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1
海洋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后，政府会采取措施，对相关责任人实施惩罚。惩罚通常都重点立足于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对受影响居民的损害补偿。即使居民获得了相应补偿，也因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缺乏公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是“先污染后付费”，污染的集体或个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是以金钱补偿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这导致了污染者缺乏责任意识，降低了污染补偿的效率，拖延了救济时间，使海洋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给海洋环境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的现状，发现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二)加强对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监督管理力度工业废水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既有污染者的直接责任，也存在政府监管不力的间接责任。在保证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的同时，应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督，确保补偿真正落到实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这不仅取决于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发挥其经济职能和文化、社会职能的同时，也是社会运行的监管者。在社会危机发生的同时，既要发挥它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要负责事件的预防，在污染补偿方面最能体现政府的监管预防职能。政府应明确定位，不仅要做好污染的预防、监管工作，还应意识到作为间接责任者的定位。政府作为监督者和管理者，应发挥好作用，防止海洋污染事件的扩展，以免影响沿海居民的生活，使居民利益受损。为了确保补偿工作的进行，不仅需要加强内部监督，也要加强外部监督。政府应注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我国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很少，且大都进行公益服务，缺乏政策倡导型的组织。而大部分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如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等，都是半官方社会组织，具有政府背景。由此可见，我国缺少能够真正站在公众立场上表达意愿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时，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应支持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决策的过程中接纳非营利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其提供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并鼓励其在污染赔偿方面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指导工作。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办法是“先污染，后付费”模式，即当排污违反法律规定时，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处罚。这种处罚方式是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后才采取措施，罚款的金额远不能弥补对海洋环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补偿也不到位。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形成一种新型的模式———先付费后污染，也可称为“优先赔付”。在“优先赔付”的前提下，污染者先向政府缴纳排污的费用，获得政府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中明确规定排污的限度，并派遣专业人员监督，当排污达到限度是时则不再允许其继续排污。排污者事先缴纳的费用则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金，作为政府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利益相关居民的补偿。这种“优先赔付”的模式不仅能够减少污染损害，保护海洋环境，也能对受到污染损害的居民提供补偿。
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2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权问题；话题转向和前沿趋势；海洋中国话语
【作 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 ]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 ]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 ]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 ]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 ]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 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 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 ]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 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 ① 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 ]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 ]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 ]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 ]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
Durrenberger 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 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 ]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 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 ]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 ]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 ]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 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 ]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 ]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 ]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 [39 ]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 ]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Firth， Raymond.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M].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Inc.， 1975.
[2] 王利兵.海洋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视角[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 王嵩兴.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M].“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三，1967.
[4] 康纳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M]. 张经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Breton， Yv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 Groups in an Eastern Canadian Peasant Fishing Community： Bilateral Kinship and Adaptive Processes[J]. Ethnology， 1973， 12（4）.
[6] Ellis， Caroly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wo Fishing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1984， 46（3）.
[7] Schoembucher， Elisabeth. 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Maritime Adap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Flexibility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South Indian Fishing Caste [J].Ethnology， 1988， 27（3）.
[8] Byron， Reginald. The Maritime Household in Northern Europ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4，36（2）.
[9] Robben， Antonius C. G. M. Stratification， Scale and Ranking： Social Change in Two Brazilian Fishing Communities [J]. Ethnology， 1982， 21（2）.
[10] Volkman， Toby Alice. Our Garden Is the Sea： Contingency and Improvisation in Mandar Women's Work[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4， 21（3）.
[11] Westaway E， Seeley J， Allison E. Feckless and Reckless or Forbearing and Resourceful？ Looking Behind the Stereotypes of HIV and AIDS in ‘Fishing Communities’[J]. African Affairs， 2007， 106（425）.
[12] S・reng， Siri.U. Legal Pluralism in Norwegian Inshore Fisheries： Differing Perceptions of Fishing Rights in Sami Finnmark [J]. Maritime Studies，2013，12（9）.
[13] Smith， Roger C. The Caymanian Catboat： A West Indian Maritime Legacy [J]. World Archaeology， 1985， 16（3）.
[14]最后的捕鲸战役（Lamalera l'ultime combat）[EB/OL]，http：///video/VSET100216166991/1eeec54ba5c14ffcba252a841e3b106b.
[15] Mascia M B， Claus C A， Naidoo R. Impac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Fishing Communities[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24）.
[16] Schlager，Edella.， Ostrom， Elinor.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coastal fisher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M]// Terry Anderson and Randy Simmons.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ustoms and cultures： informal solutions to the commons problem，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1993.
[17] Carruthers， Bruce. G.， Ariovich， Laura.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1）.
[18] Aswani，Shank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demographic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n sea tenure regimes in Roviana Lagoon， Solomon Islands [J].Ambio， 2002， 31（4）.
[19] Acheson， Jame.M. Anthropology of fishing[J]. Ann.Rev.Anthropol，1981（10）.
[20]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 162（3859）.
[21] Acheson， James M. The Lobster Fiefs： Economic and Effects of Ecological in the Territoriality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Human Ecology，1975， 3（3）.
[22] Acheson， James M.， Gardner， Roy J. Strategies， Conflict， and the Emergence of Territoriality： The Case of the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4， 106（2）.
[23] Durrenberger， E. Paul， Pálsson， Gísli. Ownership at Sea： Fishing Territories and Access to Sea Resources[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7， 14（3）.
[24] Ostrom， Elinor. The challenge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J]. Environment ， 2008， 50（4）.
[25] Allen R， Joseph J， Squires D. Convers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Tuna fisheries[M]. Wiley-Blackwell，2010.
[26] Acheson， James M. Private Land and Common Ocean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Regimes[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5， 56（1）.
[27] Edwards， Steven F. Ownership of Renewable Ocean Resources[J]. 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 1994， 9（3）.
[28] Levin， H.B. Controlling Access： Forms of “Territoriality” in Three New Zealand Cray fishing Villages[J]. Ethnology， 1984， 23（2）.
[29] Taylor， Lawrence. "Man the Fisher"： Salmon Fish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in a Rural Irish Settlement[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1， 8（4）.
[30] Gatewood， John. B.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synergy： Information-sharing groups among southeast Alaska salmon seiners[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4， 11（2）.
[31] Bavinck， Maarten. Fishing rights in post-war Sri Lanka： results of a longitudinal village enquiry in the Jaffna region[J]. Maritime Studies ，2015， 14（1）
[32]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J].史林，1995（1）.
[33] Bourdieu， Pierre.， Wacquant， Lo？fc J.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street publishers，1992.
[34] 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
[35] Schachter， Oscar.， Serwer， Daniel. Marine Pollution Problems and Remed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1，65（1）.
[36] J. Dvarionien， G. ZoblaitNoreikien， J. Kruopien，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Life-Cycle Assessment Method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in Klaipda Sea Port， Lithuania[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13（290）.
[37] Vallarta， Jose Luis.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t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J].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83， 46（2）.
[38] Diehl F P， Siqueira C B. The Juridical Guardianship of Marine Waters in Brazil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 Managment of Hidric Recourses： International Acts and Incident National Legislation[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06， 1068（1）.
[39] 张先清.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视角[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3）.
[40] Levy， Eric M. Oil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J]. Ambio， 1984， 13（4）.
[41] Barbara R， Merrill S， Van W J.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Futur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6， 108（1）.
[42] Kottak， Conrad.Phillip.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Boston：McGraw-Hill，2009.
[43] 陈刚.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J].民族研究，2011（1）.
[44] 张先清.人类学重返海洋与岛屿时代[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03.
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3
一、海洋溢油事件的危害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 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此外,由于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均属于央企、跨国公司之类的“巨无霸”企业,地方司法机关在受理、审判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而将此类诉讼统交由高级法院受理又必然会增加维权者的负担。因此,“小”法院如何去审理“大”企业又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处理对海域溢油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索赔纠纷、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赔偿责任,就必须解决前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正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
另一个笔者认为海域溢油环境污染事故中法律赔偿问题的重点在于环境污染企业的赔偿能力。海域发生严重漏油事故时,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力量承担全部风险。此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即便如此,该公司仍背负了巨大债务,甚至开始出售资产筹集资金。同时,他们创建了一笔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这笔赔偿基金用于清理当前的油污、损失赔偿,同时也为将来可能显现的影响预留赔偿金,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受油污影响区域的清理、修复、长期生态影响评估以及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补助。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些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尽可能摆脱受制于国际巨头定价的局面,我国石油企业将通过技术输出等手段扩大海外石油资源的占有,提高石油进口量。但与此同时,石油在开采、运输等环节面临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旦发生风险事故,漏油导致海水污染,这些跨国石油企业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赔偿,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而按照国内法律规定,针对此次中海油漏油事件,责任方仅需支付二十万元的行政罚款,不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赔付的开端。
五、海洋溢油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4
【摘要】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地增加，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城市拥挤的问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铁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缓解交通拥挤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地铁技术成熟之后的跨洋地铁修建，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地铁的优势非常明显，那就是速度快、效率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交通的压力，但是地铁穿越海洋工程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破坏生态环境，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测。
【关键词】地铁 穿越 海洋工程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地铁的兴起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步骤，能够极大的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还能够提高整个交通效率，极大的方便人们的生活，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方便海峡之间的交流和交通的效率，地铁穿越海洋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点之一，但是在方便人们生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地铁穿越海洋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海洋资源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要对地铁穿越海洋工程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重点监测方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地铁穿越海洋工程
目前，我国在地铁穿越海洋工程方便还处于实行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在大连地铁方面，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最近了《大连地铁5号线（海底隧道工程）海洋环评公示》，根据公示将会修建一条3.4公里长的海底隧道，这条隧道将会出暗语梭鱼湾海域，修建完成后市民可以乘坐地铁穿越海底国际。可以说这是我国目前在地铁穿越海洋方面的重要尝试。这条海底隧道的主要方案是在原有的地铁一号线和地铁二号线的基础上，修建四号线五号线以及七号线，通过对整个的海洋区域的研究发现，海底隧道工程选址在大连湾西侧，根据目前的进度来看，该工程将会在2019年完工。
目前，我国在对地铁穿越海洋的研究也处于不断地深入的状态，海下地铁的发展势必会成为我国接下来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发展地铁穿越海洋的过程中我国还注重对海洋生态的监测，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环境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地铁穿越海洋又是比较新兴的行业，因此对地铁穿越海洋工程的海洋生态环境检测我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是在海洋工程检测中还需要许多的技术及碰到许多的难题，这些技术及难题将会下下文中进行分析，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一定的经验，改善我国的环境。
二、海洋工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海洋工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非常重要，主要是在进行地铁建设的过程中会对海洋造成一定的污染，出现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海水中的悬浮物会明显的增加，这些悬浮物的增加不仅仅影响海域的环境质量，而且有可能对海产品养殖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会极大地影响整个工程的成本，进而影响到周围人们的正常生活。海水中的悬浮物的急剧增高，会进一步影响到周边的海域初级生产能力，一旦影响到生产能力就会扩散到海水养殖的区域，一旦这些海域初选污染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一点就是在海洋监测中的监测区域问题，监测能够发现在地铁建设过程中的污染状况和分布，能够减少监测的指标以及地铁建设对海洋的生态影响程度。还有一点要明确的是在地铁建设的过程中要建立生态敏感区域，这种生态敏感区域也就是海洋中的自然保护区，因为即使没有地铁这种海洋过程也会出现病原生物感染的现象，因此要在地铁穿越海洋工程中给予更多的重视，建立更加完善的生态敏感区域，保证减少对养殖业的影响。
对于监测站点的分布也是非常讲究的，一般分布在断面，在海岸的垂直方向布设纵断面三到五个，然后再整个工程的核心的主断面布设几个，这样整个断面的布设就能够实现断面交汇，实现比较完备的监测。另外，是监测范围的问题，在进行监测范围布置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对重叠布设站位，这样可以使用历史数据进行评价和比较。在监测生态敏感区域，布设的监测点应具有代表性，能够用最少的监测点获取最多的监测数据，这样才能够方便数据的收集，并能够作出可比性的评价，要始终以生态敏感区域的保护为主，适当增加生态敏感区域的监测站。
在进行监测时要对地铁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污染物进行监视，其主要的污染物主要是肉眼能够明显看到，进行GPS定位，寻找到扩散的范围并进行及时的处理。另外，对那些重要的污染物要进行跟踪监测，只有对他们追踪的监测才能够保证这些重要污染物不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最后，监测都是定期的，只有定期的监测才能够保证监测的质量和效率，保证监测的效果。
三、结语
地铁穿越海洋工程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能够极大的方便人们的出行和缓解交通的压力，而且是我国国力的重要体现。但是地铁建设毕竟是在海洋过程中进行的，在许多的方面是不成熟的，因此会造成一定的海洋污染现象，海洋污染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海洋的生态平衡，最总要的是会影响到海洋敏感区域，破坏他们的生态结构，最终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参考文献：
[1]孙万山， 孙国治. 海岸港口工程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指标优化[J]. 水运工程， 2007，（9）.
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5
关键词：海洋生物；保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Q16 文献标识码：A
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不仅能够为人类提供美味可口的食物，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海洋生物在废弃物分解、气候调节以及氧气提供等众多方面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类必须要正确认识到海洋生物正在逐年减少这一现象，因此，国家以及海洋生物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国内的海洋生物的保护和管理现状，对我国海洋生物所面临的问题展开深层次的探究，并对此提出有效措施加强对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
1 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我国不但是一个陆地大国，更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达到300万km2，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海洋生物已经达到2.6万多种，是世界上拥有海洋生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还具备了红树林、珊瑚礁等众多生态保护系统。下面就其中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举例说明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红树林是一种自持的、可更新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生长在热地、亚热带海岸潮湿地域带的上面，属于常绿阔叶林的一种，被称为是“海底森林”，红树林生态系统2000多种鱼类、鸟类以及其他一些附生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繁殖环境，此外，红树林还在海岸防护、净化河水、保护湿地多样性的等众多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毁林围海造田或者搞城市建设等人类的一系列破坏，红树林的面积就在大幅缩减，尽管在此过程中，国家曾颁布相关政策进行阻止，但是仍然未起实质性的作用，再加上后期红树林转换性的开发，使得红树林面临濒危的境地。根据调查报告显示，60a来，我国的红树林面积已经减少到73%，因此，国家极其需要重视红树林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我国其他的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2 我国海洋生物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人类生存和生活方面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加大对海洋生物的开发利用，再加上人类大肆进行沿海建设，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给予人类无数的海洋资源，人类不知感恩，反而为了牟取暴利，进一步加大了从海洋和海岸等多方面挖掘海洋生物资源用于生产加工的原材料，特别一些商业价值较大的海洋生物资源，更是倍受人类无情的迫害。人类的海洋捕捞不但针对鱼虾类和脊椎型动物，更有甚者还会顶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捕杀受国家保护的海洋生物。通常来讲，像海龟、海豚以及鲸鱼等体积庞大的、生命周期较长的、繁殖率较低的这些哺乳性海洋生物，他们的敏感性极强，一旦遭受到人类的伤害，就会很难恢复过来。
2.2 海洋污染方面
海洋生物出现病害现象的主要是由带有病原体生物和具有污染性的生物引起的。人类的日常的生活用水、工厂的污水排放、渔船为首的行业排入以及大型的水产养殖，都会伴有许多病原体生物，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污染。有时候，海洋污染还会导致赤潮的发生，从而使得鱼虾和其他大量的脊椎性动物濒临死亡危境，严重时可能会造成一些稀有的海洋生物种类因为海水污染而消亡。几乎每年都会有报道说某一海域发生石油泄漏事件，这都对海域造成了很大的污染，许多海鸟为此丧失生命。再或者，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海洋中的有机物含量日渐增多，使得海域污染状况更为严重。现今的核污染也是海洋生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人类在生产研发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原子核能技术的使用，为此，海洋中相关核废料也就随之增多，同时也加大了核事件的发生率。比如，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泄露事件，不仅对其本土海域产生重大的污染，而且还对我国海域造成了严重污染，至今还存在一定的隐患。
2.3 生态环境方面
人类围海造田、围海搞城市建设、大量开采海洋矿产资源、破坏海岸等一系列活动都导致了海洋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促使海洋生物面临着重大的环境压力，并且，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害的程度也日益严重。一些大河流上的水库、发电站建设，以及气候造成的连续断流现象同样会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近40a内的围海造田、围海搞建设的面积总的加起来已经接近67万hm2，也就是说，我国有将近一半的海岸湿地被人类用来开发建设了，每年我国的沿海湿地面积都会平均缩减2万hm2。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
2.4 气候变化方面
随着大气污染的加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科学研究表示，到2100年，全球的气温估计会上升到2.5～10.4，将会给全球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海洋的影响颇大。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回升南极已经出现了冰川融化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推测，倘若全球的冰川融化后，海平面将有可能上升66m，到那时，我国将面临者被海水淹没的境地。全球气候变暖也将严重危害到海洋生物资源。随着海水温度的逐级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的上升，许多海洋生物会因为气候不适而渐渐消亡，海洋生物种类也将逐渐减少。
3 改善国内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现状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的规范性
我国的海域广阔，海洋生物品种繁多，因此，保护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虽说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海洋生物保护的法律制度，但是随着我国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愈加频繁，现有的政策制度早已不能达到国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所以，政府应该结合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并完善国内的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及时落实好海洋生物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我国的海洋管理部门还应注重对现今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做到有效解决，对已有法律制度不适应现实发展的进行优化和调整。积极借鉴国际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与策略，提升国内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改善我国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的现状。
3.2 建立健全的协调管理体制
海洋生物保护工作极具变动性，在工作中，各级部分之间难免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的协调管理体制，明确划分各管理部分应该承担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从行政辅助管理制度着手更能确保这样工作的落实。所谓行政辅助制度主要是指不相隶属的机关或部门在工作开展工作的进程中，由于某种需求，彼此给予帮助，并且协力完成任务的行为。这种制度不但可以有效的避免政府中立状态下的缺陷，而且有利于实现行政工作效果的最大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行政辅助制度的施行必须要以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为前提。行政辅助制度主要涵盖了提出请求、审核请求、采取措施以及救助等4方面内容，也就是说，凡是在相应的请求帮助的规定范围之内，本机关都可以向其他机关提出行政帮助的请求，受到请求的有关单位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对请求的审核，审核时要注意请求的事项是否在本机关的管辖范围内，请求帮助的事项缘由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性，是否有违反法律的行为等，不过这些通常只要观察表面事实便可；受到请求的机关需要在有效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倘若受到请求的辅助机关无法采取相应的措施时，请求机关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性的途径来实现对本机关的救助。所以，协调管理体制的建立是促进海洋生物保护与管理工作落实的有效措施。
3.3 协调好海洋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不仅关系到海洋的保护，而且与国内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倘若一味地重视海洋保护，而忽略对经济的建设的话，那么海洋生物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就很难落实，预定任务也就更加不易完成。不过虽说海洋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存有分歧，但是这一问题仍是可以解决的。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可以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同时兼顾对海洋的保护和经济的建设。比如人工渔礁技术，它不但能有效的提高沿海水域质量，而且还能为鱼、虾等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可以施行相关的法律政策，建立一系列的海洋保护制度。比如推行休渔养海政策，在休渔期间严禁任何个体或单位进行捕鱼作业。根据《渔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反休渔制度渔船，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与此同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应制定相关政策以保障在保护海洋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建设，如实行渔业权利流转政策。
在保户渔民权益的同时，明文规定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海洋保护的义务。因此，我国的海洋管理部门在保护海洋生物的同时也需注意兼顾海洋经济的发展。
3.4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指针对海洋生物划分一定的海域、岸段以及海岛区，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上生态环境恶化的有效手段。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就是对那些珍稀和濒临灭绝的海洋动植物的保护，从而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以及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自然保护区还在科学探究、科普教育以及生态旅游3大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我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就体现出这些方面的功能：河北省昌黎黄金海岸自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海岸的自然景观和海区的生态环境；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红树林生态系统；海南省大洲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金丝燕及其栖息的海洋生态环境；海南省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珊瑚礁及生态系统；浙江省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贝、藻类及其生态环境。因此，国内必须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以实现对国内海洋生物的进一步保护与管理。
总而言之，我国的海洋生物保护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海洋管理部门进行结合现实状况建立健全保护管理体制，而且还需要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发展。
参考文献
海洋污染解决措施范文6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防治污染损害，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工程建设、生产、旅游、科学研究以及其他活动，或者在沿海陆域内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在本自治区管辖海域以外，造成本自治区管辖海域污染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保护体系、防灾减灾和污染防治能力建设，及时解决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将海洋环境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列入环境保护目标考核体系，并将海洋环境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本级人民政府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防治本行政区域内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级人民政府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负责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林业、水行政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海洋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鼓励、支持海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举报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行为，鼓励社会投资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编制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和公布后实施。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任务、主要措施、海洋环境污染应急能力建设、重点海域、海洋生态建设项目安排以及对自治区有关部门和沿海设区的市、县的要求等内容。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应当与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有关沿海开发规划等相衔接。
第七条 沿海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根据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海洋环境保护实施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和公布后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海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标准化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对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拟定自治区海洋环境质量标准，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和公布后实施。
第九条 沿海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海洋自然灾害和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预警联动机制。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加强对海洋自然灾害和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监视、预警、预报以及信息管理工作，建立海洋环境监测、监视资料共享机制，并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环境监测、监视标准及规范，定期对所管辖海域的海洋环境质量作出评价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分别负责各自所辖水域海洋环境的监测、监视。
第十条 海洋环境质量评价内容包括海洋化学、海洋生物与生态以及近岸海洋环境状况、主要入海河口和排污口污染物排放等基本情况。
第十一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编制环境质量公报所需的海洋环境监测资料。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有关的资料。
第十二条 从事海洋环境调查、监测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赤潮、风暴潮、海浪、海啸等海洋自然灾害和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
海洋石油开采和沿海石化、造纸、冶金、核电、航运、港口等可能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制定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的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污染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专用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和器材。
海洋石油开采和沿海石化、造纸、冶金、核电、航运、港口等可能发生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建立兼职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专用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和器材，定期组织演练。
第十五条 发生赤潮、风暴潮、海浪、海啸等突发性海洋自然灾害和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时，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尽快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相关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灾减灾和污染事故处理工作，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有关突发性海洋自然灾害和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第十六条 发生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时，当事人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并及时就近向海洋、环境保护等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当事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由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按照职责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污染损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所需的费用由责任人依法承担。
第十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环境保护等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接到海洋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依法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通知并转交有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调查处理，同时告知当事人。
第三章 海洋生态保护
第十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依照法定程序选划、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第十九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渔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对未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以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建立海洋生态监控区，及时掌握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第二十条 经依法批准在海岸、海域采挖砂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进行，并采取必要的生态保护和安全措施，不得危及海岸、码头、航道、跨海桥梁、临海公路、海堤、海底管线等的安全。
除码头、防波堤、引堤和护岸、港池、进出港航道、锚地等港口设施、航道的建设和疏浚外，禁止在下列区域采挖砂石：
(一)重要的鱼类洄游通道、索饵场、越冬场、产卵场和栖息地;
(二)海洋水生动植物养殖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传统赶海区;
(三)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防护林带、海洋生态监控区、滨海浴场;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海域。
第二十一条 人工鱼礁建设和近海人工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相关技术规范。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人工鱼礁区、休渔期和近海人工资源增殖放流活动的监督管理和生态监测。
第二十二条 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应当进行科学论证。经批准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的，应当在批准机关指定的区域对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进行可控性实验;发现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危害的，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并报告当地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渔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渔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组织跟踪观察，发现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危害的发生或者减轻、消除危害。
第四章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自治区重点海域海洋环境容量、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组织制定本自治区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海控制计划。
沿海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自治区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海控制计划，制定所辖重点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海控制计划的实施方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水行政、国土资源、农业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入海河流源头和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实行入海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理负责制，确保入海河流水质不超过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入海河流的水质监测，确保入海河流水质不低于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确定的水质要求;发现不符合水质要求的，应当依法调查处理。
第二十五条 海水养殖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渔业养殖规划等有关规划，严格控制浅海滩涂养殖总量。
从事海水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批准的区域内养殖，推广生态健康的养殖方式，合理投饵、施肥，养殖用药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农药、渔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不得将养殖生产、生活废弃物弃置海域，对含病原体的养殖废水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海域，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第二十六条 设置入海排污口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
禁止在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海滨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海域新建排污口。原有排污口排放的污染物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治理;经治理仍不符合要求的,依法责令迁移或者关闭排污口。
第二十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和主要污染源排海控制计划要求，加强对入海排污口和陆源污染物排海监控。
经依法批准向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应当将申报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以及防治海洋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有关技术和资料抄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并保证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有关标准。
第二十八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沿海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实行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配套管网覆盖区域外临海的宾馆、饭店、旅游场所以及畜禽规模养殖等相关场所，应当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对本单位产生的污水进行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临海工业园区以及不在工业园区的工业企业应当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集中处理污水，并按照园区规划环评要求和项目环评要求实行达标离岸深水排放。
第二十九条 经依法批准向海域排放污染物或者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倾倒费。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的排污费、倾倒费，应当用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整治，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条 沿海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应当建设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处理设施，实行船舶废弃物集中处理。
船舶及其相关作业不得违反规定向港口水域或者海洋排放含油污水、压载水、废弃物、船舶垃圾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对来自有疫情港口的船舶及其废弃物、垃圾、污水、压载水等污染物，应当向停靠的港口所在地的检验检疫部门申报，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一条 海岸工程、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经原审批或者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建设项目不得试运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原审批或者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在该海岸工程、海洋工程投入运行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前向原审批或者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环境保护设施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当限期整改。
第三十二条 禁止在天然港湾有航运价值的区域、重要苗种基地和养殖场所以及水面、滩涂中的鱼、虾、蟹、贝、藻类的自然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以及重要的洄游通道围海造地。
经依法批准从事围填海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先围后填方式和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使用的填充材料应当符合海洋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不得使用生活垃圾、医疗垃圾等有毒有害材料填海。
围填海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海洋环境跟踪监测工作，并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规定施工。
第三十三条 使用海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清除用海范围内的垃圾和废弃物。
第三十四条 因工程建设、石油开采、排放污染物、海上运输、倾倒废弃物等造成海洋污染事故，危害海洋生态环境、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给国家、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海洋污染事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部分，由依照本条例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向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所得赔偿款应当用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和水产资源增殖。
第五章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
第三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海岸工程和海洋工程，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三十六条 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或者核准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应当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其中，围填海工程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和当地公众意见。
第三十八条 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或者核准后，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改变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请批准或者核准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或者核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在该工程开工建设前报原审批或者核准部门重新审核。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外采挖砂石的，由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采挖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在批准机关指定的区域对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进行可控性实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采取补救措施，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危害的，责令消除危害。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将养殖生产、生活废弃物弃置海域，或者将含病原体的养殖废水未经无害化处理排入海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批准方式围填海，或者使用的填充材料不符合海洋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或者使用生活垃圾、医疗垃圾等有毒有害材料填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或者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建设、运行，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或者海上污染事故发生时，未依法予以制止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造成严重污染损害后果的;
(二)超越权限审批或者核准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三)海岸工程、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获得审批或者核准，擅自批准工程开工建设的;
(四)挪用排污费、倾倒费的;
(五)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xx年2月1日起施行。
海洋环境保护的现状于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经1999年修订后，从20xx年4月开始实施。新法在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防治海洋污染工程建设项目和遏制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是近年来清洁海洋的举措之一，该计划对海上油(气)田、船舶的废弃物排放入海和废弃物海洋倾倒等海洋排污行为作出若干限制性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