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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1
【关键词】欧共体；债务危机；后续发展
一、制度设计缺陷
欧洲债务和欧债引起的银行危机主导了欧盟2011年的发展，进入2012年，这些问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南欧国家陆续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各方检讨声浪不断。多数学者将矛头指向欧元区组织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欧元的诞生是在“货币联盟”而无“财政联盟”的基础上。马约制订之四项“趋合标准”中，汇率、通货膨胀、与长期利率由欧洲央行统筹处理，政府预算赤字与负债则保留各会员国政府自行处理，因而欧元区迄今尚无政治力可约束会员国的财政与税收；二是欧元区总体经济的失衡。”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所有会员国的经济体系已有相当整合，开始可以共同适用相同的利率与汇率。欧盟是采取one size fits all作法，以马约规定的四项趋合标准作为能否加入欧盟区的审核依据。只有欧盟会员国间的经济体系与之差距仍大，总体经济不平衡。1999年欧元成立后，欧元会员国经济就呈现双重分离的情况，例如德国和荷兰等为贸易顺差的国家，南欧国家却逐渐丧失其竞争力，需尽力削减成本，强化竞争。根据欧盟统计局资料，从2001至2010年间德国单位劳动成本仅增加18.6%，但法国却增加39.4%，包含荷兰、奥地利以及比利时等北方国家也增加36.4%，显示共同货币对欧元区会员国好坏不一。
这种经济结构性问题因金融危机而引爆。欧洲央行（ECB）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无法兼顾到各会员国的状况与需要，如德国与法国等因欧元对美元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大增，带动欧元区的经济复苏，相对却无法舒缓南欧国家债务问题而陷入两难地步。欧债危机反映出欧元区体制的深层问题、欧元区货币与财政各自为政的脱节、欧盟协商与决策机制的效率、欧洲高福利政策带来的弊端等。
二、财政改革草案
前述欧元区体制的结构问题需寻求政治途径解决。早在2011年12月09日欧盟冬季峰会中会员国就达成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初步共识。2012年1月30日欧盟国家元首再度聚会，在制订欧盟新财政协议(fiscal compact)获得初步共识。欧盟会员国（除英国与捷克之外同意在里斯本条约架构下增加“经济暨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The Treaty on Stability，Coordination andGovernance i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及“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条约”(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这两项条约。草案将赋予欧盟对欧元区国家以及愿意加入条约的其他会员国更严格的财政纪律监管。该草案预计在3月正式签署后就可进入会员国批准程序。有关此次峰会达成决议如下：
1.财政监管：各国政府承诺平衡财政预算，规定各国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以及政府财政赤字超目标自动惩罚机制（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若会员国财政赤字超过规定，该国必须向欧盟提交减赤和改革方案，并需经欧盟监督和财政纪律的执行情况，欧洲法院也拥有强制执法权，如有违背，该国将遭受相当于GDP0.1%的罚金给予“欧洲稳定机制”。此外，欧盟国家需将预算平衡和自动惩罚的机制纳入具有强制性与永久性之国内法
或是宪法。未来欧元区17国中只要有12个会员国国会通过，新协议就能在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欧洲稳定机制”：时间从2013年7月提前到2012年7月运作，规定只要代表90%资本承诺会员国完成国内法律批准程序就开始生效。并于2012年3月前评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与ESM两者合并，规模将达5,000亿欧元。同时依照欧盟2011年12月峰会共识，在欧盟条约修改前欧盟向会员国提供机制性援助的法律限制，峰会通过以双边贷款形式，允许欧洲各国央行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贷款以加强其援助资源。
3.施行新的金融交易税：此点尚须经由欧盟理事会一致同意，但会员国之间尚无共识。法国表示将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税，计划在2012年8月起单方面课征0.1%的金融交易税，10月调高加值税1.6%。而德国、意大利都支持征收金融交易税，但反对由各国片面推行金融交易税措施。英国反对按照目前的方案课金融交易税，坚持应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目前欧元区9国（法、德、奥、比、芬、西、希、葡、义）已联名致函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要求欧盟加快对金融交易税提案的审议进程，争取在2012年上半年能提交欧洲议会审议。1月峰会重点在于长期性财政结构的改革、建立永久性救援机制、新权威机构介入处理等问题。专家学者仍认为难以处理各国间竞争力差距过大与经常帐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且为满足严苛的财政纪律，恐会拉大欧债诸国与核心国家竞争力的差距。但若长期观察欧盟近几次峰会结论，欧盟现今发展出一种多边救援机制，为解决欧债危机带来契机。
三、欧债后续发展
欧洲高峰会对于短期内如何化解希腊、意大利债务危机以及衍生成欧洲银行业危机并无解决方案，欧洲央行又受限于条约约束，拒绝直接介入，买入欧债国公债。根据以往的经验，无法指望一场欧盟峰会解决欧债面临的困境。就目前形势观察，欧债的后续发展，有两种可能或选择：two Europe走向one Europe，或two speed Europe变成two Europe。
一种是欧元区的经济统一。除货币自外，各国也一并交出财政自。意即从这次危机中，认识到不进一步财政整合难以解决欧债。会员国下定决心，从“一个共同市场”及“一个共同货币”走向建立“一个共同财政”，最终制订“一部宪法”，完成彻底的全面整合。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索认为欧盟的本质应该是其成员属于欧元区，或努力走向欧元区，而非走向一个分裂的欧盟。欧盟试图通过财政协议，解决货币统一与财政分散之间的结构性缺陷，并在各国宪法框架中来规范。但欧元区的长期稳定与均衡，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运作。目前欧盟所做的其实只是统一的财政纪律，根本没有涉及政治上的统一，也未涉及资金上的互通有无。
另一种可能发展是有问题的国家退出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从希、葡、爱逐步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欧元区边缘国家，进而威胁到欧元区整体经济稳定，已让两大金主德国、法国无力负荷。德国民众高喊退出欧元区、或将实力不足的国家踢出欧元区。法国和德国讨论大幅翻修欧元区，包括把欧元区变小但内部整合更紧密等各方说法。如果希腊、意大利等欧债国家，有秩序地逐步退出欧元区，通过自身货币贬值解决经济难题，或许对欧洲经济有帮助。
四、对我国的影响
如果欧债风暴扩大，危及到欧元区的完整性，就会重创全球金融市场，甚至波及到亚洲区域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欧债危机影响层面就会由金融市场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影响到中国。因为欧洲虽然仅仅是第四大出口市场，但欧洲却是我国最大的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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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永忠.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与影响及其启示[J].求索,2011(03).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2
6月30日形势进一步柳暗花明，之前弥漫街头的暴力示威和催泪瓦斯逐渐消散，全面紧缩方案在第二轮决定性的议会投票中获得通过。
帕潘德里欧政府的“迅速实施280亿欧元的增税和削减开支”方案旨在填补希腊政府的债务漏洞。这笔贷款将取代一年前达成的1100亿欧元贷款计划，代价是希腊推出新的税收及更多削减公共支出、精简行政部门的措施。
根据这一措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目前行政部门中的大约70万名职员将被裁减四分之一，目前希腊行政部门每聘用一名新职员就意味着有五人离职，而未来这一比率将被调整至1∶10；希腊政府将在国防部门中削减支出，目前这一部门的支出在希腊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同时希腊政府将征收一种分等级的“团结税”，其税率依据收入水平而从1％到4％不等；此外，政府还将对公务员收入额外征收3％的税收。
自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目睹了希腊加速下沉的过程：经济遇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6月中旬下调希腊长期信用评级，希腊由此成为全球信用评级最低的国家。希腊债务危机一步一步走向悬崖边缘。
危急关头，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6月17日宣布大幅改组内阁，随后在19日提出相关提案。
经过三天辩论，希腊议会表决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6月22日希腊内阁通过了从2012年至2015年的紧缩预算案，扫除了获得新救助资金、免于国家破产的第一大障碍。
不过，危机并未因此而搁置。
虽然希腊政府投票过关，但金融市场对希腊能否长期避免违约仍将信将疑。
违约咒符
评估希腊债务问题，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西蒙・迪尔福特(Simon Tilford) 认为，希腊目前的情况比一年半危机彰显之初还要糟糕。“希腊经济增长停止首先源自金融危机，其次是该国的财政紧缩和公共财政计划――那些计划注定要失败，因为税率会推高失业率。局面不断恶化，现在已完全失控，整个希腊经济正急剧下滑。”迪尔福特对《财经》记者说。
2010年底，希腊债务已达到3286亿欧元，国债与GDP的比值创历史新高，达到142.8％。据预测，今年和明年这一比值将上升至158.7％和166.1％，到2015年将达到200％。
希腊经济仍在衰退中挣扎。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希腊GDP增速开始出现连续下滑，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8％。与此同时，失业率不断上升，对外贸易也难见起色。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希两国今年一季度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13％。而那些曾经有意的国外投资人也止步不前。
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分析说，一方面，和腐败仍是希腊发展的两大障碍；另一方面，希腊需要重新思考其外国投资鼓励性措施，使希腊对投资更富吸引力，如商业港口进一步私有化，或开发私营游艇码头等。
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方面更是毫无进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外部对希腊的偿债能力和前景将持续表示怀疑，并将进一步提升希腊的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的债务不断增加。
希腊在向何处去？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合主卫・马什（David Marsh）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这取决于两方的表现：一方是德国议会议员们，早些时候他们投票一致决定将私营部门债权人纳入下个一揽子救助计划；另一方则是希腊的政客和人民，他们要想获得新的外部帮助，必须进一步进行紧缩。
希腊的政治精英处境艰难，因为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根本行不通。迪尔福特指出，欧盟和IMF低估了如此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可能对希腊经济造成的影响，第一次紧缩一揽子计划已使希腊经济剧减。希腊无法使其货币贬值，因为它没有货币。它也无法支付利息，随着其税收增加、支出减少，希腊经济陷入收缩。
“目前欧盟和欧洲各国的援助措施，除了使希腊的债务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其他方面并无明显改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谭小芬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债务重组可能引发欧洲部分国家银行系统的危机，但救助银行系统的成本也要远远小于不停地救助希腊的成本。
现在看来，为了防止希腊的债务违约，欧盟还将需要不断地给希腊提供贷款之类的救助，并要求希腊实施更多、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方案，这些政策反过来又打击希腊的国民经济，更加不利于希腊摆脱危机。在这种悖论循环中，希腊债务成为一个无底洞。
希腊债务问题纠结于其破产的可能性，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瑟夫・盖格农（Joseph Gagnon）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债务重组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选择。
重组困局
迪尔福特认为，希腊是极小的经济体，绝对负担不起高达GDP 160％到170％的债务，其他国家应给希腊更多的时间来削减其公共赤字，制定经济增长战略，对希腊进行债务豁免，然而各方却在使希腊陷入经济衰退、政治不稳定乃至危机。
在希腊实质性违约发生前，各种文字游戏充斥，以回避“违约”这个字眼对市场的冲击。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巴特・范阿克(Bart van Ark)给出了一个界定：违约意味着破产，而重组则类似于申请破产保护，由银行介入，在关门大吉之前帮助其重回正轨。
他对《财经》记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关停’希腊，在彻底违约和持续救助之间有很多可能，希腊需要进行某种类型的重组，让各国政府和银行共同帮助希腊重回正轨。其范围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大而集中，只会涉及数量有限的当事人，但市场和国际机构要对此有信心和耐心。”
在谭小芬看来，希腊进行债务重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希腊很可能通过债务互换或延期还款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不过，他认为最终走向债务重组也不能拯救希腊的经济。
希腊债务危机根植于希腊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欧元体系的弊端，希腊需要的不仅仅是债务重组，而是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革和重组。
除欧洲央行，希腊、德国、法国的商业银行和养老基金都持有大量的希腊国债。巨大的风险敞口是悬挂于欧洲央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熊厚对《财经》记者说，“延期还债或让私人投资者资产减计，都有可能会被评级机构视为债务重组，而这将会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债务重组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也是现在相关当事方的一个主要考量。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上一轮救助没有效果，救助资金打了水漂。一旦允许债务重组，就会开救助其他欧洲国家的先河，导致道德风险。
而希腊主要债务在几个大国的商业银行手中，如果不救反而会伤及自身。但对银行来讲，如果希腊无法偿还，银行就要破产，双方被绑在了一起。
希腊债务重组的实质是通过减免债务总额，给希腊迎来更多时间偿还债务。虽然细节仍未确定，但短期内必将带来金融市场恐慌，造成连锁反应，拖累其他欧元区国家，给整个欧洲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威胁。
谭小芬说，当希腊决定重组的时候风险就会降低，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预计希腊要进行债务重组，投资者不确定会承担多大的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比重组本身更加糟糕。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保拉・苏巴奇(Paola Subacchi)对《财经》记者表示，各方同意拿出钱来帮助希腊偿还债务，问题在于这些钱够不够？是否在推迟问题？而如何重组希腊经济，各方并未达成明确的一致。但财政巩固和经济重组计划做到可持续很困难，偿还债务不应该以经济崩盘为代价。
形势恶化，人们已在讨论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会是欧元的最后一个堡垒的问题――穆迪已在近日警告可能会调降意大利的债务评级，而意大利未偿付债务达近2万亿美元。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债务危机的严重性表现在，它可能触发其他国家违约，使危机一直蔓延到意大利。
而意大利经济让人担忧，因为它是巨额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疲弱的结合。
希腊的困境在于，其经济体存在根本性问题，不单在于流动性方面，又与长期经济疲软有关。
因而既要确保希腊经济能够复苏，能留在欧元区以避免危机蔓延，同时，为使希腊经济重回正轨，还需要大举进行改革。
范阿克说，事实上，目前的僵局是因为很难确定前进的最佳道路。
多方博弈
6月13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法国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亚表示，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应由欧洲各国政府决定，而不是由欧洲央行决定。这一简短的声明是欧洲央行对双方责任的一个明确界定。
欧洲央行和德国对私人债权人是否应该分担希腊新援助存在明显分歧。在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看来，迫使私人投资者接受希腊债务危机造成的损失，可能完全破坏市场对金融业的信心，造成“信用事件”。
欧洲央行此前与德国政府对第二轮一揽子援助计划中是否应包括“强迫”重组有过争论，在马什眼中，它们不过是在互相推卸责任。欧洲央行怀疑自己被当成了替罪羊，欧元一旦解体，它将背上所有骂名，因此，其立场变得强硬，试图将责任推回到政客身上。
不同于其他央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只负责维持欧元币值的稳定，原则上对各国的财政困境并不负有援助的直接义务。
欧洲央行在此问题上自相矛盾的态度也让人困惑。
迪尔福特说，一方面，它们声称不可能进行债务重组；另一方面，它们似乎认为通过对其债务贬值，收缩其经济，这些国家能够复苏。它们没有办法使这些经济体恢复增长，但同时，它们完全排除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这真是自相矛盾。
从去年5月10日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开始，欧洲央行便在国债二级市场上不断吸入私人投资者抛售的希腊国债，并增加对各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据谭小芬分析，目前欧洲央行账上持有的希腊债券已达到400亿－500亿欧元，借给希腊银行业者的资金约900亿欧元左右，再加上一些担保债务，未来的债务总额可能会达到4000亿欧元。一旦希腊债券延期，欧洲央行将会陷入尴尬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谷源洋对《财经》记者表示，希腊是欧元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入欧元区至今已经有十年，虽然增长比较缓慢，但认为能就这样放弃一个成员国，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简单。
欧洲人很难决定真的放弃希腊，即便希腊是欧盟中一个较小的成员，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重大倒退。
但现实是，在欧元区内反对救助的呼声很高。
迪尔福特说，事实上，德国人正在主导这场辩论。在欧洲央行内部，一些成员持不同看法，但因为来自公共财政疲弱的国家及一些小国，他们无法畅所欲言。
马什认为，希腊可能不会马上与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EMU）断绝关系，但此举端倪已现。目前来看，希腊很可能最终将被迫离开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但具体时间远未确定。
IMF作为另一个当事人支持了欧洲尝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猜测若由IMF为希腊出谋划策，后者将出现巨额的预算赤字以及贸易逆差。
迪尔福特说，IMF会建议希腊紧缩财政，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大幅贬值其货币。
不过IMF内部对此计划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此计划不会奏效。
日前法国财长拉加德获任新的IMF总裁，IMF前高级官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IMF已卷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拉加德在履新之后能否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拉加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设定IMF参与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方式，既要避免崩溃，又不能有偏袒之嫌。”
德国政府是天平中最重要的一方。
德国舍卒保车的心态，加之国内压力使其一直以来在援助希腊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熊厚指出，德国不少反对派认为，德国不应在救助希腊等债务问题国家上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无疑让德国总理默克尔承担较大的政治压力。
为缓解压力，德国一直坚持让私营领域债券持有人在希腊债务救助计划中发挥作用，并积极推动债务延期。
德国要求民间部门分摊希腊债务违约成本，主张让私营领域债券持有人在希腊救助计划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建议投资者将所持2012年－2014年到期的希腊国债转换成将于七年后到期的新债券，这有利于降低德国政府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救助力度，避免国内公众的反对。
不过德国方面已有所软化。5月早些时候，德国方面表示放弃推动希腊债券延期偿还的努力。
理性的德国人可能看到在更大的集体利益面前或者说在不断套牢的情景下，继续填补希腊的资金缺口以此来换取希腊改革的时间可能比单纯的放弃要好得多。
谭小芬认为德国现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态度上的转变，主要目的是拯救欧元。
马什认为，德国不会放弃希腊，从历史教训中德国知道，孤立无援时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最近一次德国差点在货币问题上被孤立是在1993年，当时有人试图将德国排挤出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的前身――汇率机制未能得逞。
逃离路径
迪尔福特将希腊债务危机定义为：一场偿付力危机，而非流动性危机，就整个欧元区而言，并不存在债务问题，至少没有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他说，“问题在于欧元区国家使用单一货币欧元，而他们之间融合得不够。
他认为，现在是共用欧元的这些欧洲国家互相欠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国家需要更加紧密地融合，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预算。当然，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融合。”
从技术上，索拉柯迪斯认为欧洲债券（Eurobond）可能给市场信心一个选择。他说，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共占欧元区产值的7％，因此，通过发行欧洲债券承保这些债务，应该能解决此次欧元危机。
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和法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上述做法的政治成本？它们能否说服本国的选民相信，要想维持欧盟和欧元，这是唯一的办法？
欧元危机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是欧洲人想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在生产力、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力方面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范阿克认为，政策上两个基本原则可以决定债务危机退出机制：鼓励生产率驱动的GDP增长和限制政府支出――最起码，政府在每个国民身上的中期财政支出水平应当在危机解决前保持不变。
如果政府能够维持这样的政策，那么将最终实现财政盈余，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将大幅下降。这些政策原则将有助于缓解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当有助于其他面临财政赤字和高债务占GDP比率的发达经济体。
此原则的主要目标不是减少债务的绝对水平，而是要通过促进GDP增长来降低日益增长的债务占GDP的比值。这种比值的下降主要来自三种经济指标：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增长和未偿债务总额的净变量，这些变量在不同的比率水平上混合。
回到希腊的具体个案上，范阿克认为希腊在过去十年生产率大为提高，现在提出的改革建议将使希腊获得很多额外的生产力，希腊支出过高，税收过低。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3
关键词：欧债危机；调控；地方债务
作者简介：袁战（1964-），男，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高级工程师。
中图分类号：F81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67-03
一、欧洲央行与欧债危机
欧元区是由欧洲12国组成的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掌握。欧洲央行可以看成是老的德国央行的放大版。德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为世界各国所称赞，也是许多国家羡慕与效仿的对象，但是向他学习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德国央行做得好。人们认为德国央行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央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不受政府的领导，所以央行能专注于币值稳定这个单一目标，而不用考虑兼顾诸如经济增长、地区平衡等经济目标，更不需要为党派政治买单而出台各种短期的刺激政策，所以德国的货币政策极其稳健，调控精准，可预期性强，使得德国马克的币值长期稳定，成为受世界欢迎的硬通货。
欧盟实行统一货币，正是看中了德国央行的独立性，以德国央行为蓝本设计了欧洲央行，以为德国的经验表明货币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存在，运转良好的德国央行模式能够帮助欧盟把货币政策制定权从各国政府手中剥离出来，打造一个币值长期稳定的欧洲统一货币，为各国政府专心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从而把德国的成功推广到所有欧洲国家，形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经济体。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没有实现的时候就首先实现了货币一体化，期望借助货币一体化推动经济的一体化，进而推动政治的一体化。
在设想欧洲统一货币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害怕各国政府自行其是，不同国家相互矛盾的财政政策会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甚至通过财政政策把国内经济的矛盾转嫁给欧洲央行，所以马约中规定，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如今久拖不决的欧债危机表明，以上想法无疑乐观了一些，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仅仅只有财政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德国央行虽然独立行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但是货币政策的贯彻运行是需要社会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的，尤其是需要行政权力的强有力干预，这样的干预有时是以牺牲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利益为代价，没有这样的保障，再好的货币政策也无济于事。对于管理能力差的政府，没有了货币政策制定权，只是封堵了经济危机的一个宣泄口，并没有消除危机的根源，相反各国政府通过政府债务和统一的债务市场，把危机更快地宣泄到整个统一货币区。没有统一货币时，货币边界就是危机的一道自然防火墙，统一货币后，这道自然防火墙撤掉了，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手忙脚乱地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堆砌新的防火墙，以防危机之火烧到自身。
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人把它归咎于各国都没有遵守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性规定，所有国家都突破了上限。实际上马约的这条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无法长期遵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经济目标，这已经是共识。马约的这个条款捆住了各国政府的手脚，本来货币政策这只脚已经被从政府的身上砍掉，现在又把另一只脚捆绑起来，欧盟各国政府如果完全按马约的规定做，实际就是放弃自己的经济调控责任，而完全寄希望于央行的调控，这样各国政府实际不能指望制定或完成任何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就整个欧盟来说，也只有货币政策这一只脚，无法前行。所以马约的规定，在欧元启动的一定时间内作为短期的约束是可能的，要想成为长期的制约，是很困难的。
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和深化，现在人们对这次危机发生的根源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单一货币政策与多种多样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各种福利政策不匹配。在实行了单一货币以后，人们，包括政治家、投资者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从统一的政治经济联合体的角度看待身边的问题，仍然用传统的观念看待统一货币带来的变化，对自己有利的欣然接受，认为是货币一体化的红利，对自己不利的极力抵制，总认为是别的国家的问题，应该由别人承担苦果。
二、中国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政策
反观我们国家，幅员比欧盟更广阔，人口比欧盟更多，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比欧盟更大，现在全国实行的是名义上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由中央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管控。但从历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来看，虽然全国性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很不一样，每一轮经济周期往往是沿海某些发达地区经济率先复苏，大力扩张，很快进入过热区域，带动中西部地区缓慢复苏。当发达地区经济大面积高烧不退，影响整体经济健康的时候，国家出台调整政策，急踩刹车。这时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才刚刚复苏，进入扩张期，不得不跟着调控节奏减缓下来，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调控也被调侃为某地生病，全国吃药。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调控对各个地区并不完全公平，开始逐步微调，在宏观调控中的某些阶段加入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有保有压，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一些地方政府找到了对付调控政策的办法，在最近的几轮全国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中，只有热度最高、影响最大、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地区降温，不少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调控中不降反升，成为人们关注的泡沫严重地区。
这种不同地区在相同调控政策影响下的差异主要是各地区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造成的。事实上，全国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各地方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自己的央行，只依靠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在当地市场份额中占比不大的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对当地货币供给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投资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实际投资中可能社会投资占大头，但地方政府的投入对社会投资有很大的影响与引导作用。
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大部分时间一直维持在“稳健”状态，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收入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下拨给各地方政府使用，所以在纯粹的财政税收收入与支出这一块，地方政府不大可能与中央作对，只能“稳健”，否则可能会招致中央财政的惩罚，资金划拨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主要出自两块，一块是卖地收入，一块是各种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借的债务、BOT形式的建设项目及其他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等。
这几年房地产业高热，各地方卖地收入丰厚，投资热情高涨。但根据最近审计署的调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地方政府以未来卖地收入为担保，融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已经把未来许多年卖地的收入变现，即使房地产热度不减，这一块的增量也有限。所以各地方政府继续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只有负债这一块。目前中国的格局已经与欧债危机前的欧盟格局相似，全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实际已经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稳健”的只是中央财政，各地方基本实行的是“激进”的财政政策。虽然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较大，但是地方债务危机已经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肌体的稳定运行。
三、如果中国地方发生债务危机可能的解决路径
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都非常重视，调查摸底，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但地方政府与部分社会资金对此并不以为然，依然“大胆”投入，这除了政绩考核上的原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坐视地方陷入债务危机而不管，也就是说，中央会“托底”。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来由，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主要由各级政府、国企等负债形成的四大商业银行呆坏账比率在1999年超过39%，最后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担保，对部分债务采取剥离，对国有银行股改，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存贷款利差等一系列组合措施，历经近十年时间才解决的。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银行从政府的出纳转变成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不再对地方政府俯首帖耳，今日中国的金融生态虽然没有西方高级、发达，但就基本架构而言，已经与西方相似，银行不会心甘情愿地接下地方政府呆坏账的包袱，一旦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其表现形式很可能与欧债危机一样，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是主要的，波及到银行形成呆坏账危机。从前面的类比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与危机前的欧盟一样，地方没有独立的货币，因而也没有天然的危机防火墙，一旦某一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会通过统一的货币市场向全国扩散，看看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内部的争吵和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想像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可能采取的路径选择。
在这次欧债危机中，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不但德国没有债务危机，而且德国的经济一直维持增长的状态，虽然受到危机国的拖累，增长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而最先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理论上说，欧盟救助危机国的实力是存在的，也是危机刚爆发时欧洲金融界与危机发生国的一致想法。但事实是，希腊债券减记，塞浦路斯存款被血洗，人们一向认为最安全的两项金融工具成为巨大风险的来源，造成大量投资基金巨亏和居民财产的缩水。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债务危机，中央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目前中国不存在像欧盟的德国那样的稳健、发达，能够撑起经济半边天的经济区域，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调控中的表现不同只是中央政府的关注度不同，脱离开中央的视线，各个地方都在想方设法借钱投入，越发达的地方债务负担越重。所以如果地方债务发生危机，不传染开来则罢，一旦传染开来，必定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影响中央财政收入，使得中央无法对嗷嗷待哺的众多地方政府施救。第二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也不会毫无条件的给予完全的救援，因为那样做有道德风险，会激起社会各界的抵制。实际上在历次宏观调控中，也发生过少数地方的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并没有完全托底的情况，如广国投的破产、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等。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央政府会推出一定的救援措施，可能不会采取像欧债危机中的极端做法。但即使中央政府托底，也是有限的，托的是民生的底，而不会是金融的底。所以所有的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要对地方政府债务给予足够的警惕，不要认为与政府打交道就可以放心，从而纵容地方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不顾自身实力大量融入资金，否则，一旦发生危机，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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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4
关键词：国际金融；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84-01
2011年全球金融市场险象环生。欧债危机向纵深发展，欧元区部分核心国家濒临险境；美国两党就债务上限争执不下，美国国家信用受损。此起彼伏的不稳定因素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经常性剧烈震荡，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明显上升，价格变化的波动幅度异常突出，严重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欧盟、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近来都相继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并对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衰退发出警告。
一、国际金融市场定义
国际金融市场指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场所。此种活动包括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或非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在国际领域中，国际金融市场显得十分重要，商品与劳务的国际性转移，资本的国际性转移、黄金输出入、外汇的买卖以至于国际货币体系运转等各方面的国际经济交 往都离不开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上新的融资手段、投资机会和投资方式层出不穷，金融活动也凌驾于传统的实质经济之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二、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分析
1.欧美债务冲击金融市场
欧债危机的深化和泛化无疑是造成今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止的“主要推手”。今年第二季度希腊债务危机重现，虽然欧元区为化解危机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但因欧元区内部存在政治分歧，长效性的解决方案迟迟无法出台。市场出现抛售欧元区债务风潮，欧债危机迅速蔓延，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也成为欧债危机的“风暴眼”。欧债危机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欧元机制的先天缺陷。欧元区缺乏共同的财政政策及其核心国家对如何解决欧债存有分歧，导致危机解决方案迟迟无法出台。德国坚决反对在当前情况下推出欧元区共同债券，认为必须在建立共同财政政策的前提下才能推出欧元区债券。这令欧盟委员会正式抛出的在欧元区发行欧元债券的设想化为泡影。法国则一直推动欧洲央行更为果断地干预债券市场，并要求欧洲央行向欧洲救助基金提供资金。但德国坚持认为欧洲央行的主要任务是抗击通胀，欧洲央行扩大债券购买规模反而可能加剧通胀，危及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并削弱危机国家的改革意志。
2.美国经济持续低迷
纽约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9月份最低收盘点位已经回落到8283.70和1251.00点，考虑到这两个指数的历史高峰分别在11000和5500点之上，目前这样的水平确属低位。市场认为，美国攻击伊拉克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美国经济本身，由于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经济复苏受影响在所难免。
3.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定报告指出，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明显增大，其原因在于：系统性银行危机由美国传递至欧洲；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加剧；核心先进经济体的中期债务负担加重；有关国家在财政整顿和调整方面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该组织表示，由于公共财政吃紧，政策制定者对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顾虑重重，而货币政策提供额外刺激措施的空间又很有限。因此，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更具政治意义的新阶段，国际金融市场或现长期波动，全球金融治理任重道远。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策略
1.顺应国际金融监管潮流，改革国内金融监管制度
中国金融管制严格、政府对金融市场行政干预力度大，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汇率管制放松上还没有突破性的改革。当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目前的政府金融监管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放弃对银行贷款的总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管理控制；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也大多通过政策导向等程序来进行。但其中根本性的症结并没有消除，如政府在对金融市场进行“窗口式”指导过程中，依托于其对金融企业经营者任命权和对社会主流媒体的控制，而对金融市场施加超越于其权力的干预力度。加入WTO后，政府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来实施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能对金融市场有过度的行政干预。
2.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传递，加强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金融国际化发展在加快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在国际之间的传递速度加快、危害加深，而国家之间金融监管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更是使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影响，为此建立国际合作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和追求目标。中国加入WTO后，阻隔国际金融风险传递的屏障正在逐渐减小，寻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和合作理应成为金融业稳定发展、防范国际系统风险的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参与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应是中国实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金融监管国际化目前应做的工作包括：一是加紧对证券业进行适当的合作监管，建立与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相类似的国际性合作协议，防止金融交易从监管强的部门或地区向缺乏监管的部门和地区转移；二是对金融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运作寻求监管的对称与合作；三是完善国际金融统计，加强会计与信息批露的国际合作与标准化。在参与这些活动中强化中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和合作能力。
四、小结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金融市场功能不断深化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等特征。抓住当前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同时要采取合理的手段，避免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地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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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5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
1、引子
1999年欧元问世不仅对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单一货币区内部经济趋异、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分治、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可持续以及其他机制上的缺陷，导致欧元区国家债务大规模积累，为后来的欧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从2009年12月希腊危机开始到现在已是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在此期间欧盟、欧元区各国从财力救助、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做出努力来应对危机，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机可以看出，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
2、欧债危机的演进过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3%上限（事实达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欧债危机由此爆发
随着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市场恐慌而暴跌6%，创下15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到1760亿美元，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债务再融资变得困难，同其他欧盟国家间债券收益价差和信用违约互换价格也逐渐加大，市场信心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蔓延。
2010年4月27日，标准普尔把希腊信用评级从BBB+下调为BB+。而债务危机已不局限于希腊：2010年3 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为AA-；4月27日标准普尔把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次日，标准普尔又下调西班牙信用评级，把评级展望前景定为“负面”。6月7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跌破1比1.19，创下自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评级降至A1。11月21日，爱尔兰继希腊之后向欧盟和IMF请求金融救助，这标志着债务危机开始向程度深化方向发展。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中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过3%的上限，包括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都卷入危机。
2011年4月，尽管爱尔兰政府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穆迪还是把爱尔兰银行债务调低至垃圾级别。6月13日，标准普尔根据欧盟和IMF双边审计的结果，将希腊债务级别调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从A+下调至A，评级展望是“负面”。 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由BBB-下调至BB+。2012年1月13日，标普调低了法国的长期信用评级，从最高评级的AAA下调至等级AA+。1月27日，惠誉下调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信用评级，评级前景均为“负面”。
2012年以后，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实行“购债计划”、 签署“财政契约”、出台“银行联盟”路线图、由被动应付危机转向反危机与促增长并重、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腊脱离欧盟的威胁等等①，但时间转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银行因大量持有希腊政府债券而遭受巨额亏损，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银行存款税，导致资金大规模撤离，随即标准普尔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下调为CCC级，促使债务危机爆发，从而引发国际市场对欧元的预期再度下跌。
3、欧债危机的内在成因
3.1、欧元区内部经济趋异
尽管单一货币区建立促进了区域内要素跨国流动、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扩大了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空间，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分工，各成员国之间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存在相当的差异，必然呈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现所谓的“双速欧洲”现象。经济上的双速欧洲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的活力、宏观经济形势、债务负担、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甚至劳动者的勤劳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其结果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北欧国家”②
表2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单一货币区建立到2010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和升级期间，欧元区成员国间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巨大着的差异：经济增长率方面，最高位卢森堡的4%，最低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为卢森堡7.9万美元，最低为葡萄牙1.7万美元；失业率方面，最高为西班牙12.4%，最低为荷兰3.8%；通货膨胀率方面，最高为希腊3.3%，最低为德国1.5%；财政收支方面，只有芬兰、卢森堡实现盈余，而表现最差的希腊则有6.9%的赤字；经常收支方面，卢森堡顺差达到9.6%，葡萄牙、希腊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等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明显优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
按照“内生性假定”理论，经济趋异的欧元区各成员国成立单一货币区域后，可以运用单一货币区所具有的自我强化功能加速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缩小并消除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经济趋同成为单一货币区的运行结果。但在欧元区实际运行过程中，表2呈现的巨大经济差异以及各成员国不经济周期不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劳动生产率差异、生产要素流动困难、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并实施的欧元区货币政策很难对所有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有利影响。
新成员国加入使得原有的经济差异进一步加剧：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当年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元区内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2008年加入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员国的在欧元区内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欧元区内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欧债危机爆发当年的2009年的6.54，客观上促使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和经济趋异显著化。③
欧元区成员国间显著的“双速”现象，以及同时欧元区的机制未能使得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缓解，造成欧洲央行制定并实施的单一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发挥功能，缺乏货币政策手段的欧元区弱国只能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工具调节国内宏观经济，从而助长了债务危机在这些国家发生。
3.2、欧元区内部在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
3.2.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搭配
按照经济理论，只有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的产出和物价目标时，两大经济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欧元区是由众多国家构成的单一的货币区域，区域内成员国将其货币发行权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权让渡给了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欧洲央行具备超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但在实施政策工具的过程中缺乏财政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各成员国保留的财政政策工具成为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缺乏货币政策与之相匹配。
欧洲央行主要职能包括发行单一货币、制定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管理单一货币区利率和货币储备。欧洲央行观点认为，“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追求过多的政策目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的风险负担，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④确立了以物价稳定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目标，以维护欧元区货币与物价的稳定。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国家一样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内容，但不同目标的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甚至在特定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和替代性，坚持货币与物价稳定政策目标的欧洲央行与以追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目标的欧元区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冲突和妨碍。
同时，作为两个政策工具的政策主体的欧洲央行和成员国政府在运用既有经济政策工具以实现自身宏观政策目标的过程当中，都同样面临着政策工具不足与工具组合缺乏的风险。可见财政与货币两大经济政策的政策主体相分离成为欧洲债务积累和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机发生后欧元区内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为削弱。
3.2.2、单一货币政策与区内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
由于欧洲17个国家构成的欧元区内部呈现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货币区共同经济政策方向受大国主导的迹象显著。区域内内的主要大国，特别是作为区域内经济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实体的德国、法国，对于欧洲央行制定及实施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意志能够施加比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欧元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对主要大国的意愿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倾斜。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小国，就成为欧洲央行政策制定实施的次要考虑对象，欧元区总体推行的货币政策同这些小国经济运行状态和轨迹的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从而对小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中央银行执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欧元区经济的现状越来越向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主要体现于各成员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对称，以及工资形成过程的区别。”⑤欧元区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欧元区经济弱国不可能像一般国家那样根据国家经济波动采取货币政策进行灵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经济调节，因此希、葡等区域内小型经济体为对冲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了对国内财政政策工具的依赖，而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与支持，这种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竞争性财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欧元区成员国的负债型财政支出
3.3.1、单一货币体系导致财政机会主义
欧元区成立使得各成员国丧失货币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实施调控。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财政收入支持，而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为税收和发行政府债券，但增加税收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能力，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增税也容易招致社会成员不满。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对通过发行债券维持财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欧元区综合经济指标使得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信誉和风险方面远优于已退出流通领域的个成员国的货币，与此同时欧元信誉也成为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员国都能够“搭便车”，从欧元的信誉中获益，损害欧元信誉的成本则可以转嫁给整个欧元区。另一方面，因为欧元区的成立使得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促进了资金流动。以上两个方面导致各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下降，借贷成本减少的各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选择财政机会主义的倾向性得以加剧，进而产生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动机，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大大突破《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的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分别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与6%的财政纪律，并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3.3.2、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
二战后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设，尽管促进了欧洲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稳定，但也导致某些欧洲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稳定运行，作为区域内经济强国的德国、法国就可以凭借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以维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但相对于国家竞争力较弱的希腊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以后，为取悦民众的政府强行将社会福利推高至与欧元区强国的水平，没有经济增长支撑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负债运作模式蜕变。尽管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明白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迟早会对国家信用和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后果，但国内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而社会高福利制度是实现民选政府选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在2002年—2011年间总体呈上升走势。作为欧债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和西班牙在这段时期内社会福利开支分别提高了39和36个百分点，而经过施罗德改革的德国下降了27个百分点；欧盟和欧元区在危机爆发的2009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最高点169%和179%，随后略有下降，但未低过16%和17%的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原因就在于习惯享受高福利的国内民众对削减福利开支的大规模抗议，以及成员国政府官员为取得选票支持而兑现提高福利待遇的选举承诺。
在面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使得财政赤字与债务积累超过现有融资及清偿能力的困境时，欧元区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信用与进行债务违约便成为最优策略，债务危机在这种推动下内生形成。
4、欧元区的治理困境
4.1、欧元区财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欧元区成员国在内部经济趋异削弱单一货币政策效果、单一或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不匹配、财政机会主义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被助长，因而严格各国的财政纪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限制赤字与债务规模就成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从代议制政府模式来看，财政纪律很难得以实施。
在欧元区弱国的经济竞争力远远不如欧元区强国的情况下，欧元区弱国维持与欧元区强国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扩大赤字和大量举债，反之，降低欧元区弱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的方式就是削减高福利和工资标准。但这一方式意味着欧元区弱国必须接受经济低增长、较低的福利和工资，既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执政党派的国内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腊爆发10万人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政府紧缩财政计划。⑥
即便欧元区债务发生国为获得财政救助而不得不严格自身财政纪律、推行紧缩计划，这种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约束也只能是短期行为，一旦欧元区对债务发生国实施救助，过度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单，很可能产生扩大支出的道德风险，限制财政开支的约束立即会转为软约束，刺激危机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弱、依赖扩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意愿。
4.2、欧元区“最后贷款人”的困境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际，欧元区并没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尽到的融通责任、满足经济区域内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欧洲央行无法在债务危机到来时充当成员国的最后贷款人：一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经济体制构架，缺乏紧密有效的经济政府与财政联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联邦银行建立的欧洲央行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为的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扰下将危机发生国的债务赤字货币化，而且《马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也限制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直接贷款，除非欧元经济危机危及欧元的稳定及存亡时才能对区域内经济状况实施直接干预；三是欧元区经济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机后政治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加的德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选择倾向性强烈反对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⑦。
欧洲央行作为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到来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作为：在债券市场进行操作、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到欧洲央行贷款抵押的门槛、恢复同美元互换及二度联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欧元区提供美元流动性等等，尽管以上措施对危机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依然不能满足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匮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欧洲央行召开的货币政策月度决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⑧；2011年12月初欧洲央行决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分两次向欧洲银行业注资，增加欧洲金融机构的流动性。⑨
欧洲央行若迫于危机形势而充当最后贷款人，采取给发生债务危机发生国注入欧元清偿力以缓解危机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发生债务危机国不仅能从过去的‘搭便车’中获得好处（征收国际铸币税），还能继续‘免费乘车’。对债务危机的救助将使区内信誉良好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被征收铸币税），这些国家由此而改变财政政策”⑩，加剧欧元区各国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决这个困境仍在于建立财政联盟与经济政府。
4.3、欧元区内部危机应对机制的困境
为规避欧元区成员国在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产生道德风险，《马约》明文禁止欧洲央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发生经济问题的成员国中央政府、联盟机构贷款以及购买债券的行为，同时其第125款规定：“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必须独立地对其所发行的债务承担责任，严格禁止欧盟或者任何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分担某个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务”不过以上“不救助”内容未有效抑制成员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债务危机爆发后限制了危机发生国的及时及时获得救助资金的条件。
尽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为应对危机的救助机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国共同创立，并在2011年扩大了规模、将上限提高到1万亿欧元，“但受资金筹措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基金在援助发生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方面仍然行动迟缓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紧密高效的财政联盟导致欧元区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单一货币区域建立使德国制造业产利用一体化的市场条件创造了巨额的贸易和财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为欧元区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最多；经济竞争力、产业结构相对薄弱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在欧元区市场内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承担了货币一体化较多的风险及成本。由于没有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度来平衡这种收益与风险、成本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成员国之间就财政救助问题引发矛盾和冲突，加大了危机救助的难度。
5、结论
从欧元区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尽管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的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危机的根源仍在于欧元区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但在治理这些缺陷的时候却又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紧密有效的财政联盟以改变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分离的现状，促进单一货币政策和单一汇率政策对欧元区各国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机重灾国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以促使现有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等等，以上内容不无受到欧元区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利益团体等内外因素联动的制约，因而加大了债务危机解决的难度，致使直到目前为止危机仍然在持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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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范文6
通过对2012年整体宏观环境及铜市自身基本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后，答案也越发明朗。我们认为2012年铜市长期前景并不乐观，形成下行趋势的概率很大。
宏观面：整体宏观环境对铜价影响偏空
根据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与对比，我们认为目前美元逐步回归升值通道，欧洲经济受债务危机拖累再次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整体宏观环境对铜价影响偏空。
首先、未来美元指数进入升值周期。
从我们对美元历史走势的追踪情况来看，发现美元升值和贬值都呈现周期性特征，这个周期不单单是从形态上的划分，而是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息启相关。在经过本世纪初十年的贬值后，美元在未来的五年中很可能再次进入升值周期。而铜价与美元指数具有高度的负相关性，美元的升值对铜市形成沉重压力。
美元波动周期划分与猜想
1981-1986年——5年升值周期：79年美国开始大幅提高利率，并倡导到81年利率高达16%，随后美元进入强势周期。
1986-1996年——10年贬值周期：签订《广场协议》，美国强迫日元及欧元升值达到贬值降低双赤字目的。
i996-2001年——5年升值周期：克林顿改善财政赤字，美国信息科技革命，并进入加息周期。
2001 2011年——10年贬值周期：美国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美国进入降息周期，美国启动QE1及QE2。
2011-2015年——5年贬值周期（预期）：前期通过增加全球性美元流动性，并把国内热钱逼出美国流向经济回暖国家（主要是新兴国家），造成这些国家通货膨胀及经济虚假繁荣，带动美国国内经济转好。当美国经济恢复，通胀上升后，再将流动性收回，美元重回升值轨道，美元地位得以巩固。
强势美元下，铜市或将步入熊市
我们将美元指数与LME铜的长期走势进行叠加对比可以看出，铜价与美元走势的负相关性非常高，美元的升值对于铜市来说是宏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利空。基于对未来5年美元进入升值周期的判断，我们认为铜价从长期趋势上来看很有可能进入熊市。
其次、欧债危机拖累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债务危机令欧洲已经出现衰退迹象。意大利、法国、欧元区和德国的PMI相继跌破50枯荣分界线。且欧洲失业率已经创下历史最高。2012年2月至4月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将面临巨额到期债务，如果欧洲拿不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市场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欧洲经济陷入衰退以及债务危机的后续影响也是铜市在今年面临的一个重要宏观风险。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策刺激力度有限。
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1%，增速降至2年低位，中国11月PMI跌破50枯荣线，并创32个月新低，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下降格局。根据中央经济会议透露出的讯息可以看出，国内整体宏观环境稳字当头，货币政策及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但如果外部宏观环境恶化，则可能通过财政政策刺激内需，不过力度不及08年。因此国内整体宏观环境以稳为主，对铜价不会有大幅的刺激作用。
基本面：2012铜市供需或现拐点
由于整体宏观环境的不乐观，我们认为全球铜市需求，尤其是中国需求将出现放缓，而矿山供应情况的改善或令铜市供需拐点显现。
2012全球铜市供需拐点出现
市场年初预期的2011年全球铜市大规模短缺情况并未出现，而随着铜矿的扩产及矿石品位的回升，市场供应较2011年将出现增长。而由于整体宏观环境的不乐观，需求的不振将促使铜市供应缺口被填补，铜市供需拐点或将出现。
首先，全球铜市供应增加。由于需求的不振，2011年年初市场预期的全球铜市供应大幅紧缺问题并未出现。而随着Esconclida铜矿未来开采区域品味上升、蒙古Oyu Tolgoi铜矿、秘鲁Antapaccay铜矿和其它小型铜矿扩产，预计2012年全球铜市供应将出现增长，供应缺口将被填补，供需拐点出现。
其次，长单升水下滑。根据我们的统计，全球第一大铜生产商Codelco公司2012年发往全球各地区的铜合同升水报价与2011年相比，都有不同幅度的下调。该公司作为全球第一大铜矿生产商，其价格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而升水的下调也表明现货市场对于2012年整体的铜市的预期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