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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的财政政策范文1
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推进小微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将其作为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小微企业财政支持体系、融资担保体系和辅助服务体系，使小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崔庆梅（2014）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建议。胡逢源（2015）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促使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财政部财科所（2015）从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层面对全面完善我国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提出了建议。但是，我国农业小微企业由于起点低、基础差，财政政策的覆盖面不够，在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存在很多难题，特别是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市场失灵以及政策层面缺乏针对性扶持，给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阻碍。因此，政府有必要针对农业小微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功能问题分析
由于财政政策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要求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社会再分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功能指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法律等资源运作规则，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合理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达到最佳的公共利益。市场必须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并不能通过价格有效反映出来，很难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市场内生缺陷也会影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难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因此，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佳的配置效率。财政经济稳定职能是指根据实际经济状况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来协调和保证经济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市场经济中，市场自发调节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波动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一定影响，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职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社会再分配职能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税收来调整收入分配。由于市场存在外在缺陷，即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现象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很大影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很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职能。
（二）基于国家财政政策功能视角的理论依据分析
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经济稳定、社会再分配三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资源配置方面：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常常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垄断又会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农业小微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与大企业竞争过程中常处于不平等和劣势地位；另一方面，财务管理体制不健全、信息的披露与获取制度不完善，也是农业小微企业的明显特点，因此农业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信用评级较低，融资能力明显低于大企业。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在遵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需求来高效合理地配置资源，维护市场公平与效率。经济稳定方面：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小微企业提供了占主体地位的社会消费品，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因此，熨平经济波动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进行支持和引导。社会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容易造成收入的两极分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或加大对低收入者直接财政支出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一）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和工具
1.国家财政政策的类型。国家财政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政府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措施。”常见的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依据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时发挥的不同作用分成扩张性、中性、紧缩性财政政策；另外一种分类是按照其对国家宏观经济所产生的作用不同，划分成自动稳定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时，政府会根据不同的供求情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否则政府会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小财政支出，从而使供求处于平衡状态。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一系列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来发挥财政政策内在的调节功能，对经济变动情况快速自发的做出反应，无需依靠外力。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相反，相机抉择可根据功能不同细分为汲水性和补偿性财政政策，需要依靠外力的帮助才能调节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采用汲水性财政，是在经济本身具有自发恢复力前提下，通过公共投资诱导经济景气复苏，吸引民间投资的缺期财政政策。当需要对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反向调节时，常采用补偿性政策来稳定经济波动。经济过热膨胀时，政府增收减支；经济萧条紧缩时，政府减收增支。在实际应用中，政府通过考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习俗因素来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经济因素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实现财政政策的三大功能的经济手段，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失业现象、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习俗因素主要是指本国的特有的自然习俗情况。
2.国家财政政策工具的选择。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相应功能和目标的实现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财政政策主要包括预算、政府购买、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府发行的国债等。预算是最基本的财政政策手段。预算通过直接和间接调整预算支出结构、数量，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以及市场的供给、产业结构，使预算支出倾向社会公平领域，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最终实现对资源配置、稳定发展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政府购买是政府作为购买方和支付者，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了社会需求。当财政资金以无偿的形式进行单向支付时，称之为财政转移支付。其作用在于：一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在经济蓬勃发展时，为了缓解消费需求膨胀的压力，减少财政支出；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为了刺激消费需求，增加财政支出。二是调节收入再分配。政府将税收收入无偿转移给收入较低的入，来缩小国民收入的差距。三是以间接的方式调节经济结构。当需要增加产量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差额来间接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当需要刺激对某种产品的社会总需求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消费者来减少消费者的实际支出。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它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和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收入实现资金从私人部门流入到政府部门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变动征税对象、税率来调节总供求的平衡关系，间接进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对现存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债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所发行的一种债权债务凭证。政府通过设置不同的公债数量、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并且将其在市场上发售来获取资金，以此来改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数量；公债资金的运用，是政府将集中起来的公债收入，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实际对财政工具进行选择时，需要具体考虑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承受的压力等相关因素，根据预期实现的目标来选择最合适的某种财政工具或者财政工具系列组合。
（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方式选择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通过改变财政收支结构的方式对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起支持作用。财政支出政策包括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优惠贷款政策在国外比较常见，是政府专门为支持农业小微企业发展制定的政策，表现为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或专项贷款来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是指国家为了扶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补贴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主要对符合以下两种情况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一种补贴情况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使农业小微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融资收入，保障农业小微企业的长期发展。例如为了鼓励农业小微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来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水平。还有一种补贴情况是补贴农业小微企业贷款利息与市场平均贷款利息的差额部分，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的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贷款利息，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压力。除了上述列举的财政支出政策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财政收入政策来改变农业小微企业的征税科目和税率，调整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结构，缓解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包括以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调整税率，降低应纳税额，从而实现对农业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涉及到的具体税目可以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小微企业的负担。第二种方式是延长缴款期限。这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讲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金额并没有影响，影响的只是收款时间，等同于政府向农业小微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给予了农业小微企业更宽松的还款期限，缓解了农业小微企业的经济负担，而对政府来说则相当于损失了一部分利息收入。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对农业小微企业的某些应税项目进行税收减免，从最基本的源头上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金，例如符合相关条件的农业小微企业具有关税和所得税的豁免权等。第四种方式是通过税收返还、出口退税等政策间接降低农业小微企业的应纳税额，目的是为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增强农业小微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为鼓励农业小微企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对农业小微企业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进行退税处理。第五种方式是通过加速折旧来延迟纳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当期折旧费用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相当于政府提供给农业小微企业一笔短期的无息贷款，企业获得了延迟纳税的机会。除以上列出的财政对农业小微企业支持的方式外，还存在其它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方式。例如，通过清理政府收费中不合理的收费，减轻农业小微企业收费负担，从而支持农业小微企业的发展。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范文2
所谓房地产开发风险，是指在房地产开发活动过程中存在影响开发利润的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的作用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使得企业实际开发利润可能与预计利润发生背离，因而使企业有蒙受经济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房地产开发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明显地呈现出以下特征：1）综合性。房地产开发涉及到企业内部的各个方面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是企业财务活动和经营活动过程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2）模糊性。即不肯定性，表现为风险形成的模糊性和由于风险导致企业开发经营活动结果的不能事先肯定。3）损失性。风险既有因财务管理无法预计或无能力防止所致，也可能由于管理者决策失误，控制失灵而丧失了本应获得的利益。4）补偿性。既然风险会带来损失，客观上要求给予经营者适当的经济效益以抵补承担风险产生的损失，即“风险报酬”。5）激励性。风险与竞争是同时存在的，承认和承担风险，将把企业推向背水一战的境地，必然使企业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2、房地产开发面临的主要风险
2.1政治风险
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变动（如战争、罢工、社会动荡）及相应的政策法律调整（如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造成房地产开发商经济上的损失。对房地产开发商影响最为直接的是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就金融政策而言，实行紧的货币政策还是实行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开发者和购买者所持有的资本，影响项目的开发和出售。同时银行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业务也会对房地产的需求发生影响。就财政政策而论，政府实行紧的财政政策还是实行松的财政政策，对房地产的税收政策，对住宅是实行福利供给政策还是实行对低收入阶层采取有限的补贴政策，政府对房地产的投资等，都会对房地产开发和需求发生影响。这一风险在我国尤其需要关注。
2.2经济风险
是指由于经济形势（如市场需求、购买力、利率、税率、汇率等）变动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经济上的损失。由于从可行性研究到楼盘上市的时段内，市场需求变动的可能性很大，消费者对户型结构及单元面积的偏好也会发生变化。原来的细分市场上该类物业还供不应求，而不久却可能大量积压，难免使投资收益远远偏离预期。通货膨胀时期，纸币贬值，价格全面上涨，房地产虽然具有一定的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但其价格也会上涨。而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量是一定的，这样购买力相对下降，可能无力支付日渐升值的房地产，从而导致房地产企业开发的项目难以售出而承担风险。一般来说，房地产开发资金需要量大，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周转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需要采用外界资金，如向银行贷款和预售。以自己开发的房地产作为抵押获得用于该项投资的贷款时，如果不能按照抵押贷款协议规定的期限偿付本息时，就必须承担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将可能成为他人财产的风险。采用预售房屋筹集开发资金时，如果不能按照预售协议规定的日期交房，就必须承担支付巨额的赔偿金的风险。
2.3自然风险
是指由于自然因素（如洪水、火灾、地震等）对房地产开发造成的影响，从而使房地产开发商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出现的机会较少，但是一旦出现，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2.4技术风险
是指由于科技进步、技术结构及其相关变量的变动给房地产开发商可能带来的损失。例如，由于科技进步可能对房地产商品的适用性构成威胁，迫使开发商追加投资进行房地产的更新、翻修和改造。由于建筑设计变动可能导致建安工程成本增加，从而影响项目形成后的租售。
2.5经营风险
是指由于开发商因开发项目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预期收益不能实现，或不足以补偿经营费用的可能性。该类风险主要归因于开发商主观上对开发成本、租金售价、开发周期以及资金筹措等的预测错误和决策失误。
3、导致房地产开发风险的因素剖析
3.1政策环境与经济形势
房地产开发由于与国家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控制。如：政府对租金售价的控制，对外资的控制，对土地使用的控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尤其对投资规模和金融的控制，以及新税务政策的制订，都可能对房地产开发商构成风险。在我国尤其需要关注。
经济繁荣时，由于各产业扩大生产，使房地产供不应求，房地产价格不断升高。而在经济衰退时，社会对房地产需求能力受到抑制，产品开始出现难以脱手的现象，此时，开发商的资金已经投入，形势的波动使其作出反映并进行调整是相当迟钝的，短时间内很难变化或找到其他替代者，从而会使开发商陷入困境。
3.2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程度与供求状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应具备：信息充分、商品同质、厂商买者自由出入以及交易双方数量众多四个基本条件。而一个发育不充分的市场必然会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一定的风险。
从总体上讲，房地产市场是地区性的市场，当地房地产市场供求变化对开发商的影响要比整个国家房地产市场供求变化对开发商的影响大的多。只要当地经济发展是健康的，房地产需求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房地产开发的强度取决于潜在的开发商对租售收益的预期。当租金、售价因房屋供应短缺而上升时，开发商便会纷纷开发房地产，但由于开发需要一定的时间，待开发完成时，市场供求可能已发生了变化，致使开发的物业难以租售。
3.3开发时机的选择
经济运行有快速和滞缓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特点，房地产投资也是有周期性的。投资周期包括高峰—收缩—低谷—恢复四个阶段。在高峰期，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经济处于高峰期，由于各产业扩大生产，使得房地产供不应求，房地产价格不断升高。在收缩期，国家紧缩银根，控制投资规模，社会对房地产需求能力受到抑制，产品开始出现难以脱手的现象。在低谷期，社会信贷关系进一步紧张使得工业和建筑业投资锐减，投资产品价格降低但难以出售。在恢复期，国家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社会对房地产的需求量开始增大，价格逐渐回升，此时正是房地产投资的黄金时期。从较长时间看，在投资收缩期、低谷期搞企业兼并或作准备投资，在投资高峰期、恢复期大力投资，必能获取较大盈利，避免较大亏损。
3.4开发地点的选择
房地产的不可移动性、区域性和个别性，决定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房地产行业有句名言：第一是区位，第二是区位，第三仍是区位，可见房地产开发地点的选择对开发商至关重要。房地产开发商抢占中心或门户区位是普通常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预测近期将形成的新的中心区位或新的门户区位。在繁华地段开发房地产项目将实现最大的开发利润，但这一范围可能已不存在一块可供开发的土地，开发商只好为获得更大的选址范围而放弃一部分利润。同时，房地产开发所涉及的地理环境条件，甚至社会经济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过程中，这会使开发商经受着风险的考验，需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开发商若能及早投资开发具有价值增长潜力的地块，则几年后将会获取较大的利润。
3.5开发类型的选择与开发规模的确定
房地产开发过程是巨额资金投入的过程，从购买土地、工程建设到推出广告、上市销售或出租，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作为开发商，通常难以完全用自有资金来完成一开发项目。一般都是在投入一笔启动资金如地价款或前期费用后，通过各种借贷、预售等融资手段来筹集开发资金，滚动开发。所以，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资金的筹措是项目能否按期、按质完成的重要一环。房地产开发规模越大，开发商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
3.6开发周期的长短
房地产开发及交易需要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于大中型开发项目，从寻找机会、可行性研究、购买土地、勘测设计、筹措资金、前期准备到工程施工、竣工，以及制订价格、推出销售及签署成交合同，往往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房地产商品开发过程中，很难在一开始就能对整个开发期内的各项费用和收益流动作出精确的估计，只能是大概的测算。而在这一较长的开发期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变化，消费者喜好的改变，社会经济形势的兴衰，国家有关政策的调整，物价的涨跌，汇率及利率的变动都将是难以精确预测的。可是房地产项目一旦确定，资金一经投入，就很难根据情况的发展而加以改变和调整。开发期越长，各种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各种费用特别是后期费用和房屋售价或租金就更加难以确定，风险也就越大。
此外，开发商的素质、开发方式的确定也是导致房地产开发风险的重要因素。
4、处置房地产开发风险的具体措施
4.1事先有效避开风险源地
例如，放弃某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以防止市场风险。通常是，预测到在某边贸地区长期效益不能保证或某个地区将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而作出的决策。有效地避开风险源地可完全解除某种风险，但意味着同时也放弃了从事该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故此种避免风险的措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使采用，也应在前期工作阶段尽早作出，这样可大大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投资费用。
4.2采用多样化（或组合化）投资
就是把资金有选择地投放到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上。可投资建造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所需的不同类型住宅、写字楼、商店和娱乐场等，以减少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因为各种不同类型房地产的开发风险大小不一，收益高低相应不同。一般而言，开发项目收益率相对较高的风险大，开发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低的风险小。如果资金分别投入到不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整体开发风险就会降低，其实质就是用个别房地产开发的高收益去弥补个别低收益的房地产损失，最终获取一个较为平均的收益。房地产多样化投资的关键是如何合理地确定投入不同类型的房地产的资金比例，使得即可降低开发风险又可获取较高的收益率。
4.3以财务方式控制风险
具体有以下三种基本方法：1）通过正当、合法的非保险手段（如合同条款的拟定）将风险转嫁给其他经济单位。如房地产开发商将施工中危险性较高的工作转包给其他的专业性施工单位，从而减少自己的风险责任。再如实行项目股份化，将经营风险分散到全体股东身上等。对某些超过开发商能力的风险，或保险无法提供的情况下，此种方法发挥着特有的作用。2）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以缴纳保险费为代价，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承担。保险作为一种及时、有效、合理的分摊损失和实施经济补偿的方式，一直是处置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保险的使用仍是有限的，因为并非所有风险都可以保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保险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补偿。3）以自身财力，直接承担风险损失的补偿责任。如将预计有可能发生的损失直接摊入日常经营成本，又如建立风险损失补偿基金或建立自保公司。近年来，以组建专业自保公司作为主要形式的自留风险手段，已在国内外成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手段，而这种主动自留风险手段的选择与实践，应遵循法律规定，如对法定保险、强制保险的风险标的能否自留，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还要受自身经济实力的制约。
4.4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全面的调查，作出科学的预测
要仔细分析房地产开发周期并预测其变动，以选择最佳开发时机；分析房地产开发所涉及的地理环境条件并预测其变化，以及早投资开发具有价值增长潜力的地块；要了解国家政策并预测国家未来对房地产政策有何变化，是限制还是鼓励，同时，要分析社会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类型和需求量并预测其变化，以确定开发项目和开发规模；要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资料，充分考虑到其他开发项目的竞争，尽可能准确地预测拟开发项目的费用与收益。
4.5在工程完工前，就与租户、客户签订租约或预售合同
这样，工程完工后房地产空置的风险，租金下降的风险，售价跌落的风险，都可通过预租预售的安排来避免。当然，预租、预售时，还应注意一个问题，这就是开发商的风险降低意味着与其交易的客户的风险提高。所以，开发期越长，其他行业的客户就越不愿意与开发商签定固定价格的合同。若要预租或预售，则租金、售价就会被压得较低。
4.6通过签约尽量固定那些对利润敏感的变量
例如，利息支出增长的风险可通过签定固定利率贷款合同来减小；建造费用增加的风险可通过与建筑企业签定固定预算合同来减小；工程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可通过承包合同中延期罚款的条款来降低。
4.7尽早完成开发项目，以降低在开发期内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并在开发过程中加强项目管理，控制成本，保证质量。
此外，还应根据开发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人员进行培训。根据开发商自身的资产负债能力与获取资本的能力，合理确定开发方式。
参考文献
[1]李启明等编著房地产投资风险与决策[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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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基金的安全决定了社会保险能否持续运行，为考察人社部门的担心是否杞人忧天，我们将首先了解工伤保险基金“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运行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先行支付制度对基金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运行模式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现收现付式依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当期应当征收的保险费，一般不预留大量资金。即利用参保人数、伤残人数、伤残比例等具体的历史数据进行预测,估算出工伤保险基金未来年度内的支出，从而得出工伤保险基金的应交费率。1．支出估计对于补偿性的工伤给付，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一般说来，可以分为医疗给付支出、一次性伤亡给付支出、定期给付支出等方面的内容。而医疗给付支出支出、一次性伤亡给付支出、定期给付支出仍以工伤概率和参保职工人数而非所有职工人数来确定。2．收入估计工伤保险的收入包括工伤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收入、转移收入、以滞纳金为主的其他收入，以工伤保险费收入为主。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运行模式，首先根据往年数据对未来年度的支出进行估计，确定支出数额，以预测的支出数额为依据确定缴费率进行征缴，最后按一定比例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储备金，用以支付的本地区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二）先行支付制度对基金安全的影响
现行运行体制下对未来各项支出的估计以历史数据为依据，征缴保险费，并未将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的支出考虑在内，也难以对其支出进行估计。支出项目增加收入项目却未相应改变，这有悖于“以支定收”原则，在此情形下基金安全运行应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先行支付的数额很小，且仅为暂时性的，不会对储备金产生影响；其次，先行支付的资金会得到有效追偿。我们不妨先选择一个代表性群体——农民工进行研究，农民工在城镇主要从事高风险、高污染、高强度的工作,恰是这些最需要工伤保险制度保障的农民工,却是工伤保险体系中参保率最低的人群。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率低、工伤保险覆盖行业不均匀，可见，农民工是先行支付制度针对的重要的群体之一，是最有可能寻求先行支付的群体。至2012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参保农民工7173万人，参保比率约27%。未参保的农民工人数为1.9亿。全国就业人员76704万人，而参加工伤保险仅为18993万人，仅未参保的农民工是全国参保人数的一倍还多，未参保的农民工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资金，就会占据整个工伤保险基金相当大的比例，而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将意味着参保人数三倍还多的未参保职工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范围，即使仅仅是暂时性的支付，支出数额也不容忽视。如果制度得到完全落实，即使忽略追偿不能的问题，在参保率不高、统筹层次低的地区，支付的主体扩大到原来的四倍，一旦发生重大的工伤事故，面对大规模的支付请求，或发生连续的工伤事故不能够及时追偿时，其储备金将很难满足需求，便会出现支付不能。其次，最终能追偿回多少费用，收支能否平衡，实在值得人担忧。用人单位不支付相关待遇情形中：其一，“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其主体资格已然丧失，在已经不存在用人单位的情况下，向用人单位追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二，“依法经仲裁、诉讼后仍不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的”，在法院尚且无法强制执行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具有的追偿手段也必然失效。仅从这两种情形看，以追偿的方式弥补基金支出并不十分可行。而这将造成大量坏账，导致工伤保险基金资金的直接流失，损害基金安全。以上两个条件都无法满足，人社部门对于基金安全的担忧实非“杞人忧天”。而当基金出现不足则要由统筹地区政府进行垫付，于是便有了现在的两难局面：要么工伤保险基金大量先行支付，引发基金安全；要么为了保障基金安全，先行支付的实施大打折扣。
二、不符合权利义务对应原则
工伤保险法律关系的发生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一法律事实为前提，劳动者向用人单位完成劳动义务，用人单位有法定义务为劳动者投保，成立工伤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出现工伤的法律事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劳动者提供工伤保险待遇。上述法律关系中劳动者的义务似乎具有劳动义务，因而有的学者主张用人单位是缴费的义务主体，劳动者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主体，劳动者的工伤保险权是基于其劳动义务，并非基于用人单位的缴费。因而为参保劳动者仍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但笔者认为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相互作用，不能将二者孤立来看。为考察二者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妨从工伤保险费而引起的收入变化的角度来观察谁是义务的真正承担者，仅考虑工伤保险费的法定归宿不够的，还要分析其经济归宿即其引起的私人实际收入分配的变化。图1所示，P为单位劳动价格，Q为劳动量，市场条件下，假设在未征收工伤保险费之前劳动力供给S与需求D0在E处达到平衡，当对用人单位收取一定费用的时候需求曲线下移至D1，而达到新的平衡E1，与之前相比，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价格升高至P2，而劳动者得到的价格降低至P1。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差额P2-P1，为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实际发生转嫁由职工与用人单位共同负担。虽然在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中劳动者并未直接缴费，但收入却因之减少，其先移到用人单位手中，由用人单位作为工伤保险费的一部分共同缴纳。从实际收入上来说，缴费的义务实际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完成。反观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形E，用人单位支付的价格更低而劳动者获得的价格更高，与参保劳动者相比，这部分劳动者显然未履行足够的义务。工伤保险基金来自于社会总产品中应当分配给劳动者的消费品，只是在分配给劳动者工资时被扣留下来以保险的方式再分配给劳动者，未参保情形下这部分工资实际已经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分享，再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不符合权利义务对应，对于合法参保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而言不公。其次，在社会保险监督法律关系中，政府也要为其监管失职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不仅难以确定政府的责任，反而将责任转移给了守法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三、违背专款专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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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化工业是否应该是整个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也就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应该控制在怎样的“度”上，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前对重化工业，是以举国之力发展，还是“举重若轻”，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实际上，是否有利于提高地区或国家的可持续竞争力，而非是否契合短期的经济增长数量目标，才应是对主导产业选择和判断的一个基本标准。选择世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集中资源加以发展，能够在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起到一种高屋建瓴的作用。重化工业在越战结束之前基本上是世界产业的制高点。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直接把苏联推到了与美国数十年两强相争的格局。建国之初中国沿袭苏联的战略，无可厚非。
但不容置疑的是，现在重化工业早已不是世界产业的制高点。几个汽车工业的例子可以昭示这一点。在20世纪末，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被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收购的时候，美国无动于衷。这与当初美国国会拨巨款竭力支持艾科卡重振克莱斯勒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去年通用汽车公司因为无力支付养老金，不得不专门发行债券来融资应对窘境。华尔街评论认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出现倒闭现象是迟早的事情。
重化工业不仅不能帮助摆脱经济危机，而且往往是造就现代经济衰退和危机的根源。日本具有强大的重化工业，其强有力的竞争在20世纪70、80年代使美国的重化工业风声鹤唳，底特律所在的五大湖区沦为“锈带”，当时压力之下的里根总统曾专门问未来学家托夫勒等人“美国还能保有制造业吗”?现在，无论是销售数量还是销售金额，日本品牌的汽车都已经超过美国品牌的汽车。但拥有世界顶尖的重化工业，对遏制日本的经济衰退却无济于事。
围绕着重化工业衍生的“土地泡沫”使日本经济深陷衰退的泥淖，至今无力自拔。韩国强大的重化工业，也没有帮助韩国躲过“亚洲金融危机”。相反，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轨的美国，出现了泡沫规模与日本的“土地泡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网络泡沫”。一时间，“美国会重蹈日本持久衰退的覆辙吗”的担忧甚嚣尘上。美国政经界的回答掷地有声：“不会!因为我们有日本根本无法比拟的金融服务业。”几年下来，事实证明，美国这―次经济衰退“异常地温和和短暂”。
从目前国内重化工业发展的一些事实看，重化工业很难支持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北京现代汽车200天就形成了5万辆轿车的产能，但“200天神话”和国家竞争力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广州本田2003年产值达到230．68亿元人民币，员工人数只有4076人，以中专技校生为主，汽车工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应比较有限。业内人士称，在配件自供率基本只要20％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投资6000万人民币就能生产整车，因此资金密集型的说法也可以大打折扣。虽然产业链较长和中间产品多，但运用现代供应链管理已是小菜一碟。
因此，在经济服务化主导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发展重化工业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世界竞争力，是刻舟求剑。任凭整个中国经济的重心，倾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领域，以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是饮鸩止渴。面对“中国能避免重蹈日本持久衰退的覆辙吗?”的质疑时，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还能依赖重化工业吗”?
非常规力量推动的“重化工业热”
有人认为，重化工业能够“阶段化”而且可持续，就是因为市场机制开始在这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依据，一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市民需求进入万元级和十万元级的“大额消费阶段”；二是市场主体主要是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民营企业。这种“重化工业热”的“市场选择论”，一方面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必然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注脚，另一方面客观上为政府宏观调控贴上了“背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进程”的标签，一些人因此认为政府介入是不必要的，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但是，这种“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市场选择论”是很片面的。应当看到，当前重化工业的很大一部分需求，是由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热潮直接造就的。过去几年中，我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形成了3．2万多亿的国债投资规模，主要投向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直接拉动了钢材、机械、建材和化工等行业的投资。
20世纪90年代末，地方政府首脑因为“国有企业投资一个亏损一个”而将精力转向“经营城市”。应该说，地方政府转向“经营城市”是政企分开的一次突破，也使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大大改观。问题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掌握庞大的资源，如土地、国有资产、政策特许经营权以及还可用于举债的政府信用。新城区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经营城市”的主要内容，如此庞大的政府资源被地方政府转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造就的规模可想而知。如果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的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规模还可以掐算，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形成的对重化工业的需求规模完全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已经可从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看出端倪。所以，吴敬琏认为地方政府对重化工业发展起了很坏的推动作用，对中国重化工业阶段的‘市场选择论”也不以为然。
“经营城市”过程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次“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地方市场割据的窠臼。原因是，―方面地方政府“经营城市”需要企业主体的配合，同时为增加当地的GDP产出需要避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另一方面企业从降低市场风险的角度也需要锁定一部分当地市场。这次市场割据现象的一个表现是，各地重化工业中间产品价格的巨大差距。北京和云南的钢材价格可以相差一倍。
其次，一部分消费需求是被政策压制扭曲了的需求。“重化工业热”中的住房和汽车消费等部分需求总体上滞后，是中国经济政策长期忽视市场需求培育引导的结果。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是，前者着重配置资源投入，后者着重引导和培育市场需求。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在一个产业需求还是涓涓溪流时，很可能无法成为资源配置的方向，导致需求不断蓄积。即使成了资源配置的方向，由于相关企业被赋予垄断地位，市场定价往往过高，客观上仍旧形成压制需求的结果。
这种被压制的需求，到底规模有多大?什么时候进发?补偿性的市场增长能持续多长时间?市场补偿期结束以后会怎样?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往往使这种需求成为企业的“死亡陷阱”。以汽车市场为例，过去汽车价格高得离谱，居民汽车拥有率严重偏低。在2003年一部分市场需求突然释放，给人以市场规模极大的印象。但2004年汽车市场立即收缩转入持币观望的状态，主要汽车企业随之由供不应求变成库存激增，新成立的汽车销售4S店今年更是普遍亏损。
市场把门人的缺失
在这一轮重化工热中，金融市场发挥投资导向作用非常有限。当一些人断定市场机制已经在产业选择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市场只是产品市场。但是，等到产品上市的时候才意识到产能过剩，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控制和引导产业投资规模的最佳时刻应该是投资决策的环节。金融市场是企业、供应商、投资者、政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体等就产业政策进行协商角力的场所。金融市场汇总的信息和投资者的“拷问”是促使企业防微杜渐、更理性地选择投资方向的基础。金融市场的产业投资导向作用不容忽略。
这―轮重化工业热，正好遭遇中国股市连年下滑，股市融资功能大大削弱，金融市场的产业投资导向作用自然无从发挥。重化工业投资的来源，主要以企业所在地区的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为主，使这次重化工业热具有浓郁的“暗箱操作”色彩。再加上重化工业本身产业链条长，信息传导灵敏度低，导致企业投资决策的信息很不充分。因此，这次重化工业热即使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丝毫不足为奇。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中国重化工业产能大过剩的征兆：2004年是中国轿车业的“过剩年”已经铁板钉钉。在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的中国钢铁业转向国际市场，已经引起世界钢铁巨头的恐慌。根据目前的投资规模，电力过剩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重化工业热”并不是市场主导选择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引致的。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方面由于一些制度因素发挥了不恰当甚至阻碍的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远未到完善“收关”的阶段，市场机制要确立并发挥作用还任重道远。另一个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不能因噎废食地排除宏观调控等政策发挥正确的作用。
重化工业不能自然带动服务业
“中国重化工业”神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填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主导产业“断档期”，保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除了重化工业，似乎别无选择，而且，重化工业的发展，能够催生生产业的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
短期之内，中国服务业不可能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反对这一判断。唯GDP和税收是瞻的地方政府，已经惊人―致地选择了重化工业。吴敬琏呼吁“大力发展服务业”时，实际上也很清楚中国发展服务业的艰巨性。虽然，吴敬琏和他反对的“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观点持有者：实际上都没有能够回答“服务业大规模发展，什么时候可能?”的问题。但是两者的观点取向是不同的，前者认为应将发展服务业立即优先列入中国经济政策的日程表；后者认为没有必要。
相比之下，重化工业发展能否带动服务业大规模发展，对能否减少今后中国经济波动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出现过重化工业急刹车的现象。―旦重化工业发展在中国急刹车，而重化工业的发展又没有为服务业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的话，中国经济就存在大起大落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澄清，重化工业发展，并不能自然地带动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
重化工业发展并不能帮助具备服务业大规模发展所需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慢，关键是服务企业形成规模难。服务企业规模化经营需要的专业人才、软件信息技术、流程管理，基于生产线管理的重化工业根本无力提供。例如，在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人员，往往只能找到低层次的服务业职位，收入剧减，可见制造业人才与服务业人才是两码事。
而更关键的是，服务业比制造业更依赖制度性的因素。原因很简单，服务是无形的，不像制造业产品看得见摸得着，更需要法律制度政策的规范。例如，北京是中国服务业GDP比例最高的城市，从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看，北京要远高于香港。但是专业服务人才的数量和素质，北京却远逊于香港。2000年北京有律师事务所345个，职业律师5495人，而香港分别是9140个和11万人。除了根本的制度性因素，这种“鸿沟”实在无从解释。没有法律制度政策的根本调整，中国不可能摆脱对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在所谓“在实际部门工作的人士”当中，吴敬琏“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呼吁没有市场是正常的。
2005年产业政策的突破口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范文5
一、“宏观经济学”课程概述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是经济类、工商管理类以及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基于培养应用型本科生的目标，本课程在本科经济学专业中的定位是：为培养经济管理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学科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使学生了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产生发展脉络，培养理论素养，提高使用理论分析、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为64学时。我校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名师导读版作为主导教材。本课程总体框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与国民收入核算简介，介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及其核算方法。第二部分为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其变动，均衡国民收入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涉及四个主要经济模型。第三部分为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讲解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的实施工具和机制，并用IS-LM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第四部分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AK模型，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动态化。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如何通过“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科学教学设计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培养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根据十几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该课程在教与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程内容多
传统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庞杂，以教师讲授为唯一方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对落后，学生反映该课程知识艰涩枯燥，理解难度大，有的甚至需要通过背诵来通过考试，导致学完即忘，对后续经济类专业课程起不到应有的方法论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较多，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所以，宏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收入支出分析、IS-LM模型、AD-AS分析、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及效果、对外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核心内容是国民收入决定。然后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最重要的四个宏观经济政策，即失业和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研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国民收入总量。而动态的国民收入变化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这门课安排了每周4个课时，一学期共64课时的上课时间，在财经类课程中属于比较多的学时，但是学生要在一个学期里消化、掌握全书 11章76节的内容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对于初入门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时间非常紧张。
2.课程内容难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离不开各种理论和模型的讲解。理论学习通常都是通过文字表述、数学公式和经济模型来阐述。虽然在大一学习“微观经济学”时，已经接触一些经济模型，但一大部分同学知识基础仍比较薄弱。尤其对于一些文科生来说，对复杂的图形推导和高等数学公式推导感到难以接受，很难将这些图形和公式与经济学涵义的描述联系在一起。而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型又是核心内容，主要分为收入—支出(E-Y)模型、IS-LM模型、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不仅要理解它们的经济含义及图形推导、公式推导过程，还要知道在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应用。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宏观经济学涉及的名词概念较多，理论观点涉及的流派也较为复杂，需要学生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体系。并且，这门课使用的数量分析多，逻辑推理少，以致有的同学感觉学起来很难。
3.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不完全契合
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实践中，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都要受到限制，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大萧条之后的 1936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某些理论前提和经济现象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际。因此，这门课所讲的一些内容离中国的现实就比较远。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垄断与私有化并存的经济制度、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能解释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能解释补偿性的经济政策;但是有些内容与中国经济运行的背景非常不一致，如GDP的核算方式和内容、银行利率的决定方式、财政收支制度等。尤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以西方国家——美国为例来进行研究的，与我国的经济政策实践“水土不服”，这样就容易使学生在这些问题的理解方面出现迷茫和混淆。
4.教学方法相对单一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学习情况制约着课程讲授的开展和深入，影响着教学目标的达成。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教学方法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有的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有时备课不够深入、细致，对学生的实际需求缺乏深入了解，这种情况下进行教学，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学习的主体作用体现不很明显，只是被动听讲。往往会出现老师讲得热火朝天，学生昏昏欲睡的现象。另外多媒体教学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课件制作简单，讲课内容理论性太强，没有相应的案例支撑，也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具体的教学中，教育教学方法及课堂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教师按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讲课缺乏激情，讲课方法缺乏多样性，缺乏创新意识等，都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是很难满足当前社会对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的。
三、对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在各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课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学设计，讲好宏观经济学这门课。
1.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取舍
在充分研究中外教科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合理取舍。由于经济理论的互通性，宏观经济学的有些内容与其他相关课程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可以在这门课中少讲或不讲，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这门课内容和体系的完整性。例如，财政学和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也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中含有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知识。因此，可以只讲解这些内容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经济模型的推导和使用，然后说明这些内容与宏观经济学其他部分的关系即可。关于博弈论，关于新古典宏观经学和新凯恩斯的AD-AS模型也可以不讲，因为这些内容在中级宏观经济学里会详细讲解。与此相适应，我们讲课时就需要为“宏观经济学”课程理出一条主线，使本书各部分内容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IS-LM模型就是短期国民收入决定内容的主线，由这个模型，可以分析均衡产出、政策效果、政策实践等问题。注意阐明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讲授体系和风格。
2.抓住教学难点，各个突破
对于学习中的理论模型难点，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需要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重点突破。课堂授课全部采用多媒体讲解，并及时更新课件内容，把与社会经济热点相关的课外材料在课堂上为同学展示、讲解，拓宽学生学习视野。课堂中运用中西方经济学问题的经典案例，启发学生思考，一层一层剖析，最后综合成几点，回归到某章某节的某几个知识点上，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对于课程中西方经济学存在争议的主要部分，讲清楚不同经济学流派对此持有的不同观点，通常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假设前提有关。比如消费理论要以凯恩斯的主流经济理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为主，其他经济流派的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性收入理论等为补充;再比如AD-AS模型中，对于AD曲线的形状，西方经济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AS曲线，却由于不同流派对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调整的速度的快慢认识不一样，而出现三种不同形状的曲线。通过这样的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在学习中敢于创新、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3.密切联系我国的发展实际，与时俱进
“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需要，体现现代教育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宏观经济学虽属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要求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把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历史和我们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通过网络与学生进行互动式学习与交流。根据宏观经济学实践环节的特点，在实践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基本理论的基础作用，而且特别强调方法论学习和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理解与掌握，从而使学生在社会实践训练中，能找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要客观看待某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大生产中出现的资源配置问题和国民收入决定问题，比如 IS-LM 模型所说的当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息率下降可以刺激投资的机制，以及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政策最猛烈最不常用，等等，这些与中国的实践不相符。对于这些问题，教师要摆事实，讲道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要与时俱进，课程讲授中紧密联系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找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经济的可资借鉴之处。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自由的市场机制总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神话，可以联系中国实际来讲授如何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讲授我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原因和政策解读等。使学生认识到这门课的内容与实践联系紧密，要分析的问题就在我们身边，自然会激发起学生学好这门课和掌握这门知识的积极性。
4.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遵循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针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不同特点，合理进行教学设计，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恰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从教育教法的讲授、案例的整理，再到师资的配备和组合等，一切都要以学生为中心，给予他们应有的鼓励与帮助。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为主、以板书补充配合的方法，必须亲自制作课件，把自己的思想和思路融于其中，按照自己对课程的理解，形成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广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研究式等先进的教学方法，发扬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对学生循循善诱，让学生体会一步一步深入学习内容的过程，力争使课堂教学达到最好的效果。建立宏观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积极引导教师和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来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积极组织学生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讨论若干次，并要求学生提交论文，优秀稿件与教师共同修改后可推荐公开发表。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范文6
经过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2007年全面过热的状态回落到合意的区间，与中国宏观经济常规性经济增长状态靠拢。但是必须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正在和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目前所出现的合意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稳定，宏观经济存在进一步深度下滑的风险，保持目前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一定的结构调整速度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调整过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续下滑的压力。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从2007年10月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虽然2008年3月有所恢复，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义增长22.6%，如果剔出价格指数和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2%，为本周期的最低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回落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中期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①由“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全球化红利递减”、“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转”等内在因素决定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决定了中国出口需求将在中期持续下滑；②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将持续提升中国出口供给的成本，压缩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③中国新竞争力构建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在中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真空”的危机，使出口在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出现持续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还将持续，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润率的下滑决定了固定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剔出新会计准则、投资性收益、短期灾害以及假利润等多种因素，2008年工业利润增率较2007年出现接近20个百分点的下滑，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了50个百分点。这种利润的下滑和亏损的上升会随着“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和“全球化红利递减”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续。②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当期大幅度回落和未来的下滑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资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动力价格的进一步提升，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制约了实际投资的增长。④“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的重新出现将给固定资产增长设置供给约束。⑤信贷收缩在结构上的同步性将对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的投资产生同样的约束。⑥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可能是影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因素和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焦点。⑦雪灾和震灾通过“需求创造效应”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固定投资下滑的趋势，但这种效应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减性等特点决定了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面临加速下滑的危险。
持续的结构性CPI高涨、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乏力以及消费变动内在的规律，决定了我国难以在短期再次出现消费结构升级与总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风险。1～5月中国消费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1.1%，实际增速达到13%，较2007年出现加速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消费启动的政策。这是因为：①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对消费者行为的冲击决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费上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冲击将使消费者行为发生逆转。例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将打击汽车消费的增长，房地产的疲软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将压低居住类消费支出。② 2008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的下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进一步恶化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的加速和升级。③在1998-2002年中国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刚完成的前提下，中国消费难以期待在短期内发生下一个消费革命；④经济下行区间将进一步引领消费回落。经济史还没有出现过经济下滑时期实际消费出现加速的先例。
从上述3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已经生成了向下的冲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紧缩的调控政策，这些冲力本身就会使今年的经济增长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依然延续“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实体经济必然在外需和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下滑的引领下出现过度调整的危险，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经济增长低于9%。必须看到，由于中国所处经济增长的历史方位，GDP年增长率低于9%，就会使整个社会整合处于紧张状态，城镇化速度就会有所降低，就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经验数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长率低于8%,我国就会进入类似发达国家不景气的状态。假如我们不能见事早，预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当前的增长势头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第二，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将物价上涨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区间。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补偿性、成本推动性以及国际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价格上涨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简单地把消除价格上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是片面的。这样不仅无法完成宏观调控的任务，而且会损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妨碍改革的深化。将价格上涨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围应当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可行的落脚点。
本次物价上涨在本质上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调整，这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前提。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国将在相当一段时期要面对这种结构性价格上升。因此，将完全消除价格上涨做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还会妨碍中国结构调整以及要素价格改革的战略进程。
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型特征超越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简单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价格的上涨不仅难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会使中国过多承受国际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出现过度的波动和下滑。中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目前价格上涨的范围和幅度依然处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居民可承受的区间，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控制价格涨幅、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间、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当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国民经济增长势头、保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呢？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贸与投资实际增长速度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通货膨胀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抄底获利后快速解套，资本反而出现大幅度外逃，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宏观经济下滑的局面，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因此，具体措施包括：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大动荡。
坚持汇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投机资本的下怀。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主要体现在：①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②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产业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③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但民生财政应当注意福利支出带来的刚性问题，防止由于上行区间过度支出引发的下行区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为维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调整部分价格治理的措施。
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中国历次通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价格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国际通货膨胀的传递，但在中期，国内外价格的高额差异必然通过提高本国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传递通货膨胀。因此，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结构转型在中期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仅不会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解除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本币升值虽然与本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由于汇率传递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币加速升值难以起到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国际游资的进一步进入。因此，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