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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1
一、试题特点分析
1.突出主干基础知识，涉及隐含基础知识
历史基础知识是指重要的历史年代、主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最基本的历史概念。新课标规定高中生所掌握的基本历史应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第28题所呈现的“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试验科学”、“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主干基础知识。
隐含基础知识是指隐藏于主干基础知识之下，与主干知识紧密相关的基础知识。隐含知识往往是课程标准、考试大纲与教材鲜有提及，但必须挖掘、拓展的知识。“哥白尼的‘日心说’”就属于此方面的隐含知识。
2.一题一专题，考查容量大
通过专题呈现考题逐渐成为高考试题命制的趋势与特点，一道选择题往往是一个单元主题的浓缩、一段历史阶段特征的总结。第28题考查了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的主要轨迹，考查了近代科学的独立、奠基、形成与拓展过程，这种以专题形式呈现的试题形式也恰恰符合了新课程以来以模块组织教学的特点。
3.关注热点，突出现实
第28题关注的是科学发展问题，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不仅如此，该题还巧妙地切入了周年热点问题，2013年是哥白尼（1473―1543）诞生540周年，命题者以隐性的方式，通过引用恩格斯的材料来设问，以此考查与时代热点密切相关的历史知识，突出反映了历史学关注现实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学科价值。
4.设问精巧，强调理解
从近几年新课程高考试题来看，新材料、新情境、新问题的“三新”试题逐渐成为命题主流。第28题以恩格斯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评价为材料来设置问题，“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体系。哥白尼的“日心说”最早否定了宗教神学深信的“地心说”，宣告了科学的独立；伽利略的试验科学开创了近代科学，为经典力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发展变化思想引入生物界，开创了生物科学发展的新时代。该题要求学生综合对比四个选项，在深刻理解四位科学家的成就与特点的情况下作出正确选择。
二、基础知识复习策略
1.以主干知识为主，隐含知识为辅
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应依托课程标准与教材，着力做好主干基础知识复习，除准确、全面、深刻把握具体史实、基本概念、理论观点外，更应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分析与比较，使学生既能深刻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能在解题过程中灵活运用。教师要善于挖掘隐含知识，理解隐含知识的原因、特点、影响与评价等，帮助学生形成具体历史问题的多元认识。
2.运用联系的方法组织知识，形成整体架构
联系方法是基础知识整合的有效方法。联系有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纵向联系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史实本身的理解掌握。横向联系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阶段总体特征的把握。第28题是有关近代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贡献、发展，属于纵向串联方面的考查。现行教材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模块组织教学，由于各模块之间各有侧重、彼此独立，因此，只有把相关历史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联系对比才能理解更全面、更深刻。
3.以时间为脉络，突出热点，关注现实
历史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任何史实都可放在时间的大坐标中定位。时间有两类：一类是历史时间。历史的连续性和规律性是通过按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体现的。教师在基础知识复习中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历史时间，必须培养学生的时序性思维。另一类时间是现实时间。即任何一个历史史实都可与现实时间发生联系。教师在基础知识复习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既依托课本又能跳出课本去关注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运用历史学科独特的视角去审视、理解、洞悉现实热点、焦点与周年等问题。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2
关键词：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力学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近代自然哲学家以近代机械力学为基础，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概括和总结自然观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形成的自然观。它是历史上相继的自然观状态的一种形态或一种阶段。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与哲学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从15世纪到18世纪，工场手工业替代家庭手工业，生产技术逐渐改进，自然科学逐步冲破宗教神学观念的束缚，其中力学发展最快，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各方面。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伽利略将试验方法和数学演绎方法相结合应用于物理学领域，使机械论自然观表现出了“自然的数学化，质还原为量，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上帝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特征。牛顿统一了天体力学和地面力学，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综合。他认为物体没有改变状态的能力，惯性是其本质属性，运动需要借靠外力，宇宙是一个依照某一运动规律被设计出来的机械装置。之后近代的自然科学都以力的概念和机械运动的规律去研究自然科学的其他现象。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法国的笛卡尔奠定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世界的运动都是按照力学的定律来运动的，并用这种机械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物质运动，包括宇宙中星体的运动、复杂多变的人体运动，甚至是生命有机体的动物生理运动。这种物质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可以为事物所主导的运动，而是无生命的运动。他认为世界被严格区分为形体世界和精神世界两个部分，它们都有上帝这一个共同的来源；伴随着这种区分，他同时也将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人文同自然哲学和科学进行了分离。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西方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均受到来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影响，然而仍然具有局限性，对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对其扬弃后发展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运动就是失掉一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个位置”。因而，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看来物质的运动无非只是位置的不断变化而已。他们只是把运动看做是机械的运动，而没有看到其他的运动，用机械运动的特点掩盖了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则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运动是绝对的，运动具有客观性，运动过程包括进化和退化，事物运动的方向最终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
把一切质的差异都归结为量的差异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形而上学的一个表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质量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发展过程和状态、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而且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质变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质自身的规定性，又否定了不同层次的量的各种规定性，因而把量的范畴抽象化、绝对化。例如他们认为，可以用事物量的变化来将一切质的差别和变化归结起来，否定质变的存在。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孤立、静止的方法研究自然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导下的自然科学研究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用孤立的观点来否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用静止的观点来认为事物在本质上从来不发生变化，将自己归到了造物主创造整个自然界的唯心主义营垒中。16-18世纪的自然科学大部分领域和学科正处在搜集资料和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的初级阶段。如生物学家林耐把各种植物孤立起来进行分类，认为先要知道生物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然后才能研究他们是怎样进化的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将研究对象进行分解加以研究的方法由于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成了孤立、静止的研究自然界的方法。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自然科学上没有突破神学的桎梏。虽然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束缚，如牛顿就用力的概念和机械运动的规律去揭示一切现象，得出了严格的用数值来表示机械因果性的公式。但是牛顿认为惯性是物体的本质属性，物质本身没有改变状态的能力，物体要改变状态，只有依靠外力，提出了所有运动变化的原因都在物质外部的外因论。牛顿把这个外因归结为“神的第一推动力”，又陷入了神学的桎梏。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了经济学，受其支配下的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认为自然中存在心灵和物质这两个实体，二者独立存在而不相互依存，各自有着不同的属性，一方的变化不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造成了自然与人的对立，导致人们对自然伦理的冷漠，是人们的自然观发生了异化。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和剩余价值，不断去更新技术去开采自然资源，对污染物进行毫无节制地排放，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造成了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不平衡。
结语
本文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入手简要介绍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然后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角度对其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局限性进行了评析。由于对自然科学仅处于概念上的了解，且缺乏对人类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自然观的深刻理解，因此无法很好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准确地对机械唯物主义主义自然观进行评析。知识的欠缺和方法的不严谨导致本文没有以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具体局限为参照进行研究，仅仅停留在了简单笼统的论述上。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3] 李尊，刘晓君：《机械自然观的思想基础及影响》，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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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文义：《评析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载《雁北师院学报（文科版）》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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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彤：《论机械自然观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3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 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 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 《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科学；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教育观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复杂关系是教育理论中远没有解决的话题，现在还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即似乎只有人文学科内含人文精神，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似乎就是加强人文学科的教育。这种误解遮蔽了科学教育内含的另类人文资源，使人意识不到科学教育独特的价值。如果不走出此种认识上的误区就难以在新世纪培养完整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因此很有必要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相关的概念，历史地认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互关系。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关的概念主要有两类，一是与科学有关，包括科学与科学主义、科学教育与科学主义教育，科学教育观与科学主义教育观。二是与人文有关，包括人文与人文主义、人文学科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人文教育观与人文主义教育观。这些概念都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语境性。贝尔纳（1901—1971）在谈到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时说：“科学的本质是不能用定义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过于刻板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1]贝尔纳的这一思想对于历史地分析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很有启迪意义。
一、历史视野中的“科学”
从词源上看，科学是指知识、智慧和研究形式。12世纪的宇宙论者威廉认为科学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知识”，在梵语中“科学”一词指特殊的智慧，最早给科学以明确规定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科学研究是一种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的活动。在17世纪中叶，science翻译为“格致”，即指分科之学，意为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学问。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科学的认识呈现出多元的观点。罗素（1872-1970）把凡是诉诸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于权威的一切确切的知识，称之为科学。李凯尔特（1863—1936）从方法论上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贝尔纳强调科学的探索。丹皮尔（1867—1952）对科学的界定重视的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结果以及知识的系统性。巴伯所注重的是，科学必须是理性在处理可经验的客体时所生之物。杜威认为，在思维过程的意义上，科学是一种方法，在思维的结果上，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近现代国人不像西方学者那样对科学进行不同视角的审视，而是十分注意科学与技术的区别。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在这里，“学”指的是科学，“术”指的是技术。对科学概念的历史考察带来两点启示：其一，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在19世纪最初关注的是科学活动的结果。20世纪之后，逐步注意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其二，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对科学的定义有不同的视角，所强调的侧重面有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规定和说明科学的含义：第一，科学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一客观存在就狭义而言是指物质世界，就广义而言，它既包括物质存在也包括精神存在。第二，不管是广义的科学还是狭义的科学，其知识形态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它不同于意见、猜测与传说。第三，科学不仅包括认识所获得的结果，也包括认识的过程与方法。第四，从过程的角度看，科学是一种批判性的探索未知的创造活动。本文中的科学取狭义的科学，在与“人文学科”相对的意义上，用自然科学代替科学一词。对科学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也采取类似的话语方式。
二、科学教育：从近代的崛起到当下的贬谪
科学与科学教育在历史过程中曾有过飞速发展与迅速倔起的黄金时代，也曾遭受指责，并陷入误解的困境。近代以来，它们经历了从崛起到贬谪的演变，但是不可能被驱逐出人类的认识视野和精神领域。
近代科学的发展引发了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表现为科学主义教育与科学主义教育观。科学主义是指：“一种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推广应用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观点，是一种坚信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2]“主义”并非用来一般性地表示某一种学说或主张，它是与形而上学相伴产生的一种等级化、中心化和权威化的知识阐释系统。从后现代的立场看，“主义”乃是十足的贬义词，它凭借虚构的中心，垄断了对世界的阐释权。“主义”不仅以某一个概念为其中心，而且力图借此使自己在整个知识阐释的空间成为权力性的中心机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为其中心，凡是非科学的知识都需要在它的法庭上接受其检验，或者被科学化，或者被迫放弃其生存的权利，似乎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因此，科学一旦“主义”便不再是科学，而是流变为一种支配其他一切知识话语的“元述事”。欧文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崇拜”，韦莫斯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郭颖颐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从传统遗产中兴起的信仰形式，科学成为文化设定的“公理”。科学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强调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用它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世界的一切，包括生命、情感、思想、精神等，迟早都可以化约为科学认识的范围与对象。第二，科学的方法应该用于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知识领域，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有效的方法。
科学与教育联姻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科学的教育化”与“教育的科学化”。所谓科学的教育化就是指科学走进教育领域的历程。科学的教育化强调在教育内容上应吸纳科学，消解古典人文学科的独尊地位，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在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人能用其检验并解决自己问题的知识。这是通过科学和科学方法给予人类的知识。”[3]。科学的教育化走向极端就暴露了其内在的局限性，即过分强调科学教育内容而忽视或排斥非科学教育内容。这种极端思想可以称为“科学主义教育”。教育的科学化则是指，极力主张教育理论的发展要依靠科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教育的科学化强调，在研究教育的方法上把教育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这可以称之为“科学教育观”。例如拉伊（1862—1926）认为实验教育学的目标是“根据生物学、社会学以及道德学的规律和规范，用实验、统计和有系统的观察，来解决教学上和教育上的问题”。[4]教育的科学化是针对旧教育理论的空疏无用而提出的，应该说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教育的科学化”走向极端就演变为“科学主义教育观”。概言之，科学主义教育与科学主义教育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近代科学进入教育领域有一个合法化的过程。近代科学的形成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哥白尼到牛顿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但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直到19世纪才得到基本的认同。“在19世纪的工业社会中，伴随着民众教育制度的发展，自然科学以公认的现代化形式在中学出现……欧洲国家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是对传统的以古典文学课程为主的中等教育的挑战。但是，对自然科学学科的顺应，是在19世纪末对自然科学的地位和认可经历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才获得的。[5]然而当现代科学在社会中产生巨大双重影响之际，科学教育也就遭遇被贬谪的处境。与人文主义教育比较而言，科学主义教育似乎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
三、历史语境中的“人文”
“人文”概念的内涵丰富多彩而又歧义丛生。在古代汉语词汇里，“人文”一词有三个基本的含义：[6]第一，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以人自身为观察和思考对象的文化内容。第二，泛指人世人伦之事，意味着与人生事物的某种关联。第三，与人道相通，指为人之道或道德规范。在当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问题的纷争中，人文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指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二是指人文精神。在英文词汇中，来源于拉丁词humanitas（人性、教养）的英文词humanity，其意思有四个：第一，人道或仁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第二，人性。人类的属性；第三，人文学或人文学的研究；第四，人类。
西方的人文学科（拉丁词humanitas）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的著作中，西塞罗（前106—前43）用humanitas来表达一种教育理想，即通过教育或教化而使人获得完整、圆满的“人性”，也用这个词来表示具体的课程体系，即成为“自由民”必修的科目，包括哲学、语言、修辞、历史和数学等。在中世纪，古典的人文学科经过奥古斯丁（354—430）和其他神学家的发展，又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基础。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成了专门知识的独立分支或流派。在14、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1304—1374）等人，通过整理与发掘古罗马的文化遗产，主要是西塞罗时期的文学作品，发现了一种与宗教神学完全不同的人生哲理。于是“人们转而面向古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成了研究的对象。这些作品被当作人文科学”。[7]
这时的“人文学”被称为人文研究（studiahumanitas），与神学研究（studiapinitatis）相对立，它包括语言、文学、哲学、艺术等关于人自身的知识学科以及这一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学”一词的出现，不仅折射出当时学术方向的改变，还意味着一种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义的新世界观代替了宗教神学的旧世界观。人文学科被当作培养“巨人”的手段。作为教育纲领的人文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和文学。人文学科被当作完整的教育纲领，其最终目的在于训练人的多方面的才能，并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如今的人文学科范围十分广泛，“人文学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研究领域：现代与古代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评论、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总的来说，在文艺复兴之前，人文学科指古典的教育思想和与之相关的教育课程体系。近代以来，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对应。”人文学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知识。”[8]
四、人文与人文教育：从主流到退隐、从复兴到抗争
人文学科与人文教育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潮涨潮落”，从古代的主流地位到中世纪的退隐，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振兴到现代社会的抗争。这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衰密切相关。人文主义（humanism）由人文学科衍生而来。人文主义的狭义理解指14—15世纪发生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运动。“19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用人文主义（humanitas）一词来摄括整个思潮。”[9]“广义的人文主义是远自古希腊近至二十世纪现代的一种观念，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一种着眼于人类既有尊严、又富有理性的哲学观。……其精神是现实的、宽容的，其学习方法则为教育，自由研究和启蒙。”[10]美国学者古德认为，人文主义是指：“强调人类在宇宙关系中的尊严、利益及重要性的任何哲学理论。”[11]总之，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地位和尊严，倡导个性发展，关心人的幸福和命运。文艺复兴之后，科学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威力，使人类获得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全能感”和“幸福感”，似乎凭借科学人类便无所不能，科学逐渐成为一种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实证主义把科学视为知识的典范。人文学科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走上了一条衰落、危机、复兴的“辛酸”之路。康德对事实与价值的划分，划分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各自的领地。到了现代，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由相互区别到分离、隔绝发展到对立、甚至冲突，出现了两种互不理解的文化。历史地看，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并不必然发生冲突和对峙。但到了19世纪末之后，当它们变为“主义”时，二者的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在前现代时期，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范畴是蒙昧主义与宗教神学。当时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以对理性的推崇为联结的纽带，携手反对神学和宗教信仰。二者对人的一致理解是：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理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是人的尊严、价值的体现；要拨开神性的迷雾，关键是唤醒人的理性，使理性复苏。19世纪末，人文主义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在费尔巴哈的哲学里出现了新的转向。费尔巴哈用肉体的感性的人取代了传统大学中那种无实体的精神的人。以推祟理性为人的本质的人文观念，在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感性冲动中开始了最初的消融。现代人文主义把研究对象聚焦在对人的命运、价值、前途等的研究上，否认人的理性作用，否认科学的价值。认为只有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等才是人的本质，而理性和科学只不过是意志的工具而已。反对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反’对淹没入的情感与个性，反对抹杀人的主体性和价值，认为科学主义只能把活生生的人机械地“冷冻”起来。现代人文主义希望把人从科学与理性的压抑中拯救出来，似乎唯一办法就是去发现和追求人的非理性，由此形成了意志主义（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对于人生苦难的揭示和消解，存在主义（海德格尔为代表）对于个体存在的自由境界和主人格的追求，生命哲学（狄尔泰、齐美尔和柏格森为代表）对生命主体的强调。
现代人文主义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推崇人性、反对神性的衣钵，却抛弃了它原来倡导的理性传统，走上了与科学主义相反的道路。它与非理性主义联姻，从理性以外的世界去找寻人的本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与对立的局面由此而形成。现代人文主义对理性、科学的批判与反思、对人的生命的意义、道德、幸福、痛苦、焦虑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固然有积极一面，但由此而把非理性的意志、与本能视为人的全部本质，并进而否认科学的合理性，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导作用。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文主义者把人文学科认定为最高意义上的教育内容而排，斥或贬低非人文学科内容。“在课程的设置上，人文主义教育极为重视人文学科。在他们看来，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比科学学科更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性，通过这些学科，人更能了解人类的苦难、痛苦、焦虑乃至死亡，从而对其有所准备，通过这些学科，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更加全面、深刻、真实。”[12]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审视教育活动并形成相应的教育理念时，就形主义教育观。人文主义教育观对研究教育有自身独特的观念：把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注重研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观方面、个体意识、精神以及进入价值意义结构的文化背景。教育追求的结果是价值的实现、学生个性发展和兴趣的满足、感情的宣泄等，而不重视掌握多少知识与技能。人文主义教育观重视学生的情感，强调个性，这对于把学生视为“机器”、“容器”的科学主义教育观，无疑具有纠偏的作用。然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克服人的兽性而弘扬人性，片面强调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而忽视理性的一面，如此培养出来的人，依然是片面发展的人。
综合上述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透视与现实分析，我们认识到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学科教育的复杂关系，如下图所示。教育从内容上可以分解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片面强调自身的重要性就会分别走向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用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就产生了科学教育观，用人文学科的思想方法来思考教育活动就容易形教育观，两者走向极端化就分别演化为科学主义教育观和人文主义教育观。科学教育的对象不是物质世界，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具有潜在发展能力的人，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包括智力和非智力，它要改变的是学生主观世界。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学科教育一样具有人文价值，但又是一种不同于人文学科教育的人文价值，它具有独特的人文内涵。因此我们需要人文地理解科学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英]J．D．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3，325．
[3]Websterr'sthird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1990．
[4][美]S．E．佛罗斯特著，吴元训等译．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华夏出版社，1987：499．
[5][德]拉伊著，沈剑平，瞿葆奎译．实验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
[6]国际教育百科全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85．
[7]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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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ncyclopaediaBritannic．Vol.8.1982：1180
[10]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Ⅱ）[M].1987：711．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5
黑格尔认为世界无非是一辩证发展的理念，它的发展经历了正、反、合即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环节。按照《哲学全书》的说法，逻辑是“自在自为”的理念，自然是“异在或外在化的”理念，精神则是“由它的异在而返回到它自身”的理念。①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研究的就是在这种外在化形式中的理念。“外在化”也称“异化”，它构成自然的最为本质的特征。自然哲学的任务也在于揭示这种本质特征。按照黑格尔的论述，自然界作为精神的“外在化”或“自我异化”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它与精神的相互外在，第二个是它自身规定的相互外在，第三个就是它具有能够在发展中克服这两种外在性，回归为精神的内在性、主观性的趋势。
一般说来，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更为注重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说，理念的本真状态是精神性的东西，而自然却处处表现为时空存在物，所以理念化身为自然的时候，实际上是现身成自己的否定状态。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②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自然界尽管是“异化状态”，但理念并不在这种状态中丧失自己，而是自己现身为这种状态。理念并不是作为另外一种东西躲藏在自然物的后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黑格尔的原话是:“既然理念现在是作为它自身的否定东西而存在的，或者说，它对自身是外在的，那么自然就并非仅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相反的，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才作为自然而存在。”③在自然中，各种规定尽管都是理念的规定，但是它们却表现为“互不相干”、“互相孤立”的外观，自然界就表现为这些规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被叫作必然关系。所以黑格尔说自然由此呈现为由“必然性”和“偶然性”所构成的世界。由于自然的本性是精神，而精神又是区别于必然性的自由体，所以在自然中就出现了它的显现作为必然性(和偶然性)与其本性作为自由性的矛盾。自然界的本性是自由的理念，但它却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本性所驱使，自然会逐步摆脱外在必然性，从而升华为自由的精神。黑格尔把这种升华也叫作精神从物质外壳中解放自己。关于第三个方面，黑格尔表述为:“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有机体或生命)在自然中，“概念按照发展的使命，进行合乎目标的发展，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进行合乎目的的发展”。④这样，黑格尔就引进了合目的性的概念以与机械论相对立。按照黑格尔理解，单纯用机械论是无法解释自然的。自然发展的某一阶段尽管依赖于前一阶段，但并非自然地从前一阶段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产生的根据不完全在于前一阶段。“相反地，它是在内在的、构成自然根据的理念里产生出来的。形态的变化只属于概念本身，因为唯有概念的变化才是发展。”⑤合目的性、发展、有机体(活生生的整体)这三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都用来表述自然。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解释自然时坚持内在目的论的观点，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也认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是将自然看成发展着的有机体的基本原理，谢林也认为“自然是无意识的精神”，包含着内在的合目的性。黑格尔吸收了这些看法，在他看来，自由的精神恰恰是自然中的内在目的，自然正是贯穿了这种目的性，才显现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成为有机统一体或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既是机械因果系统又是合乎目的的系统。自然发展的顶点就是扬弃自身的外在性回归为自由的精神。“精神是自然的真理和终极目的，是理念的真正实现。”⑥综合上述，“自我异化”、“必然与自由”、“机械性和目的性”是理解黑格尔自然概念的三组基本范畴，据此黑格尔对自然的理解可以概括为:自然是自我异化(物化)着的精神;自然是以必然性(和偶然性)表现的自由;自然是以因果作用表现出来的合目的之物(有机体)。按照有机体的原则，黑格尔进一步将自然描写成了一个理念在外在化或物化中逐步脱离物质外壳从而得到解放，回归为自由精神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自然概念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和目的论等思想，和传统宇宙论特别是神学宇宙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其中包含的关于自然界是一发展过程的结论是合理的，也曾受到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最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
二、发展的方法
黑格尔视自然为发展着的有机体的看法与其把握自然的方法紧密相应，因此他在《自然哲学》的开篇首先亮明了他所特有的“考察自然的方法”。按照其《哲学全书》“第一版序言”，他的方法是“唯一的真正的与内容相一致的方法”，或者说是“发展的方法”。②运用到自然哲学上，实际上就是描述理念在异化中自身摆脱异化，脱胎换骨升华为精神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我们所说的“辩证的方法”。其实，黑格尔通常并不经常用“辩证的”来形容他的方法，而是经常用“发展的”或“思辨的”来形容，所以我们称其为发展的方法。为了确立他的发展的方法，黑格尔批评了当时人们考察自然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实践的态度，以及建立在这种态度之上的“有限目的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然无非是满足人需要的外在条件，所以自然的真正目的就是人的需要。③黑格尔认为它和某种神学目的论④一样，都具有外在性和有限性的缺点，是外在目的论。按照黑格尔，自然的发展不可能服务于人所设定的满足自身需要的某种有限事物，而是服务于理念作为无限的和自由的精神;这种无限的和自由的精神是自然的内在本性、内在目的，而不是孤立于自然界的外在之物。通过这个批判，黑格尔实际上否定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单纯的实用态度和历史上的神学目的论的观点。第二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第一种相反，是纯粹理论的态度，近代的自然科学以及为其奠定方法论基础的近代认识论都属于这种纯粹理论的态度。它不是让自然服务于某种特殊的实践目的，而是要认识自然本身的普遍性质和规律。科学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开始，但它并不是停留于感性，而是上升到了对自然的理论的或思维的考察。黑格尔批判了那种夸大感性经验在科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认为感性是一切知识基础的狭隘经验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总是要通过建立一些普遍的概念规定而把握自然的种属和规律，所以它是对自然的思维而不是单纯的经验意识。但是，自然科学的思维往往是知性式的思维。知性通过其抽象作用把丰富的自然归结为一些普遍的规定，这就掩盖了自然本身丰富多彩的特性。自然总是个别的、活生生的。黑格尔举例说，自然不存在“一般的狮子”，只有个别的狮子。自然科学通过知性把自然归结为“种属”、规律等普遍规定，实际上是背离了自然，把自然“变成了一种同它自己不同的东西”。⑤所以自然科学尽管在起点上希望从自然本身出发，但其结果却背离了真实的自然，这就产生了自相矛盾。
黑格尔进一步将这种矛盾从哲学上归结为以主客体分离为基础的近代认识方法。我们知道，近代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是近代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支撑，甚至马克思经典作家也将经验主义创始人培根看成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按照这种认识论，认识者是主体，而自然则是客体，主体要如实地认识自然本身，但自然在他外面以个体的、活生生的形式存在着，这样主体只能通过知把自然划分为一些抽象规定来认识自然，所以他认识到的仅仅是抽象的普遍规定。由于真实的自然并不等同于这些普遍规定，自然作为客体永远不能被克服，这就造成了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黑格尔看来，近代的自然科学以及为其奠定方法论基础的认识论都没有摆脱这种矛盾。它和传统的外在目的论(包括神学目的论)一样，都没有对自然得出真理性的解释。第三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从谢林为代表的直观的态度。它意识到了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近代认识论无法达到对自然的真理性认识，主张超越这种主客二分。谢林认为，自然和精神不是相互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都发端于一种“原始统一性”即“绝对同一”。自然和精神都是“绝对同一”的表现，前者是无意识的表现，后者则是有意识的表现。所以“自然是有意识的精神，精神是无意识的自然”。这样，自然和精神就因“绝对同一”的确立成为了一体。谢林尽管抓住了“绝对同一”，但却认为绝对同一不能通过概念来确立，而只能通过“理智直观”才能把握到。黑格尔认为这种直观的态度将主客体、精神和自然回归到一种原始统一性的作法，有合理因素，初步表明了自然和精神的统一性。但是，它把对这种原始统一性的直观认识看成是认识的极致，就片面了。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感觉和直观中所把握到的只能是自然精神的直接同一，实际上二者在现实中是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只能用概念思维的方法才能发现和表述清楚。所以黑格尔认为这种在直观中的直接的统一“不过是抽象的自在存在的真理，而不是现实的真理。”①要真正把握自然，只能运用概念的方法，而不能运用单纯直观的方法。黑格尔的“发展的方法”是上述方法的批判性超越，也是对上述方法中包含的合理因素的综合和吸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它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黑格尔认为，上述理论方法的优点是抓住了普遍性，但由于它抓住的是抽象普遍性，活生生的自然和它相互外在，所以缺乏对自然的能动规定作用。而实践方法的优点又恰恰是它对自然的规定作用，但其缺点却是缺乏普遍性，以至于把自然规定成了服务于某种特殊目的的东西。
只有把理论和实践方法的优点统一起来，才能使普遍的东西既有本质性，又有规定性。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自然的理解上就会得出:理念既具有理论态度所崇尚普遍性特点，又具有实践态度所崇尚的能动规定作用。自然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理念的这种能动作用的产物。理念正是通过这种能动的创造性变成了自然的内在目的。第二个特点是超越直观的逻辑性。发展的方法是逻辑方法而不是直观方法。在黑格尔看来，直观方法是“感性的”方法。直观是一种直接性的认识，它所达到的只能是关于自然和精神统一的某种直接体验。这种体验有直接性、模糊性和私人性等特点，看不到自然和精神的真实统一是矛盾的统一，只有概念思维才能发现和表述理念与自然不同环节上既对立又统一的真实情况。第三个特点是超越认识论模式的本体性。它在自然哲学中明确提及，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有充分论证。我们知道，近代人将把握自然的方法主要托付于认识论(黑格尔称为意识哲学)，强调人是主体，自然是外在客体，执行的是主体符合客体的真理标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可以勉强解释人对有限事物的认识，但对于认识整个自然界却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你先设定了主客二分，在二分中，真理的客观性又赋予了外在客体，主体就无法企及这个客观性，当然也无法达到真理。针对此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真理概念，即真理是事物与其概念的符合。②关于自然的知识或真理，不需要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中去寻找，而是确立自然和它的概念的辩证统一性。黑格尔认为自然的概念就是理念。所以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真理所关涉的就是自然作为物的世界与其内在本性(概念)———理念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上述三个特点可以了解，黑格尔把握自然的“发展的方法”不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前提下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也不是直观的方法，而是一种让理念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创造对立的规定，并在这些规定中确立自身的方法，即理念自身显现的方法。它强调的是让理念在创造对立面的活动中自己证明自己是真理，这就像上帝正是在他创造的对立面———世界中才确立了自己的真理性一样。对此黑格尔说:“上帝作为一种抽象物，并不是真正的上帝，相反地，只有作为设定自己的他方、设定世界的活生生的过程，他才是真正的上帝，而他的他方，就其神圣的形式来看，是上帝之子。只有在与自己的他方的统一中，在精神中，上帝才是主体。”①黑格尔“发展的方法”作为整个体系的方法体现在自然哲学中有其特点，它化身为理念在其外在化阶段回归自身的逻辑机制，自然由外在到内在、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就是这机制的表现。
三、自然由外在关系到内在关系的发展机制
按照发展的方法，黑格尔通过将思辨哲学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描述了自然的辩证发展的具体过程。黑格尔明言，自然哲学并不是拘泥于个别的经验科学结论，而是认识包含于自然中的理念。基于此，自然科学及其所关涉的自然现象都被纳入到了理念发展的不同逻辑环节之内来处理。这样，自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变成了理念在其外在化阶段发展的逻辑机制。这个逻辑机制也可表述为由外在到内在、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发展的方法在自然哲学中的具体化。对这种自然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的探讨不仅表现在其自然哲学中，而且在其专讲理念发展机制的《逻辑学》中也有精确的表达。特别是其中的“客体”一节，更是直接触及到了自然发展的逻辑机制。鉴于此，在这里我们结合黑格尔自然哲学和逻辑学等著述，将自然哲学所描述的相关发展问题列成下表，以便更精确地把握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方法。上图只是一种粗略统计，每一个项目又包含着更为细微的正反合，因篇幅关系不再在表中列举。图中说明，自然作为理念的发展经历正反合三个环节，分别对应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学诸学科;所涉及的自然现象依次是大尺度或宏观物理现象、微观物理现象和生命现象;这三个环节的概念关系及特点分别是过渡—机械性、反思—化学性、发展—有机性，构成一个概念逻辑关系由外在到内在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向下一个环节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倾向。表中最为表现自然中理念发展之逻辑机制的是第4、5、6项，而第2、3项却容易引起误解，鉴于此需要对它们作一些分别说明。
首先，就第2、3项来说，黑格尔是将当时的自然科学内容及其所描述的自然现象都容纳到了其理念发展的正反合系统中，这里的学科概念的命名实际上用的是基于不同学科的基本属性的一种命名法。比如，按照这种命名法，在物理学的名称下，可以包括所有的化学学科。因为物理学对象的属性是从机械到生命的过渡环节，只要处于这个过渡环节的都可以归为这个命名项目之下。因此它们不是简单的实证科学概念，而是哲学范畴，是哲学用以表达自然界发展的不同环节的范畴。如果按照现在的实证科学分类标准来衡量，会看到黑格尔所列的这些“学科”和实际存在的科学学科和部门并不完全对应。①但即使如此，其中包含的时代局限和不解之处也是不少的。比如，黑格尔把光作为自然中反思(反映)关系的“纯粹自相同一性”这个环节，是“自我反映的统一性物质”，并且进一步认为“光作为个体性，就是星星;星星作为一个总体的环节就是太阳”，②这些说法中包含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因素，也表现出他将自然关系纳入其思辨逻辑环节时表现出的牵强性。所以如果结合上表2、3项，黑格尔对科学和自然现象的处理，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并不是很大，但其哲学价值还是有的。不仅如此，即使对于科学来说，其中也包含有一些好的思想和预测，如“力学”中对时、空、运动之统一性的概括，光的二重性思想等等，和以后的科学结论是相吻合的。这些思想也得到恩格斯以及国内专家的肯定。
其次，黑格尔的目的并不是成就某种自然科学，而是确立对自然整体的本体论式的理解，所以仅仅用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优劣得失，就难以看到其理论所包含的合理因素。这样，上表中第4、5、6项，实际上细化地表现了黑格尔自然哲学所具有的发展的方法及其发展机制的描述。前面提到，黑格尔认为自然是外在化形式中的理念，所谓外在化，指不同的规定具有相互外在性，而这种相互外在性的最初环节就是机械关系，从概念性质上则是过渡关系。在机械关系中，事物彼此独立，二者联系与否不影响两个事物各自的性质。力学现象就属于这种关系。机械关系中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表中未列)，从形式机械性到绝对机械性的发展，逐步使关系紧密化，发展成化学性的反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事物总是处于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之中，这就比机械关系更亲密了一步。化学关系发展到最后，在中和物中过渡为目的性的发展关系。不同的事物一旦被纳入目的性的发展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生命体的不同环节，所以它所表示的是一种最为紧密的有机联系。正是在生命有机体发展的最高环节，理念摆脱了外在性，回归为精神形态。这样，它的本性和它的表现合二为一，成为了真理。
应该注意的是，从机械性、化学性到目的性，从过渡、反思到发展，从无机物到生命，由于理念一以贯之，所以各环节之间不是隔绝孤立的。黑格尔吸取亚里士多德关于发展的描述，也用“潜在”和“现实”来说明这个思想。机械性是潜在的化学性，化学性又是潜在的目的性，无机物当然也是潜在的生命。所以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理念作为精神的潜能不断现实化的过程。潜能到现实这对概念表明，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然界的发展，不是物的发展，不是像达尔文理论所描述的物种的进化，它说的是纯粹理念本身的逻辑关系由外在到内在的变化。自然物发展的外貌归因于理念的发展，没有理念的贯通，物本身是消极僵死的。这里尽管有强烈的唯心性质，但它暗含了两层意思却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第一，理念的发展是纯粹逻辑的事情，与事实上怎样不同。从逻辑上来说，从无机到有机这一逻辑上必然的东西可以描述和涵盖一切从无机到有机的事实上的进程。第二层意思，自然展开为时间历程中的过程，总体上还是按照逻辑上的次序展开的。在这里，逻辑上的真理决定事实上的世界的发生过程。用实证科学的语言来说，自然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不仅如此，这种规律在每一环节上都是合目的性的。自然界的发展阶段，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质的进程，而是朝向其固有的方向，最终产生能够超脱自然的精神。这是一种目的论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这个精神展开过程中的环节。从其目的论的意义上来说，一切产生出精神的环节也就是精神本身的环节了。
四、评价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角度
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评价是最为困难的。由于评价尺度不一，视角不同，评价也会呈现出不同或相反的状况。比如，实证主义者认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仅仅是一种不顾经验事实的思辨遐想，而另外许多哲学家则认为黑格尔关于自然界发展的思想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的建立提供了理论资源。前一种评价建立在一种学科的基准之上，而后一种评价则出于建立一种自然或宇宙蓝图的视角。时至今日，这种从哲学或科学的单一角度对黑格尔的评价仍然存在，以至于在对黑格尔的评价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其实，科学也好，哲学和形而上学也好，都是欧洲智慧模式的存在形式，它们之间并不是尖锐对立的。概括地说，每一个民族的智慧表现出的理智形式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而上学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一个民族的所有精神生活都被理解为这个智慧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展现，知识当然也在其智慧展现的范围之内。所以形而上学都会试图以自己的理念统摄各种知识。第二个层次我们可以表述为一种“自然或宇宙蓝图”，这样的蓝图基本上奠定了不同民族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方式和基本内容，是规范人们认识宇宙人生的蓝本。这个蓝图也需要由各个不同的具体知识和技术部门补充其细节。补充细节的学科和部门在西方文化中的现代表现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部门，由它们构成了智慧的第三个层次。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与他以前盛行的形而上学宇宙论、心灵学一样，都属于智慧的第一个层次。如果看这三个层次的知识标准，形而上学并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经常要直接面对经验的修正，而是要经历智慧自身的合法性的批判以及严格的理性逻辑的检验。当然，由于这三个层次存在着紧密关系，所以形而上学也要间接地受到经验修正。而各部门科学与形而上学相比，无论其理论形式多么严格而精确，则更经常地受到来自经验的考验和修正。作为自然或宇宙蓝图的东西一方面具有形而上学的属性，要受到来自其智慧自身的合法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受制于经验和经验科学，因而受到我们经验的修正。由于人类智慧的有限性，智慧的上述各不同层次是不能相互取代的，但它们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些联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相互的。一方面，形而上学对于构建自然或宇宙蓝图起导向作用，而自然或宇宙蓝图往往又作为学科划分和科学问题提出的规范对科学发展起着作用。另一方面，各门科学的成果也在时时地充实和修正着自然或宇宙蓝图，并间接充实或修正着形而上学的内容。
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6
【关键词】文化特点；工匠；科技；文艺复兴；传承方式；数学工具
在人类对周边物质世界的认知过程中，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形成并得到了发展，已有知识的学习加快了我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现行高中物理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继续学习基本的物理知识与技能；在物理学习中感受科学探究过程、科学研究方法；激发探索自然、理解自然的兴趣与热情。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学中也需要注意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仔细翻阅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近代物理的发展中几乎是个旁观者，可惜我们经常被“文明古国”这个虚名迷惑，沉醉于过去的辉煌。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对照历史朝代，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发展史就是国家的兴衰史”。
1.从传统文化的发展看科学的发展
在必修1《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的讲述中，首先引用战国时期的庄子的话来解释物理――“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然后在每一章的开篇都引用了一句名人的话来指导我们对相应章节的学习。在这些人物的简介中（对应章节页面最下方小字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提到的两个中国籍人庄子和尸佼都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其余都是“非中国籍”。
在《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这一节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仔细对比一下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从而发现近现代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为什么是个看客。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汉，辉煌于唐宋，衰败于元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到了秦汉和唐宋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开创性思维和工匠精神的地位凸显出来。然而到了宋中后期，“士农工商”的排序稳固了封建统治，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进入下坡期。到了元和清，更是大量屠杀了当时的思想家和科技发明家，传统文化两次受到重创，留下的大多是对封建统治者有利的“愚民思维”。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不相信任何权威、不相信任何成见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当，在时间上也差不多是同时代，只是由于地域的限制，相互间并不知晓。当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时，西方则进入了教会统治时期，由于教会统治思想的独占性，其他的思想学说都被“异端”化，到了元代，蒙古族不仅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摧残，使中国社会倒退至半奴隶社会，对西方文化也进行了打击，但客观上冲击了教会的统治，让西方近代文化有了萌芽的机会。到了明代，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科技继续领跑世界，但到了明末清初，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然后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却进入了野蛮破坏时期，后来更是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西方科技开始领跑世界。
2.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传统文化呈现出封闭性，在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道家追求“天人合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努力”，儒家中不利于封建统治的都被淡化。中国传统文化给人以美的享受，韵律美、人文思想的剖析成了我们欣赏时的重点工作；封建统治的需要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质朴与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这一让人又爱又恨的特点。
西方文化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角度出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希伯来文化演变出的有效地协调了人际关系，营造了较好的社会道德氛围。最终冒险主义推动了西方社会“开眼看世界”，文艺复兴后，宗教文化中的拯救意识与博爱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造就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繁荣。
3.中西方文化传承的方式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然经济的需要，产生了家族本位意识，因此文化的传承呈现家族式的特点，家族式传承在“保全”上能做到极致，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男不传女、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等保守思想让一些优秀的工艺逐渐缺失，呈现出技艺传承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西方文化由于海洋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开放式的特点。在唐宋元时期，随着中西方海路的开辟和蒙古铁蹄对西方的军事征服，开始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武装了一些西方启蒙思想家，四大发明帮助西方国家的精神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文艺复兴后，西方民众积极投入对自然的研究，开放式的思考、讨论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工艺的改进上，与中国的保守思想不同，西方民众群策群力，促进了西方科技的长足发展。
4.数学工具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口口相传为主，数据分析很少，更多的靠经验和个人感悟，如炉火温度的感知、中医的望闻问切等。因此在工艺的传承上也就需要个人的“天赋”，数学工具的缺失、定性的描述让不少人在研究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出现了差别，导致难得出现稀有的能工巧匠，甚至出现以讹传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