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金融结构；VAR模型
一、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学者越来越关注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尽管不同的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而且对其中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方面。Carlino和Deft-na(1998)、Owyang和Wall(2004)从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分析了美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分析认为产业结构、银行规模和企业规模的区域特点是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原因；Cecchetti(1999)、Guez-fuentes和Dow(2003)、Elboume和Haan(2006)等认为，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并且具体分析了金融结构的差异，诸如规模、集中度、银行的健康以及非银行金融资源的货币能力等，促使货币政策在欧洲各国的传导出现不对称。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宋旺和钟正生(2006)、张晶(2006)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出发，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出口额是否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汇率渠道不是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刘玄、王剑(2006)，焦瑾璞、孙天琦和刘向耘(2006)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两个方面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在传导机制上具体分析了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借款人净值理论和银行信贷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们的研究比较深入、全面，但是缺乏实证研究。国内学者沿袭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表现来研究区域效应的分析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从研究前沿来看，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框架之下，而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转向金融结构差异的研究，特别是在导致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的区域性特征的研究上，要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企业的金融行为的影响。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金融结构差异的角度，结合中部六省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
二、中部六省的金融结构差异
(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过程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除了传统的利率渠道或汇率渠道以外，还发现了对总支出具有直接影响的渠道――信贷渠道，信贷渠道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货币政策的变化―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企业的现金流量和证券价格的变化―企业净价值变化―银行贷款数量变化―投资变化―经济指标的变化。此渠道存在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的变动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数量。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过程可以表述为：货币政策的变化―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变化―金融机构的可贷款数量变化―投资变化―经济指标的变化。此渠道存在的关键是银行的可贷款数量。从以上两个传导过程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中介作用最终影响社会经济指标。信贷传导渠道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取决于中央银行调整基础货币和基础利率后，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方向和力度，以及这种金融市场利率变化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数量和合理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二)中部六省金融结构的特点与差异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货币信贷政策赖以发挥的基础，根据中部六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差别来显示金融结构的差别。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用两者在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行为和效率差别来体现。
1．从规模来看，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GDP这两个数据来衡量中部六省金融机构的规模。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绝对数来看，河南最大，为6264.367亿元，江西最小，为2705.544亿元；从相对数来看，山西金融机构的规模最大，湖北和江西次之，湖南、河南和安徽三省相差不多，规模相对较小。
2．从行为来看，本文主要考察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市场化程度，可以采用金融机构在企业的贷款／GDP指标，由于该数据难以收集，本文将采用股票交易额／GDP和上市公司数目／总上市公司数目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如果企业从银行贷款数量越多，则直接融资越少，那么股票交易额就越少；反之反是。对于湖北来说，这两个指标都是最大的，反映了湖北省的资本市场相对比较完善，企业可以选择在资本市场融资，从而对银行的依赖比较小；江西和山西的资本市场相对落后一些。
3．从效率来看，本文主要考察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效率，采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同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这个指标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集中度。安徽和江西在这个指标上比重较高，反映了安徽和江西的银行资产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湖北和河南的比重相对较低。
这些指标反映的区域金融结构特点对货币政策传导很重要，如果在某个省，金融机构规模比较小、企业比较依赖银行贷款、资本市场不够完善以及金融资产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则货币政策在这个省就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这些金融结构特点不一定在一个省同时出现，而且，单凭某一个区域金融结构特点无法判断中部六省的货币政策综合效应孰强孰弱，需要综合考虑各个金融结构特点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对中部六省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方法
首先，本文为了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采用狭义货币供给量M1和各省的GDP来检验货币供给量对各省经济指标的影响，收集1995-2006年的年度数据并对中部六省的VAR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样
本文考虑研究的目的和文章篇幅，估计结果只列出了拟合优度值。
由统计指标值可知，系统中的两个方程式的拟合优度均在0.96以上，表明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实际运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模型，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脉冲响应函数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了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货币政策log(M1)
对经济变量log(GDP)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中部六省的GDP和狭义货币供给量M1来检验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假定给货币供给量log(M1)一个正的单位的冲击，得到log(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将图反映的现象归纳于表，对货币政策在中部六省执行的差异进行深层次的比较，使图形分析的结论更为深化和精确。以产出响应峰值时间的度量来反映货币传导的速度，由表可以看出，湖北省的传导速度最快，在第二个月就达到了最大值，而江西的反应最慢，在第五个月才达到最大值；采用产出响应峰值反映表示货币政策影响的深度，其中货币政策对山西的经济影响最深，为6.21％，而湖北最小，为1.56％；采用30个月和60个月的累计响应值来反映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时间，在30个月和60个月中，河南的产出的累计响应值达到66.57％和97.03％，居于首位，而湖北最低，只有16.74％和22.83％。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在中部六省的传导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各省具有一定的特点。
四、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系
(一)金融结构差异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的理论解释
由于中部六省的金融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金融结构又是货币政策作用赖以发挥的基础，从而货币政策会对中部六省的经济指标产生不同的影响，前述计量结果也证实了货币政策效果在中部六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部分将验证金融结构差异是否是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原因。本文结合第二部分采用以下几个指标：
1．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GDP[假定为JR]。当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由于受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限制，金融机构需要寻找替代资金，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将比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更难寻找到替代资金。如果某个地区金融机构的规模比较小，则货币政策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比较大。
2．股票交易额／GDP[假定为GP]。如果某个地区小企业居多，小企业的融资比较依赖银行，且该地区的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则货币政策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比较大。
3．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余额／同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假定为GY]。如果在某个地区政府直接拥有银行资产的比重较高，即国有银行资产占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较大，银行管理者就不会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敏感，从而货币政策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较小。
(二)金融结构差异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的实证解释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有解释变量采用2004年的数据，由于是各省横向之间的比较，采取了相同的口径数据不影响结论。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考虑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和传导深度两方面的特征，以中部六省的产出响应峰值时间来反映传导速度，以产出响应峰值、30个月的累计响应和60个月的累计响应来反映传导深度。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结果表明：(1)股票交易额对max、thirty和sixty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负，说明股票交易额和货币政策波动导致的响应强度之间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这是与现实相符合的：股票交易额越大的区域，说明该地区资本市场交易相对比较活跃，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的积极性比较高，从而对银行贷款依赖性就会相对比较小，则该地区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此外，股票交易额对time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股票交易额越大的地区在受到货币政策冲击后更容易重新调整到新的稳定状态。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解释：受到冲击后，对银行依赖较强的小企业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调整生产以适应需求，从而达到新的稳定状态。而股票交易额较大的地区，企业受到货币政策冲击后，可以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从而需要更长的时间达到新的稳定状态。(2)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集中度对time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正，说明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集中度越高的地区在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后更容易调整到新的稳定状态。而对货币政策影响深度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3)金融机构规模对sixty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但是对max和thirty的回归系数不够显著，不能通过检验，从而金融机构规模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
五、结论
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2
作者简介:贾 康(1954-),男,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 要:本文分析了宏观间接调控所主要依仗的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异同及协调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财政政策侧重于调结构和货币政策侧重于调总量的分工,并具体讨论了在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等“结合部”领域的合理协调,最后强调了优化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问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7-0003-05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
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 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 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 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 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
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 15 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3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作者简介：王银枝(1963-)，女，河南荥阳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理论。
中图分类号：17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学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应注意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配合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从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应注意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体，同时要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特点和优势，并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当前，我国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以比市场或商业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为需要国家支持的特定对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确的金融性，具有财政资金“无偿拨付”和金融资金“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机制；既有政府的优势，又有银行的优势，既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巧妙结合体。除了直接提供资本金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借款、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机构，一般要以政府经济职能和政策为依据，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安排其融资活动和资产负债结构。
大量财政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8)。当前，为防止我国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应加大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更多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来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给，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支持农业生产、生猪生产，以增加农产品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三)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1、国债政策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切入点，国债既直接制约着财政发行，同时又是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国债具有利率低、流动性强的特征，非常适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操作的对象，为中央银行票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奠定基础。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债管理制度，切实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把国债作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领域。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 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其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财政存款领域的配合。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存款是指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账户上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余额，体现为央行的负债，起到了收缩基础货币的作用。随着财政存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对货币政策必然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3、外汇储备领域的配合。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三、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实选择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以来，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由过快走向过热，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频繁动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台，货币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现状看，政策效果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结构失衡没有完全得到矫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使得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间接导致投资率不断攀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持续
走高，流动性过剩趋势不断加剧，且过剩的流动性伴生出资产泡沫化问题。显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要采取更大调控力度进行总量调控面对目前经济有一定难度，目前很多经济问题对总量调整越来越不敏感，已成为经济趋热难以达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结构比总量更棘手。这样，要改善调控效果就必须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结构调整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2008)。而在目前结构化调整时期，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将成为未来可能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我国当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应在反通胀中担当关键角色。具体来说，第一，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资金实力。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第二，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供应。第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民生供给型财政”转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财政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重点用于解决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等问题，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补贴低收入群体，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下降等。
总之，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运用价格杠杆配置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的粗放式发展矛盾无法解决”(吴晓灵，2008)。为了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必须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节奏出台政策。
(二)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侧重
当然，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的同时，也千万不能忽视货币政策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在协调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贾康等，2008)。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虽然属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结构问题造成的，但毕竟通货膨胀的表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一个总量问题。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人手，结构治理是根本，总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要在调整需求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张晓莹，2006)。
(三)对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具体配合的建议
1、围绕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完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组合。适当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预期调控目标，加强“窗口指导”，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2008年我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减息的制约，为防范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套取利差，货币政策宜更多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考虑到加息又是改变目前我国实际负利率、稳定物价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措施，因此适时适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度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同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维护金融的稳定和安全。
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4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和操作，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的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历程，基本是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指导原则进行的渐进式改革，改革进程包含以下几个重点阶段：
1.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放开。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于1996年1月份启动，当时拆借利率在人民银行确定的上限内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1996年6月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拆借利率由供求双方资助确定，此举被视为我国迈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一步，为后续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后，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在1997年6月，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在1998年9月，国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利率在1999年9月分别得以逐步放开。
2.大额长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尝试。1999年10月人民银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法人对中资保险公司法人试办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的大额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进行存款利率改革初步尝试。
3.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有序推进。2000年9月人民银行宣布放开3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业协会统一制定；2002年3月人民银行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2003年7月人民银行放开英镑、瑞士法郎和加元等外币小额存款利率，2003年11月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下限，商业银行可在利率上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4.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1998、1999年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建立贷款内部定价和授权制度；2004年1月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2012年6月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5.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3年7月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各项基础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分析
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当前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本外币贷款和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已完全放开，而且联网金融、企业债券、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的快速膨胀，进一步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实质性提升，金融市场化环境日趋宽松。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进程的推进，给我国的货币政策效应带来新的挑战，传统的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新形势下将面临着转型和重构。对此，政策当局需根据利率市场化形势做好预判及调整措施，建立市场化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以降低短期内的相关风险，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效应。
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与操作特点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为代表，其政策效应直接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总量；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以存贷款利率、汇率等为代表，其政策效应大体与资金价格相联系。这些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利率（价格）双轨制，即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近年我国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与操作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货币供给和信贷变动的走势影响明显，在传统理论中，存款准备金一般被认为是货币政策效果中，作用效果最强、影响范围最广、使用效率相对较低的工具种类，因而在西方国家被慎用。但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却是我国央行使用较为频繁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依赖。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近三年存款准备金余额持续增加，存款准备金余额比重从2011年1月的40%升至2014年11月的63.4%，是近年来央行负债方政策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当前我国经济局势复杂，金融市场不成熟，尚缺乏存款准备金的替代工具，存款准备金工具在货币供给和信贷走势平淡时灵活性会减弱，而且该政策手段并不适合于用作货币政策“微调”的工具。
（二）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近年来已成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之一，交易工具主要包括了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其在引导市场利率、调节商业银行资金流、影响基础货币投放等方面发挥了较好效果。我国债市场总体规模偏小，交易品种主要是中期国债，流动性和交易活跃程度较差，所以在公开市场操作表现中不尽如意；政策性金融债券性质和国债相似，在我国存在发行规模有限、期限结构不合理现象，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效果不明显，相对于利率调控无明显优势；中央银行票据是目前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导工具，具有信誉高、期限短和流动性强等特点，在回笼流动性、抑制通胀、调节货币供给、对冲基础货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央行票据发行成本较高。
（三）外汇储备资产积累
我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2011年以来外汇储备占总资产中比重平均水平超过80%。外汇资产的大量持有，客观上不利于央行货币政策调整针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调整。应该收，外汇储备资产及其变动是我国现行汇率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一种被动货币政策工具，外汇储备资产增加一般说来伴随着央行对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反向使用。当前，随着人民币汇率转向具有更多弹性的体制和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变化，我国外汇资产的增长趋势将呈现逐渐减缓态势，客观上也会为央行使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提供更多的空间。
（四）利率
利率“双轨制”下，我国利率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调整央行基准利率、调整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制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范围浮动范围、对各类利率结构进行结构和档次调整等。近年来，央行加强了对利率工具的运用，利率调整逐年频繁，调控方式和调控机制也更为灵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央行利率货币政策工具将逐渐回归到调整央行基准利率单一工具，重点聚焦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手段，利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央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金融调控需要在抑制通胀、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寻找平衡点，所以货币政策总量稳定的目标就在于，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存款准备金调控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公开市场业务将是主要的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选择，从短期看，央行需优化公开市场操作的组合手段，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多种操作工具搭配，如回购、SLO、SLF等，以增强对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从长期看，应逐步扩大国债市场规模，完善国债的期限结构，提升金融体系市场化水平，使国债逐渐成为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主导工具。
（二）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在利率市场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央行以往主要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导向也需要逐步转型，应更加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工具的使用。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原来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如信贷额度管理的传导效果会大打折扣，利率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将会显现，加强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对此，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需增强利率决定的需求弹性。同时为充分发挥利率调节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需对利率工具加以细分，以增强金融机构信贷利率的灵活性，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现结构调控的目标。
（三）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多重挑战，单一类型货币政策工具很难实现调控目标，需加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机组合与创新来灵活应对。中国目前初步形成了较为敏感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传导机制，在金融宏观调控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步转变过程中，央行需灵活搭配两者的政策组合工具，并适度进行创新，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合理增加特定领域的流动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转型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5
摘要：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对策
货币政策是一国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被各国中央银行广泛应用以控制和调节经济状况和走向。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是指金融当局从实施货币政策到实现目标的过程，它是否有效，直接影响该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并实现预期目标[1]。就我国的现状而言，利率管制、市场不健全、经济主体不完善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传导机制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能为中央银行确定政策目标和选择政策工具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提高其决策水平。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一）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率R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枢。即通过货币供给M的增减导致货币供求失衡从而使利率变化。而利率的高低会通过资本边际效益来改变投资水平I，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实现对总支出E和总收入Y的调节[2]。
同时，凯恩斯分析了关于影响传导机制的障碍性因素。如“流动性陷阱”说认为货币供给过大，利率会降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不再改变。其次，凯恩斯认为当利率的投资弹性较低时，也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
（二）货币主义学派传导机制理论
与凯恩斯学派理论不同，货币学派更强调货币供应量在整个传导机制上的直接效果[3]。其论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用符号表示为MEIY。
ME表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直接影响支出。EI是指公众将超过意愿持有的货币用于投资到各种资产上，而不同趋向的投资会引起不同资产相对收益率的变动，这样就引起资产结构的调整，最终引起名义收入Y的变动。
（三）信用供给渠道传导机制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金供给决定了信用可得性水平的高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供给不足，即信用可得性水平相对需求较低时，也可能导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受到限制。
因为长期以来，银行信用的授受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和贷款的压力，造成“惜贷”现象，而且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实际上却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贷款。这导致商业银行的信用供给远远不足，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这一环节受阻[4]。
（四）当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现代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更多的传导机制理论被提出。这些理论更趋于具体化和实用化。如股票市场传导机制理论和汇率渠道传导机制理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传导机制进行了阐述，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和中介变量的选择
（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选择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传导渠道的选择。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直到1998年前，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都是以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期间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来实施政策意图，实现政策目标[5]。另一方面，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绝大多数企业通过股票或债券融资尚不可能，银行贷款仍是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信贷传导途径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可以说：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大环境下，信贷传导渠道、更准确说银行贷款渠道是最主要的传导途径。
（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
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不能接轨，而此中介变量的选取有特殊性。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市场经济和金融格局发展不够成熟，货币政策以利率或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尚不具备条件。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信贷政策就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因此主要以信贷计划作为中介指标是顺理成章的。1998年我国实行的重大金融体制改革，取消了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控制，确定货币供应量为我国主要的传导机制中介变量，并将这一事实写入银行法律。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由于间接融资在我国金融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信贷渠道依然是传导机制的主渠道，货币供给量只是在该渠道中充当中介指标。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时滞及其对信贷渠道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的作用时滞的内容
要考察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必然要涉及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他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自身是否顺畅。它的内容涉及两个方面：
（1）内部时滞，指中央银行从指定政策到采取行动所需的时间。
（2）外部时滞，指从央行采取行动到政策对经济发生作用所耗费的时间。
（二）从信贷渠道看作用时滞对传导机制的影响
根据有关经济部门的研究，政府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最大影响，一般也要经过一至两年的滞后才能达到。这样就必然导致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受到影响。
在1986—1998年期间，信贷规模控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调控银行体系的贷款总量实现的。设M2为当年货币供给量增量，M2（t+1）为次年货币供给量增量，L为当年贷款总量增量。如表4：
表4贷款总量与货币供给量相关性检验表（1986年——1998年）
注：资料来源于1997—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报表[6]》的《银行概览》
根据上表可做出以下推论：
R（M2，L），λ（11，0.01），表示贷款总量与当年M2的增量在1%的水平上不显著，二者之间的线形关系不明显。
货币政策的特点范文6
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深入实施，特别是各级人民银行都把控制信贷增长作为监控的重点，银行如果敢越“雷池”立即会受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强制购买特种存款、约见负责人谈话等措施的“劝诫”。在这种“高压”下，票据贴现以其期限短、周转快、成本收益稳定等特点，一时成了银行争抢的“香饽饽”，被当作了应对从紧货币政策、保证贷款规模的灵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应打了“折扣”，应引起关注。
大家知道，票据贴现也属于贷款，在从紧货币政策下银行似乎没理由办理票据贴现，直接发放贷款不更能解决问题吗？但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其中还真有些“门道”耐人寻味。首先，从票据贴现的期限看，票据贴现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一般以3个月为主，这就有利于银行在季初办理贴现贷款在季末收回贴现资金，这部分贴现贷款金额在每季度贷款增量中被“隐藏”“化解”并不显现，从紧货币政策下人民银行按季监控贷款增量时银行并不超规模，实施了“曲线救国”。其次，从票据贴现的变现能力看，票据贴现后若想很快融通资金，可以通过向人民银行再贴现、向其它金融机构转贴现、到票据市场上卖出贴现票据等多种途径，这样就能很快地压缩贷款余额和增量，“从容”应对从紧货币政策，实现了“不显山不露水”。再者，从票据贴现的盈利能力看，虽然贴现利率略低于同期贷款利率，但其在办理时就可先扣收利息，收入稳定、可测，在从紧货币政策下由于盈利压力不减，参与票据贴现市场赚取价差成为中小银行的“现实”选择。由于以上原因使银行将贴现贷款的扩张与压缩当成了其调节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重要手段，纷纷“抢滩”票据贴现市场。
当票据贴现倍受银行“青睐”成为“抢手货”时，几种潜在的问题可能去“蚕食”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应，尚需引起各方关注。一是银行对贴现票据贸易真实性及其贸易用途合规性的审查会放松，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办理票据贴现的条什和标准会有所降低，使得一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限制的行业或企业、从紧货币政策锁定“从紧”范围内的项目或产业也鱼目混珠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取得银行信贷资金，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意图因而被淡化、异化。二是银行大量信贷资金被票据贴现“占压”，从紧货币政策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更好地支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内涵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该“保”的项目、行业、领域因为资金有限得不到很好的信贷支持，尤其是“三农”、消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等表现最为突出；该“压”的项目、行业、领域却因票据贴现而获取信贷支持，本末倒置，从紧货币政策被执行“歪”了。三是银行办理票据贴现的逐利性，其片面追求利润收入容易忽略本身应负的社会责任，不能正确处理好与宏观调控政策、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能充分结合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信贷支持，不能为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做出应有的贡献。四是银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和各地人民银行玩起了“捉迷藏”，这既不利于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和分析，也不利于人民银行对从紧货币政策效果的控制，更不能为更好地完善从紧货币政策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支持。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决不能因为票据贴现对于从紧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就因噎废食，只要我们把握住票据贴现的时机和“度”，还是能为从紧货币政策“添柴加火”的。一是银行要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领会从紧货币政策的背景、内涵、意图、作用，使全体员工都能对从紧货币政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从而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从紧货币政策，特别是一切信贷活动都要围绕从紧货币政策展开，真正将从紧货币政策当作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中之重。二是银行要正确处理从紧货币政策与票据贴现贷款之间的关系，贯彻执行从紧货币政策是银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将从紧货币政策当作其经营管理的主基调、核心、基础和第一位的。票据贴现贷款必须围绕从紧货币政策展开，并且当从紧货币政策与票据贴现发生冲突时，票据贴现必须无条件让位于从紧货币政策，票据贴现贷款只有在充分保证从紧货币政策所支持的“保”的领域、行业、项目等的基础上，仍有剩余的可贷资金才能办理。三是银行要加大对贴现票据贸易真实性和用途合规性的审查审核力度，坚持条件不能松、标准不能低、用途不能乱的原则，真正为从紧货币政策所“保”领域的企业营造更加宽松、便捷的信贷“绿色通道”，切实把从紧货币政策所“压”领域的企业“拒之门外”，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从而实现票据贴现更好地为从紧货币政策服务。四是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票据贴现业务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做好监测分析，及时进行提示预警，尤其对于票据贴现中的违规违法问题要坚决进行查处，以“净化”票据贴现市场，为票据贴现服务于从紧货币政策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