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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2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债务阈值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1—0166—05
一、引言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关系到债务的偿还和政府信誉，而且关系到宏观经济能否安全运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巴西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剖析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演化过程和后果，借鉴其债务治理方法，可以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另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严重，正逐渐积累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会不会演化为债务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这是本文所要探寻的问题。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危机：巴西的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巴西经历了三次大的地方债务危机，其中第三次债务危机还诱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最终导致了一场金融危机。回顾巴西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对分析和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西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左右，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不过在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收入不均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的盖泽尔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进程，经济上通过制定“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1979）”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巴西国内的储蓄率较低，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计划，巴西政府仍然沿用了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同时提出“负债增长战略”，即依靠向国内和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举债来筹集资金，维持国内的高投资。虽然“负债增长战略”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其负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1）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其中1973—1978年的债务增长率为38.7%，1978年的外债净额为316亿美元…。为了维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声誉，巴西政府在无力偿还旧债和债务利息时开始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这样的结果是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本国现在和未来财政能力所能偿还的限度。（2）国内利率被迫升高。由于巴西实行了盯住美元的爬行式外汇政策以及举债利率与欧洲和美国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挂钩，受到石油危机等外部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上升，这进一步加剧了巴西政府还债的压力。在国内，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利率被迫升高。（3）国内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在取消对企业的出口补贴后，为了进一步刺激出口赚取外汇来偿还外债，政府对货币克鲁塞罗实行主动贬值，形成了货币性通货膨胀。同时，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减产，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指数工资增长也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养老支付负担，这又迫使企业和政府进一步举债来维持运行。在这些债务中，一部分就是由地方政府举借的。
（二）债务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到国际石油危机影响，伦敦和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开始攀升。受此影响，巴西政府举债的借贷成本升高，这导致巴西政府需要为此支付更高的贷款利息。由于无力支付高额的债务利息，巴西各州政府纷纷宣布停止对国外债权人债务的清偿，这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主要外国债权人纷纷要求巴西政府立即偿还债务。巴西联邦政府作为州政府债务的最终担保人，不得不与外国债权人谈判达成还款协议，接管了州政府约190亿美元的外部债务，偿还期限为20年。
1993年，由于巴西经济增速下滑，政府税收缩减，社保和工资支出刚性等原因，使得州政府无力偿还联邦金融机构的债务，纷纷宣布停止支付，又发生了债务违约行为，导致了又一次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为了解决危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了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联邦政府为部分州政府债务进行偿还，债务总额约为280亿美元，偿还期限为20年。
1994年前后，由于巴西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以及债券实际利息率的大幅度上升，各州州政府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最终导致州政府拒绝履行对联邦政府的债务偿还义务。这一消息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恐慌，投资人，尤其是外国投资人纷纷从股票市场撤资，股市大跌，资本外逃，外汇短缺导致外汇市场压力增大。尽管央行扩大了外汇管理幅度，放弃了钉住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汇率，但是巴西货币仍然贬值10%。与此同时，国内通胀压力增大，内需缩减，经济增速下滑，增长偏离潜在增长轨迹。因此，一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三）启示
总的来说，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方面，“负债式增长战略”是导致其负债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限制和规定，以及缺少债务的透明度和风险预警机制，也是债务危机形成和扩散的重要原因。外因方面则是国际市场利率等波动是诱发其债务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不过，内因才是巴西债务危机产生和蔓延的关键因素。
在巴西地方债务危机发生后，联邦政府通过制定《财政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限制了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等。同时，通过定期公布债务报告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对违反《财政责任法》的相关责任人实施行政处罚等一些措施，使得巴西的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得到规范，其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治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审视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基本状况
1.债务规模大
近10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洪源和李礼的研究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债务是3.29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估计2004年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万亿元以上；时红秀测算出2005年全国县乡两级政府的债务余额不少于4000亿元；范伯乃、张建筑的研究指出2006年全国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债务6.64万亿元；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估计2007年全国地方债务余额是4万亿元以上；安邦咨询估计2009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7.43万亿元；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披露2010年全国省市县三级的地方债务余额为10.72万亿元；徐婷婷的报道中引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地方债务余额约为13.87万亿元；翁仕友的报道中则指出2013年我国四级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14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正呈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且债务余额存量已经非常庞大。
2.债务结构复杂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复杂，主要表现为：（1）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并存。直接债务是地方政府需要直接支付的债务，主要是各类的财政贷款和借款。或有债务则是未来需要政府偿付的和其提供担保的债务需要其最后承担偿付义务的债务，主要是指通过政府投融资平台或是下属单位等形成的各类债务。如果出现债务违约，这种债务最终也需要地方政府来偿付。为了规避财政规则的约束，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来获取资金，地方债务隐性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债务种类繁多。有地方政府向国际金融机构的直接贷款，有以土地抵押向金融机构的担保贷款，有地方国有公司和投融资平台代为发行的企业债，有地方政府为下属单位和企业担保的各类借款和贷款，有社会基金缺口，拖欠职工工资和工程项目款等。（3）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比例不一致，其中市、县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呈现不断扩张的态势。由于受制于地方财政等的约束，为了增加公共投资，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些县级政府不得不举债。
3.债务原因多样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造成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1）财政体制。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后，实现了“财权向上，事权向下”的财政格局。由于没有清晰的事权划分，地方政府需要完成教育、医疗、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各项支出，受制于税收的约束。为了完成这些刚性的支持，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借贷、地方投融资平台等筹集资金，地方政府渐渐地走上了一条负债式发展的道路。（2）投融资体制。由于受“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偏好发展大项目，也偏好通过成立投融资平台涉足竞争性领域。大项目需要数额较大的资金来支持，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投资目的，往往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等模式取得项目资金，而项目未来的收益却不能按期偿还债务。（3）行政管理体制。由于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热衷于“短、平、快”的项目，重视资金投入，而轻视经济和社会效益；重视建设规模和标准，而轻视实际财务负担能力。（4）政策性因素。在缺少中央相关支持资金的背景下，为了配合国家的政策性要求，如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补贴等政策，地方政府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财力来完成相关的规定任务。对于经济不发达、税收较少的地方，由于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债务负担也是非常多见的。
4.债务扩展机制动力强劲
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政策负担性等刚性支出，在“政绩考核”的竞赛中，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支出需求，往往通过土地抵押和地方性融资平台筹集所需资金。如果政策性刚性支出的规模越大，在税收等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越有可能通过举债来完成筹资任务。如果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压力越大，那么为了显示比竞争者具有更强的能力，其越有可能通过举债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以及形象工程的投资。如果可供抵押的土地价格越高，地方政府就越容易通过土地资本化来筹集更多的资金。如果控制的投融资平台越多，那么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通过这些平台来筹集更多的资金，最终这些扩张机制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地方债务。
（二）形成债务危机与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分析
如前面提到的巴西州政府在拒绝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发生了债务危机。联邦政府为了国家的信誉，最终和州政府达成协议，帮助其偿还债务。在我国，地方债务问题会不会形成债务危机呢？
这里存在一个债务余额的阈值效应：如果地方债务余额累积到一定的度，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这个阈值T应该是依据某一地方政府未来n年财政收入的现值之和与合理的负债率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T=Po（1+r）n（1+d）。其中：Po为期初的财政收入，r为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d为合理的负债率。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超过了阈值T，那么就存在潜在违约的可能性。
而最终违约与否，还依赖于几个条件：第一，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速超过预期的平均速度，那么税收会增加，阈值会变大，债务上限可以提高。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且低于平均速度，那么税收会锐减，阈值会变小，债务上限会降低。第二，再融资能力。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再融资能力，通过地方债务平台将土地资本化、政府资产资本化、债务资本化，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并且可以举借新债还旧债，扩大债务规模，同时可以延长债务偿还时期。第三，债务中的谈判能力。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向国际金融机构举借的，一般会按时偿还债务。如果地方政府是向国内银行或地方性商业银行举债，一般可能会通过谈判等将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延长。如果地方政府向私人部门举债，则一般会出现拖欠等问题，尤其是大型工程款等问题。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达到了阈值，且经济增速下滑，税收锐减，再融资能力受限，债务中的谈判能力弱化，那么一个地方政府就可能发生债务违约。
地方政府会不会发生债务违约，还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有关。对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的博弈论分析中发现，地方政府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债务的隐形担保人身份，一般会选择违约，债务由中央政府代为偿还。中央政府为了国家声誉，降低债务违约的社会成本，一般会在地方政府发生债务违约时承担起最后担保人的角色。在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也具有隐形担保人的问题存在。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任选都是由上级部门或中央政府决定的，在这种人事直接控制的体制下，考虑到政治前途问题，在债务余额超过阈值后，也不会轻易出现债务违约，而是通过债务延期，债务资本化、债务谈判等方式延迟债务违约。不过，这样会积累很多的隐形债务，增加更多的债务风险。一旦爆发全面性的债务危机，危机的规模将是非常大的。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与地方融资平台有关。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资本化来为城市的发展融资，也聚集了很多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先将土地作为资本注入地方债务平台，然后依此为资产，依据土地的市场评估价来向银行抵押进行贷款。地段越好、公共基础设施越完善地区的土地，其市场估价就越高。土地的市场评估价越高，所能贷到的款项就越大。在一次次的土地价格评估与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土地价格被不断地估高，贷款数量不断增加，以土地为融资平台的隐形债务余额也越来越大。受到政策调控影响，以及经济下滑影响，作为标的物的土地价格有可能回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会转移给贷款银行。在我国，以土地融资而形成的银行贷款数据是非常巨大的，为此已经给银行累计了巨大的风险。如一些省份的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对象90%是银行，其中70%是通过土地抵押融资，而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地产开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来偿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加，房地产繁荣且开发收入增加，土地出让金也会不断攀升。但越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越会累积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经济增长受到外部冲击或内部矛盾爆发，出现下滑或衰退，巨额的债务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债务偿还链条可能会出现中断，进而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如果仅仅是少数和局部地区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那么危机还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大部分地方政府出现了债务偿还问题，就会演化为全国性债务危机。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模式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如果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有可能是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又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部分来自银行，如果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就会将债务危机传递给金融业，发生金融危机。大规模的地方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势必然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使得经济增长下滑，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前文提到的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负债式增长战略”以及债务约束和风险预警机制缺乏，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前后巴西发生三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巴西的例子值得我们反思。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较多，表现为规模大、结构复杂、债务原因多样化和债务扩展机制动力较强等特点。债务问题正逐渐累计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形成债务约束机制、化解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地方债务规模超过“债务阈值”，就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那么如何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债务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呢？
（一）进一步完善《预算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预算法》中的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且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没有反映到法律中。例如，《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债券，在现实中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已经屡屡发生，或者由地方性融资平台等代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进行融资也成为了新趋势。所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进一步完善《预算法》。
（二）建立债务责任人制度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为了发展经济，通过大规模举债来完成投资任务，所造成的巨额债务问题是其任期内，甚至是以后几任接替者都无法用正常的财政收入偿还的。这种“举债式增长”模式为地方政府累计了财政风险。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举债行为，应该颁布和实施《债务责任法》，明确规定举债人的责任和义务，实现“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规制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债行为。
（三）建立债务披露制度
由于我国《预算法》等相关法律限制地方政府独自发行债券，为了应对日益扩大的政府开支，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这使得地方债务隐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债务隐形化容易积累债务风险，最终会威胁经济安全。因此，建立债务披露制度，将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偿债措施等信息及时公开，以便接受监督，及时化解债务风险。
（四）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债务规模才是合适的？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需要建立债务信息披露制度，而且需要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通过一定的监测机制及时债务信息，同时提醒过度负债的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风险的化解。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3
爱尔兰债务危机内在机制分析
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解决债务困境，通过低税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使爱尔兰成为全球资本投资欧洲的重点，进而带动房地产等产业的迅猛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并成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爱尔兰五大银行都濒临破产的边缘。爱尔兰政府称，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2010年财政赤字会骤升至GDP的32%，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00%，这一消息导致爱尔兰国债利率大幅飙升，由此掀开了债务危机的序幕。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成了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内在连锁源头。
目前，主流投资者都在纷纷避开欧元区高负债国的政府债券，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国家的国债风险大于CDS（信用违约掉期）或高收益公司债。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美央行延长超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时间，以缓解财政紧缩对经济的冲击，但这将使未来通胀的风险日益累积，并使复苏之路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另外，欧元的问题不只是欧元区政府的债务问题，欧洲必须解决欧元结构僵化和银行背负巨额债务的问题。有分析认为，欧洲银行包括英国银行正面临庞大债务，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化解亏损，这会导致全欧洲银行危机的风险。而欧洲缺乏系统性管理债务危机风险的机制，因此其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全面的解决方法，处理欧元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并全方位化解债务危机扩散的风险。
资产泡沫与银行业流动性危机
在考察资产泡沫破灭与银行业流动性危机问题上，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中，绝大多数受影响严重的国家，都是首先经历了一个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然后才是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比例急剧上升和银行体系崩溃的过程。无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在新兴国家，有很多的事例说明这两种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实体经济发展对银行的依靠程度，取决于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的作用大小。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将会通过减少银行持有的房地产的价值来直接减少银行的资本，同时也减少以房地产做抵押的贷款的价值并可能导致贷款的拖欠，这又进一步减少银行的资本，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另外，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使得房地产贷款的期望风险增加了。所有这些因素将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供给量。同时，面对银行资本减少的情况，监管当局可能要提高资本充足要求，对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实行更严格的限制性条款，对该行业的自有资金比例也会提高。这些措施将进一步减少向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供给并进一步打压房地产的价格，使得银行的资产价值进一步下降，流动性压力也越来越大，最终可能爆发危机。
在过去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银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资产估价偏高的房地产和证券抵押形式提供的贷款偏离了真实价值，形成巨大的“泡沫”。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导致资产价格下降，银行业的信贷资产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自我实现的机制会传导到资产市场，使价格水平进一步恶化。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银行的信贷资产之间具有相互放大的效应。在经济增长较快的环境中，多数借款人都具有暂时性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银行的信贷资产潜在的危机被“虚增”的价值掩盖起来，如果这种虚增的价值突然下降，风险就很容易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在银行业危机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信贷资产的过快增长，而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信贷抵押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以上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和银行流动性相互作用关系的概念性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和解释在美国、芬兰、日本、瑞典、泰国等国家曾经历过的房地产市场繁荣、萧条伴随的银行业流动性危机。
通过对经历过资产泡沫破灭的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资产基本面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制度建设、经济增长加速和货币升值。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原因包括金融自由化、政府隐性担保等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金融部门和企业过度涉入高风险领域，如日本、挪威、墨西哥、泰国等；投机资本流入，主要是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后短期资本流入，如挪威、墨西哥、泰国等；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如日本。
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
据统计，为应对金融危机，欧洲央行采取频繁向市场注资的流动性政策，欧洲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政府债务负担突破了风险警戒线，为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应该说，庞大的公共债务仍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巨额偿债支出、市场信心的缺少以及对汇率的负面影响等。同时，巨额财政赤字会引起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这从英镑和欧元近期的走势就得以验证。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来分析和评价政府债务风险。而从国债负担率指标来看，欧洲主要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对部分银行国有化后，原来银行的负债合并到公共部门负债中进而导致债务负担率激增并超过风险警戒线。冰岛、阿联酋、希腊等国家相继爆发信用危机，充分说明在被迫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极易导致负债比例过高、经济结构失衡，并最终诱发债务危机。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很多国家在此轮危机中都面临着类似问题。
启示
上述分析充分表明，合理的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管理策略，对于政府积极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至关重要。我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刺激方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2008年11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启动4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2009年信贷投放的增长异常迅猛，在高速信贷投放的主体中，由于各地方政府纷纷融资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引起各方关注。而快速增长的货币信贷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出现，货币政策不得不在中美利差、通货膨胀目标、流动性过剩、汇率稳定之间做出平衡，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趋紧。2010年以来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出现变化，包括货币政策开始从紧，对房地产信贷进行控制以及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整顿。因此，“十二五”期间，以下方面值得深入研究与关注：
一是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充分吸取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链条乃至债务危机的触发条件进行深入探讨。确定政府债务风险临界值应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根据如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率和效益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市场体系发育程度、金融深化的程度、国债市场发育状况、财政收支情况、政府管理效率、国债结构与成本―效益状况、财政与货币政策目标综合考虑。
二是应借鉴发达国家“市政债券”、“产业投资基金”等地方政府的融资经验，建立规范化和市场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在经济实力、财政状况、金融生态环境、偿债能力、政策扶持力度和发展潜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因素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包括信用利差以及流动性利差。因此应建立地方债务信用评级框架，为实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的动态监测和全过程监管提供有益思路。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信用风险分析和监控。
三是应充分借鉴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在发展地方政府债券的起步阶段，一定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管理机制，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定价、交易、偿还和监管各环节进行严格规定：包括发债规模的确定、信用评级体系及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投资项目管理与评估、市场流动性的建立，以降低投资风险、促进监管的协调以及法律框架的完善。
四是在对外投资方面，应积极关注各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数据指标，重点关注债务规模、财政预算、贸易差额与经济增长等因素，着力强化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认真研究外汇债券投资的多元化方案，从美元逐步拓宽到其他主要国家货币，重视包括信用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预警与监控。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4
反观欧元区建立的理论基础，即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理论核心就是欧元区国家先建立统一的货币联盟，进一步建立统一的经济联盟，最后实现统一的政治联盟。从1999年开始，欧元区各个国家完全实现了统一货币联盟，正在建立统一经济联盟过程中。但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以及多年以来的由于建立欧元区带来的多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无疑让我们开始质疑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正确性。欧元区的建立是符合和顺应历史规律的吗？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否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欧元区将何去何从？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就没有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的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及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当时，希腊借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但事实上希腊的预算赤字和负债率都是高于标准的，和希腊类似的还有著名的“金猪四国”中的其他三个，即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欧元区最强的国家德国。基于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的欧元区，事实上存在很大的危机。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建立的完整的货币联盟，正在向经济联盟发展，但是这个货币联盟的各个国家为形成这个联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蕴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2009年的希腊乃至欧洲的债务危机就是定时炸弹爆炸的第一次，而后危机不断扩大，现在到了临界点，希腊的去留成为欧元区是否可持续的试金石。国家的债务解决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直接违约；第二，大量发行货币，利用通货膨胀或货币贬值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第三，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对于希腊而言，欧洲央行为其发行货币缓解债务危机会造成整个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乃至全球输出性通货膨胀，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第二个方法无法实现；对于通过其他国家的援助这一方式，这其中德国的态度尤其关键。而德国这次也左右为难，如果不救助，欧元则会受到损害，如果救助，就无异于在拿德国公民的纳税为希腊买单，也很难实现，从而才会倒逼希腊有退出欧元区的想法。
从理论基础的角度看，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的前提假设就是，各个国家的经济甚至是政治是无限开放的，即货币区各个国家要不同程度地放弃本国的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成员国家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获得了资本可自由流动以及浮动汇率制。欧元区设计的时候本来是让各个国家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放弃货币发行和铸币税的权利，出现货币危机的时候由欧洲央行作为欧洲统一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节。但是，事与愿违的是，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因为没有货币政策的调节手段，由于欧元区没有形成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调节机制，只能依靠各个国家本国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在得不到持续的欧洲央行的援助后，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但是直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使得债务危机加重。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欧元区本来的设计是从货币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最后到政治联盟，欧元区就成为一个巨大的独立国家。如果最终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实现了，债务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经济联盟乃至政治联盟可以最终实现吗？欧元区的风险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联盟在缺乏政治联盟支持的情况下不能长久存在；二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政治认同感，欧洲国家难以缔造政治联盟。因此，欧元区缺乏它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
从经济维度看，希腊债务危机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正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这种失衡则是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与希腊这样的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出口国，和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贸易伙伴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贸易盈余。德国就如同一个“制造国”与“出口国”，希腊等国则处于“消费国”的地位。事实上，德国通过了购买国债等方式，也助长了这些友邦的无度消费与借贷。其结果就是，德国这样的欧元区最发达的国家不断补偿希腊等欧元区拖后腿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实现可能性很小。如果欧元区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疲弱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转移支付联盟，即税收能从德国等富国转移到希腊等穷国。但这不可能发生，因为希腊和德国彼此不信任对方，现实的政治联盟难以达成。欧洲北方国家会勉强同意向南方国家延长贷款期限，但他们不会赞成一个转移支付联盟。这是由于，一方面他们相信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不能通过本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因此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将被失业和债务负担逐渐压垮；另一方面他们对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治文化心存疑虑。
从政治和文化的维度看，欧元区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各不相同，里面也不乏有像法国这样特立独行的国家，国家间的信任度不够，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联盟可能性很小。
而从国际比较的维度，2001年蒙代尔教授也曾经提过“亚元区”和“美元区”的思路，但是却一直无法实现，究其原因和欧元区遇到的问题基本一样。对于亚元区，亚洲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无法站在同一平台对话，从而无法均衡地分配责任和权利；同时亚洲各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差异较大，还有一些的纠纷导致亚元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美元区，即使只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NAFTA三国美、加、墨，即使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相差较小，也没有实现北美货币区的可能。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5
欧盟救助过程
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大有“火烧连营”的险恶态势，欧盟共他国家坐不住了。
5月10日，随着事态的更加恶化，欧盟紧急行动。经过10多个小时的漫长谈判，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
这套史上最庞大的救助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其中4400亿欧元将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600亿欧元将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供2500亿欧元。
根据这套机制，如再有欧元区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将可以申请获得资金支持，所附加的条件将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与希腊类似。
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与会财长们承诺，将尽可能地加快步伐，削减赤字和推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财政稳固和经济增长。作为最有可能步希腊后尘的欧元区成员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时承诺，将在今明两年加大力度削减赤字，并随后向欧盟财长们提交具体措施，以避免形势恶化。
幕后金融推手3
要理解当前发生的希腊债务危机，需从2001年谈起。根据欧盟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及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加入欧元区的希腊未达到这两项标准，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在这一事件中，金融机构的造假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由粉饰上市公司报表以维持上市地位和市值发展到协助国家虚报财政状况。
这一被称为“金融创新”的具体做法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或相当于100亿美元的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国债，分批上市。之后由高盛负责将希腊政府提供的美元兑换成欧元。到这笔债务到期时，仍然由高盛将其换回美元。
如果兑换时按市场汇率计算，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事实上，高盛的“创意”在于人为拟定了一个汇率，使高盛得以向希腊贷出一大笔现金，而不会在希腊的资产负债表中表现出来。假如1欧元以市场汇率计算等于1.35美元的话，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可获74亿欧元。然而高盛则用了一个更为“便宜”的汇率，使希腊获得84亿欧元。也就是说，高盛实际上借贷给希腊10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资产负债表里，因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后才归还。
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而事实上2004年欧盟统计局重新计算后发现，希腊赤字实际上高达3.7％，超出了标准。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
除了这笔借贷，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借贷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方式在统计中不是负债，而是收入，即资产证券化。这些服务和借贷当然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
高盛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加入欧元区，其经济远景堪忧，最终会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高盛为防止投资打水漂，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
希腊的这一做法在欧盟国家中并非独创。据透露，有一些国家借助类似方法，使得国家负债率得以维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水平以下。这些国家不仅有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包括德国。
高盛翻云覆雨
2010年1月底2月初，上述债务10年期限将满，货币掉期交易即将到期，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高盛又一次出手，联合美国对冲基金大肆做空希腊债券，再赚暴利；美国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推波助澜，下调希腊的信用评级，积极策应。
这次攻击利用希腊多笔债务到期在即，炒作的是希腊出现支付能力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出现大幅动荡。其结果是欧元下跌、希腊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由于希腊金融状况恶化，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
这次投机的主要工具即是CDS。CDS本来是针对国家债务的支付风险而创设的一种保险，即当一个国家被怀疑出现支付风险时，持有该国国债者便可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保险，由承保方负责支付亏空部分。本来CDS应该与国债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却被剥离开来，单独成为一种金融产品。
当希腊的支付能力被怀疑时，有关希腊债务的CDS便会上涨。这次对希腊的攻击，就是使用各种手法令人对希腊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那么谁持有大量的CDS呢?不是别人，恰恰是发行和持有希腊债务的高盛和两家对冲基金。高盛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CDS，然后再对希腊支付能力信誉发动攻击，在CDS大幅上涨后抛出。
为了打击希腊的金融信誉，高盛与两大对冲基金一方面大肆“唱衰”希腊支付能力评级公司亦跟进降低希腊信誉等级，并传出希腊破产谣言，另一方面则轮番抛售欧元，从而导致国际市场恐慌。欧元在10天内跌了10％。从近两个月看跌幅达15％。欧元一跌，立即使人联想到欧元区出现不稳，于是不仅仅希腊，其他欧元区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等也出现融资困难。于是希腊和欧元区的cDS开始疯涨，从2009年7月至今，希腊债务保险利率上涨整整三倍。最近希腊国债的CDS居然涨到428点，超过处于半战争状态的黎巴嫩(255点)。
欧洲危机四伏
希腊是欧洲小国，GDP占比不到2％，并不占主导地位。只是因为债务多为外债，影响才如此之大。现在欧洲各国债务危机四伏，尤以“PIIGS”危险系数最大。PIIGS是指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5个国家依照首字母组合而被称为“PIIGS”，又称“欧猪五国”。
当前欧洲主要国家债务水平普遍较高，根据《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协议》，各成员国必须将国债占GDP比重保持在60％以下，而欧洲主要国家国债占GDP比重普遍超过60％。
偿债成本收入比体现了借款人当期还本付息
能力，是衡量借款人财务压力及违约风险的关键指标。从偿债能力方面看，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大。
对于偿债能力弱的欧猪五国，中长期财务压力仍面临上行风险。
首先，五国政府利息支出压力大。虽然低利率环境，加上近期欧洲央行决定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从而使定量宽松政策延续，对缓解政府融资成本压力有帮助，但由于政府债务总额规模庞大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其次，政府收入前景欠乐观。在前期政策刺激和补库存作用下，欧盟经济逐步弱势恢复中，但随着财政政策的逐步退出和库存效应的减退，在内需仍疫弱的背景下，区内经济增速减缓的风险正在上升。
最后，未来个人债务负担较大。本轮经济衰退使长期失业人口显著增加，就业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救助计划可能覆盖到其他需要救援的欧盟国家，这些国家需遵循的类似附加条件可能加剧通缩风险，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进程；IMF对希腊的援助计划要求将增值税由21％提高至23％，进一步对奢侈品征税，增值税将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挤压企业利润，影响就业市场；救助计划还要求政府紧缩财政开支，削减占公共支出70％的公共薪资部分，未来两年冻结这部分支出，进一步影响个人收入。
另外与美国类似，欧盟国家也面临个人领域去杠杆化的压力，个人储蓄的增加将进一步减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大个人债务负担；而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将加重个人债务负担，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报告也提出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债务的负面影响。因此从中长期看欧猪五国政府目前较弱的偿债能力改善的空间不大。
不过至少从目前来看，除信用评级遭降的希腊之外，葡萄牙、爱尔兰及意大利的状况尚可。
对于欧元区而言，西班牙才是真正“大得不能倒”的国家。欧元的命脉握在西班牙手里，西班牙的偿债能力是决定欧元生死的关键。但西班牙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其自我筹资能力，比希腊要强得多。相较于90％的公共债务都由外国人持有的希腊，西班牙的公共债务大多由自己国内的公民持有，因而共不会从违约中获益太多，国内民众也更有动力去推进经济改革，增强偿债能力。
利益错综复杂
现阶段欧盟的一个特征，就是内部成员发展不平衡，但又利益错综复杂。希腊债务危机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正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这种失衡的典型性是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与希腊等弱势国家之间的矛盾。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出口国，和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贸易伙伴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贸易盈余。德国就如同一个“制造国”与“出口国”，希腊等国则处于“消费国”与“进口国”的地位。事实上，德国通过了购买国债等方式，也助长了这些进口国的无度消费与借贷。据《商业周刊》的数据，德国的银行持有欧元区陷入债务困境国家大约2500亿的国债。对比全球经济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希腊等国与德国的关系，恰似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欧洲版本”。
同时，欧盟内部国家之间资本往来密切，如果希腊出现支付危机的话，将拖累一大批欧元区银行。希腊在本世纪初发售的国债，要么是欧元区各大银行所购买，要么得到了欧元区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担保，更不用提为希腊做出多种担保的欧洲中央银行了。也就是说，在希腊债务问题上，折射了欧元区的未来危机。当然最令希腊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针对希腊支付能力的攻击的背后，居然就是高盛和另外两家美国对冲基金。也就是说，高盛一方面以所谓的“创造性会计”方式为希腊政府出谋划策，做虚假账目以使希腊符合欧元国家标准；另一方面却同时在背后攻击希腊和欧元，从中牟利。
欧盟走向何方
希腊债务危机之所以难以消解，是与欧盟的体制分不开的。国家的债务解决主要有三种方式：直接违约；大量发行货币，利用通货膨胀或货币贬值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获得其它国家的援助。但在现行的欧盟体制下，前两种方法均难以实现。
第一种方式，直接违约会重创欧元区经济，带来的危害不可估量，可能会把整个欧洲拖入深渊，欧盟当然坚决反对。
第二种方式，身处欧元区的希腊无法发行货币，希腊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实施。否则，希腊央行可以绕开信贷市场，通过印刷钞票来购买本国国债。或者，使本国货币贬值，刺激希腊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这将使得当前为获得IMF和欧盟救援而被迫采取的减赤措施和痛苦的“内部贬值”过程不再有必要。
第一、二种方式排除之后，希腊政府剩下的就是向其他国家和组织请求援助。而这时大家都是一个阵营中的兄弟，长期以来希腊政府寅吃卯粮，公民好吃懒做，留下一屁股债，却又要节俭勤奋之邦来帮忙，拖累了财务状况较好的德国。德国人感情上不接受。
所以，当前欧盟体制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些缺陷使危机有了生长的土壤。欧元区统一了货币，但并没有统一财政。当一国债台高筑、经挤陷入衰退时，统一的货币使其无法靠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负担，于是一国的问题就成了欧元区的问题。要解决债务危机，财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当前分散的财政决策机制则大大降低了应变速度，将小病养成大病。
所以，要想以后彻底避免债务危机，那么就需要对欧盟进行改革。
思路之一是创立退出机制。目前生效的欧盟条约要求除丹麦和英国之外的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具有在未来某一个时候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契约责任。强制的驱逐或自愿的退出从技术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至少需要全部27个成员国的批准
(一个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批准自己被驱逐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为了稳定欧元，欧洲除了救助希腊别无选择。欧洲央行、IMF也认为，当前很难接受欧元区成员国违约状况，任何要求进行债务重组或类似举措的行为，对至关重要的欧元稳定来说，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等于欧元区一国的财政问题“绑架”了整个欧元区的经济。
近日，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表示，必须考虑如何让欧盟成员国在极端情况下有序破产，而不使整个欧元区陷入困境，欧盟稳定公约未来工作小组必须制定出一套“类似国家破产程序”的规则。即使欧盟这次救助希腊成功，在如何处理类似问题上，唯一的选择恐怕还是退出欧元区(朔伊布勒的“有序破产”是退出机制的一种委婉表示)，用这种壮士断腕的办法来保护欧元区的存在和稳定。
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范文6
关键词：VAR；金融危机理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0导言
2008年金融海啸还未平息，各国的债务危机又席卷而来。我们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状况的破坏，但我们也要正视后危机时代中更严重的经济波动。从2009年底，人们都在为世界经济状况回暖而增加信心时，迪拜债务危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如同对正温的经济状况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以奢华为主调的迪拜陷入危机之中，使得国际投资商们信心顿失，经济状况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们视线之后，希腊的债务主权危机又浮出水面，如果我们说迪拜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危机，那么希腊的危机则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继而破坏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那里充满了诸多波折，而在经济发展中其杠杆作用的金融发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由于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滥发而引起，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华尔街的操作而产生了隐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存留的风波，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银行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成了促进国际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路径。
1金融危机的演化及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可谓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就从金融危机理论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出现了四论，各种理论所揭示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对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论，大家众说纷词，但从已经出现的理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上帝抗争》一书中写道：“界定现在和过去的革命思想是对风险的掌握：这句话的深意是，未来不是上帝的一时兴趣，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以，根据金融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总结，创新，金融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低利率、低波动性和高回报率，风险也被降低到一种可以忽略的地步。
这些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关系紧密的阶段所体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过证券化来分解和分散信用风险；以及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数学、计算机与经济学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这项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信托银行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公司发展了风险估价模型（VAR），这个模型使得银行能够计算他们在风险真正到来之后的预期损失。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用计算机来计算，其精确度可预计到小数点后五位，相应的，预期收益也可以预计到这个精度。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润被更加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更高的杠杆率进一步推高，风险也可以通过VAR的计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这给那些华尔街的大亨们以谋私利的空间。
假如越来越多的风险能够被精确计算，那么在银行账户中就可以更低的资本费用来惊醒更大额度的贷款，同样，银行所持有的可转换的债券数量也会增多。并且由于风险的精确衡量也迷惑监管当局，使其认为在低风险的银行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不会对大的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让一些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手交易，从而降低风险。同样，令监管者奉为圣经的新巴塞尔协议太过于依赖银行内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资产负债表的构成，使得风险评估这种技术的产生对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起了重要作用，从而逃过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虽然VAR使得风险不断下降，但其平稳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例如网络泡沫。但是经济状况总是向好发展，波动常常可以快速平复。所以致使银行巨头越来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机。所以，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数学为基础的新兴计量经济学而带来的风险管理危机，其中对风险的评估太过精准，从而遗忘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人心理的变化，或者称之为一种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设，并且大部分的数量经济学家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存在，有时会具有非理性的表现，所以利用各种数量模型进行评估风险只能用于参考，而不能奉为圣经。所以，在基本假设都无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数学公式来分析一种非理性或者存在许多不稳定变量的方程式是很难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结出了答案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规模的廉价资本导致了风险的低估价。
伯南克曾说过，危机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贷款产品的监管缺失，而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励美国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请按揭贷款，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按揭贷款业的巨头。但是这两家公司却将那些粗制滥造的承销贷款包装成证券出售。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较高杠杆率。美国各大金融公司的债务随着整个经济的膨胀而膨胀。在经济疯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银行可以借入相当于其股权37倍的股票，这代表着它们可能在资产损失2-3%的情况下，就面临破产风险。但借入资本能够使得投资者们伪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回报。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样减弱了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由于这个政策使得人们过于相信会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和减少市场流动性来救市。然而，美国审核借款的主要凭借却是各类信用评级机构，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企业，他们的盈利来源主要是靠发放贷款的公司，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问题。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化，使得从借款人到最终投资者的链条又过长，审查手续极为不便，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信息不对称同样加大了对场外衍生金融市场的破坏程度。在场外市场，甚至连大型交易公司都没有准确的信息能够估计其他公司遭受损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的后果。与雷曼兄弟有关的合同损失看起来并不是太剧烈，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在2008年9月倒闭时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造成场外交易的短期灾难，场外交易没有明确的大公司进行引导容易造成不规则的羊群效应，使得投资者过于冒进，并且由于风险管理模型过分依赖于短期数据而造成的分析结果过于狭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复杂性使得偶然性的灾难性失败变得难以避免。比如说，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资产总额远远大于其实体市场。直到现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这些合同必须通过中央结算所的审核，以确保交易是有担保的，以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保证交易能够正常完成。
2后危机时代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这些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被各种经济学家研究，但在其还未解决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波动又随之而来，甚至有超越次贷危机的趋势，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蒂尔·古迪曼所说，资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其国债与GDP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其为了尽快加入欧元区，不得不请摩根大通为其进行包装，将国债以低利率卖于摩根，换得现金流以美化国内资产负债表，而摩根大通则将购得的希腊国债在德国买入保险，以保证其资产不贬值。金融海啸之后，摩根大通为保证自己盈利，大量抛售希腊债券，从而使得希腊债务比例瞬间失衡，从而引发希腊的债务危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链条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债务可以背负这么多，为什么摩根大通远在美国却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瞬间波及全球，我们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盛行以及电脑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银行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些银行业巨头们为了在后危机时代让自己继续领跑国际市场，都充当着投机者的行为。
转贴于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今社会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在欧元区国家准备救希腊时，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要为希腊的奢华买单。”希腊在出现债务危机前，其国债与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希腊一直在借账消费，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其发生债务危机的缘由了。根据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来说：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资产降价变卖越多，资产就越贬值，债务负担就越重。
然而，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同时，它也受到国际形式的影响。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采取的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不是通过贸易出口顺差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这个过程太漫长，美国政府不愿意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贸易出口带来顺差的方式是赚辛苦钱，习惯于过好日子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因此美国通过资本回流的方式来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种途径可以最快地完成对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同时将美国对外国的负债变为本国的资本。目前国际市场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很多，都认为美国国债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品。美国要想回笼国债，就必须促使国外的热钱向美国汇拢，汇拢的过程，其实就是美国减少对外的债务，并且获得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过程。所以，美国一直主张外币的升值，增加各国央行抛售美元的数额。这虽然会使美国对外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他可以尽快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提升国际地位。因为外汇无异于一个国家的命脉，是一个国家制约另外国家的重要筹码，一旦缺少了这些，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急剧下降。这就使得美国以各种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放开汇率管制，从而使得欧元区债务危机频发。
3一些简单的建议
不可否认，在后危机时代，有着危机时的部分遗留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危机，其重点聚焦于三个方面：银行，国家以及汇率。在后危机时代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就要保证这三个方面的健康稳定。
其一，关于银行。银行衍生产品的复杂性从整体上来讲是可以通过多样化组合来降低整体风险。但是这些产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同质的，杠杆贷款，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等等。从整个系统来看，等同于每个人都把鸡蛋放在了类似的几个篮子中，虽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率，但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处理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如何让整个银行体系能够在银行抗拒破产时更为有弹性。其做法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理解为更为严格的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更严格的业内监管，那就首先要做到规范新巴塞尔协议，将风险估算中可以运用手段处理的低效率资本进行规范重组，重新规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要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其主要方面是改进现有的VAR计算方法，纳入更多变量，以求风险估值更加准确，另外关于监管者要改变原有的观点，原有观点认为如果100家最大的银行各自是安全的，那么整个系统也就是安全的。但是这次的危机表明，尽管那些关系体系良好的公司，在经济低迷期能够谨慎行事，同样也会削弱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再次，银行自身也必须找到一个风险管理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直觉和盲目崇拜数字之间。很多数量金融方面的进展是确实有用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不能了解它所用的模型的缺陷的话，陷入麻烦就在所难免。关于银行业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或许会出现许多新的理论，但是至少新的理论能令绝大多数银行安全度过后危机时代的风波。最后要求各国政府要回收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算是一种公共服务机构，应该由国家控制而不应该下放到私有企业进行操作，这样会造成很多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二是实行银行的分业小型化经营。把银行进行小型化拆分，当其发生违约的时候不会连累其他公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业务分离规定强制商业银行丢弃其投资银行部门，但是，如果对投资银行的紧急救助是非做不可的话，这一规定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能将银行进行小型化，其代表为英国。
其二，关于国家。对于欧元区这次大面积的债务危机，特别是希腊主权危机，其应对方法应该从其自身开始，其国内要进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开支，另外需要国际社会继续对其进行援助，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应在里斯本条约之上更加团结，针对希腊，可以对其进行一些带有惩罚措施的贷款。第三，要推动欧元区国家正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希腊，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高本国的信用评级，从而获得更过的国际援助。最后，要约束国家公债信用违约交换（CDSs）的市场。这种金融商品让投资人能对一个国家违背其还债责任做规避，而且可以让其他人对这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作投机。
其三，关于汇率。汇率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美国推崇自由汇率制度，自由汇率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可以很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安排，针对外汇储备较多的国家就应该由政府进行干预，一方面防止国内热钱流出，不利于经济重建；另一方面，控制国家外汇存量，以提高国家在国际的竞争力。但在政府干预下汇率制度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影响进出口贸易等，这就要求国家在调整制度的同时要关注于国内的经济结构，假如国内需求充足则可以采取管制的汇率制的，反之则要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并在其他方面扩大外汇储备。
参考文献
[1] 乔治·阿克罗夫，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M].中信出版社， 2009.
[2]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