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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范文1
黔阳古城位于沅水上游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黔阳古城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地边陲重镇，素有“滇黔门户”和“湘西第一古镇”之称。比云南丽江大研古镇早1400年，较湖南省内的凤凰古城早900年。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
如果你早已厌倦了都市嘈杂而冷漠的惯性生活，如果你有能力和兴致突出重围去寻一方宁静而亲切的故园，如果你已经不再愿意插足那些人群摩肩、人声鼎沸的胜景热地，如果你决意将古城探秘当作休息和充氧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来吧，请跟随我们热情而贴心的指南，来一次遇合隐逸之都的五溪水滨游！
也许你去过晋商文化源起的平遥古城，去过小资情调姿肆的丽江古城，去过能够“邂逅爱情”的凤凰古城……但也许你还不知道：就在离凤凰仅百公里的怀化洪江，还蕴藏着一方四围群山、三面环水的大隐之都，它就是素有“楚南上游第一胜地”之称的黔阳古城。
黔阳古城，自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在沅江和潕水汇合处设立县治，至今绵延2200年，比云南丽江大研镇早1400年，比同在湘西境内的凤凰古城早900年，它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也是中国难得留存下来的、最具原真风貌的隐逸之都。
黔阳古城，顺水路兴而盛，随水路衰而隐。明清时期“浩浩皇木、滚滚洪油、屡屡烟土、”的景象，曾使得这座军事重镇成为了中国南方丝路上的商贸名城。然而，当进入了陆地交通日兴、水运商贸渐落的近现代以后，这个历史上曾经辉煌了许多朝代的“第一古镇”，便被隐没在了大湘西神秘的王国中。
黔阳古城，正是因循和顺应了“始建于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衰于民国”的自然发展命脉，才使得这个文化名城有幸避开了可能发生的过热追捧和惨烈损毁，在悄悄流淌的岁月长河里得以静静呼吸和自在生存；才使得这个曾经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繁华边城能够顺其世运，苏醒沉醉的灵魂，重获隐逸的新生；也才使得我们有幸能在“城墙变马路、民居变大厦、石板巷变商业街”的今天，去从容地遇合古城所蕴含并彰显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大义。
如果说，隐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那么，中国历代文人志士从来都不乏对其的孜孜遇合。从社会政治上看，自西周建立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都是隐逸的政治土壤。从文化渊源上看，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随着历史的发展，隐逸更是渐成一种自我价值的选择。人们越来越追求清高的人格理想、淡泊宁静的生存方式和典雅的文化品位，并树立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精神境界、对后代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
黔阳古城乃多元文化隐汇之所在－－其风水格局和建筑空间结构，无不暗合着“潜、藏、隐”的特征，而诞生并延展于这方水土的隐逸文化，便是其多元文化的核心。
黔阳古城的城市精神是“隐逸”，诗人王昌龄隐逸在此，便留下了“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佳句；黔阳古城的气质是冲淡，其千百年来荣辱不惊、与世无争、闲云野鹤的淡定，就是其生存并延展的理由。
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范文2
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的风景将自然的、人文的特质有机融合到一处，透视后的沉重感也许正是其吸引八方游人的魅力之精髓。
魅力凤凰 钟灵毓秀
古城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历经300多年的风雨沧桑，古貌犹存。现东门和北门古城楼尚在。城内青石板街道，江边木结构吊脚楼，以及朝阳宫、古城博物馆、杨家祠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天王庙、大成殿、万寿宫等建筑，无不具古城特色。
凤凰古城以回龙阁古街为中轴，连接无数小巷，沟通全城。回龙阁古街是一条纵向随势成线、横向交错铺砌的青石板路，自古以来便是热闹的集市，如今更加生机勃勃。凤凰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虹桥，原名卧虹桥，历史悠久。凤凰古城北门城楼本名“碧辉门”，采用红砂条石筑砌，既有军事防御作用，又有城市防洪功能，是古城一道坚固的屏障。凤凰古街两边建筑飞檐斗拱，店铺中陈设着琳琅满目的民族工艺品，浓浓的古意古韵，透出古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老城依山傍水，清浅的沱江穿城而过，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在岸边，南华山衬着古老的城楼，城楼还是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可见当年威武的模样。北城门下宽宽的河面上横着一条窄窄的木桥，以石为墩，两人对面都要侧身而过，这里曾是当年出城的唯一通道。
景观凤凰 天人合一
凤凰古城南靠青葱起伏的南华山脉，北临清澈舒缓的沱江碧水，城市建筑与青山绿水和谐交融于一体，形成了山、水、城、人、文交相辉映的整体格局。
沱江泛舟：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她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儿女。坐上乌蓬船，听着艄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别有一番韵味。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于眼前：万寿宫、万名塔、夺翠楼……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悠然而生。沱江的南岸是古城墙，用紫红沙石砌成，典雅不失雄伟。城墙有东、北两座城楼，久经沧桑，依然壮观。
沱江河水清澈，城墙边的河道很浅，水流悠游缓和，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可以撑一支长篙漫溯。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岩附近，细脚伶仃的立在沱江里，像一幅永不回来的风景。
北门古城楼：始建于明朝。凤凰北面，俗称北门城楼，本名“壁辉”。北门古城楼始建于明朝。凤凰元、明时为五寨长官司治所，有土城。明嘉靖年问从麻阳移镇竿参将驻防于此，
虹桥艺术楼：桥虹横卧于沱江之上，风雨楼以它的壮观和俊美拔然而起，这其实就是成了一道重叠的风景，这道风景，由下而上、由古而今穿越着六百多年的历史。
该桥始建于明洪武初年，颇信风水的凤凰人都说，这座桥斩断的是一条龙颈，令一条巨龙身首异处。原因只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听信一位从昆仑山开始追索一支龙脉，经云贵高原来到五寨司城的阴阳先生的谗言，说这儿屏立南郊气势非凡的南华山和与之一脉相承一头扎入沱江的奇峰，就是他要寻找的龙头。并由此推断出总有一天这地方会有人出来问鼎中原，真命天子将出。朱皇帝不能允许边远的凤凰出现自己的潜在对头，于是朱笔一勾，龙颈被斩，风水遭毁灭性破坏，凤凰再也出不来皇帝了。
奇梁洞：位于县城北四公里处，属典型的碳酸盐岩洞，该洞以奇、秀、阔、幽四大特色著称。洞长6000余米，共分五大景区：即古战场、画廊、天堂、龙宫和阴阳河。洞中有山，山中有洞，洞洞相连。它集奇岩巧石，流泉飞瀑于一洞，由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钟乳构成了_幅幅无比瑰丽的画卷。一条小溪穿洞而过，水流平缓，灯光打在岩壁上，皱襞倒影在水中，如梦如幻。岩洞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打在石笋、石幔及石花上，营造出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洞内有一大厅，据传是苗民纠集的地方，厅里立着一块带一个小孔的石头，对着小孔“呜呜”地吹，整个大厅会回荡着低沉的号角声，当年的苗民就是用这种方式传令的。
书家堂：位于凤凰县黄合乡，又称舒家塘，曾是北宋杨家将杨六郎第三子杨再思在凤凰的屯兵之营。古城堡规划很有特色且规划合理。城中现存13个大石门，全是整块条石建造，气势非凡。
石板老街：宽不足5米的青石版街，自道门口往西，经十字街、东正街、西正街、回龙阁、营哨冲、陡山喇、接官亭、沈从文墓地直至天下第一泉，全长3000多米。这里是凤凰最繁华的商业街。道两旁的建筑、街巷，都能让您饱览古镇的万种风情。
万名塔：位于东岭山麓的沱江之滨，东靠雕梁画栋的遐昌阁，西望气势若虹的风雨桥。现塔高21米，为大级六角砖塔，塔面饰以彩绘、雕塑；六通皆有朝拱门窗，小塔精美秀丽。
奇峰山：原奇峰寺所在地，虽寺庙已不存在，但其景致依然高古幽静。在此山上有非常棒的视角观看沱江、吊脚楼、虹桥、夺翠楼、万名塔等景。
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范文3
【关键词】人文旅游资源；文化旅游；大湘西；民族旅游业；发展
一、前言
在以往的资源观念中，人们更多的是从经济增长与发展要素的角度，关注那些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且易于感知的各种资源，而那些由人类文明所创造出来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同构、互动的人文资源却经常易被人们所忽视。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一个全新的旅游分支——文化旅游正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旅游活动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化活动。据专家调查，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出境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中，65%的人是进行文化旅游。在国内，文化旅游也因其独具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化氛围而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各旅行社在编排旅游线路、组合旅游产品时，不断推陈出新，用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满足不同游客的精神需求。大湘西地区（包括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富集区，而且也是人文资源的富集区，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这正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大资源观念确立的基本依据和大湘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源。
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对大湘西民族旅游业发展的作用
所谓人文资源，就是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文化的创造、积累和延续所构筑起来的可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著名学者认为：“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是人类从最早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
人文旅游资源是人文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称“人文景观旅游资源”，是对旅游者形成文化吸引，为旅游者在文化旅游过程中使用和消费并促使文化旅游感受形成的各类要素，是人类历史与文化的结晶，是民族风貌与特色的集中反映。从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规划实践的角度可以分为三类：实体人文旅游资源，主要指一切以景观实体为存在形式并可供旅游者直接作为旅游目标地的民族文化部分，如建筑、交通、特色城镇和村落、节庆场所、纪念地等；社会氛围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指一切以旅游者可以感受到的由物质、行为、观念等构成的文化氛围部分，如器物、饮食、服饰、习俗、语言、思想观念等；精神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指狭义的精神创造部分，如民间文化、神话、戏剧、歌舞、音乐、绘画、工艺、哲学、宗教等部分。旅游文化与旅游和旅游业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自然风景区，开掘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会大大提高其文化品位，加速旅游业的发展。
（一）文化对大湘西旅游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旅游研究专家在一次抽样调查中得知，外国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物，认为是风光名胜的占30%，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占70%。日本人来华旅游的兴趣分类大体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迹的49%，体察民俗风情的22%，观赏文艺美术的7%，品尝风味佳肴的17.5%，其他4.5%。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文化是旅游和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经营的就是文化，销售的也是文化。从旅游者角度看，其多种多样的旅游活动类型可归纳为：观光旅游、寻根旅游、休闲旅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宗教朝圣旅游、度假疗养保健旅游、体育与探险猎奇旅游、海底文化沙漠旅游、以及各种专项旅游、兴趣旅游等。那么，无论旅游者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其旅游目的都是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因此，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具有文化才是一壶醇酒，耐人寻味。
（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是大湘西自然风景区所必需的
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已经成为中外旅游业的共同行为。旅游业行家提出要抓四个注重，即：注重文化内涵，注重文化形式，注重过程的文化性，注重细节的文化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纽拜说：“风景不是自然物，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交接面上。”世上并无绝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一处风景的魅力长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维系，没有文化赋存的旅游资源是没有生命力的。艺术大师刘海粟说：“黄山风景绝佳，我九次登临，但缺少碑刻，历史文化气息薄弱，风光虽比泰山美，终输一筹。”将优秀的大湘西地方民族人文旅游资源以恰当的形式奉献于游人，使他们充分领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受到启示和教育，获得体验和熏陶，旅游者就会得到一种满足，就会将旅游业推向新的层次和高度。
（三）增添旅游文化含量可以加速大湘西旅游产业化进程
如果下功夫提高人文品位，挖掘文化内涵，就会有这样的效果：（1）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人们前来获取和共享知识、信息的欲望就会愈强烈，从而增大客流量。（2）增加旅游消费项目，提高旅游消费水平。如在大湘西景区修复寺观庙宇向游客开放，在夜晚安排大湘西民族文化娱乐项目等，就可能会使旅游收入大幅度增长。（3）开辟境外客源，发展国际旅游。“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全人类的。”对大湘西民族文化差异进行探索的价值情趣，是引导现代旅游业客流走向的神奇魔棒，以名山、名水为依托，充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会吸引大量境外旅游者。（4）民族人文旅游开发和再生产所需投入不多，是一种低耗高效的经营途径，极有利于大湘西旅游产业化的发展。
（四）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是实现大湘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人文旅游资源是一种可再生和可增质的资源，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它具有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著名学者指出，开发和利用人文旅游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种投资不多，又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朝阳产业。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势在必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愈是稀缺的物品，其价格就愈昂贵，并且越是市场所需要的，就越具有开发利用的价值，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说是实现大湘西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从大湘西自身的自然与人文条件来看，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是最能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产业，也是最具前景的可持续发展产业。
三、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可行性
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多彩，魅力无穷，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奇葩，在中外游人中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湘西开发利用民族人文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在此繁衍生息，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并与其他兄弟民族交流融合，使大湘西传统民族文化独具特点。
（1）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如土家族的茅古斯、摆手舞、打溜子、咚咚奎、硬气功、吊脚楼、织绵、粘贴画、社巴节、黑神会、六月六等；苗族的以歌为媒、木叶传情、玩龙、舞狮、踩鼓、椎牛古俗、赛马、唱苗歌、跳苗鼓、踩花鞋、赶秋、四月八等；侗族的鼓楼、风雨桥、大歌、合拢宴等；白族的服饰、神话、传话、寓言等，这些都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如果把这些原始性文化加以开发利用，其吸引力将会胜于国内外随处可见的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歌舞厅等娱乐设施。而且这种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真切地欣赏到，旅游者来此既饱览山水风光，又领略民族文化异趣。
（2）丰富多样性。大湘西民族文化是全民族集体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到再生产、交易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艺术的精神文化等，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如：土家族歌舞音乐文化有：山歌、仪式歌、接龙舞、劳动号子、吹牛角、唢呐等；戏剧曲艺文化有：傩愿戏、巫戏、土地戏、阳戏、花灯、渔鼓、莲花闹、三棒鼓等；民俗文化有：土家服饰、礼仪、哭嫁等；工艺文化有：土家刺绣、编织、雕刻等；体育文化有：抢贡鸡、争江山、民间棋类、拳术武术等；医药文化有：麝针、扑灰碗、拔火罐等。如：苗族的上刀山、下火海、咬铧口、捞油锅、爬滑杆、踩鸡蛋、射驽、仙人接绳、八仙脱衣、米变珍珠、玉女穿梭、仙人上天下地、口中抽肠等。如：侗族的多耶舞、琵琶歌、黑米饭、腌鱼腌肉、芷江鸭、蜜饯等。如白族的冬至节、木主节等。这些极其丰富的原始性素材，是旅游文化提炼和升华的源泉，经过加工和再创作，可以满足旅游者怀旧、寻根、求异等多层次、多样性的要求。
（3）群众性和可参与性。湘西民族传统文化，来自于民间，流行于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个显著特点决定了旅游从业人员和观光旅游者都能广泛的参与，可以自娱自乐，活跃旅游文化生活，丰富旅游活动内容。
（4）非时空局限和可调剂性。湘西民族文化以静态形式表现的，一般可在室内供观赏，动态形式的表演文化也可在室内进行，这样就不受时空条件限制，根据需要调控，在夜晚，在不能上山观景的雨雾天，都可安排旅游文化项目。旅游者来大湘西即使碰上雨季看不到自然景观，而能欣赏到充实的民族文化，也会觉得是满载而归，兴犹未了。
2．大湘西山水自然风光如诗情画意，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与其他地区相比，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有世界一流的名胜风景武陵源、猛洞河、小溪原始次森林、栖凤湖、德夯等作依托，有历史风情凤凰古城、王村古镇、南方长城、老司城、不二门、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旧址、芷江和平园、里耶战国古城等作支撑。恰当地开发和利用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山水和文化就会相得益彰，双胜并美。
3．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大湘西旅游业的发展已经表现民族文化具有诱人的魅力。如：吉首德夯苗族文化游，怀化侗族文化城以其特有的魅力使众多旅游者流连忘返；张家界市秀华山馆以其土家雕刻家具、土家服饰、刺绣等引来观赏的游人络绎不绝；大湘西一大批宾馆、饭店、餐馆、摊贩，纷纷打出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的菜谱、服饰等招牌以招揽顾客。
4．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加快湘西地区开发的战略决策为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外部条件。
从国际国内环境来看，世界投资重心正不断向经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转移，一些富有远见的国外投资者开始把眼光逐渐转向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中西部地区，这为21世纪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4年6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加快湘西地区开发的战略决策，不仅为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而且也说明对大湘西地区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四、基于人文旅游资源开发的大湘西民族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措施
1．切实加强对大湘西旅游业的领导和宏观管理，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加快形成具有大湘西特色的文化旅游区。
把旅游业纳入大湘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旅游产业发展纳入政府工作议程，加强对人文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恢复或移植传统节日活动，如社巴节、女儿节、牛王节、祭萨、木主节等；修复有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古建筑，如永顺土司王城，天子山上、中、下三座天子庙；在城区、景区等地安排适宜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提倡建仿古民居，仿古家庭旅馆等。统筹开发大湘西地区特色人文旅游资源，形成大旅游、大网络、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培育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旅游精品线路，重点开发吉首民俗风情旅游区和凤凰历史名城旅游区。以张家界为龙头，以怀化、吉首为中心，以民俗风情为主旋律，主要开发德夯民俗风情、通道民俗风情、凤凰历史文化名城、洪江古商城、洪（江）芷（江）鹤（城）金三角侗文化旅游、芷江抗战受降坊、凤凰南长城、万佛山、凤凰山、黔中郡等旅游精品。
2．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可对旅游企业进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实行贷款贴息，大湘西各家银行在安排信贷规模时，应考虑对旅游业的支持。招商引资实施引资带动和项目带动。财政加大对旅游业的引导性投入，州、市（县）政府应将旅游发展专项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向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倾斜，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旅游开发专项资金、国债资金、西部开发资金，加快重点人文旅游资源项目的开发。
3．抓好大湘西民族文化资料建设。政府组织力量编写出《湘西民族文化丛书》，以利于规范民族文化的释义，全面系统地展现大湘西各民族传统文化内容，促进人们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抢救和整理民族古籍，如对口耳相传、或散藏于民间的民俗文化古籍、事实、实物文化等进行搜集、整理成书出版，或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加强大湘西人文旅游资源民族文化的研究，以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4．把丰富多彩的大湘西民族文化和奇甲天下的大湘西山水一起向外推介，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把民族文化精华部分编进旅游读物，将文化与山水一同全面介绍，以招标或重奖的办法，激励人们创作出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歌曲、文学、电影、电视片等作品，丰富文化旅游内涵，增强信息辐射。三个市、州报刊、电视台可创设民族文化研究专栏，开办推介民族文化专题节目，以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促进民族文化向旅游产业的转化。新闻媒体应加大对人文旅游景区、特色人文旅游项目和路线的宣传力度，切实把大湘西文化旅游宣传出去，让大湘西的旅游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五、结语
长期以来，人类生存与发展中对各种自然资源的依赖，使许多经济学家得出资源就是指各种自然资源的单一资源观，他们因此也确信，只有自然资源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当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来讲，在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是一个矛盾和痛苦的选择，其中传统的、狭隘的资源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旅游业是大湘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除了对传统自然旅游资源开发外，未来大湘西旅游业发展，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是重中之重，以培育大湘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亮点和支撑点，21世纪，基于人文旅游资源开发的大湘西民族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机遇成熟，条件具备可行，必将以文化旅游作为主旋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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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惠强，洪增林.西部人文资源开发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3].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和意义[j].文艺研究，2001，（2）．
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范文4
关键词：里耶镇 景观特色 开发
1.里耶概况
里耶古镇位于湖南省龙山县南部边陲，湘、鄂、渝3 省交界处，濒临酉水，连荆楚而通巴蜀，地理位置独特。
古镇内苗、汉、白等民族杂居，但以土家族为主。全镇人口4.5万,其中土家族人口3.2万,约占全镇人口的71%。
里耶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境内温差较大。素有“小南京”美称，与王村、浦市、茶峒并列为湘西四大名镇。古镇内现保存有中孚街，万寿街，辟疆街和洋屋巷等七街六巷，街巷总长2500米，民居500余栋，建筑面积2.2万余平方米，均保留了明清时期建筑风貌和土家族传统建筑特色。
2.里耶镇景观特色分析
作为楚文化、汉文化和巫文化交汇的文化结合部――里耶古镇，民俗风情浓厚、山水奇特秀美，而孕育于此的文化则更显得神奇而悠远。
2.1民俗特色：里耶是土家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土家族原生态核心地区。千百年来，里耶人以其特有的灵性和灵气，创造和积淀了浓郁的土家文化：以八部大神、梯玛为代表的土家宗教精品，以茅古斯为代表的土家戏剧精品，以山歌、打溜子为代表的土家音乐精品，以摆手舞、八宝铜玲舞为代表的土家舞蹈精品，以土家织锦为代表的土家工艺美术精品，以“八幅罗裙”、“鸦鹊褂”为代表的土家服饰精品，以腌薰腊肉、米粉、米豆腐、糍粑、油茶汤为代表的土家饮品，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土家建筑精品。
2.2历史特色：里耶古镇曾经历过“朝秦暮楚”的遭遇:早在春秋时期,里耶古镇属楚巫中郡,秦昭王二十七年,秦将司马错出蜀攻楚,占巫中,里耶属秦;次年楚收复巫中,里耶又属楚。直至秦昭王三十年,秦郡守张若再伐楚,再战巫中,置黔中郡,里耶才最终属秦,归于一统。就此，古镇里耶的历史文化中被添入了一笔浓墨重彩的秦汉文化。
2.3 自然特色：里耶古镇依山傍水，山水相映生辉，风景独具特色。海拔1200 多米的八面山紧靠古镇背后，独峰独秀，拔地而起，成为里耶的天然屏障，山上丘陵起伏，草场宽广无垠，集雄浑与优美为一体，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更有深邃神秘的乌龙山大峡谷及藏天地之灵、纳山川之秀的溶洞群，堪称世界溶洞博物馆。
3.现阶段里耶镇景观特色的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3.1里耶镇开发呈无序状态
整个里耶镇的土地、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土家族的吊脚楼、历史街道等人为历史性景观建设无合理规划与创新，城镇建设呈无序状态。
3.2盲目跟进，特色不明显
里耶镇本来是有着自己很好的土家民族景观特色，但是其在建设当中盲目跟进凤凰古城苗族景观特色建设，导致其特色不明显。
3.3里耶镇超负荷开发
里耶镇是属于湘西一个偏远的小镇，由于交通设施“瓶颈”严重，里耶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全镇目前以公路交通为主，公路技术等级低，等外公路多，断头路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城镇建设为了一时的繁荣，不顾一切超负荷建设，造成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4.突出里耶镇景观特色、开发同步跟进
4.1“规划主导”原则
古镇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改变以前单纯依赖市场的做法，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保护与开发同步的原则，由政府专门成立旅游开发领导小组，进行古镇旅游开发规划工作，并加强市场的统一管理。坚持政府为主导的原则，并不排除创新古镇开发的投融资体制，只是在资本运营过程中，政府要加强其管理职能，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实施统一规划、有效管理。
4.2突出特色，弘扬秦简、土家文化的原则
里耶古镇与周边旅游资源比较，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主要体现在自然山水旅游资源、历史街区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而个性则体现为里耶秦简和土家族民族文化，它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资源的特点决定了里耶古镇旅游的发展必须坚持两点：突出秦简特色和土家民族文化，加强与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整合式发展。将里耶历史文化旅游融入神秘湘西游张家界- 凤凰- 芙蓉镇- 猛洞河- 里耶旅游线路中，并逐步形成品牌效应。围绕“天下秦城•中国里耶”的旅游主题，全面提升里耶古镇的文化旅游品位，实行“走出去、进得来”旅游发展战略，与西安临潼联姻，形成“北有西安临潼，南有湘西里耶”的旅游文化品牌，构建“西安- 里耶”旅游黄金线路。
4.3 “群众基础”原则
群众参与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进行古镇的旅游开发时，也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对当地农民给予充分的关心与重视，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协调好旅游开发、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利益的关系，形成古镇旅游开发的良性循环，为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同一副迷人的画卷，里耶古镇向人们展示着其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悠远神奇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里耶镇以其独特的景观优势，搭乘国家大开发的列车，合理保护与开发的同时，积极推进里耶小城镇建设。
参考文献：
[1]黎新世.古镇文化与旅游开发――湘西里耶古镇开发调查.[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2]倪蕾.景观文化与环境.[J].江苏建筑.2008
[3]田大宏，张强.里耶小城镇建设初探.[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4]袁东升. 民族地区旅游与新农村建设――以湘西里耶为例.[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07
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范文5
桂峰村小档案
村落概况：桂峰村位于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东北部，坐落在闽中腹地――绿波万顷的丹桂岭上，群山环抱，云雾萦绕，被誉为“山中理窟”、“云霞仙境”。该村自北宋名臣蔡襄之九世孙蔡长，于宋淳v七年（1247）肇基以来，迄今已760多年了。它曾经是明清时期繁华的交通要道，几个世纪以来，蔡氏子孙在此筑居、耕读、繁衍，家家户户都有“读书为官，诚实做人，方圆规矩”的百年家训。全村面积23187亩，平均海拔550米，目前村中常住人口一百二十人。
资源优势：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建省保留较为完整的山地型传统聚落;现存39幢明清古民居;明清古官道;耕读文化底蕴深厚;清代下坪古街;“桂峰八景”;祭祖文化节;元宵迎竹蛇灯文化活动;桂峰米酒和桂花蜜;古民居民宿。
交通：距离镇区15公里，因是水泥山路需20分钟可通往村落。
发展需求：缺人――创客、返乡青年;缺资金――古民居修缮、民宿等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桂峰村落的美，需要行走其中，不期而遇地慢慢体会。春日三月，雨后的桂峰村，在白色梨花的点缀下，更显清新古味。
一行人利落地安顿好住宿，便与带路人蔡华理导游约在村口引凤亭的位置，开启步履桂峰的行程，第一站便是石印桥区。蔡导是蔡襄第41代世孙，亦是桂峰村三位导游之一，蔡导告知这里是昔时桂峰最为繁华的街巷，也是当下村中老人议事、交流各类生活信息的公共场所。漫步于四株桂树与两棵紫荆荫庇的石印桥区，桥边鳞次栉比的酒肆茶楼和旅馆商店中颇可以想象曾经街巷的喧哗与热络。桂峰小吃店是石印桥边已开了十几年的老店，这几年里的生意不温不火，店主蔡氏老夫妇却守着柴灶每日照常向村人及游人供应热腾腾的锅边糊，和蔡伯伯攀谈中，很荣幸吃到灶上新蒸的免费红薯，简短的互动有如邻里间的家长里短。相较小吃店，隔壁的龙凤茶坊杂货店和对面的桂峰豆腐店是当地生意最好的两家店，带路人蔡导告知他的另一身份正是该杂货店的主人，他说店里卖得最好的商品是桂峰米酒和桂峰蜜，这几年他兼起村内的导游，生意与生活都有所改观;而豆腐店一直是桂峰口碑极佳的店铺，店里用当地山泉水及黄豆造出的豆花和豆干是游人必尝的一道桂峰小吃，不久前桂峰村邀请了台湾打开联合文创团队对该门店进行一番改造，新店铺的氛围不仅更契合老聚落的人文气息，生意也日近达三四百元。
沿着石印桥向村内左拐，步行十几步便是蔡氏祠堂，它是一座二进制单檐歇山顶抬梁式木构建筑，整体建筑有正堂、中堂、山门华表，地面用石板和石灰三合土铺就，闲晃其中庭宇肃严，村中老人常常聚集在此打麻将，又让祠堂保有一股生活气。祠堂门口有潺潺溪水顺山势而下，而我们的走村路线，则是一路抬阶沿山而上，伴着白色梨树落下的花瓣铺成的山道，可以途经楼坪厅大厝、石狮厝、七家头厝和后门山大厝、玉泉书斋、清代茶楼、蔡氏祖庙，这几家都是当前桂峰修缮较为完整或是保留原老风貌的的古建筑，是领略桂峰古民居格局与装饰细节的集中地点，而俯看桂峰全景，最佳场地还属后门山大厝下的观景台。一路上蔡导不忘向我们细数桂峰的历史与源起，他说明清时期因尤溪至福州的官道经过桂峰，大量的官家、商人和艄排工人，从福州返尤溪必从此地住宿过夜，随之带来的是物质与文化的消费，这使得桂峰在很长时期内一度繁荣。这种历史上的商业繁荣，对于桂峰村人而言，离不开一代代蔡氏村人几百年来“耕读传家”的潜心经营。有关桂峰村的肇基，据《桂峰蔡氏家谱》记载，北宋端明殿学士、书法家蔡襄之后裔九世孙蔡长，为桂峰始祖。和其他闽地乡镇历史上的人口避难迁徙一样，蔡长于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发现桂峰之地山川灵秀，可为安居之所，便由三石井头湾（今坪坑村三石自然村）迁往桂峰，带领儿孙披荆斩棘，在此结庐而居，开始了蔡氏在桂峰的肇基之地，并初定村名为“岭头”。作为名门之后的蔡长，承祖训避世筑居、耕读传家，经过几个世纪的辛勤耕耘，蔡氏子孙在这里安居乐业，明清两代更出现进士3名，举人12名，秀才412名。“耕读文化”的鼎盛加上明清时期从独一的农业聚落成为集商业、交通、农业为一体的综合性聚落，才有留存下来的39幢明清古民居所构成的山地型传统聚落格局。从观景台看桂峰村古民居依次分散在三面山坡上，这种山地型传统聚落方一目了然，而现存39幢明清古民居中，也在高低疏密间显出古朴之美。目之所及的桂峰，少有平地，一幢房屋的地基，常常高出邻屋的屋顶，即使同一幢房屋，大门和院子，有时会相差整整一层楼房。到处有层层垒起的护坡和石梯，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串串石阶，高低曲折，连结各个屋群。建筑板壁是篾编的，糊上黄泥，再刷上白石灰，只因日久天长，大都成为黄泥墙面，每一座古厝因所在方位及建造时间不同也呈现各自特色。 下了一夜的雨，晨起，雾气未散，不多时，太阳冒出来，村落与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凤凰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范文6
【关键词】西湖十景；符号学；景观；变迁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3.005
地方（place）是记忆的仓库，而景观则是地方历史记忆的符码[1]。英国地理学家D・格温塔尔论述了景观与记忆的关系，认为历史必然存在于现在的景观中，而历史景观提供了文化连续性，可视的物质文化景观可以再现或重塑地方记忆，从而实现地方精神与文化的传承。“八景”、“十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范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涵，承载着丰厚的时代记忆，它们通常有文学化的景观题名，以数字的集合来称谓某一时期、某一范围的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集称题名景观”[2]，其中兴起于南宋的“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流传最为广泛、保存最为完好、也最具影响力。2011年6月，杭州西湖被作为“关联性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西湖十景”题名景观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文化传播价值在西湖成功申遗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那么，作为西湖标志性景观的“十景”，其变迁会不会影响西湖的形象表达，景观变迁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呢？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旅游符号学理论
皮尔斯认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3]，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产物[4]。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有赋予自己的行为、活动以一定符号意义的倾向，研究旅游就是要分析其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Graburn）。Dean MacCannell首次将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提出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认为旅游景观是由景物、标志（关于景观的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一个符号系统，标志是景观符号“能指”，“所指”是景物本身，两者构成表征关系[5]；麦肯奈尔特别强调标志体验的重要性，认为真正吸引旅游者的往往不是景观或景物本身，而是景观的象征性标识物，后来研究者多受其思想的影响，旅游符号学研究多围绕“标志”符号的生产、传播和体验展开。而对“标志”符号的过多关注引起旅游“符号化”危机，旅游开发忽视对地方文化内在精神的挖掘，旅游者亦停留在对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参与上，旅游的文化内涵被简单化、表象化[6]。后来，Lau（2011）指出在历史战争地点，旅游者真正感兴趣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关于该事件的信息（即旅游标志）。他强调了景物体验的重要性，认为景观符号“能指”是景物本身，“所指”是真实历史事件，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着重对旅游景观的物质载体及其文化意义进行探讨[7]。
麦肯奈尔的“标志符号”与后来学者提出的“文化符号”是旅游符号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形态。皮尔斯符号理论认为，符号始终处于符号（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角关系之中[3]，符号即“能指”，对象为“所指”，符号所引发的思想为“解释项”，“符号”与“对象”之间构成表征关系，“对象”与“解释项”之间构成意指关系，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完整的符号；皮尔斯符号学将符号“表征”与“意指”过程联系起来，能够对“十景”题名景观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本文认为“十景”的题名即是“十景”景观的标志，而“十景”历经历史文化变迁，景观的文化内涵（“解释项”）不断变化并日益丰富。因此，将每个景观的景名看作符号“能指”，“所指”即具体的景点景观，社会所赋予景观的文化内涵是“解释项”，它们共同构成皮尔斯理论中的完整符号。
（二）旅游景观的符号学建构
旅游景观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其生成、演化与变迁不仅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更是被注入了情感色彩的产物，它渗透了时间的深情和人文的依恋，充盈着地方的历史记忆，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想象和社会内涵，是在自然与社会双重意义的再生产中不断建构的产物[8]。马凌[9]曾提出旅游吸引物不但具有客观属性，还具有人为建构的符号属性。旅游景观要具有旅游吸引力，需要对其符号属性进行社会建构，使其成为承载社会价值与理想的符号。旅游景观的社会建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价值的建构和意义转移过程，且这一过程随着社会主流价值与理想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林清清、保继刚[10]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结合社会文化变迁，发现茶王树从物理属性到具有符号属性的旅游吸引物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社会意义的转移，极好的印证了马凌的观点。马凌、王瑜娜[11]运用“文本与语境”范式对凤凰古城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进行历时性分析，揭示了随着社会语境和时代特色的转换，旅游目的地形象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意义的动态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旅游景观建构过程中的意义转移的最基本动力是“社会人”，是多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陈岗、黄震方[12]曾指出旅游景观的形成和演变是基于各方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马天、谢彦君[13]认为旅游吸引物和旅游体验是多主体（旅游生产经营部门和政府、旅游者、旅游地居民）共同建构的结果，旅游者对景观符号的建构是基于政府和旅游生产经营部门等初次建构结果的再次建构，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对预先形成的景观符号记忆加以检验、深化和再创造[14]，实现对景观符号意义的再生产。
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旅游景观的建构实质、建构过程和建构主体等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对本文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既有符号学和建构理论基础上，本文对“西湖十景”景观符号的形成和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结合方志、游记、诗文书画等景观文本，对“十景”景名、物质景观实体和景观符号内涵进行深刻解读，探讨“十景”符号内涵的传承与变迁折射出的西湖形象演化路径及社会文化变迁；最后对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对“十景”景观的修复和重建来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再现和重塑进行探讨，并分析“西湖十景”传承数百年并保持持久旅游吸引力的原因，既有为其他区域集称景观资源开发所借鉴的现实意义，又开辟了集称题名景观和符号学建构研究的新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西湖十景”兴与衰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亦声名鹊起于南宋。自1129年南宋王朝迁都临安，这里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文化日益繁荣。据《咸淳临安志》载“西湖……自唐及国朝，号游观胜地，中兴以来，衣冠之集，舟车之舍，民物阜蕃，宫室钜丽，尤非昔比。”都市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使临安市民追求起了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西湖“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成为杭人首选的游览胜地。随宋室南迁而至的画院画家惊艳于西湖山水之美，因景作画，因画命景，形成了中国留存至今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集称性题名景观――“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走过近千年岁月，于南宋兴起、清康乾时期达到鼎盛、民国时曾因大众旅游兴起兴盛一时，其余时期多因不被统治者重视或战乱处于衰败状态，“十景”景观在衰落期毁损衰颓却又在繁盛期得以重建，它见证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承载了丰富的社会记忆和文化意涵。“西湖十景”在南宋时其景、其人、其文达到完美融合，仿若“诗意的天堂”。此时的西湖“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豫鱼庄、清波聚景……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15]文人画家汇聚于此，吟诗唱词、挥毫作画，使“西湖十景”广为人知，后继文人纷纷到访，在“十景”驻足，或留恋美景，或缅怀先贤，为“十景”增添了丰厚的文人内涵和审美观照。明清时期，杭州成为江南区域的经济中心，特别是清代，统治者对处于江南经济中心地位的杭州高度重视，康熙、乾隆皇帝几度巡幸杭州，康熙帝亲为“十景”赋诗题碑，乾隆帝亦多次作诗吟咏“十景”，再次掀起文人们游赏西湖、吟诗题词的热潮，“十景”亦得以修复、重建，一定程度上恢复旧时风貌。民国时因近代旅游兴起，杭州进行城市建设时带着“欲借天赋艳丽之湖山，吸引游客，振兴事成，效欧洲瑞士之故伎”的经济意图，对西湖进行全方位整治，“十景”也得以重新修整，且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使得“西湖十景”广为人知，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西湖十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多以名存而景衰的状态现于人前，其传承却从未中断，文士及其创作的诗文书画是最主要的传承媒介。景盛时有文人歌咏美景，景衰时有文人提笔兴叹，著书以“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16]，“十景”景观符号始终承载着文人情怀和时代记忆。
“西湖十景”的形成和确定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西湖疏浚历史和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历史的见证。它承载着千年历史，千年记忆，更加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感情，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演化成如今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部分景观被历史湮没，又被建构出的新的景观所代替，景观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叠加与融合，也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时代记忆的映射，传达出不同特色的西湖形象，“十景”也因此得以传承数百年，虽沧海桑田，仍声誉斐然。
三、“西湖十景”变迁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视角看，旅游景观除了具有自身特殊的物理属性外，还有符号属性，后者源于社会所赋予景观的价值和理想（即符号化过程）[9]；而旅游景观也是在经历“神圣化”塑造、符号化建构后才具有吸引力。麦肯奈尔认为景观的神圣化过程大致包括命名、取景和提升、神圣化、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5个阶段，“西湖十景”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完成了其神圣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每个景观符号都有其独特的符号景名“能指”、“所指”实体和符号“解释项”意涵，在文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照下聚合在一起，彼此呼应联动，形成综合性的西湖景观形象。历经兴衰的“十景”，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文本表征和文化内涵，下面将沿着时间的脉络，通过解析景观文本探访“十景”景观的变迁形迹。
（一）古代“十景”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更于文人墨客、宦寓游居者创作的诗文词画中声名鹊起，不仅因其别致的美景，更因发生在此处的故事、遗留在此处的记忆，以及凝聚在景中的文人情怀和审美观照。在符号学观点下，“西湖十景”名自景始，景以名传，其景观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文人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义的生产制造就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3]，因而“十景”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其被符号化建构的过程。
西湖之上，值得称道的景观太多，但只有少数景观符号用以建构“十景”。利用符号的双轴关系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问题。双轴理论最早是由索绪尔提出，认为组合轴和系谱轴是符号在表意过程中的两个展开向度。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黏合，从而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聚合轴可简单理解为“选择轴”，其功能是比较与选择。“西湖十景”一系列景观符号，就是在文人审美观照下选取部分意象符号组合聚合的结果。
从横向组合轴来看，“西湖十景”每个景观符号均采用富有诗意的四字景名，每个题名大体是前两字指明特定景点，后两字指明特色景象[2]。文人画家选取的实体景观意象，或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或是当代南宋风格的典型。“苏堤”、“三潭”是坡任杭城太守时为保杭城用水疏浚西湖所建，是西湖山水与杭州城市发展、人民生活友好互动的见证，更是坡勤政为民、关心百姓福祉的士大夫品格的体现；“雷峰塔”、“南屏净慈寺”则是吴越建成的有名佛塔，是佛家文化的代表，更是西湖“东方佛国”的体现；“曲院”、“花港”则展现了南宋时士大夫的文人风气；“平湖”、“双峰”的选取，则强调西湖之美，美在山水相依的景观格局，几乎包容了西湖形象的全部要素。每个景点背后都有其传说、典故，是西湖百年来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而“春晓”、“风荷”、“秋月”、“残雪”、“夕照”、“晚钟”等则描绘了西湖的春夏秋冬四季，昼夜晨昏四时，晴雨风雪四相，这些意象组合起来，展现了西湖不同时态下的万千种风姿，“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竟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正应东坡那首千古绝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15]。这些意象符号的选择，使“十景”较为全面的展现了西湖四时之景的别样风貌，成为西湖的标志性景观。
从纵向聚合轴角度看，每个题名都是在文人审美观照下“诗化”的结果。“春晓”、“秋月”、“夕照”、“残雪”是常见的诗词意象，湖是艺术化处理后波澜平静的“平”湖、钟是日暮敲响的“晚钟”、桥是似断非断的“断桥”；景名中实体景观与诗词意象的组合，如秋夜月色下的“平湖”、春季清晨的“苏堤”、夕阳下映入湖波的雷峰塔，微风吹拂下摇摇曳曳的荷花……都是经由诗人艺术化加工建构出的心中理想化的风景。景名所描绘的景象并非时时可见，但诗人画者通过捕捉这转瞬即逝的鸟语钟响、浮光掠影，将四季和四时最具美感的那一时那一刻定格，向后来者传达出蕴含丰富文人美学和文化追求的理想化西湖意象。“西湖十景”符号化建构的结果，是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意义的新的符号系统，每个景观符号的景名成为符号“能指”，“所指”即具体的景点景观，文人所赋予景观的审美旨趣、人文思想和历史记忆是“解释项”，即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它们共同构成皮尔斯理论中的完整符号。
封建时代的“西湖十景”历经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被不断注入各时期的社会价值和理想，最终形成内蕴深厚的文化意涵，景观文本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呈现。诸如方志、文人诗词、游记等景观文本，记录并储存了与西湖相关的历史记忆，也表征出多样化的西湖形象。
南宋以前，西湖即在唐代宰相李泌、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官居杭州的坡的治理下，“湖葑尽拓，树木成荫”，尽展其清妍秀丽之姿；南宋时朝廷南迁至杭，西湖随之备受瞩目，并得到朝廷的精心维护，湖周围新建诸多台榭亭阁、花木园圃，增添了湖山的秀丽。“西湖十景”的出现，就是通过选取四时、晴雨、夕阳、初晓等意象符号，不断对细节、特征进行描绘，愈发精微细致的构造出西湖唯美的意境，后代诗人孙锐的“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尹廷高的“孤峰犹带夕阳红”、陈璨的“红衣绿扇映清波”，无不凸显着西湖“诗情画意”的景观形象。“西湖十景”不只是诗人心中理想山水的代表，更是他们情感的依托。张炬笔下的苏堤是“草色旧迎雕撵，蒙茸暗香陌”；柳浪闻莺是“翠迷倦舞，红驻残妆，流莺怕与春别”，对雷峰塔则发出“算惟有，塔起金轮，千载如昨”的感慨；陈允平眼中的平湖秋月是“对西风凭谁问取，人间那得有今夕。应笑寒宫殿窄。露冷烟淡，还看数点残星，两行新雁，倚楼横笛”，这些意象意境都表现出浓厚的消颓、伤感之气，极具兴衰之感[17]。深处动荡时局的南宋文人因被迫南迁而兴发出无奈漂泊之感，面对西湖这永恒不变的山水，不免兴起感叹人生短促的时间意识，文人将内心情感倾注笔端题咏“十景”，将这段往事刻入文本，同时赋予西湖悲凉的形象特征[18]。
文人们感伤时乱之际，西湖市井却异常繁华，每逢节日，杭人无论贫富，倾城而出。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辐辏湖上”、游者“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足见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市旅游的兴盛。西湖的秀丽山水配以轻歌曼舞、管弦绮船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但此时的西湖，淡去了自然的秀丽清雅而过于纸醉金迷，成为文士眼中的“销金锅儿”，西湖亦多了一份靡丽绮艳的形象特征。
元明清时期，“西湖十景”经历南宋国破家亡和朝代更替，多已废弃，昔日繁华胜景不再，唯景名得以流传，少数文人在面对眼前物象时藉由对景名的想象追忆往昔胜景，或感叹旧景难复。如明代诗人王瀛追忆曲院风荷胜景：“古来曲院枕莲塘，风过犹疑酝酿香。熏得凌波仙子醉，锦裳零落怯新凉。”；而清初诗人眼中的“柳浪闻莺”是“燕子飞来，桃花不语，阅过几沧桑”的萧瑟凄凉景象，西湖逐渐成为文人心中寻而不得的“梦”。但另一方面，明清两代是中国旅游大繁荣时期，士大夫和平民大众均可参与并热衷旅游活动，西湖不再只是文人眼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山水，还是普通大众展开节庆、宗教旅游的场所，现实市井意识逐渐增强，西湖形象也日益的通俗化，沾染上市井气味。张岱《西湖梦寻》中写道“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具丽，然倚献笑，人人得而r亵之矣”，西湖曾经如西子般的高雅清丽的形象不复存在，反而成为满带风尘、历经沧桑的风流名妓。直至清代，康熙巡游西湖时逐一品题“西湖十景”并题写碑刻，乾隆亦多次作诗咏赞“十景”，地方官员纷纷建亭立碑，设观景台，对“十景”进行恢复和重建后，西湖的审美功能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西湖十景”历经朝代更迭，在朝廷的疏治与民众侵占中兴衰更替，与“十景”相关的历代人物活动及感怀成为后人记忆的部分，也被载入景观文本中成为其深刻的文化意涵。历代文人是“十景”的建构者、描绘者，也是传播者，他们在湖上吟风弄月，将自己的风格、想象和感情化入诗中，融入景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诗意的对话”，塑造出理想化的山水景观。“十景”的变迁也是西湖形象变迁的映射，由清幽到妩媚、由脱俗到绮艳，由精英化到世俗化。
（二）民国“十景”
“西湖十景”自南宋由文人画家命名并赋予其符号意涵后，历经朝代更迭，至清康熙帝御书“西湖十景”匾额，地方官员建亭立碑确立“十景”的观赏地点，完成了景观命名和取景阶段；而历史的变迁赋予“十景”丰富的符号内涵，景观“神圣化”阶段也基本完成。民国是一个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西方文化渗透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和旅行观念，旅游逐渐成为民众新兴的文化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更使得“西湖十景”在普罗大众间广泛传播，西湖形象得以深入每个人的生活和记忆，成功实现了“十景”的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
“西湖十景”在民国初年多已胜景难觅，名存而景衰，民国政府从发展旅游业角度考虑，本着“保留原有形式，以求率真”的原则对西湖景观进行修缮、重建，花港观鱼、平湖秋月、双峰插云、曲院风荷、断桥、苏堤等“十景”景观大致得到修复，多数景观的景名“能指”和实体景观符号“所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其符号内涵却在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过程中不断丰富，西湖也表现出新的时代形象特征。
广告传播媒介兴起后，旅游生产经营部门纷纷借助报刊媒体旅游类广告，如中国旅行社在《申报》开辟《旅行专刊》，专门介绍各种旅行知识和信息；景区和交通管理部门等编印发行旅游宣传册、风景名胜指南等，详细描绘西湖的精确游览路线。“西湖十景”是所有宣传册中重点介绍的景点，必不可少的还有游程路线、饮食住宿娱乐和往来交通信息等，可见民国时期旅游已成为较纯粹的休闲娱乐活动。另外不少文人在期刊上发表游记类文章，既文笔优美地记录所游所感，又颇具实用知识，详尽介绍游览路线、交通、住宿等各项事宜，足见在作为经济行业的旅游业出现之后，旅游日益大众化和平民化，西湖不只是文士精英们的审美对象，更是普罗大众游赏放松的休闲场所。
与文字相比，图像传播更为具体可感，通过观察民国时期关于“十景”的图像资料，可以感知到西湖独特的形象魅力。民国时期的西湖图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画家绘制的西湖或写实或写意的西湖风景画，如陈抱一的《苏堤春晓》、刘海粟的《花港观鱼》、陈树人的《三潭倚棹》等；画中的“十景”多是古朴而沧桑的，却也难掩美丽的湖光山色，湖面上总有游船的痕迹，足能够体现出当时盛行的旅游之风；另一类是带有明确商业宣传意图的绘画，最为典型的是“十景”作为背景出现在烟草、茶叶、贸易公司等的商品广告中，且几乎都是“美女+美景”的形式，这一方面是对自古以来西湖“美女”形象的传承，对民国美女经济的时代特色的表征，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西湖景色之美。且这一时期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普通游客能够真实记录当时的“十景”景观及旅游活动情景，画面常常是一派欢欣景象，充满休闲、欢快的生活气息；专业摄影机构大量发行风景明信片，更使得西湖那一片美丽的湖光山色广为人知。
民国时大众旅游蓬勃发展，西湖景象一派繁华，道路被拓宽以接纳更多的游人，湖边宾馆、饭店、剧院等娱乐设施遍布，西湖逐渐转变为集游览、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的风景区，而不再只是激发士人精英阶层吟诗作画的审美对象，致使文人眼中出现了另一类西湖形象――“丑西湖”。如徐志摩笔下曾塑造出“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等富于神秘美感的月下雷锋形象，但当他重游西湖后，却略显夸张的描绘西湖的“丑”，写出西湖的“俗化”，如“平湖秋月开了酒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这些意象，展现了日益世俗化、大众化的西湖形象，这与西方近代文化传播有关，更与近代旅游大众化导致旅游需求增加有关[19]。
“西湖十景”自形成以来，就是历代文人吟咏的对象，其秀美的山水激发诗人们的灵感，诗人的吟唱更使“十景”声名远扬。在近代大众旅游兴起之前，文士精英们是参与“十景”景观建设和西湖文化形象建构的主体，历代文人进行的是一种精英式的旅游方式，追求适情悦意、人景交融；至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旅游日益成为大众的生活内容，西湖呈现出世俗化的形象特征。当时的旅行社、民间旅游团体借助于新兴起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旅游广告、旅游宣传手册、游记等手段，对西湖进行无孔不入的、重复的、模式化的传播，成功完成符号化过程的“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阶段，西湖见证了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湖形象也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民国时代的文化记忆。
（三）现代“十景”
民国时期短暂的繁荣后，“十景”历经战乱又失于修缮，建国初期均荒败不堪，名存实亡。后杭州市政府多次展开西湖整治和景观修复工作，经过几十年建设，“十景”再次以完整而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景观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通过主体记忆所形成的主观映像[1]，是建构主体在新时代特征下选择性建构的产物；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价值理想和意义的转移。“西湖十景”历经时代变迁，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景观符号再建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码，即对景观文本进行解读，体现其内在的文化意涵，透视其传递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记忆以便传承；第二个层面是编码，即建构主体依据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对符号重新建构，赋予其时代特色以便创新。因而在“西湖十景”的景观修复过程中，部分景观符号被清除，被重新书写的符号所替代；部分景观符号被从文本记忆深处挖掘出来，被重新塑造现于人前；部分则是全新的富于时代特色的建构物。这些景观符号的增添与变化，显示着景观与地方文化的演变，唤起或重塑各时代的文化记忆。
“十景”景观的实际建构，是在保留景名能指，尊重地方文脉的前提下，通过对景观文本如方志史料、文学作品、媒体宣传的解码，挖掘出景观背后的文化意涵和潜藏的历史记忆，构建新的符号所指（修复、新建景观）并赋予其新的符号内涵意义（解释项）。通过修缮、复建、仿建使一些遗迹景观得以重现，以唤醒游客记忆；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新的景观以满足游客新需求。如今的“西湖十景”不是单纯的呼应景名的观景场所，而是包含了不同主题的综合性景区。各景区内既有重新修缮的不同时代的建筑古迹，还有新建的现代新生事物；即便是同一景点，修缮过程中也融入了设计师独特的想法和现念。“十景”景观成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符号意涵载体，兼具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时代精神的张力。下面将通过对“西湖十景”历史与现代的存在状态的阐述来说明“十景”景观的修缮与复健过程中是如何传承文化记忆并融入新时代内涵的。
1.苏堤春晓。苏堤春晓因苏堤而得名，苏堤因坡而流传。据《西湖游览志》载：“苏公堤，苏子瞻守郡，浚湖而筑之；夹植花柳，红翠烂盈，灿如锦带矣。”坡任杭州知州时，西湖葑草丛生，已淤积过半，为保杭城用水，两次奏请疏浚西湖。带领杭城百姓除葑草、挖淤泥，利用挖出来的大量葑泥筑成一条连通南山北山、横贯湖面的长堤，将西湖分为里湖和外湖两部分；堤上造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座桥，既连通里外两湖，又方便游船往来；沿堤建有九座亭子，两侧栽种桃树、柳树、芙蓉等花木以供游人玩赏。长堤建成后，苏轼曾赋诗一首，曰：“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后任知州为纪念其治理西湖的功绩，将此堤命名为“苏堤”。后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专门拨款，修葺沿堤亭榭，在堤上补植花木数百本，修建先贤堂、三贤堂、湖山堂等景点，一些文人名士也在此建居所，使苏堤成为“园林茂盛，装点湖山”的繁华景地。每当阳春三月，苏堤桃红柳绿，群鸟和鸣，一派春光景色，“苏堤春晓”因而得名并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当时的文人纷纷以诗词、书画加以描写，更添其人文风韵。后来历经朝代更迭，苏堤景色几度衰败又被多次整修，至清代康熙御题“苏堤春晓”景名碑，乾隆帝南巡时赋诗赞曰”“一株杨柳一株桃，夹镜双湖绿映袍”使其声名更甚从前。
后来杭州市政府对苏堤进行整治时，维修堤上亭阁，新增治湖事略石碑，用以凸显坡布政民间的政绩及其厚重的历史感；堤岸桃柳夹种，增植芙蓉、桂花、玉兰、碧桃等名贵花木，重现“花满苏堤柳满烟”（杭谚）的诗歌意境，再现春日之苏堤桃红柳绿、姹紫嫣红的美丽景色，不愧“苏堤春晓”之美誉；新铺设的常绿草地则是西方园林中的常见元素，是现代休闲理念的呈现。
2.柳浪闻莺。柳浪闻莺位于清波门外聚景园一带，南宋时是皇家御花园。据记载，当时的聚景园内种植许多柳树，品种多样，形态曼妙，柳丛间黄莺飞舞，婉转啼鸣，悦耳动听，故称“柳浪闻莺”。时人张炬曾写词赞曰：“翠迷倦舞，红驻残妆，流莺怕与春别。过了禁烟寒食，东风颤环铁。游人恨，柔带结。更唤醒、羽喉宫舌。画船远，不认绵蛮，晚棹空歇。争似涌金楼，燕燕归来，钩转暮帘鳌6杂锘梁消息，香泥砌花屑。昆明事，休更说。费梦绕、建章宫阙。晓啼处，g系金狨，双灯笼月。”南宋灭亡之后，聚景园被废弃，“柳浪闻莺”胜景更是一派“燕子飞来，桃花不语，阅过几沧桑”的萧瑟凄凉景象。解放初期只剩下康熙题写的“柳浪闻莺”残碑、石牌坊等旧迹。
如今的柳浪闻莺被改造成供市民休闲娱乐的现代性大公园，它拥抱半边西湖，融入都市生活，弥漫现代气息。景区以清脆柳浪和婉转莺啼为主题，沿湖和道路栽种特色柳树，柳下设涌泉、莺啼、蛙鸣等背景音乐；新建仿古建筑闻莺馆和造型清雅古朴的“百鸟天堂”，笼内仿自然山水，增添山、亭、桥等仿古园林小品，人工复原昔日柳丝飞舞、婉转莺啼的自然景趣，重现昔日“柳浪闻莺”盛景及和谐自然的美好意境。园内有重修时填平沼泽而建造的大草坪，草坪北部是迁移而来的康熙御题景铭“柳浪闻莺”，有供品茗休闲的“凝香居”，还建有露天舞台等文娱活动场所，创造出轻松闲适的都市休闲生活氛围，成为杭州市民和游客晨练、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3.曲院风荷。曲院原是南宋时期开设的酿酒作坊，在九里松旁的洪春桥畔，取金沙涧之水酿御酒，远近闻名。曲院内有一方莲塘，种植着许多荷花，每逢夏天，微风乍起，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时人誉为“D院风荷”。南宋王朝灭亡后，D院不再，荷塘也逐渐荒芜。至清康熙帝南巡杭州，御书“西湖十景”时将其改名为“曲院风荷”，并建亭立碑。
改造后的曲院风荷景区以荷花为主景，各湖泊池塘植有品类丰富的荷花，尤以风荷景区为最。风荷景区内种植着红莲、白莲、并蒂莲等名贵荷花，夏日来临，莲叶田田，荷香阵阵，菡萏妖娆；池畔建有迎熏阁、风徽亭等亭榭，河池之间筑有小桥连廊，颇有古风古韵。曲院景区是为纪念曲院风荷最早作为酿酒作坊而建，区内一组反映酒坊为官府酿酒、送酒情景的雕塑，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现，并巧妙迎合“曲院风荷”景名。此外，园内还建有荷文化陈列馆，以现代性表现风湿，展现中国传统荷文化；另辟供游人野炊、聚会的湖滨密林景区，既是现代生态理念和西方园林绿化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普通市民休闲娱乐的生活情态。
4.花港观鱼。从西山大麦岭后的花家山麓，有一条小溪经此流入西湖，名曰花港。南宋迁都杭州后，内侍卢允升在花家山下建造私家花园，并在园内叠石为山，凿地为池，引花港水，在池内养奇异鱼类，供观赏游乐，当时文人纷纷为其赋诗作画，称为“花港观鱼”，此景亦流传于世。清康熙帝南巡西湖时，重新砌池养鱼，题写“花港观鱼”景名，地方官员在此建亭立碑；乾隆帝巡游时留有“花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鱼身鱼嘬花”刻于石碑背面。
花港观鱼景区的改建注重以现代园林手法重现历史上的花、港、鱼的景观特色，疏通港道，深挖红鱼池，辟建牡丹园，整修蒋庄，新建沿湖长廊、茶室等，形成以“花港”、“观鱼”为主题，拥有鱼池、丛林、湖港、花镜、草坪的综合性大型观光休闲娱乐公园。这是一座传统与现代元素交织的地方，如景区内的牡丹园的植物搭配的尺度、比例、形态等都经过精心挑选，凸显中国传统造园艺术，而作为背景的树林草地则是西方现代公园的体现，自然洒脱，符合现代使用功能；红鱼池内锦麟红鲤汇集，桥上游人如织，桥畔垂柳依依，微风吹过，柳枝轻点水面，花瓣落入池中，实有“落红千片，飞堕水面，与朱蕴碧藻，点缀映带，游唼喋，转与人相忘”（《西湖志》）的鱼趣人趣交融的美妙意境，是游人理想的休闲好去处。
5.雷峰夕照。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后因江南战乱损毁，于南宋初年重修。黄昏时，斜阳夕照，塔影横空，景色迷人，为诗人画家所称颂，故而入诗入画，题名为“雷峰夕照”，成为西湖十景之一。明朝时遭受倭寇纵火焚烧，只留赭色砖石塔心残留在山上，却无意间造就其别样风姿。从帝王到文人到普通百姓，无不为其残缺之美所倾倒，康熙题匾“雷峰落照”，乾隆赞其“玲珑旭影照纵横”，文人墨客也曾这样描绘其如画美景“黄妃古塔势穹窿，苍翠藤萝兀倚空。奇景那知缘劫火，孤峰斜映夕阳红”（许承祖《雷峰塔》）。白蛇传说也为其增添神秘色彩，使其更是声名远播。在清朝后期，民间盛传雷峰塔塔砖能镇邪避凶，一时之间盗挖塔砖者众多，1924年9月，以残缺之体耸立四百余年的雷峰塔轰然倒塌，鲁迅接连写下《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杂文，雷峰塔名声日隆，然“雷峰夕照”胜景从此不再。2002年雷锋塔得以重建，“雷峰夕照”盛景也得以重现。新建的雷峰塔仿南宋塔风格和形制，塔内展示着木雕《白蛇传》、铜版线刻壁画《吴越造塔图》、雷峰塔历代诗词佳作、彩绘壁画《西湖十景》等，还有被保存在八角形保护罩内的雷锋旧塔遗址，这里神话传说和佛教文化兼备，更有传统文人士大夫情怀，是文化记忆的再现和重塑；新塔外观与古雷峰塔相似，内在却充分运用现代建筑技术和工艺元素，塔身的钢材框架、塔中心设有的观光电梯，周围的不锈钢扶梯，存放雷峰塔重修记、新塔模型的穹顶天宫等都极具现代感，充分体现现代化的建筑理念，是一座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景观。
6.南屏晚钟。南屏晚钟并非实景，而是指净慈寺内的大梵钟声，据《西湖志》载：“寺钟初动，山谷皆应，逾时乃息……致足发人深省也。”每当傍晚仓烟暮霭之时，寺内钟声响起，于南平山间、湖水之上久久萦绕不去，意境悠远。南宋时称“南屏晚钟”，列“十景”之一，后来康熙帝为其题名“南屏晓钟”，地方官在净慈寺外建碑立亭，但民间一直以“晚钟”相传。后来净慈寺内巨钟被毁，南屏晚钟成为绝响。建国后对净慈寺多次修缮，寺钟也得以重建，宏亮的钟声重新回荡在西子湖畔的群山之中，“南屏晚钟”胜景得以重返人间。
7.三潭印月。前身是五代吴越国所建的水心寺，坡疏浚西湖后，在寺外湖中建三座石塔为标记，严禁在塔界内种植菱荷，到南宋时“三潭印月”景观已经形成，每当皓月当空，若置灯在塔内，洞口蒙上薄纸，从各个石塔的圆孔中透出的灯光与天上圆月及其湖中倒影相应，十分奇趣，有“明月映深潭，塔分三十二”之说。后来寺塔皆毁，又经几代兴建，康熙帝南巡到杭，御书“三潭印月”匾额，清雍正时期，浙江总督李卫主持重建湖心寺，在池中种荷花、睡莲，环池植木芙蓉，在岛上建亭台楼阁，形成现今的“田”字形格局。后杭州市政府对其进行整修时始终保持那份古风古韵。
8.平湖秋月。南宋时，“平湖秋月”成“十景”之一，很多诗人以“平湖秋月”之名作诗填词，吟咏传唱，使西湖秋夜之月充满诗情画意，但此时尚无具体的赏月景点，诗词多是描写泛舟湖上，欣赏西湖秋夜月色，如孙锐《平湖秋月》诗：“月浸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白O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清康熙巡幸西湖时御书“平湖秋月”，地方官员建御书楼，楼前铺设跨出湖面的石平台，楼上悬挂康熙皇帝御书“平湖秋月”匾额，至此“平湖秋月”才正式成为一处景点。如今以平湖秋月楼、御碑亭为主景，是著名的秋夜赏月佳处。
9.双峰插云：双峰指的是南北两高峰，是“十景”中唯一的山景。两峰遥相对峙，中间山峦起伏，从远处眺望，“俨如天门双阙，拔地撑霄”。吴越时，两峰上都建有佛塔，当云雾缭绕时，两座山峰隐隐绰绰，而峰上双塔分明，如插云天，南宋时归入“西湖十景”。到清代两座古塔都已经损毁。康熙南巡时立下“双峰插云”碑亭。目前高峰上双塔已毁，景已不全，只留下一座御碑御亭，成为西湖十景中唯一一处名存实亡的景观。
10.断桥残雪。关于断桥的名称，一说因从孤山延伸过来的白堤至此而断，故称断桥。南宋时断桥一带水色山光、布满楼台烟树，吸引当时的文人前来吟诗作对，留下许多歌咏断桥的千古名作，也有以“断桥残雪”为名的诗词绘画，如周密的《木兰花慢・断桥残雪》、刘松年的《断桥残雪》画作，“断桥残雪”因此而成名，成为“十景”之一。据文献记载：“自断桥一径至孤山下，残雪满堤，恍若万丈玉虹跨截湖面，真奇观也”。清朝末年，一些艺术作品也以断桥为场景地，开始流传神话故事《白蛇传》，断桥因许仙与白娘子的凄美爱情传说更添一抹神秘色彩。
由此可以发现，历经时代变迁的“西湖十景”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文化主脉――文人化和诗化的山水文化，诗人们寄情山水、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理想以及文人审美观照下“诗情画意”的理想山水图景――始终得以保留；这是不同时代景观建构主体对文本解读的结果，而景观建构过程（编码）是融入主流价值与理想、社会心理取向和游客需求的符号价值的重组和再造。在后现代背景下，都市化进程使得地方文化积淀流失殆尽，都市人的地方记忆和历史感逐渐消失，“人们心中始终保留着那份历史真实感的失落与怀旧情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因而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中多了一抹富有怀旧情绪的追忆[21]，他们缅怀传统和自然景致，希望通过旅游重新回到自然，寻找传统和记忆中的景象。在“西湖十景”景观重新编码时，紧扣其文化主脉，结合旅游者找寻记忆、回归自然的需求，力图再现诗文书画中的理想图景。苏堤上桃柳夹植、花红柳绿；曲院风荷景区叠山曲水、莲叶田田、荷香阵阵；柳浪闻莺景区柳丝摇曳、莺歌燕舞；花港观鱼景区百花竞放、锦鲤嬉戏……通过这些景观符号表达和对历史场景的模拟，应和其诗意景名，再现文本记载的“十景”记忆，也唤起游客意识深处的文化记忆；每个景点处保留或复拓的康熙御题景名碑、苏堤上治湖事略石碑、雷峰塔中再现造塔情景的《吴越造塔图》等是历史的标识，是那段历史记忆的见证，引发游者的怀旧体验和“思古幽情”的同时又凸显其历史真实性，满足游者探寻“真实”的心理诉求；传统的山水园林、重新修缮的亭台楼榭，种种遗留下来的人造景观，让旅游者感觉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感觉是在触摸已经逝去的久远年代的人和事，使游者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记忆再现。“十景”每一处都有故事、都承载着西湖的文化记忆，都能使游览者找到自己的记忆和地方归属。
“西湖十景”是时代变迁的见证，如今的十景传统与现代交织，雅致与世俗并具。栽种植物、花卉、凿池养鱼、圈林喂鸟等方式，使“十景”如诗画般的题名景观得到一定程度的再现；而传统需要继承，却不可将历史的时间过于美化而疏忽掉属于自己的时代特点。因此，“十景”内部具有西方园林特色的大草坪的铺设、供市民健身、娱乐的露天舞台的搭建、各种供游人休憩的景观小品的设置、品茗休闲、餐饮住宿设施的配备，都是现代休闲理念的体现，西湖真正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悠游娱乐的休闲天堂。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建构出的“十景”，通过人工营造的同名实景与引人遐想的虚景景名相结合，共同建构出“真实”的历史记忆中的“天堂”胜景，使其应和旅游者心中的各种想象，吸引着广大旅游者前来追寻记忆，寻梦西湖。如此，“西湖十景”这一复杂的景观符号系统得以完整的构建，西湖诗情画意般的休闲“天堂”形象也得以凸显，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广为流传。
四、结语
本文从符号建构视角出发，结合西湖景观文本对“十景”景观符号变迁进行历时性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一）符号建构视角下，“西湖十景”的形成、变迁过程实质上就是景观的符号化过程及其思想价值、文化记忆的传承和不断丰富的过程。南宋文人因景作画，将自身理想和价值情感转移至诗文书画中；又因画命景，使“十景”成为文人审美观照下理想山水的代表，赋予其深刻的符号内涵，最终形成由一系列景观符号组成的结构化符号系统，系统内各个景观符号完整而独立存在，景名是符号“能指”，“所指”是实物景观，景观符号内涵是“解释项”。后来“西湖十景”历经多次兴衰，但其每一次重建与变化，都是一次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叠加与融合，既传承了历史记忆，又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照，成为当下文人凝视的对象，景观符号的“解释项”愈加丰富；直至民国时期新兴传播媒介出现和近代旅游兴起后，“十景”在普罗大众中广泛传播，渗透进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成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阶段，最终形成承载着丰厚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的极富吸引力的景观符号体系。
记忆固化在物质形态的景观中，也凝聚在被书写的景观文本里。新时代的“西湖十景”尽皆废弃，景观文本成为文化和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在景观重建过程中，各建构主体在对景观文本进行解码，传承历史文脉的前提下，结合现代社会主流思想和旅游者回归传统与自然的新需求，建构新的景观符号来再现历史记忆。如流浪闻莺景区为了重现文本记载的“柳丝l地”、“黄鸟其间”的自然景趣，遍植柳树、新建“百鸟天堂”、闻莺馆等仿古建筑，既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再现又赋予新建景观符号以新的时代意义――现代休闲理念。诚如皮尔斯所言，“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一直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3]，也就是说，要解读符号的内涵意义（再现文化记忆），需要创造新的符号，而新创造出的符号又具有新的符号意义，带有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印记；那么理论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是可以被无限衍义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思想和旅游者新需求的产生会激发出新层次的符号意义，从而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意义循环，好比不断擦去纸上的文字再重新书写，旧有的痕迹未曾消逝，又加上新的覆写，最终呈现出所有消除与覆写的总和。
“十景”景观基本涵盖了西湖所有类型的景观形象要素，其变迁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西湖整体形象的演变形迹。文士精英们选取颇具典型意义的景点确立“十景”题名，承传了记忆中的西湖形象――自吴越国起兴盛的“东方佛国”以及白、苏笔下青妍秀丽、雅致脱俗的女子形象；又融入自身的情感和生活理想使西湖形象意境化，充满诗情画意；另一方面，西湖周边都市旅游兴盛，其女子形象靡靡之态渐显，逐渐成为满带风尘的绮艳名妓，西湖形象日益通俗化。西湖之上，士大夫文化与市民风俗相融，其形象由清幽到妩媚、由脱俗到绮艳，并伴随着明清时旅游大发展，由精英化到世俗化。民国时新兴传播媒介和近代旅游的兴起，更使西湖形象具体可感，而不再是诗词中描绘的、透着神秘气息的想象中的仙境；现代背景下的西湖是一个休闲天堂，是人为营造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记忆寻访之地，是雅俗共赏的综合性大众公园。事实上，“十景”景观的变迁、西湖形象的演变，归根结底是适应社会思想文化变迁和新时代旅游需求的结果，但其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文化形象本底，这也是西湖历经数百年变迁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最本质原因。
“西湖十景”之所以在景衰名存的情形下传承数百年，不仅在于其春夏秋冬各异、晴雨风雪情致别具的如画美景，还在于景观本身高度的诗化和人文化，其景观符号背后蕴含着某种文化、精神的终极价值――适情悦意、人景交融的理想生活图景和具有普世意义的审美观照；更在于“十景”于变迁中日益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的每一次修缮都是在承袭旧有文化记忆的同时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最终使“十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社会寿命”大大延长。历经变迁的“十景”是地方记忆的仓库，建构主体通过对景观文本重新解读，修复、重建景观符号所指以最大程度的还原充满诗意的景名能指，复活往昔的历史想象，满足现代旅游者缅怀传统、追求自然和谐的需求；“十景”又是一部涵义深厚的无字书，给阅读它的人留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多样的体验可能，这里传统与现代交织，雅致与世俗并具，文人精英文化与市民风俗交融，足以使基于不同需求的旅游者获得满意的情感体验，真正找寻到“真实”的记忆和心灵家园。“十景”这种人景交融的独特性和雅俗兼具的包容性使其具有无限的符号内涵和可持续的旅游生命力。
集称题名景观是中国普遍的文化现象，杭州“西湖十景”作为保存最完好、最具影响力的题名景观，其所具有的诗意景名、文人化山水、意境化景观形象及文化传承性是所有集称题名景观的共同特点。因此本文开辟的符号学建构研究新视角，对集称题名景观的研究具有普适性。另外在现实层面，集称题名景观是地方形象的标志，基本涵盖了全面的地方文化信息，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为地方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在地方形象建构时，可以尝试从集称题名景观着手，依循景观蕴含着的丰富地脉和文脉信息，挖掘地方文化和历史记忆，通过集称题名景观的修缮和重建，展现独特的地方“神话”。值得一提的是，在景观重新建构和形象建设过程中，既要植根传统文化，又要不断融入新的社会思想和时代特色，结合景观承载的时代记忆和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赋予景观符号价值理念层面上高远的意义，以使其具有广阔的意义延伸空间[22]，从而保持持续的旅游吸引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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