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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与过程范文1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编者按:鉴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经济摇摇欲坠,欧债危机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并迫使我国经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000~45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000~30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与过程范文2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
始于2009年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直到今天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了解清楚危机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极大的意义。
一、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背景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了货币与财政双宽松的刺激政策。这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但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举债,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大大提高,特别是欧洲一些因人口结构等因素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债务危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必然地爆发了。希腊便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011年10月,希腊政府试图通过“公投”来解决因处理债务危机而导致的财政紧缩。因为紧缩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公共服务的严重削减、更高的税收、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提高,甚至实际收入的下降。习惯了高福利的希腊民众怨声载道,街头抗议此起彼伏。
二、从劳动价值论看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洪水,在其背后既有着冰川融化似的主要来源,又有着许多涓涓细流的推波助澜。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观察、分析此次欧债危机,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欧盟国家脱离实体的经济政策衍生出养懒汉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民不愿意劳动乃至不懂得如何劳动。包括希腊在内的大量欧盟成员国因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重视, 把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放在房地产开发、金融领域的扩张等容易形成泡沫的领域。结果是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国家必然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具体说来包含以下几点。
1.虚拟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比重过大
希腊是典型的过度依赖周期性较强的产业,导致国民经济在危机面前显得脆弱异常。希腊经济增长主要靠旅游业、造船业、文化业和农业,因此“国际金融海啸”的袭来使希腊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忽视了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长期背离实体经济的模式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的财富两级分化衍生出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缓解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决定了财富必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二战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积累了大量危机隐患。一是工资水平,欧洲各国以“高工资”著称,就连希腊这样一个在欧洲较为贫穷的国家,社会工资水平一直在高速增长。二是社会福利,欧盟各国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等各类福利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希腊人有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高昂的社会福利使得人们不愿意工作,失业人口的增加也限制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的增加,造成多年的入不敷出。财政收入的勉强维持与工资福利持续攀升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欧盟有统一的货币却无统一的财政。
欧盟的成立使欧洲多国似乎进入了大一统的时代,然而仅仅是货币的统一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欧元区各国来讲,单一货币制度有着降低成本、增加贸易便利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但是它的先天缺陷对于危机应对却更加被动。
首先,欧元区各国在充分享受统一货币低成本的同时,也让渡甚至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权,因为欧元区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不论穷国富国,财政状况和进出口形势如何,都将实施“一刀切”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秉承“盯住通货膨胀”的单一货币政策,崇尚“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使得希腊享受到近十年的低廉借贷成本,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掩盖了其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其次,在单一货币制度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债务危机往往会通过传染效应向其他国家扩散,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通过对本国有利的财政政策却不会顾及其他。欧洲中央银行在危机前面显得形同虚设,不能对成员国进行救助。
4.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投机行为打着创新的旗号,通过金融衍生品等渠道来谋取利益。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由于不符合《马斯特里赫条约》,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便为希腊政府设计出一种“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而高盛集团也因此收到希腊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不过高盛集团为防止自己的投资落空,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随着货币掉期交易到期,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暴露出来,欧元紧跟下跌、希腊评级降低、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翻番上涨,高盛集团从中再次牟利。由此看出,国际市场投机行为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之初也学习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的言论也曾经从某些学者的口中说出。但是欧债危机如同一记警钟敲响在我们的改革路上。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欧洲债务危机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1.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欧盟的出口市场的萎缩。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占到总出口量的20%,其地位比美国市场还大。自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已升值了15%以上。中国出口商的利润在10%左右,就意味着出口商如果不能成功涨价,利润将大幅下降;但如果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涨价,中国商品又会在欧盟遇到困境。出口的影响会传导回国内至实体经济或及金融市场。
2.欧债危机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中欧双边投资的增长前景仍可期待。欧盟是中国吸收外资的第四大来源地和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从最新的情况看,中欧双边投资并没有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不利影响。另外,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向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示好,希望借助中国资金提振其疲软的经济。预计将有更多的中资企业以此为契机,通过参与项目、并购等形式进军欧洲市场。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前景充满了担忧,对欧洲的投资信心也处于低谷中。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欧洲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欧元制度也会得到保持和巩固。因此,在与自身长期战略相契合的前提下,在全球对欧洲普遍持悲观和质疑态度的时候进入当地市场,相当于“雪中送炭”,更易得到对方监管当局的欢迎和支持,从而加快监管审批流程。
3.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1)在出口方面,未来的欧盟出口市场的持续萎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中国逐步转型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出口产品应当逐步转向低资源消耗、高智力消耗的方向。
中国一直在追求转变增长方式,走精细化发展的道路。因此,在中国的初级物质生产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必须停止资源消耗性的生产,生产过剩的情况也略有显现。而近年来转变增长方式却一直缓慢,欧债危机却加速了这个转变过程。欧债危机不仅是欧洲的危,也是中国的机。目前国内种种中小企业危机,是转变过程必然要发生的。
(2)引以为戒,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全面审视债务问题。
这其中就需要重视地方债务问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6月,地方债务已达7.66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接下来的3年期间,大量地方债将进入还款期,城投债风险会在未来两三年集中爆发,而今后两年内地方债务的积累仍然会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因此,为防止出现违约风险,对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的临时性债务风险要高度重视,确保债务安全,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进行。
(3)欧元危机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启示。
由于缺乏与统一的货币政策配套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体系的失衡。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财政政策的制度建设。同时,利用此次契机,加大国际的人民币使用量,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而且本次危机暴露出的欧洲体系问题,为亚洲货币合作提供了借鉴。亚洲危机以来,在亚洲成立共同区乃至“亚元”的呼声高涨。但是从希腊加入欧盟的教训来看,只有成员国在要素自由流动、经济趋同等情况下,加入共同货币区才会带来福利增进,条件不成熟却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所以,亚洲设立货币共同区的条件还未到来。
总而言之,此次欧债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脱离价值基础而造成的。为了维持“繁荣”的假象扩张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带来利润,但没有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就不能够创造出价值。我们应当引以为鉴,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上选择适合的方式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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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晓玉:从金融危机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J],群文天地,2010(20).
【3】张尚斌:希腊债务危机——美国未来十年的榜样[N],证券市场周刊,2009,(12).
【4】张锐:希腊债务危机的成因与影响[U],中国货币市场,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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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盟;欧洲债务危机;中欧关系贸易摩擦
中国和欧盟,一个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组织,两者对世界的经济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欧贸易关系的友好发展,受到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由希腊债务危机为导火索,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其持续恶化对欧盟及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及持续恶化对欧盟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进而也直接影响到欧盟对外政策的转变,尤其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中欧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且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作用的凸显以及欧洲自身深陷债务和经济双重困境,欧洲政治家们日益明确了中欧合作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因此通过欧债危机对中欧贸易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欧洲债务下中欧对外贸易现状
(一)欧盟债务危机之后对外贸易现状
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相继的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也接连出现财政问题,使债务危机扩散至整个欧盟,导致欧元持续贬值。欧洲债务危机直接影响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从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欧的贸易发展。2015年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下跌,使得欧元的汇率有所下降,从而提高了欧盟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进了欧元区各国出口的增加,使欧盟区债务危机得到部分缓解,欧元区经济正慢慢走出低谷,实现缓慢增长。同时,“容克投资计划”如顺利实施,将会使欧盟获得2000多个项目,有望进一步拉动欧盟区经济的增长,促进当地就业。
(二)中欧对外贸易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下,中欧贸易合作关系在不断的稳定发展。中国作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大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资源,而欧盟拥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因此中欧贸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这种贸易的互补性,一方面增加了中欧贸易双方合作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双方对各自利益的争执,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据欧盟统计,2015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额为5207亿欧元,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中国与欧盟贸易增长的同时,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欧盟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704亿欧元;对中国的进口额3503亿欧元,逆差高达1799亿欧元,中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逆差国。就目前状况,欧盟还没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了走出来,除了自身需要大量消减财政支出,为了尽快度过难关,恢复本国经济,欧盟还需要大量外来投资来帮助其摆脱困境。
二、欧债危机下中欧贸易现状的主要原因
(一)债务危机引起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债务的发生加剧了中欧贸易的摩擦。在发生欧洲债务危机期间,欧盟经济衰退,失业率不断攀升,为了复苏欧洲经济,欧盟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其贸易保护主义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的反倾销力度。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仅2015上半年,欧盟对中国非食品类产品的通报达547项(不包含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占欧盟通报总数的63.2%,位居首位。欧盟对中国产品调查的过于频繁,及较高的标准,导致中国外贸出口企业需要不断提高产品检验质量以达到标准,从而失去了成本优势。
(二)债务危机导致的长期紧缩性财政政策
欧盟自债务危机发生后一直坚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来减轻其负债,达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但据欧洲中央银行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欧盟GDP在2012年出现了负增长为-1.1%,并且2013年GDP增长率也仅为0.6%,2014年为1.0%,经济复苏较为乏力。另一方面,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了欧盟通货紧缩,这对中欧双方的贸易带来了不利影响。首先,通货紧缩使的欧盟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影响我国出口。其次,通货紧缩使欧盟的失业率高居不下,较不乐观。这也导致了欧盟区对我国产品消费能力的减弱,使双方在贸易的总量上有所减少。
(三)债务危机导致的欧元汇率波动
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投资者为了规避欧元汇率大幅下降造成的风险而选择把资金都转化为美元,因此导致美元的升值,同时人民币也升值,这加剧了中欧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在中欧的出口贸易中,如果以人民币结算,由于欧元的贬值,使我国企业出口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我国无法通过低价打开欧洲市场。相同的,贸易中如果以欧元结算,将导致我国企业有较大的外汇风险,一旦欧元不稳定,大量贬值,将会造成我国企业在汇率较高出口货物和汇率较低时收到货款,所获利润严重缩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欧洲市场的交易额必然减少。
三、新形势下中欧关系走向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政策的逐渐完善,中国在对欧盟贸易中不可能一直保持顺差,欧盟也不会一直处于逆差,因此中欧贸易关系终将实现双边平衡并且双方合作前景是积极开阔的。
从贸易方面来看,未来欧盟仍会继续加强贸易壁垒,但相较于之前的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和绿色壁垒将会逐渐成为欧盟限制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手段,因此中国只有提高自身产品技术和国内标准才是应对国外贸易壁垒的关键。同时对于欧盟在出口管制上对华的限制需引起我们注意。欧盟近年来一直严格控制对华产品的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而中国又迫切需要打开欧盟市场,因此今后中欧合作的方向和重点应该在于:继续推进经贸合作,加强高新技术、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引导下,中欧双方无论在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方面都将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从投资方面来看,“容克投资计划”的开展实施,对于中国而言将会增加对欧盟的投资支持,可有效缓解我国产能过剩和投资过度等问题。对欧盟而言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欧盟,有利于其振兴经济。另一方面,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以及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区正式运行,将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并且根据我国商务部的公示我国将会进一步建立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逐步取消对外商投资的逐案审批体制,为外商建立个更加开放、宽松的投资环境,使外国投资者享有不低于中国投资者的待遇,这对中欧今后的投资合作都是受益匪浅的。
总的来说,中欧关系目前发展趋势良好,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将进一步开启中欧合作新领域,推动中欧的产能合作。可以预测到在双方合作基础的巩固,合作交流的加强上,中欧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实现双方经济发展双赢。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参考文献:
[1] 邱小芬.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山东大学,2014
[2] 冯仲平.新形势下欧盟对华政策及中欧关系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1(2):1-5
[3] 沈小瑞,周丽丽.中欧经贸关系走向探析.国际经济合作,2012(5):20-23
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与过程范文4
主权债务是指一个国家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因为是以主权为担保,所以主要体现为政府负债。而当一个国家政府不愿意或者无力继续履行债务职责,也就是政府负债总额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收支逆差比重升高,政府赤字居高不下时,就可能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导致政府破产。
一般而言,国际上对主权信用风险采用六个评价指标:一是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二是债务负担率,负债余额占gdp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三是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一般以不超过8%为警戒线;四是由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决定的未来债务负担和偿付能力;五是财政债务依存(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与当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之和),一般以不超过30%为警戒线;六是国债偿还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当年财政支出),一般以不超过10%为警戒线。这其中分别反映财政可持续能力、债务规模、债务融资能力的财政赤字率、债务负担率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这3项指标最为重要。如果这些指标急剧恶化,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就非常大。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演变过程
2007年7月的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导致全球许多相关金融机构破产、投资基金关闭、股市剧烈下滑,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全面紧缩,危机也很快由美国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首先在冰岛爆发,接着是爱尔兰,进而陆续蔓延到地中海沿岸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到2009年12月,当以上四国相继公布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远远高于欧盟《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时,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冰岛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外债规模超过1383亿美元,而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3.7亿美元,以冰岛大约32万人口计算,这大致相当于包括儿童在内的每名冰岛公民身负43万美元债务。冰岛国内三大银行由于资不抵债,被迫由政府接管,银行的债务也就升级为主权债务,国家长期主权信用被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降低至“垃圾级”,至此冰岛濒临“破产”。
希腊政府在2009年11月对外宣布其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高达13.7%,对即将到期的200亿欧元国债可能无法实现再融资;12月惠誉评级机构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投资者由于担心政府对总额为30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的国债无力偿还,开始大规模抛售国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并且至今继续恶化。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四国占欧盟gdp总量的37%左右,在2008年底四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从平均不足4%飙升至9%,公共债务占gdp的比值从平均65%上升至90%;在2009年12月主权信用被遭受置疑,信用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爱尔兰2010年和2011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值接近15%,国家银行的坏账损失比例更是高达32%,公共债务占gdp比值从2010年的95%上升至2011年的96%。标准普尔评级机构将爱尔兰的长期主权信用从“aa-”下调至“a”。
东欧国家由于国内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负债水平一直较高,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穆迪评级机构在2009年就降低了乌克兰的评级,后来又有匈亚利、罗马利亚等国降低了评级,东欧国家的事实上也存在主权债务问题。
按欧盟《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将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负债余额占gdp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从表1和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在2008年遭受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此前其财政状况如何,欧元区五国的政府债务都严重超出了gdp的60%的参考“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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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政府赤字都超过、甚至远超过gdp的3%的参考“警戒线”。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及其原因分析
从上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演变过程来看,其最直接的表象就是各国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占gdp的比值均超过欧盟《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水平。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实质在于政府负债规模远远超过其财政负担能力与调控能力,从而引发赤字节节攀高、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进而深刻影响国家经济复苏和深入发展。
(一)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
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行为是促进市场有效运转和经济平稳运行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行为所包含的假设条件就是政府行为正确且有效,认为政府应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消费方面,政府可以采用税收、利率、收入分配等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提高消费倾向;在投资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一方面采取措施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通过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管齐下的导向性刺激,以实现整个社会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凯恩斯还主张赤字财政政策,他认为政府扩大支出时,不应增加政府收入,而应采取举债支出的办法,举债支出可以使社会致富。在凯恩斯看来,扩大政府的上述职能是避免危机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已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国际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增值方式也通过传统的货币——商品——货币的方式转变为以货币——货币的方式来实现资本家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和价值的增长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经济体系日益趋于非理性化,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泡沫破裂,就会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2007年7月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当金融危机出现时,各国政府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被迫介入,投放大量的资金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最终就会造成政府债务不断的增长。
政府职能与作用的发挥必然需要财力的大力支持,政府大量投入资金,财政收入就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从上世纪80年代南美、1998年俄罗斯、2001年阿根廷和2008年欧洲各国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来看,财政赤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抵御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在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显著的流动性失衡与经济衰退时,市场越来越把应对危机的期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期望政府的注资能够有效地稳定金融市场和扩大国内需求,以刺激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这就必然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形成经济危机——政府干预——财政赤字——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原因分析
1. 美国金融海啸直接导致欧洲各国经济重创。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霸主,2007年7月的一场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在此大背景下,全球经济衰退,各国为防止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振兴本国经济,纷纷采取经济刺激举措,因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加上财政收入锐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普遍大幅上扬,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政府的刺激计划其实质就是各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以债治债,借债投资。表面上使得经济回暖,但是并未解决其核心问题,反而造成财政赤字攀升,同时政府的过分干预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局面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政府的举动激发了全国,不仅使得原本就不足的民众信心更加锐减,还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稳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危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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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洲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存在缺陷。欧盟各个国家经济差距较大,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德国、意大利、法国等经济较为发达,他们利用地区意识和价值优势,享受着统一货币政策带来的好处;而希腊、爱尔兰等经济较为落后,资源配置不合理及配置效率低下,使之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较大。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国进入工业化时间较短,受自然资源的限制,整体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单一:希腊以旅游、造船业为主,西班牙以房地产、旅游业为主,爱尔兰以农业为主,他们对工业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对外出口基本被德国、法国垄断,出口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投资者对欧美等国的信心普遍下降,相反的,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及优厚的税收政策等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再加上欧元升值也打击了其出口,导致贸易赤字逐年扩大。以希腊为例,希腊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以海运、旅游等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都具有较高的周期性。随着全球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市场转移,欧洲制造业不断失去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了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锐减。
3.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龄化,财政支出负担过重。欧洲一向以高福利闻名于世,包括高工资、高津贴、高补助等。较高的福利待遇导致了社会劳动效率低下,使得政府支出过大,加重了政府负担,进而导致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美国次贷危机以后,欧洲各国的产业竞争力显著削弱,政府为维持国民福利,避免引起公愤,一般都通过增加赤字或负债解决问题,这为危机的爆发留下了诸多隐患。加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大、政府债务日益加大,已经达到足够引发危机的程度了。
4. 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单一的货币政策,缺乏有效地风险管理机制。欧元区是目前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形式,欧元区的统一货币具有降低成本、增加贸易便利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虽然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掌握在欧洲中央银行手中,但是伴随而来的则是各欧元国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财政政策取决于各国政府。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是欧盟统一货币制度的内在矛盾。欧洲中央银行以保持价格稳定为首要任务,这就意味着,联盟内的各国无论本国经济发展如何,必须以稳定物价作为核心目标。这种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行同一货币制度即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的状况,于是就形成了政策的错配。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两大重要手段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遭受外来冲击时,对于完全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欧元区国家,就无法通过货币贬值、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来刺激经济,而只能通过财政政策即扩大财政支出、增加预算赤字来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危机。另外,由于统一的货币政策,当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必定会由于金融传染效应而使整个欧元区都面临困境。风险管理应做到预防为主、治理为辅,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后才进行事后弥补。所以当危机爆发后,虽然各成员国都拿出了救市计划,但为时已晚,收效极低。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式主权债务”的启发
(一)“中国式主权债务”的现状及其风险
“中国式主权债务”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债券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中国在2008年为了缓解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第35号公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各类政府融资平台企业达8000多家,涉及项目3000多个,截至2010年5月底,所有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超6万亿元,在gdp中占比接近20%。虽然我国目前整体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低于3%,总体债务水平低于gdp的20%。但是,由于地方债务大部分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到期的贷款基本上都无法归还,再加上地方债务的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随着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日益深入,加上目前房价下跌,地价已经不保,以往依靠推动土地价格上涨和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土地财政”模式将可能难以为继,这意味着未来地方政府用于偿债的资金来源面临萎缩的较大风险,即预期中的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将大幅下降。一旦地方政府无法转贴于
偿还债务,由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行为导致的“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便会发生,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中央银行兜底埋单。由于这些债务多来自于银行贷款,因而地方政府的违约行为也将导致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流动性风险。这样,地方财政风险会传递为中央财政风险和金融体系风险。
(二)防范“中国式主权债务”演变为危机的对策
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与过程范文5
关键词 欧洲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传染 金融一体化 多指标多原因模型
引 言
自2009年末三大评级机构将希腊信贷评级下调开始,欧洲债务危机几番起落,不仅希腊、爱尔兰等国的情况严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淖。当2009年10月4日希腊政府换届暴露出巨额财政赤字时,谁也没有想过欧洲债务危机会发展到如今这个程度。欧洲债务危机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及西班牙等国,其信用评级均被国际评级机构提出警告或者负面评价。整体来看,欧洲各国的负债与赤字的平均水平均已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与3%的红线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目前仍有继续蔓延与深化的趋势。
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很多,但欧洲金融高度一体化的传染效应对债务危机的程度有重要影响。金融一体化是经济、金融发展的趋势,虽然全球范围的金融一体化尚未实现,但某些区域已经实现高度的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此举提升了欧洲在世界的影响力。至2009年末,欧盟共27国中有16个国家加入欧元区(爱沙尼亚201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使用统一的欧元作为流通货币,相对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欧元区国家的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
理论上,金融一体化有利于风险分散和资本的有效配置,因而产生长期收益;但金融一体化提高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会使经济体更容易暴露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或者说更加紧密地与商业周期同步,使得金融危机更易于扩散到一体化区域内的国家,因而会产生短期成本。金融危机具有明显的传染性,一国的金融危机通过传染机制将危机进行扩散,而在各种传染机制中,金融一体化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次债务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即欧洲PIGS的葡萄牙P、爱尔兰I、意大利I、希腊G和西班牙S均为金融一体化程度高的欧元区成员国,欧洲债务危机作为“实验”,能够检验一国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否对该国遭受金融危机的程度有影响。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与欧盟数据为例,试图研究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否对一国遭受的金融危机有显著影响,区域金融一体化对区域内国家是否会有着更强的传染效应。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金融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利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一体化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
区域金融一体化与欧洲债务危机的传染机制
大多关于金融一体化与金融危机的研究侧重将一体化作为背景,研究金融危机原因、演变、影响等。林毅夫(2004)认为危机能够从一个经济体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体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在研究金融一体化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他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作为金融危机传染的主要原因。Stiglitz(2010)建立一般理论框架研究金融一体化的最优程度,认为完全的金融一体化并不是最优选择,虽然高度金融一体化能从一定程度上分担风险,但会加深负面效果,如银行破产的传染与连锁反应。游家兴(2010)从实体经济一体化、金融经济一体化、宏观经济趋同化三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非对称多元GARCH模型研究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与金融危机传染之间的关联机制,发现金融危机在中国的传染效应呈现出区域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征。Adrew K. Rose(2011)使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运用次贷危机的全球数据研究金融一体化程度对金融危机的程度的影响,发现某国金融一体化程度对其遭受金融危机的程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金融一体化的成本被高估。
理论上,金融一体化发挥金融核心扩散效应,促进金融腹地的产业成长,带动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最终实现金融地域系统的金融资源效率帕累托最优。在世界经济的实践中,区域金融一体化体现在区域内资本的自由流动,消除各种资本流动障碍,体现在区域内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相互紧密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区域金融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金融一体化的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降低资本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境外资本和金融机构的进入,能够增加本国金融机构的业内竞争,提升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经济的运行效率,完善制度安排,减少价格扭曲,促使金融业更加稳健地运行。
但是,金融一体化过程也可能导致不利的结果,如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跨国金融一体化会通常会引来国际资本,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投机性、趋利性和大规模快速流动等特点,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会增大市场波动和不稳定性,易将一国经济体暴露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危险之中;同时,金融一体化会降低国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独立性,而且金融一体化往往伴随金融开放度的提升与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宏观调控与应对危机的难度加大。研究发现,在金融一体化环境中,一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将会增加:一方面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过程中,如果没有做好风险控制与风险规避,容易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一体化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复杂,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便很容易传染至未发生危机国家,形成金融危机的传染和扩散。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广义的金融危机传染是指金融危机冲击的跨国界传递或一般的跨国界的溢出效应,是一种动态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传染”的概念,金融危机传染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学者关注的是传染现象背后的宏观背景和微观机制,由此产生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理论,如根据传染途径是否通过经济基本面,分为接触性传染与非接触性传染;根据传染的路径,分为贸易传染效应、金融传染效应、预期传染效应等。由于研究之间的交叉,金融危机的传递机制也越来越复杂。
本文以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由Masson(1999)建立的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季风效应、溢出效应和净传染三方面分析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在传染机制的研究中,本文侧重金融一体化的影响。
季风效应的传导机制指由全球性共同外部冲击产生的传染,季风效应与金融一体化的联系相对较浅。
溢出效应指贸易、金融联系引起的金融危机传染,贸易溢出效应是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恶化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联系国家经济的基本条件,从而这些国家更易遭受金融冲击,以致发生金融危机,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危机传传染;而溢出效应中的金融传染效应是指金融市场自身特征及市场主体行为导致的危机,通过金融联系向其他国家的传染,包括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渠道,如危机发生国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危机产生非流动性,就会从与其金融联系紧密的国家撤资,导致其他国家金融市场产生非流动性而引起金融危机。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区域,国家间的金融联系紧密,加剧金融传染的效应,使危机在一体化的区域内更容易扩散。
净传染是指由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化引起的金融危机传染,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心理预期是金融危机传染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若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其他与之相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使金融危机传染至相似的国家,而所谓的“相似”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金融一体化必然促进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等的统一,尤其是金融高度一体化地区,如欧元区国家,在经济基础、经济政策、汇率体制、金融体制、社会文化背景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同时地理位置相近,金融、经济联系紧密,货币政策相似(相同),容易使投资者对该地区的金融稳定形成相同的预期,使危机更容易在国家之间传染。
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与过程范文6
关键词:欧债危机 出口 实证分析
一、前言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随着希腊政府宣布其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阈值,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让全球经济走入低谷。此次危机力度强大、扩散迅速、来势迅猛、持续长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欧债危机的开始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也不可避免的卷入欧债危机的浪潮中。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增速锐减、萎靡不振,我国外贸行业受到沉重打击。
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值得我们持久的关注和细致的研究。深入研究掌握欧洲债务危机的最新动态,分析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等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世界经济的运行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取有效的对策应对这场席卷全球经济的寒冬。本文以全新的二维角度对欧债危机的深度演化过程进行分析,采用2009年至2013年官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对我国有效应对欧债危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二、欧债危机深度演化
(一)横向深度演化
从欧洲债务危机所涉及国家的先后、多少来看,希腊债务危机标志着欧债危机的开始,随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相继陷入债务困境,最后欧洲经济整体受到危机影响,连龙头国家法国德国也不能避免。从中不难发现债务危机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呈现出由点连成线再扩展到面的特点。
祸起希腊,但不止于希腊。危机迅速向欧元区其他国家扩散,其中以“欧猪五国”(PIIGS,Portugal—葡萄牙、Ireland—爱尔兰、Italy—意大利、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危机不断向核心国家蔓延,不仅是南欧国家遭受波及,就连欧盟核心国家德国、法国也难避其害,穆迪近20年来首次下调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且前景展望为负面。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出现赤字超标问题。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被迫接受,已经有五个欧元区国家接受国际贷款机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的资金援助了,依次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而斯洛文尼亚很可能成为欧盟下一个救助对象。欧洲国家普遍经济增速连续下滑,尤其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2011年的第四季度和2012上半年危机态势进一步恶化,失业率高升,市场信心低迷。整个欧元区面临成立14年(1999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出现而成立了欧元区)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二)纵向深度演化
从受债务危机影响的经济部门来看,危机蔓延的趋势是从金融服务业到实体经济。
首先,危机是从政府背负高额债务、资金运转不灵向欧洲金融行业传播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欧洲各国为了拯救银行而发行大量国债以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大规模债务危机的袭来时,国债收益率升高、融资困难,银行业资产减值、资不抵债,承担着巨大的债务风险,甚至这一危机也决定着许多银行的生死存亡。
目前欧洲银行业危机的深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巨大的资金空洞正等待补充。2010年10月,因爱尔兰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欧元区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也突显出来。欧洲银行业持有大量的债务风险敞口,如法国第一大银行BNP Paribas持有50亿欧元希腊国债。而救助危机国银行耗资巨大,赤字大幅攀升,债务状况恶化,引发了市场对银行业危机的担忧。第二,大多数银行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目前,欧洲主要银行持有大量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国的政府债券,因这些债券收益率不断攀升造成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实际价值大幅缩水,CDS(信用违约掉期)过高,融资成本大大增加造成融资困难,由此引发相关银行的流动性不足、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
其次,危机从虚拟经济波及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动荡损及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2012年12月,欧元区制造业信心指数为-33.3,工业信心指数为-13.8,零售业信心指数为-15.9,消费者信心指数为-26.3,服务业信心指数为-9.8,五个指数均在低位徘徊或是连续下降。
实体经济受到负面影响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国债收益率上升,银行持有的国债价格下跌导致资产减值,银行资不抵债难以为继,银行通过减少向企业放贷来调整资产负债表,企业得不到贷款无法正常运营。第二,无论是从欧盟主观意愿还是从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客观角度来看,欧元走低并一直保持在低位。在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上,欧元的走低导致了美元的相对升值,这使得有色金属、石油等商品价格面临着极大的上行压力。欧洲工业原材料进口成本增加,毛利率将降低,竞争力下降,部分企业艰难维持生产。第三,危机爆发后,各国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采取了如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养老金、降低失业补贴以及提高税收等经济紧缩措施,从而降低赤字和债务。但这抑制了经济恢复和发展,制约了“生产-消费”链,对于欧元区成员国内部的消费需求复苏也产生制约作用,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萎缩。
三、欧债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和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对中欧贸易总额的影响
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38667.6亿美元)已约占中国经济总量(GDP 519322亿元)的二分之一,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贸出口方面,中欧历来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2003年,双方确立了中欧战略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2007年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3561.5 亿美元,同比增长27%。2012年2月以前,我国对欧洲的月出口额基本都占我国月出口总量的20%以上,2009年1月的对欧出口比例更是高达25%。然而自2012年2月以后,出口到欧洲的份额就鲜少有超过20%的情况。
鉴于中欧之间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动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状况。而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国家经济疲软,中国对欧出口增速随之大幅放缓。目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已经从早前两位数的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面临严峻挑战。2000年至2008年,中国对欧出口平均增速为26.38%,在2009年经历了出口负增长的谷底(增速下降20%左右)后有所回升,2010-2012年仍持续走低,去年一整年对欧出口为负增长,12月以下降6.2%收官。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5460.4亿美元,同比减少3.7%。
2、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从出口产品来看,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的95%左右,包括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等,集中在机电产业、纺织业和金属制品业等部门。近几年,中国对欧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业、纺织业和贱金属制品业等部门,具体来讲机电产品主要是电机、电气设备、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纺织品主要是服装及附件、针织品及附件;杂项制品主要有家具、床上用品、玩具、运动器材等。2009年,各项商品的出口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金属制品业出口甚至同比减少52.52%。2012年,出口额再次出现下行趋势,车辆、航天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出口同比减少20.22%。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总出口增速放缓,其中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箱包、塑料制品、玩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7%,低于整体出口增速0.4个百分点。纺织原料及其制品、金属制品业、化工产品的可替代性比较强,价格弹性比较大,所以经济波动对这些产品影响很大。
3、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从企业类型来看,我国受外部冲击最大的企业是代工企业(“两头在外”企业),即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代工企业完全依存“来料或进料加工—对外出口”模式生存,当长单变短单或订单停续,这些企业便无以为继,不少中小企业在2010-2011年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门停业。
与代工企业相对应,从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受到的影响比一般贸易更为严重。我国贸易部门划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二者齐头并进,所占份额相当,但一般贸易的同比增长率比加工贸易略高。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方式。不同于一般贸易部分内销部分出口,加工贸易的产品完全出口且附加值极低。中国是加工贸易的大国,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你都可能会惊喜的发现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但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只占5%-10%左右,甚至更低)、位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发展方式粗放,赚取的仅仅只是少量的加工费。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高端环节以及营销控制、品牌管理等方向升级。
(二)实证分析及结论
1、模型及回归结果
为了研究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通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各变量定义如下,模型左边是因变量,以中国对欧盟(27国)的月度连续出口数据来衡量,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2月共48个月的连续出口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网站。自变量包括欧盟以支出法计算的季度实际GDP指标,以2005年为基年,单位为十亿美元,数据来源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资料;汇率为48个月的人民币对欧元汇率,数据由X-rates网站统计而得。由于欧洲债务危机是2009年年末开始显现的,为了体现欧债危机随时间演进的影响,本文设置了时间虚拟变量,2009年11月及以后为1,之前为0。最后还有随机干扰项和常数项。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统计量见表3(1),其中我已经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换算,取对数的作用在于可将间距很大的数据转换为间距较小的数据。
表3(1) 各变量描述统计量
为了防止伪回归的误差,我首先对各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2)。从表中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变量取对数后主要的变量如对欧盟出口和汇率已经平稳了,欧盟GDP经过二阶差分后检验也变得平稳了。
表3(2) 变量序列ADF的检验结果
接下来,我使用Eviews 6.0 统计软件对模型适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回归结果见表3(3)。
表3(3) 模型回归结果
由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2、解释实证结论
“国民收入的影响显著”这一结论符合一般经济规律,欧盟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我国对欧出口增加10.34个百分点。从2009年到2012年的月度数据来看,汇率变化的影响不是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对汇率的管制较为严格,从长期来看汇率在适度的范围内波动不会对外贸造成严重的影响;二是部分商品通过出口退税、政府补贴等方式使售价维持在人民币升值前的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汇率波动的影响;三是热钱通过货物或服务贸易的方式流入中国造成了统计数据和真实情况有所出入。
然而,表明欧盟生产总值和汇率变化都对我国对欧出口额有比较深刻的影响。T2会得到相反的结论是因为前两年的汇率比2011-2012的汇率波动要更为剧烈,后期的汇率在调控下已趋于稳定了,样本越多反而越不能体现其对出口的影响。同时,这个现象也说明汇率一定会影响出口,不能因为其在一段样本的统计中的不显著而否定其影响。
虚拟变量的β值只表示变量的性质而不表示变量的数值,也就是说在上述回归模型中虚拟变量产生了影响却不是很显著,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变量与汇率的特点刚好相反,时间越长,样本越多,虚拟变量的影响也会越显著,目前的样本范围还不够充足,使得时间虚拟变量不能用来代替债务危机本身的影响;二是危机的影响已经体现在收入和汇率的变化中,二者削弱了虚拟时间变量所代表的危机的程度。
四、结论
欧洲债务危机经历了开端、发展、升级之后并没有偃旗息鼓,仍旧不断扩散并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横向即地理区域来看,债务危机范围呈现出由点连成线再扩展到面的特点,受其波及国家数量不断增加。从纵向即经济部门来看,危机深度演化的趋势是从金融业到实体经济,从宏观GDP到微观制造业均遭受沉重打击。欧债危机的深化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影响:从贸易总量看,目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已经从早前两位数的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面临严峻挑战。从产品结构看,机电产业、纺织业和金属制品业等出口受阻。从企业类型看,加工贸易和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受危机冲击最大。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并对2009年1月到2012年12月共48个月的连续出口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结论:长期来看,欧盟生产总值对我国对欧出口额有显著的影响,汇率和虚拟变量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短期内汇率的影响显著。
参考文献:
[1]潘正彦. 欧债危机加剧下中国外贸发展态势分析[J]. 国际贸易, 2012, (02): 10-14
[2]皮守成,王永. 欧债危机的蔓延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分析及对策[J].特区经济, 2012,(03):239-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