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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1
一、语言环境的分类
学习语言离不开语言环境。第二语言学习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非常之多，诸如学习者个人因素、学习过程因素、环境因素等[2] P1。这些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第二语言学习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多变的过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语言环境的分类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微观语言环境和宏观语言环境[3] P85、正式语言环境与非正式语言环境等。本文对于语言环境的论述将采用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这一标准。
自然语言环境是一种无人教授的自然或接近自然的语境。课堂语言环境主要是在课堂教学方式下的语境。二者虽有所区别，但对外语学习都至关重要。
二、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课堂语言环境起到基础作用，为自然语言环境的创建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实现可能；而后者进一步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为前者的应用提供了实践环境与机会。
（1）自然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以学龄前儿童为例，四五岁的一般孩童都能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思想。除睡眠时间外，他几乎都被母语的环境包围着[4] P388。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语言描述的三模型》中提出了“语言先天论”。他认为人类能够理解一种语言并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就是因为在人脑内部存在一种天生的语言能力，即语言习得机制[5] P156。该理论前提是指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下，即自然语言环境。
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外语自然环境也起到推动作用。外语学习者有意识地在外语语言环境中积极地与他人交流，一定能够取得语言学习的进步。外语自然语言环境越是丰富，学习者的进步空间就越大。这是因为，外语自然环境中有许多语言流利者，人们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教授。语言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所以，只要外语学习者提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更好地掌握第二语言。
（2）课堂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
上了年纪的老人仍然可以进行顺利的交流，但这种通畅只停留在听说层面上。换言之，没有接受过正式课堂语言教育的人，基本上等同于“文盲”。这也就是为什么儿童必须接受正式学校教育的原因。
外语学习离不开正式的语言环境，课堂语言环境使学习者能够系统地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并且有力地拓宽知识面。在课堂语言环境中，交流的主要目的在于教授和学习语言规则。课堂语言环境注重语法、词汇和句子结构的讲解，强调正式语言的运用，加之教师的灌输，阅读能力和语言的书面运用能力自然会相应提高。因此，只有接受了课堂教育，掌握了大量外语词汇、语法等知识，才能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
（3）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在二语学习中的辩证影响
由于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的不同特征，二者对于二语学习者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在课堂语言环境中，许多外语学习者经过多年的努力仍无法熟练掌握该种语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为例，从日常生活到在校学习，他无时无刻不浸泡在母语环境中。一旦置身于外语情景中，便只会硬搬课本中或课堂上老师讲过的句子。在自然语言环境中，大多数的二语学习者，尤其是儿童，基本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母语。然而，这种学习过程是无意识的。虽然学习者能够用外语进行交流，但由于学习者对于语法、词汇、句子整体结构缺乏系统性认识，语言的书面运用能力明显薄弱。
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自然语言环境重在提高外语学习者的听说能力，课堂语言环境则更有利于培养外语学习者的读写能力。如果不学习更高级的书面语言，即使一个人的口语说得再地道流利也有可能是文盲；如果不注重自然语言环境下的口语实践，那么一个具有很强读写能力的人，学到的外语只能算是“哑巴外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第二语言教学策略
基于自然语言环境与课堂语言环境二者之间既独立又联系的关系，在实际外语教学中，只有充分发挥这两种环境的作用才能创造最有利的外语学习环境。
（1）利用课堂教学夯实语言基本功底
无论何种语言，最基本的都是由词汇、句子、语法等要素构成。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作为基础，一定要加强学习者的语言基本功底。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授学生语言规则。只有掌握了语音、语法、语义等基本知识，才能顺利进行交流沟通。
（2）萦绕轻松和谐的课堂语言环境
儿童习得母语的环境是一种自然的语言环境，这种学习环境轻松，可以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参与意识。而成人一般都在教室接受正规的教育，课堂活动大多是老师讲学生听。学生不能主动地参与其中。因此，萦绕轻松和谐的课堂语言环境十分必要。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分组讨论、辩论赛、话剧表演等形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调动学习兴趣与积极性，逐步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3）打造接近真实的外语学习环境
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母语，是因为母语的语言环境是自然的；而外语语言环境则需要积极去创造。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学生必须要有大量的语言实践。创造外语语言环境有利于学生扩大接触外语的机会，增加语言的输入量；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语言习得；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外语运用能力；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6] P101。
学校作为学生语言学习的主要场所，要力求从各方各面打造较为彻底的外语环境。比如利用广播等多媒体设备，播放外语音频视频等，使学生真正融入到外语环境中；在图书馆增设外语报纸期刊等，为学生阅读外语资料提供支持；一些公共场所的宣传牌或标语等也可以采用外语标注。同时，学生作为语言学习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与课堂讨论中，参加外语角等社团活动，利用业余时间多看外语书籍或影视资料，多参加外语比赛等，主动在自己身边打造外语学习环境。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2
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流域管理必须以经济手段为核心，并紧密结合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教育手段，以更有效率地实现流域综合管理目标.流域污染问题尤其是跨界流域污染问题始终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且不断引入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生态学、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资源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纳入其中.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被认为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与流域相关的新兴学科，如流域管理学、流域生态学、流域经济学等也都仅处于初创阶段，都未将流域环境和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其作用机理及调控措施当前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已进入流域综合治理阶段，迫切需要提出一套系统的流环境经济研究，hohong@cmesoigcn域官理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综合经济手段和政朿.
笔者针对环境经济学在流域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需求，分析了流域环境经济学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初步构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1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流域是以水为核心，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组成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为了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保证流域水资源、7水环境和水生态可持续，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进行流域综合管理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环境经济学强调运用税收、投融资、补贴、补偿、价格、产权、奖惩等经济手段，故难以有效解决流域这一特殊的因地域分异性、污染的单向外部性以及上下游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等特征引发的环境经济问题.
11解决流域跨界单向外部性方面的障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流域的核心要素一水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不具有明晰的产权或者很难清晰界定其产权，同时对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流域内的每一个涉水主体都受到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动，期望尽可能地从公共资源中获更多利益，肆意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或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而流域常常跨越多个行政区，涉及到具有不同诉求的多元利益主体，因而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上游污染呈现出跨界和单向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输出将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该辖区，而将污染造成的损害成本输出到其他辖区，由全流域来承担，损害全流域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上游保护水资源的行为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的收益由全社会分享，但会使行为主体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甚至小于私人成本，而消费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难以避免，使得市场倾向于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供给不足，而不论是过度使用还是供给不足，都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由于跨界单向外部性导致流域上下游各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存在较大差异，传统经济手段在解决单向外部性时需要更加严格的条件，实际政策设计以及操作实施也更加复杂，使得传统经济手段是低效率的，实践上也鲜有成功案例.
1. 2解决流域地域分异性方面的障碍
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自组织和自维持功能，呈典型的耗散结构特征;其次，流域水资源的状况决定了流域特定的资源环境条件.流域的水量、面积、河网密度和河流形状等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空间差异，流域主体功能、7水环境、水生态功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性，上下游间存在/功能不对称”现象，在环境影响和生态服务方面，下游被上游所支配，而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游被下游所支配，处于依附地位.
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决定了流域综合管理目标的多元性，一方面要求重视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目标，通过对系统的耗散结构、协同、调控功能进行分析和评价，使流域自维持和自调控作用的发挥在客观上受到系统阈值的约束，避免超出系统承载力的过度开发和人为干预[17];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由于流域在地理要素、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不同目标诉求，根据流域主体功能、水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功能等合理确定综合管理目标.因此，流域这种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所导致的多元性流域综合管理目标，使得环境经济手段之间可能会相互抵触、牵制，从而降低经济调节的总体效率，这一问题给传统环境经济学带来了极大挑战.
1.3解决流域各干系人利益冲突方面的障碍
流域环境管理中涉及到多方干系人，而且干系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流域环境管理中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现象广泛存在，不仅加大了各级政府间的成本，而且可能导致不同地区间因经济竞争引发的地方公共政策选择扭曲，也可能使各级政府作为人在行为选择时往往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然而，跨界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以及行政边界下的分散决策，使得流域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变得复杂化.流域环境管理面临利益的分化和协调，不仅要解决一般环境问题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博弈，而且要解决规制主体间的博弈.
然而，传统环境经济手段在治理流域污染时，多把治理重点放在微观排污者，而对宏观层面流域上下游各政府间及其与中央政府间理性选择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给偏差、激励不足和监督缺乏等问题重视不足.同时，传统环境经济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流域部性内部化还是产权界定，都需要相应的流域环境管理体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运作，但流域内相关者间利益冲突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方保护主义，却限制了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作用的发挥，迫切需要制定超越部门利益的经济手段，以突破限制环境经济手段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综上所述，传统环境经济学对于解决流域环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流域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跨界外部性、整体性及地域分异性等特征，在当前流域管理体制下，传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控制手段在解决流域这类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时遇到了障碍[5]，难以考虑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更无法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无法满足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环境经济手段，促进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环境管理手段的配合，通过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种限制.因此，拓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就成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成立是对传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补充和拓展，对于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改善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协调区域内不同行政区间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2.1概念与内涵
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二者相互交叉的产物，是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21].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步发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在迅速拓展.流域环境经济学就是随着流域环境资源的稀缺和环境问题的不断演化而产生的新领域之一.流域环境经济学以流域这一特定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16]和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优化流域环境资源配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流域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应用经济学范畴，其既借鉴传统环境：理论和方法，又根据流域特征和流域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研究如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管理中的障碍，提高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管理弹性和效率，实现流域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结构框架见图1
2.2理论基础
流域环境经济学作为应用性的环境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视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但流域环境经济学重点是在对各种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层面上的针对性、适应性和优劣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上，构建一套目标一致、相互补充、协同作用的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同时，根据流域的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要从理论上研究如何保证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和运行效率.根据上述分析，空间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应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构成.
2.2.1空间经济学
流域既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是产业集中、城市发达和人居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由于流域经济具有极点增长、轴线延伸的“点-轴”空间特征，使得沿流域发展的城镇在利用流域水资源的同时不断地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水体不仅产生污染，而且随水流方向由上游向下游转移扩散.污染物转移和扩散不受行政边界的限制和人工调控，一方面形成了以沿江城镇增长极为污染源、以干支流为轴线的“源-轴”环境空间分布格局，并且与流域经济发展的“点-轴”空间分布特征相叠力口，加剧了流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流域地理要素分：学的异和功能分异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流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着流域环境经济的空间特征.因此，利用空间经济理论对实现流域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建立空间异质下的空间均衡的系统分析框架，优化生态空间分布及其与经济活动开发空间的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
2.2.2信息经济学
在我国当前属地化流域管理体制下，资源的有限性和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阻碍着部门之间的协调.地方政府作为理性利益个体，治污政策力度和激励强度要服从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目标.这使得污染的地方保护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使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失效，强烈地约束和影响流域污染治理效果.利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高流域管理主体信息获取的效率和效果，是防止流域综合环境管理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有效发挥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作用的前提.因此，信息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2.2.3行为经济学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选择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传统的经济学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是以预期效用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其选择行为是理性行为.但是，现代经济学中逐渐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在“有限理性”的行为框架下对“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现实中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利益驱动，还常常受到人的认知偏好、情感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响而很难达到完全理性，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公地悲剧”的发生是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个体与全流域环境管理的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方在行为达到最优时，常常导致流域管理组织的行为偏离最优点，即个体理性行为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25].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各方由目前的完全非合作状态逐渐转向合作，使得他们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全流域环境保护的目标.目前，行为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必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3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3. 1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系统的整体框架内，使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优化、相互博弈达到一个可接受的“纳什均衡”，建立起环境友好型的流域经济发展模式.流域环境和经济关系研究包括: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复合系统与外部环境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与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响应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模式对流域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水环境容量的空间分异与生产力宏观布局的协调.
3.2以水资源为核心的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
自然资本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自然资源及其所处的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产生自然资源流和服务流的存量.自然资本的概念体现了经济学中稀缺资源的经济价值.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其未来存量及相应的不确定性是自然资源利用中的重要因素，必须在一个跨期背景下进行研究.水资源是流域的核心要素，因此，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重点除了研究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同时还应包括流域自然资本的评估、投资、管理，自然资本损失的经济评估，以及以自然资本实物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流域生态承载力等.
3.3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
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调节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流域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对称和分散决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灵活有效的机制设计（即法则、政策条令和资源配置等规则），约束流域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行为；同时，通过有效的激励，改善和提升各利益相关方保护流域环境的意愿，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各利益相关方的个体利益和流域环境管理整体利益目标一致，是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2M7].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流域环境管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流域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设计的方法和模式等，其中涉及到流域环境管理组织的定位、构成、主要职能，流域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合作协商机制、监督机制、资金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设计和最优化选择等.
3.4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研究
直接或间接改变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收益，刺激其保护流域环境成为一种自愿行为[28].遵循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的理念[22]，进行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的设计，主要包括：1研究基于法律、行政手段的各种命令控制型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总量分配要考虑流域的地域分异性，并与各地资源环境容量的特征相结合；@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理论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收费、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政策等；（四研究环境经济政策之间以及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一控制型政策的优化选择和组合问题，如取水许可和排污许可的联合审批，水权与排污权的联合市场体系与联合交易[29_.
4结语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3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传统环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OECD(经合组织)中发展迅速，已经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也备受青睐。《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1］说明环境经济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环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一种辅助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成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须依赖环境经济政策。
目前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法学领域，鲜有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诚然，在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的哲学、伦理学研究对环境经济政策有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导向作用，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却迟迟未有进展，主要是因为它尚未引起伦理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虽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艰巨，环境经济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的环境管制模式，导致部门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些都导致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计算，掩盖了环境经济政策内在的伦理诉求。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价值支持，而伦理学要发挥其实践哲学的作用，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将其理念渗透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
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
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产生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外部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经过他的学生庇古的发展，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外部性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种。外部性发生的前提是市场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无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会出现大量“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过度使用公共资源而产生“公地悲剧”，而肇始者不但不用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还有可能从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这一危害和补偿的成本被无偿地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这是负外部性的表现。而正外部性表现为私人行为存在溢出效应时，无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无法要求他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其劳动成果被他人和社会无偿使用。
环境问题就属于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为环境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因此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总是负外部性过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环境者获得利益而保护环境者利益受损，使得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总是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环境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宗旨，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核心，试图建立起一套以市场经济为调节机制的环境保护体系。具体地说，环境经济政策是“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调节等经济杠杆，调整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3］(P8)。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既有环境政策性质又有经济政策性质。［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环境影响的经济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必然对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影响，进而产生环境影响，但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有运用到货币、财政工具的环境政策都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只有运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以调节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为目标的环境政策才能称之为环境经济政策，如行政性的环境收费或罚款也涉及到财政问题，但也不属于环境经济政策。按照OECD的观点，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影响到经济当事人对可选择的行动的费用进行评估时，该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经济”之名。［4］(P253)从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可以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可以纳入环境政策范畴的经济政策和可以纳入到经济政策范畴的环境政策，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仅指环境政策内部的经济手段，是环境管制手段的一种。［3］(Pv)环境经济政策的广义与狭义实际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狭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基础和初级形态，而广义环境经济政策是其高级的、较完备的形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环境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指导环境经济政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环境管制的角度来看，与环境经济政策并驾齐驱的环境管制手段是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个是间接管制，一个是直接管制，各自的优势领域有所不同。经济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励创新，刺激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动力，从而解决效率问题，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但由于是间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场因素变化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符合设计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现扭曲。例如环境税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却没有作出适当的税率调整，就会使得环境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优势就是直接针对问题，效果立竿见影，适合管理突发性环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虑环境保护范畴，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3］(P50)如果我们看待环境经济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将会被低估，其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环境经济政策:人类又面临一个文明的岔路口，选择的关键词是“生态”。生态文明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经济的生态化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或迟或早都要经历一场“绿色化”的洗礼，朝着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以经济激励为调节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抓住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环境的动力根源。同时，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将会推动经济制度的生态化，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减少“市场失灵”，这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环境经济政策体现了人类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自觉性，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还只是政府环境管制的辅助手段，还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现在我国关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种环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认这是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要想使环境经济政策发挥最佳效用，我们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环境管制手段上，还需要更广阔、更宏观的视野，来引导现阶段的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真正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才是我们选择环境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p#分页标题#e#
二、环境经济政策的价值理念诉求
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起步较晚，还处在介绍、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阶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的行政色彩浓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还没有摆脱“零敲碎打”的尴尬局面。要想摆脱这种视野上的障碍和实践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能和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平行接轨，共同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须具备明确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从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仑特兰夫人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来，可持续发展就迅速成为各国制定发展路线的基本准则。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发展伦理观，即我们当代人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扩大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没有既定的标准可以衡量，“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妥协要求国家在某一时间背景下权衡经济增长和生态资源保护，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抉择。”［5］(P135)我们就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需要来研究制定阶段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将其推进。因此，环境经济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既要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环境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环境经济政策的特有理念。
环境经济政策最初是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出现的，因此初期的环境经济政策应该强调环境保护的功能，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理念，这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立足之本。这是因为:首先，只有把环境保护这个基础发挥好了，充分体现出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优越性，才能使它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从辅助手段上升为重要支柱，使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得以巩固，才能谈得上实现其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宏观杠杆的远景目标。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来管理环境是古已有之，而运用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却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场机制和运行目标中注入环境保护理念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博弈过程，不仅要把环境保护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场手段中，还要用环境保护理念重新诠释和改造整个市场手段。因此在现阶段，环境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牢固确立自身地位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创造性地发挥环境保护理念。具体而言，环境经济政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市场，如环境税费、环境保险、绿色信贷等，二是创建市场，如环境权交易。前者是在传统的经济手段中增加新的环境保护功能，而后者是创建全新的环境市场。它们不仅是传统经济手段在功能上的改变，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转变。因为这些原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传统手段，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业规则，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经济手段“绿色化”，就必须对这些经济手段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发掘其在环境保护上的固有优势，改造其不生态、反生态的落后理念，并以环境经济政策的整体理念引导之，实现“内生”和“外灌”的结合。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传统制度的融合，这关系到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从现有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支持的问题。例如在税收制度中引入环境税。而环境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税，即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税收改变市场主体的环境行为。虽然环境税也具有一定的筹集资金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环境税作用的深入，环境税收收入会出现累退现象，这与传统税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环境税与传统税制，还需要对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理念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环境经济政策也是如此。
进而言之，环境经济政策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分解为若干实践原则。原则就是把理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的指导思想，是沟通理念与实践的桥梁，是指导环境经济政策具体制度安排的行动指南。OECD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已成为环境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随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费原则”。根据中国的环境保护特点，我国又提出“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破坏者付费原则”。这四项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原则体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环境服务、生态补偿和资源开发领域，基本上能涵盖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衔接性、协调性的原则，容易导致各个领域各自为政。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经济政策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单一的环境经济政策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与其他政策的配合。而这些政策手段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销、相互冲突的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策体系的混乱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环境经济政策只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因此必须进一步开发衔接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促进各项子政策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尤其是要处理好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的作用。由此可见，环境经济政策及其下属的各项具体政策手段，都面临着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内部协调，并与传统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相协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环境经济政策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并有效地运用，这也正是环境经济政策对伦理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抓紧研究国外环境经济政策理念，不仅是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从理念到制度的国际协调，因为国际协调既能促进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又能应对共同的环境问题，防止污染转嫁和生态掠夺。
三、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它代表了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转向，即环境伦理学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权利和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的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环境权益的关切，而这种关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环境利益和分担环境责任的问题。”［6］因此，环境正义成为环境伦理学观照环境保护现实的基本途径，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正义原则有着共同的诣趣，从而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首先，环境正义有两个基本维度:种际正义和人际正义。种际正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人际正义从时间维度又可分为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代内正义是当代人内部的正义。代内正义是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正义’更主要的是强调同时代内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现象及其校正。”［7］环境经济政策正切中了经济利益这一要害，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分配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的手段，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认为引起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是环境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上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市场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并促进技术的革新。它以“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为基本原则，一方面能够减少由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环境不正义，促进人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帮助经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使人类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进种际正义的实现。其次，市场手段在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存在缺陷，必须要政府的适当干预。但政府自身的失灵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政府失灵的表现有两种:决策失灵和管理失灵，这两种失灵会导致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政策决策失误和政府权力寻租问题，从而对市场机制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使环境问题加剧。环境经济政策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运用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彼此互补的作用，既重视公平又重视效率，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从而维护了环境正义。此外，政府手段还能够起到补偿正义的作用，因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通过政府的作用，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环境经济政策的宗旨与环境正义原则在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环境经济政策自身存在着局限，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p#分页标题#e#
首先，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一个“最优污染水平”方法，即一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它是在测算好环境容量和资源存量临界点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污染排放值，并为环境物品制定合理的价格，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人们的环境行为。这一理念应该说是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它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还有利于发展生态经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潜在性，我们无法完全预知现在行为的未来影响，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个“最优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业化进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继续增长，虽然局部环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结构性的污染总量还在不断攀升。而“最优污染水平”实际上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权衡，在发展任务非常迫切的情况下，环境保护还是很有可能让位于经济，从而使环境正义的总体实现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环境经济政策是间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对环境治理不能发挥直接作用，很可能会因为市场因素或技术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环境税为例，环境课税是越接近污染源头越有效，因此在生产环节征收环境税应该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税收征管部门很难知道企业准确的污染水平，因而就会采取对管理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税对象设为容易计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产品。这样一来是可以解决征收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对投入物征税，它对于在生产环节采取节能减排技术的企业不公正，会降低他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环境经济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学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减少污染，还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产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转嫁，从而产生新的不正义。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4
【正 文】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的日益严重并引起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经济与经济学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5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以重庆科技学院为例，分析目前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实验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紧贴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实践平台的特色，围绕提升学生应用创新能力培养，构建实现具备规划模拟、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价值核算等三种功能的实验平台。
关键词：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用型;实践平台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以下简称“资环”专业）是一个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重庆科技学院从2013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目前注册人数约200人。高级技术类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实验教学体系的合理设置。本文以本校为例，来研究资环专业实验平台构建问题。
一应用型本科资环专业实验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一)满足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
重庆科技学院正在向应用型科技大学转型，传统授课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资环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通过大量的实验、实训等实践课程才能使学生掌握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及相关评价方法，才能掌握资源开发与利用绩效评估、资源与环境综合规划。
(二)满足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资环专业是学校的新办专业，现有仿真模拟实验室不能满足学生对实践技能训练的基本需求，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实验室的建立使学生能够在高仿真模拟的条件下，掌握本专业岗位的基本技能，缩短从学生到专业人员的转变时间。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应重点围绕石油、冶金等产业中面临的突出的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建成具有较高水平和特色鲜明的综合实验室，下设环境影响评价、资源环境规划评价两个模块。
(三)服务重庆市优势产业、先导产业发展的需要
重庆目前已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石化、装备制造、冶金、电子、综合能源、生物医药和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优势产业集群。而这些企业都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借助学校的学科发展优势，以资环综合实验室为平台，可为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提供资源环境规划、环境经济评价、社会评价、环境风险与损害评估、资源环境管理信息及环境认证与审计专业人员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有助于满足重庆优势产业发展。
二现有的资环专业实验平台存在的问题
(一)实验教学设备不能满足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需求
目前学校资环专业教学实验室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环评、价值核算等专业软件以及一些常用的环境测试工具等缺乏，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实验实训设备不足，环境核算体系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核心软件缺失，从而难以系统、充分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现有的实验室硬件较为欠缺
由于资环专业设立较晚，与之对应的实验室建设基础相对较弱。比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如果能购买其它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软件设备，不仅有利于各专业各学科的共同发展，而且更有利于推进学校应用型大学转型的发展转型。而目前核心软件并不完善，对高效开展本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造成了障碍，也无法对本校的石油化工、冶金等办学特色难以形成强力支撑，而且也不利于科研成果的突破创新。
（三）实验室对外技术服务能力缺乏
重庆科技学院定位是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石油、冶金两大行业。随着校企产学研合作走向深入，学校与企业界接触交流机会增多，共同研究解决技术问题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验室成为对外合作的良好载体。由于缺乏处理实际数据的软件、数据库等软硬件，学校对外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效能核算以及资源价值评估等方面的设备还不能满足校企技术合作发展的需要。
三资环专业实验平台构建设计
（一）实验平台的定位
通过实验平台有计划开展特定学生群体的特色实践，培养学生实验创新能力，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交叉学科领域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实验基地；开设特色鲜明的资源评价、环境规划研发基地；努力建成重庆市资源环境保护信息共享平台，拓展实验平台辐射功能。
（二）组成部分及功能
1.资源与环境规划模拟实验室
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模拟。以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承载力空间分布为基础，根据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利用强度的不同，按照环境准入角度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功能区，对各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污染物总量控制及资源环境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等问题进行模拟。环境规划情景模拟。根据环境规划目标与方案的不确定性，建立多情景方案、模型及决策支持平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设计多种不同方案，利用优选模拟理论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划方案进行模拟优选。区域国土资源规划模拟。根据资源环境政策法规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规划地区的各类自然资源，从地域总体上处理好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供应和需求预测模拟。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发展战略及规划，对油气资源供应及市场需求进行模拟预测，为政府、企业了解中国能源政策及市场供给，合理开发自然提供咨询。
2.资源与环境项目管理绩效评价模拟实验室
油气资源价格及环境质量预测模拟。借助智能模拟系统，深入挖掘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在回避精确数学建模的前提下为社会经济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主要运用趋势外推、回归分析、灰色预测等方法对未来的环境现状和环境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污染物和污染源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和监测。碳排放权、排污权及大宗资源类模拟交易。在环境及能源政策下，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配额分配、大宗资源类商品及交易与相关政策研究和评价工作；开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相关公平理论、战略目标、规划方案、体制机制及谈判对策等研究；为当地政府部门、企业提供能源规划及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环境政策影响模拟。以投入产出模型、CGE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费用效益模型等理论为基础，开展各种政策手段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模拟分析研究。油气资源项目开发的国民经济效益及社会风险评价分析。针对油气资源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影响、国民经济效益及社会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油气资源项目开发的可行性。
3.资源环境价值核算与影响评估实验室
资源环境价值模拟核算。根据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原则与分类，运用资源环境价值投入产出混合模型，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算方法及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区资源环境价值进行模拟核算。资源环境价值的动态评估模拟核算。对资源环境资产（包括资源环境的组成要素、环境质量）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进行定量评估；通过对资源环境价值的周期性波动分析及动态化发展、资源价值补偿等因素变动的影响，对资源环境价值进行动态监测、预测和模拟核算。资源环境价值的补偿及政策影响模拟。通过对环境税收管理、排污权及碳交易、资源环境价值补偿机制的监管，开展环境经济模拟和贸易政策研究。建立环境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展宏观经济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及环境保护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模拟；开展环境与贸易政策研究。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风险评估模拟。评估自然资源开发(包括建设项目、区域性开发、立法议案、重大方针、战略性规划或行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污染和破坏作用；分别针对大气、水、噪声等某类环境要素进行专项评价。评估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引发的危害(自然灾害)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等造成的可能损失进行评估，并据此进行管理和决策。
四配套措施
为高效率低成本建设实验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已有校内实验室资源进行摸底，对已有的设备或软件可以不用购置。第二，实验室要依托科研项目进行开展工作。第三，部分软硬件要与校外企业、或高校进行合作。
作者：吴文建 李炳林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 董贺新,王亚辉,王训遒.构建化工与能源跨学科实验平台[J].实验室科学,2010,13(5):138-139.
[2] 杨怀宇,杨正勇,李晟.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实验实践教学的探索，教育教学论坛.2015,3(9):133-134.
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范文6
摘要：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而这些环境保护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进入产品的最终定价中。价格的升高，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贸易量。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是因为一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一国的比较优势及专业化生产，进而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模式、贸易条件等领域，最终这种影响会反映在贸易量的变化上。
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价格；比较优势
环境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又称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是指运用经济杠杆(如价格、财政、金融和贸易等)的原理，引导和促进人们的生产、建设和开发活动遵循环保要求的政策，是环境政策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其特点是灵活而富有经济效率，既可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 principle，PPP原则)，又可为污染控制提供经济刺激。
环境经济政策的分类在文献中多而杂，比较新且具有代表性的是K.汉密尔顿等人1998年提出的。他们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利用市场型和建立市场型两类，前者又称庇古手段，主要是通过利用现有的市场来实施环境管理；后者又称为科斯手段，主要手段包括明晰产权、可交易的许可证等。(见表1)
OECD环境委员会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四大类，包括环境税(费)、补贴、押金一退款制度和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还有学者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价格控制、数量控制和责任制度三大类。
一、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而这些环境保护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进入产品的最终定价中。价格的升高，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产品的贸易量。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是因为一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到一国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进而影响到与贸易有关的贸易模式、贸易条件等领域，最终这种影响会反映在贸易量的变化上。
(一)直接原因――价格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产权方面的缺陷导致了环境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的发生，从而引起了各种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解决环境资源的产权问题或者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给环境资源赋予“价格”，使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承担使用成本，亦即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给相关厂商带来的环境控制成本(Environ―mental Control Cost，ECC)。
一国实施某种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该国相关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就是该国产品的价格由于环境控制成本发生了改变(一般是价格升高)。也就是说，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负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成本，同时还要为环境要素的使用付出代价。厂商在对产品进行定价时，最基本的定价方法就是成本导向定价，即产品价格=成本+利润，其中成本又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环境控制成本或环境要素的使用成本属于变动成本，在固定成本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控制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产品价格的同比例上升。
下面，我们用图示的方法来说明成本(价格)的变化对一国产品贸易的影响。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Home)和外国(Foreign)，两个国家都生产同一种产品，且两国之间的运输成本为0。同时，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供给s和需求D是产品价格P的函数。当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关系时，本国产品的价格Ph低于国外同种产品的价格Pf，即当允许贸易发生时，本国为该种产品的出口国，外国为进口国。
现在，设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Ph/Pf，我们来推导本国的出口供给曲线HES(Home Ex－port supply)和外国的进口需求曲线FID(ForeignImport Demand)。
已知，当两国无贸易时，Ph＜Pf，即0＜P＜1。当允许两国贸易时，由于本国产品价格低于外国产品价格，外国厂商会从本国进口相对更加便宜的产品，而本国厂商也会因为将产品销售到国外更有利可图而出口产品。假设，在两国发生贸易的期间，外国国内产品的价格保持不变。那么，随着本国产品价格的升高，外国进口需求会相应减少，即FID曲线斜率为负。当本国产品价格Ph由于成本的增加而升高到与外国产品价格相同时，即P=1时，由于出口或进动并不能带来额外的利益，反而会因为联系客户、雇佣外贸人员等损失一笔费用，两国间的贸易量可能降为0。外国进口需求曲线如图1所示：FID曲线为一条起点为(0，1)斜向下的线，即纵截距为1。其中，横轴表示外国进口需求量Q，纵轴表示两国的相对价格P。在FID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处，本国与国外的产品价格相等，两国的贸易量为零。
当两国发生贸易时，由于本国产品价格低于外国产品价格，本国厂商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会将产品出口到国外。随着本国产品价格的升高，本国厂商的供给也会相应增加，可用于出口的产品量也相应增加，直到本国产品的价格升高到与国外产品价格持平，本国提供的可供出口的产品量达到最大。因此，本国出口供给曲线是一条斜向上的线。
如图1所示，当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为*时，本国出口供给=外国进口需求=Q*，Q*为本国与外国实际的贸易量。
假设，环境控制成本会全部或部分地传递到产品价格中。当本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时，本国厂商生产成本即产品价格由于环境控制成本的引人而提高。其它条件不变，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本国厂商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降低，本国出口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至HES′处。假设外国需求曲线保持不变，在HES′曲线与FID曲线新的交点处即新的均衡处，由于本国产品价格的提高，本国实际出口量减少到Q′，减少了(Q*-Q′)。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环境控制成本引起的产品价格的升高，会导致本国产品实际出口量的减少。
(二)深层原因――比较优势环境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它的实施改变了――强化或削弱了――一国生产的比较优势。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
该国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同时也是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基础。而新的贸易理论认为，环境要素禀赋也应该被用来作为衡量一国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标准。
一个国家的环境要素是否丰裕，不但受到该国水、空气和土地吸收污染物的能力(即该国环境的自我净化和恢复能力)的影响，还受到该国接受污染物的意愿的影响。而一个国家接受污染物的意愿强弱，往往会反映在其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的严厉程度上。两个国家在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其环境要素会较为丰裕，而环境政策相对严厉的国家，其环境要素则相对匮乏。一个国家环境要素丰裕，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为环境资源的使用所付出的“价格”更低，也就是其所承担的环境要素成本更少。如果国家之间在技术和需求方面没有差异，环境政策宽松的国家将会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环境要素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环境要素密集的产品。(见图2)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国都生产两种产品A和B，产品B相对于产品A为环境要素密集产品，本国相对外国环境要素较丰裕(即本国的环境政策较宽松)。在图2中，曲线T1T′1和T2T′2分别代表本国和外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直线OL上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生产比例相同。OL线与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分别交于点Hl和H2，本国的边际转换率大于外国的边际转换率，即本国的PB/PA大于外国的PB/PA。也就是说，产品B在本国的价格低于外国的价格，产品A在本国的价格高于外国的价格。在其它要素条件如资本、劳动等相同的情况下，本国在产品B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外国在产品A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环境政策宽松的本国和环境政策严厉的外国将分别专业化生产产品B和产品A。
环境经济政策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来自环境控制成本和外部性内部化的程度，即环境经济政策的严厉程度。环境经济政策严厉的国家，环境控制成本大，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较高；环境经济政策宽松的国家，其环境控制成本小，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较低。相对于那些环境经济政策宽松或不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国家，政策严厉国家的厂商不得不为环境要素的使用承担更高的成本。环境要素和环境控制成本的出现，会导致一国原有的以劳动和资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发生改变。从总的贸易格局来看，由于一国实施了它国没有的环境经济政策，或是实施了更严厉的政策标准，影响了比较优势的相对分布，使资源的优势从环境管制的国家向无管制或管制较松的国家转移。
由于一国实施环境经济政策而导致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不必然从根本上改变该国原有的专业化生产格局和该国的贸易模式，但是，会对该国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假设，某国在实施环境经济政策之前与它国相比在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要素禀赋理论，该国会专门生产并出口该种产品。但是，由于该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及接受环境污染的意愿减弱，政府开始推行各种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该国在环境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削弱或消失，这势必会对该国在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程度产生抑制作用，该国产品的出口商品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亦即其贸易模式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该国环境要素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减弱，该类产品的价格升高，原有的成本及价格优势被削弱甚至消失，也会使该种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都会反映在该国该类产品贸易量的变化上。
二、环境经济政策对贸易的影响机制
在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环境经济政策的两个核心手段――排污费(税)制度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对政策实施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无论是实施排污费(税)制度还是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都会对厂商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产品的价格。价格的变化会使产品的竞争力发生变化，产品的贸易量也会相应变化。下文只着重对这两项环境经济政策对厂商生产成本及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排污费制度对成本的影响。经济学家把环境恶化问题看成是经济主体以污染的方式对社会大量地施加外在的成本。由于没有“价格”为污染行为的削减提供恰当的激励，结果必然是对环境容量形成过度的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简明办法是对污染行为加征一个适当的“价格” (或称之为税)，从而使得社会成本内在化。排污费制度就是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实行排污费制度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征收排污费是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保护的一项较好的办法，其目的是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加强经营管理，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
排污费制度对一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其原因就是这项制度的实施增加了厂商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到了产品的价格。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所有生产成本或经营成本称为总成本，按其与产量的关系，可分为总固定成本和总变动成本两种。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由于排污费正比于排污量，而排污量正比于产量，故企业的排污收费额可以看成是产量的函数。在一定的收费标准下，其关系为：
排污收费应属于变动成本的一种。征收排污费后，企业的成本发生了变化，即：
厂商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得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厂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厂商愿意生产的产品及可供用于出口的产品量减少，本国厂商的HES曲线向左平移，如图3所示。换句话说，由于征收排污费使厂商的生产成本上升，成本上升所引起的价格的提高，使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本国产品的出口减少。
当然，政府征收排污费时，厂商不仅可以选择缴纳排污费，还可以选择购买和安装处理污染物的设备，无论厂商采取哪项措施，其结果都是增加了自身的生产成本。
(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对成本的影响。排污许可证制度，以污染物总量控制为基础，根据某地区环境质量要求确定该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据排污总量限额发放排污许可证，通过控制发放排污许可证来控制排污总量，从而改善环境质量。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在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环境经济政策，政府向厂商发放排污许可证，厂商则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及其所代表的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环境管理当局有效地确定污染排放总量，再把具体的污染排放量的配置任务交给市场力量来完成的一项制度。为执行这一制度，环境管理当局将针对污染排放发放许可证，总污染排放将处于与边际治理成本和边际社会损害相
等的水平上；在污染者中进行的这种许可证交易将形成市场出清价格。
如图4所示，横轴代表污染物排放量，纵轴代表成本和价格。MAC线和MEC线分别代表边际治理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政府根据MAC线和MEC线的交点确定了最优污染水平为Q，并据此向污染者发放排污许可证。由于具有稀缺性的环境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而环境资源的使用者需要向政府交纳环境资源使用费，即支付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成本。政府发放排污许可证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保护环境，因而排污权的总供给曲线s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示排污许可证的发放数量不会随着环境资源使用费的变化而变化。
对于排放污染物的厂商来说，他们必须在购买排污权和自行治理污染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低于排污权的价格，厂商将选择自行治理污染；反之，他们将到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正是因为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取决于其边际治理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将图4中的MAC线看成是排污权的总需求曲线D。排污权的供给曲线s与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曲线D的交点决定了排污权的市场出清价格P。
当管理当局发放的许可证数量减少即政策严厉程度增加、排污权供给减少或厂商对排污权的需求增加时，排污权的市场出清价格都会升高，厂商的成本也会因此增加。无论是排污权的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发生变化，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都会发生变动，从而影响到厂商的环境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换言之，在实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情况下，单位排污权的价格是随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亦即厂商为单位污染物排放量所承担的成本不是固定不变的。排污许可证价格的变动，导致厂商的生产成本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和贸易量。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一)环境经济政策对政策实施国的贸易产生影响。其原因是：一国采用环境经济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该国的比较优势，与不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或政策宽松国家的厂商相比，政策实施国的厂商不得不为环境要素付出更高的使用者成本，削弱了原有的价格优势，对相关产品的贸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