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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增长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急剧放缓，那么全球各国的决策者该如何应对？近年来，许多国家已努力建立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此通胀预期处于低位且相当稳定。许多国家已将其财政政策放在一个更为可持续的立足点上，以解决具有挑战性的人口统计问题，包括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抚养比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的多边磋商机制，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已经携手合作，减少全球储蓄与投资失衡的中期问题。
正是这种努力，如今为政策创造了抑制经济放缓的空间。第一道防线仍然是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增长放缓且通胀仍得到控制，那么就存在降息的空间。当然，各国仍面临通胀风险，这来自油价等国际因素或强烈要求加薪等国内因素。
然而，只要通胀预期仍处在良好控制中，货币政策目前享有的可信度就可以为降息提供空间，帮助各个经济体应对经济放缓。尤其是主要国家的央行拥有强大的可信度（不妨看看过去6个月它们为货币市场流动性提供支撑的能力），同时它们清楚自己有关维持低通胀的持续承诺。
通过在关键时期支持个人消费的方式，即及时和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措施能够扩大总需求。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要想为日益逼近的退休潮作好准备，有关当局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些措施必须将重点放在迅速扩大总需求方面。从某种意义来说，中期财政政策是未雨绸缪。
这种做法是否适当，将因国家而异。由于债务水平较低，加之预算赤字合理甚至存有盈余，一些国家具备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其他国家则具备实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因为其通胀率处于低位，并且随着经济产出的放缓，其通胀率可能下降。那些具备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的国家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制定暂时性的财政激励措施，以便随着今年事态的发展，可以在必要时迅速部署这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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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06-01
早在2008年10月华尔街金融风暴初期，北欧的冰岛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而后中东欧债务危机爆发，鉴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小，国际救助比较及时，其债务问题未酿成较大全球性金融动荡。2009年12月，希腊的债务问题凸显，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则落井下石，连连下调希腊等债务国的信用评级。至此，国际社会开始担心，债务危机可能蔓延全欧，由此侵蚀脆弱复苏中的世界经济。
一、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
为什么欧债危机在世界步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反倒愈演愈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其中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欧债危机源于世界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并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导致欧债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及欧元的诞生，使得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元区各国央行丧失了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而财政政策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各国手中。这种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安排，一方面容易导致各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冲突和错配，另一方面导致各国在遭受外来冲击时，由于无法调整货币政策，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从而造成巨额赤字和债务负担。
（三）欧元区经济发展失衡，部分成员国产业空心化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失衡。德国、法国等核心区成员国拥有电子、汽车、机械等多个支柱性实体产业和强大的科技推动力，而“欧猪五国”等边缘化国家因缺乏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又较高，在制造业领域受到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和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双重挤压，只有依靠旅游、房地产等产业，无法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负担日益加重。
（四）成员国自律不够和欧盟监管不严
在前几年经济状况较好时，希腊政府并没有完全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优化其财政状况，而是长期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最近陷入债务危机的意大利也是一样，债务已达1.9万亿美元，占GDP的120%，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很多倍。这些违背欧元区统一原则、违反统一欧元区财政纪律的行为，说明很多国家缺乏自律，也暴露了欧盟监管的漏洞。这也成了这次欧债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
（五）高福利政策增加政府财政压力
欧元区各国基本都设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也是造成本次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应对欧债危机的策略
欧债危机的持续发展及其最新化会通过贸易、资本、政策、汇率、信心等途径再给世界经济产生伤害、拖累世界经济复苏、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中国只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才能做到趋利避害，化危机为中国发展和壮大的机会。中国应对之策有很多方面，这里只谈如下的几点：
1.针对欧美债务危机不断发酵，我国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对欧美出口增速下滑的不利冲击。我国要努力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刺激居民消费，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就业水平，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以此来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针对欧债危机造成的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应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减少市场冲击对我国的影响，维护国内资产和货币市场稳定。加快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适当提高黄金比重，加大英镑和日元等硬通货的比重。抓住欧债危机造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在支付、清算、结算等方面的配套建设，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对外投资、融资服务、资金交易等方面的业务份额。
3.财政政策方面需保持一定的政策刺激力度，同时高度重视财政赤字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复苏，这势必会加大财政风险。当前在面临欧债危机和其他风险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财政刺激力度，但必须注意加强对潜在财政风险的防控，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管理，重视政府债务风险，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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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的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揭示：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问题都根源于财政出了问题。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对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也至关重要。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的，为应对危机，政府部门支出增加，私人部门的“去杠杆”被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所替代，公共负债水平大幅上升。金融问题迅速演变为财政问题。如果市场利率上升，则会直接加重财政负担，导致已经脆弱的公共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对经济复苏构成威胁，于是要求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实现人为压低利率的效果。
当前，尽管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复苏态势稳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长期以来威胁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相反由于应对次贷危机而被耽搁，从而被公认为是美国宏观经济（即可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大隐患。
欧洲债务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个别国家的财政危机，后来演变成关于欧元区整体存废的危机，根源于欧元区在财政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尽管欧洲经历了贸易、投资、劳动力市场，甚至货币层次上的一体化，然而公共财政的一体化并未实现。
各国财政由于不存在有效的事前制约和事后转移机制，使各国财政状况相差悬殊，以至于当个别国家的财政困难演变成“债务危机”时，欧元区解体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也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缺陷，才使欧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一个次优的政策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困扰欧元区宏观经济的诸多深层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和调整经济结构一直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两条主线。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波动也很剧烈。货币政策和外需的影响往往备受关注。实际上，政府行为和财政政策的变化才是引起短期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测算，2009年中国的广义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赤字占GDP的比重比2008年增加了7.6个百分点，达到15%，表明财政政策极其宽松。在随后的两年里，广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到2011年的5%，从而是一个财政政策迅速收紧的过程。到了2012年则再次明显放松，赤字水平接近10%。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广义财政赤字既包括官方披露的中央财政赤字，也包括基于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测算的地方财政赤字；因此，它既是一个财政政策的指标，也是一个政府行为的概念。这个指标的变化比货币政策和外部需求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
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财政原因。土地的原始占有者是政府。在房地产快速发展的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售让了大量的土地。出让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只是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但是，这个财富转移的过程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家庭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政府部门高，而政府部门的平均投资倾向比家庭部门高，财富在两部门的重新分配，会产生刺激投资、抑制消费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过去十几年里，投资占GDP比重快速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有别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试想，如果土地资源不是被政府占有，而是家庭部门中的其他主体拥有，那由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财富转移，将发生在家庭部门的不同主体之间，而不是家庭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这样，如果把家庭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财富并没有因此减少。从而，家庭部门的整体消费水平并不会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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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底线会守住，目标下调无需悲观
2017年GDP增速目标定在6.5%左右，与市场普遍预期一致，而“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的表述尚属首次，并强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符合经济规律和客观实际，也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衔接”。如此定位，体现了两大含义：一方面，虽然2017年至2020年四年间只需6.4%年均增速即可实现2020年收入倍增的目标，今年守住6.5%的合理增长底线无疑会减轻后续压力；另一方面，由2016年“6.5%～7.0%”下调至“6.5%左右”也无需悲观。事实上，包括人民银行、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今年年初以来相继对2017年中国和全球经济持乐观态度。继续往前看，中国经济仍将表现为L型发展，增长速度可以稳住，不会失速，也不会掉出“合理区间”。正如总理答中外记者时所表示，“6.5%左右的目标不低了，也很不容易；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我们会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端水平”。
改革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金融改革防风险为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出现次数由去年的74次增加至83次，“增长”则由41次减少为30次，凸显了改革的重要性。报告指出要“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基础性、关键性改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对于金融领域来说，就是要“抓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做到“坚决防止脱实向虚”“对不良资产、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需要指出的是，报告虽然并未提及市场关心的监管协调机制，但基于“两会”前后“一行三会”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可知，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已势在必行也正在推动，“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但将边际趋紧
报告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今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从字面上理解，将以往“稳健的货币政策”正式修改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属于顺应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鉴于央行201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近年来部分时段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可能是稳健略偏宽松的，这表明2017年货币政策虽然中性，实质将会边际趋紧。此外，从数字上看，12%虽然高于2016年11.3%的实际增速，但是2016年所设定的目标增速是13%，与实际增速略有差距。一般认为，合意的M2增速是“GDP增速+通胀水平+2%～3%的弹性空间”，目标增速与合意增速的缺口大小可以更好反映货币的实际宽松程度。由于2017年通胀中枢大概率要高于2016年，而GDP增速相比2016年可能只是微降（实际上可能会接近甚至更高），意味着2017年M2目标增速与合意增速的缺口将由过去三年的5%左右降至2%～2.5%，也即2017年货币供应量将有实质性收缩。考虑到“脱虚向实”和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大背景，以债市为代表的“虚”部门流动性将总体偏紧。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主动，主发力点是基建、准财政和减税
从目标设定来看，今年财政将会更加积极主动。其一，2016年的实际赤字率高出目标赤字率0.8个百分点，2015年高出1.1个百分点，即过去两年的实际赤字率均高于目标赤字率，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步入增速放缓周期，但由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政策都渐次失效，稳增长只好依靠宽财政。保守估计，目标增速虽然维持3%不变，2017年实际赤字率有望达到3.5%。“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比2016年4000亿元规模扩大一倍，也体现了今年财政的积极主动性。其二，从发改委制定的目标预期来看，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9%（高于2016年8.1%的实际值），鉴于地产投资增速会放缓但制造业投资有望反弹，预计今年基建增速将大体保持2016年的水平。其三，减税也是财政更加积极主动的体现。报告指出，在2016年实际企业减税5700亿元的基础上，2017年继续减税5500亿元，主要通过扩大所得税优惠范围、提高研发费用扣除比例、规范政府性基金、削减行政和经营收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降低制度易成本等一系列措施。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2月底召开的第15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本次报告不难看出，国家是真心要“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
地产调控不会放松，因城施策去库存
“开弓没有回头箭”。透过报告，并没有看到地产调控放松的迹象，但也可窥见调控力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意味着今年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幅度和时点会比预想的要好。其一，报告指出“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并且相比3月5日总理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讨论修订后的版本新增了“遏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表述，说明今年国家将加大房价管控力度，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两会”刚结束，北京、广州等多地已经开始升级限购。其二，报告指出“目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结合3月初银监会新闻会上“由于三四线城市存在去库存问题，银行在信贷政策上也应予以考虑”的最新表态来看，报告提出的“因城施策去库存”直接体现为鼓励和支持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也即今年三四线城市的地产销售有望维持较高景气。其三，报告指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意味着一二线热点城市将从供给端发力，土地供给和新房供应都会增加。此外，讨论修订后的版本还增加了“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的表述，预计后续各地将出台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的相关政策，住房租赁实现快速发展。
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人民币国际化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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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等在内的许多国家，首先采用且使用次数最频繁的莫过于货币政策。许多国家的利率水平已处于历史最低位。
尽管各国都希望通过低利率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但从各国公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降息并没能缓解市场资金流动性不足的现实，更无法逆转经济下滑的趋势。当贷款，投资和消费都对低至谷底的基准利率无动于衷时，这或许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效。
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货币政策的积极影响已经处于边际效用递减状态，其负面效用却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显现出来。
中国社科院访美学者曾刚表示，美联储向市场投放的流动性是对抗危机所必需的手段，但也因此埋下了许多隐患。当经济复苏时，泛滥的流动性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国借债，中国“买单”?
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在紧缩时期的效果或许更明显。这也成为各国政府不惜债台高筑，也要斥巨资救市的动力。
2008年2月，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了规模高达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同年10月推出的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方案，更令全球瞩目。同样，今年初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推出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欧盟，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韩国等也都推出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
美元贬值是否会造成新一轮的危机还很难说，但作为美国第一债权人的中国，防患于未然是必要的。
安邦咨询分析师李明旭表示，中国增持美国短期债券，减持长期债券、增持国债，减持机构债的做法明显透露出中国规避风险的态度。
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2008年12月的最新月度数据，中国购买美国长期国债34亿美元，短期国债108亿美元，使当月美国国债持有总量增加了142亿美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月中国抛售长期机构债25亿美元，短期机构债82亿美元，对机构债持有量减少了107亿美元。
李明旭还指出，中国每个月都会增持几百个亿的外储增量，其中部分属于常规增量。大量的外储，不能仅用于购买美国债券。“中铝并购力拓就是化解外储风险的一种不错的尝试，值得借鉴。”
“国有化”驱逐良币?
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施的同时，为拯救对市场来说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机构，比如银行，一些笃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通过直接注资的手段，将一些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这一举措在西方掀起了一场“私有化”与“国有化”的大辩论。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政府相继向花旗银行、美国银行、AIG大量注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目前持有花旗银行520亿美元的优先股，如果全部转换成普通股，政府将持有其超过80％的股份。花旗集团实际上已经被国有化。同样，政府目前持有美国银行450亿美元优先股，相当于66％的股份。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已经向AlG注资1825亿美元，占其80％的股份。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前主席威廉・艾萨克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滞胀的风险正在加大，如果政府对一家主要银行实施国有化，市场的卖空力量以及投机资金会沽空其他金融企业，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
国有化支持者认为，美国所提到的国有化是一种“暂时国有化”，即指在一个阶段内政府介入经营困难企业，这个时限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会长达数年，但是政府最终要通过市场机制从企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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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6年3月1日起，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市场分析此次全面降准将释放资金规模在6000亿-7000亿元。
但与逐渐放松的货币政策相对应的是，信贷需求依然不足。多位银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虽然今年的信贷没有往年控制的严，但好的项目还是很难找。与此同时，1月新增信贷高企也是因为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其中房地产、地方政府平台仍然是加大投入的主要领域。
“除了房地产、地方平台，其他也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入，煤炭、钢铁都进不去，制造业汽车也过剩，服务业贷款规模有限。”某大型股份制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向《财经》记者坦言。
在信贷结构上，各家银行开始逐渐扩大个人住房贷款在个人信贷中的占比，主要源于该贷款期限长、安全稳定。
央行则表示，降准0.5个百分点以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向《财经》记者表示，应对经济中长期挑战，根本手段还是深化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从短期来看，将为结构性改革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将发挥作用，货币政策的松紧度应如何拿捏？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财经》记者表示，货币供应不应该太紧，M2的增速在12%偏紧，在14%-16%偏松，在13%左右比较好，相应的信贷相关方面都比较匹配。
地产信贷升温
某国有大行河北地区一家分行行长告诉《财经》记者，往年信贷规模都是刚性控制，央行控制总行、总行控制分行，但是，今年的信贷规模没有像去年控制那么紧，年初的信贷总额数据还没有传达。今年该分行的信贷规模和去年大体相当，由于当前整个社会需求不足，因此，年初一有项目就赶紧放贷。
数据显示，今年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96.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1.0个和1.4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创出单月信贷投放历史新高。
对于1月份新增信贷投放2.5万亿元，除了有春节前夕项目积压、“早放贷早受益”等因素影响外，还包括银行自身也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上述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告诉《财经》记者，其中平台和房地产占主流。
爱建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历来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房地产行业是降准的最大受益者。虽然市场对于改革和转型寄予厚望，但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短期内市场仍然难以找到更好的投资方向。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房地产便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春节后，上海、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大幅上涨，根据兴业证券研报，2月20日至26日一周楼市成交环比上升59%，成交活跃，叠加去年同期春节基数低影响，同比上涨 270%。该研报也强调，货币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基本面最重要的核心因素。从大类资产配置角度看，货币宽松周期，房地产占居民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将上升。
同时，银行业也开始抢占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市场，上述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透露，别的品种都是降，个人住房贷款则是增的，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信贷规模的60%以上，今年至少在70%-80%甚至有可能到100%，有的大行都已经涨到了40%左右，以往也就百分之十几。
上述分行行长也表示，今年初该分行放出去的几个亿贷款基本上都是个人住房贷款。一方面住房需求较多，另一方面银行也在调整结构。“这个业务一贷20年，而且安全系数很高，银行都愿意做。另外，这方面需求确实很大，受京津冀一体化影响，廊坊、保定这些地区的住房销售还比较火热。”
2月26日，周小川行长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提到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比重较低，仍有发展空间。并表示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银行朝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倾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银行业务结构也因债券市场的发展在逐渐发生变化。目前，企业通过发债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企业债券就达7166.4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领域和民生领域。
上述分行行长表示，银行信贷倾向的领域仍然是政府购买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比较靠谱。
信贷风险依然高企
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4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67%。截至去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连续17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不良“双升”使得商业银行经营持续承压。
上述分行行长认为，不良贷款基本上跟房地产没关系，主要是与钢铁、煤炭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不景气有关。做房地产开发贷款还是受到限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通过向个人住房贷款倾斜可以加快房地产资金回笼。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风险控制方面，各家银行并没有放松标准，此前银行在房地产领域规模控制较严，即使有一些房地产符合贷款条件，银行也会相应控制数量。目前还是会选择在全国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全国百强、信用评级较高的地产项目。
某股份制银行行长也表示，今年初该行的业务部门上报房地产项目会较此前集中一些，但是从总行来说还是比较克制。“从我们自身的比例来讲没有变化，不过绝对规模一定是上去的。”
对于此次降准，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提醒，要防止两种情况带来挑战。一是防止新增的流动性进入房市，使一些城市已经偏热的市场火上浇油，催生新的泡沫，为去库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反而催生了一二线城市的泡沫，得不偿失。
二是如何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不是流动性宽裕了融资成本就会自动下降，融资成本除了流动性外，还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风险溢价、期限等多种因素有关。未来货币政策既要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同时也不能过于宽松，不能为了宽松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要坚守初衷，兼顾所有的目标是不现实的。
同时，在银行信贷投放领域如何能够实现政府扶持部门与市场部门的均衡也成为银行高层思考的问题。
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在“2016年中美央行高端对话”上就表示，作为银行行长，我希望我的客户有更多的实体经济客户、更多的市场部门客户，但是我们的基层行还是更多地投向了基建部门，我想这就牵涉到供给侧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的问题，这不仅是利率吸引的问题，作为银行的角度还是在找高收益的资产，这个补贴是怎么个机制补贴需要更进一步地去研究。
“这也不仅仅是释放存款准备金一个政策，而是要更多的政策配合。”刘晓春向《财经》记者表示，在信贷结构上，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层面要区分对待，过剩行业只是过剩不等于不要，比如服装，之所以过剩是出口引导，这个产能面对全世界，现在国际经济形势改变了，单从扩大内需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搞供给侧改革是对的。
货币、财政双驱动
3月的全面降准，源于数月来外汇占款减少对流动性构成的冲击。2015年12月外汇占款大幅下降7082亿元，创历史最大降幅后，最新数据又显示，1月外汇占款再度大降6445亿元，外汇占款降至24.2万亿元。
同时，兴业证券认为，1月人民币信贷投放2.5万亿元，预计2月份信贷量将在1万亿元左右。连续的天量信贷投放以及2月启动的新一年度地方债务置换，都对银行体系的资金构成较大压力。在存款增长缓慢的背景下，连续的降准为银行业提供了相应的替代资金，大大缓解了资金来源的压力。
上述股份制银行行长向《财经》记者坦言，降低0.5个百分点对于他所在的银行来讲可以释放20个亿的资金规模，对他们来说就可以扩大信贷投放力度。并不是很缺少资金，只是有了资金就有更多的项目选择机会。“对银行来说有降准的必要性，因为百分之十几的准备金率再加上备付金就有20%-25%的资金被掐起来，不论对银行盈利和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都受到一定影响。”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情况下，财政赤字成为近日热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呼之欲出，未来的货币政策是否要持续偏宽松，而货币政策在去年已经实施了多次降准、降息，货币政策宽松的边际效用也存在一定的递减性。
为此，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在“2016年中美央行高端对话”会议期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难题很多，有时候货币政策解决了一个问题使得另一个问题变得更困难，效用递减这个说法不太好。我想，面临很多两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