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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1
一、企业现状
东北无线电厂、辽宁电子设备厂是国有企业,处于破产状况。其中东北无线电厂始建于1960年,是原电子工业部直属生产移动通讯设备的大二型军工企业,1986年下放到地方管理,1996年破产。企业原有职工1836人,解除劳动关系1218人,离退休职工599人,并轨职工13人。资产总额4879.6万元,其中房屋建筑折款2213.1万元,机械设备271.5万元,土地2395万元。企业负债总额5603万元,企业欠缴职工各类保险金131.4万元,拖欠职工债务2809万元,合计2940.4万元。
辽宁电子设备厂,始建于1959年,是电子工业部直属生产高中频感应加热设备的骨干企业,1996年企业破产,被辽宁电力电子集团整体接收,1999年辽宁电力电子集团解体,企业划归铁岭市管理。企业原有职工1652人,并轨人员939人,离退休457人,在册职工83人。企业资产总额329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145万元,固定资产2153万元。企业负债总额5075万元,欠缴职工各类保险金542.8万元,拖欠职工债务2637.3万元,合计3129.9万元。
二、债务的成因
1、经营管理性原因。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企业不能适应市场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市场需求往往缺乏应变能力,盲目生产,有限资金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在销售和定价方面还没有利用现代促销手段和价格政策,企业对生产经营,缺乏严格的管理,资金、设备、人力的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劳动、物耗无定额,质量无检验,奖惩不严明,分配不合理等,造成企业在竞争中失利,效益下降,债务增多。
2、制度性原因。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实施拨款改为贷款后,因缺乏宏观制度的科学规范、保障和监督,又缺乏自身的更新。从政府财政方面考虑,因政府向企业的层层让利导致财力日益分散,而将对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从主观上讲,是将无偿投入,改为有偿借贷,从而迫使企业走向市场,在客观效果上,银行贷款成为国有企业资金的唯一来源,因而也必然使企业走上负债的道路。
3、政策性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理应在改革初始阶段让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队伍,但在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政策性口号下,硬要让相当部分不能适应市场方式的国有企业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主管政府要求当地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而有些贷款是根本无望归还的,使得国有企业有债难还。
4、财会制度漏洞原因。部分企业的领导不是想如何把企业搞好,把企业搞活,而是为了树立个人"政绩",不顾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在任职期间,一方面虚拟各项收入,隐瞒各项成本费用,企业多头开户,私设"小金库",以截留资金用于非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把企业的收益过多地向职工倾斜,为职工发奖金、实物,搞福利,把大量应当用于生产经营的资产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消费资金,从而不良债务加剧。
究其上述原因,根本在于经济管理体制转轨过程中缺少过渡环节,构成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和"真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国家各级政府和部门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纳入国家计划,物资积累也由国家全部调拨,企业不对经营的资产负责,因此就无需考虑企业生存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要对其经营负责,要考虑今后的发展,因而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诸多问题,没有成功地解决办法,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实践,企业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思路和建议
一是推动企业改制,解决职工债务。通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变职工债权为股权,解决职工债务。
二是搞好企业房改,利用政策偿债。协调地方房产部门,给予宽松政策,尽快推动厂房房改后续工作和债务测算,解决职工债务。
三是进行资产保全,偿还债务。东北无线电厂和辽宁电子设备厂通过出售资产、出售土地,获得资金,用于偿还债务。
四是分类指导,一厂一策。根据各企业债务总额、债务构成和困难程度的不同,本着一厂一策的原则,研究具体的办法,为职工解决债务。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2
关键词: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对策;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转型
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一)后欧债危机时代隐忧
伴随着2012年一系列欧债危机常规化解决办法的出台,全球经济俨然已步入后欧债危机时代。现阶段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更多已不再是超预期的、恐慌性的债务危机,更多面临的是常规性、持续性、结构性的债务问题。伴随着2012年德国经济增速放缓,我们倾向于认为,欧洲经济或仍将长期躺底。
(二)欧美进口导向型再工业化对中国贸易条件不利影响
近年来,欧美经济出现了新一轮以进口导向型为主体的制造业回流迹象。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增长突破口有望从虚拟经济为主体逐渐转向虚拟、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2012年中国外汇占款增速大幅放缓正反应了在当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中期瓶颈时期外资回流,欧美进口导向型再工业化更是将直接恶化中国已步履维艰的贸易条件。
(三)全球流动性泛滥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2012年美国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欧洲央行0.25%超低利率以及2013年初日本所开启的无限宽松政策,均将诱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压力以及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不利影响。
(四)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虽然中国早已加入了WTO,但西方国家屡屡通过WTO框架内允许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方式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近年来存在愈演愈烈的趋势。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所面临的全行业亏损现象背后产生的一大原因正是欧美对光伏行业频频反倾销行为。由于欧美国家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屡屡拿香港、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物价水平作为反倾销、反补贴的衡量依据,给中国各大出口企业造成了大量的损失。
二.内部环境不确定性
(一)人口红利拐点初现
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效应近年来正在逐渐发酵,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正日趋严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阶段超预期的面临了老龄化压力以及人口红利拐点提早到来问题,均将直接或间接提升我国生产成本,不利于现行传统简单制造业发展。
(二)贫富差距背后隐忧
近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数,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虽然统计局声称其公布的基尼系数自2009年以来逐渐回落,但当下我国基尼系数本身仍然居于高位。尤其是近年来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更是加大了我国内部贫富矛盾,较大的贫富差距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
(三)银行不良贷款攀升下系统性风险
现阶段我国银行所存在的不良贷款问题多半是隐性且不确定的。尤其是在后“四万亿”时代,昔日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至今仍然有大量难以收回,这些贷款由于存在部分政府背景,不良贷款终将转为省级债务。有学者认为,中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远高于官方宣称的17%这个比例。他们认为,如果算上铁道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过去对于银行业救助所产生的债务总量可以达到GDP的77%以上。
三.不确定环境下的几点对策
(一)产业结构转型几个突破口
由于传统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来自于国内人口红利拐点以及原物料成本上升引发的成本高涨压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崛起使得我国传统加工业资本外逃,尤其是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使得我国传统出口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之一便是努力成为创新的策源地,而当下我国存在的几点问题的解决将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一、中等规模以上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薄弱,存在一定研发支出的企业不足10%;二、全社会对于企业创新的保护意识以及扶植意识较弱,界定并保护知识产权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先决条件;三、创新企业的融资环境较差,初创企业的融资渠道往往限于风险资本,而这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由于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外溢性,政府应在这方面予以更多扶持;四、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现阶段我国民间科研的主要场所往往独立于企业之外,使得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建立切实有效的科研成功转化信息传输途径能够极大的改善科研成功转化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二)进一步加快我国金融领域发展进程
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我们应该加快上海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进程。这包括了:一、在现有基础上陆续推出更多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平台,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风险对冲机制。二、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可以通过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机制、大幅扩大QFII额度、尽早解决B股遗留问题并适时推出国际板以及完善现有政策的形式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构建一个较好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满足国内外企业迫切的融资与再融资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三)加大人力资源投资规模
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的人均投资规模较世界平均水平仍然有极大的差距,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将会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动力。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我国较低的人均人力资本已展露出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巨大阻力。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3
【关键词】欧债危机;出口企业;影响;机会
中国入世的十年后,欧盟已替代美国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今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占据了中国贸易总额的16%。然而,持续发酵蔓延的欧债危机,却给这一亮点投下了一片不该有的阴影。中国的众多外贸出口企业面临这次挑战,有的倒下、有的崛起。如何积极开展海外业务,防范和化解出口业务风险,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显得至关重要。
一、欧债危机下,中国企业外贸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严峻考验
2012年以来源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作为中国的首席贸易伙伴,出口下降明显。据中国海关总署最近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3月,中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速出现普遍下降,其中对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再现负增长,整个一季度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下降了1.8%。拿国内家电巨头康佳集团来说,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整体出口销售额虽然同比略有上升,但增长的主要业务来源于中东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而一直占据该公司海外市场前列的欧洲市场确成交额下滑超过10%,该集团在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的市场更是正日渐萎缩。部分主要面向欧盟的中国中小出口企业则受影响程度更深,有些企业的对欧业务量大幅下降,欧洲产品订单额同比去年减少了30%至40%,甚至更多。其主要原因是欧洲的民众购买力下降导致的市场需求的减少。
(二)欧盟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华设置贸易新壁垒
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欧盟已经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从2009年至今,欧盟发起多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举措,其针对进口企业的繁琐手续、新的食品标准、对工业的危机补贴、农业补助金和保护性贸易壁垒使得中国企业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欧盟对中国的机电、金属、化工、家电、食品、文具、玩具、服装、纺织品等各类出口产品加强“双反”措施的频率,涉及多个行业众多企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的进口来转嫁国内的危机,也是政府为了在特殊时期保护其本国民众的自身利益的措施之一。
(三)欧元贬值使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幅缩水
近几年在欧美诸国的强力打压下,人民币汇率上升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企业利润缩水严重。一方面,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市场出现疲软,消费能力下降,欧盟国家的订单在减少,外贸订单下滑,利润降低;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确出现了有单也不敢接的现象,这种非常规现象源于人民币升值过快,一些加工型外贸企业甚至出现人民币对欧元每升值1%,企业的利润就会缩水2%甚至更多的局面。这对于以加工或代加工模式为主的企业来说意味着,当客户压价严重、生产成本增加、利润过低时,企业便会选择会放弃一些大订单。汇率波动成为了出口型企业最关心也最担忧的问题。
(四)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大
由于欧盟国家的失业率的上升和贸易政策的多变,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增加。这其中主要包括欧盟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等给境外企业带来的政治风险;东道国与投资贸易相关的税收、公司监管、外汇管理和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动带来的政策风险;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法律风险;原材料的供给、同业的竞争、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偏好等条件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融资出现问题、汇率波动、合作企业的信用风险等金融风险;流动资金和应收账款控制不力原因带来的财务风险;人员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环境风险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风险等等。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的外贸环境比较严峻,然而危机也同时意味着“危”中有“机”,欧债危机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些不同以往的机会。
二、欧债危机下,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面临的特殊机遇:
(一)抓住欧盟国家的刚性需求,充分运用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保有并开拓欧洲市场
历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性价比相对较高,中国出口的生活用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受欧债危机冲击也相对较小,欧盟国家在调整国内市场库存和生产能力之后仍需从中国进口,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抗跌性。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欧美市场疲软、需求不足之下,欧美零售商、进口商为降低成本、迎合市场需求,会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加大订单投放量。欧盟生产商难以在短期内开辟和扩大新产能代替中国产品的巨大供应量,导致其对中国产品刚性需求短期仍将持续。另外我们的产品价格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是非常低的,出口企业可以抓住时机运用价格优势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在欧债危机中取得更多的战略利益
欧洲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很高,中国很多主要技术仍然依赖进口,企业可以趁这个机会通过购买或参股有强大技术背景的当地企业从而把技术引入中国。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以区域合作方式建立我国海外经济基地,积极开展综合性国际合作,发展中国的海外经济。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如稀有资源市场仍由中国掌握话语权并保持着强劲的国际影响力。政府也可以以贸易大国为背景,参与制定世界贸易规则,建立和维护新的世界贸易秩序,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在最近召开的欧盟峰会和金砖之国贸易峰会等国际大舞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影响力产生的效应。
(三)抓住时机建立转移市场
欧盟各成员国已经清楚中国产品价廉物美,对繁荣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重要。有实力有资金的的中国出口企业可以与欧盟成员国加强联系,共同合作,采用符合欧盟发展思想的措施,借鉴欧美国家国外资源整合的战略在消费国就地生产加工产品,让销售地变为生产地,例如发展外向型联合企业将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四)增加与欧盟国家企业的良性沟通多渠道保利润
外贸企业也可以借此机会通过和欧洲国家的高端产品企业加强合作,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技术革新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提高出口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实现贸易转型。例如温州的某出口企业为和意大利的创意设计专家、企业进行了技术和品牌的对接,出口产品档次的明显提高,直接使意方企业逆势获利,实现了出口进口双赢的局面。
中国经济尽管仍然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很深,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这些负面影响,欧盟许多国家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产品持有欢迎和宽松的态度。中国的出口企业应积极主动寻求贸易新策略,面临新挑战抓住新机遇,变不利为有利,同进口方欧洲国家或企业多沟通交流,加快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危机真正变为时机。参考文献
[1].欧洲联盟法[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2.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4
日本公债积累的四个阶段及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债务形成今日之局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现象。回顾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要从财政赤字着眼。战后,日本大部分时间都保持财政赤字。总体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战后重建、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是导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时期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相对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过4.0%,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虽然这一计划由于田中角荣下台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但该计划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荣个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现实需要。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落后。“列岛改造计划”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其核心思想却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视为是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开端。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设施投资只有4.8万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经达到25.1万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113.0万亿日元和185.7万亿日元。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公共设施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错误判断宏观经济的趋势,认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短期现象,日本经济会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大规模加大财政投入,期待经济渡过“短暂”的难关,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巨额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日本债务余额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巨额债务的问题,并开始减少公债的发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为日本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因此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连出台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债的发行。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单纯从上述几个阶段来看日本的公共债务,离问题的实质还相距甚远。从深层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债务之所以积重难返,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日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构有“高龄少子”的特点。受此影响,各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却是不断下滑的。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极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导致日本的劳动力供应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国际经验,移民可以说是缓解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极其避讳谈论这一问题,在移民政策上也相当保守。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断逼迫国内的制造产能外移,导致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导致税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从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日本大产业的代表,向来重视保护大产业的利益,新近上台的虽然重视底层民众利益,但执政能力却不尽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历来有世袭的传统,导致了日本政府对产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护重于对财政安全的重视,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盘而忽视财政安全状况,任由事态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缘何冷淡
各大评级机构有许多的理由调低日本的信用评级,而无需更多的解释。2010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维斯高出40.8个百分点,同时,比已经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如希腊)高出81.8个百分点。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相当冷淡,日经指数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复所有失地。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市场已经形成了预期。市场对于日本的债务状况早已熟悉,而且对评级下调有所准备。穆迪很早就了可能下调日本信用评级的预告,而且,在穆迪下调日本的评级之前,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本身就比标普和惠誉高一个级别,因此,下调一级并保持与标普和惠誉一致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金融市场上,AAA和非AAA的区别是质的,投资级和非投资级的区别也是质的,如果评级了“质”的变化,受投资策略的约束,有些投资机构(如养老基金)将随评级进行调整,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从Aa2调到Aa3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的评级仍然处于“优良”一档,因此,金融市场不可能出现过多的反应。
第三,日本公共债务持有者结构。和美国不同,日本公共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国内投资者,国外投资者仅占4.8%,大部分国债都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这四个部门持有的国债占所有国债的87.4%。因此,调低日本的信用评级,对于海外投资者影响比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
对于日本公共债务问题的解决,相信市场和日本民众所抱有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由于其复杂的成因,该问题要得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举措得当,在短期内缓解日本的债务状况,却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压力。只有在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日本国内脱离民众利益追求集团利益的政治风气,才能改变日本目前“温水煮青蛙”的现状。最好是出现个别地方政府破产或者其他与债务相关的状况,在媒体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断处理债务问题的气候。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中央政府的债务状况要比地方政府严重,在地方政府破产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产了,同时,日本的大众媒体也受政治派别的影响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过G20等机制给予更多的外部约束,限制日本债务问题继续恶化。
其次,日本经济景气不可或缺。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成长战略”并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说是在正确的路上走了一小步。不幸的是,东日本大地震完全转移了日本政治的视线,而且对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旅游业原本是日本“新成长战略”中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5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国家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范文6
“期中”成绩好于预期
2012年上半年,全国实现保费收入8532.3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较一季度末提升1个百分点。1―6月,人身险新单业务中期缴占比29.7%,同比上升3.6个百分点。新单期缴业务中,5年期以上业务占比78.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责任保险、农业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业务快速发展,占财产险业务比重达12.8%。截至6月底,保险公司总资产6.7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3.3%;净资产6746.6亿元,较年初增长21.2%。保险公司资本实力得到提升。行业整体偿付能力保持稳定,截至2季度末,偿付能力达标公司占公司总数的94.6%,资产总量占行业资产总量的98.2%。部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得到化解,目前有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在去年7月16日召开的保险业半年工作会议上,1―6月,全国实现保费收入8056.6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2359.6亿元,同比增长16.9%;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5697亿元,同比增长11.4%。保险公司赔付支出1959亿元,同比增长33%。截止6月末,保险公司总资产5.7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1%。
从保监会公布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成绩来看,2012年保险总资产的增长高于2011年,2012年上半年保费同比增长为5.9%,低于全国经济GDP增长目标,当然这仅仅是“期中”考试的成绩,也仅仅是半程的数据。比如,去年上半年全国保险公司总资产增长为7.1%,到了年末则实现了年增长10.4%的预定值,今年上半年全国实现保费收入较同期虽然只增长了5.9%,相信到了2012年末,增长的预定目标应该能够完成。
2012年上半年,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工作扎实推进。开通全国统一的消费者维权热线后,共接到投诉举报7760件,接近去年全年有效总量。实际办结6900件,办结率89%。上半年,保监会系统处理有效保险消费投诉事项6176件,开展针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事项的现场检查957次,妥善处理了一批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案件。推动保监局局长接待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上半年共开展接待日活动89次,处理事项310件。截至目前,共有30个省区市设立保险纠纷调解机构134个,聘请调解员1400多名。上半年,共受理调解申请4860件,同比增长63%,涉及金额2亿多元,调解成功3738件,同比增长40%。在强化社会监督方面,上半年全系统共聘任社会监督员640名,收集整理社会监督员所提意见建议共计167件。
2012年上半年,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治理车险理赔难方面,一是制定方案,明确了“三年攻坚四步走”的工作步骤。二是统一标准,制定《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管理指引》,统一车险理赔流程。指导行业协会车险索赔单证标准和理赔服务流程时限标准。三是加强监督,研究制定车险理赔管理及服务质量监管和评价指标体系,配套开发了行业信息采集和监控系统,建立信息化理赔服务评价机制。四是督促清理,要求公司开展积压赔案清理专项工作,对未按规定时限进行查勘和理赔的案件进行全面清理。同时,积极探索人民法院保险纠纷审判与调解对接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车险理赔难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各保监局反映的情况看,车险赔案周期、平均结案率等理赔时效指标有了一定改善。在治理寿险销售误导方面,以强化监管制度落实和保险公司责任追究为核心,切实加大治理力度。今年上半年,保险监管部门共暗访兼业网点6.9万个、产品说明会3.1万场,对9.1万名营销人员和344.9万件保单进行了抽查。通过自查自纠,推动公司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下半年保险形势依旧利好
鉴于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2012年也被认为是近年来保险业最为困难的一年,推进保险业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仍然艰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基本面有变。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全社会养老医疗保障需求将大幅增长,保险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基础有变。面对机遇与挑战,既要增强忧患意识,也要坚定信心,不断提高保险监管能力和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今年年初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项俊波曾对2012年的保险形式作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保险业也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基本面有变,保险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基本面有变,这是做好监管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也要看到,近一个时期外部环境比较严峻,尤其是保险业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保险监管面临很大挑战。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今年国际国内形势可能更为复杂严峻。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欧洲债务危机持续深化,正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扩散,甚至会加剧银行业危机,欧债危机的前景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欧元区经济衰退风险增大,美国走出经济困境面临诸多制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胀压力较大,外需减弱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宏观政策选择存在不确定性,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都面临两难选择,流动性过剩和市场预期低迷并存,加上投机行为盛行,随时可能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大幅动荡的局面可能仍将持续。从国内看,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将通过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和保险消费者等多种渠道,对保险业的承保、资金运用和资本补充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增加了行业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压力与难度。
项俊波指出:当前,保险业的发展与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联系日益密切,保险监管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监管部门对全局形势的把握,取决于监管部门能否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维度上掌握保险监管工作的规律。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深刻把握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对保险业的影响,做到“跳出保险看保险、跳出监管看监管”,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的大局来谋划保险监管工作,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保险业内部依然严峻
在年初的保险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深刻认识当前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增强保险监管的紧迫感。他认为,当前保险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行业社会形象亟待改善。一直以来,保险业声誉不佳、形象不好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三个不认同”:一是消费者不认同,二是从业人员不认同,三是社会不认同。
行业发展方式急需转型。近年来,保险业的发展基础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十几年沿袭下来的粗放发展模式却有发生改变。比如,保险业发展模式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时代,“以保费论英雄”、“以市场份额论英雄”,一些保险公司不重视加强内部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导致行业竞争能力较弱,发展后劲不足。
保险人才队伍素质不高。整体上看,保险业进入门槛低,人员学历低,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以及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严重不足。营销员队伍中很大一部分只有高中学历,很多是下岗再就业人员,能力和素质不能适应现代保险业发展的要求,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相比更是有较大差距。保险公司片面追求眼前利益,习惯于“挖角”,对人才使用有余、培育不足。
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外部环境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法律环境方面,部分业务领域的法律不健全,比如,农业保险缺乏专门的法律制度。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还有建立,农业保险运行存在较大风险隐患。交强险亏损的问题日益突出,制度设计需要调整。在政策环境方面,商业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业务领域缺乏相应的财税政策支持,业务发展存在政策瓶颈。国家政策支持的巨灾保险体系还有建立,自然灾害风险分散转移和补偿救助机制缺失。在社会环境方面,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和风险意识有待加强,一些政府部门通过保险这种市场化手段进行风险管理的观念还有真正树立,保险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的任务比较重。
针对以上问题,保监会正在寻求积极的解决之道,比如,保险业声誉不佳、形象不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整治销售误导。项俊波主席多次在会议上强调治理销售误导的决心和态度,并把今年确立为治理销售误导年的主题思想,各地保监局也根据保监会的指导推出了治理销售误导的文件,各地保险行业协会也加大了现场检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