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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1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2
关键词：金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
引言：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演变为金融危机，其影响迅速波及全球，造成巨大冲击，让全球经济陷入了阴霾两年之久。此次金融危机引起了政府、组织、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密切关注，大家都在透视危机爆发的原因，寻求自我解赎的途径。因此我将从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分析，探讨我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措施。
1.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产生，但是其内在深层次的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长期积弊，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诱发的产物。
1.1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从而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①
1.2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英美推行，并随后在全世界蔓延。他们极力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坚决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要给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其失败的标志。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②”。
2.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2.1冲击我国金融业。首先，持有美国投资银行股份或债券的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债券大幅缩水。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放缓。主要是由于国外各商业银行缩紧银根所导致。再次，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中国股市的一蹶不振，几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资者信心受损，影响了整个金融业的经营环境③。
2.2减少中国出口贸易，就业压力突增。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其“消费过剩”矛头凸显。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随着危机的蔓延，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贸易顺差的的出口国而言，必然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困境。生产商担心存货过多，就会缩减生产，反过来又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④。生产的缩减又必将会对劳动力需求降低，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压力突增。
2.3影响投资热情与投资能力。从国内投资来看，金融危机一是会导致投资者投资热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会利用外资的能力减弱。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回笼资金，以套现应对危机。三是预期投资成本的上升，随着各国的救市措施的实行和危机的缓解必然导致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迅速反弹，使得投资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其影响和威胁仍然弥漫在中国的周围。因此，中国应从这场金融风暴中吸收经验教训，积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和活动具有的强大的监督管理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通过增加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固定资本的有序更新和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及其比例关系的调整，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⑤。
3.2加强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危险，注重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在中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中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⑥。
3.3有效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我国对美国经常项目保持多年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其中有上万亿美元债券。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对我国经济财富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搞活多边贸易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外汇储备的资本结构，减少美元比重，丰富币种。我国应当增加外汇储备中黄金的份额，达到保值的目的，适当增持黄金，降低美元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张燕生等.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8.3
[3]周慧兰、曹理达：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与教训[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9-20.
[4]郭田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和对策》《党政干部学刊》.2008第12期
[5]《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卫兴华：《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
②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8月15日。
③《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④《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3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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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4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 冲突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国际经济问题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提出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而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是90年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给出的结论可知，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商品、服务和资本等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量增加，及想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依赖性得到很大增强。随着自由经济的产生，国际经济纷争也不断出现，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更加剧了这种纷争，而出现纷争的国家主要为南北国家。大多数学者都提倡将国际经济秩序由目前的“权力导向型”，转化为“规则导向型”。塑造一个成熟秩序，不仅能缩短南北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更能防止国际经济秩序成为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秩序的出现将有效削弱强国对经济的操控力，并激发国家反力，也就是国家采取政府控制的形式加强对经济的操控力。有的学者也支持加强国家对其经济的维护力度。但采取政府控制的方式仅是从单方面反击削弱经济的方式，它的出现将对国际自由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还会增加与别国经济行为出现纷争的几率。由于国家采取政府控制经济而造成的国际经济冲突一般包括管辖冲突与非管辖冲突。
二、政府控制易造成国际经济冲突
因为政府控制而造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管辖与非管辖冲突，将会给国际经济贸易及其法规秩序产生重大冲击，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自由主义经济，但国家控制却正好会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法律手段也是保护国家经济的常见方法，但实行法律手段的过程中常会损伤别国利益，这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秩序要求。
政府控制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别国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管辖冲突与非管辖冲突都是由法律手段所引发。歧视作为其他国家关系中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必然会被消除。但事实上，经济关系永远都是暂时性的。同一时期的各个国家及不同时期的一个国家，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均在单边主义与相互合作之间摆动，尤其是双边协议、一般国际贸易标准和自由贸易及“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时。自由与限制将成为引发国际经济贸易冲突不可调和的主要因素。而导致管辖与非管辖冲突出现的真实原因则是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对本国经济的维护。利益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国际经济法中关于国家经济的条例大多数是为维护利益而制定。所有具有制度性质的产物，如为维护经济所提出的所有理论及概念，其最终目的不外乎增强生产力或维护一种特殊利益，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并不具备高于国家经济的权力。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利益全球化，全球化的内容仅包括市场与经营模式，因此经济全球化也并不代表国际经济组织、非国家化经济组织以及多边条约等可以起到协调各国、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各国经济公平发展的作用，因此不能要求国家向其让出经济。
三、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冲突两者间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经济冲突绝不仅仅是经济冲突，它的出现也代表着国家之间的法律政策冲突的出现。经济冲突是造成法律变化的根本因素，也是引发国际经济冲突基本原因及实质，国家体系及国家价值也会因这种冲突，而对法律进行修增。为了应对日渐增多的经济往来活动，及日渐炙热的经济冲突，政府部门希望由法律变化而产生全新的规则体系。
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法律反作用能够对国际经济冲突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依赖性在各国之间被逐渐增强，以法律的角度看，各国修增后的有关经贸法条不断走向趋同。同时多极化的出现有效增强了国际间联系。趋同形势下的国内法将会对减少国际经贸法律冲突产生积极影响。而冲突减少有利于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这样一来，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将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以经济领域的角度看，金融危机可能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因国家价值所引起的法律变化也主要是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冲突两者间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经济全球化显著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经济依赖性的增强，而增强后必然后对国家经济起到削弱作用，这也是对该国国家价值的一种侵蚀。这不仅会引发国际间经济冲突，并且，由于这个原因的存在，国家会利用法律手段将这种冲突实现单方面合理化及合法化。发展成熟的自由市场会更利于经济强国。而经济实力差的国家常会将国家利益作为理由，借此绕开市场，并使用法律及政策手段实行干预。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要求必须要制定适宜的法律法规解决频繁出现的国际经济冲突。实际上，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性在不断加强，国内法与国家法之间也形成了互补关系。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国际经济冲突，而就冲突自身而言，其在法律中是一种现象，它的存在能促进法律不断完善。
四、缓和国际经济冲突的主要策略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必然会出现。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经济冲突一定会频繁出现，即使统一实行国际经济法律体制，也不能很好的将其“消灭”。因此，当冲突出现时，缓和成了最佳方法。实行统一的国际经济法体制，即就是立法一体化，这个问题学者们争议很大。国际经济法体制的推行能直接降低国际法律冲突的出现几率。但是在制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及国家价值差异。另一种能够缓和国际经济冲突的方法为经济冲突法。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是经济冲突法出现的根本原因。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国都采取经济干预来影响本国主要起到自治作用的经济法的实行，并以此对他国经济政策起到限制作用，进而维护本国利益。就现在而言，经济冲突法依然只是一项单边活动，其对于国际经济冲突也只起到初步缓和作用。
五、小结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曲折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处在经济与意识相碰撞的时代，国际经济关系是常见的牺牲品。经济全球化需要实行公平、透明及高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该秩序的创建要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非国家国际组织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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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6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和集体经济，还对人们的理论体系产生冲击，使自由主义政策受到挑战。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次级贷款业务的扩张和美国房价下跌的现实引起，但从制度上来说，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质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导致的投机泛滥。无论是当前的救市政策，还是未来的风险防范，政府干预都将是必然选择。
2008年9月集中爆发了被称为“华尔街风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使得人们将之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
9月7日，曾占据美国房贷市场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9月21日，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至此，美国前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其它的金融巨头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告急；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接管；9月29日，美联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不仅意味着“华尔街模式”的覆灭，而且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市场的深刻反思。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贷危机“与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沃克斯曼(henry waxman)的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表示，他从自己的思路中“发现了一个缺陷”。格林斯潘说：“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它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经是神话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且史无前例的四次连任，历经四位总统。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了“零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奇迹。美国媒体曾经毫不掩饰的宣称：“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联储主席就行。”
由于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算”到他头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错在何处？他的错误对今天的危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投机与扩张--华尔街模式的本质
长久以来，以大摩和高盛为代表的一批从事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比从事储蓄和贷款业务的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独立投行，一直是华尔街的“形象代言人”。 他们以少量资金投入，通过杠杆作用，对各种衍生证券进行炒作，以小博大，极短时间内实现牟取暴利。在这样的模式下，风险也随着一次次交易进行而累计、扩大，最终爆发出来。
金融衍生产品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对冲”投资损失，或者说规避风险，但并不是消除风险，只不过把一部分人的风险转移到另一部分人头上。比如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就面临着居民违约的风险；为了转移风险，商业银行将这些贷款合同卖给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银行当然不能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它一方面将贷款处理成债务抵押债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全球投资者，让债券持有者来分担房贷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行创造出“信用违约保险”cds（credit default swap），让保险公司如aig等为这种次债提供担保。
金融衍生产品的另一个作用是投机和套利，炒家除了会投机升跌，还会投机波幅。在1995年时，衍生金融工具投机得到臭名远播。尼克·李森，巴林银行的一名交易员，造成13亿美元的损失，导致这家有数百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破产。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无法还贷的风险很高。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次贷购房者的还贷负担不断加重，同时美国房价下跌，使次贷购房者难以通过出售或抵押住房来获得融资，这样，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还贷。于是，房贷机构（商业银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贷坏账；“两房”、投资银行、全球各类投资者手中的大批次债由于失去偿付来源而大幅贬值，金融危机从此汹涌袭来。
“把钱借给能还钱的人。”是人类第一间银行大门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话。可是今天这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们竟集体把钱借给低收入者，投资银行给把贷款做成债券并且给予很高的等级，保险公司甚至为这种债券担保，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用心理学的一个规律解释：群体在做同一件事情时，个体容易丧失自我。于是人们相信：只要美国地位不变，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国定居，美国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价格总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还在，我的贷款就不会收不回来。
次贷危机之所以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金融衍生市场的高杠杆性。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以雷曼兄弟为例，从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资产负债表高达30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购买住宅和商业房地产贷款证券作支撑的后盾。而同一期间，雷曼只增加了60亿美元的股本--相对3000亿，可说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资产从极高位的24倍资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过来，如果投资总价值下降3%，那股东的权益便完全被销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义--格林斯潘拒绝监管衍生金融市场
既然认识到了衍生金融市场本身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家及投资精英可能利用专业知识和影响对其他投资者作出不当引导，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加强市场监管。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从而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声称，衍生品市场已变得如此庞大，并且难以理解。为了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加强衍生品监管。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场合发表演讲，格林斯潘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这一问题由华尔街自行解决。[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场的力量，相信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行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应该是自己机构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认为与个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预会是“邪恶的”。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信任并非毫无理由--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总是趋利避害。所以华尔街精英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把握好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场扩张的力量，一个人冒险固然不是明智之举，拉上其他人一起“摊薄”风险之后，人们的行为就要大胆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创新作为支撑，商业银行才一再扩大次贷业务；而投行有了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作为客户，金融创新之举也越来越多。当经济不再增长，资金链断裂，自然是一损俱损。
在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终导致金融风险爆发，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三、政策导向的变化--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仅是大量金融机构的倒闭、危及实体经济，还将改变经济政策导向。从格林斯潘“认错”来看，金融危机将促使人们重视金融监管，背离自由导向的市场原则。
自现代经济学产生的三百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曾频频指责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市场的优点非常明显，能够促进效率，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例，这次金融危机也是。
理论在现实面前总是虚弱的，尽管美国一再推销“让金融体系自己寻找平衡点”的自由主义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金融自由化的好处明显：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但坏处也是明显的：危机频繁并且代价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机面前，白宫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干预大旗：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向银行注资2500亿美元，同时为银行新债提供担保；10月21日，美联储表示，将动用多至5400亿美元，用于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短期债务，以扶持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关键支柱；推行从陷于困境的金融企业买入问题资产的7000亿美元计划；[4]等等。
美国政府这次市场干预的政策力度堪称历史之最，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首先，市场自由是相对的，比信奉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国家在经济中的职责，那就是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注重行业监管的力度，预防危机的发生--多数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对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贷危机不会扩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金融危机的关键是如何恢复信用，政府注资私人银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资金，而在于给出一个信号：政府将对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元本位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乃至灾难的风险急剧增加，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传递效应，这已是关系到我国金融战略和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时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制订政策、如何对待衍生金融市场，都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
参考文献
[1]引自《格林斯潘“认错”》，ft中文网，2008-10-24
[2]引自《希望，华尔街模式的消失》，扬子正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