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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1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
1、引子
1999年欧元问世不仅对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单一货币区内部经济趋异、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分治、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可持续以及其他机制上的缺陷，导致欧元区国家债务大规模积累，为后来的欧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从2009年12月希腊危机开始到现在已是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在此期间欧盟、欧元区各国从财力救助、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做出努力来应对危机，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机可以看出，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
2、欧债危机的演进过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3%上限（事实达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欧债危机由此爆发
随着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市场恐慌而暴跌6%，创下15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到1760亿美元，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债务再融资变得困难，同其他欧盟国家间债券收益价差和信用违约互换价格也逐渐加大，市场信心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蔓延。
2010年4月27日，标准普尔把希腊信用评级从BBB+下调为BB+。而债务危机已不局限于希腊：2010年3 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为AA-；4月27日标准普尔把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次日，标准普尔又下调西班牙信用评级，把评级展望前景定为“负面”。6月7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跌破1比1.19，创下自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评级降至A1。11月21日，爱尔兰继希腊之后向欧盟和IMF请求金融救助，这标志着债务危机开始向程度深化方向发展。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中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过3%的上限，包括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都卷入危机。
2011年4月，尽管爱尔兰政府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穆迪还是把爱尔兰银行债务调低至垃圾级别。6月13日，标准普尔根据欧盟和IMF双边审计的结果，将希腊债务级别调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从A+下调至A，评级展望是“负面”。 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由BBB-下调至BB+。2012年1月13日，标普调低了法国的长期信用评级，从最高评级的AAA下调至等级AA+。1月27日，惠誉下调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信用评级，评级前景均为“负面”。
2012年以后，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实行“购债计划”、 签署“财政契约”、出台“银行联盟”路线图、由被动应付危机转向反危机与促增长并重、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腊脱离欧盟的威胁等等①，但时间转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银行因大量持有希腊政府债券而遭受巨额亏损，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银行存款税，导致资金大规模撤离，随即标准普尔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下调为CCC级，促使债务危机爆发，从而引发国际市场对欧元的预期再度下跌。
3、欧债危机的内在成因
3.1、欧元区内部经济趋异
尽管单一货币区建立促进了区域内要素跨国流动、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扩大了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空间，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分工，各成员国之间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存在相当的差异，必然呈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现所谓的“双速欧洲”现象。经济上的双速欧洲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的活力、宏观经济形势、债务负担、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甚至劳动者的勤劳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其结果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北欧国家”②
表2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单一货币区建立到2010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和升级期间，欧元区成员国间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巨大着的差异：经济增长率方面，最高位卢森堡的4%，最低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为卢森堡7.9万美元，最低为葡萄牙1.7万美元；失业率方面，最高为西班牙12.4%，最低为荷兰3.8%；通货膨胀率方面，最高为希腊3.3%，最低为德国1.5%；财政收支方面，只有芬兰、卢森堡实现盈余，而表现最差的希腊则有6.9%的赤字；经常收支方面，卢森堡顺差达到9.6%，葡萄牙、希腊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等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明显优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
按照“内生性假定”理论，经济趋异的欧元区各成员国成立单一货币区域后，可以运用单一货币区所具有的自我强化功能加速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缩小并消除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经济趋同成为单一货币区的运行结果。但在欧元区实际运行过程中，表2呈现的巨大经济差异以及各成员国不经济周期不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劳动生产率差异、生产要素流动困难、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并实施的欧元区货币政策很难对所有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有利影响。
新成员国加入使得原有的经济差异进一步加剧：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当年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元区内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2008年加入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员国的在欧元区内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欧元区内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欧债危机爆发当年的2009年的6.54，客观上促使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和经济趋异显著化。③
欧元区成员国间显著的“双速”现象，以及同时欧元区的机制未能使得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缓解，造成欧洲央行制定并实施的单一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发挥功能，缺乏货币政策手段的欧元区弱国只能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工具调节国内宏观经济，从而助长了债务危机在这些国家发生。
3.2、欧元区内部在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
3.2.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搭配
按照经济理论，只有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的产出和物价目标时，两大经济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欧元区是由众多国家构成的单一的货币区域，区域内成员国将其货币发行权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权让渡给了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欧洲央行具备超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但在实施政策工具的过程中缺乏财政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各成员国保留的财政政策工具成为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缺乏货币政策与之相匹配。
欧洲央行主要职能包括发行单一货币、制定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管理单一货币区利率和货币储备。欧洲央行观点认为，“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追求过多的政策目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的风险负担，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④确立了以物价稳定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目标，以维护欧元区货币与物价的稳定。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国家一样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内容，但不同目标的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甚至在特定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和替代性，坚持货币与物价稳定政策目标的欧洲央行与以追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目标的欧元区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冲突和妨碍。
同时，作为两个政策工具的政策主体的欧洲央行和成员国政府在运用既有经济政策工具以实现自身宏观政策目标的过程当中，都同样面临着政策工具不足与工具组合缺乏的风险。可见财政与货币两大经济政策的政策主体相分离成为欧洲债务积累和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机发生后欧元区内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为削弱。
3.2.2、单一货币政策与区内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
由于欧洲17个国家构成的欧元区内部呈现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货币区共同经济政策方向受大国主导的迹象显著。区域内内的主要大国，特别是作为区域内经济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实体的德国、法国，对于欧洲央行制定及实施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意志能够施加比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欧元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对主要大国的意愿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倾斜。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小国，就成为欧洲央行政策制定实施的次要考虑对象，欧元区总体推行的货币政策同这些小国经济运行状态和轨迹的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从而对小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中央银行执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欧元区经济的现状越来越向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主要体现于各成员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对称，以及工资形成过程的区别。”⑤欧元区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欧元区经济弱国不可能像一般国家那样根据国家经济波动采取货币政策进行灵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经济调节，因此希、葡等区域内小型经济体为对冲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了对国内财政政策工具的依赖，而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与支持，这种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竞争性财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欧元区成员国的负债型财政支出
3.3.1、单一货币体系导致财政机会主义
欧元区成立使得各成员国丧失货币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实施调控。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财政收入支持，而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为税收和发行政府债券，但增加税收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能力，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增税也容易招致社会成员不满。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对通过发行债券维持财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欧元区综合经济指标使得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信誉和风险方面远优于已退出流通领域的个成员国的货币，与此同时欧元信誉也成为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员国都能够“搭便车”，从欧元的信誉中获益，损害欧元信誉的成本则可以转嫁给整个欧元区。另一方面，因为欧元区的成立使得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促进了资金流动。以上两个方面导致各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下降，借贷成本减少的各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选择财政机会主义的倾向性得以加剧，进而产生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动机，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大大突破《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的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分别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与6%的财政纪律，并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3.3.2、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
二战后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设，尽管促进了欧洲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稳定，但也导致某些欧洲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稳定运行，作为区域内经济强国的德国、法国就可以凭借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以维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但相对于国家竞争力较弱的希腊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以后，为取悦民众的政府强行将社会福利推高至与欧元区强国的水平，没有经济增长支撑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负债运作模式蜕变。尽管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明白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迟早会对国家信用和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后果，但国内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而社会高福利制度是实现民选政府选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在2002年—2011年间总体呈上升走势。作为欧债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和西班牙在这段时期内社会福利开支分别提高了39和36个百分点，而经过施罗德改革的德国下降了27个百分点；欧盟和欧元区在危机爆发的2009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最高点169%和179%，随后略有下降，但未低过16%和17%的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原因就在于习惯享受高福利的国内民众对削减福利开支的大规模抗议，以及成员国政府官员为取得选票支持而兑现提高福利待遇的选举承诺。
在面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使得财政赤字与债务积累超过现有融资及清偿能力的困境时，欧元区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信用与进行债务违约便成为最优策略，债务危机在这种推动下内生形成。
4、欧元区的治理困境
4.1、欧元区财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欧元区成员国在内部经济趋异削弱单一货币政策效果、单一或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不匹配、财政机会主义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被助长，因而严格各国的财政纪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限制赤字与债务规模就成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从代议制政府模式来看，财政纪律很难得以实施。
在欧元区弱国的经济竞争力远远不如欧元区强国的情况下，欧元区弱国维持与欧元区强国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扩大赤字和大量举债，反之，降低欧元区弱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的方式就是削减高福利和工资标准。但这一方式意味着欧元区弱国必须接受经济低增长、较低的福利和工资，既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执政党派的国内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腊爆发10万人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政府紧缩财政计划。⑥
即便欧元区债务发生国为获得财政救助而不得不严格自身财政纪律、推行紧缩计划，这种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约束也只能是短期行为，一旦欧元区对债务发生国实施救助，过度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单，很可能产生扩大支出的道德风险，限制财政开支的约束立即会转为软约束，刺激危机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弱、依赖扩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意愿。
4.2、欧元区“最后贷款人”的困境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际，欧元区并没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尽到的融通责任、满足经济区域内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欧洲央行无法在债务危机到来时充当成员国的最后贷款人：一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经济体制构架，缺乏紧密有效的经济政府与财政联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联邦银行建立的欧洲央行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为的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扰下将危机发生国的债务赤字货币化，而且《马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也限制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直接贷款，除非欧元经济危机危及欧元的稳定及存亡时才能对区域内经济状况实施直接干预；三是欧元区经济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机后政治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加的德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选择倾向性强烈反对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⑦。
欧洲央行作为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到来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作为：在债券市场进行操作、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到欧洲央行贷款抵押的门槛、恢复同美元互换及二度联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欧元区提供美元流动性等等，尽管以上措施对危机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依然不能满足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匮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欧洲央行召开的货币政策月度决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⑧；2011年12月初欧洲央行决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分两次向欧洲银行业注资，增加欧洲金融机构的流动性。⑨
欧洲央行若迫于危机形势而充当最后贷款人，采取给发生债务危机发生国注入欧元清偿力以缓解危机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发生债务危机国不仅能从过去的‘搭便车’中获得好处（征收国际铸币税），还能继续‘免费乘车’。对债务危机的救助将使区内信誉良好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被征收铸币税），这些国家由此而改变财政政策”⑩，加剧欧元区各国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决这个困境仍在于建立财政联盟与经济政府。
4.3、欧元区内部危机应对机制的困境
为规避欧元区成员国在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产生道德风险，《马约》明文禁止欧洲央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发生经济问题的成员国中央政府、联盟机构贷款以及购买债券的行为，同时其第125款规定：“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必须独立地对其所发行的债务承担责任，严格禁止欧盟或者任何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分担某个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务”不过以上“不救助”内容未有效抑制成员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债务危机爆发后限制了危机发生国的及时及时获得救助资金的条件。
尽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为应对危机的救助机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国共同创立，并在2011年扩大了规模、将上限提高到1万亿欧元，“但受资金筹措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基金在援助发生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方面仍然行动迟缓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紧密高效的财政联盟导致欧元区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单一货币区域建立使德国制造业产利用一体化的市场条件创造了巨额的贸易和财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为欧元区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最多；经济竞争力、产业结构相对薄弱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在欧元区市场内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承担了货币一体化较多的风险及成本。由于没有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度来平衡这种收益与风险、成本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成员国之间就财政救助问题引发矛盾和冲突，加大了危机救助的难度。
5、结论
从欧元区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尽管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的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危机的根源仍在于欧元区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但在治理这些缺陷的时候却又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紧密有效的财政联盟以改变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分离的现状，促进单一货币政策和单一汇率政策对欧元区各国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机重灾国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以促使现有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等等，以上内容不无受到欧元区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利益团体等内外因素联动的制约，因而加大了债务危机解决的难度，致使直到目前为止危机仍然在持续发挥影响。
参考文献
[1]保建云.论欧洲债务危机内生形成、治理缺陷及欧元币制演化[J].欧洲研究.2011，（6）：32-35.
[2]沈洪溥.欧元正在褪色[J].中国外汇.2011.12：58-59.
[3]周宇.欧元的三大致命弱点[J].探索与争鸣.2012.3：53-56.
[4]粟勤，周银红，张艳玲.从欧债危机的视角分析欧元的困境[J].国际经济合作， 2012，（3）：52-54
[5]陈新.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J].欧洲研究.2012，（3）：2-6.
[6]鲁全.欧债危机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吗？——基于福利模式与福利增长动因的分析[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3）：99-101.
[7]王信.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缺陷[J].中国金融， 2012，（6）：47-49
[8]孙涛，臧秀玲. 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J].财政科学， 2012，（6）：1-6.
[9]郭翠萍.从福利国家的视角看欧债危机的根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6）：109-101.
[10]李腊生，刘磊，毛书宇.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及应对策略——基于区内国家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2.08：45-49.
[11]安德里斯·多姆布莱特.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与解决方案[J].新金融， 2012，（8）.：04-05
[12]杨力，任嘉.单一货币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J].国际观察， 2013，（1）：73-74.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6-01
1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1月5日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申了我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的作用,以保障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长。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并在财政政策的配合下,以保证我国顺利渡过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冲击。
2 正确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含义
我国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国家为了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的有力保障。具体剖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区别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背景不同,前者主要适用经济发展明显减速或者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政策目的在于继续给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最终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后者则主要在经济萧条或者发生经济危机时候采用,它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目的在于减短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的时间,以拉动经济的复苏。此外,后者主要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复苏,虽然前者也强调通过放松信贷管制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两者之间的宽松程度存在差异,即主要体现在“适度”一词上。
当前经济背景下,我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状况,中央银行不必采取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审时度势,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如果采取过激的调整政策,则可能引发许多潜在的问题,例如,信用过度扩张极易导致资产泡沫,进而影响金融安全。虽然我国前一段实施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的总量性调控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但是政府仍需要坚持审慎原则,力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并采取措施提升市场自我调整的能力。
3 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路径的探析
有效地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意义。面对后金融危机的形势,笔者认为,我国要有效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 强化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宏观当局就必须审时度势,不断地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来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这也就要求国家所推出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具备前瞻性,宽松的程度要将政策的时滞考虑在内,准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的变化趋势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虽然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的前瞻性有所增强,保证了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但是在特殊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政策前瞻性意识尤其需要强化。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对国际经济、金融、资本流动发展状况的实时监测,而且要及时预见、发现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调控方案,有效地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3.2 准确把握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
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强调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货币政策的实施还伴随着一定范围的结构调整。因此,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有关当局要把握政策实施的程度。首先,要在审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配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正常需求;其次,加强流动性管理。改善流动性管理要密切关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灵活调整,对于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以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
3.3 努力实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任何时候都不是独立,都要寻求一种配合来克服市场的缺陷。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来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之协调配合,着力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当前形势下,只有实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低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才能刺激经济逐步得到恢复。
总之,当前形势下,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属于明智之举。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强化对政策的前瞻意识,审时度势,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新常态；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层人民银行处在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前沿位置，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势，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结构调节中的作用，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实现地方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一、制约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层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较长
目前，Υ笮蜕桃狄行的管理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准备金由总行统一缴存，并且商业银行采取集权式的信贷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根据项目额度分层授权，基层行特别是县级商业银行授信权限较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多个环节的影响而削弱。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或认识因素限制，基层市场主体反应还不灵敏，对宏观调控政策动向关注不够，各方主体不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调整投资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层可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导、再贷款、再贴现等，而“窗口指导”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威慑力”，至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也由于基层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观调控作用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基层传导效能不高。
（三）企业资金需求与信贷资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而商业银行对贷款手续要求实行审贷委员会层层审批，与企业对资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贷款风险客观上就存在，而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信贷部门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三是基层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规范，财务体系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管理要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
目前，金融、财政、发改、税收、建设等部门职责不同，在宏观调控中各部门的意志和步调很难统一，基层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或将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既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搭配，还要做好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行为模式等各不相同，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角度、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的状况，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把握好调控力度，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
货币政策的迅速传导必须要有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进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营造有利的市场空间，推动提升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效力。
三、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应
引导商业银行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加强风险约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贷激励机制，促使基层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地方政府应引导各方加大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在对逃债企业黑名单曝光的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惩罚等强有力措施打击企业逃债行为，使之付出失信代价，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的信心，为基层人民银行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先决条件。
（二）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新闻单位组成的金融工作协调督促机构，完善货币政策的交流、反馈、检查、宣传工作，为政府了解和响应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贯彻货币政策、媒体宣传货币政策提供窗口或平台，发挥各方主体在促进货币政策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全社会投资、消费预期，提高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拓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息渠道
不断完善人民银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大型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炼有价值的信息，使基层央行真正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应有的视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质效。同时，人民银行要不断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向上级行和地方党政反映，以便决策参考。
（四）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衔接，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基层人民银行、财政、发改、工信、农牧、税务要加强横向间的联系，根据辖区实际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建立银行与地方财政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主体产业、项目建设、 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使项目建设与信贷资金更好地衔接起来，增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董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1（4）：26-32.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5
一、几年来财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
当1997年我们还在将“九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取向于控制通货膨胀时，当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已经控制在0.8％的水平上了，而1998年零售物价下降到-2.6％。20世纪如年代后期以来，物价持续走低，待业和下岗的职工也越来越多，于是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每年为此专发国债1500亿至1950亿不等。2003年又要发行1500亿国债，这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以为，财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反思。
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至少有三种。第一种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银行不借款给财政，用超经济增加货币的办法来平衡，多增加的货币没有相应商品和劳务的保障，分摊在现有的商品和劳务上，扩大需求，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这种办法的使用已经被人民银行法和国际性的银行协议所禁止。从实际的运行来看，由于物价持续走低，流通中货币量增加不多，就是这几年经济发行货币的部分，有一些实际用来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有一些用来核销企业欠银行的不良资产，消化银行中多年的呆坏账，部分用来再贷款。资金这方面的运用，对于扩大需求几乎没有用处。
第二种是政府对企业和投资者减征税收，使其投资成本降低，资金盈利水平提高，再投资能力增强，投资积极性上升，从而使社会总投资增加，扩大投资总需求。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在经济不振时，都曾用减税的办法进行过刺激；目前，美、英、法、德等国也都在或多或少地用减税来克服各自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反地，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是一国在经济过热时抑制投资需求的一种方式。因为增税会降低投资和资金的利润率，加大企业的投资成本，削弱企业再投资的资金能力。
第三种是发行国债，财政向银行和居民借款来增加投资，扩大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998～2002年，各年政府的内债分别为3228亿、3715亿、4157亿、4604亿、5000亿，各年名义增长率为33.9％、14.7％、12.2％、10.8％、8.6％。其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国债投资项目，购买水泥、钢材、砂石等建材和设备，再加上它的乘数效应，扩大了投资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
虽然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总需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方式和效果我觉得还是需要反思。
首先，发行国债扩大总需求与税收增加太快抑制总需求相矛盾，甚至税收增长太快抑制投资使需求萎缩，很可能抵消了由国债发行扩大的总需求。我们来看近几年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见表1）。
表1 财政税收增长、国债增长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元
附图
注：本表根据各年《中国统计摘要》和国家税务总局网有关数据整理，其中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中不包括债务收入。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99年开始，财政收入（税收和各种向企业事业收取的预算外资金）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国债的增长速度；而且国债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33.9％下降到2002年的8.6％；到2003年后，国债发行的很大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国债能用于投资扩大需求的规模也相应减少。而这几年，税收的新增加额规模很大，几倍于国债的增加额。因此，可以断定，发行国债扩大的总需求，实际上完全被税收增加所抵消。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我们用了两种作用相反的政策，即发行国债来扩大投资需求，而用增加税收来抑制需求。只不过，税收增长太快，如果再不发行国债来进行平衡，那么税负抑制经济增长的力量会更强。
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认为，财政收入增长和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长，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税负，没有影响总需求，也没有致使经济运行过冷。这是一种在经济学上可能是讲不通的说法。供给经济学论证过税负增加对需求的影响，并且以许多国家的数据进行过验证，而且也有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成功的实例。税负增长快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增长，的确影响了这几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国家不得不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
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从财政收入的纵向分配看，中央从省里集中过多，省里从市地集中过多，市地从县里集中过多，而县则从乡镇、企业和农民头上集中财力。只有这样，县乡镇才能平衡本级预算，才能养活庞大的吃皇粮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这样，中央和省靠税收，市地、县和乡镇靠收费，结果，虽然中央再三强调禁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但是地方上从企业和农户中的收费很难减少，而且逐年增加。实际上，如果按照负债、开支、资产、未来收益计算，2/3的县财政几乎破产，3/4的乡镇财政已经破产，4/5的村债务累累，年年增加的税收和收费，已经使许多县乡村中的企业倒闭和濒临倒闭，许多小生产农户加速破产（大多数农业小生产难以为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如果收费太高，会加速农业小生产的破产，使城镇在还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涌入大量的农民，加重城镇的就业压力），于是使得县乡村的税源更加萎缩。形成税费源减少，支出需要量大，越是加重税费征收，税费源越少这样的恶性循环。
一些学者和官员总是论证中国的税负如何如何不重，财政比例如何如何在国民收入占的比例低等等。但是，从许多国有企业来看，不仅要交纳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等税项；还要交各种收费、各种摊派、各种罚款，还要订报纸、搞赞助等；还要办社会，支付已经给国家纳税而应当由国家维持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的成本。从个体私营企业来看，除了交正常的税收，各种收费、摊派、罚款、拉赞助、订报刊的“灰税”和“黑税”已经占到企业上交款项的1/2到2/3。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目前吃皇粮人员（村、乡、县、市地、省、中央各级）福利、办公等费用就要占到国民收入的20％-30％，如果仅仅依靠税收来养活这些人，占国民收入16％左右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我估计，如果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税外的各种收费，个体私营企业税外的灰税和黑税算在一起，加上正当的税收，广义的财政分配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40％左右。
其次，再发行国债来扩大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受到制约。从国外许多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看，它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三五年就应当结束。然而，如果今年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见增速，社会投资不能替代国债投资，物价仍然低迷，信贷放款仍然相对萎缩，发行国债的政策就不可能退出，这使得短期政策长期化了。
问题是即使我们继续实行发行国债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这种办法的边际作用也逐步下降。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国债的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如果今后的几年里不大规模增发国债，国债的增长可能会趋于零，只能维持经济运行，而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到期的国债需要还本付息，到了还本付息的高峰年，每年发行国债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要用来还本付息；银行和居民所得的这部分还本付息收入，或者储蓄率很高，或者放贷困难。因而能用于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债收入比例下降。
第三，常规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通过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需求，拉起物价水平后，社会投资进入，政府投资退出。而且，国债项目主要投资于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电力等基础工业，这些领域的特征是短期内可以增加就业（主要是建筑安装、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增加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长期来看，没有增加就业的持续性。比如一条高速公路，在修筑时，需要很多工人，发放了许多工资，但是建成后，能增加的收费员、维修工人、管理人员等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性质，政府投资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和体制风险太大，国债投资基本上不能投资于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些领域又是容纳劳动力持续就业的最大场所。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财政政策是短期的措施，它的目的是刺激社会投资，而如果是用财政政策长期替代社会投资来维持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将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策略。
我并没有批评这几年国家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意思，而且非常赞同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并改观1994年以前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而危及中央权威（苏联解体前，财政方面就是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况。而且，也特别理解国家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科技教育、支付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成本、扶贫帮困各方面紧迫的资金需要。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实事求是，也必须讲经济规律。目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在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和效用递减性，而税费太重则是社会投资不振、就业岗位缺乏、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
二、从增长和就业角度评价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手段是什么呢？从西方经济学上讲，是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但是，运用这些手段的假定前提是，银行是产权明晰的商业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渠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三种办法来扩大和减少货币的供应量。
从宏观经济流程来看，储蓄是供给，投资是需求，储蓄必须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使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而储蓄转化为投资，从间接融资渠道看，就是银行中的存款能不能转化为贷款。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从M[，0]到M[，2]的多少看问题。实际的经济运行中，M[，1]和M[，2]是潜在需求能力，只有它转化为贷款时，才变成了有效需求；如果转化不成现实的需求，虽然它是银行中的存款货币，但它只代表储蓄，即仓库中、货架上的商品，是供给在银行中价值符号。因此，银行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不能及时地贷出去，对于扩大投资需求是没有用处的。在中国以M[，1]和M[，2]的增加来论证没有通货紧缩，在理论上是一件尴尬的分析，如果M[，1]和M[，2]增长很快，但是实际经济运行中款贷不出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将会与实践大相径庭。本来是通货紧缩，物价负增长，他可以认为是没有紧缩，甚至他可能还会说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实际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和关系，从金融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是存款与贷款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存款和贷款的关系也是既定的，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机制和渠道是顺畅的。因此，可只考虑影响其基本关系的利率、准备金率和国债的吞吐。而除此之外，如果某种特殊的因素影响存款过多，贷款贷出去的较少，总需求必定要萎缩。如果这种萎缩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则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总量性的政策医治不了这种病症。我们从表2可以分析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比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2 金融机构贷存比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单位：％
附图
注：根据人民银行网、国家统计局网有关数据计算整理；物价2000年及以前为零售商品物价上涨率，2001和2002年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失业率是根据有关文献、调研和物价低迷、贷存比萎缩相关推算；贷存比是指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
银行资金与财政国债资金性质不同的是，它主要的投向是非公共性和非基础性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性质是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并且就业有持续性。因此，对于就业的增加，进而消费的增加，并使消费物价活跃起来，银行贷款资金持续和增长性的注入，至关重要。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存款比从1993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从1993和1994年的贷大于存，转变为1996年以后的存大于贷，而且到了2002年时，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只有76.8％。
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比率下降，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贷款结构的变动在促进就业方面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来看1996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短期贷款结构的变化与不同所有制职工人均短期贷款额的变化。
表3 公有和个私就业与各得贷款的情况
附图
注：上表中的贷款额是指短期贷款；公有经济就业是指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个私经济就业是指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数据以《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人民银行网《报告与统计》的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公有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1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高于个私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20多倍。而个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决了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镇再就业和70％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并且个私经济2001年就业总量相当于国有集体经济就业总量的2/3，个私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占到了40％，但是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就平均起来看，2001～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为6到7万元，而个私经济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只有2500元。差别之大，实在是不公，实在是惊人。
当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以后将逐步地从中小企业中退出，其资本有机构成将会提高，因此，比中小型的个私企业人均相应地多贷到款，也可能是正常的。然而，如果个私经济人均贷款额太低，其贷款总量与国企和集体企业相比，实在是太少。
分析到这里，需要考虑银行的功能，银行作为企业，有自己的目标。但是，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有它的功能。银行是干什么的，货币政策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促进经济增长，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没有贷到应该得到的款项；如果说是促进就业，中国未来的就业大部分需要中小企业解决，而中小个私企业可以看出基本上贷不到款；如果说是稳定物价，则现在物价连年下降，不需要银行控制贷款，而是需要把款贷出去。可以说，这几年虽然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在化解金融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就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看，作用逐年在弱化。
自1998年以来，我们连续八次降低利息水平，开征了利息税，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同时操作了一定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并也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说所用西方总量式的货币政策方式、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贷存比率还是持续下降呢？
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对银行贷款的限制增加，监督的力度加大，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实行了贷款负责制等，这对控制金融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四大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还明显有着官办和国有的特征，使得过去随意放款被禁止后，去积极地找效益好的贷款项目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导致大量的存款不能被贷出去，使贷存比率越来越低。
金融体制改革和风险防范体现在结构调整和控制权上收上，而结构调整使得一些县域没有了银行，控制权上收则使面对企业第一线的信贷员和直面企业的银行的贷款决定权受到限制，小额贷款的审批更加困难。经济发展向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结构向非公有制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向中小企业变动；但是，银行在反向变动，控制风险的结构调整和审批权上收，一是国有特征基本上没有改变，二是纵向的、计划经济的、为大企业服务的特征更加突出。这样的银行体制和控制方式与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根本原因。
鉴于传统总量性货币政策在中国实施的无效性，有的课题曾经提出让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进行货币政策创新，从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建议。这种货币政策创新建议，是错误和不可行的。（1）本来中国各商业银行中的信贷资产质量就不高，不良资产率也不低，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风险较高的资金运用，使银行体系的风险更大化。（2）银行资金如果进入股市，将是最大的资金投资者，它的进入将股价拉高后，是与普通股民争利，还是自己让利。如果争利，将坑害广大的、分散的社会投资者；如果让利，让中小投资者出逃甚至得利，大量的不良股权将会由银行接手，使银行资产的质量更加恶化。（3）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会导致股市的泡沫，一旦泡沫塌陷，将造成像日本银行中一样的更多的坏账和死账。（4）中国股市上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大多都很差，许多企业的股票不适合于长线投资，并且其股票价值目前已经大大高于其未来许多年的收益价值，实际上已经是无利可图的投资；而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资产的收益又要求很高，银行资金不适合投资于中国目前的许多上市公司的股票。
另外，即使银行通过购买股票将货币放出去，扩大货币的供应量，得到资金的股民或者企业，能将其用于消费和投资吗？如果不用于消费和投资，而仍然用于二级市场的炒作，或者为了保险，将款存入银行，银行又贷不到加工工业和中小企业上，这样的货币政策，对于扩大投资需求、增加就业和扩张消费是没有用处的。
2002年中的一个争论热点是，消费物价持续走低，与国内需求是不是有关。一部分学者认为无关。他们认为，物价走低与技术进步、改革旧体制和国际市场有关（注：：《释疑经济增长悖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31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国内消费物价的不振，与每年大量的下岗和失业率逐年上升有关。从1996～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减少就业6000多万人，除去退休的，放长假的、下岗在再就业中心的、下岗失业的、新进入劳动年龄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等，无不影响着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实际上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国内消费对增长的推动力减弱。
2002年中的另一个争论是高速增长与股市低迷的悖论。一些学者认为，股市低迷，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该有8％。其实，中国的股市由于高投机性，股指高低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关性较低，而与所谓的政策信息相关很高。股市上前几年融到的资，许多没有投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劳动和人力资本，而是投入股市去赚中小投资者的钱，对扩大投资需求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它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也不大。反过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高低，股市也不会相关变动，甚至经济增长走低时，如果短期投机资金进入很多，股市市值还会上涨。
要使中国的投资、消费、物价、增长走上良性循环，看来光靠财政发行国债不行，靠目前的信贷格局不行，也不能依靠股市的涨跌，而是要想法刺激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给国民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推动力。
三、宏观经济政策转型的框架性建议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满意的就业水平、稳定的物价、平衡和盈余的国际收支，特殊的还有防范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宏观经济的任务是克服紧缩，扩大需求，第一目标是增加就业，而且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密切相关，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你是用政府为主的办法来扩大投资需求呢，还是以社会为主来扩大投资需求？未来许多年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关键是怎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消极防范和化解，还是积极防范和化解？
（一）从行政取向国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向市场取向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
从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来看，主要是想通过政府为主，发行国债，以财政投资的形式，扩大需求，将总需求拉上来，将物价水平由低迷推至合理的水平上，使生产经营企业在市场上有利可图，扩大投资，进而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但是，实行的结果在前面进行了分析，税费负担增长太快抵消了发行国债的作用，国债项目不能形成持续的就业机会，使投资、收入、消费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财政政策怎样实施，才能使投资、就业、收入、消费良性互动？如果财政政策只是想将增长速度拉起来，则上公共性和基础工业项目就可以了，当年的建筑和相关的生产就可以形成新的增加值，速度在短期内就可以上去，就业压力在短期内也因建筑领域的工作需要和相关需求的扩大，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目的财政政策，如果不能将物价拉起，不能持续性地增加就业，不能持续性地增加收入，不能持续性地形成消费，也就不能长期和根本地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和推升物价走出低迷。因此，财政政策从目的上看，要从短期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为主，调整为长期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实际上我觉得，有个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之差别。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短期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使国民经济走出通缩。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是忽视社会投资，以政府为主，依靠发行国债由财政来扩大投资，并使这种政策单一化和长期化，将社会资源集中到财政，由财政来行使发展经济和扩大需求的职能。如果评价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或多或少有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的色彩。
只有市场取向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才能比国债性的投资更多和更长期地增加就业，并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是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呢？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1）财政政策尽可能地短期化和社会化，在关键时刻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的是以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带动社会扩大需求的投资，最终以社会投资替代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2）在中国公共资金需要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行减税的政策，至少可以尽快清理各种收费，杜绝政府各部门、挂在政府部门的各种行政性协会、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各种收费、管理费、罚款、保证金等等灰税和黑税。（3）调整中央和地方，特别是与县乡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改变目前越是上一级越是集中财力过多的局面，市县乡各级财权与事权相适应，严格控制吃皇粮的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人数，使地方的税收分配、财政经费与其需要相适应，避免市县乡以灰税和黑税维持其财政运转的局面，给市县乡的投资者创造宽松和适度的税费负担环境。（4）不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税，大范围和彻底地清理投资项目的各种收费，实行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抵扣制度，取消和降低进入各种行业的保证金、风险抵押金等等，从而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提高其收益，使社会投资有利润预期和投资能力，释放社会投资的能量。（5）对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目前各大银行都成立了所谓的中小企业信贷部，但是大都是响应领导号召和对付舆论及领导批评的摆设。中小企业贷款，由于可抵押资产少，无人担保，规模小而破产风险较大，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国外对这种中小企业高风险的贷款，为了促进就业，特别是高失业区的贷款，政府都在银行税收上给予减少，使银行可在中小企业的较高风险贷款上得到较高的收益。（6）在西部，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灵活的土地收费政策，政府免收和少收土地有关的税费，让拥有土地的农民直接用自己的承包地入股，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至200年，降低土地的获得和交易成本，使土地资产成为吸引西部大开发投资的重要机制。
（二）从总量性的没有效果的货币政策转向体制及结构性的促进中小企业贷款的货币政策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6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1]BelaBalassa1TheTheoryofEconomicIntegration,Allen&UnwinLondon,1962121
[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3]MaurriceSchiff,L1Alan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41
[4]邓力平,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6]董勤发.国际财政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4、7、12-141
[7]林品章.国际财政若干问题的研究[J].财政研究,1995,(1)1
[8]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603-6511
[9]崔满红.区域财政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11
[10]柳剑平,谭本艳.现行国际投资制度的缺陷及创新趋势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1)1
[11]郧文聚.从国际援助的发展看中国对非农业援助[J].西亚非洲,2000,(2)1
[12]李风华,郭畅.论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J].欧洲,2001,(2)1
[13]陈淑芬.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J].当代经理人,2005,(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