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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象学范文1
关键词：现象学 误读 中学生 文本
在现象学看来，现象指的是任何被呈现于纯粹意向性意识中的东西。现象学研究的是纯粹意向性意识的活动：意识的意向性向客体投射和被给予物以自身的方式向意识显现之间的无前提的同一。按照这个理解，文本是一种现象，文本阅读或鉴赏自然是现象学要研究的对象。将现象学理论用于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是波兰文艺理论家罗曼・英伽登。
在英伽登看来，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纯粹意向性构成。它包括：（1）文字语音层，即构成文学作品的字、词、句子；（2）意义单元层，即字、词、句的组合在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意义；（3）再现客体层，即由句子意义意向性投射的模拟现实的虚构对象，如作品中的事件、人物、背景等；（4）图示化外观层，即客体于作品中所呈现的整体情境或意境。这四个层次之间彼此制约，相互依存。英伽登认为，每个层次都有其一定的审美价值属性，这些属性带有各自从属的层次特色。一部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不是由某一两个层次的价值属性决定，也不是各层次价值属性的简单相加。因此，在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贯穿上述各层次并以它们为构成基础的一个由审美价值属性以及这些属性组成的复调共同构成的层次――形而上质层。但由于这一层次贯穿上述四个层次之中并依赖于这些层次，所以英伽登又认为，最好不要将它看成是与之并列的一个层次。这样，英伽登将文学作品看作“分层次的复调结构”。
英伽登的文本层次理论给我们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启示，即欣赏一部作品不能只窥一斑而知全貌，而应把作品视为一个整体，综合各个层次的审美价值属性去体味作品的“复调的和谐”，从而认知作品的整体意蕴和价值。这为我们破译中学生文本误读提供了线索。
由于缺乏“复调的和谐”的自觉意识和相应审美经验，中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时，往往忽略文本的整体，甚至脱离文本。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或生活经历将文本的某一个层次的价值和意义放大，并将其作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造成误读。
如《愚公移山》，误读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愚公很蠢，移山不如搬家；二、最终移走山的是神仙，赞扬神仙的伟大。这种误读就是因为割裂了文本层次，破坏文本的“复调和谐”造成的。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第一种误读，学生在理解文本的意义时，把目光聚焦在再现客体层，即愚公这个形象身上，而忽略了和其他层次，尤其是图示化外观层的“复调和谐”。愚公形象的描述占据了文本的主体，容易把学生的眼光吸引到愚公身上。愚公九十高龄还带领子孙上山“扣石垦壤”，似乎是有点自不量力，即使他认为“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但他能保证他的子孙都能像他一样坚持下去吗？这样来看，愚公的行为本身确实是愚蠢可笑的。但愚公这一形象的意义并不是完全通过他自己来表现。文本还出现了智叟、山神天帝这些人物，他们和愚公的言行一起构成了文本的图示化外观。文本用了不少笔墨叙述了智叟和愚公的对话，山神天帝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帮助愚公移山这一情节。作品为何要出现这些人物？为何要叙述智叟和愚公的对话，山神天帝帮助愚公移山？显然，智叟、山神天帝的出场都是为了对比衬托愚公的不畏艰辛，敢于挑战的勇气和精神。文本正是在愚公与智叟，山神天帝的“复调和声”中才彰显出审美的价值。而学生在理解愚公这一形象时放大了再现客体层的美学价值属性，却忽略了文本的“复调和谐”，误读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种误读，学生同样把目光聚焦在再现客体层的山神天帝移山这一事件上，而忽略了文本整体的“复调和谐”。文本虽然叙述了山神天帝移走大山，但山神天帝移山这一事件本身不是孤立的，它和愚公移山、智叟取笑愚公一起组成了整个文本的图示化外观。只有在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山神天帝移山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因为，山神天帝移山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愚公的精神感动了神仙才发生的。移山只有在和愚公精神的关系中才存在。而学生在阅读时，只孤立地看到了山神天帝移山本身，放大了再现客体层的美学价值属性，却忽略了山神天帝移山和愚公精神的“复调和谐”，从而造成了误读。
文学现象学范文2
古代文学作品中谈及仙人之恋时都是美丽的仙女下凡来找男子，极少有男仙来找女子。大概古书大多是由男人写出来的，古代男尊女卑，很少有女人可以被允许读书的，故此类书是为男人而写的。人都会梦想自己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书作家和普通人一样，都希望在平淡的生活中来场免费的艳遇，所以，他会把书中的男主角幻化成是自己的替身，所以就会写仙女为自己下凡。而大多数下凡的仙女找的都是书生，塑造大批仙女形象也是男性的内心期盼。男性作家塑造的大量的神话故事中都有一个美丽多情的不属于人间的女子。如干宝的《搜神记》中的记载：汉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为奴，以供丧事……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织女，贵为天仙，竟会到凡间来为凡夫俗子生儿育女，为他织布还债，给了董永一个幸福安康又不需董永操心的家。这则神话故事在展现神人故事的最初并没有涉及到情爱，只是说织女是听命于天帝，所以下凡与董永结亲。但是此故事自它诞生开始，几百年的流传中，渐渐的变为织女偷下凡间，为了爱情而与董永结合，最后由于人神有别，天规难违而被迫分开。故事这样的流变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越来越多的主导社会，美丽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仙界美女也成为了男子可以征服的女子。这流露出男性对美女的希求，他们把女性功利化了，不单是爱情，而更多的是期盼美女成为自己生活事业发展的助手。而赵义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48页中说到《任氏传》中说：在妻和任氏之间，郑六“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任氏的意义即在于为郑六提供婚姻之外的补偿。我很赞同赵义山先生的话，我认为男性作家建构任氏这个女性形象的目的就是表达了男性内心中对一妻多妾外加艳遇的心理期盼。上述故事充分展现了男性的一种心理：男性既追求男女刺激的情爱又不想妨碍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既想享受仙女式的美丽女子无偿的奉献，又不想负任何社会责任，故虚构了一位美丽多情又神通广大的仙女与凡男做情人，折射出男性潜意识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根深蒂固。试想，如此美丽高贵而又神通广大的仙女竟然会与凡间贫困男子相恋，本就是一件不怎么可能的事，而在古代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这不能不说明男性自我强加了太多的自我意识。
二、男性在思想上处于主控地位，但又是行动上的逃避者立场
男性潜意识里男主内女主外的思想，使得男性对女性始终带着征服和控制的欲望，一旦男性对周围环境无法掌控，必然会选择行动上的逃避。如《搜神记———成公知琼》中：玄超梦到天上的仙女成公知琼，心生爱慕，由于她早失去父母，天帝哀其孤苦，就遣令知琼下嫁玄超。知琼姿容性情美好，像是人间多情而有才华的女子。知琼能诗善文，与弦超相处如人间夫妇一般。知琼这类仙女有着似人的方面，也有与人不同的特征，她们因仙人身份表现出特异性。成公知琼“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闇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可以飞来飞去，可以隐形。这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神秘感的要求，他们希望遇到的是特别的美女，比他们的妻子美丽而又多才气，同时又能够挑起他们的征服欲与幻想。同时，知琼说“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患”，表明神仙与凡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有的书上说这是“神性压迫感”，凡间男子必须接受她们这些仙女，但这却是男性的一个狡猾之处，把所有出轨的理由都归于所迫，把一切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明明心中期盼不已，却构造的都是女性的主动和强加性的爱情。我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男性对于他们心中的女神的一种期待，无法亵渎，就以被迫接受的方式建构事件，把自己演绎为被迫接受爱情的弱者，实则享受着天仙带来的好处。又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主妇吴月娘，除了帮助西门庆勤恳持家，协调家庭内部姬妾关系，还要在外面给西门庆充面子。但是吴月娘没有生孩子，即使是妻，也不得不小心伺候，容忍西门庆一次次的娶妾。即便这样，而吴月娘也依然百依百顺，她纵为妻，也只是西门庆的一个奴隶，被西门庆所控制着。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是男性塑造得一批精神奴隶，为男性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同时还要承担被谴责的责任。而男性，享受完美女带来的欢快之后，面对社会和舆论责任，总是选择妥协或者放弃。
三、男性作家把自己当作一位绅士
处于绅士地位，自主的为女性履行绅士义务，为女性建构了一座名为“”的围城。男性以保护女性为由，为女性建构了一道道坚固的道德围墙，如“男女授受不亲”，这在《礼记•曲礼》中即有记载，这很明晰的说明了古代的男女礼节，而且女子必须要遵守三从四德。如《秦楼月》中被原文引用的《真娘墓》，描述的是一位名叫真娘的青楼美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生命为代价，与老鸨相抗争，最终香消玉殒。这究竟值不值得呢？为什么美女真娘把自己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呢？为什么《秦楼月》中的女子要以真娘为榜样，如此羡慕和哀痛真娘呢？“贞洁”是男性作家强加给女性的，并不是女性一开始就对自己进行性德束缚。男性在着力于打造自己这个美好绅士形象的同时，把保持的女性作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一种荣誉。婚姻与情爱，二者本该统一，但在吕贯的心中却不乏矛盾之处：情爱可以任性，婚姻却难违理。因此跨越了樊笼礼教的女性，可能会获得男人的一段爱情，却常常失去与此男人一生的婚姻，如《莺莺传》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男性到爱情的最后，不仅是无力，也根本就是不想为女人而争取什么。因此古代美女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思妇、弃妇、怨妇，从“氓之蚩蚩”到几百上千年后的作品中，女性无不是附拥品。高贵如李清照，美艳如李清照，才气如李清照，依然落得孤苦无依。她的一次改嫁，竟成为人生的一大污点。难道女性就没有权力选择婚姻吗？不是女性无法选择，而是她们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了。无论她们做什么，她们的心理都用贞洁二字在衡量着自己的行为。这也可以说明男性很成功，他们把这种贞洁观塑造成了一种社会习俗，进而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最后成为女性自主的选择。男性绅士性的贞洁维护，让女性从此失去了心灵的自由。
四、男性把自己放在爱情的被动者地位
男性为了隐藏自己懦弱的一面，构筑一批大胆艳丽的女子。男性作家为了把自己的懦弱面隐藏起来，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把求爱的主动权交给女性。如陈玄祐的《离魂记》：小说叙述王宙与美女张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倩娘的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灵魂于是离开躯体私下前往与王宙相会，并生两子。张倩娘的“私奔”是为社会舆论所不容的，而男性作家把女子置身于这样尴尬的地位，让女子独自去承受这种社会的道德的谴责，展现女子大胆反抗婚姻压迫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让我看到的是男子的更尴尬。如《柳毅传》中的龙女，连叔父钱塘君做主把她嫁给柳毅的时候，柳毅不娶，最终龙女化身为卢氏女嫁给他，他才娶，这个故事相对于别的男子期盼娶到仙女是有区别的，但是柳毅辞别龙宫的时候“不诺钱塘之请而后悔”，“殊有叹恨之心”表明柳毅的后悔，但是他仍然没有主动的去追求龙女，一直等到龙女主动的变换身份嫁给他，他才心安理得的接受而已。我认为这在显示男性既期盼多情美丽的女子，但是又不敢追求，对美好的女子产生一种无法亵渎感，只有把自己从主动者降低到被动者，男性才安心。还有如诗歌当中的文君当垆，卓文君美丽又多金，又多情肯私奔，难怪文人都爱引用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了。同时男性为了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在关键的时候让女性出现，如貂蝉，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却跟杨玉环，王昭君，西施一样的，红颜薄命，她作为王充的棋子，在吕布和董卓只见周旋，最终使董卓和吕布二人关系破裂，完成了任务。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貂蝉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这也许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从这个女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在自身无法完成艰巨任务的时候，往往选择把女性当做棋子进行摆，做先头兵，如貂蝉为王充，西施为楚国，王昭君为大汉。都是一批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女子。这不能不反映出女子的艳丽大胆和男子的萎靡懦弱。
五、在人生目标的前面，女性是被男性牺牲的，男性是胜利的一方
郭立诚说：“男人最不讲理的，他们一方面喜欢漂亮的女人，一方面又把亡国败家的罪过推到女人身上，骂她们是祸水是败家精”。的确女性一直都处在被牺牲的地位。如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马嵬坡前的赐死，真实的对她的命运做了总结。又如《霍小玉传》，李生与美女霍小玉情深意浓的时候，“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仕进才是李生这样的公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小玉给她的恋爱只是他么临时的消遣而已。霍小玉这样的女子对李生这样的以仕途为重的公子的前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当功名前途与“爱情”发生矛盾时，李生这样的公子最先放弃的就是“爱情”。男性总是幻想三妻四妾，第一个妻子往往选择门当户对的，与自身利益挂钩的，而第二三四个才是他们对女人的期盼。男人是满足了发展需求才开始寻求爱情。同时，男性作家以旁观审视者的态度看待爱情，在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往往女性的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男性在故事中起的是陪衬的作用，而不是主角作用。同时，当爱情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男性自动的退下，置身为一个不受社会道德和舆论谴责的地位，而把一切的罪责划归女性的不守妇道。这样的不公正的立场，一直的延续，以致让女性越来越被束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沉沦在贞洁的围墙里。男性，总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一个不受指责与责任的人，似乎夫妻如有过错都是女方的问题，比如年长色衰，如白居易“素口蛮腰”，到老都在不停的换姬妾。这是不公平的。
六、总结
文学现象学范文3
关键词：语文；课堂现象；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1-230-01
归结起来可分为两大类：1、文章阅读2、语文阅读。 以“文章阅读”为主的教学努力在课堂上营造一种“思辩美”；以“语文阅读”为主的教学努力在课堂上营造一种“朗读美”。
一、“文章阅读”教学模式如下：（基本教学流程教师指令或提问方式）
1、初读课文，提出问题
（带着问题，初读课文）师：看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
师：读了课文后，你有什么疑问？
师：请带着问题，快速默读课文。……
2、整理问题，进入重点
师：有了问题，应该怎么办？
师：你们喜欢研究解决哪些问题？
师：你觉得哪些问题比较重要，为什么？……
3、自读自研，交流反馈
（个人为主，适当合作，随机点拨）
师：请你边读边思考这些问题。
师：请你自由选择伙伴讨论问题。
师：请你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师：请你说说你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4、再读再疑，合作解疑
师：学了课文，你还有什么疑问？
师：请你在合作组中解决这些问题。……
二、“语文阅读”教学模式如下：（基本教学流程）
1、整体感知课文
（默读，听读，轻声读）师：读（听）了课文，你有什么感想。……
2、理解重点段落
（理解读，感情读，自读自悟）师：你喜欢哪一个段落？为什么？
师：你读了这段课文，读懂了什么？……
3、感悟欣赏词句
（理解读，感情读，教师随机点拨）师：你觉得哪句话写得最美？为什么？想想该怎么读？
师：请你选择最有把握的一句来读。
师：请大家评一评他的朗读。……
4、积累运用词句
师：这么美的段落，我们应该把它背下来。
师：（创设导写情境）谁能现在就写一段话，用上今天学到的这些词语。
三、优点
1、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示
学生在课堂中可以自主地选择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伙伴、学习程度。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进行自我的意识和调整，超越了“教案剧”那种受动性和依附性，学生的主体意识真正被唤起而成为课堂的主人。
2、学生的参与学习和尝试学习明显
由于课堂中注重展示矛盾，展开过程，学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分的参与和尝试的机会，并且被允许尝试失败，因此学生在课堂中能够主动地建构规律（文章阅读教学模式），超越那种被动地同化与模仿。也能进行自由的想象，直觉的思维（语文阅读教学模式），逐步实现平时所向往的“学会学习”，“创造性的学习”。
四、缺点
1、课堂目标缺乏正确的定位
这主要以“文章阅读”侧重于思想教育、思辨力、创造力的培养。因此课内比重最大的精读、研读都是围绕课文情节、思想内容阐幽发微，条分缕析，课内言论成了一场思维游戏。按理说“语文阅读”应该在这一点上作得比较好，但由于一些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又把语文课上成了“美学分析课”或“朗读技巧指导课”，缺乏足够的以“语感为中心”的语言实践。
2、课堂选择缺乏有效的落实
无论是“文章阅读” 还是“语文阅读”为了体现主体价值取向，都非常注重“问题的自主提出、自主选择”。例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学习方法、自主选择学习伙伴、自主保留观点见解等，但往往不是真正的“选择”，当学生的选择跟自已的预测不一致时，教师总能通过巧妙的办法把学生的选择纳入到自己的预设轨道上来。
3、课堂组织缺乏理性的教师权威
课堂中教师刻意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成了一种趋之若骛的教学时尚。教师该问的时候不敢问，该讲的时候不敢讲，该指令批评的时候不敢指令批评。有些教师甚至把少讲话及无原则的宽容视作课堂主体性的体现。
4、课堂“教育”缺乏温暖的人文关怀
这两种课堂本质上还是把学生看作是一个“认知体”，把训练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信息解构能力作为基本目标，而忽视蕴含于知识中的某种精神气质的东西。事实上，这两种课堂，一种是感性为主的课堂；一种是理性为主的课堂。
参考文献：
[1] 陆有铨著.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文学现象学范文4
一、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二、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之间的逆反过程。刘勰强调文学鉴赏过程的实现要以情感投入为前提，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然，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而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鉴赏者通过阅读与创作者也才有了潜在交流的可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鉴赏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豪爽》言:“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引文所载，晋朝大将军王敦与曹操一样，有着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故常常吟咏曹诗来宣泄一己之情怀。南宋文天祥读杜甫诗时，亦有同样的切身体验。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至于刘勰将“知音”作为文学鉴赏活动的目的，强调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更是精到之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云:“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意谓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单从别人的诠释中领悟杜诗。揭示了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又是相区别的。就创作者而言，应先“情动”，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辞发”，并把它体现在一定的文辞形式中;就鉴赏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触的应是作品的文辞形式，然后“入情”，通过它来领会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谓“沿波讨源”。二者的过程虽然相反，但文辞形式这个要素对于创作者和鉴赏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实现打动和教育读者的目的;鉴赏者只有仔细考察文辞形式，才能较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终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断。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文学的创作问题，刘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论及，提出了“三准”之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所谓“三准”，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前面三个步骤，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当的文辞形式来表现它。与“三准”说不同，刘勰《知音》篇的“六观”，是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的。鉴赏者接触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辞形式，因此必须通过文辞形式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观”之外，刘勰还指出了关于鉴赏者的鉴赏能力问题。他说:“事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弃?”刘勰认为，能否真正做到觇其文而见其心，关键不在于作品的深奥难鉴，而在于鉴赏者“识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刘勰便把鉴赏者主观方面的能力问题作为鉴赏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来。正因为在文学作品和鉴赏者之间，鉴赏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的问题。所谓“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是说由于鉴赏者“识照”能力不够，导致文学作品鉴赏中典雅深奥的作品遭弃，而平庸浅薄的作品却得以兜售的不良现象。在刘勰看来，这是由于鉴赏者修养、识见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鉴赏者自身鉴赏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提高鉴赏能力，才能正确地进行鉴赏并且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充分显现出它的艺术魅力。至此，刘勰的《知音》篇为我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情动辞发”是该系统的重要前提，鉴赏者“披文入情”是关键途径，“觇文辄见其心”则是鉴赏活动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文学现象学范文5
自卢新华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以后，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学命名现象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渐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知青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乡土小说”、“新历史小说”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文学”、“青春文学”、“新感觉小说”、“新体验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新世纪文学”、“玄幻文学”、“开放文学”、“新状态文学”、“行走文学”等等，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命名中，文学研究者对命名的热衷可见一斑。这种狂热的“命名情结”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对作家的命名上亦是如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文字女巫”……这些命名一个比一个具有“诱惑性”，这种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满足了某些批评家们的“命名情结”，而且成为了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成为了我们描述文坛现状所无法避开的词汇。
一般来说，对文学的命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事先的“预设”，一种是事后的“归纳”。“预设”式的命名，是对一种还没有完全显出，而只是初露端倪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带有相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是一种预言性的文学命名。“归纳”式的文学命名，是对过去的，或正在发生而已经相对稳定的文学形态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是对经过历史筛选和实践检验的文学史实的理性思考和总结，是对一个时段的文学比较接近学理的身份确认。回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历程，为文学命名，着实有一种名称蜂起，时不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气象。我们不否认适当的文学命名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命名是必需的，但正如“万物皆有度”，对文学命名过分的狂热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盲动性和时政化，不但不利于文学研究，反而会把文坛搞得纷乱芜杂、名目林立，给研究者造成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使得研究者目眩神迷，以至最终造成文坛的混乱不堪。
穿透这种狂热的文学命名现象，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文学命名的狂热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文学与经济的挂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场化”成为了衡量事物的一个无形的标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这种“精神食粮”也在所难免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与市场经济建立了联系，进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了增加作品的销量，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从而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一些作品就会被冠之以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名字。
其次是文学圈与娱乐圈的联姻。随着文化市场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等等，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娱乐界了。
文学现象学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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