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政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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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政策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 教育功能 困境 对策

教育是一种有意识的以人为直接对象的社会活动,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今社会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系统,表现为多元文化性。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会阻碍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对教育提出挑战。该如何破解它们,让教育发挥其应然的正向功能,消除其实然状态存在的负向功能呢?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研究回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进行尝试性探析,提出可能的应对措施。

一、教育功能的内涵及类型

(一)教育功能的内涵

“功能”一词来源于社会学领域,随后被运用于教育领域中。功能指的是一个事物系统具有的对其他事物发生作用的能力或根本属性。它是事物固有的,要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1]。教育功能在《教育大辞典》中被定义为:“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传授给新一代,促进其身心发展,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保证和推动社会发展。”[2]胡德海认为它是指教育究竟自身具有何种作用的问题[3]。杨育智把教育功能定义为:作为社会组织部分的教育在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作用或影响[4]。在许多学者看来,教育功能回答的是“教育是干什么“的问题;同时不少论者认为教育功能不是仅限于其正向功能,而且包括负向功能在内。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教育功能是教育系统自身具有的对其他事物产生的一切作用或影响的属性。它是教育的属性,在与其他事物联系中表现出来,具有多维性。

(二)教育功能的类型

教育功能按照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类型。我们认为既然教育功能为教育本身的属性,那么对教育功能进行分类就理应站在教育立场和视角,而不是用其他标准强加到教育上。叶澜认为,教育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关于“影响”包含“正”和“反”两种可能存在的影响[5]。不是所有教育活动都能产生与教育目的相适应的积极影响,教育功能就有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同时教育是以人为直接对象的,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因此,教育功能又可分为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教育是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社会活动中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对教育总会有一定的理想期望;然而现实教育与理想教育不会总是一致的,因此,教育功能表现为应然功能与实然功能。教育正向功能是教育的应然功能,是教育理想目标的实现,对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教育正向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在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教育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多元的,教育处于困境中。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一)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抗拒

社会中的人群是划分为不同文化圈的,而不同文化圈的价值观念也不一样,各种不同文化圈往往具有绝缘性,从而形成一个个封闭的观念王国。在一个文化圈看来有价值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圈看来则可能不屑一顾。社会越落后,文化圈较小,视野越狭隘,教育价值观就越难取的支配地位[6]。地理位置上看,世界上有亚洲文化、欧洲文化、非洲文化、美洲文化等;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特点表现为不同的族群性文化;关于族群性文化,尽管强调追求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与集体记忆,会成为一种“排异”的过程,不可否认历史文化等族群性因素作为一种已经存在的力量正深刻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族群性文化并不能轻易抹杀,而是要更加妥当地处理。就是同一个学校在不同班级,同一个班级不同时间段,同一个班不同小组之间也会形成文化差异性。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们都确实存在并且影响文化圈内的每个人的思想行动。这些文化圈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绝缘”甚至抵制现象。这对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会产生不利影响,是推进新时期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不良社会因素的干扰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样的命题,说明教育确实与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生活与教育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能量交换,社会中的一切因素都可能输入教育领域,对教育产生一定影响。胡德海先生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与子宫一样,教育系统不仅从其母体系统即社会获得全部新陈代谢所需的呼吸、营养、排泄条件,而且母体系统释放在血液中的‘激素’,如教育方针的调节控制”[7]。可见社会不仅提供教育所需的条件,而且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当今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领域,更渗透在文化、价值、观念中,各种主体,集团、阶层都有各自的需要利益。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观念都程度不同地侵入教育领域,对正常教育发展产生了干扰,影响了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如教育产业化倾向问题、上学无用论、学术抄袭现象。

(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失调

根据的观点,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部分对整体有重大影响,当部分以合理结构组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就会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那么,可以知道部分组织是否优化合理平衡对整体功能的发挥有重要影响。教育三大类基本要素在活动中的不同具体构成和不同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具体教育活动,而不同层次具体教育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构成了教育系统[8]。构成教育结构的各部分、各要素都具有各自的功能,教育结构的整体功能并不等于这些部分、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有机组合的整体效应。整体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结构组合是否合理,是否优化[9]。

多元文化社会的主体多元、价值多元特性,使得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并表现为一定形式反映在教育领域。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有亲密关系,同时教育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社会上的文化冲突表现在教育领域又是另一种情形,带有教育自身特性。当我们走出书斋,走进学校,深入现实课堂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会使你大吃一惊。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否真如我们认为的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呢?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静悄悄地相互对抗,其实质就是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还有教育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教育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问题,都是不同文化取向碰撞冲突的表征。具体层面上,又有了课程内容的编排问题,教育媒介工具设施的使用问题,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适应问题。

三、促进教育发挥正向功能的对策

面对困境与挑战,为发挥教育的正向功能,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努力,以期实现教育正向功能。

(一)创造条件增进不同文化圈的交流

不同文化圈处于不同时空节点上,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接触、影响的机会和条件,加剧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排斥”现象。正是由于缺乏交流、接触才使他们产生相互排斥、抗拒,因此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他们相互了解,学习交流,增强信任感。不同区域文化圈之间可以通过定期举办跨区域文化交流会,人员相互流动的形式加强交流;而不同国家则可以互派留学生访学,合作办学,在国外举办文化年;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我们要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加强交流;同样在班级中经常会出现小群体,这些小群体的存在对班集体建设不利,我们应该主动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的同时用集体的教育力量感染他们,多进行集体性团队活动让他们逐渐融入班级。我们创造条件增加交流不是为了进行文化的集中划一,而是增进彼此了解,达到文化认同,避免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化冲突目的。

(二)为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无时无刻不受社会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正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不良社会环境不但影响家庭教育的正常进行,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胡德海先生的子宫与母体的形象比喻说明社会各个方面都通过一定途径输入到教育领域对教育产生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影响。多元文化时代,社会又处于转型期,各种价值观涌现,通过不同渠道流向教育领域,对教育功能的发挥产生一定影响。要想让教育功能得到良好发挥,不得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因素;教育功能的发挥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国家、社会、媒体、公民、团体组织对教育功能的发挥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应该举各界之力共同创造教育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要净化教育生存的社会环境,防止不良因素侵蚀教育,为教育正向功能发挥提供有力的外部条件支持。

(三)合理优化调节教育内部结构

部分(要素)的合理优化组织对整体(系统)功能的发挥具有重大作用;结构的组织不合理甚至混乱,对教育整体来说则是致命打击。教育功能要想得到最大化发挥,必须对教育结构进行合理优化组合,以合理组织构成的教育系统其功能将大于教育各部分功能之和。面对多元文化对教育内部的冲击,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时刻注意协调好教育要素间的关系,对教育结构和关系的处理要秉持统筹全局、平衡优化和整体着眼的理念,不能偏执一端或者顾此失彼。如教育主体间关系,教育内容选择组织,教育物资的配备、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关系、教育行政管理与教育教学工作的关系等。

总之,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教育功能的发挥不仅是自身的机制性问题,而且需要教育外部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支持。只有综合多方面努力,才能为教育正向功能发挥提供全方位保障。

参考文献:

[1][4]杨育智.论教育功能[J].当代教育论坛,2011,(6):21-23.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7.

[3]胡德海.论教育的功能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4-10.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 政府预算; 公安经费; 财务管理

政府预算是政府为了有效实施公共管理、增进公共利益,按照特定程序对未来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所需资源和可用资源所作出的经权力机关审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计划,其改革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公开性将直接影响到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公安机关作为政府预算部门之一,是政府预算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随着政府预算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安经费预算必然受到影响,其经费保障工作也将面临重大考验。

一、公安经费预算及其保障工作的特殊性

(一)项目经费预算不可预测的程度高

公安机关的建设项目大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如警车涂装、派出所外观形象改造、社会治安综合防控建设等,尤为突出的是,部门预算在执行中增加较多,如大型会议项目、警用车辆、刑事技术装备购置等。一般上年没有计划,属于临时增加预算,基层在编制部门预算时缺乏可靠的依据,主观判断的因素多。由于增加预算难以获得批准,以致执行中超出部门预算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使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经费保障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

(二)对突发性的应急保障要求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空前活跃,使得一些社会矛盾突出,如因企业改革、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医患纠纷、刑事、治安案件诱发的增多,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公安应急储备物资保障是有效应对新时期和各类突发事件的物质条件,应急储备物资调运工作是提高公安机关应急处突能力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建立应急物资准备金制度,保障紧急情况下公安经费、装备物资的需求。如:从规范制度入手,明确规定应急物资储备的品种、数量,应急物资更新、补充的年限,应急物资装卸、搬运标准等,保证处置突发事件时各类警用物资数量充足、品种齐全,警用装备配备优良,运输车等车辆状态良好,努力提高各类应急储备物资管理规范化水平,以适应处置各类和突发性事件需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

(三)公安机关预算情况异常复杂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框架的逐步确立,各地均已实行部门经费综合预算,它要求部门在预算编制时必须充分考虑所有的收入和支出,但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一是由于公安机关经费使用不确定因素较多,使得年初综合预算难以做全、做细;二是由于财政给公安机关下达预算时基本还是按照一般行政机关预算项目安排分“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一般专项项目经费”三块,没有按照公安机关履行职能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单独安排如办案经费、特别业务费等支出项目,使得公安机关的特殊工作经费难以得到财政有效保障;三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支脱钩”,按照现行部门预算机制,财政机关在安排公安机关的经费时,仍然存在“以收定支”、 “收支明不挂钩暗挂钩”现象,难以考虑公安机关的实际需要。可见,公安机关自身的特殊性加大了其预算情况的复杂性。

(四)公安机关办案成本逐年增加

随着执法规范和便民、利民措施的陆续出台等因素的影响,公安规费执收范围逐步缩小,执收标准逐年降低,而办案成本却逐年增加,使得各级公安机关实际可用资金明显减少,特别是随着规费收费项目的取消,预算外收入逐渐 “退位”。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层公安经费投入大量增加,公安经费的财政保障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要求较高,手续繁琐,支出面狭窄。根据分类负担的责任规定,中央的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并且严格规定专款专用。业务装备经费的使用在实际操作中较容易掌握,易于做到专款专用,但办案经费的专款专用难以操作。日常运行经费和办案业务经费是交织在一起的,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如同为交通费和会议费用,如何区分出哪些是日常运行经费,哪些是办案业务经费?而且,基层公安机关的所有事务与办理案件、治安管理和服务群众有关,若人为地加以区分,必然要增加工作难度,加大公安机关办案成本,也牵制了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基础设施建设欠账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近两年,各地公安机关以开展“三基”工程建设为契机,积极筹集资金,切实加强基层所队基础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基层所队硬件设施较为薄弱的状况。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地方财政多年来在基础建设方面鲜有投入,所以很多地方公安机关采用补贴经费的方式推进基本建设,要求基层所队自行配套相应建设资金。与此同时,一些基层所队如派出所、刑警中队等,为了提高评定等级,在规范化建设中自我加压,基础设施建设起点高、功能全。特别是一些地方改建、新建的派出所,贪大求洋,建设超标,造成工程欠账较多,给派出所的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二、政府预算改革对公安经费保障工作的影响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信贷市场 实体经济 美国货币政策 溢出效应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外部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流动性水平的影响日益显现。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新开放条件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这种“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传导与不同汇率条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密切联系。在“后危机时代”,主要外部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钞国,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对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实证研究了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和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溢出性影响,但在不同的汇率条件下,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余下部分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文献回顾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1963;Fleming,1962),一国货币供给变化可以影响他国的主要经济变量。在固定汇率制下,A国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贸易伙伴国B国外汇储备增加和货币发行增加,流动性膨胀;而在浮动汇率下,A国货币供给增加会造成A国利率下降和货币贬值,加剧A国资本外流到B国,造成B国流动性膨胀且货币升值,净出口减少,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影响。根据Obstfeld & Rogoff(1995)、Corsetti & Pesenti(2001)等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模型,A国的流动性增加还会造成世界利率下降,这对于资产价格上升具有推动作用。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价格上升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造成信贷的扩张。

具体到货币政策指标间的溢出效应问题,Frankel和Rochett(1988)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的扩张可以降低世界利率水平,但美国货币政策扩张带来的支出转换效应则没有得到一致的预测结果。Grilli和Roubini(1995)发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指标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冲击有显著的响应。Canova(2005)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也会引起拉美国家货币政策指标的显著响应。Kim(2001)认为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美国货币政策对哪一个国家有指向性的冲击,而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有明显的冲击。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检验

本文在这一部分使用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出和信贷供给的溢出效应。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这是因为我国在1998年对货币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改变了货币政策对信贷投放的规模控制。

中国的信贷供给主要受到实体经济产出与利率的影响。本文使用银行体系人民币贷款总额代表信贷供给水平。为保证数据可比,本文使用CPI对信贷供给进行了价格调整,并对贷款总额取对数,得到信贷变量loan。经济产出水平使用可比价GDP的对数序列y表示。利率水平使用经时间加权和价格调整的贷款利率i。美国货币政策操作采用联邦基金利率(FF)指标予以衡量。以上的中国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美国数据来自美联储和OECD数据库。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使用ADF方法、PP方法和KPSS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各种检验的结果均显示,产出序列(y)和信贷序列(loan)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而KPSS检验的结果,我国实际利率序列(i)和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FF)为I(0)序列。一般认为,ADF检验和PP检验对小样本数据的检验效力不如KPSS检验。因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为I(0)序列。

(三)协整检验

中国产出变量(y)和信贷变量(loan)均为1阶平稳过程,可以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见表2。协整方程有截距无趋势项、自回归无趋势项。在选择滞后期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用有限期VAR模型代替VARMA(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根据AIC、SC、HQ准则,以及LR、FPE指标,确定VAR的最优滞后期为4,则Jonhonsen检验和VECM模型的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显示,y和loan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于是,就可以估计相应的VECM模型。其中向量,C为截距项,为差分向量,为根据误差修正方程得到的修正项。

(1)

对方程(1)进行估计,误差修正方程的结果如(2)式,VECM模型结果如(3)式所示,Coin为误差修正项:

(2)

(3)

本文发现FF增加对中国信贷增长

(loan)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实体经济增长y则有显著的负影响。这个结论符合Redux模型等新开放条件宏观经济学模型所得出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政策对他国流动性产生正向影响,对他国(比如贸易伙伴国)的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

然而,考虑到2005年7月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我们有必要对2005年第2季度以前的样本进行研究。实际的估计结果如(4)式所示。

(4)

该结果符合本文的预期。在汇率稳定的条件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均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有所降低,只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这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在固定汇率下,一国货币政策对贸易伙伴国的流动性和经济产出均有正向影响的结论。

在(3)式的系统中,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不是内生变量,不能直接在Eviews中求解其脉冲响应函数。因此,本文在Matlab的Simulink环境下模拟联邦基金利率对中国信贷规模和经济产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图1可知,中国贷款规模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单位冲击有一个负向的响应,在很长时间内才逐渐消失。而中国经济产出规模对联邦基金利率有一个短暂的正向响应,然而很快消失。根据(4)式,使用1998Q1-2005Q2的样本期进行模拟的结果见图3和图4。

由图3、图4结果可知,2005年以前,中国信贷规模和经济产出规模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单位冲击均有长时间持续的负向响应。这说明在2005年汇率改革以前,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产出和信贷供给均有正向影响。2005年以后的样本会对实证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的原因是2005年以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加频繁,而且趋势变化更加明显。

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整个样本期内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但在2005年第2季度的汇率改革以前,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则具有正向影响。这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新开放条件宏观经济学对于不同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判断。另外,美国货币政策在整个样本期内均对中国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仍然存在,美国仍可能通过再次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因此,全球流动性进一步膨胀的风险犹存,仍需要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动向进行持续监控,以积极应对。

另外,不同汇率条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中国的流动性水平和实体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双向波动现象。这反映目前国际游资的流动方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既可能通过流动性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同时也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需密切关注其对中国经济的最终影响。

参考文献:

1.Canova,F.. The Transmission of US Shocks to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Vol.20

2.Corsetti, G. and Pesenti, P., 2001, Welfare and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6

3.Frankel,J. and Rockett, K., 1988,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When Policy Makers Do Not Agree on the True Mode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4.Fleming,J.,1962,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R]. IMF Staff Papers,9

5.Grilli,V., Roubini, N..Liquidity and Exchange Rates: Puzzling Evidence from the G7 Countries. Mimeo,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6.Mundell,R.,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思想政治 和谐社会 农村 挑战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失衡与脱节也在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谐社会要求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给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人任务,其迫切性空前突出。

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下,我国农村各县工作的开展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进行开展,这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收到了极大的忽视,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跟得上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突出的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工作对象更加复杂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比较单一,即都是农民这一群体,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这一群体本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这种分化导致农民群体变成了若干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以学历、财富、职业为典型特征,虽然从身份层面来看依然是农民身份,但是不同阶层的人群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有了更多的不同。工作对象的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思想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工作环境更加恶劣

工作环境恶劣也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又一挑战,这里的工作环境不是指的物质环境层面,而是指的精神环境层面。在市场经理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农村居民的道德观以及价值观同样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已经在很多农民身上带有普遍性。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以及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扭曲与异化带给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挑战性。

3.工作基础更加薄弱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坚实的基础条件的支持,这种基础条件目前在农村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是群众基础的薄弱,农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背景下,农村已经呈现出空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农村地区都只剩下了一些老人以及儿童。另一方面就是农村思想政治队伍基础薄弱,很多农村地区已经没有了专业或者兼职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进一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1.重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观念是行动的前提基础,面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以及新挑战,政府应从观念层面有一个高度的认知,加深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或者借助各种培训活动的有效开展来加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观念层面的重视反映到实际中就是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这对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提升而言,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注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样化

工作对象与工作环境的变化对于农村思想政治的开展是一个重要的冲击,针对这种情况,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应更加灵活,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在建立在对农村实际情况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还是工作指导思想的制定都应立足于农村的实际情况。思政工作的具体开展应随时而变,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特点进行多样化的设计与开展,这样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3.加强农村思政工作队伍的建设

建立一支工作能力强,职业素养良好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已是应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应进一步的充实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通过政策方面的设置来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加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与此同时,对于现有的农村思政工作人员应加强培训,通过不断强化的培训来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将会为农村思政工作的开展夯实队伍基础。

农村思政工作的改进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这更加要求农村思想政工作的开展迎秉承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工作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思政工作路径。

参考文献:

[1]郭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J].求实,2010(5).

[2]李红妹.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J].老区建设,2009(10).

[3]杨思璐.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4).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21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231006)

作者简介:张水波(1968-),男,河南兰考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与国际工程合同管理;康 飞(1986-),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项目经理胜任力。

摘要:在相关领导力与胜任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理论模型,对其操作化测度维度进行了刻画,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可以分为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和认知四个维度。

关键词: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3-0073-05

Analysis of Measurement on Project Manager’s Competency

——Model Construction and Validity Test

ZHANG Shui-bo, KANG Fe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ject manager competenc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dership and competency, with their measuring dimensions depicted. In addition,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for validity test. The results of validity test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good fitness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the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were confirmed. The project manager’s competency was comprised of four dimensions, namel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charisma,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gnition.

Key words: project manager; competency; validity tes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1 引言

项目经理是影响工程项目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项目团队这个临时性组织的最高领导,其要对整个项目的绩效负责,保证项目满足质量、成本、工期、安全的要求,最终达到业主的满意[1]。但工程项目具有内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需要来自多个组织的专业人员的共同合作,由此对项目经理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需要其具备一系列的胜任特征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胜任特征(competency)是指与卓越的工作绩效相联系的个体潜在特征,包括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和动机等。这个概念最早由McClelland正式提出,用于取代传统的智力测验。1982年,Boyatzis将胜任特征的概念应用于管理工作,使之迅速普及。作为管理人员中的一个重要群体,项目经理应该具备哪些胜任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其认为项目经理应该掌握的技能和具备的素质,Pettersen更是对优秀的项目经理应该具备的特征进行了文献综述,给出了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总体轮廓,如决策技能、沟通技能、人际技能、谈判技能、大局观、灵活性、适应性、正直、专注等[2]。Cheng等通过行为事件访谈法,归纳出优秀项目经理应该具备的12项胜任特征,包括成就导向、积极主动、信息搜寻能力、关注客户需求、影响力、自信、团队合作能力、团队领导力、分析思维、概念思维、自我控制能力和灵活性等[3]。Fisher通过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法得出项目经理在人员管理方面应具备以下6项关键胜任特征,包括行为特征理解力、领导力、影响力、真实重要行为、冲突管理能力和文化意识[4]。

在国内,施骞对项目经理需要具备的领导素质和软技能进行了调研,发现责任感、积极主动性、自信心、口头沟通能力以及关系协调处理能力等特征对于项目经理最为重要[5]。潘晓丽、廖奇云和任宏根据项目经理的工作内容,将其能力分为现场管理、人际促进、风险管理和项目控制等九个部分[6]。强茂山和阳波通过问卷调研和访谈的方式,得出了对于项目经理最为重要的12条资质要求,包括领导能力、沟通技巧、人格品质等[7]。齐晓、黄吉欣和方东平对项目经理领导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只有在任务管理和人员关心两个方面都同时表现良好的项目经理才能最有效地保证项目绩效[8]。吕文学和宋俊认为较好的技能、较高的情商、高尚的个人品格和对项目的热情是项目经理成功领导的支撑要素,具体体现在沟通能力、冲突解决能力等方面[9]。丁荣贵强调了心态对于项目经理的重要性,指出技术专家出身的项目经理要在关注人员、追求满意、管理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10]。崔彩云和王建平则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将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分为组织领导能力、个人素质、目标管理能力和基础知识技能四个方面[11]。

然而,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识别、评估、比较以及与项目特征的匹配性等方面,对胜任特征的内部结构及其操作化度量的探究明显欠缺。因此,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对于项目管理绩效的实际贡献并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这不仅制约了项目经理对于项目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揭示,也使得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训工作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概念界定,开发其测量量表,并通过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定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结构维度和具体指标。

3.3 统计处理

对于量表信度的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法和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法(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处理工具为SPSS 20.0;对于效度的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处理工具为AMOS 7.0。

4 数据分析与讨论

4.1 信度分析

为检验维度下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对其进行信度分析。理论研究表明,若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则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是一个可靠的量表。对于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若大于0.2,则是一个可接受的量表。表2展示了对量表进行SPSS分析后的Cronbach's α系数和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的数值。分析结果显示,4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都在0.7以上,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也都大于0.2,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2 量表信度检验

4.2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用来检验测量题项是否能够真正地测量出所需测量的潜在构念的真实含义,反映的是潜在构念与测量题项的内在联系。一般而言,效度可以分为三种: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内容效度是指构成量表的项目集反映整个研究主题的程度,其检验方法是邀请该领域专家对编写的全部题项逐个进行评议,以检查题项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效标关联效度是指题项的测验分数和外在效标之间的符合程度,若两者相关性很高,则表示效标关联效度高。建构效度是指测验能测量到理论上的构念的程度,其可进一步分为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收敛效度是指同一构念的不同测量题项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区分效度是指不同构念的测量题项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调研问卷设计过程中,经过专家小组的多轮讨论和修正,保证了测量题项的内容效度,并且由于问卷并未引入外部效标,因此测量工具效度检验的关键在于建构效度的分析。对于建构效度,通常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

(1)因子分析条件检验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各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测量工具的建构效度进行检验之前,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考察其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KMO值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统计值显著性Sig值小于0.05,才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SPSS软件计算相应统计值,结果显示量表的KMO值为0.863,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Sig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数据可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2)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主要是通过分析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以判断模型是否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研究选用最大似然法作为参数估计的方法,并选用CMIN/DF、SRMR、GFI、CFI以及RMSEA五个指数对模型拟合度进行评鉴。CMIN/DF是卡方自由度比,其数值小于3.0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SRMR是标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反映的是理论假设模型的整体残差,其数值低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GFI指数是拟合指数,表示假设模型可以解释观察数据的方差与协方差的比例,其数值高于0.9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CFI指数反映了假设模型与无任何共变关系的独立模型的差异程度,其数值高于0.9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RMSEA是近似误差均方根,其数值低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17]。

通过AMOS软件绘制测量模型,对其进行数据拟合,并根据修正指数MI对模型进行小幅修正之后,最终获得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的相关统计值,如图2和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量表的拟合度指标均符合相关阈值要求,与数据拟合良好,说明了理论模型的结构合理性。并且,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0.72~0.85,p

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可以计算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以表征量表的收敛效度。AVE反映了潜在构念可以解释测量题项变异量的比值,其数值越大,表示测量题项越能有效反映潜在构念,当AVE值大于0.50时表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通过计算发现,4个维度下的AVE值分别为0.635,0.637,0.647,0.609,均超过0.5的阈值,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表3 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统计值

对于量表区分效度的检验,通过比较各维度间完全标准化相关系数与所涉及各维度自身AVE的平方根值大小来获得,若模型中任何一个维度的AVE均方根值都大于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则表明各维度间存在足够的区分效度。表4展示了量表各维度间区分效度的检验结果。其中,位于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各维度的AVE平方根,非对角线上的数字则表示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4可以看出,量表各维度的AVE均方根值都大于其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4 量表不同维度间区分效度检验

5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当前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提炼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集成模型,以此进行量表开发与问卷调研,并使用样本数据对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包含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和认知四个维度的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模型是一个具有统计有效性的模型。这不仅对工程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训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也为揭示项目经理素质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或其他中介变量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Yang L R, Huangb C F, Wu K S. The Association Among Project Manager's Leadership Style, Teamwork and Project Succes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 29(3): 258-267.

[2]Pettersen N.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1,9(2): 99-104.

[3]Cheng M I, Dainty A R J, Moore D R. What Makes a Good Project Manager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15(1): 25-37.

[4]Fisher E. What Practitioners Consider to be the Skills and Behaviours of an Effective People Project Manager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1,29(8) :994–1002.

[5]施骞.复杂环境下项目经理的领导素质与技能研究[J].项目管理技术,2006(9):21-23.

[6]潘晓丽,廖奇云,任宏.国际项目经理职业资格标准的研究与应用[J].建筑经济,2005(9):31-36.

[7]强茂山,阳波.项目经理的资质要求初探[J].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和总承包,2005(1):38-40.

[8]齐晓,黄吉欣,方东平.建筑业项目经理领导有效性研究[J].建筑经济,2006(11):63-66.

[9]吕文学,宋俊.项目经理的领导力要素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3):35-39.

[10]丁荣贵.项目经理的心态[J].项目管理技术,2005(2):49-50.

[11]崔彩云,王建平.建筑工程项目经理胜任力模型研究[J].建筑经济,2012(11):28-30.

[12]Dulewicz, V, Higgs, M J.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s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J].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5, 20(2): 105–123.

[13]Goleman, D. What makes a leader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 82 (1), 82–91.

[14]张伟明,夏洪胜.魅力型领导、下属的信任与团队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8):109-112.

[15]董临萍,吴冰,黄维德.中国企业魅力型领导风格、员工工作态度与群体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0,7(10):1484-1489.

共享经济政策范文6

摘 要 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监管问题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讨论热点,国内外学者针对宏观审慎监管各个方面已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针对国内外学者对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的不同观点做归纳评析。

关键词 宏观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综述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学者对未来理想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基本达成一致:在微观审慎监管基础上,成立公正的主导监管机构,以系统性风险为管理核心,明确监管对象以维持金融机构和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并在兼顾各项经济政策的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相配套的政策机制,实现金融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

一、宏观审慎监管主导机构

由于中央银行在职能定位、管辖范围和政策工具上有优势,因此可考虑由各国央行作为主导机构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李妍(2009)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支付清算作用以及最后贷款人功能赋予其金融系统风险管理者的重要角色,赋予央行对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监管权是必要的。Larry.D.Wall(2010) 以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分离出澳大利亚宏观监管职能却没有减轻联邦银行研究有关宏观监管相关问题的任务作为例证,说明从央行分离出宏观监管是没有意义的。

学术界呼吁建立凌驾于央行和三会之上的监督管理机构,具体则有合并央行三会以及重新建立专门协调研究宏观监管的机构两种观点。杨海平(2010)认为央行与监管部门合并可实现一个监管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他认为在央行内部可成立类似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金融稳定部门负责研究有关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监管对象、监管策略等详细规划。宋家生(2010)主张增设独立于央行三会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对我国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问题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并做出决策,同时注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并监督和评价中央银行、各监管机构的实施情况与效果。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策略和方式

宏观审慎监管针对金融系统所隐藏的风险作分析并及时提出预防和治理措施,其监管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思想、相机抉择以及基于规则上。

白川方明(2010)提出的两个维度观点得到广泛认可,一是要关注特定时间点的跨行业风险,提出宏观审慎监管要关注各项资产的收益风险相关性避免风险的传染。二是重在分析风险的未来走势,持续关注特定产品、机构、市场的风险累积状况以及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情况。

此外,现有的宏观审慎监管策略主要集中在逆周期操作上,在相机抉择的基础上缓解周期性波动。朱美玉(2010)主张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进行压力测试,对资本充足率和银行拨备水平和负债率进行逆周期的硬性监控。在扩张期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衰退期降低要求,以高补低。谢亚(2010)提出了“横截面监管”,即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机构、不同的金融产品甚至不同地区在既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差别对待,具体表现在对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波动范围和基础差别规定。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联和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在执行机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上与宏观经济管理关系甚密,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时容易与其他经济政策产生矛盾和对抗。

对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谢亚(2010)指出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的使用工具和管理上在某种程度上相同,例如资本充足率、负债率、拨备水平等风险管理工具和衡量标准。而前者主要是针对系统性风险水平对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资本管理,特别是重要性的机构和产品。后者则是依据某项准则如BASEL协议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对金融机构要求统一资本标准。他认为宏观监管应在现有微观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有效地宏观审慎监管还需要一个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及健康的经济金融环境为背景。王振中(2010)提出完善央行、财政部甚至国务院之间的信息互动共享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对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在内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刘仁伍(2010)建议我国建立起包括国务院、中央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各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以促进宏微观监管信息可以及时全面的流动和共享。

四、明确宏观审慎监管对象和范围

宏观审慎监管的历史提出是为了分析和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负债率、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水平的检查和测试识别系统累计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0)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对这类对象可以考虑调整其风险资产的权重要求其具有较高资本充足率和风险集中度,并通过改进其风险计量和控制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而英国金融服务局于2009年3月公布的《Turner》报告提出应进一步思考金融创新和信贷证券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指出完善的监管范围应该包括场外经济主体的特定大量交易行为以及离岸金融活动。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前沿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术界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框架、策略以及方法的研究上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从具体操作角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证模型,计量方法和评估指标等还远未成型,在这个领域还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川方明.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中国金融.2010(4):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