国家的文化由表层文化和本质文化两个层次组成。表层文化分布于浩瀚的古籍文献中，本质文化流传散播于民众生活中。其中，民俗文化即是本质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中学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挖掘教材中有关内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俗文化的价值。
1.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对教学具有辅助作用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关民俗风情描写的不在少数，如包含技艺民俗的《吆喝》《安塞腰鼓》《口技》，包含建筑民俗的《中国石拱桥》《故宫博物院》，包含服侍民俗的《陌上桑》等，包含岁时节日民俗的《社戏》《春酒》，包含礼仪民俗的《边城》《阿Q正传》《背影》等。这些民俗文化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教学时渗透民俗文化，利用课文中的民俗文化成分，能缩短课文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且一些文章作者本意已渗透很多民俗文化，如不了解，则很难理解其表达的真实情感和文章主旨。
2.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有利于促进德育教育的深化
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民俗文化同样博大精深，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这种影响正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比如传统节日春节。春节在每一位游子看来，不管身在何处，不论工作有多忙碌，不管路途多遥远，都要在除夕夜前赶回与亲人团聚。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根植于每位炎黄子孙心里，影响深远，不可磨灭。这种心理共识，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释放其能量，凝聚人们的心理共识，汇聚成共同的情感意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多学习体会这些民俗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3.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
民俗可分为物质民俗、生活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一是熟识更多的语言文字。语言是民俗的载体，一些词汇直接陈述和反映民俗。“柳树”代表离别之意，松柏“寓意着不屈”，“牡丹”代表富贵，“鸳鸯”预示着美好的爱情等等。二能了解天文地理、礼节禁忌、立法岁时等知识。人教版教材编入的小说《边城》，作者展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和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是本文学习的重点。
三、将民俗文化融入中学语文教育的策略
1.教师努力提升自身的相关素质
对教师而言，语文教师要从课程建设的角度，增强自身民俗文化的意识，认真研读领会传统文化专著，以自身的见解引导学生。在新课改的指导下，教师应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课程资源的建设中。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汉字，自发明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深刻含义。大量的汉字背后都有一段典故或神话，教师自身能不能解读，关系到民俗文化传承的质量。
2.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实践为辅
一方面，课堂教学是学习民俗文化的主要途径，教材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因此，课题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吃透教材，对于涉及民俗文化的内容，要充分发挥其对语文教学的辅助作用。既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的中心思想和主要观点，又了解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虽然民俗文化教育价值明显，但毕竟不是课堂授课的中心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充分备课，在进行民俗文化的讲解和运用的时候，考虑具体的授课内容、学生的学期情况等因素，寻找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不可忽视。民俗文化是“活”的文化，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学校可安排一些有关民俗文化的课外实践活动。一是邀请民俗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民俗讲座；二是多组织策划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活动的节庆活动；三是举办民俗知识竞赛、话剧表演、作文竞赛、古诗词摘抄、诵读比赛等校园文化节活动。课外实践活动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社会经历，更使学生对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效益多重。
参考文献：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3
（一）教材对民俗文化渗入的限制
首先，当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过于空泛，缺乏适用内容。当前的中国民俗教材有《中国民俗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节日与民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教材除了个别版本附有多媒体教学光碟外，多数都只是书面讲解，不足以表达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力。体例也和语言教材相近，分章节介绍的形式较适用于环环相扣的层层递进式教学，而民俗文化教学，则应多以专题形式出现，才会让学生们保持新鲜感，活学易用。其次，教材中对民俗文化元素关注不够。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来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阅读教程I》（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韵味：中国文化泛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谈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是对于文化讲阳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内容很少见。作为文化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第三，教材没有体现民俗深层教学意图。当前教材全部是从拜访、礼俗、禁忌、饮食、节日、见面、送别等民俗事项入手，忽略了实际效果的反馈，忽视了内在的民俗文化知识的深层次立体介绍，难以让学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甚至让学习者对学习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内容感到索然无味。
（二）教师专业素养对民俗文化渗透的影响
教师对于民俗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很多汉语国际教育院校都将民俗文化课随便安排，几乎没有专业的民俗学教师。不少人认为民俗属于生活，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细微小事。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随便一说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课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闲聊的时候可以随意，但上课则必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民俗教学是一门严肃认真的课程，需要理论指导和框架支撑，绝非一时兴起就决定讲课内容或者心血来潮便能办讲座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方能让异域学生感受到同异质的文化，让学生对民俗文化和汉语知识更感兴趣。要时刻多了解本民族的丰富民俗文化，否则将出现被学生问倒的尴尬窘境。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师妥善处理文化冲突，也容易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渗入的民俗文化内容
（一）俗语中的民俗文化
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俗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传递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语中，能够反映民俗语义的词汇有很多，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俚语、惯用语等，能反映民俗的数不胜数。例如：“二百五”“东郭先生”“马大哈”“炒鱿鱼”“铁公鸡”“绿帽子”“黑吃黑”等。还包括问候语、祝福语、道谢语、禁忌语、委婉语等，如：“请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龙套”等。由此说明，民俗词汇的生动形象是很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向学生讲解词汇的深层民俗含义，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民俗词汇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强其语言感悟力。俗语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汉族人“结婚”时常常说“请吃糖”，这里就体现了发喜糖的风俗习惯；近邻日本人却说成“请吃馒头”；韩国人则说成“请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词汇完全不同，但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又如汉族过的“清明节”，即“二十四节气”之一，要在这几天里扫墓和踏青。其他还有“春联”“冬至”“端午”“闹新房”“做寿”等等。
（二）古典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常需要通过民俗心理、时代背景的深层挖掘才能使学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准确使用。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有精卫填海的悲壮举动，更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有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汉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动植物意象来体现人的美好品格。这一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学生相对比较好理解，例如韩国也同样喜欢以兰花来比喻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教师在讲解“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时候就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不同文化圈的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会对其产生误会。此类民俗内容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应适当加以注意。
（三）风俗习惯
中华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外国友人与中国朋友初次见面时，常会被问起年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等等个人信息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主动为没有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介绍异性，这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的范围，属于不礼貌的行为，而在中国却很正常，甚至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关心、显示亲近的方式。所以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不仅应该透彻了解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更应该多多涉猎“异域风情”，与外国民俗文化多作比较，找出共性与差别，才能较好地理解外国人的民族心理，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学生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进而了解民俗词汇，最后轻松愉快地学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三、民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民俗文化教学与渗透的常用方法
俗语对于教学中民俗文化渗透而言既是内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语的意义比较好理解，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有些则需要在课堂中有目的地介绍一些涉及俗语或民俗词语的历史名人及其事迹，以此使学生了解民俗词语或俗语的本意。可以用归类法介绍与人名有关的成语、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既生瑜、何生亮”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产生兴趣，进而去读《三国演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义词归类。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妈”“太太”“夫人”“贱内”“拙荆”等一系列汉语中表达“女性配偶”一义的词，我们可将其归为一类，通过形成要素、地域等分类标准将一些俗语归为一类，集中教学。又如谐音类的民俗，我们常常在年画中会看到蝙蝠、鱼等动物图案，分别语义“福气临门”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这四样东西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贵子”，花生又有寓意为“花插着生”即儿女双全的意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因为谐音“分离”；送别人礼物不可以送雨伞、时钟，送男士礼物尤其不可以送乌龟或者是带有乌龟图案的东西或者是绿色的帽子等。
（二）风俗习惯教学
民俗学的解释：中国婚俗为图喜庆、吉利，多为红色，加上吹吹打打声势极大，如此显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盯上新人。为了防止“脏东西”骚扰，就在井盖上铺上红纸意图平安；原本红纸上没有东西，但是一旦有风红纸即被吹开，难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红纸上摆上苹果（苹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变为红色砖头代替。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必然出现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较。而学习者的目的多样，有的真心仰慕中华文化，希望能够多学习，完全融入当今中国社会，也有的只是学汉语，将民俗文化仅作为提升汉语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至于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他们。作为引导者，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态度和选择。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际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称呼语的使用，在中国的北方，很多人习惯用亲属的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以示亲近，但外国人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反过来想，若他们真的称呼我们二叔、大伯，我们听起来也不自然。又如中国人的送礼方式。在讲解的时候应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礼和收礼。比如我们常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这三个“意思”是否一致？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让学生觉得感兴趣而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再如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上联是贴左边还是右边、春联上下联的平仄、春联内容与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着贴等等，都应提醒学生注意，逐一进行了解和掌握。
（三）从文化精神出发展开民俗文化的渗透
有的学生仅仅是为了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或者是对中医十分感兴趣，就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将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现象同本国的文化内容相对比，甚至有时要将两种文化一分高下。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对两种文化的内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师拥有一颗平常心，在学生的思想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断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中的诸多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毕竟尚未能够成为让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具体的民俗现象极富民族特色，差异让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惊异，而相同使人类得以沟通。我们习惯将差异性当作重点，常忽略同一性与相同点，这是不可取的，二者协调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礼物时，西方人习惯当面打开礼物并赞美一番，而在中国这样做会显得主人贪婪、无礼。在中国人家里吃饭时，不应把饭菜吃得精光，否则会有失礼节等等，诸如此类。
针对不同地域的施教要因人制宜。朝、韩、日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中国很相似，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除了语言不通（日语尚存在很多汉字，韩语、朝鲜语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汉字词，很多词汇的发音甚至语法都和粤语很相似），待人接物的法则差别相对较小，可以使用成语、歇后语、典故等具有深层次引述作用的民俗文化概念。教师可以相应地多讲一些打招呼、做客、送礼、请客等关乎生活礼节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是学生关心的，也是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运用的。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4
人们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许多都反映在民俗上，民俗蕴藏着大量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注重挖掘有关民俗的教材内容，将语文教学与民俗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可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更多的语言、礼节、历法、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使实现《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目标成为可能。古代礼俗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知识。在古代，人们见面行礼方式主要有“揖礼”和“拜礼”，“揖礼”又称“拱手礼”，分为“天揖”、“时揖”、“土揖”，属于日常之礼，礼节较轻。
“拜礼”则用于祭祀或者是非常郑重的场合，《周礼•春官•太祝》中说：“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小学语文一些课文中也写到礼仪习俗，如人教版的《孔子拜师》，“拜”是古时候常用的礼仪，课文中也出现了“行礼”这一词语，在授课时讲解这些礼仪民俗知识，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中孔子的品行，也能让学生获得礼节知识。我国古代的历法知识也大都以民俗的形式保存着。干支纪年法是现在我国农历仍然沿用的古代纪年法。它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依次组合，六十年为一个循环。一般来说，夜半12点（24点）就是子时，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依此类推有丑时、寅时的卯时。在小学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套教材中都有关于十二地支的历法知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给学生讲解这些民俗知识，那么学生将可以积累到这些民俗知识。
2民俗文化有利于在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民俗内容的篇目有很多都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好素材，如苏教版的《安塞腰鼓》、语文出版社S版的《雪顿节看赛牛》、人教版《草原》等等，这些课文展示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民俗，这些民俗文化各式各样，让人赞叹，可利用这些素材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感情。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是群众的遗风遗俗，一个社会风范和道德的产物，总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氛围相联系，积淀了人们的思想、志趣、道德规范等诸多思想元素。”小学语文教材关于民俗的文章涉及到民间故事、传说、风俗习惯、民间技艺、口语等民俗风物，这些在德育方面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5
关键词：新时期；影视创作；东北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046-02
一、新时期东北民俗文化价值被重新认可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1]，而客观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所以，民俗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回顾东北民俗文化在影视创作的呈现情况，通过对中国影视创作各个时期的比对，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影视创作对东北民俗文化的书写是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价值的被认可。
从影视创作看。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电影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被高度重视，创作主题是政治的、创作内容是劳动和革命的。于是建国后到新时期（1949-1979）这30年间，中国电影的价值不在于艺术性，更在于对意识形态的传播，根据表现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如何展现艺术性。虽然此时的电影研究者更倾向于电影的娱乐性，但是从电影发展的历史看，更多时候承担的是宣教使命的媒介。1949―1966年这17年的电影，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文艺路线指导下，完全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宣教工具。“”十年时期，电影的发展严重受挫。在“”前期的大部分作品因“反革命帽子”被禁止播放，艺术创作的“三突出”原则成为指导原则，京剧样板戏成为电影的主要形式。[2]
从东北民俗文化看。“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创作指导思想，同样也是理论界的评判原则。以评论性文章为例，这期间的报纸杂志，95%以上的影评结论只有两个：要么是政治上的肯定要么是政治上的否定。真正从艺术创作本身为基点审视艺术的创作或批评成果，屈指可数。以专门评论电影的理论著作为例，夏衍1958年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张骏祥1959年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徐昌霖1962年的《电影民族形式探胜》、冀志枫1962年的《蒙太奇技巧浅探》，数量是少之又少，所以罗艺军《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指出：“新时期短短十来年所占的篇幅，与前半个世纪的总和几乎相等。”[3]影视创作环境的绝对政治化，对东北民俗文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基本扼杀了其在影视创作存在的可能，即便是有也只能是政治表现的需要。民俗在这一阶段的境况同样是不容乐观的。期间，民俗的处境堪忧。作为民俗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显学，民俗学则属于被压抑的学科。这样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从民俗研究领域来说，民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扼杀，研究内容被融合到民族普查、为工农兵创作、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的搜集与整理等其他学科。另一方面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1949年以后，对萨满等巫文化全面否定，民间的巫文化被视为封建迷信加以取缔。特别是“”中，巫师被当做牛鬼蛇神，成了对象。这就使即便是在创作中涉及到东北民俗，对其的立场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断然的批判是一定的，而这种批判是有别于30年代萧红、端木蕻良对民俗的批判的，因为东北民俗在30年代作家笔下是具有两面性的，即是以辩证性审视民俗。一味地盲目否定，就意味着生命力的消亡，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利于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
于是，东北民俗文化即便出现在影视创作中，要么作为陪衬，要么成为反面教材，要么干脆从影视创作中消失，从而迷失在阶级斗争中。新时期，随着创作理念的被摆正，民俗研究工作的加强，民俗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被认可，使东北民俗文化以独立的审美个体参与到影视创作中，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纠正之前错误理念的同时，使民俗文化传承回归理性。东北民俗文化在被否定与被认可中不断得到完善。
二、新时期东北民俗文化影视表现的特征
1.对东北民俗文化物质层面的常态复现
结束之后，弘扬主旋律、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成为荧屏“宠儿”。影视创作紧跟时代步伐，结合东北地域特征，以东北农村为创作背景、以影像为创作媒介，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呈现东北民风民俗。
《柳树屯》《女人的村庄》《女人当官》等一大批影视作品的播出，在荧屏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促进了具有东北民俗特点影视创作的发展，为东北区域形象的塑造增添亮色。这时期有关东北民俗的影视创作，表现最多的就是复现常态生活。通过常态生活的复现展现东北人超然面对常态生活的心境。日常生活即是风俗化了的生活，生活世界就是风俗化了的世界。所以，展现风俗，最直接的媒介就是再现日常生活。这时期的影视创作，尤其是展现东北农村题材的，如《闯关东》《乡村爱情》《圣水湖畔》《插树岭》等有大量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从饮食文化看，简单实惠是标志性特征。几乎所有的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中，炕上方木桌是每家必备的，一日三餐全家人围着它吃饭是必须的，桌子上的大葱蘸大酱是永远也缺席不了的。煮苞米、粘豆包、饺子、大葱、大酱，成为东北地域的饮食符号。从服饰文化看，厚重保暖是显著特征。《插树岭》中，皑皑白雪时，男性村民标志性的服饰是厚棉帽子，颜色多为黑色、深蓝色或军绿色的厚棉大衣，厚耳包；女性村民标志性的服饰是永远的碎花布对襟棉袄、毛衣。从建筑文化看，“火炕”具有不可替代性特征。东北民居一般是三间房子，“外屋地”连接两侧的起居室。各种活动的场所集中在火炕上，火炕成为具有东北民俗特点的物质，是呈现东北民俗文化精神内质的媒介。《过年》《乡村爱情》《插树岭》《圣水湖畔》只要有东北民俗，就会有东北的“火炕”。火炕靠近门口的温度较高的一侧，称为“炕头”或“炕里”；远离门口的一侧温度相对要低些，称为“炕稍”。《插树岭》中马春父亲招呼二改：“上炕里啊！”在待客上，到“炕头”或“炕里”坐，成为对来访者最高的礼遇，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招呼语反映出东北人的淳朴好客。
透过普通东北人点滴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折射出东北地域特有的民风民俗。
2.对东北民俗文化精神层面的人文呈现
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早在 18 世纪学者就开始注意环境要素与人的关系，如英国洛克的“白板”论，泰纳和左拉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4]，“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5]。自然地理在决定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同时，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与其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就会形成某个特定区域的区域性文化，而在这种区域性文化的作用下，影响该区域居民的人格构成和心理机制。黑格尔曾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性使人离。”[6]这里既指出地域间的差异性造成个体间的差异性，又指出环境对个性成长的影响。东北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决定生活的人也具有该区域自然条件所具有的特性。
东北的经济模式长期以来以农耕为主导，加之我国最大的松辽平原、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嫩平原为东北农业发展所提供的上好土地资源，使东北人不得不关心土地，不得不对东北优越的土地资源自豪。白山黑水、大漠莽林养育了黑土情结。端木蕻良的《我的创作经验》：“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起了她”[7]。东北冰天雪地的寒地生活占较大比重，造就出东北人独特身体特征和地域意识。在长期寒地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东北人形成了自己的体态特征和性格特点：身体强壮，韧力坚强，能够抵抗外在的侵扰。这样的地理环境所积淀出的心态，无疑会具有粗犷豪放的精神特征。黑土情结和冰雪情怀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东北人豪爽、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所以在东北影视创作中，盛菜的器具是如盆的，吃饭的口是大张的，待客的热情是高涨的。影视创作既铸造了黑土地优越感所带来的豁达个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东北人性因此而具有的弱点。对文化的守旧、对土地的固守、对现状的安于，惰性、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愚昧、保守是这类个性的必然特征。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个别的消极个性，愈发凸显小蒙（《乡村爱情》）、马莲（《圣水湖畔》）、徐大地（《希望的田野》）、朱开山（《闯关东》）等排除万难、锐意进取的“闯关东”精神的难能可贵。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个别消极个性所带来的固守，在一定意义上还意味着忠诚。因为这些对土地不同形式的忠诚，所以，东北人爱国爱家，家园意识、家族意识是牢固的。
所以，任何意识的产生都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外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东北的自然环境缔造出东北人豪放的精神意蕴、率直纯朴的民风民俗。
三、新时期东北民俗文化影视表现的意义
东北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作为影像的构成因素，以其独有的审美元素参与影视的叙事过程，彰显艺术生命力、传承传统文化，这其中既有发展地域文化的需要，也有发展地域经济的需要。
1.发展地域文化的需要
长期以来相较于中原文化的落后，东北民俗文化一直以来不为人所重视。随着各类非遗项目的申请成功，非遗的保护开发成为学界观注的重点，尤其是对濒于消失的民风民俗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使民俗文化在东北地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认识。
2.发展地域经济的需要
近几年，东北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弱势。以2014年为例，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寻求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媒介一直以来是国家东北工作的重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圈建设”、《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推动了东北地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区域经济建设的加快，区域文化建设也逐渐被重视。民俗文化成为东北地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于是依托“东北民俗文化”，以影视创作为媒介，势必会推进东北文化建设。随着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东北文化发展战略”成为文化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
吉林省十三五规划中强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彰显农村特色，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中，在推动实施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东北民俗文化的影视创作自然成为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 张妍榕.中国建国后30年电影歌曲宣传内容的流变[D].辽宁大学，2013.
[3] 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巩杰.1979 年：中国电影的革故鼎新之变[J].当代电影，2014，04.
[5] 袁彦文.对新世纪以来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民俗文化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6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宋朝;文学雅俗观;文化成因
雅俗观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作品风貌的展现。雅俗观自形成之初便有崇雅黜俗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雅俗观也在不断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与宋朝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前者经历着大变革、大动荡，封建社会拉开帷幕，文化变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后者紧承封建鼎盛时期的盛唐，与中晚唐一道成为中古至近代的转折点。两断代在继承崇雅黜俗雅俗观的同时，也表现出“雅俗对立”与“雅不离俗”的焦点性差异。
魏晋南北朝雅俗观，一方面在文学形式上对雅俗观进行革新，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儒家“雅正”观念的“雅丽”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玄学的盛行，文人多追求高蹈爽利的精神自由，表现出睥睨世俗的“雅俗异势”的雅俗观。宋朝一方面承袭了魏晋风流，将绝妙风神的高雅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将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渗入到“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质量和内容”上[1]（P52）。宋代的雅俗观集中体现在“以俗为雅，已故为新”八字上。苏轼说“诗需有所作为，当已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东坡题跋》卷二《柳子厚诗》）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不同昭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差异。
由于文学从属于文化，魏晋南北朝到宋朝雅俗观的变奏，是与文化和鸣的。当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宋朝的社会背景做了详尽的论述，从中可以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文章分别从文学参与的主体、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文人精神三个方面来探讨两断代雅俗观差异的原因，并在论述中贯通文学创作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探究出导致雅俗观差异的从物质至精神逐步纵深的因素。
一、诗自分雅俗，所操之人不同
文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对文学风格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背景等所造就的个性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换言之，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变更对文学雅俗观的演变有着重大的作用。文人主体不同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与宋代雅俗观的差异。
就作者来说，宋朝文人的出身相比较魏晋南北朝门阀大族下移为地主阶层。南北朝时期门阀大族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的中心，他们的审美趣味决定着文化的趋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创造的团体多以家族为单位，而非像宋朝以相同创作追求的流派为单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森严，寒门知识分子在苛严的等级制度下也很少有进身仕途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民”，而这种由门阀士族统治文学的局面直到宋朝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宋代大举实施科举制度使布衣大量入仕，冲击并更新了传统文人团体。新进的地主文人在努力向传统雅正靠拢的同时，显示出对世俗的亲近：大量的俗词、俗题入诗，对世俗日常生活平等性的反观，对俗体文学小说、戏曲津津乐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古音与夏同，代表的是王都地域的音乐，随着雅、俗对立的发展，雅逐渐与代表边缘性地域的俗相区分，于是乡土之俗是士子们极力摆脱的。而至宋代，文人对乡土有着一种静谧的、冲淡的喜爱之情，在偏僻的贬谪之地也能怡然自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一面汲汲追求功名，一面又依托玄学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决口不言世俗，形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接受者看，宋朝的读者下移为市井民众。随着社会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有了飞跃。《京都梦华录》中楼馆亭台、勾栏瓦肆、青楼画阁目不暇接，反应了市井生活的丰富。有着庶民背景的文人创作团体其作品必然受市井生活的影响。此外，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接受者由单纯的贵族文人转向兼顾平民阶层，鉴于此，文人的创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关照大众审美，显示出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加之宋代统治者提倡娱乐，大兴养伎之风，文学的娱乐性倾向更加鲜明，俗文学创作在所难免。
二、雅不足以娱情，返归于俗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处于不同的文学历史发展时期，对文学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前者文学自觉和人的自觉，要求文学不再单纯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于是出现了“雅且丽”的文学雅俗观，对用字、造句、修辞、韵律上进一步锻炼，使文学精英化超越世俗。时至宋朝，诗、文的艺术成就经过唐朝的历练已近乎成熟，宋朝的文学创作面临“不能出新”、因袭拟古的危机，这激发了文人援俗入雅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认识到“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不满于受制于唐诗，更不满于宋初沿袭五代文习，宋朝文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梅欧体”细大不捐、雅俗共荣、以文为诗、革故鼎新;苏轼矫正严守的法度弊病，以意运诗，尚奇趣、反常道（《诗人玉屑》）;黄山谷以故为新，造语拗僻奇巧，奇书异闻化入雅体，“文章最忌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中兴四家”平滑轻巧、活法直寻。钱锺书先生有言：“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他，曰以不文之文， 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裴然成章。”[2]（P29）宋朝文学正式将魏晋以来受雅文学关注已久的用字、造句、修辞、韵律、风神进行改造，并将雅文学未曾关注的世俗事物、情感引入雅的范畴。
三、诗无雅俗，归于志趣
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山谷集》）真俗二谛相互依存，真不碍俗，俗不碍真。此种辩证意识反应在文学作品上便表现出雅俗对立统一的韵味，雅、俗本不可分，只要志趣高洁，俗皆是雅。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内涵往往规定者文学的艺术风格、审美内涵，从而规定着具体的文学创作风格。换言之，文学雅俗观在创作方法上的表现归根结底是受文人士大夫精神志趣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均以潇洒的人格魅力著称，但是两者又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内涵，以宋朝为主线分述如下。
（一）出世入世的智慧――淑世情怀下的广大、多样的人格魅力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面对政治时弊焦灼又高昂，至六朝，文学作品极少关心世态民瘼，大多隐遁避世不问俗世。正如鲁迅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3]（537），佛教和动乱的世道让门阀文人们见怪不怪。在晋朝谈玄成风，也促使文人厌弃绝俗，以清谈为务。文人视角转向脱离社会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致使文章的内容趋于狭小，文人创作上的革新主要集中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谈不上与世俗的事物结合的可能，社会和个人始终对立出现。而宋朝四海宴清，文人入仕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文人参政热情高涨，于国于民有高度的责任心，关注世态人情，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心态产生强烈对比。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的淑世情怀使文学作品关怀政治的同时在，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宋代文化开放包容的魅力促使宋代文学的内容也可以容纳世间万物，俗物自然也不在话下。并且，各种事物进入作品时，受宋人囊括宇宙气魄的淘洗时，也呈现出创作主体精神的多样性和诗风的多样性，更是“雅”的革新化展现。
（二）审美意象中的情理追求――儒释道合一语境下的以理统情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追求自由，但始终偏激、决绝，难以调和现实与个人、理性与情感。文人追求一种以玄学为旨归的放逸人格，于是诗歌徒有理言没有理趣。宋朝追求高妙诗风的同时更关心现实，在人生际遇中有一种儒释道合一的睿智。六朝胸襟仅妙欠高，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放纵;宋朝胸襟即妙且高，是一种荡涤苦难后的深淳。
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自我个性的体认，宋人的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我个性的肯定，更体现在对自我深刻的反省上。宋人追求的自由是在关注现实同时保有的人格独立性，他们自信、理性、包容，区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狂放。儒家的崇高情怀加之佛道的静观达变，在道德理想中得到“寓意于物”“不留于物”的自由。宋人求道得理并非流于清谈，而是在现实中体悟哲理;宋诗内敛、理性却不乏理趣，它与开放、复杂、情感激越的唐诗相区别，表现出来的是“外枯中膏”，淡薄宁静的情感体味。宋诗中的日常事物之俗在轻描淡写中表现出韵味无穷的雅致，有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品格。
（三）乐易的机趣――独立主体意识关照下的放任畅达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爽利，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使依附于政治强权放望，也要体现出不婴世事的平淡、高雅的心态。这种率直、洒脱与逃避政治和放望互参时，显得清高却无不表现出内心的扭结。宋代文人不矫揉造作的爽利体现在面对困境不是要与之决裂而是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态冲淡之;打通日常生活之现实与精神之高妙，游心于世俗却“不为物欲所累”。
宋代政治清平，统治者提倡娱乐，加之儒释道观照下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淑世情怀总与自由、乐易相半而生。例如庆历至元v间，馆阁以“举乐”为雅集，以“携妓游”为雅趣，以“诵猥语”为雅谈，以“惑官妓” 为雅兴，以“苦风疾”为雅虐。[4]（P23）这种风流逸乐并不排斥认真地对待生活、仕途。宋人往往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宠辱偕忘，保有“乐道”品质。宋人的生活是诗化的，宋人的作品也是达意之词，那些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莫不融俗物、雅物于其中。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哲学思潮、文人心态、审美理想等现实层面和审美意蕴层面。文人阶层的变更，文学接受者的下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维度对文学活动进行干预。同时，对于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和革新，是对文人创新性的考验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此外，文人精神追求以及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精神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一代作品形成区别他时代的审美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是时代政治、经济的展现，也是文化纵深层次上人的审美意识差异性的体现。同时探究雅俗观的文化成因也为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内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式。（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钱锺书.谈艺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