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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1
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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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仁萍，王会金，刘国城.基于骨牌理论的中观审计风险预防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6，（2）：22.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选择；宏观政策搭配组合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简介：李莉（1973-），女，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的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JBT15。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 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米德”二元冲突――M-F模型――“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1951）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例如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总需求和产出）的调节是有效的；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①，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又称“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②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角点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1/2，1/2，1”的中间路线，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角点解”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2003）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2005）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最好的”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2003）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2010）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③。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纲（2001），孙华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贺力平（2004，2011），谢平、张晓朴（2002，2007），Wang（2010）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2010）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2010）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⑤。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MI）、汇率稳定性（ERS）和资本开放度（KAOPEN）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⑥（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22%，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如果上述命题成立，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注释：
① 周晴认为蒙代尔并没有把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命名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归纳总结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将其命名为三元悖论。
② 根据Obstfeld（2004）的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较低的产出和消费易变性。
③ Hadiwibowo和Komatsu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印尼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功效。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3
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我们揭示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要，首先是对于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下经济增长的评估。 按照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很多人似乎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好像紧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从贸易顺差的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减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分析将证明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实质性的。
2007年贸易顺差增长率是47.7％。而2008年一季度，贸易顺差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贸易顺差的负增长显然对于一季度经济增长不再有任何贡献。
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2008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2007年实际增长12.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有明显的减缓，将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增长。
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但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8.6%。扣除价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实际增长幅度是14.7%（2007年实际投资增长20%），因此可以发现投资实际增长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2008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2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略有涨跌。可以看出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之外六个小类的商品与服务共同对于物价上升只贡献了0.2%。因此，2007年以来结构性物价上升的特征没有变化。
以上分析的一些结论可以归结如下：
1．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以从生产法进行核算，也可以从支出法进行核算。按照支出角度分析，在主要经济推动因素中，贸易顺差和投资增长下降是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导致减速的幅度是严重的，应该在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可以看出从支出方进行分析，目前经济增长大致为9%左右。
2．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为今后消费的增长蒙上了一定的阴影,而目前有一些消息,如春节广交会的结果预示着2008年的贸易顺差的发展趋势也是难以乐观的,因此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过大，将会导致最重要的后果是失业问题的恶化。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如果经济再大幅度下滑，就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应该避免这样结果的发生。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长期没有失业率的指标，使得人们的关注点一直在物价上，这是不全面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上,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置于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之上是不合适的。
4．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为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是关键。而目前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提供过剩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行业，如果这两个行业大幅度减速，对于就业形势会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直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而经济下滑的冲击通常主要由中小企业承担。
5.2008年的物价走势继续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通过有针对性地提高一些有关商品的供应（如食品）就能够缓解价格的上升。全面的总需求紧缩是不需要的，货币的全面紧缩也是不需要的。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支出结构的变化，食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并不大。而200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可以印证在目前的物价上升中，农民主要受到的是正面的影响。受影响较大的人群是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通过财政手段对他们进行补贴就能够缓解负面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度上升，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还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下滑中，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首先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竞争能力较弱。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物价将大幅度全面上升，为了防止这样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耸人听闻，完全误导的言论，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政策。
6.2007年以来货币紧缩的累积效应、后续效应会在2008年逐步释放。即便不出台新的从紧货币政策，2008年的货币政策环境仍然是从紧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下滑还会继续。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4
摘 要 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监管问题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讨论热点，国内外学者针对宏观审慎监管各个方面已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针对国内外学者对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的不同观点做归纳评析。
关键词 宏观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综述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学者对未来理想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基本达成一致：在微观审慎监管基础上，成立公正的主导监管机构，以系统性风险为管理核心，明确监管对象以维持金融机构和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并在兼顾各项经济政策的同时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相配套的政策机制，实现金融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
一、宏观审慎监管主导机构
由于中央银行在职能定位、管辖范围和政策工具上有优势，因此可考虑由各国央行作为主导机构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李妍（2009）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支付清算作用以及最后贷款人功能赋予其金融系统风险管理者的重要角色，赋予央行对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监管权是必要的。Larry.D.Wall(2010) 以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分离出澳大利亚宏观监管职能却没有减轻联邦银行研究有关宏观监管相关问题的任务作为例证，说明从央行分离出宏观监管是没有意义的。
学术界呼吁建立凌驾于央行和三会之上的监督管理机构，具体则有合并央行三会以及重新建立专门协调研究宏观监管的机构两种观点。杨海平（2010）认为央行与监管部门合并可实现一个监管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他认为在央行内部可成立类似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金融稳定部门负责研究有关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监管对象、监管策略等详细规划。宋家生（2010）主张增设独立于央行三会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对我国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问题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并做出决策，同时注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并监督和评价中央银行、各监管机构的实施情况与效果。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策略和方式
宏观审慎监管针对金融系统所隐藏的风险作分析并及时提出预防和治理措施，其监管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思想、相机抉择以及基于规则上。
白川方明（2010）提出的两个维度观点得到广泛认可，一是要关注特定时间点的跨行业风险，提出宏观审慎监管要关注各项资产的收益风险相关性避免风险的传染。二是重在分析风险的未来走势，持续关注特定产品、机构、市场的风险累积状况以及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情况。
此外，现有的宏观审慎监管策略主要集中在逆周期操作上，在相机抉择的基础上缓解周期性波动。朱美玉（2010）主张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进行压力测试，对资本充足率和银行拨备水平和负债率进行逆周期的硬性监控。在扩张期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衰退期降低要求，以高补低。谢亚（2010）提出了“横截面监管”，即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机构、不同的金融产品甚至不同地区在既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差别对待，具体表现在对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波动范围和基础差别规定。
三、宏观审慎监管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联和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在执行机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上与宏观经济管理关系甚密，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时容易与其他经济政策产生矛盾和对抗。
对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谢亚（2010）指出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的使用工具和管理上在某种程度上相同，例如资本充足率、负债率、拨备水平等风险管理工具和衡量标准。而前者主要是针对系统性风险水平对金融机构实施逆周期资本管理，特别是重要性的机构和产品。后者则是依据某项准则如BASEL协议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对金融机构要求统一资本标准。他认为宏观监管应在现有微观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有效地宏观审慎监管还需要一个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及健康的经济金融环境为背景。王振中（2010）提出完善央行、财政部甚至国务院之间的信息互动共享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对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在内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刘仁伍（2010）建议我国建立起包括国务院、中央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各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以促进宏微观监管信息可以及时全面的流动和共享。
四、明确宏观审慎监管对象和范围
宏观审慎监管的历史提出是为了分析和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负债率、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水平的检查和测试识别系统累计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0）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应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对这类对象可以考虑调整其风险资产的权重要求其具有较高资本充足率和风险集中度，并通过改进其风险计量和控制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而英国金融服务局于2009年3月公布的《Turner》报告提出应进一步思考金融创新和信贷证券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指出完善的监管范围应该包括场外经济主体的特定大量交易行为以及离岸金融活动。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前沿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术界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框架、策略以及方法的研究上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从具体操作角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证模型，计量方法和评估指标等还远未成型，在这个领域还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川方明.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中国金融.2010(4):29-31.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5
经济增长不仅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 ,而且 ,在社会投资总量既定的条件下 ,为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 ,要求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在投资结构上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对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来说 ,政府投资是国家利用所掌握的财力资源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直接资金投入 ,其投资活动是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重要因素 ;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 ,依据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 ,直接体现着国家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部署和投资意向 ,有选择地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等部门 ,并以追求宏观经济利益为前提。
在现代经济运行条件下 ,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增长率和投资效率增长率。为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 ,中国“九五”期间开始的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一项长期的战略重任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 ,与财政投融资的运作紧密相关。
1 .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 ,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一般来说 ,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增长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 ,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较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低。这说明处于高速增长中的国家 ,急需疏通和完善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功能 ,在于通过政府信用将民间闲散资金转化为社会投资 ,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完成财力资源的转移与配置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
2 .经济增长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在资本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越高 ;资本配置效率低 ,经济增长率就低。就财政投融资对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来分析 ,首先 ,通过财政投融资的运作 ,使那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成长性良好、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能够得到超常的发展 ;并由此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其次 ,通过财政投融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 ,消除企业存量资产长期凝固的障碍 ,推动存量资产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流动与重组 ,充分利用企业存量资源。再次 ,通过财政投融资合理配置资源 ,促使企业经营机制发生转换 ,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 ,营造具有良好约束力度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 ,铺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
3.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与投资方式的转换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运行中几次出现的大波动 ,都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投资需求膨胀相关 ;说明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因素 ,通过乘数作用对经济系统施以巨大的影响。同时 ,投资在创造社会需求的同时 ,也会增加社会供给 ,成为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主要因素。通过财政投融资的运作 ,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实力 ,对社会投资规模进行调控 ,改善经济结构 ,将促进增长方式的转换。并且 ,财政投融资的诱导和扩散的导向效应 ,促使社会投资方向趋于合理。
4.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体现着对科技进步的要求 ,特别是在对现存产业结构的改造中要加大技术含量 ,加快技术改造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目前我国产业部门设备老化和总体技术水准较低而政府公共预算资金十分拮据的状况下 ,急切需要运用财政投融资 ,为政府和企业筹集更多的长期建设资金 ,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 ,增加高新技术的开发能力 ,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政投融资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较强的作用力度 ,因此 ,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 ,运用财政投融资 ,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二、对经济结构的优化
国民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 ,从静态上看 ,是决定于存量资本的结构状态 ;从动态上分析 ,则与资本的投入紧密相关联。由于社会总投资的投向与部门投资份额决定着各产业发展速度的大小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所以 ,增量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和优化程度 ,就影响着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演变趋势 ,需要通过合理的增量结构来实现对既存产业结构的变革。财政投融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调节手段 ,存在着对增量结构内在的调节机制 ;可以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基金、bot等融资手段 ,增加对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以缓解和消除“瓶颈”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财政投融资运作具有明显的产业政策倾斜 ,对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通过财政投融资对增量资本的结构调整变化 ,来促进资产存量的调整 ,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比较落后国家向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转变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的国家往往是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处于该阶段的国家能否转变成功 ,成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乃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急剧的结构变革来推动的。从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的历程来看 ,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产业为主的落后国家成长为初步工业化的国家 ,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变 ,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然而 ,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始终受到结构制约的困扰 ,投资结构的扭曲已经成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地域布局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投资结构的转换成为当务之急。在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 ,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别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调节方式也就大相径庭了。从而 ,体现政府政策意图的财政投融资之运用以及运用程度在客观上就有着极大的差异性。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处于现代化 ,根本性的结构转换已经完成 ,新的结构变革不存在技术上和组织制度上的障碍 ,产业之间的结构均衡主要依靠市场的自组织过程或部门之间的协调来实现 ;故对发达国家来说 ,产业结构的调整 ,不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 ,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化途径来辅助或微调。与此相反 ,由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所面临的发展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经济结构不仅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局部问题 ,而且具有宏观战略上的重大意义。调整产业结构 ,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 ,既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 ,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仅是提供经济发展的一般环境 ,而且是作为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组织者。因此 ,财政投融资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着较大作用并成为政府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重要调节工具。
1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现状 ,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 ,同时并存着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 ,不仅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技术基础上 ,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结构和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就是结构转换和组织制度创新的过程。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投融资 ,加大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 ,来保护和扶植我国新兴的幼小产业 ,促进这些产业的尽快成长 ;同时 ,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进行比较和选择 ,促使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结晶在我国的采用和发展 ,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现实基础上有一个较高的新起点 ;从而加快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2 .由于目前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市场要素发育不良 ,市场体系不健全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极大抑制 ,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现实中似乎一时难以达到 ,而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产业政策的导向以及财政投融资的运作 ,给微观经济组织指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方向 ,有利于促使企业作出长期决策的正确选择。
3.在加入 wto与实现产业发展和结构转换的外部环境上 ,国内生产及供给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 ,特别是同国外的需求结构之间的差距很大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出口产业不仅是国内生产部门的量的扩大和延伸 ,而且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结构调整 ,存在一个明显的外向化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整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和它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竞争力的提高 ,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 ;同时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的引导 ,也难以增加出口竞争力。因此 ,要实现外向化发展过程的良性循环 ,需要财政投融资配合相关的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支持出口创汇企业的运营 ,在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不断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 ,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
4.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偏差 ,并处于产业成长过程中结构重组的转变时期 ,面临着重新构造产业结构的重大选择。伴随着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革 ,几乎会引起一些重要的经济过程、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的深刻变化。偏差协调成为产业结构变革的基本内容 ,而且这种协调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财政投融资运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 ,在于配合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 ,促使国民经济的流量结构发生变化 ,引致社会资产存量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而有效地实现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协调。
三、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财政投融资作为政府的一种重要财力资源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功能 ,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
1 .充实社会先行资本 ,填补财政公共预算和银行信贷的投资空白。财政投融资在实施过程中 ,既体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运行 ,以确保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过发展财政投融资 ,形成财政预算、金融、财政投融资三足鼎立结构的宏观投资体系 ,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财政投融资作为既具有财政性质、又具有金融性质的政府投资 ,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 ,就是规范政策性银行和财政信用 ,转变财政职能 ,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 ,财政投融资承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 ,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一些长期、风险性和地缘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资项目。
2 .通过发展财政投融资 ,增强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调控能力。社会基础设施是经济基础结构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是人类在长期经济活动过程中为自己创造的基础条件。社会基础设施对生产和再生产、国民生活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和促进的巨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质 ,决定了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手段予以调节、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即使是在以私有制为基本社会制度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 ,对此也是实行相当程度的管制。如美国政府始终对交通运输业、信息业 (主要是电讯、邮电 )、公用事业 (供水、电力、水利 )进行较多的干预 ;在日本也同样对电力、煤气、水道、交通运输、通讯等进行专门的干预和控制。政府通过财政投融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营运管理 ,实行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 ,实际上是通过利用基础设施的基本特性以及营运的外在经济性 ,对市场主体实行利益诱导而实现的。
3.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从对投资需求来说 ,既要在投资规模上有一个合理的扩大需求 ,也要求投资结构能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和稳定运行。前者是依据“九五”和“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 ,只有保持一定投资率才能实现相应的经济适度增长。财政投融资是该时期一条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将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途径。同时 ,财政投融资对在“九五”和“十五”期间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和投资的技术含量 ,也显得极为重要。近几年对某些基础产业或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所增加 ,但如何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支柱产业 ,合理调整经济结构 ,以消除政府宏观调控的“缺位”现象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范文6
摘 要 2007年，在这次因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微观审慎监管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被广泛提及。本文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理论分析、必要性分析，并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做了一些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 微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2007年，在全球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时，一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迅速的将经济由高峰拉下。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世界经济处于低通胀、低利率、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对此进行了剖析，由此得出：现行的微观审慎监管还不足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金融体系的安全需要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并驾护航。
一、 宏观审慎监管的定义
宏观审慎监管，就是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它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国外的很多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在两种监管形式的目的、关注范围和所注重的风险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来得出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国内很多学者的文献宏观审慎监管一个较明确的定义。总体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对微观审慎监管的升华。但是，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些都是通过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兼管做比较并进行总结而得出的结果。这样使定义更精炼和明了。
二、 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要求宏观审慎监管的存在
经济发展有一个周期，在历经繁荣之后必定会经历衰退。在经济回升阶段，利润增多，作为实际经济市场上有限理性的人们普遍对未来的预期向好。这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企业会增加投资，银行则会降低信贷标准，这些会进一步的推动金融泡沫的增长。银行降低信贷标准，也会形成很多的不良资产。周小川认为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特征来源于信用评级问题和来自外包的羊群现象，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按模型定价以及新巴塞尔协议内部评级法。黄亭亭则认为个体行为有限理性和市场行为短期性是导致顺周期性的根源。许多国外学者也对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特征进行了论述，其观点都大致相同。
（二）现有的对金融体系是否稳健运行的衡量指标存在缺陷
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微观审慎监管通过规定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来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从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这两个指标并不可靠。因为这次的次贷危机是在一个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这两个指标来判断金融体系的稳定存在漏洞。正如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认为：金融机构债务杠杆率增长最显著的领域并非是传统银行业务，而是在交易账户中持有的证券化金融产品。按照现在的资本充足监管的规定，即使这些金融产品最终转变为高风险资产，它们的风险权重也不大。所以，现有的监管制度无法精确的评估金融机构的风险。周小川也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做出了评价，指出了现存的监管标准的不足。
（三）合成谬误
合成谬误是由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首先提出的。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合成谬误指的是当微观的每个个体都达到最优时，在宏观上，作为这些个体的整体并不一定达到最优状态。微观审慎监管强调的是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当单个金融机构能够稳健经营时，那么作为这些金融机构整体的金融体系也应该是安全的。国外学者也就合成谬误对金融体系所造成的风险做出了阐述。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对合成谬误的解释大致相同。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与工具
目前，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宏观审慎的实施以及该采取哪种实施工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通过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措施来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
前面，我们指出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顺周期性使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必要，那么，我们就要考虑用什么宏观监管的实施工具来消除顺周期性。通过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措施来调节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的具体操作也就是：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建立防御性缓冲；在经济萧条时，降低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许多学者提出了资本要求的具体实施：他们通过建立两个乘数来对资本要求进行数量化。实施逆周期的资本要求是大多数学者达成的已知共识。
（二）金融监管机构有必要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宏观监管的视角
在凯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对市场干预，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方法以来，很多国家都会采用这套宏观经济政策。近些年来，各国央行相当成功地实现了物价稳定的目标。单纯地采用货币政策反而会增加危机爆发的风险。所以，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时，要采用宏观监管的视角。IMF的最新分析报告中也指出“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到系统风险的积累”。郭田勇、廖力也指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必须处理好不确定性问题。
（三）有关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有关宏观审慎的实施方法外，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盯市原则和盯资金原则
有关学者在2009年提出了要用盯资金原则来补充原有的盯市原则。周小川也认为现有的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准则的不足，指出了在经济系统中，要建立一种断路器机制，来抑制特殊情况下盯市原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带来的顺周期性。
2.要注重信息基础建设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多样化。而不论是微观审慎监管还是宏观审慎监管，都需要多方面的数据来进行调查。需要有完备的信息基础建设和信息处理机制。白川方明就对次做出了论述。郭田勇、廖力则倡导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3.要关注系统重要性机构
系统重要性机构是指那些在金融体系中大而复杂的，往往经营范围涉及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和保险等多方面的机构。这些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它们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也指出了固有的“太大而不能倒”或“太关联而不能倒”的问题。黄亭亭也提出了三个识别系统重要机构的标准：规模、不可替代性和相互关联度。
四、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配合
微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单个金融机构所存在的外部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则重视由所有的单个金融机构因为内在相关性而组成的整个金融体系，因此，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
要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结合起来，可以从下面两个维度进行:1.跨行业角度。首先要从微观上把握单家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融产品、风险管理模式等方面，再将各种因素综合，从宏观上考虑整个金融体系是否稳健运行。2.时间维度。宏观审慎兼管要重视风险的动态变化。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要对风险进行时刻的监管。监管当局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对风险的监控。
国外和国内的很多学者都对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使用提出了很多观点，但是大部分都是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了阐述。白川方明、巴曙松、谢亚和黄亭亭都从这两个角度对宏观审慎监管进行了分类。
五、总结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就频频爆发，但宏观审慎兼管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宏观审慎监管才跃入人们的视野。一个新的理论和观念的提出，并不能马上检验它的正确性，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应用，才能说明它是否有效。但是，却能为我们执行宏观审慎监管指明了一个方向。这篇文章总结了最近学者关于宏观审慎的探讨，也可以为以后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提供一个参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