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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化思想范文1
关键词：孔子仁礼相成动态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这样，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判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标准。由此可见，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价值。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确认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依仁成礼，以礼成仁。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终成就仁。这看起来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一个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前一个仁指的是人之为人本诸自然、根之于心的真性情，而后一个仁则指的是经由礼的规范之后，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了的完美人格。两个仁实际上是同一范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型态。换言之，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有一个从潜在的德性到经由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人格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依仁成礼和以礼成仁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仁作为一种品德具有内在和外在双重性质。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内在的，就其实现而言，仁是外在的。明白了这一点，则那种关于“《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神秘莫测”，“复杂得使人灰心丧气”的悲叹便似乎可以终止了。（4）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我们平常说到孩子，往往说：这孩子还小，没定性。就是说这孩子长大后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准。说不准自然就不好强说。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可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用查引得的方法，从《论语》中寻找“性”字，然后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观，那一定会空手失望而归，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一句“性相近”，并非没有价值，但除了含有后来孟子所揭示的“圣人与我同然者”的意思之外，并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质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用查引得的方式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观。事实上，孔子有他自己谈论人性的独特方式，如果我们能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那么，其中很多并未明言人性如何的话，实际上恰恰蕴含着孔子的人性预设及其对人性的独特体认。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
孔子的文化思想范文2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设计
园林景观历经了长时间的发展，儒家文化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设计中，即使在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然没有消亡。目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儒家文化始终渗透其中，例如，著名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从儒家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园林建设结构，可以从审美本质、功能以及形态3个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古代园林设计处处蕴含着儒家文化，到目前为止，现代社会文明越来越发达，园林景观设计也凸显了这点，但依然融合了儒家文化精神，使社会文明与儒家文化充分融合于建筑风格中，使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从审美本质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通过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审美本质可以用2个词语表达，一是“比德”，二是“悦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其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从古至今，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主要的审美基础是道德，人格伦理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理念，这在大自然中得到了很好地彰显。特别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赋予自然植物人的精神，是对人格魅力的一种认可[1]。例如，在现代园林中经常见到梅、兰、竹、菊这4种植物，被称为植物4大“君子”，从设计中可以看出，不论在形式或是底蕴，都蕴含着道德的本质。这几种植物的精神可以从历史众多的文人笔下看到道德精神的存在，如对于竹子坚韧的品质进行了歌颂，原诗句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又直”。从这就可以看出，现代园林的设计利用了象征手法。同时，园林景观设计满足了观赏者全方面的需求，更是让观赏者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获得一个悦心的认知，而这也充分体现出了儒家文化思想。
2从审美功能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功能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要求达到成于乐而游于艺的高度，这就充分体现出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儒家成德思想理念除了体现于园林景观的审美上，还体现于其审美功能上。园林景观具有很大的乐趣，不仅可以体现于精神中，还可以体现于园林功能中，以感性的视角来看，孔子用“兴、观、群、怨”4个词语进行总结。其中“兴”主要是表达人们内心对园林景观的感触，“观”主要是表达人们对景观的欣赏，“群”主要是表达人们表现出来的感情，“怨”主要是一种与群相反的情感[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讲究的是一种美的意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让整体的设计给人一种朴素简约、随形就势、轻巧淡雅等感觉。例如，在山顶上设计而成的小亭，它本身是给人提供赏景、休息的一个地方，但是人们从低处仰视小亭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凌空欲飞之势，观赏这座小亭可以唤起人的某种感情，而人的情感可以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这就产生了社会作用。从这就可以看出，孔子对于艺术功能的论述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规律是相似的，因此，儒家文化思想深深额蕴含于现代园林景观的意境中。
3从审美形态分析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从审美形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充分显示出了“乐而不，哀而不伤”的理念，这也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个体现。正是结合了儒家文化思想，现代园林景观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设计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2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和：人和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主要是指人和自然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二，乐和：主要是指柔和婉转的一种审美乐趣。将这2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即为中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庸之道，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当前我国现代园林景观与古代建筑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慢慢融合了一些现代文明思想，但是整体上依然给人一种含蓄婉转的感觉，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倡导的艺术理念。
4结语
我国园林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现代园林景观虽然融合了一定的现代文明思想，但也渗透了儒家文化，不同文化的结合使得园林景观更加具有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了园林景观价值。从当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情况来看，儒家文化思想主要是体现于其审美本质、审美功能以及审美形态3个方面，使得园林景观给人一种独具特色的意境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洁，李志民.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基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0）
孔子的文化思想范文3
1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
儒家思想的管理方式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由孔子创立，以爱人、仁爱为主要的核心思想。在对旅游管理中同样可以应用儒家学术的理念，首先“仁爱”理念，仁爱的管理方式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然界存在一种博爱的胸襟和情怀，仁意味着达至对自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照与觉知，由此而能“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这种“成于中，形于外”的“博爱”情怀恰如日光一般永久的普照大地、泽被万物。要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供求发展，在对旅游企业的发展中秉承着儒家思想的“以人为本”注重人对自然的共同生存。
2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
道家思想的管理方式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思想核心为“自然无为”既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这种观点正适用于现代旅游管理之中，在管理中管理者首先要运用这一理念组织人员学习，小到不任意破坏旅游环境的风貌，大到对风俗习惯的敬畏和保护，老子核心思想中的“清静”就是体现这一说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正是表达这一特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相融合策略研究
1在旅游地区融入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规划
在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第一步。我国国土广阔，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环境方面，南北差异都较大，所以就要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在发展旅游中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传播，突出文化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当地政府应该加强管理，合理安排规划，为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主导的积极作用。
2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好
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是旅游管理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更好的为旅游业服务的基本目的和产物，旅游管理中要对导游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以便在服务中做到文化和风景完美融合，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对游客价值理念的引导，当面的民情风俗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展现，旅游管理中要重视对当地风俗的解读，这样也能使游客愿意了解传统文化，同时也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最大程度的促进了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
3对旅游形式合理发展，利用文化资源丰富其内涵
孔子的文化思想范文4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一样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至汉朝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第一次被改造和融合，称为了中国最正统的符合封建王朝统治要求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
日本是和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从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深层文化。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日本文化可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和”的思想在日本的传统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中日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日本人自称为“和”族，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分不开的。
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源头。
公元285年即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带着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到达日本。这是儒学经典著作《论语》第一次到达日本，也是有史可靠的儒学第一次与日本的接触。王仁应该是在日本推行儒学文化的开路先锋。自王仁开始，日本贵族和僧人开始研习《论语》和《千字文》和汉语，全面学习中华文化。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是纯粹的汉语史书，有了儒家文化的初步影子。
（二）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
盛唐时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据考证，日本遣唐使共派出12次，每次最多时300人到800人不等，中国先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影响日本国民的道德生活极深，自从圣德太子执政时期（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并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特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称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
（三）朱子学说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国结合，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这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二）对日本宗教“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产物。因此,它在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神道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仍然无所不在。
日本神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作为原始社会里的民族宗教的原始神道阶段、带有“神佛融合”倾向的皇室神道阶段、以“神儒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近世神道阶段和国家神道、教派神道阶段。一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传入促使日本神道的“觉醒”和形成；二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启发了日本神道积极谋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化的“意识”；三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客观上“庇护”和“扶持”了日本神道的发展；四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促使日本神道通过对教义、教理的参考、借鉴,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和学说的建设，比如说神道的祭祀以及以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为首的“神儒一致论”甚至“神主儒从”论, 无不透露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对日本“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随着武家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方面武士道的产生是由社会条件的需要，适应主君、家臣、武士等社会关系的协调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元素吸收并包孕育而成的。日本的“忠”和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忠君爱国” 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作为现达国家，“忠君”的思想即全体日本人民忠于天皇陛下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了。
（四）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当代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思想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文化都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五 ）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日本进入7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社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虽然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其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简直就是直接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和为贵”直接搬来适用。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最大体现。其第九条“信是义本、毎事有信”也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儒家文化思想通过在日本的不断传播、衍化和本土化，被日本文化大量吸收，影响了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势必日益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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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化思想范文5
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为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对高中生吸取儒学精髓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与“仁礼”之说
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仁、礼”为主要代表，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是这样阐释的：“仁”可以看作是“仁者爱人”。抑或者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仁者”是指充满慈爱之心，善良的人。那么“仁者爱人”则是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并且要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要求，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仁学在塑造汉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汉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构成现阶段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结构。孔子的“礼”则是要维护“周礼”，“礼”的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的“仁”是为了维护“礼”，维护以“周礼”为代表的氏族统治体系。这里说的氏族体系，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体系。维护或者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完全体现这一观点。“修身”可以理解为“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依据，“治国平天下”则是“礼”的表现，为的还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修身”的效果呢，这就不得不注重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要求，便要求强调学习和教育，从而获得各种现实的及历史的知识，由此，又使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观念，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观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以“性相近，习相远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为例做了论述，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我们高中生要重视自我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要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最终使自我修养和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人格中的“仁”的新高度。这也使得孔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强调孔子学说是指“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注重政治和人事”，这也是在说孔子强调要用自身的“仁”去完成社会的“礼”，告诫高中生要重视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同时强调孔子开创了私学之风，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高中历史教学之中。
二、孟子与“仁政”学说
在孔子之后，孟子则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了“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这正是将孔子的以“仁”释“礼”学说，即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得孟子“亚圣”的地位沿袭了两千年。孟子之所以没有像孔子那样以“仁”释“礼”，是因为在战国时期，氏族制度已完全遭到破坏，孟子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叙述了孟子强调“仁政王道”的思想，就是说王者的政策实施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相关联，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这里的“仁政”，核心就是得民心。这里的得民心是指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相联系，并把它作为“仁政”思想中最为主要的内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则评价这种观念为“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在强调一种心理原则――“不忍人之心”。孟子把儒学的关键抓住并突出了，使其与墨子的兼爱，韩非的利己，老子的无为而治明确的分割开来。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则是孟子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先天的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内在的道德素质品德，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人的这种性善，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被证实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天的善，也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努力去培育的，否则，这种先天的善，仍然会被掩埋。对于孟子而言，后天的一切学习与努力，都是为了去发现自己本身存在的善，为的是更进一步地去拓展内心的善，这就是“存善”。孟子强调，这是一种可以发扬的内在道德情感。
三、荀子与“性恶论”
与孟子观点相对的，则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可以说是上承孔孟学说，下接易庸，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精华，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界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人物。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叙述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这种性恶是指，人生下来本性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恶”也可以变为“善”。荀子的“学”是为了改造人性的“恶”，是在强调外在规范约束的重要性，注重客观现实的任务改造。孟子的“学”则是为了扩展人性的“善”，注重的是主观意识的自我修养。同时，荀子还强调“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人要与自然奋斗才能生存，人能够主宰万物，与天地并立。在荀子这里，“天”不是有人的意志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大自然。所以我们要顺应客观的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这就是说，事在人为，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天”的奥秘，只要弄清楚人的规律就够了。荀子要求的是了解和重视与人事相关或能用人事控制和改造的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荀子还强调“礼”。荀子的“礼”同孔子的“礼”大有不同，孔子不主张打仗，荀子却注重“刑政”的重要性，并称“礼”“法”，这也成为荀子区别于孔孟的最基本特色。这也使得“礼”成为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的“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产物，是人作为族类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需的，是整个社会的礼法纲纪。在荀子看来，内在的仁义道德必须通过外在的规范才有可能存在。荀子心中的“礼”，不仅仅从氏族贵族统治者们的个体修养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出发，强调的是整体的礼法纲纪。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指出：“他（荀子）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这个“礼”就是指整个社会的法律规范。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儒家思想到了汉代，则演变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为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同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有了系统的政治伦常纲领，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以儒为主，儒学独尊，融合各家学说而构成的儒家新时代。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特别指出，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这里的“天”指的是阴阳五行，“人”指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依赖自然的天的五行阴阳来呈现出来的。着重指出了人要对天的服从，要根据天的旨意来实行政治制度，处理人际关系。“天”的意志和主宰作用与客观现实规律相结合。作为具体存在的人的形体和社会等级及伦理制度，都是“天”在世间的推演。董仲舒将自然事物伦理花，把自然的天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就是为了强调王朝统治也就是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和谐存在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董仲舒提出这些的目的，都是从理论上证明当时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之间的严格的统治秩序。正因为这样，他的观点才可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使得儒家的地位由此开始提升。诚如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所说：“儒学地位上升的同时，汉王朝也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宋明理学与儒学新发展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逐步成熟，使儒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欲望，“天理”是作为普遍规律无处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为具有法规似的普遍性，在整个伦理行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规律。同时，“格物致知”则成为达到道德意识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视“三纲五常”，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正，纲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王阳明发展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在这里是说纯道德本体意义上超越了的心。这实际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感性的倾向，并由之导向自然的人性论。对此，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孔子的文化思想范文6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传统文化思想;历史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J7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14-02
中国古典舞学科创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刻紧随中国传统文化无形的脉搏，其审美原则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流传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片肥沃的土壤，中国古典舞则是在土壤之上生长结成的累累硕果之一。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门类，中国古典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能够且应该反映、体现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审美原则。中国古典舞以本土文化为基础，融合外来文化，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中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本文将从传统文化思想、历史文化背景两方面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舞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舞的影响
（一）“中庸”之道――“和”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都重“和”，这意味着对内聚之力、融合之力、向心之力等的重视，各种对立皆可和。“和”在古人的心目中是世间万物最本真、最常态、最具有创造性的状态，是生命之依托、生存之力量，“和能生万物”。无论是生活中的为人处事，还是在工作与生意上与人打交道，我们都“以和为贵、以和为美”。其实“和”也意味着忍让、低调、内敛等中华民族长久以来所奉行的做人原则，这些都是达到“和”的必要条件。
“和”也是中国古代美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之一。我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标举的就是中庸思想。他对乐舞也颇有研究，其乐舞思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所提倡的艺术美，讲求“刚而不拙、柔而不弱”，反对背离“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孔子曾在观赏过歌颂武王克商的乐舞《大武》后评价其“尽美未尽善”，而在看过以赞扬舜的文德为内容的《大韶》之后倍为推崇，给予“尽善尽美”、“三月不知肉味”的评价。想必正是由于《大韶》符合中华民族“和”的审美标准，而《大武》则由于赞颂的内容与武力有关而未达到“尽善”。
古代人如此重“和”的思想决定了人们的审美原则与标准，使得中国的艺术朝着沉稳、中和、重内在这一方向发展。书法、绘画、音乐等亦如此，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古典舞更是如此。它在“和”精神的影响下，表现出“刚柔并济”、“内外统一”、“形随心动”等特点，体现出豪迈与含蓄、雄厚与淡雅的相融并重以及优美与壮美的对立统一。总而言之，在中国古典舞之中，出发点的各异最终都会归结到“和”的内核上。
（二）“太极”之理――“圆”
在中国文化中，“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型，这与古人的生命情调、宇宙意识等皆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圆”不仅是中国古典舞的整体轮廓形态，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造就的民族性格的心理外化的反映。研究表明，中国人在对艺术中线条的审美上特别青睐于曲线、圆形、球体。细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富于社会历史内涵的想象与联想。也由于中国人重“和”，而圆形易使人们感觉到整体、永恒、圆满、美满、和谐，因此中国人喜爱圆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太极之阴阳学说亦对中国古典舞产生很大影响。太极图本就是一种曲线和圆的美妙结合，代表着循环无穷、刚柔相济;其白面之中有黑点，黑面之中带白点，意味着阴阳相融、对立而不对抗。太极图恰当、准确地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精神。
受此影响，再加之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古典舞特别注重人体运动的完整性，无时无刻不讲求延长伸展、形神兼并、内外统一。因此无论是古典舞课堂之上的元素与组合练习，还是舞台上所呈现出的精彩的古典舞剧目，都是连贯的、如行云流水般不间断的;舞者的手、腰、头、眼、运动轨迹等，自始至终都在走曲线与圆，不断延长。
中国古典舞以“拧、倾、圆、曲”为基本形态和态势，以平圆、立圆、八字圆为运动路线，皆是中国古典文化与精神在中国古典舞上的重要体现。人体动作与姿态上的“拧、倾、圆、曲”反映出中国古文化的“圆融”与“内敛”，三圆的运动轨迹则体现出古人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中国古典舞身韵主干教材中的典型动作“云间转腰”、“云手”、“燕子穿林”、“青龙探爪”、“风火轮”，以及支干教材中的“盘手”、“穿手”、“晃手”、“摇臂”等，无一不与“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古典舞的影响
每一种事物的产生都与它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且会随着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对中国古典舞之剑舞来说亦是如此。剑最初的产生是打斗的需要，而发展至今天已经完全丧失其固有的属性，成为舞蹈、武术中的一种道具。在中国古典舞之中，剑舞更是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舞蹈。下面，我将以中国古典舞的道具舞蹈――剑舞为例，论述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古典舞的重大影响。
（一）剑舞的产生：商―汉
剑是一种古老的兵器，其历史久远，时至今日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最早的古剑起源于商代，其主要作用是防身自卫。随着剑的产生，剑术也出现了。在春秋战国后期，剑的制造工艺得到改善，精致而锋利，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武器;由于战争需要，剑术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提高。
至汉代，由于剑身轻薄易断，其攻击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出现之后，剑的威力大幅度下降。由于骑兵交战中主要的攻击手段是砍杀，很少有刺的动作，于是环柄刀代替了剑。至东汉末年，剑几乎完全被环柄刀取代，其作为武器的作用逐渐消失。但是剑术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人人喜欢击剑与佩带宝剑，“击剑”、“佩剑”之风颇为盛行。许多文人墨客、君子武士将剑作为随身携带的防御之物，并与剑结下了不解之缘。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剑在左，刀在右。剑在左，青龙象也。”人们不仅用剑来防身御敌，有时饮酒作乐之后，也可执剑而舞以抒情感怀。持剑起舞多是一时兴起，有感而发，如人尽皆知的《史记》“鸿门宴”一典中项庄舞剑的故事。此时的剑已经不再多用于战场与杀戮，人们更多地把剑当作一种配饰与礼仪。西汉时期，剑作为一种道具进入艺术表演领域。那时候的剑舞常与杂技结合表演，不仅增加了舞技的难度，而且增强了舞蹈的艺术魅力，更能吸引观赏者。在汉代，作为历史状态的剑舞，已经是百戏中舞蹈艺术中的一种――道具舞之一，并有舞单剑、舞双剑与独舞、双人舞之分。
（二）剑舞的发展历程：唐―明清
唐代是文化大繁荣的时代，更是古代舞蹈发展至巅峰的一个时代，歌舞盛行，百花齐放，剑舞也在唐代达到了顶峰。由于魏晋南北朝时重文轻武，清淡之风盛行，剑纯粹成为一种配饰，这使剑更加脱离其自身的功能属性而走向艺术化。唐代时涌现出一批技术绝佳的剑舞表演艺术家，特别是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得更是精彩无比。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d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的这首诗描写的是他在观看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时，回想公孙大娘舞剑时矫健飒爽、气势如雷的情景。公孙大娘的剑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剑舞的顶峰，是历史上剑舞最富成就的一个典范，标志着剑舞从武术中脱离出来，使剑舞走出艺术门类交叉的模糊状态，成为独立的舞蹈表演形式，对剑舞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此外，又有唐代“三绝”之一的裴F舞剑。《新唐书李白传》记载：“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F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可见唐代剑舞发展之繁盛。
到了宋代，由于社会审美的转变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队舞”产生。这时的《剑舞》是以唐“大曲”为基础结构，配上唱词、道白、诗歌表演的歌舞形式，与唐代纯粹是为了表现情感与舞技的《剑器》大有不同。元代由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本就无剑可用，自然也就谈不到剑舞了。至明清，戏曲再度崛起，剑舞作为戏曲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得到发展与提高。
（三）二十一世纪的剑舞
直到今天，从古展而来的剑舞经过提炼、整理而融入中国古典舞，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和新的使命。当代构建的中国古典舞剑舞，以传统的审美为基础，添加了新的元素，将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出贡献。在21世纪这个世界各国文化交融的时代，中国古典舞剑舞体现的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因此我国的剑舞课程、剑舞剧目被不断地改革、创新、发展，会将蕴含了中国文化与传统的剑舞传承下去。
总而言之，中华几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孕育出了当代的中国古典舞，使中国古典舞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中国古典舞则应该从身韵、基训、剧目等各方面，彰显出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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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