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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措施范文1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措施范文2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日益成为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通过从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国外典型国家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国际合作方式、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国际比较。
关键词 ：海洋；生态文明；经验；国际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高校重大项目《广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园园（1990-），女，江苏镇江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liuyuanyuan413@163.com
居占杰（1962－），男，河南信阳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6.019
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文明矛盾的日益加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刘家沂通过研究近几十年内海洋生态的变化，认为在开发海洋产业的同时，也要注重海洋生态行为准则与文明理念的建立[1]；马彩华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参与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2]；伍善庆、伍锦姑提出开发海洋经济时要做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填海建设协调发展[3]；Elliott等从海洋生态补偿方面对海洋生态文明做了研究，并将海洋生态补偿分为生境补偿、经济补偿及资源补偿三种类型[4]；袁路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自然生态系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提出涉海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海洋生态文明教育、提升海洋生态科研水平[5]。从研究的总体成果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陆地方面明显多于海洋方面。同时，为了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处于遭受破坏与威胁的几率，保证其自身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国际上逐渐转变了海洋利用的观念，从追求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为讲求海洋经济的平衡发展，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各国做法不尽相同，实际效果也千差万别，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1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
1.1美国
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立法是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该法是美国由“治”转变为“防”的态度转变标志。海洋生态安全主要由国家海洋大气局负责，作为海岸带管理的专门机构——联邦海岸带办公室，于1973年在该行政机构设立。除了日常的海上执法外，还必须对海洋环境进行预测、监察及分析[6]。为了防止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海洋保护区从1975年开始得到大批量的建设，到20世纪保护区数目已达20个，其中包括面积达到14万 km2，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位于夏威夷西北部的的海洋保护区[7]，多部门分工负责是保护区采取的主要日常管理模式。为了防治陆源及海上作业污染，除了颁布法律及国际公约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举办国际溢油会议，反映防治油污染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在实际操作方面，美国还突破了体制内管理的局限即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管理[8]。《联邦环境政策条例》规定，评价单位拟定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后，应寄送有关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并在地区报纸上公布以征求意见[9]。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联邦政府设计了专门的救助网站、热线电话，将事故的现状、处理阶段，如何提起赔偿诉讼，如何与各政府机构进行沟通等最新的相关新闻公布于众，让公众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除了动员全美的志愿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还主动接受各种组织和个人提供的技术、服务和物资等援助，并发动人们向各级机构报告污染的情况[10]。
1.2日本
日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规是以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为母法而进一步修定完善的，《环境基本法》对环境问题、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行政指导作了要求。之后颁布的《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与《海洋基本法》，是日本迈向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日本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海岸法》为执行依据，向有海洋开发许可证的个人或企业征收土石开采费或海域占用费，征收的费用用于维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1]；参与、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间或民间海洋环境保护活动；进一步构建全国范围的环保型经济社会体系，并以1994年制定的《环境基本计划》作为法律后盾，以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国家、地方自治体、企业和个人共同参加环境保护、公平负担环保费用；在控制陆源污染物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并鼓励社会团体进行监督[12]。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13]。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14]。
1.3韩国
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缔结渔业协定后渔民及水产业发展特别法》在2001年进一步修正之后，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增加了养殖业排污费用，所征收的排污费，用于保护水产资源及改善海洋环境[15]。为了推进滩涂的可持续开发，韩国政府以湿地保护区为中心，在观光旅游方面编制了滩涂、生态观光指南，并加强了湿地保护设施的建设。在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方面：1997年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16]；1994年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联合国开发署(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
1.4其他国家
《海洋法》的制定，使加拿大成为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拥有综合性海洋管理立法的国家，该法是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制定，并于1996年公布实施。除此之外，为了调整近海天然气和石油开采及运输，防止由于这些生产性活动导致的海洋污染，加拿大颁布并实施了《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管理法》。法国对于水域污染的管理更为严苛，第83-583号法律于1983年7月通过，该法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着重规定了对污染问题的处理办法，违规者情节严重的甚至获刑事处罚。英国尤其重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污染控制法》，该法涉及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问题，此外还有《公共一般法和措施》、《海洋倾废法》、《大陆架法》、《商船油污防治法》、以及《油污染防治法》等[17]。2010年，在处理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方面，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溢油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工作，即在宏观上平衡、调控两者关系，尽量避免极端的环境保护行为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率[18]。欧盟除了例行港口的检查外，还设立了海面航行船只黑名单，低于排污标准的船舶禁止驶入欧洲港口[19]。欧洲开始生产不污染环境的超级油船，船上装有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和垃圾处理设备。新西兰政府于2000年保护生物多样性战略（NZBS）。2002年保护部(DOC)了“为保护海洋建立社区支持，保护海洋中的特殊场所”战略[20]。联合国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并实施了14 个全球区域行动计划，且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2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比较
2.1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不同
海洋生态补偿即国际上所说的“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即以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综合运用行政及市场手段，完善激励或惩罚机制，以减少外部不经济[21]。通过德国、英国和日本三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重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如采用“绿色”税收政策，增收环境保护税；英国侧重补偿资金的运作及对受害者的支持；日本则由政府出资垫付，再根据法律由各单位分摊。以海岸工程为例，德国不莱梅港工程损失了89 hm2自然滩涂和16 hm2湿地，损害了滨海生态系统，鉴于此，港口管理部门出资进行保护，在建设前开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性的问题进行防治、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了一系列配套修复工程并进行修复跟踪监测[22]。通过污染物总量控制、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法律措施，经过多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其海域水质、海洋生态环境较上世纪有较大的改善，成为世界典范。2010年位于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的原油外溢事件使墨西哥湾生态环境遭遇了“灭顶之灾”。事故发生后，BP及时建立专门的事故赔偿基金，花费200亿美元用于赔付事故的受害者，为了保证基金流向的透明，将该项基金的运作权委托给专门筹建的海湾海岸索赔机构，对受害人的索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突发事件的损害与补偿等问题做了引导。为全球的海洋溢油赔偿、海洋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日本主管大臣在新建、改造及修复相关海洋保护设施时，用国家相关资金进行垫资，先行施工，施工竣工后，由应该分担负担金的都府县或者其他海岸管理者所属的地方公共团体，按照国家规定的负担金缴纳款项直接向国库缴纳。
2.2国际合作方式存在多样化差异
由于海洋流通介质环流性的特点，海洋生态问题一旦发生很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因此，国际合作有利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国际合作除了有利于技术、信息、人员的交流，且全球生态环境的共同改善所产生的效益将大大超过各国单独行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虽然大多数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合作机制中，但采取的国际合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多样化差异。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的海洋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占据较大比重，因此，海洋环境的保护活动是日本国际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除了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联合国环境署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的14 个全球区域海行动计划之一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积极推动IMo即国际海事组织在国际范围内推行的海洋环境保护协定的达成之外，日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海上保安厅于1990年与美利坚合众国海岸警备队缔结备忘录，内容包括互相交流相关防止海洋污染的信息，开发、探究人才交流的方式、途径等，定期互邀进修生了解学习海上防灾、海难救助的知识，并组织各种技术转让、召开专家会议；为了促进中东和平，日本于1993年举办了中东环境讨论会，并在1994年派遣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传授防除溢油技术[23]。1997年韩国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开展该项目主旨是获取大量黄海公海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的科学监测资料。1994年韩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NOWPAP，即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在韩国设置的事务局，反映了韩国在UNEP/NOWPAP中的积极立场。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国际海事组织(IMO)和联合国开发署(UNDP)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参加了大量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日本除了参加国际行动计划、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外，还积极主动派出和邀请人才进行经验交流，派遣专家去国外推广、传授经验、技术，且举办了各种长期、短期的经验交流学习会，国际合作方式多样。
2.3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的区别
以日本、美国和韩国为例。在污染物的治理过程中，日本地方政府是主力军，政府则更多地扮演了指导和协调者的角色，通过提供大量的数据资料及相关行政手段，辅助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可行的陆源污染治理政策，并对中央和政府的污染物治理职责作了明确的分工，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鼓励公众、社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此外，日本越来越意识到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提高国民环保意识的重要性。2003年制订的《环境教育法》，使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正式拥有环境教育法的国家。随着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于2007年建立，污染物治理政策的实施推进力度更加集中而全面。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区域范围性质的COD总污染物量的控制标准。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据报导日本东京对沿岸、内湾、海域内运河进行常年水质测定，规定每月进行1～4次常规调查，并设立39个自动监测站，每小时监测一次。此外，“第一青海丸”、“第二青海丸”和“清流”号，每年对海域污染、赤潮及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进行两次调查。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入海标准，如《海洋倾倒废弃物禁止法案》、《环境保护署关于海洋倾废的规则》、《海洋倾倒法》、《船舶污水禁排条例》等，除了禁止将污染物排放入海外，还规定了五种海洋倾废许可证，即临时、普通、研究、紧急许可证以及特殊许可证，同时规定了具体执行标准，涉及国际层面的废弃物倾倒违规事件由国务院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处理。为了将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高度，美国于1969年及1972年，先后颁布《公海公约》及《防治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1999年开发了海上漂浮垃圾打捞系统，在国东港、统营等海面打捞漂浮污染物1 138吨；2000年完成了146处港湾的水中废弃物调查，并在釜山多大蒲港等24个海域打捞数值为12 687吨的废弃物；随后，巨文岛港等处于2001年的打捞数值上升到7 000吨。除此之外，韩国还根据调查情况实时制定了各港湾废弃物数据库及分布图，定期开展打捞工作；2001年开发了处理废泡沫塑料的机器并展开防治陆上废弃物入海设施的研制，设计了专用焚烧炉来集中处理海洋废弃物。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方面，日本由政府主导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强化了相关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同时也从公众角度即内因方面提升了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增强了对污染治理政策的认同感。同时，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具体实施，并没有教条地按照行政层级划分，中央政府没有干扰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在推行、实施污染物治理政策过程中，并没有单一地运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教育、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实施污染治理政策。美国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方面，更多地侧重于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要求、标准、责任人、实施人等确立下来。最具有特色的是所制定五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专门部门负责处理污染事件，提高了工作效率。韩国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打捞及制定政策工作，态度严谨、工作持续化，且不断研制新的打捞设备以进行长期的打捞工作，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视为长期性工作。和日本一样，韩国也开展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成立合作管理机制，倡导市民参与管理。
3结束语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在追求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眼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与海洋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日益退化，认识到海洋保护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防治工作。但各国在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实际效果等方面又各有不同，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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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措施范文3
我国幅员辽阔，海洋领域石油燃气资源丰富，但是在开发和生产的过程中，受技术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向海洋排放过多的污染物，而且管道和运输中出现的泄漏问题也很严重，对海洋造成严重的污染，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也不利于油气生产的长远发展。本文将从海洋油气生产对海洋的不良影响出发，分析油气生产中容易发生的海洋环境问题，并对防控对策进行合理思考，从而为我国油气生产日后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油气生产；海洋环境污染风险；防控对策
0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石油燃气开发工程，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油气开发技术不断提高，但是我国整体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发展之初忽视保护环境，对海洋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国家和相关部门应该重点研究，提高技术水平和环保意识，保证自然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不竭的资源。
1发展海上油气生产对海洋的不良影响
海洋油气开发与生产需要建设相关的设施，这必定会对海洋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再加上不合理开采、管道泄漏等问题的共同作用，对海洋生态有严重的不良影响，主要包括：第一，建设的时候直接破坏开采区域海底自然环境，影响相应海洋生物的生存，打破了食物链的循环，然后在开采的过程中噪音大，钻井的时候会带出很多杂质，这些杂质包含石油和燃气的元素，影响海水的质量，那么就会恶性循环；第二，在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泄漏，根据泄漏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海洋的环境，如果大面积泄漏，那么石油燃气附着在海水表面，阳光不能照射到海洋中，海水的温度变低不利于部分生物生存；第三，设计人员只考虑开采的经济利益和便捷程度，生产平台过低，接近海水表面，设备保养除锈的时候，杂质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海水中，造成污染[1]。
2海洋油气生产中容易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风险
根据海洋油气生产对海洋产生的不良影响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海上狂风和海啸等造成的设备损害导致的泄漏问题外，其他的问题都是由人的因素造成的，这就包括技术方面和操作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2.1海洋油气工程设计缺乏科学性
海上作业的难度很大，而且海上的自然环境和海底的情况很难把握，在开展油气工程之前必须要合理研究，但是我国开发海上资源的时候，经济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也不高，所以原有的油气工程都有很大的缺失，总体上缺乏科学性，尤其是输送管道安排的不合理，直线长度太长，不利于管理。
2.2相关的设备落后，缺少风险意识
我国整体的技术水平不高，所以油气生产的设备必然落后。一方面，运营时间长的油气工程，设备的老化现象严重，如果全部更换，不仅费用大，而且已经钻井开采的地方不容易把握，尤其是泄漏的问题，对环境有不利影响，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并且缺少对平台的维修保养工作，一旦出现危险的天气，工人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近些年建造的油气工程，总体数量比较少，借鉴了原有工程的经验，那么技术方面必定有落后，部分设备先进，但是缺少风险意识，尤其是新型输送管道的管理工作，导致他们变形，长此积累则失去地域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旦出现海啸、风浪等会出现漏电或泄漏[2]。
2.3工作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不高
上面两点主要是工程存在的问题，而人的因素也占很大的比例。一方面，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管理的时候也无据可循；另一方面，没有做好员工培训工作，对于近些年新出现的问题，员工不能及时把握，尤其是在保护资源、先进设备使用方面，员工的专业能力不过关，再加上缺少管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减少，职责感也会减少。
2.4实战演练不到位
实战演练对于海上作业的行业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针对危险问题，包括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的问题，通过定期演练可以提高员工逃生的能力，对于可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维修，但是现阶段海上油气生产中，实战演练不到位，过分强调逃生这一方面，保证了人员安全，但是却没有注意抢修这一方面，尤其是出现污染情况的时候如何降低对环境的伤害。
3关于防控海洋油气生产环境污染风险对策的几点思考
3.1国家完善相关内容的法律法规，严格监管
国家根据现阶段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完善相关内容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操作方面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政策过于正统，例如“出现污染要严格治理”等语句，但是具体什么污染、怎样处理，都没有严格规定，所以国家相关部门要将原有的法律法规细化，而且把生态补偿的问题加入其中，对于已经造成的污染要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加强实施的监管，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严格处理。
3.2科学设计海洋油气生产工程
一方面，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和理论，科学设计海洋油气生产工程，将环境保护问题考虑其中，而且要重点考虑长远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求海洋油气生产工程上交环境保护计划书，严格分析现有技术是否能保证不污染环境、是否能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是否能解决出现的环境问题，而且设施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大小等内容都要体现在计划书中，相关部门严格监管，并且施工结束后认真审查，发现与计划书不符合的地方责令改进，并且处罚[3]。
3.3注意日常管理工作，促进各个设备创新
一方面，提高管理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管理学知识，科学地进行管理工作，尤其是对于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要严格监督治理的各环节，保证治理的时候不再造成新的污染，如回收废物设备、使用生物治理的方法等，而且对于员工设备使用和着装方面，一定要严格监管，保证所有员工都正确佩戴设备，而且每一个工作环节都注意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与其他工作部门相配合，保证在生产的过程中，根据现有的技术加以创新，从而使设备创新，尤其是延长设备受腐蚀的时间，提高信息化水平，实现设备自动操作，尤其是设备除锈工作，平台栏杆等位置离海面的距离近，操作起来有很大的危险，而且浪费人力和物力，需要安全威亚才能完成，可以设计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操作，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和效果，也能减少人力投入，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人文关怀[4]。
3.4提高油气生产的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一方面，定期组织培训，提高油气生产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这里包括操作设备的熟练度和维修设备的能力，让员工规范操作设备，而且维修到位，尤其是设备除锈工作，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钻井杆重量大，需要人推动，所以在这个环节要注意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这里包括是职业责任感和心理素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虽然工作环境恶劣，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如休息时候组织活动等，对于表现优异的员工予以奖励，尤其是提出保护海洋环境措施的人员，通过表彰树立榜样，让其他员工都积极思考，注意环保问题的同时创新思维，然后要定期进行心理辅导，因为工作的强度大，而且要长时间停留在海面上，不能与亲人团聚，定期组织他们与家人视频通话，注意提高员工的抗压能力，因为一些问题出现的时间比较突然，而且危险指数高，员工没有好的心理素质则会不能良好解决，可以通过心理疏导的方式解决[5]。此外，还要注意实战演练问题，提高员工抢修和逃生的能力和风险意识。
4结论
总之，油气生产对国家和人们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最大化降低环境污染问题有利于长远发展，国家和相关部门要重点研究。除了文中提到的内容外，还要注意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促进技术的流通，为我国技术创新提供新思路。
作者：李艳丽 单位：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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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措施范文4
一、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是完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客观要求
环境污染侵权是伴随着工业化及其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不仅直接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往往会以受到污染或破坏的环境为媒介，造成对他人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在世界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之中，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在民法、民法学以及环境法、环境法学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在国际法和比较法领域，它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73。
一般而言，应对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法律，实际上是以民法中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民事法律保护和民事法律救济为起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形成和发展也主要是从民法中的侵权法理论和实践中脱胎而来。具体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主要是从普通法中的妨害行为法演变而成，大陆法系国家的环境侵权法主要是在干扰侵害法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日本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则是起源于公害的无过失责任法［2］1。通常所指的民法是指近代民法，是适用于全体人的法、一个无等级社会的法［3］15。民法中，人的形象根植于启蒙时代，是尽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古斯塔夫语)［4］。这决定了民法的价值判断必然以个人为中心，以权利为本位。近代民法建立在私法自治的基础上，其伦理基础即人的相互尊重，旨在保障每个人的存在及尊严。借助于康德的道德训诫来表述，民法的目的是:“人之为人，其自身系属目的，不得仅99以目的使用之。”［5］35民法属于私法的范畴，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个人为法律的本位，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理。由于民法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法律基石，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是与社会生活最为贴近的法律部门，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侵权冲突和纠纷的基本法律手段。换言之，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个人乃至群体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是民法对于环境问题作出回应的直接原因。环境问题既向传统民法、民法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也为民法、民法学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6］251。民法需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反映环境保护这一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并在发展中变革传统民法的理论和实践。
与此同时，当代环境危机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位的日益凸显，使得传统的民法理论和实践在解决因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由于民法的私法法律视阈的局限性，以及其采用的私法手段解决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事后补救、司法消极干预、诉讼效力限制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单纯地运用民法手段难以充分适应环境保护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由此，以专门调整环境保护社会关系和解决环境问题为己任的环境法应运而生。在这个新兴的环境法律部门中，包含着以公法管制为特征的大量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理念和制度。尽管如此，环境法仍然不可避免地关注到民法所关注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以及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民事法律救济的私法问题。实际上，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理论不仅是环境法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早引起学者关注的、与民法相关的研究领域，而且，与民法相关的环境法律问题仍然一直是环境法学者研究和关注的重点［7］。
面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现实挑战，环境法既要依托于民法相对成熟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同时还需要透过其独特的部门法视阈，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传统私法救济手段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并提出一些新的法律解决方法和路径。例如，民法视阈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主要是为了使污染受害人的合法人身、财产权益获得弥补和赔偿，而环境法视阈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除了考虑对污染受害人的民事法律救济之外，还注重考虑环境污染的预防和建立环境污染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又如，为了有效地、及时地解决层出不穷的环境侵权纠纷，环境法中环境污染侵权救济机制需要摆脱单纯的私法视阈的局限性，并通过杂糅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发展并演化出一些新的环境侵权行政救济机制和环境侵权法律责任形式;其结果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社会化的思路被逐渐引入到环境法理论和实践之中，有关保险制度也出现在环境法视野之中。
当前，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及其影响程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从而日益成为民法学和环境法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侵权救济领域，重点关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等问题，侵权责任社会化的思路最终被引入有关的环境侵权领域，从而推动了民事侵权理论的发展［7］。由于民法学和环境法学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不同法学视阈的存在，两个学界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成为完善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客观要求。对于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公平、合理、有效的法治方法和路径，则构成了我国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与互动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协调
在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起步较晚。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引起民法的关注，主要是因为环境污染问题造成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害问题并引发了社会冲突和纠纷。早期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专门民事立法之中，特别是散见于1986年《民法通则》之中。作为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奠定了我国环境侵权污染责任法律制度的法律基础。具体来说，该法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外，该法第107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以及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也都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一定关系。环境污染侵权往往是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并具有复合性、滞后性、累积性、迁移性等特征，民法试图通过不断地调整和变革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以适应保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例如，传统民法中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不利于有效地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民法中环境污染侵权归责原则的发展经历了“过失客观化”、“违法即过失”到过错推定，乃至最终无过错责任的确立［8］。除了引入无过错责任外，民法还通过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等程序规则的变革，来不断适应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实践的现实要求。实际上，《民法通则》将环境污染侵权作为特殊侵权行为予以对待，并在其构成要件，特别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法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就我国环境法领域和环境法学研究而言，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也逐步成为最早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1989年《环境保护法》及其后颁布的一些单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中，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别做出了规定。不过，我国环境法中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规定，基本上都是因循《民法通则》相关条款的规定，再结合环境法的理论和实践而做出的一些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尽管如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具体法律规定方面，由于民法和环境法存在一些立法用语上的差异，使得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在理解和适用上出现了一些歧义。例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由于该规定中没有包含《民法通则》第124条中“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表述，使得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是否包含行为的违法性的问题上，产生了理论上的分歧和司法实践中的障碍。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定和修订的一些单项环境立法中，分别根据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不同的环境污染形式，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环境单项立法主要包括1984年颁布、1996年和2008年两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2003年《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些法律涉及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规定大都沿用了《民法通则》或者《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一个明显的立法特征是，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法律救济的现实困难和障碍，以及结合不同环境介质的污染特征和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我国环境法学者呼吁在相关单项环境立法中规定更加明确的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条款，以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环境权益。一定程度上，这些单项环境立法反映了环境法学者的这种主张和要求。例如，《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第85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该法第87条还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排污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显然，这些细化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法律规定，有利于污染受害者援引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环境权益。
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实际上采取的是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的双轨制，并分别反映了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对于立法实践的能动性。因此，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积极沟通与有效互动是确保我国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统一性、协调性的根本要求。实际上，近些年来日益增强的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沟通与互动，为2009年《侵权责任法》以专章形式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铺垫。针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几个关键问题，《侵权责任法》在第八章用四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者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以及环境共同侵权和第三人原因造成污染损害时各个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等内容。可以说，该法推动了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立法进步。尽管《侵权责任法》属于民事立法的范畴，但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共识，是民法学界和环境法学界沟通与互动的结果。
三、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拓展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基于特定社会语境下的自然科学发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认知产物。随着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演化及其社会认知的深化，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肯定需要不断地予以拓展。目前，环境本身损害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以及新型环境风险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了法学理论领域和法律实践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这些新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对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与互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一)对环境本身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
与传统的侵权行为不同，一般而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是通过环境介质而对他人人身或者财产产生的侵害，并兼具对个人和人群的私害性和公害性。在传统民法的视阈中，由于民法以个人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民法(特别是其中的侵权行为法)关注和保护的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而无法关注到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一些环境要素，如土地、水资源等环境要素，以及本身并不具备财产属性的一些环境要素，如大气、水等环境要素。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由于民法尚无“环境”观念，更无“环境损害救济”观念，民法中的侵权法的功能只以填补个人损害为唯一要旨［6］232。然而，由于环境污染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都在急剧地扩大，相对于人身、财产权利受损害，在很多案件中，对于环境本身的污染或破坏而造成的损失往往要大得多，治理、清理和恢复费用也更为巨大。例如，在2004年四川沱江水污染事故中，肇事者川化集团仅支付了1100多万元作为对相关利益主体渔业财产损失的赔偿，并交纳了100万元的行政罚款。而实际上，该事故导致了当地约100万人的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达3亿元;另据专家估计，沱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又如，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BP石油公司石油泄露污染事故，以及我国大连发生的输油管道破裂而造成的海洋污染事故，相对于巨大的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损失而言，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损害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实践中，这些治理、清理和恢复受污染的环境的费用或者需要由公共财政和社会来负担，或者因公共财政的无力负担而导致了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放任。由此，暴露了民法的以私法救济为基础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局限。因此，国外有学者呼吁在国际法中建立协调的环境本身损害法律责任体制［9］。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问题无疑对传统民法的侵权责任理念和规则构成了挑战［1］1。考察我国现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不论是民事立法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还是环境立法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际上都是从现有的民法理论与实践出发，关注于人身、财产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并没有涉及到环境本身受到侵害的损害赔偿问题。以《侵权责任法》为例，虽然该法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但是一些环境法学者所主张的对环境本身侵害的法律责任并没有规定在其中。该法第65条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要求行为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作为责任构成要件的损害可以理解为某种权利主体的损害，如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等［10］。据此，《侵权责任法》显然没有涉及到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改革的深入，环境资源的诸多价值也逐步得以浮现，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环境资源市场化趋势。一方面，这种趋势对于解决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重要契机。显然，市场化的领域应属于私的领域，民法的调整作用和私法手段的运用是解决环境本身损害责任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吕忠梅教授指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公法调整手段中，通过启动私法机制，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失灵”，从而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11］。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出发，环境法学必须突破民法学“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的视阈，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超越传统民法通过“意思自治”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6］232。实践证明，政府行政管制手段和市场机制调控手段的结合，已经日益成为我国解决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的基本路径。我国有学者提出，以往环境法学所讨论的环境侵权只是环境侵害的间接结果，对这种侵权的矫治及对受害人的补偿等，是传统法律部门的事，而环境法的使命则是防治对作为媒介的环境的侵害［12］。这种观点似乎有失偏颇;因为对于环境本身污染或破坏的法律责任问题，仍然无法漠视和摆脱传统民法侵权责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运用。在此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法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例如，2004年欧盟颁布了《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的第2004/35/EC号指令》。它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依据，试图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了一个针对环境本身受到损害的民事责任法律框架，以解决对环境本身污染或破坏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该指令以传统的民事法律责任构成理论为基础，结合行政法律手段的运用，在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民事责任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变革。对于我国民法学和环境法学围绕着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的沟通与互动，这种做法无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二)新型环境风险带来的环境风险侵权责任问题
伴随着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一些具有高风险特点的新型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转基因生物技术、核污染的扩散等新开始显现。这些后工业社会的环境风险的特点在于其在科学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科学上难以对这些环境风险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发生的概率进行可靠的预测;另一方面，确切地评估可能发生的损害范围和程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具体而言，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损害地理范围的不确定性，如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的不确定性;二是影响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有毒化学物质或核辐射的环境影响;三是影响的滞后性和累积性，如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等。“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13］即使是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环境风险的预测和防范方面，也往往是束手无策，难以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做出科学的判断。然而，如果不对环境风险采取广泛的应对措施，将极可能发生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环境威胁、环境污染或破坏，以及对人身健康权、财产权的巨大侵害。这里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进行讨论。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环境中的过度累积。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分析，其排放主体不仅具有现实社会的多元化特征，而且还具有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性特征。关于气候变化的损害结果，美国国家科学院255位院士(其中有11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指出:“地球变暖将导致许多其他气候模式以现代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改变，包括海平面上升以及水文循环变化的增速。二氧化碳浓度的日益增加正在使海洋的酸度增加。”而且，“复杂的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威胁着沿海的社区和城市，威胁着我们的食物和用水供应，威胁着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威胁着森林，威胁着高山环境，以及威胁诸多其他。”他们还指出:“对于像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潜在的巨大灾难，不采取任何行动则会对我们这个星球构成一种危险性的风险。”［14］然而，与传统的侵权行为不同，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侵权十分复杂。它可能是一因多果，也可能是多因一果;它既可能造成近因损害，又可能造成远因损害;它既可能是一种即时的损害，也可能是一种滞后的累积性损害。这样，对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特定侵害行为或活动，不仅其侵权主体难以确认、损失程度和范围难以估量，而且，直接因果关系的确认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民法中，侵权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是以侵权主体和受害人的确定性、违法行为的确定性、损害结果的确定性，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性为前提。显然，如果拘泥和固守于传统的民法侵权责任理论，则无法解决环境风险造成的风险损害责任问题。为了公平、合理地实现对环境风险损害受害人权益的法律保护和救济，需要加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沟通，并对传统民法的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和机制进行调整、变革和创新，才可能有效地应对新型的环境风险侵权责任问题，从而共同解决环境风险侵害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考虑在变革传统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环境风险社会或者集体分担责任机制，包括环境风险基金、环境风险救助基金等，以应对环境风险并解决环境风险侵权的法律救济问题。然而，环境风险社会或者集体分担责任机制不仅离不开传统民法的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变革，而且需要创新和发展环境法中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和实践。
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措施范文5
关键词：环境科学 化学平衡 大气污染 水体污染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及其保护与改善的科学。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人类出现后，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源，然后又将经过改造和使用的自然物和各种废弃物还给自然界，从而参与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不断地改变着地球环境。人类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地球环境仍以固有的规律运动着，不断地反作用于人类，因此常常产生环境问题。
一、大气层污染问题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使大气中增加了其他成分，当大气成分的变化增加到环境所能允许的极限时，会使空气质量发生恶化，这种现象就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的形成与治理都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应用化学平衡的原理剖析大气污染的成因以及提出治理大气污染的方法与措施，是每一个化学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与学习的问题。
1.臭氧层空洞
平流层中有一层臭氧层，其浓度为10%，厚度为30公里，大量吸收来自宇宙的辐射，其中99%的太阳紫外线被它吸收，从而使地球上的生物免受伤害。平流层中发生着这样的反应：O2在紫外线的辐射下生成O3，形成厚约20公里臭氧层。臭氧层能吸收波长
2.酸雨
上世纪50年代，R.A.Smith最早观察到酸雨，并提出“酸雨”这一名词。酸雨中的酸性物质主要是H2SO4和HNO3。煤和石油中均含有硫，每一份重量的硫就会产生双份重的SO2，硫化物在冶炼或制H2S04时也会放出大量的SO2。这些SO2通过气相或液相的氧化反应生成H2SO4。酸雨中的硝酸成份来自高温燃烧，在高温燃烧区，助燃空气中的N2、O2会结台成NO，燃料中的含氮化合物也会燃烧转化为NO。排入大气中的NO 绝大部分转化为NO2，遇水则歧化为硝酸和亚硝酸。当酸性气体排放较多，超出自然界的抵御能力，使大气平衡大幅度移动，酸碱平衡不能将酸性气体调节到正常范围，酸性气体成份偏高，从而形成酸雨，以致于各圈层的平衡移动造成环境荷染。目前酸雨的酸度不断增加，范围日益扩大。减少和防止酸雨的形成，主要应从污染源着手。
3.光化学烟雾
由各种燃烧设备，特别是汽车排出废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等一次污染物，在空气中经太阳光（紫外光）照射后，各种污染物之间发生相应反应，生成臭氧、醛类、过氧乙酰硝酸脂等二次污染物，它们在大气中是一种具有刺激性的浅蓝色烟雾（其中有气体污染物，也有气溶胶），称为光化学烟雾。发生此现象的原始成份是NOx和烃类。它们在日光照射下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平衡。光化学烟雾就是上述各种成份的混合物，若毒雾在大气中含量较高，难以扩散，在局部地区较富集，大气正常平衡组成改变，生物圈中的人就会感到强烈刺激，流泪、眼红、呼吸困难，并诱发其它病症。
二、水环境问题
水体污染沉积物最常用的方法是挖掘清除， 但这是工程量浩大、经济负担很重的方式， 而且如果措施不当反会造成污染扩散的后果。因此， 在实施挖掘以前， 必须对所在水域进行慎密的评估平衡分配法（EqP） 是应用表层沉积物固相与孔隙水中污染物的平衡浓度（C s 与C rw ） 求得平衡常数K p ， 再联系当地水质基准WQC。例如重金属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K p = C sCrw
SQC = K p1WQC + [M e ]AV S + [M e ]R
式中， [Me]AVS为酸可挥发性硫化物， [Me]R 为残渣态金属量， 此两项为校正项。在用水与废水的水质净化工艺中， 几乎每种技术都涉及到各门化学和微界面配合过程，化学水处理工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净化技术中普遍应用的则是各类药剂和材料， 其中用量最大、作用最重要的应属混凝剂或絮凝剂。无机高分子絮凝剂是一类新型的水处理药剂， 它们都是铝、铁盐的水解过程中间产物与硅酸等不同阴离子的结合体， 即羟基多核络合物或无机高分子化合物。
针对A l13的凝聚絮凝定量计算模式，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表面吸附，A l13吸附到颗粒表面
S[mOH]m - + nAl12AlO4（OH）24
步骤2： 电中和凝聚，A l13的正电与颗粒表面负电中和并趋近零电荷
S[nAl12AlO4（OH）24+m ] （m-7n） S[nAl12AlO4（OH）24+m]（m=7n） ± 0
步骤3： 表面沉淀，A l13结合表面及溶液中OH- 而趋向氢氧化铝沉淀
S[nAl（OH）3]， S[nAl12AlO4（OH）24+ m]（m=7 n） ± 0
步骤4： 颗粒絮凝， 各颗粒由氢氧化铝及A l13架桥絮凝
S[nAl（OH）3]+ S[n Al（OH）3]+ S[nAl12AlO4（OH）24+ m]（m=7 n） ± 0
这一作用机理的最后证实需要应用表面结构与形态鉴定的现代仪器予以确认。
三、结语
上述只反映了环境中诸多化学问题的几个侧面。当代全球存在着十大环境问题，它们分别是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海洋污染、淡水资源紧张和污染、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森林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公害、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由于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与化学物质平衡有关，因而要利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去研究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和成分，并对它们作定性、定量和结构分析。分析化学平衡问题在解决环境中的化学问题时起关键作用，在认识环境过程和保护环境中起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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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措施范文6
关键词：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使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对象从“民事审判活动”扩展到“民事诉讼”全领域，从法理意义上说，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成了检察监督权的扩张，是对精神的弘扬和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它深刻反映出我国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有了更完整、更深层的认识，进一步显示出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定位。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第55条对公益诉讼的支持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亮点，然而新法的条文对公益诉讼的规定又过于单一、原则，对主体赋权不明，容易在今后的实际执行中造成有法难依、执法混乱的可能。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出现的根源，最早可以追朔到古罗马法中的“公益”一词，即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现如今，理论界将“公共利益”普遍理解为：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或不特定多数人）所能享有并应捍卫的利益。这种特殊的利益因社会成员之间的需求不同而不同，故此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例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二者都属于当今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不断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是对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智慧的考验和挑战。
公益诉讼项下的内容涵盖了诸多方面，例如环境污染的诉讼、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诉讼、维护弱势群体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等等。笔者之所以选择环境公益作为切入点，一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而专门针对此提出的诉讼却少之又少；二是作为同一片天空下的一员，呼吸着一样的空气，饮用着相同的水，对环境诉讼问题的研究，实乃目前我国人民群众面临的最大公益问题。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研究
对比世界各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看，具有参与诉讼资格的原告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普通公民作为原告。第二种是有关组织，即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公共属性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结成的公益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环境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而第三种则是以检察机关为原告。从司法实践中看，各国已均有先例，且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也已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我国新的民诉法已经将个人排除在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之外，故下面的讨论中仅分析行政机关、有关组织及检察机关担任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利与弊。
1、行政机关――具有高度专业性但欠缺司法实践行动力
以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为原告，在实践中也有不少成功案例。就其优势来说，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本身就是专门代表国家管理环境的工作部门，其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优点是其他主体所欠缺的，然而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却不令人满意，主要不足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目前有关法律对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权限规定得过于概括、抽象、局限，不利于其职能的发挥。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享有对污染者“检举和控告”的权利。那么，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是否可以依职权对污染者“控告和检举”？立法者并未对“检举和控告”的内涵与外延做出解释。这就造成了“谁都能管，又可能谁都不管”的乱象。《水污染防治法》第86条、88条均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是这一规定中的当事人如果是自然人，则又因为新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自然人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而无法得以实现。2000年修订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对国家环境、海洋、海事、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在海洋污染方面的职能划分进行了明确分工，可以说是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一大进步，然而正是由于该法律仅针对海洋污染的防治，无法对诸如空气、土地、内陆湖泊河流等污染方面进行约束，不得不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其次，单一的救济方式不适宜维护环境公益。目前对于环境损害救济主要是损害赔偿，而环境保护更强调的是“防患于未然所取的救济方式”。如果只是用事后损害赔偿的方法来代替其它预防性措施，显然未达到我们环保立法的目的。
最后，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现象的存在阻碍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步伐。在现实中，各类负有环境保护职能的行政机关，由于职能交叉、管辖不明等因素，存在大量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这就给公众的环境权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由于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人事任免受制于地方政府而经费来源又依赖于地方财政，所以在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冲突，使得势单力薄的环保行政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有关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
虽然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鼓励公众和社会团体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但是仍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或有关组织享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同时对“检举和揭发”的含义仍旧没有进行准确的界定。在现实当中，有关组织和公民个人与污染者的力量对比悬殊，在获取资金、技术以及信息等方面劣势明显，举证艰难，而且难以与污染者进行持久抗衡。即使目前有了民事诉讼法对社会有关组织的明确授权，但我国传统思想之中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害怕遭受打击报复等消极思想的侵蚀，使得有关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
同时，我国目前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有关组织发展缓慢，尚不真正具备实力。据权威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4月，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3539家，其中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1309家占总数的36.99%，学校环保社团1382家占总数的39.05%，真正的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占总数的14.35%，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大量的社团仍为政府性质，其独立性和代表的广泛性备受人们的质疑。
3、检察机关――专业诉讼，优势明显
相较于其他两类原告主体，检察机关所具备的优势明显，简单说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必要构成。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组织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公诉权的行使，使其能很快掌握并适应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规则，进而以最专业的诉讼当事人角色提出环境公益诉讼，进而最大限度保障诉求得以充分提出。而检察院内部早已设立民行部门，属于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成的制度和机构资源。
第二，检察机关的天然属性使其最适合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立的，其与生俱来的所具备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在履行职责时不既是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又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和恢复公共秩序，必须有所作为。
第三，检察机关拥有国家资源，可以负担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环境公益诉讼的难题之一就是原告缺乏进行诉讼的各类资源，难以负担诉讼成本。而检察机关内不但拥有较充足的专业人士，而且有国家财政支持，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负担诉讼成本。
第四，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已有若干成功的案例。除了上文列表中已经看到的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成功经验之外，检察机关在保护国有资产、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也部分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在社会上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目前已公开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例看，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国各级地方人民法院正式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共20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三、补充与完善相关立法构想
目前的立法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尽快出台配套的司法解释，并在诸如《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相关内容，对《民事诉讼法》涉及的程序中对应的相关实体法加以补充及修订，完善相关内容，使民事检察监督构成一个完整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
1、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填补法条空白
新的民事诉讼法已实施半年有余，最高法、最高检应尽快将收集到的实务问题反馈进行整理，对诉中监督的操作、执行监督的细则、检察建议的规范等问题进一步加以明确。一方面，司法解释的明确可以理顺检察监督时法院的抵触情绪，同时限制和避免检察权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过分扩张；另一方面，也只有将规则细化，才能是检察监督落到实处，形成介入有支持、监督有规则、纠正有手段的一整套完整体系。
2、提高对民行工作的重视，完善对民行检察制度的立法
检察机关对不同工作部门重视程度的轻重，完全可以从一些配套法律中解读出来。2013年不仅有了新的民事诉讼法，还诞生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但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迅速修改并与刑诉法同时执行不同，民行部门至今仍然沿用的却是十三年前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这一规定至今看来，已经完全不能胜任和满足民事诉讼工作检察监督的需要，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未能修改。虽然刑事诉讼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终洪线，但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实应当是各种繁杂琐碎的民事活动，如果在一般民事纠纷发生时，可以迅速合理的得到解决，则可以大大降低事态进一步恶化至刑事案件的可能。故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检察机关在民事活动中的作用，笔者建议应尽快出台配套的民事案件办案规则，为民事诉讼顺利进行，人民群众诉求解决畅通渠道。
3、修改相关法律，保护国家社会利益
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不同的法益。因此，在环境污染、消费者群体利益保障明确写入民诉法的同时，《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顺势而动，立即修改相关条文与民诉法进行对接，明确的赋予检察机关原告地位，从而使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法可依、名正言顺，切实的保护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同时，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应进行调整，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监督职能，并实行诉、监分离，明晰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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