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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的趋势范文1
关键词：旅游循环经济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神奇诱人的地方之一，大自然赋予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神秘深邃的宗教文化，使这里成为新世纪人类向往的新的旅游胜地。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密集、具多样性，但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气候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香格里拉旅游发展的巨大潜力，然而高寒气候和高原山地却使得香格里拉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生态破坏后的修复能力差。因此，在旅游发展中，如何对生态旅游区内生态旅游资源实施有效保护将是这一区域面临的新挑战，无疑旅游循环经济的发展为该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该区域生态旅游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香格里拉发展旅游一定要坚持生态与旅游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
为了缓解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循环经济理念应被引入到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发展之中，它将为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战略，被认为是从机制上消解长期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是21世纪与知识经济相并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发展趋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因此，通过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可以实现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进步的多赢，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将探讨该区旅游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它将对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旅游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必须落到实处，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探索可行的旅游循环经济发展途径与模式。具体来说，不同层次、不同区域范围要根据其自身特点和基础条件采取不同的产业模式，每个地区只有明确发展的模式，才能找到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关键，才能使得循环经济建设有具体的方向，突出重点不断深入，从而取得成效。
1.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依托香格里拉高科技、无污染的有机农业，既满足游客的食物消费需求，又营造田园风光式的生态环境，吸引游客休闲度假，并通过旅游业促进农业发展，游客排放的粪便作为农业的肥源，形成农业和旅游结合发展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见图1：
2. 水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模式
采用雨水收集与处理应用技术、中水处理综合技术、雨水中水的生物过滤和回用技术、节水器具和控制技术应用、饮用水入户技术应用等，通过整体上的优化设计和合理控制，实现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节水与污水处理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见图2：
图2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水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模式
3.生态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以景观生态学为理论基础，运用协调共生的原理，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型生态产业技术体系，使整个生态系统获得多重效益，结合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及周边景区（点）内的农业、养殖业、旅游业等的生态化建设，对旅游业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统筹安排，明确旅游循环经济示范区或旅游业改革发展试点区范围内的空间格局，构建香格里拉旅游区生态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见图3：
图3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示意图（参考《旅游循环经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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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的趋势范文2
自然保护区是为保护珍贵稀有的动植物资源而设立的专门性的场所，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利用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已成为一种潮流，截止目前为止我国80%以上的自然保护区都开了旅游。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许多自然保护区在缺少科学规划论证的条件下，开展生态旅游开发，导致众多的保护区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导致资源破坏严重，生态退化现象严重，阻碍了保护区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成为必然。
一、生态文明及相关理论
生态文明，是指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即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生态文明视角下，对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旅游的开发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的资源环境，必须在旅游承载力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统一，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生态位是指生物在完成其正常生活周期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环境综合适应的特征，是一个生物在物种和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它主要指生物群落或者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拥有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发挥一定的功能。生态位宽度又称为生态位广度或生态位大小，指被一个有机单位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综合。生态位重叠。两个物种在其与生态因子联系上的相似性。即两个物种对一定资源位共同利用程度。生态位分离是指两个物种和资源的相似程度。生态位分离是物种进化的主要策略，包括“特化”和“分化”两种。“特化”是指在食物丰富的环境中，物种会选择优质的食物，劣质的食物将被抛弃，通过强化某一特殊功能，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分化”是指在食物不足的环境里，物种往往形成杂食性，以增加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物种通过这两种策略充分地利用资源，获得生存。
共生理论，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1879年提出的一个生态学概念，指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状态，在生物的长期发展进化中，彼此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外在环境，相生相养，各自获得一定利益的关系。
二、铜钹山旅游发展概况
（一）铜钹山概况
铜钹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南部，属武夷山脉东段北麓。距县城38公里，主峰位于广丰县与福建省浦城县、武夷山市交界处，海拔1534.6米，为广丰县的最高点。东与七星水库库区处至省界与福建省浦城县相邻，南至铜钹山峰，西与上饶县相临，北至交溪，规划总面积10800平方千米。地理位置为东经118?12′00″-118?21′36″，北纬28?03′30″-28?10′33″。2002年11月铜钹山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景区目前正积极申请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铜钹山景区面积320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广丰四分之一。景区自然生态环境十分完好，境内有原始森林3万亩，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保护区维管束植物有192科706属1540种，其中栽培种49科73属102种，本地自然分布种子植物中，裸子植物5科10属13种；被子植物151科594属1315种，其中双子叶植物有129科482属1119种，单子叶植物22科112属196种，最为重要的是保护区内分布着大片的国家一级名贵树红豆杉。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保护区内有脊椎动物32目86科275种，陆栖爬行类2目10科36种，鸟类有16目41科148种，哺乳类动物8目19科46种。同时地下蕴藏着多种矿产资源。境内有七星、军潭、条铺三个高峡湖，水光潋滟，风景绮丽；境内还有木城关、支面关、五通关、条铺关、太平关等雄关隘道景观。同时，铜钹山有许多悠久的人文景观，境内有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九仙山城堡、北宋将领、资政殿大学士枢密院签书院事张叔夜故居。
（二）铜钹山旅游发展现状评价
铜钹山自然保护区资源丰富，适合开展旅游活动。铜钹山旅游区的资源分布相对比较合理，在每一片区内，资源相对聚集，有利于资源的规模开发。保护区内依托于山脉主峰或主要水域，形成相对完整的片区，资源单体沿水和山势分布，且各有自身特色。在资源大区内，依托于一定的地形，又形成若干个小聚集区，在面积大、地形变化大的铜钹山保护区内形成较合理的资源布局形态。资源类型覆盖面较大，自然、人文资源相融合，铜钹山保护区内旅游资源丰富，在资源单体数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资源种类分布广泛，形成相对完整的资源体系。在各类资源中，自然资源均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使资源的自然性与人文性相得益彰，形成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人文资源为特色的总体特征。由于铜钹山旅游区很多自然资源还处于完全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小，旅游资源的整体环境优越，资源储备充足，具有巨大的旅游项目开发潜力。通过科学规划，铜钹山旅游区可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旅游开发处于初级阶段。旅游服务接待设施不健全，旅游产品以观光为主，功能单一，很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铜钹山生态旅游发展规划设计
（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旅游是近些年来产生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它是一种凭借生态旅游资源开展的以旅游休闲为目的，以环境保护为宗旨，以环境教育为手段的一种旅游。生态文明的理念是铜钹山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的关键。传统旅游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旅游发展的基本目标，目前我国众多的自然保护区在开展旅游的同时，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理念，在盲目开展旅游的同时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在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旅游，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协调，并不是把经济发展作为最主要的目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铜钹山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的开发要树立生态文明观，在保护旅游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利用经济手段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实现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和谐。
（二）生态旅游的错位开发设计
旅游资源的错诶开发策略体现在三个方面：空间错位、时间错位和营养错位。空间错位是指旅游资源开发，尤其是人工旅游资源开发，选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充足的客源。铜钹山自然保护区开发生态旅游主要是以自然资源为主，同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工资源作为支撑。人工资源主要是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休闲娱乐设施。时间错位是指错开经营时间，在淡季开设一些新颖的项目。铜钹山旅游资源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淡旺季明显，为了分散客流，在旅游淡季或者夜晚游客较少的时候开设一些新颖的项目，吸引游客。营养错位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开发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满足不同目标客源的需求。现阶段铜钹山自然保护区开发的旅游产品以观光的旅游产品为主，类型单一，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未来的开发要针对不同的客源群体开发不同的旅游产品。
（三）加强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实施“三绿”发展模式
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实施“三绿”模式，即绿色生产、绿色服务和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就是在开展生态旅游时，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要符合铜钹山自然保护区的特色，同时要符合绿色环境标准；绿色服务，是指在生态旅游服务中，采取符合绿色环保质量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服务手段，确保铜钹山优美的环境不受破坏；绿色消费，就是旅游者在消费过程中，要突出环境保护。要求游客自觉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同时对游客的活动和数量要严格的限制，尤其对生态脆弱的区域要严格控制游客流量和流向。如项目分区分期保护性开发，科学分流和疏导游客，合理安排旅游线路，提高游览效率。
（四）景观设计和设施建设要与环境及生态系统相协调
景观设计和设施建设要充分考虑铜钹山自然环境中的地形地貌等生态环境，人为设施要与整体环境相协调。人工系统的功能与生态系统的特征相协调。设施的建设不仅要考虑游客的需求，还要考虑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在施工时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森林植被。
（五）创新开发策略，避免同质化开发
铜钹山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具有多样性，同时生态系统比较脆弱。鉴于目前我国开展旅游的自然保护区中80%存在问题，导致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铜钹山自然保护区在开展生态旅游的时候，需要谨慎考察与规划。在开展旅游之前，做好资源评估工作，在此基础上制定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同时还要避免复制化的开发，创新旅游开发模式。为了是铜钹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在众多同质景区中脱颖而出，保护区要摒弃传统的保护区开发模式，在开发旅自然资源的同时，深入挖掘人文资源内涵，彰显“千年禁封”的独特韵味，开发具有文化性、生态性、体验性、民族性和休闲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实现铜钹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六）在共生理念下加强与周边相似景点的合作，拓展生态位
生态旅游的趋势范文3
[关键词] 生态旅游 自然保护区 王朗模式 小众
一、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王朗模式
1.生态旅游在王朗的成功
王朗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65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四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之一。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的平武县，是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区，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核心地区之一的喜玛拉雅——横断山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2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根据1989年的调查，这里是大熊猫分布最密集、人为干扰最少、栖息地质量最好的区域。区内还有着种类丰富的鸟类资源。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区系组成复杂。完整独特的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大熊猫的特殊吸引力是王朗开展生态旅游的天赋条件。
199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林业部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四川平武县开展“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icdp）旨在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寻求森林资源保护与当地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Www.133229.cOm王朗及其周边社区的生态旅游就是平武icdp项目的一个子项目。
王朗的生态旅游从1997年开始启动，在经过最初三年的规划筹备之后，从2000年10月开始正式对外运营。入区旅游人数在2001年即超过1万人，旅游收入达40万。并在此后的几年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与此同时王朗的生态旅游以它鲜明的特色迅速获得了国内外的反响。2001年王朗的生态旅游顺利通过了国际著名的生态旅游认证机构——澳大利亚全国生态旅游认证项目（neap）的生态旅游认证，2002年王朗的生态旅游被作为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的典型案例向当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生态旅游大会”推荐，王朗的生态旅游开始有了国际性影响。同年，王朗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王朗的生态旅游又通过了“绿色环球21”生态旅游认证达标阶段的评估，这在当时国内的自然保护区中是第一个。在生态旅游发展的同时，王朗的管理、科研、环境教育、监测巡护等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王朗自然保护区因此三次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集体”。 并且因为在有效管理、生态旅游、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被列为51个“全国示范保护区”之一。
2.王朗生态旅游的“小众”特征
与许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不同，王朗生态旅游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保护区协调发展的要求，而非单纯的经济目的或政府的行政安排。在借鉴了澳大利亚、尼泊尔等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王朗的生态旅游一开始就避开了其他自然保护区大规模、大众化旅游开发的误区，以其鲜明的个性在保护区的生态旅游中独树一帜。王朗的生态旅游模式具有鲜明的“小众”特点，可以称之为小众型生态旅游。
“小众”旅游是区别于大众旅游的一种精品化的旅游模式，它以旅游市场中对其产品的重度使用者为目标市场，其产品设计、市场营销、服务方式都针对性地围绕这几类小众游客的特点展开。王朗的生态旅游正是这样一种“小众”旅游，它以科研工作者、国际生态旅游者、会议旅游者、学生等八类市场为其主要服务对象。并且通过网站、媒体宣传、会议、信件、电话甚至私人接触等方式与这一部分“小众”保持良好而持久的关系。保护区提供的专业性、知识性极强的旅游产品如讲座、科考、专业解说等也正是适应了这一类消费者的需求。而旅游接待中保护区员工与旅游者个人接触广泛，人性化的服务模式也十分契合这些目标消费者的心理。
王朗所选择的这几类游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重游率高，花费高，因而构成王朗生态旅游的主要市场。据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这一部分游客的数量只占王朗入区游客总数的25％，但其消费占保护区旅游总收入的70％。成功的市场定位与产品定位成为王朗生态旅游最大的竞争优势。
3.“小众”生态旅游与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全面发展
王朗的旅游实践不但找到了适合自身资源条件和特点的生态旅游模式，而且使得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发展成功地服务于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通观王朗生态旅游十年的发展，如果仅从经济效益角度考量，它算不得成功。每年30万～40万元的收入，恐怕是任何一个旅游开发公司所不屑的。但是通过生态旅游的开展，带动了保护区的科研、保护、教育、国际合作和社区工作，使得保护区走上了一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仅以科研为例，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年是自然保护区对外合作和科研发展最快的时期。王朗自然保护区通过生态旅游的发展提高了知名度，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机构的合作和资金的注入。保护区已先后成功地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等数十所国内外科研院所进行了20多个科研项目的合作，在巡护、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几十个数据库。同时这些科研成果又被成功地转化为讲座、解说、生态小道等生态旅游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王朗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吸引力。
二、生态旅游王朗模式面临的困境
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区中较早开始生态旅游探索的成功典型，王朗的“小众”生态旅游模式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取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资源，它符合生态脆弱的自然保护区的特点，也符合以保护为首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的战略目标，是一种值得其他自然保护区借鉴的可持续旅游模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朗模式自身的生存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所在的绵阳市的《2000年～2015年旅游发展规划》中，就把王朗白马景区作为绵阳市旅游开发的六大精品景区之一，纳入了绵阳市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格局。2006年，为了加快王朗白马地区的旅游发展，由绵阳地方政府做媒，平武县政府与大型民营投资控股集团公司四川汉龙集团签署协议，计划由汉龙集团投资3个亿，将王朗白马景区打造成四川第二个旅游目的地，形成四川第二大旅游经济圈。2006年12月汉龙集团接手了王朗的旅游经营。王朗保护区内形成了王朗管保护，汉龙新公司管旅游，平武县的王朗白马风景区管理局协调旅游发展的格局。但是由于开发理念上的冲突和管理上的协调问题，目前王朗保护区内的旅游发展进入了紧张的磨合时期。王朗保护区退出了进行中的“绿色环球21”的生态旅游认证，汉龙集团提出的修建林区道路、整治宾馆设施等计划无法开展，景区内游客人数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保护区周边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人为了面对开发商进来后对自身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局面，自发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开发公司。
在目前的王朗景区内，围绕旅游开发，交织着几对突出的矛盾：保护区旅游开发理念和思路的矛盾、保护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保护区与旅游开发商的矛盾、旅游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王朗的生态旅游可能就此夭折。
三、王朗案例带来的思考
王朗生态旅游的探索和实践、它目前的困境和面临的挑战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王朗的生态旅游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得到健康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王朗的，也是所有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需要面对的。
1.保护区旅游的定位——经济优先还是保护至上？
没有人不知道保护是自然保护区的首要目标。但是保护区的保护、科研、监测、巡护、环境教育都需要经费。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也成为众多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强劲动力。但是，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应当如何定位？是象“一般风景类土地资源”一样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是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定位为实现保护区总体目标的一个工具？自然保护区在旅游开发之初就应当明确其旅游定位，才能避免在经济运作中迷失。
王朗自然保护区把他们的生态旅游定位为“小规模、负责任的旅游，它促进周边社区、游客、公司与企业、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参与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机制的建立。”在王朗的案例中，保护区没有把生态旅游的经济目标凌驾于其他目标之上，而是成功地让它成为推动保护区总体目标实现的一个工具。
2.保护区旅游的模式——大众旅游还是小众旅游？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提出，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世界遗产一样属于“遗产资源”，遗产资源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替代性。遗产旅游经营创新的关键是遗产本真价值的展示。遗产的管理和经营在本质上是非营利的。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和经营应当区别于其他风景区，严格控制旅游容量，坚持小规模、精品化、控制式发展的“小众”旅游模式。我们认为，自然保护区——尤其是那些资源观赏价值高、旅游吸引力强的保护区——不应当拒绝大众游客，但更不宜为了经济目的而盲目迎合市场需求。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应当严格服从保护区的首要目标，寻找与保护区职能协调的主导旅游模式，限制游客数量，加强游客管理和环境教育，担负起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的任务，而这本来就是保护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3.保护区旅游的主体——自主开发还是对外招商？
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旅游主要有自主开发、对外招商和联合开发等几种模式。选择何种开发模式应当根据保护区的具体情况确定。我们认为对于具备自主开发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应当鼓励其自主开发。尤其象王朗这样积累了丰富的自主开发旅游的经验、旅游产品特色鲜明并且为市场认可的自然保护区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走自主开发之路，从政策上、资金上、技术上给予支持。对于那些不具备开发资金、人才、经验的自然保护区，可以招商引资或联合开发。但前提是，一定要建立完善的开发商遴选、监控和退出机制，确保其旅游开发不违背自然保护区的总体目标。
4.保护区旅游的管理——保护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国许多自然保护区处在生态脆弱、经济贫困地区，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有着强烈发展地方经济的意愿。这种发展经济的强烈意愿与保护区的旅游发展思路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这种意愿和行为又因其作为一种政府意志和政府行为而影响着保护区旅游发展的方向。
地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而忽视自身在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方面的作用，这其中既有发展观上的偏差，也有深刻的制度设计根源。对于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处于特殊地位的自然保护区来说，迫切需要明晰产权，改变产权主体虚设的状况，设立权威机构自然保护区的产权，并且适度回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权，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条状垂直控制。这是使自然保护区，尤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健康发展并服务于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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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的趋势范文4
京津冀“大旅游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两市一省。其中河北又包括石家庄、秦皇岛、唐山、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衡水、邯郸、沧州、邢台11个市。“大旅游区”地域上互为一体，旅游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同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有利于构成互联互通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因而利用地缘相近的优势，弱化行政区划界限，整合资源，走 “大旅游区”一体化道路，是京津冀“大旅游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研究的理论支持
京津冀“大旅游区”协同发展的前提是京津冀旅游合作。区域旅游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整体市场和总体经营目标达到预期意愿，使得各方利益均衡共赢，长久稳定的协同发展。因此本文对京津冀“大旅游区”发展的分析借助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理论。
“共生”这一概念来源于生态学。是指不同物种依靠某种物质联系并持久稳定的相互依存。
共生理论最初由袁纯清（1998）从生物学领域引入到社会学领域。构成共生系统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其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它是能促成共生系统产生新的能量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必备物质条件；共生模式是关键，它是共生单元按照一定方式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流形成的共生关系，从行为模式上看，存在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从组织程度上看，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共生环境是外部条件，是除去共生单位之外的所有要素的总和，又称为共生关系。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衔接通道称为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间物质、信息、能量相互作用的平台，是构成共生关系的基础。
二、京津冀“大旅游区”合作条件分析
共生关系构成的条件：共生单元质参量的兼容性；存在确定的共生界面；共生单元间的同质度或关联度决定共生方式。
（一）京津冀“大旅游区”旅游资源的完整性
质参量反映共生单元内在性质，其中对共生关系起主导作用的叫主质参量。在京津冀“大旅游区”协同发展中，主质参量是区域内完整的旅游资源和发展旅游的愿望。
京津冀三地地域相连，文化相通。长城、坝上草原、燕山山脉、沿海水域、皇家文化等旅游资源打破地域界限贯穿整个“大旅游区”，具备整合打造旅游产品的共生基础。另外，由于旅游业创汇强、拉动性大的特点，可以使政府、企业、居民同时受益。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进程中，政府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互惠；旅游企业看到做大旅游才能扩大知名度，增加利润；当地居民认识到参与旅游可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因此，旅游供给方有强烈发展旅游的欲望，并在主质参量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兼容性，能够解决旅游合作中利益让渡的问题，为共生关系形成奠定基础。
（二）京津冀“大旅游区”地缘邻近，交通便捷
京津冀“大旅游区”位于中国环渤海中心地带，多条铁路、公路贯穿其中，交通便捷，促进旅游各要素的流动。国家主要铁路干线，京哈线、京广线、京九线、京沪线通过该区域，方便对外联系；石太线、大秦线、京原线、丰沙大线、朔黄线、邯长线等与地方铁路干线衔接，形成四通的铁路疏散系统。高速公路交通网络同样便捷，京哈、京沪、京台、京昆、京港澳、京新、京藏7条高速公路从北京辐射延伸； 长深、大广、济广3条纵向高速公路和荣乌、青银、青蓝3条横向高速公路贯穿“大旅游区”加强对外联系；京津、京津塘、唐曹、沿海、唐港、东港、威青等高速公路，连接“大旅游区”与沿海港口，形成发达的高速公路集疏系统。“大旅游区”也建立了立体化交通网络。高铁1小时都市圈，公路3小时都市圈，极大的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有利于规划跨区域旅游线路。基于此，京津冀“大旅游区”具备了良好的地域空间关系和交通网络这一共生界面。
此外，京津冀地缘邻近，文脉相通，自古被誉为“燕赵大地”。在“大旅游区”许多文化现象相互趋同、相互交融，特别是语言、服饰、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地域一体，文化一脉造就了地缘文化融合机制这一共生界面，有利于旅游交流合作，促进旅游人力资源协调管理。
（三）京津冀“大旅游区”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强
京津冀“大旅游区” 旅游资源种类繁多。自然旅游资源有坝上草原、燕山山地、太行山脉、滨海湿地；人文旅游资源，包括世界文化遗产10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占到全国46处世界遗产总量的 1/5，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个（北京、天津、承德、保定），县级市（区）历史文化名城2个（正定、山海关）。
由此可见，“大旅游区”旅游资源同质度或关联度大。首先，旅游资源相似度大。自然旅游资源山地景观、坝上草原、生态湿地连成片；人文旅游资源皇家文化、燕赵文化、革命胜地文脉相承。这种同质化旅游资源，再加上地域上相邻的优势，构建旅游圈和完整旅游线路成为该区域产品优势。如：由北京平谷区、天津蓟县、河北遵化市、三河市、兴隆县5县市构成的“京东休闲旅游区”；北京延庆县、河北怀来县、赤城县、崇礼县、涿鹿县构成的“京西北旅游圈”；北京房山区、河北涿州、涞水、易县、涞源构成的“首都西南生态与文化旅游发展带”等旅游联合体。京津冀联合北京房山区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燕国大将乐毅墓和涿州博物馆启动“燕国达人游”，打造“运河观光带”，推出10条红色旅游路线和6条精品线路：京东皇家文化游、燕山文化体验游、河流域美食游、京东精品商务游、冀东抗日红色游、特色地质科普游。
其次，旅游资源互补性强。北京皇家文化、四合院民居；河北燕赵文化、美丽山水；天津邮轮港口、洋楼景观。三地在旅游协同发展中利用资源互补优势，串联旅游产品，打造世界级的精品旅游。
三、京津冀“大旅游区”合作模式分析
（一）共生组织模式
共生组织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的资源、信息、能量流动的连续性和紧密性。可分为四种类型：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京津冀旅游合作实现了旅游线路串联、旅游活动联办、共建信息平台、投融资平台、联合执法、旅游交通共同完善等。可见，京津冀“大旅游区”共生组织模式从点共生过渡到间歇共生，正在走连续共生的道路，尚未达到一体化共生。一体化共生要求在资源、文化、信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政策制度等方面采取全方位的合作，这是京津冀“大旅游区”的理想组织共生模式。
（二）共生行为模式
共生行为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资源、能量、信息和利益的流向。可分为四种类型：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其中寄生和偏利共生利益偏于一方，不适合旅游合作；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达到了旅游合作的目的共同获利，但是非对称性会使利益非配产生不均，不适合长期的旅游合作。由于京津冀三地旅游发展水平差异、资源优势特点、区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三地的旅游合作仍处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最理想的共生行为模式是对称性互惠共生，区域旅游中的资源、能量、信息、利益自由流动，通过协调重组或功能创新，产生独特的、具有竞争力的、不易被模仿的区域旅游资源，构建和谐统一的区域旅游，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京津冀“大旅游区”发展对策
基于以上对京津冀“大旅游区”合作发展现状的分析，京津冀“大旅游”旅游协同发展是符合共生理论的。整合好旅游资源，完善好交通网络，建立好协调互补机制，加强政府合作，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前景可观。
（一）共同规划，整合旅游线路
根据京津冀“大旅游区”旅游资源的完整性，策划覆盖“大旅游区”的旅游线路，突出旅游产品的地域完整性和文脉的连续性，实现相同或相近类型的旅游景区串联。根据京津冀“大旅游区”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搭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串联，例如：观自然风光―赏民俗风情―享阳光、沙滩。最后，用成熟的旅游产品带新生旅游产品，提高新生旅游景区的知名度。
（二）完善交通网络，提升服务设置
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发展旅游的基础。京津冀“大旅游区”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方面完善交通网络。争取实现相邻城市之间1.5小时以内通达。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争取实现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沧州五地旅游畅通无阻。提供交通一卡通服务，实现轻松转场，一卡走遍京津冀。同时，加大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服务质量。
（三）建立协调互补机制
京津冀三地旅游资源特色明显。北京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天津邮轮港口资源独有；河北生态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能够很好的互补北京、天津。京津冀“大旅游区”长效发展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特别是利益补偿机制。在旅游合作中使获利较大的地方政府，适当的让渡自己的资源、权利和利益，把旅游合作建立在利益互补、共赢的基础上。而且，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对参与合作的旅游企业或地方政府，短期内的利益损失给予补偿，短期内的回报给与政策上的倾斜，以保证短期利益。同时，提高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保证旅游合作能够长期、稳定的发展。
（四）加强政府合作
生态旅游的趋势范文5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划定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环境区域，为达到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行管制和管理的地区。当前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故将其暂时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等将来发展完善时再正式改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目前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研究比较少，文红、阚如良、郑玉玉等[1][2][3]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内容也较为宏观，缺少定量研究。当前旅游与文化生态保护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分析研究晋中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互动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概况
2010年6月，文化部正式批准建设第八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下简称“晋中实验区”），该区域范围涵盖19个县级行政区域，包括晋中全境和太原、吕梁8个县（市区）。实验区的历史代表性、遗存传承性、资源丰富性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其中太谷、榆次、平遥和祁县这四个县（区）文化遗产集中、历史特征显著，处于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实验区内既有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晋祠等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丰富的与生活生产紧密相关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
三、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体系
晋中实验区内的旅游发展迅速，游人不仅喜欢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物质文化遗产，也青睐平遥推光漆器制作技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等“非遗”。因而晋中实验区内的这两类文化遗产应该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保护的目的，本文据此构建了晋中实验区的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体系。
（一）动力因素
实验区的文化发展需要通过文化传承来实现，经济发展又需要通过旅游开发来实现。因此，实验区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的动力因素如下：
文化需求：实验区拥有举世无双的文化价值，只有经过旅游开发，才能形成满足游人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者也才会关注旅游产品文化品位的提升，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经济需求：实验区内，一方面游人对旅游产品的文化需求不断变化和增加；另一方面，许多“非遗”濒危。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开发文化价值较高的旅游资源，产生经济效益，在满足游人旅游需求的同时为“非遗”的保护提供资金保障。
（二）互动层面
晋中实验区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行为，主要通过文化的各个层面与旅游活动发生作用。
旅游与文化内在核心层面的互动：文化内在核心主要由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构成。当旅游活动介入到这一层面，形成与众不同的旅游资源，同时由于游人需求的持续增加和变化，这一层面会不断挖掘和开发。在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上，旅游开发又带来新的观念和价值系统，这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冲击。若二者相融合，则形成良性互动，促使二者共同发展；反之则形成恶性互动，阻碍双方发展。
旅游与文化外在形式层面的互动：文化内在核心需要通过外在形式来表现。因文化无形性的特点，晋中实验区的“非遗”更需要通过外在形式来表现其文化内在核心价值。不同的文化外在形式形成不同的旅游资源，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而游客需求的变化，必然造成旅游产品开发的变化，从而促使“非遗”外在形式多元化的发展，达到“非遗”保护的目的。
（三）互动行为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动行为有两种：一种是文化遗产先导，促进旅游业发展；第二种是旅游先导，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先导：互动过程中的先导通常是差异性较大的文化遗产，该文化遗产生命力顽强，有利于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如果进行旅游开发，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非遗是主要动力行为，来促进旅游业发展。
旅游先导：文化价值大但文化特点不显著或已经濒危的文化遗产，通常旅游成为互动中的先导动力。旅游开发是主要动力行为，来促进“非遗”保护。
（四）互动阶段
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共有三个互动阶段。初级阶段主要是通过旅游开发，为文化生态的最初保护提供资金。过渡阶段，在该阶段许多因子相互作用，形成网络系统。经过过渡互动阶段，文化生态不断地传承、发展和创新，开始进入文化生态的动态保护阶段。同时，旅游开发也进入高级开发阶段（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四、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机制
在互动体系框架下，本文构建了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机制，其互动中，主要为保护因子和旅游开发因子相互作用。
（一）保护因子
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机制中保护因子主要要求生态保护实验区对文化生态的保护理念、保护方法、遗产活化和遗产传承进行规定。
（二）开发因子
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机制中开发因子主要要求生态文化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的开发原则、开发中介、开发模式、开发项目等进行规划。
（三）外界干预
在该互动机制中的保护因子和开发因子都是彼此良性互动系统的内部环境。但在现实中，外界因素会不断干扰各个系统，有些因素促进系统良性发展，有些则阻碍。因此，在分析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系统内部的同时，还要关注外部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如可以通过有利的干预手段（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学术界指导）来促进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
生态旅游的趋势范文6
关键词：国内 生态旅游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a）-0153-02
1 研究背景
旅游业可能是当今潜在影响最大而且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由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倡导的“生态旅游”可能是有效保护目的地社会和自然世界免遭破坏的一种有效方法。我国的生态旅游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开始正式出现“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的研究，方兴未艾的生态旅游直至2000年研究开始多起来。生态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数据来源
国内权威的旅游学术期刊数量不多，《旅游学刊》是国内创刊最早的旅游类学术期刊，亦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我国旅游研究的基本情况、反映了中国旅游研究的水平和发展动向。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的《旅游学刊》，使用的检索工具是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题名”作为检索项，“生态旅游”作为关键词，得到文献36篇，因本文是研究国内的生态旅游，所以排除研究国外的文章4篇，筛选后剩余有效文献32篇。本文主要对这32篇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3 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内容分类
笔者对得到的32篇有效文献按研究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出对生态旅游的基础性研究、发展研究、相关评价体系研究三个方面的比例，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生态旅游发展方面研究最多，其次是基础性研究，而对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的研究却很少。
3.1 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
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主要指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特征、学科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上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致使生态问题的研究出现“宽”“泛”“乱”“浅”的局面。2007年，吴楚材、吴章文等估计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1]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这些概念的表述或层次不同，或出发点不同，或范围不同，或陈述的角度不同，或要达到的目标不同。业界基本认为生态旅游是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同时，有学者提出“对生态旅游的严格定义需要使用一些可测量的参数去界定什么是生态旅游。”
3.2 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主要是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经营管理、现今的开发模式、面临的问题以及基于生态旅游原理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生态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等。目前来看，生态旅游已经发展到“瓶颈”境地。2005年，李天元认为，所谓生态旅游市场其实只是整体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个亚类或细分市场。[2]对于如何估价我国旅游业生态旅游市场的现状和潜力（包括入境生态旅游市场和国内生态旅游市场），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统计和调研。例如，2004年，杨桂华认为，在生态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责任关系上，将生态旅游者与生态旅游目的地置于同一协调的系统，构建生态旅游的双向责任模式。[3]
3.3 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研究
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研究包含生态旅游区分区评价、环境质量评价、环境承载力评价、开发潜力评价、评价因素等，目前的研究不成体系、不够完善、不够科学或者建立的标准体系无法实际开展。2006年，刘静艳以生态系统平衡理论为基础，建立和分析生态旅游系统共生界面的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揭示各利益相关者矛盾运动和利益冲突的焦点，在游戏规则框架下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角色扮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2007年，徐红罡、杨彦锋认为，标准的权威性极端重要，现有的生态旅游认证项目在我国的实施普遍面临旅游消费市场认知度不高和权威性不足的问题。现今，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制定的《国际生态旅游标准》，其中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已在世界局部地域采纳。
4 现有研究的不足
4.1 研究广泛，内容失衡
从检索到的文献去分析，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的数量来看，学术界和业界对生态旅游的关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研究的文献成果数量大增，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生态旅游的各个方面，如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生态旅游资源的归类评价、生态旅游的开发经营、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建立、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阐述过多，而对其他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认证指标体系、生态资源等级评估等鲜有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2002年，赵新民认为目前就是对生态旅游认识不清、不深。具体讲，什么旅游产品是属于生态旅游的范围？哪些资源现在可以开发，哪些资源目前还不宜开发？对能够开发的资源，应开发到什么程度等等。对这些问题未能澄清，导致了我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过度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4.2 研究方法，定性偏多
从筛选得到的文献来看，专家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偏向定性研究，通过定量的研究少之又少。定性描述占76%，数理统计占18%，采用模型构造和3S（RS、GPS、GIS）技术的仅占6%。如2004年全华分析出，生态旅游发展过程方面，研究方法会定性研究-定位研究-实验研究-定量研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4.3 指标体系，建立困难
认证标准是生态旅游认证项目的灵魂，目前流行的认证标准主要有两大类，即基于表现的标准和基于过程的标准。由于制定这两类标准时所采用的形式不同，从而导致了两种标准评估模式在成本、效果以及标识授予方面的差异。对此，无论是业界还是学术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如，2007年徐红罡指出，需要发挥对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引导与规范的功能，这决定了不能盲目采用舶来发达国家的标准。只有将环境作为生态旅游的研究对象，将环境资源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内容，从旅游动机、旅游目的、旅游市场出发进行研究，才能将生态旅游落到实处，才能在市场上具有可操作性，也才能使生态旅游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目标。
5 未来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未来生态旅游的发展仍旧是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要点。目前，我国国内生态旅游发展与国外相比较为落后，也没有生态旅游示范点和能实际操作的认证体系。所以，对生态旅游定义、认证体系、生态旅游资源等级分类标准、生态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是今后生态旅游发展的主攻方向。
参考文献
[1] 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旅游学刊，2007，1（22）：6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