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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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文1

一、机遇的本质

尽管人们都在谈论“机遇”,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并没有统一定义。为了便于探讨机遇问题,我先冒昧地对这个概念谈点个人见解。

我认为,机遇是某些行为主体不需要投入却能够从某个偶然事件中发掘价值的某个时段。根据这个定义,机遇具有以下属性:一是时段性。机遇是一个时段。这个时段可能较长,也可能较短。二是事件性。在这个时段中发生的是一件事。要区别事与物。要克服重物轻事的思想。三是偶然性。发生的这件事是偶然的,是当事者事先不知道的。四是价值性。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潜在的,需要当事者发掘。五是相对性。能够从某个偶然事件中发掘价值是相对于某些行为主体而言的。一些行为主体能够从这个偶然事件中发掘出价值来,另一些行为主体却不能。六是免投性。这个被发掘的价值不需要当事者任何投入,需要当事者投入的只是发掘工作本身。上述六个属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能称其为“机遇”。

二、机遇的意义

机遇对企业经营、管理、竞争、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重视机遇是由企业本性决定的。每一个企业都在追求用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而机遇恰好符合这一追求。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某个时段发生的某个偶然事件对某些企业具有潜在价值,而获得这个潜在价值不需要任何投入。油田对石油企业具有潜在价值,但开采油田需要购买开采权;土地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具有潜在价值,但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需要支付多项费用。各类企业可以利用在各个时段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做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事,却不需要为这些偶然事件的形成埋单。机遇是偶然遇到的有利时机,而不是特意花钱买来的有利时机,对这种不需要投入就能获利的宝贵时机为什么不重视呢?重视机遇是智慧的表现,轻视机遇是愚蠢的反映。

三、机遇的种类

根据偶然事件对企业的作用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产品开发机遇、技术开发机遇、人才开发机遇、产品销售机遇、原材料采购机遇、融资机遇、公关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的性质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经济机遇、政治机遇、文化机遇、社会机遇、战争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发生的时间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长期机遇、短期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发生的空间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区域性机遇、国家性机遇、世界性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发生的强度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重大机遇、一般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与企业的关联程度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直接机遇、间接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的显露程度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显性机遇、隐性机遇等;根据偶然事件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企业机遇可分为个性机遇、共性机遇等;根据当事者对偶然事件信息的掌握程度划分,企业机遇可分为已知机遇、未知机遇等。还可以根据其它标准对企业机遇进行划分。

四、机遇的发现

有些企业重视机遇却不善于发现机遇,发现不了机遇也就不能利用机遇。为了更多地发现机遇,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全面地认识机遇。通过上述划分可以看出企业机遇有许多种类。只有全面地认识机遇才能全面地发现机遇,不然的话只能顾此失彼。二要加强对机遇的分析。许多机遇都不是感性的东西,只有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发现。三要克服狭隘的机遇意识。每个人对机遇都存在一些狭隘观念,例如有些人只重视产品销售机遇,有些人只重视经济机遇,有些人只重视长期机遇,有些人只重视国家性机遇,有些人只重视重大机遇,有些人只重视直接机遇,如果存在这些狭隘意识就难以发现其它机遇。四要加强情报工作。有些事件是被事件的主导者隐蔽起来的,这就需要有关企业加强情报工作,情报工作不过硬,就发现不了隐性机遇。五要克服自满情绪。不少企业经常陶醉于已知机遇,而这一部分机遇往往是通过偶然渠道知道的。满招损,谦受益。只要系统加强机遇信息搜集工作,就能获得许多新的机遇信息。

五、机遇与机会主义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既要重视机遇,又不要搞机会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过分重视机遇或盲目利用机遇的观念意识。企业机会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文2

论文摘要:理工科大学生是参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目前理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科技技术观的素养,重视并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理论,对技术实践活动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自然灾难、战争危害、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也给人类造成巨大了的损失,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反思,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只是中介性的客体,而人类才是主体,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造福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学生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对科技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现状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观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断反思,已逐步认识到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首先,社会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趋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会关注的升学率,只强调学生智力发展,造成高校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进而无暇顾及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还属一片空白。无论是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层面,还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性

21正视科学技术观对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破坏,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恶化,人类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种种问题。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态过程,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标和人对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只有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确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并依靠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促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22正视科学技术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行动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科学技术观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实践活动、经验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性引导,能预见科技发展的方向,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活动方案,因而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文化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二重性,用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来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正视科学技术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GDP迅猛增长的背后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科学技术观就成了指导科技发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强科学技术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传播科学理论知识的重任,不仅能为理工科大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力,从而引导其深刻理解科学技术观的内涵,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使其在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正确处理科技、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311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内容,并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精心安排,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

312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能光靠简单刻板的说教,还要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采用理工科大学生乐于接受的主题讨论,以及实践调研等方式,使教学方式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3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是科学技术观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不断精炼、升华,上升到更为理性的层面,进而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念。

321构建具有浓厚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我们要根据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让理工科大学生有组织可依靠、有活动可参与、有平台可展现,有更多深化理论机会的平台。

322增加与科学技术观教育内容相关的活动,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我们既要对不同阶段、层次的理工科大学生开展以科学技术观教育为主题的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开展集科学性、专业性、思想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满足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活动需求,进一步提高活动成效。

33利用德育优势,深化科学技术观教育

德育是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基础,与科学技术观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科学技术观教育起到引领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科学技术观教育则有助于推动道德观念变革和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德育不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平台,还能改变人们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只求私利而忽视社会基本道德原则和人类社会总体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

331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我们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不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打好坚实的基础。

332充分利用德育载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我们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之上,发挥德育优势,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环境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主题教育,并使科学技术观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4发挥辅导员教育功能,科学技术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直接影响着理工科大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决定着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1建设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我们要狠抓辅导员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以建设一支素质过硬队伍,从而帮助辅导员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保证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2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观教育的要求,发挥辅导员独特的工作优势,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林慧岳.重视对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J].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2000,(03)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文3

关键词:绘画艺术;画科;画学学科;绘画技法;绘画题材;中国绘画史;美术史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画科”是以画家所描绘题材命名的绘画品类,如道释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甚至龙鱼画、屋木画、宫室画、舟车画、番族画、畜兽画、墨竹画、蔬果画等,都是北宋时常见的绘画种类。考察绘画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画科并非同时涌现出来,它们是渐次不断出现的。时至北宋,各画科方趋于成熟,此时,画科名目也最称繁富,多达数十种。尔后,经过沉淀,以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模式延续下来以至今日。如详绎史实,我们还会发现,各画科与所描绘题材相对应技法的成熟,才是这一绘画史流变的真正内驱力。而这一特性,在对绘画史流变最为敏感的绘画史著作的撰写中也被体现出来。正因如此,这一阶段的美术史论家习惯于以画科区分门类来介绍画家,这是与以前美术史论家极其不同的一种认知和概括方式。

一、对北宋以前已成熟画科技法的梳理及对其独立设置时间的界定

(一)人物画技法的梳理与人物画科独立设置时间的界定早在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统治阶级重视利用美术政教功能,“恶以戒世,善以示后”,因此这些绘画题材主要分为日常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而统治者盛行的厚葬之风促使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及各种冥器雕塑等非常流行,促进了秦汉美术的发展。

从出土的帛画中我们可以看出,楚国帛画中所有的人物形象都用墨笔勾线,轮廓形象清晰,并在面部略施粉彩作为装点。在人物造型方面,无论是人体比例、人物脸部的五官描绘,还是衣饰、发髻的描绘,均已十分准确。马王堆的画工甚至在技法上创造了重彩画样式,提取了像石青、石绿、朱砂、赭石等矿物颜料及花青、藤黄、胭脂等植物颜料,以原色平涂的方法丰富了所绘形象,为魏晋时期的人物画发展打下基础。魏晋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道教文化一道动摇了儒学统治的地位,而统治阶级的推崇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美术的繁荣发展。动荡的朝政更替致使更多的士人学子投身于书画艺术创作中,追求自我意识,寻找精神上的归宿。士族弟子加入绘画创作中,代表绘画艺术进入了自觉的发展阶段。文人参与绘画,不仅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带入了艺术创作中,而且对绘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总结。此一时期,从技法方面看,人物画画科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人物造型方面的所有要求。

1.从风格特征的区别上看风格特征具有明显差异,是画科高度成熟的标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已经在画家笔下,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的差异。

第一,疏体、密体的流派之别。

顾恺之继承了卫协巧密精思的风格,以篆法入画,线条优美流畅,连绵且富有节奏。对比楚汉帛画中的人物勾线方法,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顾恺之采用的勾线方法,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描摹物体的外部轮廓,而是通过线条传达所绘事物的特点和情感,将这种视觉形象的表现形式提升到新的境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把这种精细的笔法风格称之为“密体”。张僧繇潜心揣摩卫夫人书法,以卫夫人书法用笔中的“点、曳、斫、拂”等方法入画,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技法,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新的形式。“张、吴(道子)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①为与顾、陆紧劲绵密的笔画相区分,张僧繇的这种画法被张彦远称作“疏体”。 第二,“秀骨清像”和“面短而艳”的造型差异。陆探微与张僧繇的造型特征也有明显区别,陆以“秀骨清像”造型著名;张则以“面短而艳”风格获得时誉。张彦远对陆探微画“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②的评价,就是对陆探微画风最权威的证明。而张僧繇将陆氏超然出世的画意有意改为向世俗层面回归,以致出现了米芾《画史》所盛称的“张笔天女宫女,面短而艳”③的一种局面。对此,张彦远也有极为诚恳的评价,他讲:“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④。“得其肉”就是说张僧繇塑造的形象丰腴饱满,设色浓艳,一改顾陆以来“秀骨清像”式的造型特征,从而建立了自己“面短而艳”的范式。

第三,两大“家样”套路的不同。在中国美术史上,“家样”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一个概念,它特指为后世佛教造像楷模、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造型样式。中国佛教人物绘画中有四大“家样”――张僧繇“张家样”、曹仲达“曹家样”、吴道子“吴家样”以及周“周家样”。其中“张家样”和“曹家样”在魏晋时期就已成熟,成为唐代吴道子出现以前最为广泛流行的佛教绘画样式。张僧繇吸收外来宗教艺术元素,将其融入自己绘画。在其所绘作品中,以线条作为人物造型的主要手段,以明暗深浅体现立体效果。赋色时沿着轮廓线由浓渐淡层层晕染,不仅使人物的肌理质感和体量感得以增加,而且所塑造出的人物柔和饱满,真实而生动。这种佛教绘画样式就是张僧繇创立的“张家样”。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今撒马尔罕一带)的北齐画家,以擅于描绘具有浓郁西域画风的“梵像”为中土人士广泛接纳。他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以粗细一致、细劲有力的线条来勾勒佛像衣饰,线条紧密,“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所绘人物衣衫紧贴于身上,隐隐可见形体,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将他与吴道子比较,将这两种佛教画风精准地概括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种“曹衣出水”的画法被称为“曹家样”,是我国佛教绘画的第二种样式。

由此可见,张家样与曹家样之所以能够成为吴道子之前最为广泛流行的样式,是因为两位画家的技法已臻高度成熟的结果。

2.书法笔法被引入人物画人物画在用笔方面主要体现在线条的勾勒造型上。线为其骨,中国人物画在线条的运用上始终没有改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线纹简洁流畅而有张力,而魏晋时期的壁画、绢帛画等更是充分体现了人物画在用线上的传承与发展。东晋画家中顾恺之始享大名。他的人物画将小篆笔法作为勾描的主要方法,线条粗细一致,起伏婉转,“如春蚕吐丝”,似“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张彦远评价其用笔“紧劲联绵,循环超乎”⑤。明代邹德中在《绘事指蒙》的“描法古今一”中,将这种极细的尖笔线条称为“高古游丝描”,强调其古质的精神。陆探微以绘古今名人肖像而著名,史论家们将顾、陆并称,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更是列陆探微为第一品第一人,称他“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⑥。张彦远则赞“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力,如锥刀焉”⑦,由此可见陆探微用笔如锥似刀,线条遒劲,笔锋锐利,极富感染力。他在行笔上流畅飞动,气脉贯通,连绵不断,将书法之妙应用于绘画之中,被称为“一笔画”,与王献之所创的“一笔书”成为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艺术表现手法。时人称之为“画圣”。

士族出身的张僧繇,所绘题材是以佛教人物为主。他将书法艺术创造性地运用于绘画中,“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⑧,受卫夫人“笔阵图”启发总结出 “点、曳、斫、拂”四种基本的勾线技法。可见在当时为了更好地表现对象,已经有了很多种不同的笔墨技法。

3.从形与神的关系上看

谈到人物神态,首先想到的便是顾恺之的“传神论”。顾恺之最注重的是人物的神态,通过描画人物的外在形象,感受于形象之外的内在灵魂。在他看来,人物的头部描绘对传神很重要,而头部中眼睛的刻画更是传神的关键所在。《历代名画记・顾恺之传》记载:“画人尝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之中。’”⑨眼睛是传神的重点,如何表现眼神也是最难的,“有一毫小失,则神奇与之俱变矣”⑩。在注重眼神刻画的同时,顾恺之还利用了其他一些因素,如人物的外貌特征等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神采,借助这种简单的手法来加强肖像的神态。怎样把握所描绘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传神的目的呢?顾恺之提出了“迁想妙得”。“迁想”是前提,“妙得”是结果,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将主观的感情投入到客观的对象中去,从而获得传神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不仅如此,顾恺之还利用环境气氛来衬托出人物的神态和个性。如在画谢鲲时,以山石作为配景来烘托主人公志在山川的性格。顾恺之的绘画创作和“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传神”等理论,充分体现出了同时期人物画的发展水平和理论认识深度。“传神”作为评画的第一标准,将绘画境界带入另一个层次,扩大了绘画艺术的视野,深化了中国人物画的要求。“传神论”的出现,是基于写实水平的提高,从侧面证明写实水平已达到了超常的地步,因为形象的神彩个性,反过来又体现出写实的细腻和精准度。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

4.从绘画效果上看

三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曹不兴作为最早创作佛像的中国画家之一,“尝于长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而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失尺度。”B11充分显示出曹不兴高超的造型及比例控制能力。“画屏风,误发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B12从另一个侧面称赞他精妙的写生能力。“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顾恺之字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欲将点眸子,乃谓寺僧:‘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得百万钱。”B13大意为:东晋兴宁年间,金陵瓦棺寺在修建时顾恺之认捐了百万钱,刚开始众人都以为这是他的戏言。后来顾恺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寺庙的一面墙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在最后要点上眼睛的时候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需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施舍五万,第三天随意。等到开光那天,“光照一寺”从而获得了捐给寺庙的百万钱。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将所有的光彩神情都集中在眼睛上,如若不能深刻理解所绘题材的情态,要传达出维摩诘洞悉人心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洛神赋图》中,顾恺之采用手卷形式以绘画形式阐述故事内容,揭示人物的心理特征,表达爱情主题,以形传神,形象地展现出绘画的魅力和感染力。而以山水树石作为人物画的衬景,使画面显得更为丰富且具有层次感。

由上述看出,中国人物画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在技法层面上已经能够完全满足人物画的发展要求,而山水、花鸟相对而言则技乏法疏,不敷其用,故难于独立门户,多以人物画的背景出现于画面之中。(二)山水画技法梳理及其成熟时间界定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的日渐发展壮大,山水画也从人物画的衬景中独立出来并反而发展成为中国画中的第一大画科。尽管魏晋时期还处于以人物画为主的时代,但山水画已经开始萌芽。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云:“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青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B14从这篇山水画的创作笔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山水形象规模宏大,布局周详,思路严谨。随后出现的宗炳在《画山水序》里论述了创作中空间、比例的透视原理,提出了“以形媚道”、“畅神”等理论;而王微在《叙画》中也强调了“情”与“致”在山水画创作中的作用。他们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早期的绘画没有明确的分科,人物画长期独占鳌头,山水、花鸟、走兽未成体系,只是以陪衬的方式出现在画面上。山水画真正的独立从青绿山水开始发轫,而水墨山水的出现则将山水画从发展推向了高峰。青绿山水是中国山水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的主要表现手法是以墨笔勾勒出景物轮廓,然后再填染较为浓重的青绿色。

1.从空间处理上看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卷轴山水画,《游春图》是一幅完整的青绿山水作品。隋代展子虔以娴熟的手法,描绘广阔的山水空间,展现出贵族士大夫在春天游山玩水的情景。画家有意强化了空间关系,如树石近大远小,更远处的树木直接以苔点代替,水纹近阔远窄,山峦主次有序,《历代名画记》中留下这样的评价:“人马山川,咫尺千里”B15,一反之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局面,在具有装饰性的同时表现出相当强的透视感。人物不再大于山峦,而成为天地自然景观中真实存在的状态――以点景人物的方式出现于画面之中。而唐代《江帆楼阁图》在空间形式上表现为上虚下实的结构,实处描绘树石丛林及坡岸,虚处烟波浩渺。在树木的表现上运用交叉、重叠、掩映等各种手法,房屋的空隙中若隐若现,画面层次丰富,密而不乱,填补了《游春图》在树木形象上的不足。《明皇幸蜀图》中体现了更强的空间感和远近关系。

2.从用笔上看

《游春图》在用笔上继承了六朝以来用细线描摹物体形象的传统手法,以墨笔勾出树枝后填以颜色,清代安岐在《墨绿汇观录》中分析评价此画说:“青绿重着色,人物五分许,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惟色渲染。山头小树,以花青作大点如苔,甚为奇古,真六朝人笔,始开唐李将军一派。”B16《江帆楼阁图》在用笔上较《游春图》有了更大的发展,由无粗细、无轻重变化的中锋线条转变为略见轻重、时见顿挫变化的线条,融入了更多书法的笔意,有了“写”的味道;树干在双勾的基础上加入了明暗对比的因素;叶片虽也以双勾描绘但却叶形多变;山石已知采用简单的皴法表现向背阴阳,如此种种,均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巧。

3.从用色上看

青绿山水画在用色上以石青石绿等矿物质颜料为主,质地沉着厚重,其显著特征为颜色具有较强的覆盖性,色彩鲜艳亮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如《游春图》在设色上,山石填以青绿,松枝以石绿沉点,远山以花青填苔点,有些地方更是以泥金勾线,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因此这种风格又被称为“金碧山水”。《江帆楼阁图》在设色上依然是以青绿为主,但在墨线转折处以金粉点亮,颜色鲜艳且富丽典雅。色彩浓淡均匀,从青绿色到赭石色过渡自然,山石树木上以渲染的技法使青绿山水告别呆板走向灵活,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而《明皇幸蜀图》中大量使用石青石绿丹粉重彩涂染,设色厚重古朴,既有对比又有调和,属李思训一路。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家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追随者,被誉为青绿山水画派之祖。由此可见,在“唐画之祖”展子虔画风的基础上,青绿山水画艺术在唐中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作为代表画家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被称为“大小李将军”。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隋代勾线填色的画风,呈现出更为精致工丽的风格,同时技法也更日趋成熟,“青绿金碧”山水画的面貌至此确立并得到完善。盛行于唐中期的禅宗是融合了老庄道家思想的中国式佛学,它所追求的审美境界促使绘画由原先“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教功能转为对静寂、宁谧的禅学意趣的追求,形成了山水画舍金碧而趋水墨、弃严谨而求逸放的风格转变。墨法是以墨笔中的含水量来控制,以水稀释墨的浓度,由含水量的多少来分出浓淡层次变化。水墨山水画最早的代表人物王维,所绘题材均为悠然逸趣的田园生活,以渲染、破墨的水墨技巧区别于“大小李将军”的勾线设色之法。自王维之后,水墨山水画技法被更多画家所发展和丰富,显现出多样而全面的风貌。

1.从全景构图上看

王维的绘画作品题材主要为山居田园风光,以“山居”、“山庄”的形式居多,喜绘山林小景,《唐国史补》记载:“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可见王维在构图上以平远为主,更易表达平和闲疏的意趣。荆浩多作大山大壑,“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其布局多为中心全景式,将主峰置于中轴线上,衬托出前景、中景的全局安排,反映出北方山水特有的风貌,空间感极强。关仝师从荆浩,他的构图以巍峨、雄奇深远见长。其传世作《关山行旅图》危石巨峰高耸入云,楼阁洞府幽深邃远。巨然的山水画多以高山大岭、层峦叠嶂为主,《图画见闻志》谈及巨然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B17

此后郭熙将山水构图总结为“高远”、“平远”和“深远”,称为处理全景式山水布局的基本程式。“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远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渺渺。……此为三远也。”B18

2.从笔墨技法上看

第一,从墨法上看。

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气、韵、思、景、笔、墨”的“六要”原则,在谢赫“六法”的基础上以墨代替色彩;张彦远则明确提出“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可见当时审美风格的转变,“水墨最为上”。王维的山水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张彦远评价“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可知他的墨法属渲染一体,以水破墨分出浓淡不同的层次,以代替青绿颜料进行渲染。这一画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巧。张能以双手握笔,笔墨随意纵横,以墨为色,墨色有枯笔、湿笔之分,“用紫毫秃峰,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B19,除去青绿的艳丽,以水墨为色,墨、线浑然一体,开创了绘画技法上的创新。张子和则以“破墨山水”开创了绘画表现技法的新领域。在干湿浓淡的墨色基础上用不同浓度的墨笔去破解,产生无穷的墨色变化。

第二,从皴法上看。

皴法是中国画技法术语,主要用于山水画的表现。在勾线的同时运用墨色的变化来表现所绘对象的质感、肌理、阴阳向背等。唐末画家孙位的《高逸图》中以线勾出山石轮廓后,自浓而淡地以不同浓度的墨色皴擦出山石的质感,表现出山石的凹凸向背。《匡庐图》集中体现了荆浩的笔法特点,勾、皴、染并用,既突出了形体的结构,增强了立体感和厚重感,同时显现了水墨山水画的特殊韵味。皴法的成功运用,是对山水画技法的另一贡献。关仝的《溪山待渡图》中用笔精细,山头丛林与雨点皴浑然一体,十分出色地表现出石骨嶙峋剔透的特点。李成的画,淡墨轻染,将笔法与墨法融合在一起,以侧锋扫出较为润泽的皴。从《读碑窠石图》可以看出“卷云皴”的特点――微屈、略有交叉的线条。而生活在江南的董源,创造出表现江南山石的皴法――“披麻皴”。董源在《潇湘图》中大量使用长披麻皴表现江南土地的特点,同时大量使用苔点,点线交错,千变万化,山峦也隐显不定,染出夏季江南烟雨迷蒙的气候特点,形成了地道的江南山水风格。巨然师从董源,他将披麻皴表现在高远构图上,根据山体形状来描绘。大块皴笔直下,笔力雄厚,线条宽而润,交错有致。以焦墨点苔点,变现出江南草木丰茂的特点。

3.从南北两大山水画体系的风格对比上看

南北方因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反映到山水画中风格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北方山水画中山石质地坚硬,雄伟厚重,险峻陡峭,画家们在描绘山石时轮廓突出,以坚硬的“钉头皴”、“雨点皴”、“短条皴”体现出石质硬凝的特征;在全景构图上多为“高远”或“高远”与“深远”相结合;树木以长松、巨木为主;高山之上常有飞泉直泻,以突出山石的险峻等。代表画家有荆浩、关仝、李成等。南方山水画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土质之山气象平和温润,轻烟淡峦;山石轮廓线不突出,以紧密的、有柔韧性的线条和秀润的点子表现山石的凹凸;树梢成片出没,杂草灌木丛生;在构图上多为“平远”;洲汀掩映,多平沙浅滩。代表画家有董源、巨然等。总而言之,北方山水主要特点为雄奇、险峻、苍莽,南方山水则显得平和、温润、秀丽。在水墨山水画技法成熟的同时,绘画理论也随之发展。张在水墨松石的绘画实践中总结心得,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主张。作为北方山水画派的开创者,荆浩在将水墨山水画推向成熟的同时,还利用绘画理论来巩固水墨山水画的地位。首先提出山水画的“六要”和“四势”,(“六要”指气、韵、思、景、笔、墨;“四势”指筋、肉、骨、气)充分肯定墨在技法上的地位,是山水画创作和审美的系统总结,对当时及后世的绘画都有指导性作用,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由以上论述我们得知,至五代宋初,山水画已经高度成熟并居于画坛之首。从书法用笔发展而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墨山水画,带动了整个中国画的重大变革。“笔”、“墨”概念的提出,“皴法”的出现,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六要”、“四势”引导了中国画的创作和审美方向;与北方全景山水风格相对应的南方全景山水,也出现在画家笔下,“淡墨轻岚为一体”的风格特点在北宋中后期极受文人画家推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花鸟画技法梳理及其成熟时间界定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由工艺装饰发展而来。魏晋时期的花鸟画处于起步阶段,仅仅只有顾景秀、刘杀鬼等知名度较低的人进行摸索,直至中晚唐,画家对花木鸟兽写生和造型能力提高,花鸟画才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逐渐引起画坛重视。五代时期西蜀黄荃、南唐徐熙的努力创作,丰富了花鸟画技法,将这一画科带入新的发展阶段。“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不同艺术风格出现,推动了花鸟画的成熟,并使花鸟画成为当时与人物画、山水画并列的三大画科之一。北宋时期花鸟画得到空前发展,既有宫廷画院画家应装饰之需而创作的“黄家富贵”的花鸟画风,同时文人士大夫的水墨花鸟画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与院体花鸟画形成鲜明对比。在北宋末年,花鸟画一度成为风头压过人物画、山水画的第一大画种。

1.从表现技法上看

晚唐的边鸾,是在美术史上为花鸟画赢得历史地位的第一人。换言之,花鸟画,直至晚唐才出现了一个名家。而这一名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人物画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张萱、周,山水画的“大小李将军”、王维、董源、巨然、荆浩、关仝、范宽、李成等历史地位相比。可见,花鸟画作为画科出现的时间在三大画科中是最晚的。起步虽晚,但花鸟画到了五代,技法的迅猛发展因黄荃与徐熙的出现而进入了快车道。

黄荃在表现技法上“妙在赋色,用笔极精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B20。他的艺术成就受到其国君的赞赏,据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蜀主孟知祥就曾赞叹黄荃“小笔精妙”B21。黄荃的成功,意味着费时费工、有着逼真效果的花鸟写实技巧已经达到十分精深的程度,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推崇,而其流传至今的《写生珍禽图》,也足以证明黄荃的写实功夫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准确程度。

徐熙与黄荃取精工一途大异其趣,“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B22,创“没骨”画法,将黄荃的精工改为放纵,将黄荃小心翼翼的染色改为纵笔使色,工细与粗放交错进行。他的这一创造性技法,赢得了他身后大诗人坡的极力称许,东坡云:“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B23同为诗人的梅尧臣对之更为推崇,他有诗赞曰:“年深粉剥见墨踪,描写工夫始惊俗。”B24感叹徐熙“落墨为格”的超凡脱俗。

2.从写实效果上看边鸾所创的“折枝花”对中国工笔花鸟画有着重大影响。这种在描绘花木形态时选取其中一枝或是一截精心加以绘制的花卉布局方法,使画家在写生时不再是简单的描绘,而是通过艺术处理增强画面的审美效果。“贞元中,新罗国进孔雀善舞,召写之,得婆娑态,若应节奏。”B25边鸾应诏写生孔雀,绘一正一背,精彩生动,充分说明他已掌握描绘孔雀的绘画技巧。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六《次韵夹竹桃花》诗的附注云:“黄荃作夹竹桃花屏风,东川西川节度使厅皆有之。荃今不在,以真花片补其缺处,几不能辩。枝上地下,相契不差毫发,天下传以为工。”B26用真花去补画,真花与画相混达到了无法分辨、可以乱真的地步,可见黄荃高超的写实技巧。

3.从徐、黄风格对比上看

五代时期西蜀和江南成为艺术的发达地区,南唐和西蜀的统治者建立了画史上最早的宫廷画院,使具有绘画才能的人能够在皇家的赞助下进行创作。受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西蜀画院画家擅长宗教人物画和工笔重彩花鸟画,南唐画院画家则在宫廷人物肖像、水墨山水和花鸟上独树一帜。作为西蜀画院代表人物的黄荃师从刁光胤,他发展了刁光胤的画法,将晚唐花鸟画写实性的长处加以完善。《写生珍禽图》并不是黄荃的花鸟画创作,作为为儿子临摹学习而画的禽鸟画稿,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看出黄荃的绘画特点。此图绘有20多只鸟虫及龟类,有动有静,姿态各异,无论是立、飞、啄、跳、展翅等都生动而富有灵性,由此可见画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在技法上采用勾勒填色的方法,精细紧密的轮廓线在表现形象的同时体现出完美的线条魅力;温润的填色晕染,传达出禽鸟羽毛不同的质感及喙、腿、爪不同的硬度和力度。整个画面清新典雅,色彩丰富,工整细腻,形神兼备。“黄家富贵”的格调符合统治者的欣赏趣味,代表了花鸟画成熟时期的皇家绘画审美特征。后黄荃父子及其他西蜀画院名手进入北宋翰林图画院,引导了北宋花鸟画的发展,充满宫廷贵族气息的花鸟画风在北宋花鸟花坛上占有统治地位,成为这个时期品评花鸟画的标准。徐熙并非南唐画院画家,他是南唐花鸟画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仅以个人的野逸风格与西蜀的皇家风格抗衡,被史家称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徐熙主要靠师法自然和体验生活来发挥他的独创精神,其绘画题材多表现大自然中寻常的禽鸟、花竹、草虫、蔬果等,整个画面中以墨色为主,色彩其次,以质朴的手法追求生动的笔墨趣味和淡雅的格调,“野逸”的风格开后世水墨花鸟画的先河。徐、黄两家的创作分别代表了中国花鸟画重墨和重色两种风格倾向,是花鸟画成熟的标志。黄荃作为御用画家,题材、手法都比较符合宫廷贵族的喜好,以写实和精工巧丽著称,深受后世院体和工笔重彩画家推崇;徐熙花鸟重墨,“所尚高雅,寓兴闲放”的“野逸”味道,适合文人画家的审美趣味,被后世逐步发展为水墨写意花鸟画。

二、北宋以前画史著作体例与北宋时期画史著作体例的对比

唐以前的绘画品录不以画科分类,因为此时除了人物画以外,并无其他画科可分。因此人们在对画作进行品评时,“尝品第古今名画,不因年次远近,但以技工优劣为等差”B27。盛唐时期山水画真正独立后,虽然在画论史上记载了许多山水画家,但画论的整体格局依旧是按照先前的品录体例,而不以门类区分。例如《唐朝名画录》。直至北宋时期,各画种画科纷纷成熟并获得长足发展,反映在绘画理论上便出现了以门类论画的著作。以部分北宋以前的绘画理论著作和北宋时的绘画理论著作为例:

(一)北宋以前的绘画理论著作

《古画品录》,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绘画批评著作,南朝谢赫著。在《古画品录》序文中谢赫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作为人物画品评的艺术标准。文中评论了自三国吴到萧梁三百年间的27位名家,根据他们的艺术造诣将其分为六品,并对每位画家的绘画风格进行简短评价。《唐朝名画录》又名《唐画断》,中国唐代画史著作,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断代画史,朱景玄著。朱景玄结合张怀的观点和李嗣真提出的“逸品”概念,将画作分为“神、妙、能、逸”四品,以此来品评他亲眼所见的唐代画家及其作品。全书共评价唐代画家120人,按神、妙、能、逸四品排列,神、妙、能三品中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国朝亲王”三人列于神品之前以示尊重。在论述各画家时,神品较为详细,妙品次之,能品更为简略,逸品则比较详细。《历代名画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绘画通史,唐代张彦远著。张彦远家族收藏丰富,学识渊博,擅长书画,所著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古代美术研究的重要文献。全书十卷,对绘画的起源、发展及收藏鉴定方面都有十分详尽的阐述,卷四至卷十以时间先后排列,收录了自轩辕至唐代会昌元年(841年)372位名人画家的传记,包括姓名、籍贯、事迹、著论、前人评论及绘画作品等。在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张彦远提出了品评作品的五个等级:“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B28其他如姚最《续画品》、僧彦《后画录》、李嗣真《续画品录》、张怀《画断》等皆是以时代先后,或是以品第论画。

(二)北宋时的绘画理论著作

《圣朝名画评》又名《宋朝名画评》,北宋刘道醇所著。全书共三卷,刘道醇首创分门评论的格局,将画作分为人物、山水、林木、畜兽、花鸟翎毛、鬼神、屋木六门,每门之中又分为神、妙、能三品,取消了朱景玄和黄休复所采用的逸品之目,每品之中再分上中下三等。此书共收入画家92人,大都是北宋画家,少数为五代画家。画家各有小传,传后加有评语或是合评。《图画见闻志》,中国北宋绘画史著作,郭若虚著。因感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后缺乏完备的绘画史,遂作此书,记录了自唐会昌元年(841年)至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间的画史。全书共六卷,收录了唐末至宋中期233年间的284名画家,记录了各画家生平、师承、理论思想及绘画成就。将画家以朝代分为唐末、五代和北宋三类,其中宋代画家先分出艺术才能“臻乎极者”13人,其余画家则分为“人物门”、“山水门”、“花鸟门”、“杂画门”四门分别点评,全面反映出唐宋时期绘画艺术的鼎盛面貌。《宣和画谱》,北宋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成书于宣和庚子年(1120年),从题款“宣和殿御制”看名义上由宋徽宗赵佶御制,实则由徽宗皇帝及其侍臣,以及画院画家共同完成。全书共二十卷,收录了宋徽宗时期宫廷所藏的自魏晋以来的历代绘画作品,有画家231人,作品6396件。以绘画题材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番兽)、龙鱼(水族)、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每门画科前均有绪论阐述该画种起源、发展、代表人物等,然后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画家传记及其作品。《宣和画谱》的产生正值中国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统治者对历代绘画名作库存最为富足的时期。作为官方编撰的著作,理论上的创新并不多,但对了解、研究中国绘画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功效。北宋时期的画史著作多是以门类分类介绍画家,但其中也有例外,如黄休复所著的《益州名画录》。《益州名画录》因对特定地域的画家进行记录而受到关注,他在对绘画进行品评时,将逸品列于神品之上,分为逸、神、妙、能四品,其中妙、能又各分为上、中、下三品。这种品评系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画科的成熟从侧面影响了绘画史的著作体例。宋以前的绘画史著作不以画目分类来介绍画家,至北宋时期,各画科纷纷成熟,而这一时期的美术史论家习惯于以绘画题材的不同分门别类介绍画家。从另一角度看,之所以北宋时期的画史著作体例有别于宋以前的绘画史著作体例,正是因为各画学画科在北宋时都已成熟。

三、综述:北宋前各画科确已成熟

绘画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之一,是历代政治和社会风貌的缩影。它的政教功能最早被重视,因而得到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绘画艺术进入自主发展的阶段,成为文人画家传情达意、表现自我意识、强调个性特征的一种方式。技法的成熟促成了该画科的成立。经过无数画家在各画科技法上的不断摸索、积累和发展,各种绘画基本技法、程式套路纷纷成熟并为后世所效仿,一流名人大家层出不穷且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极为深远,于是到北宋时期,以绘画题材为命名的各画学学科纷纷成立。作为中国绘画思想载体的绘画理论史,在著作体例上有别于宋以前的绘画理论,开始出现以门类划分来介绍画家。这从另一方面映证了,至北宋时期,各画科确已成熟。(下转第64页)(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25页。

②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6,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27-128页。

③ 同②,第128页。

④ [宋]米芾《画史》,《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册,第257页。

⑤ 同①,第23页。

⑥ 同②,第127页。

⑦ 同②,第127页。

⑧ 同①,第23-24页。

⑨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12页。

⑩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B11 同⑩。

B12 同⑩。

B13 同⑨,第113-114页。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文4

信息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优点

1. 形象生动的教学过程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传统教学模式的一大弊端就是忽视教学情境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在以往的教学中,往往漠视各种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应用情境,直接进行孤立的知识教学。学生不知道知识产生的背景,也不知道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用处,导致学习兴趣不足。如果能在比较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学习,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数学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充分调动已有的相关知识来解决面对的问题,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知识的掌握。

2.打破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利于知识点的学习及重点、难点的突破多年来数学教学片面强调逻辑思维训练,忽视对观察、实验、想象、猜测等能力的培养;重视数学解题技巧的演练而忽视学生的内心活动、情感体验和合作交流;重视对结果的应用而忽视对过程的探究。数学新课程标准强调要进行“问题解决”,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锻炼思维、提高应用能力。现在,信息技术为数学教学开创了一个“数学实验室”,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必要的工具与手段,让学生可以自主地进行探索,来研究数学问题。教师可以将更多的探索、分析、思考任务交给学生去完成,学生从接受数学知识的学习方式改变成在教师的指导下发现数学知识,即像“科学家”一样去发现探索知识。

3. 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课堂容量、提高了数学课堂教学的效率。在数学课上总要在黑板上抄写大量的习题,有时候需要作图,其中有部分是机械的、重复的,有些还相当繁琐,但是作图过程本身对教学目的无太大的意义。这些过程都可以利用“几何画板”、“Z + Z 智能教育平台”、C A I 课件和其他工具软件在课前制作好,在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迅速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课堂容量。用计算机代替教师、学生做这些工作,减轻了负担,让教师、学生把精力和注意力用到更高层次的教学和学习环节中去,使数学课堂教学的效果显著提高。

信息技术在数学教学中的缺点

1. 频繁与多媒体接触,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身体机能、降低学习效率多媒体教学中需要用到计算机、投影仪等大量仪器。频繁与这些仪器接触,违背了人的自然生长与外界光、电等相适应的规律,会导致学生身体机能的一些损伤。教师制作的课件往往包含大量的教学内容,学生整堂课对着投影仪、电脑等多媒体的强烈的光线、辐射势必会对学生的身体机能产生影响。长时间下去则导致学生某些身体方面的疲劳,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 转贴于

2. 教师容易受到课件的限制,少了发挥的空间,也不利于发挥学生的想象因为多媒体教学课件是由教师事先设计好的,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甚至问题的设计都早已安排好。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教师在课堂上思维必须要活跃、善变,由于课件的束缚使得数学教师失去了许多发挥的空间。一个优秀的教师在课堂上往往以其生动的语言,并恰如其分地配以优雅的形体语言,将教学内容表达出来,从而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同时这种定向式、模式化的教学,严重束缚着学生逻辑思维的训练与发展。这与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相矛盾的。在使用PPT 后,黑板的空间减少了许多,使得教师的发挥空间减少许多,许多问题的讲解会简单话。

3. 课堂容量过大,学生不能及时巩固,影响教学效果与后继课程数学教学中必须给学生足够的思维空间,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以后,加大了课堂知识的容量, 加快了教学进度, 造成学生来不及思考,不能及时巩固已学内容,不能很好接受后续课程。大多数课件是翻页式的,无法进行全面的展示整体内容,学生无法过目不忘。课堂上教学节奏比较快,要求学生做到眼耳并用,稍有疏忽,前后的内容就可能衔接不上,不利于知识的小结与巩固及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教学结果是适得其反。实际操作中,教师们用PPT时往往讲解速度较快,而且与学生互动会相应减少,影响学生的理解。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文5

关键词 科学技术 伦理道德 克隆人 规范

0引言

学术界一般认为克隆人技术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平等原则,给伦理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科技的进步是阻挡不住的,而且克隆技术又有其正面效应,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医学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科技取得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提高又必然对社会精神文明产生影响,因此绝对禁止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的道德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形成了以下一些不同的观点。

1学术界的几种不同观点

1.1科学技术罪恶论

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会使人们的道德越来越堕落。欧洲思想家卢梭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卢梭把社会一切恶习产生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道德败坏,都归罪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发展。卢梭的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科学技术而不重视道德品质的,但是也把科学技术看成人类道德堕落的原因,最后导致他认为人类应当回到无文化、无科学、无法律的自然社会。

1.2科学技术自善论

这种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会使人们的道德水平自然而然地提高。和卢梭同时代的大多数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把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当成道德的客观基础和理论出发点,把利益和需要当成人类行为的准则,并且认为科技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就越能使个人得到幸福,越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其结果就越将有利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对于卢梭的观点,他们是不赞成的。

1.3科学技术或善或恶论

此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能提高一部分人的道德水平,又会使一部分人的道德品质败坏。十九世纪德国伦理学家鲍尔生是各种伦理学派上的折衷主义者,在他看来,由于科学技术和发明的进步,会使一部分人的道德堕落,也会形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新美德。其结论是:科学技术和文明不断进步,道德也是随着进步,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高尚的品德,也有道德上的败坏,综合而言是善多于恶,道德还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进步。

1.4科学技术善恶并进论

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科学技术对道德的影响是两面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方面。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这一派认为,善恶是并进兼行的,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剥削阶级及其附庸的道德日趋败坏,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则仍能保持优良道德风尚。以上这些观点,或对或错,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其片面性。

2克隆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对策

克隆技术于1997年在英国产生,此后克隆技术迅猛发展,克隆人的出现似乎指日可待。然而,人们为克隆人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克隆人的出现会给人类伦理道德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而现在的克隆技术一般是将胚胎作为器官备份,培养出所需要的器官以供医学所用,无论是作为克隆人之用,还是作为克隆器官之用,这一技术都将对人类伦理道德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它违反了伦理学的三大基本原则: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和平等原则。

2.1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

克隆技术伤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受到了伤害。因为从技术可能性看,我们无法预知对某基因进行干预后生物体内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什么连锁反应,因而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就算科学技术取得了发展,也是从实验中获得改进的,因为在克隆人研究中,实验对象是人类胚胎,要让它成长,才能确知他到底有哪些缺陷,然后才有修正的方案,所以每一个被实验的个体最后都成为科学研究的牺牲品。从这一角度讲,它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而是以人的胚胎,以人的生命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涉及到人类生存权利的问题。

2.2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

首先,在克隆人的活动中,克隆人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和创造的结果,这种决定将人类本属于偶然性的那一部分自由(所谓自主原则,就体现在这种自由上)剥夺了。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体现在他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上,而人的一个特殊的优先权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复的特性。而克隆人的这种特性却被无情地剥夺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天然应有的一种开放的前途的权利被粗暴地否定掉了。

另外,作槎懒⑸命主体的人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自主决定自己的生与死,自主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在克隆技术中,胚胎被用作医学手段对人类进行治疗,它违背了人的尊严的原则要求,即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被克隆出来的胚胎只是作为工具而具有价值。西方国家法律规定人的胚胎形成差不多14天之后就被认为是人了,这时已经开始有了生命。形成完整的生命也就意味着是人了,谁有权夺取他的生命呢?将被克隆出来的胚胎用作器官备份,显然违背了人的自主原则。

2.3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

在克隆活动中,存在着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克隆人作为被设计者,是由国家、医生或父母设计出来的。而就人种设计而言,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区别的人类蓝图,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严重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设计制造者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权力,能以自己主观思想来设计制造另一个人,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危险。

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克隆人同自然产生的相同遗传特征的双胞胎相似,但是基因相同的克隆人个体在时间上是有可能分离的。克隆人与细胞核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关系,因而他们不能够享有自然形成的家庭结构,不能具有自身遗传的自决权利,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而克隆人的出现,还会给人造成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恐慌,这种恐慌所产生的厌恶,将使人们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对似人非人的克隆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异己加以歧视和排斥。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符合伦理学的平等原则的。

2.4 克隆人对伦理学的挑战

克隆人技术不仅违背了伦理学三个基本原则,也给伦理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克隆人问题的探讨,不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而且也关涉到社会的根本伦理原则的分歧与争论。

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最大伦理挑战,在于如何看待核心价值中的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的伦理原则。有些人掌握此技术后会试图通过基因技术实现人种培育,以便推出拥有优化了的基因的新人类,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极度失望,但克服人性的弱点与不健全,只能依靠人类自身社会机制的调节,而决不能以全然否定人性、剥夺公民的自主选择权、现存的伦理学为代价。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这项基本原则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过时,没有在崭新的科技时代出现什么发展变化,科技时代本身也没有资格与能力使这项原则发生更新。并且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这项基本原则同样在科研领域同样有效,科学家没有权利逾越伦理道德底线,这样也就决定了一个有责任意识的科学家在判定一个研究项目之时,必须前瞻性地顾及到实现目标途径的合法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体现了当代社会应拥有的一种价值诉求、精神气质与人文关怀。

3正确处理发展克隆技术和社会道德进步的关系

克隆技术是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给人类带来祸患。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发展克隆技术和社会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3.1简单禁止的做法不科学

目前对于克隆人研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几乎都表示反对,但这些做法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缓克隆人的出现?事实上,绝对禁止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因为当科学技术已经能够熟练地克隆任何高等动物时,在技术上就不存在克隆人的障碍。所以,只限制对克隆人的研究,而不限制动物克隆技术,从技术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市场经济社会,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即使道德上要求科学家不要应用这方面的技术,但仍可能有极少数科学家会为了金钱而去尝试。并且,在少数国家虽然明令政府不准从事克隆人研究,但私人科研团体没有被禁止克隆人体细胞或人体组织。

3.2 应采取的对策及伦理学上的共识

克隆技术不可避免地发展,对克隆人不能简单地赞成或是反对,从伦理学角度形成了三点共同看法:伦理学不是科学的“紧箍咒”,而在维护人的尊严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伦理学还要能够预见问题,而不是被动地适应挑战;其次,尊重各个国家的生命伦理立场,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不同,没有必要达成一个统一的伦理原则,应在的前提下,加强对话、沟通,才能携手推进科技与伦理的健康发展;最后,赞成克隆无,但“克隆人”实验必须有,为防止生命科学研究误入歧途,应对这种创新负起社会责任,这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以上三点是伦理学界目前所达成的共识。

3.3科技和伦理道德应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科技与道德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差异显而易见,但科技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进步在总体上又是一致的,科技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科技前进的步伐,比较而言,科技比伦理道德更具有决定性优势,伦理道德的惰性力量常常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但是,科技发展终将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的束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同时也为伦理道德的进步提供条件,促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总之,人是不会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而存在的,而是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为人而存在,科学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并将不断改变下去。伦理道德落后于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它和科学技术的冲突,将因人类新的科学技术创造新的生活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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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范文6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