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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范文1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范文2
[关键词]课程研究 研究取向 理论与实践 跨学科 课程理解范式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5843(2012)03--0001一06
[作者简介]魏昌廷，何敏，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 730000)
自1918年博比特(Bobbit)《课程》一书出版以来，课程论的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课程研究从萌芽状态逐步走向成熟，研究范式与研究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课程领域内因研究范式的不同形成了多个学科共同体，多种声音、多种思想在这里汇聚交锋，课程理论流派异彩纷呈，带来了课程研究领域的空前繁荣，为课程论学科走向完善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但“课程领域还很年轻，有些不稳定，具有开放性……课程领域的转变可能会再次发生”。当前课程研究的取向并不能决定或预测未来课程研究的方向，回顾课程研究的历史、分析当前课程研究的多元取向也许会为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课程研究的发展阶段
课程与学校并非同期产生，学校产生初期的教学内容因受文化典籍和人类经验的影响，还不能称之为课程。但课程思想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时代与孔子时代，东西方的两位先哲都曾在其著作中关注过课程。但作为一个对课程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领域，其历史并不悠久。课程“有着悠久的过去，却只有短暂的历史”。而我国课程研究的历史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课程研究的范式至今未形成，课程论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相对较弱。因此，对课程研究历史阶段的划分不涉及国内课程研究的历史。
以学科事件作为划分课程研究的发展阶段已经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持此观点的学者将课程研究的发展阶段划分为逐步兴起(1890 1918年)、独立进行(1918—1949年)、形成范式(1949 1969年)、范式转型(1970年一迄今)四个阶段。当代西方颇负盛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知识信息的积累是科学发展的前提，而托马斯·库恩却对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史观产生了质疑，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新旧研究范式不断更替的过程，并将范式解释为“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期间内，它们对于科学家社群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科学的发展遵循着“原始科学”(范式尚未确立)一“常规科学”(确立了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一“革命科学”(重新确立了新的占统治地位的范式)这样的路线前进。以库恩范式转型的科学史观为视角，笔者将课程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时期(1918—1949年)
之前的课程研究还未出现独立的、完整的课程理论，课程研究的问题集中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分科课程、活动课程以及课程与心理学的关联等问题上，关于课程的知识也散见于教育学或心理学著作当中。直至1918年美国课程理论专家博比特的著作《课程》出版，课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才至此诞生，此书被认为是第一本专门讨论课程的书。其后，30至40年代期间泰勒原理的问世和成熟，特别是1949年被认为是“课程编制的圣经”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的出版，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已经形成。这一时期的课程研究主要是探索课程开发的原则和技术，课程研究集中在课程目标制定、课程编制的方法原则上，科学主义的研究思路从博比特那里开始，一直延续到查特斯，并在拉尔夫·泰勒那里发展到了顶峰。泰勒原理“表现了有关美国文化的基本假设”，是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课程研究的最佳范例。这一时期的课程研究很少研究课程的理论建设问题，课程研究的范式虽然还未形成，但课程研究的实践取向却无形中被课程研究者广泛接纳并运用，被看作是课程研究的“原始科学”时期。
(二)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49—1969年)
从1949年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的问世到1 969年施瓦布《实践：课程的语言》的出版，这时期课程研究的内容逐步丰富，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旨趣。课程研究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研究遵循了科学主义的取向，这与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和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密切相关。课程研究倾向于理性认知和量化分析为主，课程理论是可以被实践所测量和验证的，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课程开发范式强调技术，倾向’技术一控制的运行模式，关注的是课程开发的技术问题，通过严格控制课程过程中各个要素来实施课程，视课程为一个线性的、封闭的、稳定的、工艺学的操作流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为主角的以追求科学化内容为主的课程研究销声匿迹，而是转为课程研究的暗流，实践取向的课程研究成为主流。这个阶段既是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又是向课程理解范式的过渡时期。课程开发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被看作是课程研究的“常规科学”时期。
(三)课程理解范式的形成到统治时期(1970年 迄今)
现代课程理论之父泰勒因建立了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将评价引入课程编制过程而被学者大加赞誉，同时也因为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而饱受批评。施瓦布把泰勒原理遭受批判、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过去的课程研究是理论的，不切合课程实际的。因此，施瓦布宣称“课程领域已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课程领域复兴的希望在于，把主要精力从用于追求理论，转向另一种运作方式，即：实践一准实践一折中的方式”。如果课程研究不沿着实践道路前行的话，课程领域就岌岌可危了。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课程研究不仅没有进入死胡同，反倒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因此，派纳(William F.Pinar)称“那是一个课程开发的时代。课程开发：生于1918年，卒于1969年”。并以1970年作为分界线，把1970年以前美国课程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称为课程开发范式，“泰勒原理”为其主要代表；把1970年以后课程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称为课程理解范式，派纳、阿普尔为其主要代表。课程研究由课程开发范式逐步转向了课程理解范式，课程理解范式在课程领域开始占统治地位，课程研究进入“革命科学”时期。课程研究从探索普适性的课程理论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课程被视为理解的产物。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课程研究是在孤独中前行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课程研究就是集体的狂欢。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为课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课程被理解为多元文本，不同学派或领域的课程研究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辛勤耕耘，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课程研究的多元取向
研究取向是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主题之一，它决定着该领域研究进行的方向乃至具体研究主题和方法的选择。当代的课程研究取向逐渐走向多元化，研究领域的主题越来越宽泛，视角与方法越来越新颖。
(一)本质取向
课程研究领域的学者因对课程本质认识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即课程研究是理论性研究抑或实践性研究，还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1)持课程研究应为理论性研究的学者认为，课程研究不应该局限于经验性研究和描述性范围，课程理论研究是课程研究的基石。研究的问题集中在课程理论的元研究、课程的本质与终极目标上。(2)持课程研究应为实践性研究的学者主张，课程研究要具有实践性和技术性特点。“施瓦布就曾经指出：课程领域已变得奄奄一息。依靠现行的方法和原理不可能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并对教育的进展做出重要贡献……课程领域由于对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不加检验地和想当然地依赖而达到了令人失望的境地”。实践性研究强调操作性较强的要求、步骤、原则、方法、技术等，并对其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规定。但课程论是关乎人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被检验的特性，难以客观地用实验的方法或借助实验仪器进行验证，实践技术取向的课程研究也因此饱受诟病。(3)而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观点的课程研究者认为，课程研究既要关注课程的实践，又要重视课程理论的探讨。课程理论最先发端于课程实践，在课程实践中所积累的课程经验经过时间的验证和研究者系统化的凝练，就可以成为课程理论。偏执一端的课程研究必将为历史所遗弃，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课程研究才是课程研究者的生存之道，也是课程论学科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依据。
(二)学科取向
学科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某一历史时期在主题、视角、方法上的研究倾向，是科学研究现状最直接的反映。课程论学科的独立既源于课程理论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基础和条件，又源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以追求科学和效率为主的课程改革运动。时至今日，课程研究的学科取向已经从科学管理学的一元取向转向多学科的多元取向，多学科视角与方法的介入为课程研究带来新的给养，活跃了课程理论长期死寂的研究局面，使课程理论研究再现繁荣。
1.课程研究的解释学取向。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学科母体，从学科母体中寻找养分以滋养分化学科就成为社会科学寻找其存在的合法性的依据。课程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哲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也就成为必然。课程理论研究的成果也随着哲学流派的演变分化而得以产生，然后在以哲学为取向的研究者的推动下扎根现实。课程研究的哲学取向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多个分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解释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解释学又称诠释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分支，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强调尽可能地还原文本信息与作者意图。伽达默尔曾强调解释学的科学方法与模式，追求研究者与作者之间对话的共同基础，“视域融合”是交互主体理解的基础。解释学取向的课程研究对传统课程理论模式所依赖的基础假设进行了全面批判，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课程研究范式。解释学反对工具理性，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反对主客体的二元分离，倡导认识方或多方互为主体。打破了课程研究单向度的技术取向，使课程研究的关注点从客观知识转移到教育中的人。但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因知识结构和对事物本体认识的不同，解释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正解与误解，而误解的出现总是难以避免和操控的。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秉承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观点，认为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发生理解的地方就是发生语言活动的地方，而语言是理解的障碍还是理解的桥梁呢?笔者把以解释学为取向的课程研充所巡遇的这种无奈与无尽头的理解称为解释学的“贫困”。
2.课程研究的文化学取向。20世纪70年代以文化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开始被一些课程研究者所运用。英国课程论学者丹尼斯·劳顿(DenisLawton)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文化课程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劳顿1983年在《课程研究与教育规划》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分析的理论，并在其后(1989)的《教育、文化与国家课程》著作中完善了这一理论，探索性地运用分类法和解释法研究课程。课程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在课程领域突出地体现为由“强调课程的客观性到强调课程的意义性，由追求课程的科学性到追求课程的文化性”。从斯宾寒的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到阿普尔的关乎统治集团利益的课程最有价值，课程研究范式从技术取向转到了政治取向，以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国家与知识政治》著作的出版为标志，课程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转向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课程问题不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权力与控制的问题。以文化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者强调问题意识与背景依赖，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以文化为窗口去解读社会与课程，呼吁主体参与课程研究。课程研究的文化学取向无疑为课程理论扎根现实、课程改革的推进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学校课程都是在本国课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外课程文化营养而形成的，课程永远都是一国文化的载体识是从社会文化中经过筛选、组织的材料，课程内容从开始便印上了深刻的社会历史痕迹，社会学的视角成为人们理解课程的主要路径。课程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主要以处于社会系统中的课程、处于学校师生互动系统中的课程、课程改革的社会学模式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课程研究的社会事实范式与社会释义范式。社会事实范式将学校课程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事实，关注其结构与功能，以伯恩斯坦、马斯格雷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社会释义范式主要研究社会和置身于教育的人对知识与课程的解释、教育知识在课堂互动情景中的社会意义以及师生在教育情景中的行为及互动等，以杨(M.F.D.Young)、艾格莱斯顿、凯迪为代表人物。“总之，从社会学视域去审视知识与课程问题，为我们深入分析课程在实现社会控制中的功能与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4.美学取向。课程研究的美学取向发生在课程研究由课程开发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概念重建主义运动兴起之日，以美学为取向的课程研究是对课程重新解构的方式。“课程研究的美学转向就是借助美学理论的价值论与方法论，从美感体验、美感认知、艺术鉴赏等角度，对课程进行重新的解读与意义描述”。在美学取向的课程研究下，“课程成了生命美感体验的过程，同时更是一种诗化的智慧”，完全脱离了课程研究的实践一技术取向，将课程研究者的关注点引入到课程中的人。美学取向的语言代替泰勒学说的语言有其必然性，泰勒学说过度追求课程开发的技术与效率，遮蔽了课程中的人和生命美感的体验，给了美学取向的语言以“可趁之机”，为美学取向的课程研究者留下了把柄。“课程探究的美学转向是课程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基于对课程领域长期形成的倾向于以理性认知和量化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以美学取向的课程研究为课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价值，为探寻课程的本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三、课程研究的反思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课程问题为研究导向
课程研究的范式从课程开发转向课程理解之后，研究领域大大地拓宽了，各种课程话语都在积极维护着自己的领地与边界。如果我们考察学校课程中的问题，然后反观当前课程研究的各种理论，就会发现课程理论如空中楼阁根基不稳，与学校课程中的问题相距是那么的遥远。因此，课程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偏执一端的课程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基于实践的课程研究局限于对课程现象的直观映照，缺乏对作为整体课程现象的完整把握，不免导致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基于理论的课程研究缺少对课程现象与课程实践的关照，最终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理论大杂烩，一味地追求理论，使理论呈现虚无主义色彩。课程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课程研究的主线索。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课程研究中，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一种双向建构的态势。为此，研究者“必须离开沙漠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和高山这个空气稀薄的地方，去寻找理想中的土地。在那个河谷中的土地上，一群团结的开拓者居住在那。这片土地既不属于任何一个理论家，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实践者。如果说要它属于谁的话，那么它属于所有的人。只有经过我们集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这片土地开花、结果”。
课程研究必须关注学校课程中出现的多种问题，理论研究必须是基于问题而展开的，当前课程领域可能有很多的论著成果，可能有着过剩的言语和无尽的内容，但未必解答了很多当下的课程问题，未必提供了很多现世的智慧，未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课程领域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课程话语分裂与研究混乱的现实。离开问题的理论，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最终只会窒息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如果课程研究延续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将远远离开导致课程得以产生的环境，以致研究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联。而“在科学共同体中，那些最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脱离问题的研究最终将被人们所遗弃，课程研究必须以问题为主线索，因为“‘问题’是理论的生命线，‘理论’是问题的栖息地。穿越问题的时空隧道，便是理论的开阔地。躲避‘问题’是理论窒息和僵化的根本原因，回归问题是重建理论生态的根本出路”。
课程研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注学校课程中的实践问题，就必须将普通教师列入到课程研究者的队伍之列，课程理论的产生源于课程问题解释的需要，“课程研究需要更多的人，这里不是指增加课程的理论研究者，而是指普通教师。因为重要的课程理论应该是由这些实际工作者来参与决定的，他们的呼声不容忽视”。必须让更多的人关注课程，推进课程研究的民主化。坚持课程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应构建本土化的课程理论，理论的鲜活性与普适性离不开理论产生的土壤，研究者应以一种理性与自信的姿态来关怀本土，将扎根本土的意识参与到课程对话交流中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主创造、生产和建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课程理论的文化个性，使其有自己的根基，在自觉中生存”。
(二)跨学科研究是课程研究方法应然与实然的谋和
“多学科研究通常是由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针对同一问题进行的。他们并不追求彼此合作或形成共同的理论框架，只是在各自领域内进行探索”。而跨学科研究“首先是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这个研究一般以某类定向的问题作为对象，以两个以上学科门类的理论资源为依托开展解决同一问题的共同研究。其次是狭义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仅有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互补，而且发生了相互之间的融合与渗透，尤其是在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鉴和综合”。当前的课程研究还不能完全算是跨学科研究，处于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过渡阶段，但更接近于跨学科研究。课程论学科有特定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有其特有的解释与测量的规则或规范，虽然课程论是关乎人的学科，但不影响我们将课程论学科理解为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阶段，从多学科研究过渡到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课程研究的方法极其丰富，社会科学所有的研究方法在课程领域都有其生存领地，不同领地之间的边界还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消除，研究方法也难以实现交叉综合。课程研究者必须继续维护和加强课程论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打破学科观念和学科思维所导致的彼此隔阂，主动地进行跨学科交叉学习，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研究是课程研究方法应然与实然的谋和，是课程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多学科的介入不会使课程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反而会为课程研究提供新的养料，研究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吸取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养分，以使课程领域成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课程研究者如果一味地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阵地，必然使课程学科丧失其持久的生命力，使课程论学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彻底丧失，因为“人类行为领域中优秀的一般理论不管它怎样坚定地扎根于一门学科之中，但它必然是跨学科的理论”。
(三)课程理论是一种实用理论，其功能旨在解释课程现象
“科学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其目的在于认识和探索事物本身，其价值在于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甚至在于为这种规律探索的沉思”。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是能与实践相分离的。“实用理论则把视线直接投向实践，探讨有关如何把认识的规律运用与实践的问题，并且要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种种规范与建议，带有极强的价值与目的色彩，因此，具有实用理论形态的学科常常被称为规范性学科”。课程理论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理论，它是一种实用理论。任何理论都具有抽象性，有自己表达假设、进行论证的形式，课程理论作为一种实用理论并不排斥解释，只是它解释的方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对社会现象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更宽广、更深层的理解，都是寻求问题的一种合理性解释。课程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旨在寻求课程问题的合理性解释。因此，课程理论的功能就在于解释课程现象，并“分析、澄清现象、事件之间的关系，转变思想、提升意识，引导观点和行动”。“人类的基本诉求是对意义的追问，只有在解释性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这种对异议追寻的基本能力”，但课程理论不可能概括或解释全部的课程现象，对课程现象的阐释，也仅能描述课程现象的部分特征，有些能顾及而有些则难以顾及。迄今还没有发现哪一种理论能穷尽课程领域中的问题，或能解释所有的课程现象。因为课程现象本身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价值与事实往往糅合在一起。价值涉入是课程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其间关乎教育中的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诠释，课程理论本身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四)课程理解范式的“贫困”将成为课程研究新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学家深切感受到课程领域的重重危机而纷纷行动起来，系统地展开对传统的课程理论的反思。派纳、格林、阿普尔等一大批学者开始从新的研究视角，依据新的研究理念，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讨课程问题，概念重建主义运动因此兴起。课程研究领域非但没有如施瓦布预言的步入穷途末路，反倒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繁荣的背后总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自从课程被理解为多元文本之后，课程研究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形形的课程理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构成了课程研究异彩纷呈的局面。在这种依据自我意识的解构中将课程模糊化、碎片化。这正印证了伽达默尔对于解释学的一个极端观点：解释学就是想象。课程就像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课程理论也因此遭受到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评，导致课程理论陷入新的困境与悖论之中。课程研究领域晦涩文风盛行，研究者相互隔离的话语体系与晦涩难懂的文风致使很多课程研究者“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降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未来的课程研究必须消除课程理解范式带来的“贫困”，重新构建、整合课程领域内形形的理论，倡导研究者著述通俗易懂的课程著作与文章，扫荡课程研究领域晦涩难懂的文风。因为任何课程著作和文章都应该是通俗易懂的，晦涩难懂的文风“就很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并不能体现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深邃，反而会被认为是蓄意的学术包装。其实，“真正的创新理论首要的或主要的方面不在于引进或生造一些连自己也没有弄懂的新名词、新概念，如能存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问题上，通过研究提出自己一点真知灼见就很了不起。如哥白尼，正因为意识到了寻常现象中的‘非常’之处，才成就了天文学上的一场“哥白尼革命”。
(五)消除课程研究丢弃历史的弊病
“传统的课程研究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产生课程史研究的强烈需要，甚至还有本能的抵触倾向”。克利巴德在1992年的报告中说：“在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课程历史还不是一个确定的学术领域。当然，我们现在都认为课程历史的要素常常被融进了教育通史中，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被明确地称为课程历史学家。”课程历史研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在课程研究范式转向课程理解范式之后。但是，后现代课程研究的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各自固守独立的理论阵地，自我陶醉于自己狭隘的天地中，他们既拒斥其他流派的介入或指责，又不愿涉足或评论其他的研究。相互之间的学术对话几乎不可见，即使偶尔彼此川有一些争论，也是充斥着火药味。缺乏有效对话的课程研究阻碍了对课程历史的研究，无意间加深了不同理论流派研究者、不同时代研究者之间的误解与偏见。未来的课程研究必须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加强彼此问的学术性对话、交流与沟通，既要和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者进行对话，增强理解，还要和历史上的研究者、不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消除偏见，还历史上的研究者与研究成果以本来面目。不了解课程历史的研究是对以往研究者的不尊敬，是有悖于学术伦理道德规则的，是被人们所不齿的研究行为。课程研究不可忽视历史的态度，忽视历史所造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是对课程历史的一些基本事实缺乏共同的认识，造成课程研究学术性与现实性分裂。课程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忘却了历史的逻辑必将成为形式主义的僵尸枯骨。
(六)课程研究的人文愿景应“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个人导向自由”
“任何科学的要旨都在于提出一套理论来说明其观察范围内的事件”。如果依次判断课程理论的价值，那么只有在说明课程理论具备当下的或潜在的用途，才说得上好。课程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能完全剔除研究中人的因素，在用课程实践检验课程理论时，必须考虑到教育的情境性和教育中人的存在，工具理性与单向度思维都与学校教育领域是冲突的，只有消除了理论“冰冷、阴森”的感觉，学校中的课程才是真实性的课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应当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道德、科学、宗教和艺术“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自由作为生命体文化生活的基础和内涵，是人的终极追求。课程研究应以对人性关怀为特征，将人作为完整的生命个体看待，凸显人文关怀和公平意识。课程理论”既不是行而上的，也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一种关于怎样实践‘善’、追求‘善’臻达于‘善’的知识”，课程研究必须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而不是闭门造车、无限联想!
注释：
①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帕特里克·斯莱特里，彼得M.陶伯曼著，张华等译，理解课程一历史与当代课程话语研究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885，17，6.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范文3
关键词：社会系统；过程思想；群体经验；过程因果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47-05
收稿日期：2013-1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后期的时间管理――明清时代之颁历制度研究”（13YJC770044）；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社会系统的过程机制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刘益宇（1982-），男，内蒙古卓资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过程哲学、系统哲学、科学与宗教。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group experience in social systems
LIU Yi-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 Adminestration Research Center，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wave of social systems puts forward an urgent problem about how to find a suitable theory to describe the social process of group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generating process of group experience in social systems. The process thought offers principal analytical tools for exploring such a problem. The process thought constructs an experience model with hierarchical features of feelings， transference of feelings， prominence of objective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causal effica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experiences an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the generation and its cause of group experience in social systems.
Key words： social systems； process thought； group experience； processing causal efficacy
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具有普遍性理想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影响下的系统运动，在解释自然系统方面取得空前成功，而在解释人类社会方面进展缓慢，主要是以系统隐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但这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是否可以用系统概念和方法来解释所有层次？人类社会是否具有独特性？复杂社会系统如何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系统更加有效和稳定？稳定的社会系统如何进化？社会系统中个体的作用是什么？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如何互动？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来描述社会过程。进一步说，如何进行社会过程的经验研究。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索耶（R.Keith Sawyer）教授将复杂系统突现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系统的经验研究，认为人类主体交流具有独特的复杂性，需要重视三个层次的研究：个体、个体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群体的社会突现的宏观性质，提出了“非还原个体主义”的“突现范式”（The Emergence Paradigm），以解释社会群体的复杂现象如何从个体相互作用中产生及传播。然而，索耶的突现范式依然没有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过程群体经验生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一、社会系统理论三次浪潮的范式转换
社会系统理论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第二次浪潮是源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般系统理论，第三次浪潮是基于90年代的复杂动力学系统理论的发展[1]7。三次浪潮的主导范式依次为：结构范式、相互作用范式、突现范式。在范式转换中，社会过程的群体经验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问题。
（一）社会系统理论的三次浪潮
社会系统理论第一次浪潮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第一次浪潮中，帕森斯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系统》中，利用系统理论和控制论提出著名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所说的社会系统就是结构，而这种结构预设了系统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系统模块具有其固有的原则。帕森斯结构――功能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分解性。这种可分解性不仅体现在结构上，也体现在功能上。帕森斯主张，任何社会系统都俱备四项基本功能：A―适应（adaptation）、G―达标（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维模（latency：pattern maintenance ）[2]。功能的可分解性的一个结果就是功能的局部化。“在社会系统中，与系统有关的作用和功能之间有相同顺序的关系，正如有机体中器官和功能的关系”[3]。然而，帕森斯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将社会系统理解为均衡的、静态的和可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系统被还原到个体层次上解释。在这种结构-功能系统中，群体经验被概念化为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最终用功能来定义解释。
参考文献：
[1] R.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7.
[2] 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1.
[3]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M].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1：115.
[4] Kauffman， Stuart A. The Origins of Order：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Evolu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5.
[5] Harvey，David L， Michael Reed. Social science as the study of complex systems[C]// Douglas Kiel， Euel Elliott. Chaos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306.
[6] A. N.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7] Whitehead A N.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16.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范文4
关键词：教学研究；变革；趋势
Abstract: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im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any kinds of thoughts ， especially the subversion of postmodernism to modernism， some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oday’s teaching research， Which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al trends of the paradigm to postmodernism， the orientation to humanism， the persified research views，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so on.
Key words: teaching research ; innovation; trends
教学研究的发展与变革，同教学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变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学论要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需从教学研究及方法论进行突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颠覆，当今教学研究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展望未来教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一、教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换
哲学在理论指导和思维方法两个方面对教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从古至今，哲学为教学研究所提供的价值导向、理论观点、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教学的发展，教学理论的发展都是与哲学指导分不开的。哲学观念、哲学主题、哲学范式的转换，往往导致和促进教育教学研究主题及范式的转换。当今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教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更加突出。
植根于现代哲学基础的教学研究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 ［1］两千多年来，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到笛卡儿和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或主体哲学，人们为道德原则和科学真理设定了一个先验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准，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标就在于为一切知识和文化找出一个“阿基米德点”，从而指导人类的生活，指引人们价值追求的方向。 ［2］循此认识路向研究教学，认为在复杂的教学现象之中存在一个本质，把握了教学的本质便可以掌握教学现象的各种规律，由此总结教学原则，用以指导教学活动，从而促进教学的发展。我国教学论大致是沿用这种理性推演的思维框架，即肯定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差别，认为千变万化、流动不居的现象之后存在着内在的、稳定的、终极的本质。 ［3］先找到教学的本质，然后通过本质依次推演出教学的过程、原则、方法等。教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使命就在于找寻这个“本质”。为此，在教学研究上本体论追问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本质观。这种对基础孜孜不倦地寻求，必然陷入同一性思维之中，从而否定了教学现象的“多元性”与“多义性”，把丰富多彩的复杂教学现象还原成了苍白贫乏的单一世界。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哲学主张世界的“多元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其思想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带来教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哲学的基础主义予以了消解，认为终极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人们主观臆构的产物。在消解了基础与本质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一元的、统一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代之而起的是对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性等的肯定和崇尚。因而，教学研究不再是为了寻找某些本质、规律并为这些本质、规律做出证明，而是要真正面对教学现象，解决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时，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要求打破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树立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开放的复杂性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还对理性主义的理性至上、理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彻底否定了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也即各种各样的“给定”对人的束缚。后现代哲学“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 ［4］实际上，教学现象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是复杂多变的，任何教学现象都具有时效性与地域性，“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教学现象间并不存在可通约性。面对具有诸多不确定性的教学现象本身，我们应尝试着去理解，而不是说明。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现代主义“观察—分析—指导”的研究方式，认为在现代教学研究范式中，研究者是以外在于教学过程的方式开展研究行动的，而后现代主义把研究者作为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倡导研究者与其他教学因素的积极对话，达到视界融合。总之，后现代主义对教学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带来教学理念的变化，也带来了研究视阈和研究范式的变化。
二、教学研究取向的人文科学化
教学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互融合的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学活动首先具有科学性特点。教学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和客观制约性，并且在教学活动的各种关系中存在必然联系，因而教学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不仅如此，教学活动无论怎样千差万别，都会存在着诸多普遍性和共同性，表现为普遍性的特点。正因为教育活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使教育活动有着自己的特点、逻辑、规则和规律，它并不是杂乱无序、变化无常和无章可循的，这就使教育研究必然具有科学性，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5］可见，寻求教学研究的科学化，应是教学研究应然之意。但我们应认识到，对科学化的追求不应是对科学主义的过度迷恋，科学主义研究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论研究，强调的只是人的理性的一面，它包含着对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人的价值的贬损，忽视了人的生命的重视、价值的关怀和灵魂的关照，造成了人文精神的遮蔽。因此，教学研究仅仅以科学主义为唯一的研究取向，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当作唯一正确的范式，忽视教学研究的人文性，这将无助于教学研究的顺利开展。
教学活动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其人文性特点十分明显。人的需要、兴趣、爱好、能动性以及情绪、情感、性格、意志等主观因素不仅强烈地制约和影响教学活动，而且这些因素本身就是教学活动的构成要素，因而使教学活动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同时，教学活动不仅包含着客观事实，而且包含着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价值倾向，参与教学活动的人是价值负荷体，他们交织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因此，教学活动中的价值蕴涵是必然的，价值涉入是教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那种秉持“价值中立”立场，放弃了对价值的追问，杜绝价值涉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力图以教学现象及问题进行客观的、实证化的研究，很难真正认识和理解教学活动。鉴于科学主义研究取向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从人文主义视角探讨教学论问题则成为当代教学论研究的新取向。“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被冷落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将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命力。” ［6］
教学研究既具科学性又具人文性。如何保持教学研究中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必要张力，消除二元对立走向多元整合，是当今教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教学研究方法论必须放弃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坚持科学主义研究理念的同时，适度加强人文精神导向，使科学人文主义成为教学论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新取向。
三、教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教学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活动，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单靠一门学科是无法深入的，要使教学研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广泛吸收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教学现象及问题进行研究。
（一）教学研究的生态主义视角
随着生态学及生态主义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教学研究中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学现象和问题已日益发展为一种趋势，出现了明显的生态学倾向。这种生态学倾向首先表现为运用生态学及生态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教学。以生态主义视角来研究教学，教学被视作一个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事件等子系统组成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系统，它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的特征。同时，这个小系统又受到大系统、外系统和中间系统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教学时，不仅应充分考虑到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从微观上将教学放在具体的教学情景中考察，而且，要注重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宏观上将教学放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考察。由于教学情景有广阔的范围和丰富的内容，它是十分复杂的，充满了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在教学研究中，强调教学情景的重要性，注重对教学情景的研究。不仅如此，进入教学情景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个性特征、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认知方式，因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为此，在现代教学研究中在正视并尊重这种差异性的前提下，致力于寻求与差异性相一致的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学模式的探讨。同时随着新的知识观的确立，教师权威被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教师扮演必要的引导者、合作的探究者和平等的对话者的角色，教师与学生不断地进行沟通和对话，形成了民主、平等、互动的新型师生关系。
教学研究的生态化趋势还表现在研究方式的变化上。以往的许多教学理论多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缺乏研究的外部效度。教学研究的生态学倾向表现为质性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要求教学研究应以真实的课堂教学情景为场所，以师生自然的活动为对象，强调研究真实环境中的真实活动，从而使教学研究更符合实际，研究的结果更有价值。 ［7］在教学研究中十分注重研究的生态学效度。美国著名学者布兰切特(Clenn.H.Bracht)和格拉斯(Gene.V.Glass)首先提出的生态效度是外部效度的一种。它主要是指一种情景或条件下的实验结果能推广到其他情景或条件的程度。 ［8］生态效度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了研究情景、研究条件对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推广的重要意义，于是人们纷纷探讨影响教学研究生态学效度的因素，以提高其概括程度，扩大其推广范围。目前生态学效度已成为教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们评价一项教学研究的重要指标。 ［7］
（二）教学研究的文化路向
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不同文化圈中师生双方在课堂中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是不同的，在教学目的、课堂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也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欧美文化圈与东方文化圈中教学的思想、方式方法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不同的文化圈中的学生对相同知识的吸收或同化也不完全一样。当今社会各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形成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活跃、丰富。当代教学研究面临多元文化与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发展环境，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复杂的文化价值选择。因此，教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化学分析。
就研究主体而言，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相同问题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以不同文化中的教学现象或教学问题为对象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如何解释这些结论等等，都必须通过跨文化的研究来进行。教学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课程与教学，以此来解释和改进有关的教学活动。20世纪中叶多元文化教育运动兴起以来，多元文化教学与多元文化课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研究的一大主题。在我国多元文化教学与多元文化课程的研究现在开始受到普遍重视。除此而外，在我国目前教学研究的跨文化性质主要涉及学校课程文化构建的探讨，如何营造一种合作、对话与探索的课程文化，成为教学研究的新视域。
（三）教学研究的心理学视角
促进学生个体的身心发展，历来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以个体心理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与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学的原理与研究成果历来被用来作为各种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依据。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最新心理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从心理学视角进行教学研究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今，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关于学习观、知识观等对现代教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课题。
转贴于 四、教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
随着教学研究对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强调，教学研究的方法出现了综合化趋势。
（一）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的综合运用
有效的教学研究必须具有适切的方法，教学研究的复杂性特点决定了在教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应是一个方法的组合和体系，具有多元性或综合性的特点。教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综合性，集中体现在它需要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的综合运用。 ［9］（325）
教学研究涉及对客观事实的研究，为保证教学研究具有科学性，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不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学研究中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教学研究不仅是对事实的研究，也涉及对价值的研究。在价值层面上研究教学发展的应然法则，或对教学现象作出价值评判，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往往难以奏效，此时则需要运用到哲学的方法，如辩证法、分析哲学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等。而在对教学现象、教学事件的意义进行解释性理解时，则须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人种学方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学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如实验法的运用，既遭遇道德伦理的尴尬，又面临无关变量难以控制的难题，在教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现代教学研究更强调哲学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如此，教学研究还要运用艺术的方法。这是一种与理性思维或客观思维相对的方法，它的特点在于运用直觉体验、主观介入的方法来认识事物。 ［10］教学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它凭借的手段是主观式的介入，对社会事物或精神事物而言，只有认识主体亲身参与其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把握它。克尔凯郭尔（S.A.Kierkeggard）指出：“真理根本不是学究式的东西，而是一个人对自己生活道路进行热情探索的产物”，“只有通过个人的主观经验，一个人才能真正接近真理。对人类及其问题作出非个人的客观思考，乃是一种对现实的歪曲”。 ［11］在一定的意义上，对教学理论的研究与反思需要领悟，需要直接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在这个方面，艺术方法以渗透的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 ［9］（33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学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生命之间的互动，必须要求研究者对生命现象有敏锐的感受力、洞察力以及丰富而深厚的生命体验、成长体验，才能有效从事教学研究。
（二）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互补与融合
量化研究是一种对事物可以量化部分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它具有精确性、严密性、验证性和预测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是机械地考虑一些因素，教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稳定因素。当今由于在教学研究中人文科学化研究取向的确立，质性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昧。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某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12］质性研究能有效地处理教学过程中那些难以用定量方法描述的因素，从而从总体上掌握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各有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教学研究的趋势之一。
（三）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趋势日益增强
当今，由于学科不断分化和综合，大量新兴学科形成及随之产生的新方法极大地影响着现代教学研究，如社会生物学方法、社会地理学方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发生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状态空间法、功能模拟法、模糊论方法、层次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系统论方法、预测方法等，教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教学现象及其发展过程。
五、教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复杂化
教学活动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化过程，而是一个人心理与精神的自组织过程。教学现象和问题是一个文化与价值的世界，与人的信念、世界观、兴趣、思维、情感、意志等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多元性、偶然性、模糊性、非线性与不可还原性。因此，教学研究不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强烈的普遍有效的、线性的、逻辑化的因果关系，仅以工具理性主义、技术操作主义、还原论等直观映照式的简单性思维方式来研究教学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复杂性思维方式，即一种具不确定、非线性、非周期、自组织性、自我调整性、非线性、不可还原性等特点的思维方式，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正如多尔所说：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型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将让位于更为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这一复杂的网络，像生活本身一样，永远处于转化和过程之中。 ［13］思维方式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由二元对立到多元并存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原本充满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混沌世界进行拆零式分析，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复杂世界分解为动与静、快与慢、虚与实、阳与阴、高与低、大与小、多与少、生与死等互不相容的两极，然后加以非此即彼的一元处理，割裂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崇尚多元化思维。在认识事物过程中，要求我们打破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树立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开放的复杂性思维。它允许多种方法，容纳一切思想，以摆脱僵化的形式理性。教学研究中对任何教学现象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是多元性的、多维度的、歧义的和多视角的。这样，教学研究不再是对广泛一致的话语的追求，而是运用一种多元并存的思维方式寻求对教学现象多元的、创造性的解释。
（二）由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
传统教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主要以实体思维为主。受此种思维方式影响，人们总是相信世界上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作为基础， ［10］把事物看作一个个独立的实体，忽略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比较优劣、决定取舍。并且认为教学活动各因素间、教学行为与教学结果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因而弄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机制，便可根据行为预测结果。由此前提出发，在教学研究中倾向于采用线性因果分析法尤其是量化研究，较少关注动态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以“线性化”的方法解决教学这种非线性事件。随着复杂科学理论（如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由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开始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关系，追求有“生成力”的互动关系。莫兰指出：“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起整合作用的总体。” ［14］在关系思维中，总是将事物置于一定的关系中去认识，并且承认事物间的对立关系，但不是通过消解一方的方法处理对立，因为关系存在于关系中，消解一方，其实是消解了关系本身。任何“关系者”都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统一，它们是“二元”的，但不是“两分”的。
（三）从还原性思维到整体性思维
还原的思维方式往往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再把部分分解为更小的部分，直到找出构成整体的基本元素，研究元素的性质特征。过去的教学研究深受这种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影响，把复杂的教学现象或活动分解成简单的事物来分别认识，然后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教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造成对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的抽象和切割。教学现象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而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要通过它们的组成部分，而且要估计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 ［15］因此，面对多因素、多变量、非线性的复杂的教学现象，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应采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研究。
（四）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
受科学主义影响，过去教学研究视教学系统为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用线性思维方式来研究和探讨充满非线性、复杂性的教学问题，认为教学活动各因素之间、教学行为与教学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因而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等来研究因果关系。实际上，教学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教学过程是一个多因素、非线性、动态的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教学活动中充满着意义与价值，这是纯理性的线性思维所无法掌握的。而非线性思维视教学系统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充分考虑到教学系统的多因素参与、复杂的相互作用、随机决定等特性，从整体上、因素与因素的关联上来把握教学变化的性质与规律，重视教学活动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随机性、多样性，并通过情感方面的诠释和理解，充分揭示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处理和解决教学问题应采用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教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将从线性思维转向非线性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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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范文5
关键词: 自然辩证法，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创新观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是对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1］。它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来考察作为这一关系中的客体的自然界，作为这一关系中主体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以及作为这一关系的中介的科学与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建筑工程正是一个重要的中介。通过建筑工程的作用，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并促使这种关系日益和谐、更加友好。对现代建筑工程的正确认识，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2］。
很多人认为建筑是展现空间构筑物的艺术，建筑物反映了人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的需要也一直都是建筑界关注的焦点，为了使这些关系融洽和谐，进而促进人类文明的提升和环境效益，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发展绿色建筑［3］。
传统工程发展模式正由过去的高消耗、高污染型向高效生态型模式转变。相对于建筑学科而言，虽然具体的建筑专业知识是广泛且有差异的，但建筑从古至今的不断发展和变迁，反应了社会整体的发展方向，它与其它事物是密切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理念现代科学革命带动了现代技术革命，进而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并带来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极其深刻的变化。
1999年国际建筑协会（UIA）在北京举行的大会上《北京》的发表［4］，表明“21世纪的建筑学”将全面体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新世纪表现人类文明的建筑必将遵循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前进。可持续发展重视自然界，并着力研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研究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治理等问题。这显然承认了自然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首先是唯物的；其次，可持续发展将研究的客体―――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自然和社会等要素视为一个互相影响和作用的系统，以系统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全面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可持续发展是架构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辩证法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和哲学基础。建筑行为中包含了以不同形式大量消耗、改变和转化自然资源的过程，显然这些行为在各方面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必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为要求，基于高效使用资源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则进行建筑设计，而不仅仅是满足功能和美观的要求以建设绿色、环保、节约型社会为目标，从而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环境质量。
建筑设计是一个创作过程，完成一件设计作品需要遵循一定的设计理论。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5]。建筑设计作为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设计中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必然会对建筑设计有所启示。
系统观
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与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在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建筑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而且在处理好建筑与外部要素和环境的关系。建筑内部各要素包括建筑、结构、设备、建筑物理、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等，一个建筑设计只有满足上述要素的要求，才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功能。在今天“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居住在一个个孤立的、毫无生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而是要居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相统一的绿色建筑体系内。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设计中必须有综合思维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6]。一个建筑的设计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建筑设计必然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筑节能技术，这是自能源危机出现后在建筑领域内出现的设计大趋势，节能设计通过对建筑的围护结构、环境控制、能源系统和自控测量等系统的设计达到节约能源，使建筑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处于一种超低耗能的状态。当前的建筑设计早已不只是要求画出平面图的时代，而是要求有直观的效果图，甚至要求有虚拟现实的出现。建筑效果图是建筑师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使用户能够在吸收多种信息后，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计算机技术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经成了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给建筑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并取得了宏大的成绩，但是在“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给人一种千街一调、百城一色的感觉，因此建筑设计需要创新，需要营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建筑设计是一件艰辛而复杂的智力劳动，一项优秀的建筑作品的诞生要求建筑师有全面的设计知识、扎实的设计基础和丰富的想象力。建筑设计的创新过程，决非直接搬用国外的设计作品，而是一个不断要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就建立在巧妙地解决了许多难点的基础上[7]，而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即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建筑往往就会得到大家的欣赏。
结语：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任何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取得的进步，都是依靠遵守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的结果，当然对于绿色建筑的研究取得的进步也是这样的。绿色建筑是未来建筑的一个方向标，在社会和科学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绿色建筑将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方向，社会持续发展的理想建筑模式。对于未来的建筑工程而言，只有做到了建筑与事物间关系的相互统一，才能产生优秀的建筑设计和成果，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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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范文6
关键词 委婉语 英语教学 英语教师
委婉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交际方法之一，它在维护社会人际关系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 英语教师的课堂话语是英语课堂成功的重要因素。委婉语的使用对于改进英语教师的话语质量，提高英语课堂的有效性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高职高专学生学习英语现状
教育部颁布的《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基本要求》）强调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实际从事涉外交际活动的语言应用能力并重，指出高职高专英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要使学生能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英语的交际能力打下基础。但在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这一教学目标并不容易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很多高职学生本身入校时英语分数就不高，并且长期对学习英语不感兴趣。同时，很多学生英语基础比较薄弱，课余学习英语时间相对较少，导致自己越来越对学习英语缺乏自信心、产生自卑心理，甚至不少学生有放弃学习英语的打算。而高职高专学校部分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也缺乏对于这部分学生应有的关爱，课堂话语也没有顾及这些学生的“面子”，导致整个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也无法有效提高。
二、在高职高专教学中使用委婉语的理论基础
美国哲学家兼语言学家Searle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间接言语行为有五类：阐述类、承诺类、指令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在这五类间接言语行为中，最需要间接实施的是指令类。在英语课堂上，教师经常需要对学生作要求，如果教师能够遵循礼貌性原则，把不礼貌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即把尽量缩小不礼貌的表达，尽量扩大礼貌的表达，把学生听起来是不礼貌的话语，或是略去不说或是婉转地、间接地表达出来，那么师生间的沟通将更顺畅。
根据“面子保全理论”(Face-saving Theory -FST)，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尽量避免使用使学生觉得 没有“面子”的指令性话语，而应使学生隐约感受到教师的言语意图即可。
由于高职高专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就需要英语教师运用恰当的的课堂话语，即委婉语处理好师生关系。如果没有委婉语，世界的运转会因摩擦而停止，人间将充满仇恨。在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教师委婉语的运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委婉语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一）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委婉语可用于英语课堂的各个方面。如教师课前的问候用语，如果教师用“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during your summer vacation?”来开始新课，学生会有亲切感，也会乐于回答老师的问题。当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正确时用诸如“Great! Thank you.”，“You are quite imaginative.”等赞扬的话语进行反馈时， 学生会增加学习英语的自信心。
高职高专不少学生对于学习英语缺乏自信心，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相对比较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教师对这类学生需要更多的关注。在他们课堂表现好的时候要及时给予适当的赞扬，当回答问题错误的时候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表现，要给予赞许的鼓励。如可用“Though your answer is not absolutely correct，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you have made.”这样既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又肯定了学生付出，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从而顾全了他们的“面子”。对于程度较弱的学生，教师如果采用委婉策略，多采用鼓励性话语，可鼓励学生继续努力学习，可增强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作要求也可多采用委婉话语，如可多加“please”， “Let’s”， “we”等字词，这样不仅不会让学生感到被命令的语气，还拉近了师生距离，增进了师生感情。
（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语言艺术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工具，教师的语言艺术将直接影响师生关系。在师生言语交际中，教师常常通过使用委婉语有意违反合作原则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出于礼貌的考虑，顾及学生的面子，使学生不会感到尴尬或者受到侮辱，那么学生对教师自然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也会更加尊敬教师。教师运用委婉语实际上也是在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构建和谐校园环境。正确地运用语言艺术会促进人际交流，但是恶性的语言伤害，如挖苦、讽刺、侮辱甚至威胁都会造成学生的情感伤害，它们或者会使学生自卑或者自闭甚至误入歧途，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教师的语言是把双刃剑，运用不好会破坏师生关系、不利于校园和谐。
四、结语
委婉语是现代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职高专教师通过使用委婉语不仅可以构建融洽的师生关系、建立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还可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交流。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B类课题“跨文化交际中的英汉委婉语研究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项目编号JBS1037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唐建福.论委婉语对和谐师生关系构建的促进作用[J].鸡西大学学报,2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