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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的流动性范文1
一、影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流失的个人因素
经调查，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流失存在个人因素。而个人因素中包括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年龄、地域情况、学历情况、工作时长情况及家庭现状等方面的内容。个人因素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流失问题上占的比例相对较大，可以被定义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流失的重点因素。下面就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流失问题的个人因素进行探讨。第一，年龄情况。年龄相对较小的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更为倾向于流动性大，因为心中抱负远大，想要趁着年轻多闯、多拼，从而存在流动频繁，不能安于现状的状态。也因为其心未真正定下来，而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状态及需求较为安定，因此年轻人可能存在不能安分的状态。因此，年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流动性较大。第二，工作时长情况。汉语言文学专业专业性要求高，因此工作时长较长的专业人才更能轻松掌握，并且拥有自己独有的工作状态及规划，来合理安排自身工作，并对其高校及自身岗位的忠诚度较高。而工作时长较短的专业人才，内心容易焦躁，因此流动的可能性增加。第三，家庭现状及地域情况。对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而言，地域问题较为重要，如果不是本地人，而在本地高校工作，那么其流动性较大。但如果在本地建立家庭，那么其工作流动基本趋于稳定。因此，家庭现状及地域情况，对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流失而言，也是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
（二）高校的影响因素
1.管理理念存在偏差。
首先，高校在对汉语言专业人才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其管理理念存在偏差，不仅没有明确、全面的发展体系，而且因为其整体的教学环境趋于传统，缺乏创新精神，对年轻、工作时长较短的汉语言专业人才的重视度及认可度较低，这对该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忠诚度的建立极为不利，从而造成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流动性加大。其次，高校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资金资助力度有待加大。但就目前的各高校的情况看，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资金供给相较于其他专业而言明显偏低。
2.薪酬体系存在不合理的情况，福利薪酬缺乏弹性。
对年轻教师来说，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住房问题，但因为年轻教师刚出来工作，没有太多资金可以用来购房，单位的福利房又有年龄限制，必须在单位工作多少年才能享受福利房待遇。
3.培训体系不合理。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仅在入职时接受过培训，入职以后就很少有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训。因为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体系，如果不能适时进行一些专业培训，那么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将会出现懈怠状态，从而造成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流动性大等问题。因此，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的培训系统健全、培训状态加强等建议都需要重视。这样不能及时发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某些弱点以及不适应岗位要求，没有针对其弱点进行培训，就可能会造成高校汉语言专业文化人才在工作中容易焦躁，从而抗拒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并且，部分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不清晰。
二、高校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改变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对福利的传统看法
福利制度的形象勾勒在高校的发展中日渐清晰，但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福利的看法与认知仍旧停留在过去的传统观念中。如今的福利种类繁多，涉及的范围也更广阔，所以就更应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对福利的熟悉与了解。因为高校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福利的制定与设计中，都会结合当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高校组织文化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类别等相关信息。在这种程度上，制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福利制度就会更加适应高校专业人才之间的内部运作。如果能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福利认知，改变对过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福利制度的传统观念，那么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也会在潜意识中改变，为高校的运营奠定扎实的组织基础。
（二）及时更新福利信息，增加对福利制度设置的发言权
高校受到运营成本的局限，不能像企业一般大打福利牌，来稳定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脚步。更不可能扩大福利效益来加强高校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对高校来说，合适的福利比丰厚的福利更重要。只有循序渐进地提高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福利沟通，不断进行福利的微型上升，一来可以缓和高校成本有限的尴尬局面，二来可以让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福利的价值。
（三）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心态管理的具体做法
文学价值的流动性范文2
盛大集团原本想在2011年将起点中文网推到纽交所，路演都筹划好了，然而，由于陈天桥和华尔街对于盛大的期许差距过大，导致上市戛然而止。陈天桥直截了当，盛大网络在私有化之后，可为其他子公司提供财务和管理上的支持，再通过资本运作，将旗下有价值的业务单独拆分成子公司上市，形成一棵参天大树，成长造血两不误。不过，作为先锋军的盛大文学，陈天桥仍未能推销给西方资本市场。
网络文学虽然并非中国的独有产物，但起点中文网等网站，一定不是华尔街能简单读懂的游戏——美国也有不少非正统的作家，他们并无太大名气，也很少拥有出版社资源，前几年《暮光之城》题材大热，他们炮制出了大批量的狼人/吸血鬼类型小说，直接进入了亚马逊的应用商店，以低价的方式提供给Kindle用户群，同样造就了“暴富神话”。
正因如此，在美国的银行家看来，盛大文学的资产太“轻”——轻资产对于制造业是利好，但是在互联网领域，轻资产意味着抗风险能力低。陈天桥抱怨华尔街的轻视，但事实最终证明了华尔街的谨慎确有道理，当“起点系”团队的稳定格局，被竞争对手轻易撬动，投资方对于盛大文学的估值再降两成，过山车式的遭遇证明了外界对于盛大文学的质疑：当一家公司的核心资产是约300人（起点中文网的龙头作者）的团队，而他们与盛大文学又非雇员关系，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就太多了。若按人头价值来注入资金，美国的投资机构没有见过这样的玩法。
即使“人”可以是“资产”，也一定是流动性最高的一种“资产”，而这种“资产”即使充满价值，这价值也不能说注定由盛大文学独家变现。2010年夏天，起点中文网的明星作家、月票八连冠纪录创造者、著名网络小说《佛本是道》的作者梦入神机，在连载作品的完结章节中插入声明，宣布自己转投另一家网络文学网站纵横中文网，引起轩然大波。
梦入神机一语道出作家与平台之间的矛盾：究竟是谁更依赖谁？梦入神机称自己只是和纵横中文网旗下的一名作家见了次面，就被盛大视为危险，立刻将其作品扣下点击排行榜，掐住其写作收益进行威胁，也有其他作者，因为将作品版权卖给盛大之外的游戏公司，被盛大一再压制，直到作者服软。
在盛大文学旗下网站独大的年代，这样做效果的确不错，毕竟盛大提供了最为集中的读者群体和最为稳妥的支付渠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作者也承认他们是依赖平台的，“起点这个平台，是越做越大，谁都知道在上面发展的好处。”
然而，作者作为盛大文学的资产，有着趋利的独立意识，一旦盛大文学无法垄断市场，新的竞争者进入并提供优厚条件，资产的平滑过渡，也就不足为奇。在梦入神机“叛离”的年代，即使身为月票八连冠的他，盛大文学CEO侯小强也是连见都不会见的，平日里都由普通编辑打理与作者的关系，只要作者肯写，盛大就按照经营流程来分钱。你在今年看到起点某二流作者猝死，侯小强郑重微博悼念、宣布赔偿及作者保险福利，这在两年以前的盛大文学，连想都不敢想。
环境变了。经过盛大文学的苦心栽培，中国网络文学的市场吸引了腾讯、百度、网易等互联网企业的参战，作者成了被竞相争夺的香饽饽。作者们忽然发现，自己从依赖平台，变成了被平台依赖的角色。一位作者的跳槽，就能够带动其读者群及其付费阅读的真金白银一起转移，而盛大文学对这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的防范壁垒，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作者地位的逆袭，让盛大文学陷入还未赚钱便要多掏钱的困境，在宣布融资消息的同时，盛大文学将作者收益分成从50%提升至100%，这种自残战略，让盛大文学的现金流再度吃紧，而且势必考验盛大文学的运营团队在挖掘作品延伸价值上的功力。改编游戏和动漫？看似是对同类型消费者族群的拓展，但前者开发周期较长，盛大游戏迄今也只有《星辰变》和《鬼吹灯外传》两个小说成功改编网游的案例；而后者是一个更不成熟的市场，即使雄如《盗墓笔记》，在动漫化的进程上同样接连受阻。
文学价值的流动性范文3
关键词：“社群”；《了不起的盖茨比》；特点
“社群”的涵义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原始社会，“社群”可以是一个部落，而在如今“社群”可以是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核心家庭。文学作品中“社群”的构建也充分体现了时代性特征，一般较为真实地描绘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F・S・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尼克为视角讲述了神秘富豪盖茨比为了追求曾经因为入伍错过的爱情，奋起直追，不断积累财富以期赢回美人芳心，却为了保护心爱的人免受车祸肇事的惩罚，死于他人枪下。该作品非常细致地为读者们呈现了一战后美国纽约大都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物欲横流的景象，而主人公盖茨比的命运却折射出金钱至上的“爵士时代”中的世态炎凉和社会分化下涌现出的复杂问题。《了不起的盖茨比》构建的“社群”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爵士时代”背景下纽约大都会的生活百态，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构建的“社群”具有明显的三个特征：阶级性、排他性和动态性。本文想分别就这三个特点进行论述。
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社群”的阶级性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空间上主要构建了四个“社群”：长岛的东卵，西卵，灰谷和曼哈顿。“社群”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为拥有相同理念和相似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成员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因此，“社群”不可能避免地会呈现一定程度的阶级色彩。美国进入二十世纪后，经过长达一个世纪多的发展，因为自身的地缘优势和孤立主义政策，迎来了物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相对应地也出现了社会分化。
社会分化必然带来阶级的分化，旧贵族，新富和工人农民们分别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地和“社群”。位于长岛东卵的“社群”成员多是美洲大陆殖民时期的富豪和传统贵族，整个“社群”的生态环境优良，建筑风格也偏向于高贵典雅的风格，为该“社群”成员提供了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居住环境和社交场合。《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汤姆和黛西便是该“社群”的典型成员。汤姆作为美国的旧式资产阶级，在东卵坐拥一座“乔治殖民时期的大厦”，拥有正统英国贵族气息。汤姆本人也毕业于名校，继承了家族的巨额财产，而他也把自己看做旧式资产阶级的代表，自己的形态和谈吐中无不体现出他作为旧式资产阶级的自傲。
而西卵作为当时美国新兴产业中涌现出来的贵族聚居地，则更富有新式资产阶级的气息。盖茨比虽然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但依靠其对财富的执着追求和敏锐的嗅觉，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新兴产业中大战拳脚，同时通过贩卖私酒成功在短短几年内积累的大量财富，在西卵购置豪宅，举办社交聚会。而参与其社交聚会的来宾也都是新兴行业中的既得利益者，例如电影行业中的著名导演和热门演员。而西卵这个“社群”恰恰满足了新式资产阶级的社交需求，体现了该“社群”的阶级属性。
灰谷作为工人和农民的聚居地，其较为低廉的生活成本恰恰降低了针对“社群”成员的经济门槛。但该“社群”内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治安状况不容乐观。汤姆的情人默特尔和其丈夫乔治正是该“社群”的成员。乔治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其经营的修理店生意惨淡，无法负担起他和其妻子对于更高质量物质生活的追求，只能被困于此。
而曼哈顿则是文本中勾勒出阶级成分最为复杂的“社群”。因为曼哈顿“社群”空间范围庞大，社群成员变化多样，既有为富人提供享乐天堂的酒店，也包括普通中产阶级的住宅楼等。而这四个“社群”的阶级性特点则为小说中不同“社群”的人物命运做好铺垫，从而使小说情节发展更为自然。
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社群”的排他性
“社群”的排他性是小说中“社群”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排他性的根源取决于“社群”成员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如前文所述，“社群”的阶级性为每个社群成员构成在经济地位上构成相应的门槛。比如，小说中盖茨比的豪宅内的歌舞升平往往只属于新式资产阶级。参加盖茨比主办的聚会主要成员都基本同在一个社会圈内，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并在彼此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东卵的旧式资产阶级就很少参加在西卵的聚会，这是“社群”所散发出的一种自觉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建立在“社群”成员经济地位的差距上，由内向外，将无法适应“社群”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人排除在外。
这种排他性在小说中主要人物中均得到了体现。汤姆作为旧式资产阶级“社群”的代表，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顶端，具有较强的种族歧视观念（言语中多次反对黑人获得更多的权益），就连在经济地位上可与之相匹敌的新式资产阶级他都持有一贯的鄙夷态度，认为他们不过是一夜暴富没有教养的穷鬼而已。“社群”的排他性同样体现在小说主要叙述者尼克身上。尼克作为联结文章中各个“社群”的纽带，看似左右逢源，自由地穿梭在各个“社群”之间。然而当尼克目睹了盖茨比的遭遇，他已经看透了在奢靡包装的“美国梦”下人性怜悯的丧失和和对物质的执迷。这都表明尼克已经无法认同美国大都会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这时“社群”的排他性变开始发挥作用。首先这种排他性瓦解了尼克对于友情和爱情的信念，在心理上摧毁了它对“爵士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种排他性通过在心理上对尼克进行施压，逐渐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让他逐渐丧失在纽约大都会“社群”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本。于是他选择离开纽约这个大“社群”，转而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心灵的慰藉。至此，“社群”的排他性也完成了其自身的任务，剔除无法共存的成员，成功维系了“社群”的自身结构。
“社群”的排他性随着“社群”自身经济地位的上升，呈现越发明显的趋势。灰谷作为经济基础最为低级的“社群”，其显露的排他性较少。同样曼哈顿“社群”空间庞大，需要各式各样的阶级支撑该社群的存在，只要对美国梦的生活方式充满热爱，基本可以在这个社群内立足。而西卵和东卵两个“社群”属于富人区，则体现出其强大的排他性，一般人不允许踏入这两个“社群”，即使普通人能短暂地踏入这两个“社群”的社交圈，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也无法在这两个“社群”长时间立足。汤姆的情人默特尔来自灰谷，她和汤姆通过在建立在不道德情感上的社会关系为其提供间歇性脱离原来的灰谷“社群”的机会。但由于她自身并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无法跻身“西卵”和“东卵”这两个社群。只能依靠其情人汤姆为她在曼哈顿“社群”长期租赁的房间，来融入曼哈顿这个经济水平较高的“社群”。由此可见，“社群”的排他性是与该“社群”的经济水平呈正向关系的。
促进“社群”排他性因素形成的原因还包括生活习惯和成员所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社群”内部成员会选择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生活习惯，从而为其在“社群”内部的交往中提供相应的谈资。而成员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会影响“社群”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谈吐，而拥有相同思维方式和理念的会自然地倾向于构建起一个“社群”，此时“社群”的以教育水平差异为基础的排他性也逐渐形成。小说中盖茨比努力把自己包装成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也正是为了向他人凸显其所受的教育水平已经满足了东卵“社群”对于其成员的要求，逆向证明了该“社群”的排他性特点。
三.《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社群”的动态性
“社群”的基本构成因素是人，而人具备的社会性，就决定了“社群”的动态性。不同的“社群”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会以各种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交流。“社群”的动态性让小说情节发展增加了戏剧化特征。如果“社群”丧失了动态性，决定盖茨比命运的车祸就无法发生，也就影响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构建的“社群”中，都呈现“社群”成员的流动、“社群”空间的变化和“社群”的发展与消亡。以上三点是小说中“社群”动态性的具体体现。
“社群”成员流动是维系“社群”运转的重要动力。“社群”成员的流动量对“社群”的动态性具有很大影响，而“社群”的动态性决定了“社群”的开放程度。相比于小说中的其他几个社群，曼哈顿“社群”由于构成人员多样，成员内部交往频繁，同时对外也具有很大的向心力，吸引着其他“社群”成员的定居，游玩和消费。因此，曼哈顿“社群”的人员流动量非常巨大，“社群”开放程度也非常高。因此，作者菲茨杰拉德把曼哈顿“社群”作为汤姆和情人默特尔的见面地点，因为曼哈顿“社群”的高度开放程度足以包容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社群”成员，为其交往提供了联结点。“社群”的流动性为个人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媒介。盖茨比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握机会，成功从经济相对落后的“社群”进入到东卵的富豪“社群”，离不开“社群”的流动性为其提供的平台。盖茨比可以利用财富和知识包装自己，最终完成其所属“社群”的转变。
“社群”的空间变化主要体现在“社群”地域的扩张或者减少。从小说叙事者尼克角度来讲，他的家乡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相比于发达的大都会纽约，尼克日益觉得“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边缘。”随着“社群”人员的迁出，中西部逐渐呈现出萧条的景象，“社群”所处地域也不断减少。而纽约大都会“社群”作为东海岸新兴的经济中心，其便利的交通和基础设施，为其“社群”成员提供了多样的工作岗位和良好的居住环境，从而不断吸引尼克般的普通美国民众，追随他们的美国梦。纽约大都会“社群”的地域也就随之扩大。
“社群”的发展与消亡则是“社群”动态性的体现之一。随着盖茨比迁入东卵，东卵“社群”成员便开始以盖茨比的豪宅为中心参与社交活动，吸引着其他“社群”成员的光顾。东卵“社群”的动态性也随之提高。盖茨比为其他“社群”的成员提供了聚会的物质保障，从而降低了该“社群”的准入门槛。西卵“社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然而，当盖茨比被威尔森射杀后，鉴于他作为东卵“社群”的核心成员，整个社群也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活力，甚至被人遗忘和抛弃。因此，单一的社群的发展和消亡从更深的维度上体现了“社群”的动态性。而东卵“社群”的发展与消亡也和小说的主题想契合，寓意着“爵士时代”美国梦的发展到破灭的过程。
四.结语
结合文本分析得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构建的“社群”具有阶级性、排他性和动态性等特征。“社群”的动态性为不同“社群”间成员的交往提供动力，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社群”的阶级性和排他性体现了美国二十世纪初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特点，同时也揭示了盖茨比悲惨命运的必然性。菲茨杰拉德构建的“社群”紧扣时代的特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为小说提供了相契合的时代背景，具有较高的文学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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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Scott.Fitzgerald，The Great Gatsb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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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的流动性范文4
在他的书中，有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只有残缺的肢体，没有残缺的生命”。
小星他所做的一切，会让我们想起自强自立，坚毅不屈永不放弃身残志坚等等我们从小就熟识而长大以后才后悔自已做不到的字眼。在他眼中没有满目疮痍的世界，只有碌碌无为的人，热爱生活，痴痴追求。
也许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热诚。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比自已的挫折更大，更不幸的人大有人在。小星他是个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双脚萎缩不能行走。但他为了证明人生的价值和命运抗争的勇气，弘扬中华人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自已的理想，孤身上路，凭着投稿和朋友们的帮助，踏篇了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凭着顽强的毅力，征服了华山，泰山，黄山等20多座名山，甚至创建了基尼斯记录，穿越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玛干沙漠，见证着小星的今天的成功，而在成功的背后，他又付出了多少的辛酸？多少的挫折？
小星有一个愿望：如果我能站起来三分钟，一分钟品尝一下跑步的滋味，一分钟拥抱一下父母，一分钟去看我心爱的姑娘。这一个对于普通人来说能轻易实现的愿望，但对于小星来说却是个遥远的梦呀！
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已的理想做一个记者，因为他从小就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和天份。在书里他曾说过残疾人的心灵是健全的，残疾人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弱，身体残疾，只是人生苦难的一种有形象征。心灵上有翅膀，一样能飞翔！
生活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生活常常会遇到挫折，不要灰心，人生是公平的，总要历尽苦难后，才能翻云见日。总有一些赐予你的微笑，在生命的某个角落守候着你，我们不必一遍遍的用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样的诗句。抚慰自已受伤的心灵，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气势磅礴的诗剧，尽管可能悲壮，但是值得我们去用整个肉体和灵魂去受去聆听。
文学价值的流动性范文5
一、高中语文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高中语文新课标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应注重应用，加强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联系，加强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以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语文应用能力是一种综合的难以概况的语言能力，它建立在对语言文字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来对我们周围的各种社会现象形成理解和判断能力，从而获取知识和开阔视野。
语文应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目前学界还没有对其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语文应用不仅是能用语言清晰地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还应该能够综合语境、肢体语言以及声音图文来识别信息，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也会参与进来。高中语文的学习是大多数人系统学习语文的最后阶段，高中语文的应用能力会影响我们好多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影响我们对语文的审美观，所以高中语文的应用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二、高中语文应用能力培养的方法
1.把汉语的趣味性融入到语文应用中。我们知道汉语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趣闻性。例如对联、谚语、习语等，汉语的趣味性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应用性。
我们把成语、习语、俗语等等这种经过提炼加工的约定俗称的说法统称为熟语，它形象生动，为我们认识和运用汉语提供轻松的途径。熟语是历史和人们经验的积累，它是我们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反应，在高中阶段运用熟语不仅可以引发学生的兴趣还可以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高中阶段学习和掌握适当的熟语并学习将其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会使日常的交谈轻松幽默。
2.把汉语词汇的价值观融入到语文应用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它是衡量价值的尺度，是一种隐形的文化，指导着人们的为人处世。汉民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常的交际中通常是对对方大量地使用敬称，例如：“您贵姓”“令尊”“贤弟”等等；而在对自己的价值评判中通常是自我贬低。例如“鄙人不才”“在下”“犬子”等等，我们的传统文化还重视地位的尊卑，所以，日常的交往通常会出现象“李队”“王局”“刘教授”这些称呼。总而言之，这些词汇都表明汉民族传统文化注重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样的价值观。让学生有意识地了解和认识汉语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才能在运用语言的时候领悟禁忌、谦称、敬称等，达到巧妙运用语言的效果。
3.把汉语的思维方式融入到语文应用中。 汉语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句子的流动性和自由性。很少以某个动词为核心，习惯按时间顺序序贯铺陈。例如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个上，一个下，把那种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愁，刻画的淋漓尽致。汉语句子不拘泥于句法和语法，注重句子的意气而非形式的完整，重在求神，求意会。例如鲁迅《秋夜》中的“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我们知道鲁迅想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又有谁会说他是重复呢。汉语言讲究的是神而明之，传达的是一种意境。因此在运用中应该注重主观感悟而非对词性和句法的界定。所以高中的语文学习更多的要注重语言的积累，反复体会名章佳句的绝美之处。相信没有足够的汉语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的，也无法理解“月是故乡明”的游子之心，更无法理解“明月夜短松冈”的悼念之凄苦的。汉语的绝妙之处就是靠语境来意会。
4.利用应用文写作培养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 应用好汉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我们不仅能说出来还要能流畅地表达。所以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还应进行规范的应用文写作，掌握写作的格式，语言的通顺性，并能让学生联系实际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看法。在应用文写作训练中，按照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先让学生根据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内容，让学生在已有语文知识的基础上，了解掌握写作结构格式、内容语言的顺序等写作规范，再由易到难地重点进行语文应用规范训练，并让学生贴近现实，联系实际运用到生活实践中。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同时也要注意现代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有机结合，让学生感受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文言文的语言精炼、准确、含蓄的精华，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培养能力。
文学价值的流动性范文6
关键词：空间美学；后现代；学科互涉；表征实践；体验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087-06
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空间转向经由列斐伏尔、福柯、索亚、巴什拉、布朗肖等理论家的推动，成为20世纪较为显著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表征。一方面，空间转向适应了后现代主义学科互涉的知识景观，并且沟通了文学审美、地理景观、城市建筑、室内装修、话语霸权、图像感官等不同领域，呈现出在后现代时期强大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空间转向与后现代时期的主体实践联系更为密切，成为主体意义彰显与价值对象化的载体，“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①。空间转向实现了“向外”的文化景观和“向内”的主体体验两个维度上的后现代思想文化范式变革，当以空间理论引入、反思美学理论时，不仅能够丰富美学话语，更能为美学阐释后现代的文化现象带来崭新的视角，并且广泛地参与到文化表征实践中。后现代思潮早已打破了古典时期天人合一、境由心生的空间体悟，消解了过于高扬主体性特质的审美自律、空间征服与自然祛魅，而是转向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审美文化实践。空间转向和空间美学不仅丰富了美学资源，更是以其独特的“空间体验”“文化表征实践”等理论有效地阐释后现代审美文化现象，获得新的审美发现与美学启示。
一、空间转向与美学理论的融合建构
空间转向不仅仅是哲学领域的重要思潮与研究范式，更深刻影响到美学理论与文艺理论的进程。正类似于“现象学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转向”，空间转向也经历了从哲学到美学、再到审美经验的过程。如果说古典时期建构的是“美学――时间性”的样态，那么在后现代时期则是全球化、都市化和平面化的“美学――空间性”样态。“我们无法返回过去的美学活动，它们是在已经不属于我们的历史环境或者困境基础上精心构造出来的……与我们自身处境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模式将必然把空间问题作为其基本的构成线索。”②空间理论中的文化地理、城市设计、赛博空间、异质区隔等都给审美文化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而文学和美学的多元性、生存性、家园感与体验性等也契合了空间转向的“第三空间”阐释与“前学科”风貌，二者从而相生共赢地建构起主体心灵世界的无限空间。所以，美学理论与空间理论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生发出阐释美学的“空间理论”和引入空间性的“美学理论”，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具有后实践性质的“空间美学”。这一美学样态不仅仅着眼于空间体验对生命的诗性言说，更是将美学作为特殊的文化实践方式，实现了后现代文化表征的建构，以“主体间性”的视野拓展主体性的自由与“自律论”终结之后的敞亮。在当前学科互涉的语境中，文学和美学更需要以多样化、异质性的多元空间适应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价值取向。而空间美学的建构正是在“向内维度”的心灵体验、“向外维度”的文化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
首先，从“向内维度”的心灵体验而言，空间转向契合了古典美学层面天人合一、神与物游、放逐回归的情感体验模式，彰显出审美的主体性和自由感。进入后现代以来，面对地缘政治学、空间符号学、文学地理学等学科互涉和“播撒延异”的知识状况，空间美学一方面包容了不同学科的美学泛化走向，另一方面却深入到主体化心灵审美体验中，以期从碎片式的存在状态恢复完满的生存体验，重塑主体在后现代时期的自由景观。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真正从美学意义上确立了空间的诗性特质。在他看来，主体生存的外部空间直接影响到其精神体验和生存的状况，在主体的体验中生发出无限寂寥的梦想空间，进而通达诗意的“虚静”宇宙空间。由此，主体的存在价值和空间的本体价值得以产生。“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③美学空间仍然是人所建构的主体价值空间，主体性的力量和审美实践一以贯之。美学空间正是主体在与外在空间的依赖、胶着、克服、超越中，完成审美的体验和终极自由意蕴的追寻，实现精神家园的诗性回归。
其次，从“向外维度”的文化表征实践而言，空间转向在后现代时期打破了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稳定模式，空间的恒定结构也被改弦更张，成为“把一切旧的神圣的和异质的空间重新组合成几何的和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一个无限对等和延伸的空间”④。这个空间是充满了权力、话语、传媒、图像、都市和身体的流动性空间，广泛涉及社会学、建筑学、地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资源，可谓是空间性的“学科间性”。同时，消费社会和商业伦理也在重新划分着空间的领域，重塑人们对都市、生存和身体的心灵体验，传统意义上和谐、稳定、静谧的空间体验已经完全被超空间感的幻象与破碎的认知地图更改，经验化的混乱与差异重新彰显了物性的丰富与冷漠，正如大都市建筑的迷宫。后现代的异质空间和超空间加强了对不同学科的阐释力度，同时这也与主体“震惊化”“离散化”的审美体验密不可分。此种混杂的空间带给主体的已经不是与自然合一的崇高美学体验，而是在充斥着符号与迷宫的身体认同中，自由地选择适合自身的空间归属，感性化、虚拟化和平面化的多维超空间已经成为主体生存必然的选择。比如在新传媒语境中，赛博空间的建构和超空间的体验成为后现代崭新的图像与意义体验；在地理学和都市学的视野中，空间性的区隔、设计与划分也与权力、身体和文化表征等密切相联。空间性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的显著景观，并广泛参与到主体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中。
空间美学的建构从双重维度契合了古典美学的传统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需要，确证了自身存在的合法化价值。空间美学不仅为后现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更是以自由的主体性建构、多元的文化景观和介入社会的现实诉求给理论界提供了崭新的思维途径和阐释方法，以其强大的理论包容力为美学理论的研究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二、空间美学的“生存――体验论”
哲学基础及文化表征实践空间性和空间美学的建构经历了不同时期主体从哲学层面的理解与反思。在古典时期，空间性质的美学话语是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体察，空间是物体存在的三维量化场所和数据，或者是被动的、需要主体以“生气灌输”或者“物我同情”的方式进行体察与认知的对象化存在。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现代性进程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了氤氲在古典时期的自然静谧，人类对空间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已今非昔比，“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所以古典时期认识论基础上的空间美学观点必然式微，这也正是“生存――实践论”哲学基础出现的必然性。无论是本体论维度的超验空间、认识论维度的科学空间还是经验论层面的心灵感知空间，都缺乏主体能动实践性的参与，成为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超验存在，不适应后现代社会的现实与思想基础。而马克思自下而上的“生存――实践论”哲学不仅给空间性注入了强大的理论活力，直接启发了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等人的思想，促使了后现代空间转向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人类主体的劳动实践改造了自然空间的原始状态，并且在实践成果中反观自身的存在价值，而这一过程同时也生产着自身“人化的空间”，从而具有了来源于自然却又与自然相迥异的“家园”空间，“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⑥。而空间美学的实践性经由蒂里希、索亚、巴什拉等理论家的论述，更加侧重“精神实践”的维度，并试图建构后现代美学“体验”视域中的文化实践，体验也就构成了精神实践的主要内涵。“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这首先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一种职业、一个影响范围、一个集团、一段历史时间、回忆中或预期中的一种地位，在一种价值和意义结构中的位置。”⑦
对于空间的感知和体验决定了主体的生存状况和意义的彰显，并且此种“审美”维度上的体验也可以直接有效地介入和分析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性价值问题。所以，空间美学体验的实践方式不仅仅为文学和美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资源，更以个体充满生命感的感受与经验介入到不同的空间领域中，进而实现对生存空间、文学空间和多元文化空间的审美解读。以“体验”作为精神实践原则就以人为核心并肯定了其理想、信念、感性、情感的力量，并进而实现其意志、能力和道德。由此，审美活动彰显了作为个体人类的、不可重复的神秘世界，“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⑧。这样，就恢复了审美实践和美学理论“感性学”的原有之意，打破了西方古典美学“逻辑――归纳”方法论，矫正了先验宏大理性构架对个体审美的伤害，从而进一步恢复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应有之义。
作为美学研究而言，我们需要立足两个视角，一是对个别性审美活动的把握，二是实现美学作为哲学分支应有的学科综合。因为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个体“凝神静观”的无功利情感活动，需要对自然、对艺术品进行审美体验。空间美学作为一种更高层面的理论建构，必须在初次审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再次的理论综合。空间美学的“生存――体验论”精神实践为重新恢复感性体验的美学原则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活力，不仅纠正了“自上而下”的形而上体验、实现“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原则并确立感性的首要地位，而且在空间的维度中将审美化为存在、将艺术化为人生，在后现代时期保持着崭新的活力。
建立在“生存――体验论”哲学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体精神体验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改弦易辙，更是从精神实践和符号建构的维度完成了对美学现实性的关照，从而为阐释后现代多元文化景观带来可能。“文化表征”正是文化研究中对美学符号的阐释和意义澄明的过程，“精神实践”是本体和原因，而“文化表征”则是符号与呈现。其实，“表征”与“再现”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汇，“再现”是立足于古典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本体性美学概念；而进入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经历结构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西方以及语言论转向，“再现”作为文学和艺术的基本原则显然已经不适合后现代的实际状况，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和实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表征”的概念：“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⑨“表征”正是通过主体精神上的能动过程，对不同的文化产品和审美活动赋予意义。因为在后现代时期已经产生了众说纷纭、学科互涉、文化研究和审美泛化，所以必须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符号中发现意义可以被传达和有效阐释的领域，并且能够有机地建构主体的后现代生存体验。“我们所说的‘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的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⑩对于后现代的文化表征而言，它打破了前现代时期反映论和再现论的僵化模式，更加侧重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基础上的“意向论”和“建构论”，人的劳动生产活动不仅仅生产了现实的产品，更是以自身精神力量的“投射”完成了“属人”的文化意义。
后现代空间上的区隔与体验更为丰富，实体空间与赛博空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城市设计与地理区位更加赋予了人的表意、象征、隐喻和霸权，所以更加需要文化表征实践介入空间性的研究，这也是空间美学的现实意义。比如后现代的“家园”流动感更强，与自然和土地的分离程度也更大，所以文化表征空间的建构就得以个体在“体验”的维度上实现精神上的家园归属。童年的记忆、仿真的影像和熟悉的场景都有可能成为重构家园情结的文化符号。再如电子媒介的赛博空间，本身即为与现实空间完全割裂的计算机“二进制”虚拟场景，但是现实主体以“代入”的方式完成了另外一个身份的主体转换，尽情在网上江湖中逍遥纵横，这依然是文化表征实践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完全建构在后现代主体心灵体验基础上的“异度空间”。可以看出，空间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中，通过文化表征实践焕发了强大的理论活力和适用性价值，能够有效地分析、阐释和指导后现代文化景观，显示出独具特色的话语空间。
三、空间美学后现代文化表征实践的显性特质
空间美学的“生存――体验论”哲学基础适应了后现代众语说杂的文化景观，增强了空间美学的实践性与普世性价值。一方面，“生存――体验论”的美学样态打破了传统时期和现代时期对空间形而上学的绝对认知，消解了主体性膨胀之后对空间的统摄，而是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主体与空间之间的流动性、建构性关系；另一方面，空间美学以其对空间特有的感性话语、情感体察赋予了更多的后现代文化景观以美感的色彩，拓展了美学阐释现实和自身发展的新维度。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超空间、空间压缩、空间政治和空间霸权的出现，也使得空间美学需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美学意识形态的眼光重塑后现代话语。这样，空间美学便广泛参与到文化表征实践和建构符号意义的进程之中。总体看来，空间美学在后现代文化表征实践中呈现出“三个融合”的特质。
一是“自然空间性”与“都市实践性”的融合。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往往被看做是被动僵化的客观存在，“（传统）空间同样被当做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它通过指定的常识意义上的日常含义而被‘自然化’了。它在某些方面比时间更为复杂――它具有作为关键属性的方向、地域、形状、范型和体验，以及距离――我们象征性地把它们当做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可以测量并因此能被确定下来”；而后现代时期的都市兴起、建筑装修、街道场所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突破了自然空间恒定的精神体验模式，成为主体充分发挥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场所，进而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内涵。时空压缩、流动空间和场所主义都是空间美学在当今大都市的现实介入。在空间美学看来，当今的大都市建构实现了美学上现实的“同一性”和体验维度的“差异性”。现代性工业文明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目标，大都市的建立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地域承载，集中化的商业摩天大楼、按区域划分的不同功能区、高架立体的交通道路、高度密集的商业广场以及同质化的迪斯尼乐园、影院和饭店，这些都构成了“千城一面”的独特景观。但在同质化的物质建构中，人们对于流动空间和地域空间的追求却更加强烈，这正是以空间美学体验来完成对家园和内心归属的向往。即使是在后现代破碎、震惊的体验中，“时空压缩的这一思考方式，也使我们回到地方的问题和地方的意义，在所有这些社会形态各异的时空变化语境里，我们如何思考‘地方’？诚如我们的时代有人说，“本土社群”似乎是分崩离析了，你可以在国外发现跟家里一样的店铺，一样的音乐，或者就在路边哪家餐馆，享用你钟爱的异域假日佳肴，当每个人都有了这样那样的此类经验，我们又怎样思考‘本土性’”？个体对空间的怀旧式和审美化体验构架了都市另类的特色风貌，这恰恰是主体性彰显的结果。
现代大都市的兴起首先体现了主体实践化了的“场所主义”，将“空间（space）”转化为“场所（place）”并强调人对空间建筑的能动性作用，随后又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完成主体的美学体验和意义彰显，最终形成了个体建构空间、又在空间中流荡体验的“流动空间”。比如都市中的闲逛者，他们也许并没有消费或者其他的目的，而只是以审美愉悦的心态寻找城市中的心灵认同符号，这样，他们在人类自我建造的空间中“消费”，同时也建构着自我心灵上的“空间”，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在都市空间的游移、变换、体验和疏离中，完成了具有意识形态效果的话语反叛。本雅明透过19世纪巴黎的都市空间，敏锐地发现个体“差异”空间对都市“总体”空间的张力关系，并形成了与同质化空间相抗衡的异质性审美空间。这一潮流在20世纪也得以继续深入，比如美国的格林尼治村群体以及西方随之而来的都市“内爆”与郊区化现象，这些都是空间文化实践在后现代继续深化的结果。
都市作为人类现代化实践的重要产物，一方面具有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实践属性，但另一方面都市空间美学也对空间的“定位”和“他者”的寻求中，找到各种异质性因素共存的张力关系，并深切关照主体的生存体验和情感归属。“漫游的方式成为此种基本关系的支持者。漫游的团体更需要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与支持，因为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固定的团体更易于改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常以暂时的特殊力量来掩饰个体之间的差别，这常常胜过客观上更永久的力量。”
二是“空间生产性”与“空间话语论”的融合。后现代性的空间转向与空间美学不仅仅是个人差异性与群体同质性之间的张力，更是成为国界、政治、话语、资源、民族等权力的生发场域，也是民族国家开展对抗的契机。后现代性完成了政治、文化多元化和民族国家重组的进程，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随时通过对文化空间、传媒空间、社会空间和软实力空间的侵占与渗透，通过类似于福柯的“权力话语”对本国普通民众和民族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等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成为权力争斗的场域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路径。但与此同时，空间美学的生发同样也可以在空间中对统治意识形态进行反抗，以个体私化的空间和对空间的直观体验能力消解政治的霸权。鲍曼曾经把社会实践空间进行“三分法”归类：“如果说认知空间是通过知识的获得和分配在智力上被建构的，美学空间是通过由好奇引导的关注和对经验强度的探索在情感上进行划分的，那么道德空间的‘建构’就是通过感觉到的/假定的责任的不平均分配来实现的。”认知空间和道德空间在后现代时期都被压抑和离散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规约着认知空间，成为话语霸权；而道德空间在多元异质的后现代时期也呈现出言说的无力感，个体对于宏大叙事的规约早已厌倦，所以，只有美学空间适应了自由、多元、瞬间、感官和平面化的后现代文化体验，在主体间性的审美文化中，保持着个体性的一抹亮色。
詹姆逊同样从理论出发，倡导在文化层面生成全球性的“认知图绘”美学，其实也正是空间美学的另一种有机表达方式。认知图绘来自于个体心灵对地理现实空间的理解与再现，并且成为一种反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美学”，“以物质和文学的眼光勾勒出一种潜隐而又阴敛的人文地理学，这种人文地理学必须成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抵抗的对象，也成为这样一种揭开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的手段：大量吸取当代诸种重构过程的工具性养分”，后现代多元、流动和边缘化的空间产生的新的空间逻辑、赛博空间、身份空间、交往空间等都是与认知空间和道德空间相迥异的个体化“图绘”模式。由此，空间美学成为一种符号反抗的话语体系，可以在同样的空间建构中以个体性、民族性和差异性实现对空间压抑的反叛，比如带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可以以审美渗透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实现对同质性空间的反叛。空间美学以其强大的审美话语替代了认知空间与道德空间，以文化表征实践的方式实现了对空间压抑的反抗，呈现出生产实践论与话语权力论的统一。
三是“生活空间性”与“身体在场性”的融合。后现代时期主体的日常生活极大丰富，改变了被动依靠自然空间的单一劳动实践模式，而是在丰富的生活场域中体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在表征实践中发现自身“身体性”的感官经验。这样，也就把形而上的超验空间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的日常生活性，美学空间也得以深入到主体生存的方方面面，从空间的维度完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诉求。“这些地点（空间）是我们居住和劳动的地方，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其中的房屋、街道、工厂、办公室、学校、公园、影院等等，对于这些地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地方感――对这些地方如何运作的基本理解以及对于这些地点挑剔的情感，像喜欢、不喜欢、爱、恨、接受、拒绝等等”，后现代的众多空间领域正是以主体的生活范围以及生活体验所建构起来的。在前现代时期，因为交通的不便和漫长的旅程，人们对于时空的体验更多带有“膜拜”性质的崇高感，而后现代时期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大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间隔，高科技大众传媒早已替代了传统的空间意识。所以在“瞬间”的冲击中，人们更能感觉到的便是以自身生活为核心的空间体验，更加注重以身体性为核心的、活生生的空间意义建构。“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型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后历史带来了历史与‘膨胀的现在’的一种新关系。”比如在居住空间周围公园的休闲，在家庭中的电视和网络，在附近卖场中的品牌消费与文化体验，等等，都是以“身体”和“生活”为核心的空间文化建构。
伴随着新传媒、电子信息和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更加注重在空间中的身体体验，甚至只能在虚幻的图像和网络空间中找到存在的价值，这是身体空间发展的极致。“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而后现代的处境恰恰是在图像、感官和视觉的“内爆”之中。比如电影所营造的空间正是一种视觉虚幻性的体验空间，人们在影院的现实空间中感受到的是图像带给人的情感意义；网络赛博空间更是一种虚拟空间，超文本、超链接、超自然、主体角色代入等均完成了身体感官的需要。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发泄无意识的不满，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网上江湖中快意恩仇、侠肝义胆。“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这也正是空间的文化表征实践所造成的“完美的罪行”。
所以，后现代以“身体”和“生活”为核心的空间美学呈现出“超空间”的审美表征。在这样一种符号所营造的空间中，一方面人们沉浸在唾手可得的空间模拟与仿真之中，感受平面化空间所带来的感官愉悦；另一方面超空间的多元性也使人们深深陷入虚拟的空间迷失之中，进而失去了对方向感和历史性的体验，沦落在后现代的无边空间之中，“你浸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体人便融入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但无论怎样，空间美学完成了对后现代主体身体性与生活性的文化表征实践，并且从空间维度敏锐地发现了主体存在的问题。这也正是后现代审美文化的特征，它正如一把双刃剑，在自由体验和主体彰显的同时是身体的迷失与沦落，而空间美学以强大的理论包容性有效地阐释了这一文化现象，并将继续在历史中完成美学的话语言说。
空间美学的建构正是伴随着后现代转向应运而生，并且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理论话语与学科范畴。正是因为哲学领域的空间性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型，空间美学也要以“生存――体验论”来确立自身的实践性品格，从而完成对各类空间的阐释与主体生存问题的关注。面对后现代的图像霸权、民族认同、网络空间、都市设计等问题，空间美学以文化表征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对其符号意义的建构，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抹上了一道亮色，延展了美学自身的话语场域。空间美学既能够反叛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彰显后现代主体的自由体验，也不可避免地使主体陷入平面化和虚拟化的超空间之中，但后现代文化的特质和魅力正在于其流动性和多元性。空间美学建构着历史的同时，也终向历史敞开并被历史检验，相信空间美学最终会为后现代的主体生存找到一条永恒的精神回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