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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1
［关键词］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征收管理制度
1前言
对于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存在一些问题，无法确保政策推行足够顺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长久发展。所以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要选取科学的方式加以优化与整合，尽可能地增强绿色财政收入政策的推行效果，调整实际工作情况，通过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工作，带动国家绿色产业持续化运行，取得更为理想的税收管理效果。针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下是笔者给予的相关信息和建议。
2绿色产业发展概述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水平快速提升，时常会产生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的情况。随着全球化环境问题逐步增多，绿色环保长久发展是重点内容，现阶段环保类的产品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环境节约资源的开发，可以说绿色产业逐步和社会范围接轨。针对绿色产业，重点是存在于生产环节、运输环节以及消费环节中，通过绿色无公害和环保科学技术，实现社会资源的节约目标，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生产的优质化格局。即便最近几年，我国已经取得绿色产业的管理成效，然而在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出现背景下，我国加大力度关注绿色产业的发展，实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要求绿色产业在实际生产期间做到资源节约以及控制环境污染，以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为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绿色产业是在实际的生产与运行和消费过程中，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促进企业发展，由此给人们提品与服务的高效率部门。然而，绿色产业发展时间比较短，可是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促使部分企业过于追求效益，破坏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因此政府要转变经济管理模式，通过集约管理方式替换以往的粗放管理方式，促使财政去收得到更多支持，继而把企业零污染持续化的发展优势转为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手段。
3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表现出诸多问题，主要问题如下。3.1缺少绿色工业以及绿色农业支撑，税种问题显著。在实际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没有石油和绿色农业以及绿色工业的发展情况提供条件支持，形成的政策内容表现出不足。第一个层面是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没有结合农业发展要点进行政策补贴与投资，无法保证绿色农业，朝向良好的方向转变。第二个层面是绿色工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绿色工业的发展倾向优化与编制优惠政策，无法提供优惠方案，阻碍绿色工业前进与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表现出显著的税种问题，即便我国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作业，然而实际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工作时间比较短，不能在有限时间内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无法保障全面性，进而产生政策推行的问题。另外，税种政策规定的内容不够完整，不能在推行期间带动绿色企业前进发展，减小政策推行的效果，甚至阻碍绿色环保时代顺利发展。3.2征收管理制度不够完整，政策宣传不够广泛。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没有及时设置完整的征收管理方案，对应的管理制度不够完整。第一个层面是在实际的征收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没有设置全面的监督工作流程，在实施工作上表现出随意性，不能切合实际的控制征收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在具体工作中缺少完整的漏税与偷税有问题处罚制度，不能时效性的管理好偷税以及漏税现象，无法适应政策推行的需求要点。除此之外，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广范围比较狭隘，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政策宣传制度，无法借助多种宣传手段与宣传途径等指引相关企业对税收政策进行了解，这样企业管理者不能全方位了解政策内容，无法结合优惠政策的要点，引进生产技术以及设施，势必会引起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的滞后性，无法保证在社会发展中贯彻政策推行，继而影响企业长久运行与发展。
4完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存在主要问题的策略
4.1增强对绿色产业以及工业的支持，打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基础。对于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应该加大力度对绿色工业以及农业进行支持，结合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需求，落实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确保高质量达到工作目标。对于绿色农业的发展，要进行政策补贴支持，适当增加农业补贴的农民产值，强化金融投资，保障给绿色农业的生产与经营提供资金支撑，构建相对完整的资金链。并且科学增加绿色农业生产期间设备的补贴，保障能够结合绿色农业的发展需求建设工作设施，提供补贴支持。在此期间，要确切对补贴比例进行划分，针对性进行工作，通过足够的资金扶持绿色项目开展，体现绿色农业生产的规范性。除此之外，绿色工业发展期间，立足于绿色工业的发展理念，贯彻优惠政策，提供对应支持，通过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手段，引导工业领域引进绿色技术，促使绿色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得以提升，调整目前工作情况，为绿色工业的持续发展做好铺垫。4.2增设与完善税种，处理税种问题。因为现阶段我国在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取得的成效不够显著，因此在实际的政策推行期间，要主动开发新的税种，重点对环境进行保护，确保依托新税种的优势带动绿色产业发展。科学增加新税种，立足于环境保护与环保节约的要点，目的性设置税种，针对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有的排放与水污染现象，结合具体情况增加水污染税种，全方位检测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水是否达标，尤其是关注污染物指标以及有毒物质含量指标。并且增设多个级别的税率检查标准和污染税起征点，由此控制污水排放数量，保证实际生产期间水资源处理成效以及绿色生产标准相适应，实现预期的转型目标。或者在建筑管理中产生的噪声污染情况，增加噪声污染税种，不只是能够控制噪声污染问题，还可发展绿色生产的促进体系。与此同时，完善现有的税种条款，以增加新税种为前提，全面思考政策是否存在不清晰的情况，确定税种调整的内容足够合理与科学，带动政策顺利推行。对于环境资源税种调整，适当增加征收对象，把非矿藏资源以及矿藏资源的开发和资源税务征收工作结合起来，由此控制非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以免产生环境资源枯竭结果，体现绿色税收政策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相关人员还应该结合三废原料生产的角度进行优惠政策提供，引进环境治理投资政策与环境保护投资政策，增强环境治理以及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适应现阶段绿色产业发展的要点。4.3整合税收管理，健全税收管理结构。要想顺利地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以获取更好的税收管理成效为目标，要整合税收管理流程，确保政策推行的任务有效实施。即便在实际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能够处理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的问题，此种状态下，相关人员要健全税收管理结构体系，确切规定多个类型税种在征收实施方面的标准、日常工作方案以及岗位工作责任等，全方位对偷税现象和漏税现象进行监督和检查，配合运用惩处手段，将偷税问题和漏税问题的产生概率最大化减小。除此之外，保证管理体系足够完整，增强财政税收的体系优化水平，以免产生漏缴税款的管理问题，使得税务征收工作时效性开展，更好地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4.4扩展政策宣传范围，提高政策推行质量。我国要想高效地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进行推行，要拓展政策宣传范围，通过多元化宣传手段，促使企业对政策逐步深入与确切的了解，保证政策顺利实施，起到引导企业运用绿色技术与管理技术开展工作的作用，促进绿色产业得以发展。在征税期间给企业介绍政策内容，发放对应文件，保证企业管理者对政策内容形成确切的了解，并且创造政策推广与宣传的平台，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强化管理者对税收政策的认识，引导企业积极运用绿色生产技术，构建绿色生产框架，凸显企业管理和运行的可靠性与持续性。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因此国家应调整整体结构，延伸绿色产业的服务范围，健全营业税以及增值税机制。在营业税征收过程中，把全额征收模式转变为差额征收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营业税，帮助企业减小纳税负担，最终把企业服务征税的情况进行调整，规范抵扣税收数量，更加全面的提高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水平。
5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期间表现出一些问题，无法确保政策时效性推行，缺少税种制度规定，没有形成监督管理体系，宣传效果不佳，所以在实际的绿色财政政策推行期间要关注税种的增加，健全现有税种类型，明确征税管理监督制度，通过多样化渠道，拓展宣传教育的范围，强化宣传教育效果，全方位贯彻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产与管理模式，不断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段美娟.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J］．纳税，2019，13(3):33.
［2］杨光.节约型社会背景下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分析［J］．纳税，2019(2):16.
［3］胡小梅.发展绿色金融的财税政策设计和建议［J］．中国财政，2018(16):31－32.
［4］许光建，魏嘉希.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配套财政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9(1):10－16.
［5］崔旭枫.基于绿色理念的财政税收政策优化策略［J］．中外企业家，2020(11):33.
［6］许冰倩，姚锦文，张子和，等.宿迁市促进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8，35(10):67－69，80.
［7］袭城元.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探析［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9(8):3.
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2
一、加快支出进度，盘活存量资金
财政资金是政策实施的有效载体，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很多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最终都需要通过预算执行、资金拨付和使用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支出执行进度的快慢，不仅体现了财税管理的水平，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也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此，应高度重视，加强管理，使财政资金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
加快支出进度。今年，省财政厅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下达预算资金。目前，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已分配下达197？郾70亿元，占预算金额的68？郾9%。各地在收到资金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早落实具体项目和实施单位，并及时上报资金拨付、使用情况。同时，应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加快本级预算的批复和下达。总之，该下达的资金要尽快下达，该使用的资金要尽快使用，坚决不能因为预算执行环节的问题，影响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健全长效机制。加快支出进度、激发资金活力，短期靠督促，长远还得靠制度。应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建立健全预算资金及时下达的长效机制，畅通从预算到执行、从政府部门到最终受益者的全过程的资金通道，特别是要打通资金落地“最后一公里”，避免“肠梗阻”现象。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优化资金审核流程，减少中转环节，有效防范资金滞留。完善支出进度通报制度，分部门、分地区、分科目、分业务处（科）室，定期通报预算执行情况。
盘活存量资金。全面核实存量资金基数，限期办理收回、交回手续，有效避免“资金供给不足与大量资金沉淀”并存的现象。对统筹使用沉淀的存量资金，应制定任务清单和时间表，用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亟需资金支持的重大领域和项目。建立财政存量资金与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库款调拨等挂钩机制。将分散、沉淀在部门间的资金“唤醒”、盘活，变“零钱”为“整钱”，变“死钱”为“活钱”，形成集聚效应。
二、创新支持方式，加快建立产业基金
2014年以来，省财政按照“四单一网”建设和“两个一般不”的要求，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清单，进一步厘清公共财政运行边界，专项资金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退出并不意味着财税对经济发展的不作为、不扶持，相反，应大力探索产业基金等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更积极、更有效地扶持。
与传统的专项资金相比，产业基金具有六大优势：一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产业基金改变了以往专项资金“点对点”的直接扶持和行政性分配，遵循市场规律，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有利于营造创业创新的氛围。我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大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很高，但也存在投资难、融资难等问题。产业基金主要投向创业创新型领域，通过政府引导、示范，可稳定市场预期，缓解“两难”问题，从而更好地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三是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基金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杠杆效应，通过母、子基金传导放大，吸引带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投入，最终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基金变行政性分配为市场化运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项目甄选、资本运营、进入退出等方面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贴近市场，可有效解决项目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四是有利于增强财政资金统筹能力。以往专项资金项目过多、过小、过散，存在“撒胡椒面”和“九龙治水”等情况。现在把分散的资金整合起来，设立产业基金，通过市场方式分配，有利于增强财政资金统筹能力，维护各项产业政策的延续性和协调性，同时也更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五是有利于盘活存量资金。通过设立基金，将趴在账上的存量资金盘活，用于建立、充实各类产业基金，支持经济发展，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六是有利于化解财政风险。基金可滚动、循环使用，实现财政资金积累，在价值形态上是客观存在的，相当于建了一个资金“蓄水池”和“风险池”，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等财政风险。
建立产业基金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省财政将在20亿元信息经济创业投资基金的基础上，扩大基金规模，并在全省积极推广运用产业基金模式，支持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7大产业以及农业农村发展。各地应从深化财税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改变“分钱分粮”的惯性思维，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积极盘活、筹措资金，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现状，加快建立、充实各类产业基金，全面推进基金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专业团队寻找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在价值的企业或项目，形成省与市县共同参与、母子基金相互配套的良好局面，把基金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三、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服务也是生产力，环境也能创造效益。对企业来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有时比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更为宝贵。财税部门要科学把握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节奏和力度，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等财税政策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更应继续做好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两篇文章，以环境“高地”来构筑区域竞争新优势。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现有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财税审批事项。对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取消的审批项目，各级财税部门的初审事项和对应的审批项目一律取消；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未按规定批准的行政审批性质的财政管理措施，一律予以取消。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财政补助等政策激励，引导和拉动社会资本进入收费公路、城市供水供气、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市政公用领域，以及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加大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优化财税服务。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发挥财税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优势，为纳税人精准“画像”，提供“店小二”式的个性化服务。组织开展十大“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建立“创业创新财税服务直通车”，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开展财税政策宣传和纳税辅导等活动，收集企业需求，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新常态下服务新发展，除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工具外，还要有好的作风、好的状态。全省财税干部应当认清肩负的重任，强化为民服务、勤政廉政、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工作作风，积极营造努力干事、奋力发展的良好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一要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给财税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要科学分析新常态下财税领域的趋势性变化，正确把握做好财税工作的新要求，切实转变惯性思维和旧的路径依赖，以新作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3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经济
当前由于我国经济还在转型时期，发展还不完善，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经济向前，所以为使经济转型成功，深化改革和创新是必须的，目前传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已经落后，创新的供给侧管理强调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新出发作为“动力源”来支持经济长期增长，在本文讨论中，我们着重强调我国农村农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财政政策，以此为例，反映当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优劣。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我国政府为满足人民的需求，对于当下人民生活水平进行调查，对还未达到的要求提炼出来放入制度中并加以强化。以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为例，由于我国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完善，导致贫困地区的出现，所以扶贫政策应运而生，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现，根据我国当前的政策来说，对于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进行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还要同时兼顾金融扶贫，并且还需要将金融扶贫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来进行发展。不仅仅是银行业需要配合精准扶贫，还需要推动其他行业对于精准扶贫的重视，集结各方力量来实现精准扶贫，提升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效率，近几年，我国的精准扶贫项目在保险行业的共同努力了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些都为精准扶贫做好了准备。
二、财政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挑战
本文通过实际的调查分析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制定的农险精准扶贫项目还仅仅在初期建立阶段，其相对于我国的其他省份来说已经走在了前列，但是目前还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体系来对其进行专业方面的指导以及完善。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这要对于改革的主要目的以及方式进行具体的发展分析，同时还可以采用层次化的方法来对于改革涉及的相关的农业项目进行综合分析评价，进而使得优化改革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实际上研究分析改革针对农业项目如扶贫工作对于研究改革本身有更强的实际意义与说服力，对于农业方面的问题进行细致化、客观化、科学化的分析探讨也可以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我国面临如下挑战。
(一)当前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就现阶段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的企业部门来说，行政国企管理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对自身问题的不重视，从而导致企业财务部门整体对于工作的控制能力不足的问题。我国的行政单位财务管理部门还没有将供给侧改革下的管理制度体系进行完善，而且相对科学的管理模式还没有构建完全，以及财务部门的本身的核算工作上科学性、规范性还不足，这些因素的叠加最终导致相关工作不具有足够的执行力度。除此之外当前我国的行政国企改革工作还缺乏落实力度，并且现阶段监督考核体制还有欠缺，这就让长效财务会计的控制机制还没有得到落实，这样让财务审计工作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缺乏规范的问题，这些现象都需要我国政策长期的不断修正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努力去改变。
(二)相关人员能力素质不足当前政府负责供给侧改革部门还对本部门从业人员有相关的规定，这些人员需要有对相关政策深入了解，并且还需要具有专业能力以及更高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养成。但是，当前政府部门的某些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还需要进行提高，并且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下的行政国企管理部门的内部控制人员还对自己的认识不清楚，并且企业不结合实际改革要求，导致内部控制的问题得不到相当充分的发挥。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有力措施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指的是对于经济和地理进行的统一的规划管理，其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学或者简称经济学。这些理论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的独立性因素等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借鉴以及相关的研究区域进行综合分析管理下，进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下的农业保险的提供和供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管理。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对于农户进行精准的分析管理进而对于农户的各个方面的需求进行综合的分析探讨，进而从不同角度对于农户的各个方面的管理以及对于农产品的价格等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应用区域经济学说对于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经济分析来进行综合管理，从而是实现农业方面的精准扶贫。
(二)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在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分析来说，可以根据其在市场经济中所依靠的不同的体系来对于一系列的政府政策进行综合的分析管理，进而从不同角度来实现对于政府政策的了解以及在未来对其的应用以及宣传。在进行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需要对于农民的经济水平有具体的了解，并且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其的不同方面的需求进行综合的分析管理，进而从不同的方面实现其精准扶贫的目的。在达成这种效果的过程中需要对于不同的农民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进而从具体的体制上体现出来，同时也是农民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还需要广大农民对于精准扶贫的需求来进行资源的分配管理，可以说农业保险是具有双重性的，并且其对于需求的内部以及外部的理解也是有一定缺陷的。
(三)公平与效率理论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过程中，公平和效率都是同样重要的，公平和效率在理论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同时由于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也在追求公平平等的方式来进行相关改革，并且当前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多的，另外这对于我国社会提升社会生产的效率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进行公平的追求过程中，社会的生产效率对其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际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生产效率对于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强的影响。如果在进行公平的过程中，过多的注重其效率就会导致相关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当我们在进行效率的过多追求的同时还可能导致其他的问题产生，进而导致社会的发展有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尽心建设以及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对于其平衡方面的综合管理和控制。通过供给侧改革实施农业保险来对于农业相关的各个方面进行管理控制以及助力精准扶贫，对于其社会的生产效率以及对于相关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控制和相关的影响等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作用。农业保险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民的利益是有很强的维护作用的，但是其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有更加细致的方面进行综合管理以及调控，从而使其控制效率可以达到最高。通过农业保险进行精准扶贫的政策，不仅仅可以对于社会的公平有积极的影响，还可以对其效率有一定的关注，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生产效率以及社会公平的协调发展以及综合控制，这也对改革的成功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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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中，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的自调节作用失效，即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会采取相对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按调节国民经济总量的功能上来看，又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发国债的方式来刺激社会总需求，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量；紧缩性财政政策则反之。本文通过建立关于财政政策的VEC模型，反映税收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的变化对于社会总需求的影响程度，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财政政策的效果。由于国债发行额1992年才开始公布，数据年代较少，本文暂不考虑。本文采用1980-2014年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度数据来分析财政政策与投资和消费的计量关系。
二、协整分析和VEC模型
我们把消费、投资、税收收入、财政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记为Ct、It、Tt、Et，然后取对数消除数据异方差的影响，采用Dickey-Fuller广义最小二乘法检验其平稳特征。检验结果如表1：
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量临界值分别为-2.637、-1.952、-1.611，由此可知LNC、LNI、LNT的原序列均非平稳，一阶差分后序列均平稳，属于I（1）；LNE的原序列非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在1%、5%显著性水平下非平稳，但是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我们也可以认为LNE属于I（1）。由于消费、投资、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均属于一阶单整序列，并且基于财政学经济理论基础，我们考虑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采用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中的迹检验进行协整分析。
滞后阶数检验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VAR模型滞后阶数应选择3期，而VEC模型中的变量为VAR模型中的一阶差分项，因此协整检验及VEC模型的滞后阶数应选择2期。
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消费、投资、税收收入、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并且存在两个协整向量。
协整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的值为相应回归系数的标准差。方程（1）为消费方程：当税收每增加1单位，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平均减少0.36单位；财政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其他条件不变时，消费平均增加1.13单位。方程（2）为投资方程：当税收每增加1单位，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平均减少0.31单位；财政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其他条件不变时，投资平均增加1.38单位。从经济学意义出发，当税收增加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会相对变少，可供投资和消费的财富量变少，因此对经济的整体影响是消极的；当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时，居民社会福利条件会相对变好，可用于私人投资和消费的财富会相对变多。
协整方程表示的是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发生变动时，对投资和消费的定量交互影响，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模型进行短期调整，反映变量间的短期交互影响。
（3）式中ecm表示误差修正项，刻画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表示当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的调整速度；差分项系数反映短期波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下是VEC模型检验的结果：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为231.256，AIC和SC准则的值分别为-11.33和-9.04.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并且由图1可知，所有的根均在单位圆内或者单位圆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此所建立的含两个协整向量且滞后两年的VEC模型是平稳的。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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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积极性财政政策范文6
［关键词］ 流动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稳健政策；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储蓄―投资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10.45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2－0011-08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两者协调性研究近年来取得重大进展。从1998年下半年至2004年末中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重大实践，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是针对内需严重不足而实施的总量调控。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新的特征，经济产生局部过热、宏观经济总供求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经济运行中流动性膨胀、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开始发生变化，由过去偏重GDP的增长转向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也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双稳健的政策在具体操作中重点体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属于结构导向型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在实际中的又一次重要运用，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新一轮的影响和效应。
一、现实背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大挑战之一――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Liquidity）一词在经济学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货币（Money）的流动性，主要用于央行货币政策层面和金融机构体系层面，指的是货币供应量或金融机构体系的资金头寸状况；二是指资产（资本）的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速度以及变现成本。不同层面的理解，使得流动性成为包容性很强的一个概念，因而流动性膨胀也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经济现象，是货币和资金（资本）问题混合而成的经济现象。流动性膨胀如果是纯粹的货币问题，则意味着货币投放过多，货币超经济发行，出现产品价格全面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一般用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重等货币指标衡量。如果从资金或资本的角度来看流动性膨胀，资金过多，则会引起市场利率下降，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普遍上涨。从中国目前的整体经济情形来看，流动性膨胀应该既包括货币投放过多，也包括资金过多，两者兼而有之，属于混合复杂的经济现象。当前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货币供应量过多
货币供应量过多不仅表现为绝对量增速较快，更表现为相对量（M2/GDP）增长过快。首先，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末中国M0、M1、M2分别为219 226.8亿元、84 118.81亿元和219 226.8亿元，到2007年6月末分别为26 881.09亿元、135 847.4亿元和377 832.1亿元，年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3.1%、17.1%和17.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7年7月末M2同比增幅达到18.48%，为今年来的月度最高值，在上半年出现回落趋势后，货币供应再度显现增长势头，可见流动性偏多局面仍然严峻。其次，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除2004年外，2003~2007年6月M2增长率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GDP年均增长率为13.7%，M2增长率比GDP名义增长率平均高3.5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03年为1.629，2004年有所下降为1.589，2005年为1.632，2006年上升为1.65，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如图1所示）。
（二）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日趋扩大
近年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增长速度始终快于贷款增长速度，2003~2006年存款增长比贷款增长平均高2.4个百分点。存贷款增速的差异导致存贷款差额不断扩大，2003年末存贷款差额达4.91万亿元，2006年末这一数值已上升到11.01万亿元。2007年存款增长速度所有减缓，贷款增速首次超过存款增速，但存贷差仍有扩大趋势，第一季度末存贷差达11.4万亿元，第二季度末达11.8万亿元。如图2所示金融机构存贷款差额持续扩大，使得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资金，金融机构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大量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间市场，有效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
（三）金融机构间资金拆借利率水平较低
自2006年以来，尽管人民银行多次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但金融机构间资金拆借利率变化不敏感，这表明金融机构的资金面是相当宽松的。2003年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2.44%，2004年为2.80%，2005年下降为2.26%。2006年，人民银行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幅度达1.5个百分点，而金融机构间资金拆借利率为2.27%，仅比2005年上升0.01个百分点。2007年人民银行又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2%，而银行间资金拆借利率下降为1.74%，达到近年来历史最低水平。①
（四）资产价格上涨过快
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股指屡创新高。一方面，流动性膨胀导致人们对房地产需求的急速增加，由此造成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2004年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为9.4%、2005年为7.6%，2006年为5.5%，三年累计增长28.4%。②尽管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但房价上涨的势头依然不减，2007年第一季度，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为5.6%。另一方面，流动性膨胀还表现在股票市场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上证综指年度最高点从2006年的2 698.90点窜升至2007年的5 209.51点，深证成指年度最高点由2006年的6 481点上升至2007年的18 128.74点。③房地产价格和股票指数的持续上扬，容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发展下去势必会推动实体经济价格的上涨，带动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五）物价持续走高，通货膨胀压力显现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出现了上涨趋势。特别是进入2007年，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加大，1~7月份CPI平均上涨3.3%，其中7月份上涨5.6%，创下3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已经连续第4个月超过央行3%的目标。④虽然CPI主要由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带动，食品价格上涨占整个物价上涨的80%，剔除食品和能源等非核心因素后的核心CPI仅上涨0.9%。但由于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较高，食品价格在中国CPI中的比重约为1/3，而且粮食价格波动是导致CPI波动的主要力量。因此，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高位运行，会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诱发通货膨胀预期，可能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食品价格短期内的上涨，推动各个行业生产成本上升，资源要素价格也存在上涨压力，会带来价格总水平一定程度的增加。
二、经济内外失衡：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一般认为，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激增以及国外热钱的大量涌入。毋庸置疑，这些都是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关键因素，但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真正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除了诸多外部失衡因素之外，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即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直接原因――经济外部失衡
近年来，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商品进出口不平衡，对外贸易顺差较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03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54亿美元；2004年缓慢增加，贸易顺差额为321亿美元；2005年贸易顺差急速增加，达到1 0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倍之多；2006年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达1 658亿美元（如图3所示）。
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膨胀问题的直接原因。超过1 0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推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达4 032.51亿美元；2004年末为6 099.32亿美元；2005年增加2 000多亿美元，年末为8 188.72亿美元；2006年10月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 096.26亿美元，年末增加到10 663.44亿美元。⑤
与此同时，在大量贸易顺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的作用下，国际资本不断输入、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产生了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相同的效果。目前尚且无法精确测算出究竟有多少热钱流入中国，但可以推测，200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6 630.93亿美元，而同期贸易顺差额为3 371亿美元，占50.8%，也就是说新增加的外汇储备有大约一半来自于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而同期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49.2%，这其中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为2 439.3亿美元，⑥其余估计与热钱流入有关。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超常增加，中央银行需要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以吸收这些外汇，为此央行投入了超过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如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则形成18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M2的15万亿元增长额还高出3万亿元。
（二）根本原因――经济内部失衡
长期对外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增加了中国货币和资金的流动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外部失衡对本国经济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是经济的内部失衡不容忽视，隐藏在流动性背后的是经济内部失衡，即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诸多结构性矛盾导致整个经济不能良性发展，从而加剧了货币和资金的流动性。经济结构性矛盾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引起流动性膨胀主要是国内总需求结构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因素。
1. 总需求结构失衡。中国总需求的结构失衡主要是呈现出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这种需求结构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研究经验表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中，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1.05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GDP增长0.44个百分点（阎坤，2007）。可见，真正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消费而不是投资，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再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结论相反，2003年最为突出。2003年中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6.4%，而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5%，⑦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靠投资而不是消费拉动的。投资高速增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此依靠投资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也不能长期存在。在经济总体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看到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
首先，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体现在国内消费率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却不断上升。从2000年开始，中国国内消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6年的50％，达到近年来最低点，而同期国内投资率却由35.3%上升为42.7%（如图4所示）。消费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在于储蓄率过高。2006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6万亿元大关，达到161 587亿元，比上年增加14.6%。⑧储蓄存款的过快增长意味着居民即期消费欲望不足而预期消费支出增加。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一个转轨时期，这使得居民更多地面临着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支出，大多数居民选择减少当期消费，这就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加大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进而迫使居民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导致储蓄刚性增长。
其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还体现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投资的高速增长从2003年开始显现出来，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09 870亿元，这一数额2003年为55 567亿元，4年间几乎翻了1倍，2003~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7.7%、26.6%、26%和24%，年均增长26%；比较而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缓慢，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 516.3亿元，2006年为76 410亿元，2003~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9.1%、13.3%、12.9%和13.7%，年均增长12.25%，远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如图5所示）。
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效益低下，最终影响经济正常发展。因此，要解决投资过高的状况，主要不是抑制投资的增长，而是要促进消费的增长。
2.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充足的消费需求必须首先拥有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结构。所以说，中国总需求结构的失衡又是来自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现代社会能够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要求的收入分配结构应该服从正态分布，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意味着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多数、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收入分配结构，相反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马太效应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0.4的水平，可见，中国正在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位居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因为高收入者的消费只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低收入者却由于收入不足在消费愿望无法转化为现实需求，因此差距过大的分配结构不利于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对社会公正和公平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将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影响社会稳定，进一步可能制约经济增长。
三、货币政策：治理流动性过剩
（一）货币政策的主要实施内容
近年来，中国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面对流动性膨胀问题，货币政策稳健中开始适度从紧。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采用三种货币政策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向市场发行央行票据。
1.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治理流动性膨胀问题，央行频频使用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由7.5%上调至9%，增加1.5个百分点。特别是进入2007年，人民银行几乎每月调整一次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07年9月份，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为12.5%，增加3.5个百分点（见表1）。据测算，当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就能冻结商业银行资金1 700多亿元。⑨这样，如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达到5个百分点，就能够冻结商业银行资金8 500亿元，减少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削弱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有利于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
2. 提高存贷款利率。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了低利率政策，并对利息所得开征20%的个人所得税，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然而，该政策非但没有收到启动消费的效果，还加剧了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平衡。低利率影响流动性膨胀的传导机制是：低利率―高投资―国内产出膨胀―低价出口―对外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占款―流动性膨胀。所以，提高利率可以缓解流动性膨胀的压力。为此，央行动用利率货币政策平衡内外经济结构。中国人民银行继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0日三次加息后，2007年8月22日起又第四次将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2007年9月15日又将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2007年以来的第五次加息，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7.02%提高到7.29%。
3. 向市场发行央行票据⑩。中央银行从2003年起运用发行央行票据来收回流动性，主要有以下举措：一是配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保持央行票据发行力度。截至2007年6月末，央行票据余额为3.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0.8万亿元；二是适时延长央行票据期限。为缓解央行票据集中到期投放流动性的压力，重启3年期央行票据，与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相互配合，收回银行体系多余流动性。2007上半年，3个月期、1年期和3年期的央行票据分别发行6 230亿元、12 700亿元和7 480亿元；三是市场化发行央行票据与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在保持市场化发行央行票据力度的同时，央行于2007年3月上旬、5月中旬和7月中旬对部分贷款增长较快、且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3年期央行票据3 030亿元，既有效收回了流动性，也对信贷增长较快的机构起到警示作用；四是引导央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度上行。2007上半年，3个月期、1年期和3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分别上升24个、30个和52个基点，影响市场利率走势，发挥市场利率调节资金供求关系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1. 就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而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中国货币当局最为看重的常规工具，但这是一种多少有些无奈的选择。在西方成熟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大大降低，一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其央行甚至已完全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反观中国的情况，却是频频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以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2002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断加剧，截至2005年末，因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已经占到当年基础货币净投放的326%，这种情况下，央行所能使用的、较为简便直接的工具只能是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尽管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资金的成本最低，但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前所述，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达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资金8 500亿元，这与商业银行13.1万亿元的存贷款差额相距甚远，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居民储蓄没有影响，对改善经济结构、增加居民消费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央行票据工具正在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2003~2006年底，央行票据余额从3 000多亿元急剧上升到30 000多亿元，如此庞大的规模，发行央行票据，不仅使得财政负担与日俱增，而且也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这无疑加大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同时，发行央行票据的成本高、时限又比较短，最长为3年期，这些票据到期后，再次形成货币投放的巨大压力，流动性将再次回到市场。央行不可能无限期地滚动发行票据，票据到期，市场流动性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就会再现，也正因为如此，央行转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
3.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刚刚起步，利率既不能反映也不能调节资金供求状况，因此，中国并不适合将利率用作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是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利率政策实际上使货币政策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流动性膨胀意味着货币供给多，使利率面临下降的压力，低利率不仅刺激了投资，导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还加剧了生产膨胀。生产膨胀又要求通过扩大出口来实现产品市场均衡，导致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占款，进一步强化流动性膨胀，形成流动性膨胀和利率下降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需要通过提高利率加以解决，而利率提高以后又会使贷款需求下降，存贷差进一步扩大，流动性膨胀加剧。可见，在经济内外失衡状态下，不论利率上升还是下降，都会恶化流动性膨胀的状况，利率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此外，有专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缓解流动性膨胀最有效的工具是汇率政策，但是目前央行还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如果人民币汇率一次提升到位，劳动力、土地、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将大幅度上涨，企业的成本陡增，对中国企业冲击太大，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流动性膨胀表面是金融领域表现出来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不应该仅仅从银行体系这个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这个更为广泛的视角去分析和研究。这意味着仅仅依靠货币当局，沿用现有的货币政策手段来应对流动性膨胀，难以根治问题，货币政策难以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这就要求政府同时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流动性膨胀是中国当前经济中的突出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是容易导致中国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但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的调节功能更多地表现在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方面；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表现在调控社会需求总量上。这一特征差异，决定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要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实现国民经济中储蓄、消费、投资等宏观比例关系的协调与均衡，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这也是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偏多、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平衡问题的途径。从整体上讲，这一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双稳健”的政策，即同时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核心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缓解流动性膨胀除了运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配合以财政政策，扩大消费需求、建立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应对流动性膨胀的治本之策。
（一）调整公共支出结构
从2004年开始中国财政政策开始转型，当年减少国债发行额400亿元，财政赤字比上年减少844.28亿元，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开始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整，并致力于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的重点之一是对财政支出范围作出限定，同时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支出格局。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政府职能在诸多地方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的现象，这必然导致财政支出范围和结构含糊不清。例如经济建设费用，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虽下降，但很多支出仍然属于竞争性的建设性支出；社会文教费用的增加，只是数量的变化，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政府在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方面的职责缺失，使得人们不敢轻易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因此，中国需求结构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面对如此局面，财政支出要进一步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财政支出要逐步退出；相应地，财政支出应从投资领域转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领域。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覆盖面过窄、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严重不足等，都与财政投入过少息息相关；在教育方面，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后果是城市里的子女教育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农村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办教育；这些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以及明显失衡，在短期内向通过增加消费来扩大内需难以获得显著效果。而明确政府在提供公产产品和公共劳务中的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些都将直接减低国民储蓄和投资，促进消费，真正改善社会总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二）继续深化税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对税制开始进行调整，但都属于局部的微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转型、消费税调整、农业税的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调整、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降低利息所得税率等都已逐一展开。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工具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其重点在于所得税制和财产税制的改革。
1. 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针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近期政府从三个方面对个人所得税实施了部分调整：一是从2006年1月1日起，对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进行上调，即由原来的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1 600元；二是对个人转让居住不满五年的住房所取得的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三是从2007年8月15日起，对下调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20%下降至5%。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政府运用个人所得税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提高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是要解决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尴尬局面，真正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对个人转让住房征收个人所得税则体现了政府在控制房地产市场中使用的财政政策；降低利息所得税率，实质上体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中国同时宣布采取加息和降低利息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一加一减”将回收流动性膨胀，调节和稳定通胀预期。但应注意到，这些调整都是局部的微调，并没有触动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根基，旧的个人所得税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不应仅仅关注费用扣除额、税率等这样的技术问题，应当对其整个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首先要改变税制模式，由分类课征模式逐渐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分类所得税制模式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原则；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税基宽，因此可以达到调节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目的，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纵向再分配。建立一个更科学更合理的税制模式，是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改善国民收入结构的基本前提。其次，在确定税制模式之后，就要对税制结构进行改革，如科学界定应税收入、简化税率水平、费用扣除额实行“指数化”等等。
2.省略/~yangdy/data/link2.htm.2007年5月22日。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③2007年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最高点为200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
④数据来源：stats.省略。
⑤数据来源：sate.省略。
⑥数据来源：2003~2005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自《2006年统计公报》。
⑦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⑧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⑨田俊荣：《货币政策为何频频亮剑？流动性膨胀仍较为突出》，《人民日报》，2007年8月13日。
⑩此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参考文献］
［1］夏杰长.财政政策转型：从积极到稳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张礼卿.缓解流动性过剩 战略调整之战［J］.当代金融家，2007，（5）.
［3］赵志君.流动性过剩的认识误区及政策选择［J］.中国发展观察，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