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1
“今后要进步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共同探讨怎么样形成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的,各种主体风险共担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6月末举办的“2010年中国绿色工业论坛”上,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这样说。
从机制层面探寻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国内各界人士的共识。这种共识同样体现在6月初举办的“地坛论坛2010”上,多位官员和专家都发出了相同的呼吁。
可持续金融的核心是以金融手段支持客户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和环境改善,具有三个属性:一是可持续性,二是金融性,三是金融对社会和环境的正向反馈属性。可以说,绿色金融要机制化,要成为“可持续金融”,其内涵已经超越了绿色信贷本身。
让低碳投资资本化和证券化
“中国如果要在现有机制上推进低碳投资的话,有天然的体制优势。”北京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说。
王忠民的主要论据有两点。首先,如果低碳成为政府认同的目标,以政府拥有和可配置的资源,能够使低碳目标迅速、积极成为政府行为。其次,中国是人多市场大,一旦被全世界认同为可追求和可盈利的目标,社会资本将会积极涌入。他认为,如果这两点体制优势再和低碳结合起来的话,可以在较快的速度下推动低碳在中国实现目标。
最近几年,和低碳相关的政府资源配置都在积极运作,和低碳相关的不同政策也在迅速制定。与此同时,近年企业低碳投资在短期内业已形成了规模化,甚至超规模化,比如多晶硅和风力发电,社会资本在可追求和可盈利目标下,聚少成多,迅速形成了强大力量。
但如果全社会市场性的哄抢低碳蛋糕,形成过剩乃至恶性竞争怎么办?王忠民建议,应该着重让低碳投资资本化、证券化和基金化,而不是个人化。如果有了更多的低碳的东西都变成金融资产,不仅是金融资产,而且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低碳金融会促进低碳经济的有序推进。
作为最大的碳资源国,中国已经签发减排量达1.3亿吨,占全国59%,这些碳资产主要供给方是在京央企。目前在京的碳资产中心也有很多,该市环境交易所是碳交易的重要平台,合计减排量700万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主任姜再勇认为,“低碳领域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产业领域,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项目,第四是交易。”
绿色金融产品,需要一系列的产品研发和设计,以及运作,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前进。他举例说,目前已经能看到兴业银行以“赤道银行”为LOG0在宣传,“赤道银行”实际就是绿色金融,将来类似的银行机构会越来越多。
用碳交易机制确保可持续
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利用市场化方式建立起中国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如果要建立碳交易机制,在中国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碳交易确定的配额的量的问题,第二个是减排限额问题。张建华认为,用市场化的机制比较容易实现。
首先,可以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国外现在排放权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基本上是30欧元左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的报告,32欧元属于均衡价格,而国内现在也在卖二氧化碳排放量,卖出去也就8欧元左右,仅仅相当于国际市场交易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于我们自己国内没有这个市场,这个交易价格并没有形成市场化。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形成价格。
其次,就是对企业形成正向的激励。比如一个企业单位GDP碳排放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多少就罚款,罚款罚多少?这个标准怎么制订?政府再设一个限额,企业减排得越多,在市场上可以变现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和约束机制。
“你如果想排放,可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自我投资,你开发新技术,还有一种你上市场上买,而这种交易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对企业有激励,谁投资谁受益。”张建华说。
还有一个好处则体现在吸引投资上。“金融业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业,你永远不要指着金融业最后是雪中送炭的,它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我们说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都没问题,但是最终你要确立一个市场化的导向,你让他资金投进来是要有利可图的。”
他表示,政府建立交易机制,建立奖惩机制,就是要使银行进来以后要有利可图。“一旦吸引资金之后,一旦我们有金融衍生产品,比如碳配额这个产品,我们就有下一步的衍生产品,就可以开发了。”
未来,碳交易机制能不能建立起来?张建华透露出乐观态度。
他认为,现在企业都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有市场需求: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也有很大的积累;同时,目前有很多地方性的排放交易所,有些已经尝试着做了一些资源减排的尝试。
以财政与金融互为驱动力
绿色金融是金融和财政两个方面,所以既包括财政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还包括各种金融手段。从财政政策来说,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一个就是税收上,补贴可以算是负税收了,所以税收上要优惠,对新能源的发展也要补贴,比如在欧洲,太阳能企业都是能获得补贴的。
成思危提醒,财政方面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政府采购。
“财政政策是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政府支出。所以我认为在政府支出上政策上要明确,优先采购绿色的产品,这也是在财政政策上体现的。在货币政策上,我认为对绿色项目的融资应该给予差别化的对待,个是利率适当地降低,另外一个期限适当地延长。”成思危说。
另外,在政府管制上,成思危认为政府管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地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过多的审批等等。
此外,如果发展绿色金融,中国首先要在支持的项目方面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没有技术上的突破实际上很难取得发展。成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那么竞争就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我们风电成本大概是火电的倍,而太阳能的成本是火电的四倍。从市场经济原则来看,你要解决这个还需要靠手段。”
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2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3
【关键词】节能环保产业 财政制度 对策
一、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财政制度的现状
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已经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但其产业还相对弱小，产业规模、发展水平与节能环保产业发达的省份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十一五”之后长期推进节能、有效支持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要求。吉林省已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立为其基本政策，并将建设节约型、环保型产业列为长期战略任务。而节能环保财政制度已被证明是一种比较符合吉林省省情、切实可行的节能环保新制度，如何引导、规范、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已被列入吉林省政府节能环保工作的优先议事日程。
近几年，吉林省通过制定实施“绿色”财政政策，节能环保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2010年吉林省单位总能耗比上年下降3.21%，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3.13%和4.56%。2010年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实现收入约120亿元，从事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的从业单位为500余户，其中企业400余户。实施的“绿色”财政政策如下：
第一，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环保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等。进一步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研究建立高能耗农业机械更新报废经济补偿制度。
第二，积极支持节能服务公司申请国家财政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奖励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共同负担，其中：中央财政奖励标准为240元/吨标准煤，省级财政奖励标准为60元/吨标准煤。
第三，全力支持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程建设。2011年省财政加大了资金补助力度，提高了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补助标准，即由2010年每平方米补助45元提高到55元，市县财政每平方米补助40元。2011年省财政通过预算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途径，筹措安排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程补助资金33亿元。为支持各地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省财政已拨付省级补助资金11亿元，拨付中央补助资金5.2亿元。省财政厅还出台了《吉林省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第四，制定鼓励节能环保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转让、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可按规定申请减征或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购置并使用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从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同时，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企业从事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所得，自取得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前3年免征、后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落实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C75设备安全技术监督资源网。
二、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财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通过制定实施“绿色”财政政策，吉林省的节能环保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运用财政政策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财政政策手段单一，激励性优惠政策较少
吉林省制定财政政策时以鼓励为主，而在限制低能效类产品和产业发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未能有效利用组合政策促进节能产业发展。财政支出方面，除了预算内直接支持节能减排项目研发和技改的财政资金外，缺少其他手段。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其财政政策手段简单，惩罚性和激励性措施的力度小、不配套。
（二）对节能环保产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吉林省用于节能投资的公共资金仅占总产值的1.2%，其中还包括企业、民间和其他投资，实际财政投资所占比重不到1%。且在吉林省现行的预算支出结构中，只有环保支出科目，没有具体的节能支出科目，也没有建立独立的节能发展专项资金，对节能的投入只是临时性的，缺乏长期和经常性的支出预算，对节能产业的直接财政投入也只局限于研发和生产（技改）领域，在节能产品销售、使用、服务、回收及信息传播等方面几乎空白。
（三）财政政策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导向还不太清晰
财政支出结构和税种结构，未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导向。例如，财政支出中用于增补企业流动资金和企业亏损补贴的开支还占较大比重，而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支出，以及促进循环经济和生态建设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小，还不足以发挥财政投入的产业导向作用。又如，财政政策对鼓励发展的产业和投资项目激励力度不足，对限制或禁止的产业和投资项目的惩罚力度也不够，未能充分体现产业政策关于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投资项目的导向作用。
（四）财政政策的公平性和协调性不够
财政制度存在所有制歧视和地区差别，财政预算和分配不公平；在财政补贴、财政投入、政府采购等方面，对各类企业和地区还没有一视同仁，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利于引导各类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提高质量方面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此外，相关财政政策缺乏整体协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合力。例如，在资源循环利用，发展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采购制度和相关税收政策缺乏有力的协调配合。又如，对于生态保护力度，还缺乏健全的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三、完善吉林省节能环保产业财政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
吉林省政府可在经常性预算中增设节能环保支出科目,在建设性预算中加大对节能环保的投资力度，建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调动企业节能环保的积极性。如支持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方面的重大课题研究；鼓励企业开发节能技术，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工艺和设备；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支持能源审计项目；加大对节能产品销售、使用、服务、回收及信息传播方面的投入；建设有利于节能产业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如大型水利工程、绿色园林城市建设等。
（二）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结构，提高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尽可能降低人员经费所占比重，将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到节能环保上。二是实现重点支持和一般支持结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强化统筹意识，坚持城乡统筹、生产生活统筹、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控统筹。
（三）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发挥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
吉林省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应运用多种投入方式，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充分调动信贷资金、社会闲散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如建立节能基金或通过专项贴息贷款方式来支持节能项目；通过财政贴息，吸引金融资本参与；通过财政融资，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推行“以奖代补”政策，视项目实施效果给予奖励，以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参与节能事业的积极性。
（四）制定有利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发挥财政导向作用
吉林省政府应把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等特定政策目标纳入政府采购的通盘考虑，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在其需要采购的众多商品和劳务中优先选择节能环保产业的产品，促进节能环保产业产品的消费，从而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有效实行绿色采购，在法律法规、采购标准、信息公开经济激励、宣传教育和绩效考评等方面加以完善，抓好工业节能产品认证，扩大产品品种范围，为规范工业节能产品市场和纳入政府采购做好技术准备。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对生态工业园区内的企业给予优先考虑，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五)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性及部门之间的配合，提高节能环保政策措施的整体效益
有关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和促进能源环保效率提高方面的政策措施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系统工程，相互之间需要进行协调与配合，财政政策需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规及行政手段相配合。同时，法律、法规及行政手段需要综合运用和体现适当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调控意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节能环保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提高节能政策措施的整体效益。
（六）建设吉林省生态工业园区，发挥财政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依据园区生产状况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盲目性和重复性，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园区；建立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的财政机制。对落后产能实施差别化的资源价格政策并对其征收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附加费。利用此费和企业所缴纳的排污费，设立起政府专项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治理以及补偿关、停、并、转等落后产能企业后所需费用；建立长期有效的财政投入机制。在经常性预算中设立节能支出科目，并单列生态工业园区子科目，对生态工业园区实施独立的财政预算管理，降低给各级财政运作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吉林“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实施方案.吉林省人民政府 jl.省略，2012-2-29.
[2]王卓.从消费税改革看我国财政税收的环保节能导向[J].现代商贸工业.2009，（4）.
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4
在回顾这些调控政策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财政政策的出台如何更加科学?实施更加完美?同时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新理财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
投资势头减缓
《新理财》：回顾2010年的财政政策，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2009年相比，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王朝才：首先背景不大一样。2009年由于欧美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国内经济下滑也比较厉害。当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形势短期内能够恢复。在大量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从2009年年末来看，中国和欧美一些国家经济也开始复苏。
从2010年来说，大家对实体经济到底怎么样还存在疑惑。上半年还是有点“看不透”。毕竟欧美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影响还未完全释放，所以我国还是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总的来说，与2009年最大的不同有，一是没有像去年一样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比如类似几万亿的投资计划，而是在将去年的已有投资项目继续推进；二是地方的投资势头没有那么猛烈，很大原因在于管理层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整顿。
《新理财》：2010年财政政策总体上方向是不变的，但是在各个时间段还是呈现出一些不同特征，或者说有一些微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朝才：应该来说，从各个季度来看，政策没什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可能是财政支出上有一些变化，更加倾向于民生。另外，从财政投入上来看，在能源、科技、新兴产业等几个方面投入比较大，但这些都是长期的投入，短期内效果不是很明显。
“五个方面”落实
《新理财》：谢旭人部长在今年年初“两会”上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现在回过头看，您觉得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哪些地方还需要加快推进?
王朝才：具体来分析：一是从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来看。主要从财税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在节能减排方面，但是说要马上看到效果，不是很容易，毕竟牵扯到各方面的利益。
二是从扩大内需上看，还有待加强。中国最大的内需应该是贫困人口和西部地区的需求，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挖掘这方面需求。
三是保障民生这一块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比如农村地区养老保险、新农保，提高城市地区最低工资水平和提高低保等等，还是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新理财》：另外，财税体制改革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好像推进力度不是很大?
王朝才：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大方向，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从税收制度来看，今年主要是取消了很多出口优惠政策。原来是鼓励出口，现在是扩大内需，所以政策还是有一些改变。
从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几个税制来具体分析。从环保、绿色的理念出发，推出资源税是大趋势。资源税已经在新疆开始试点，往后将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国推广二是品种的增加，现在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下一步应该把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包含进来。
从各方面声音来看，环境税在“十二五”应该会推出。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征收环境税的国家不多，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否征收环境税还值得探讨。环境税是对污染排放者所征收的一种税，完全可以从已有税制中来实现，比如对高排放的汽车高征税等等。
物业税是“十一五”时提出，“十二五”改名为房产税。但房产税实施难度很大，现在中央政策也比较明确，鼓励有积极性的地方来试点。征收房产税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税负公平角度。二是为地方政府构建稳定财源，毕竟土地财政不能长期持续下去。
关于个税改革，现在一个基本方向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但是困难还是在家庭收入信息的掌握上，应该要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征收，比如金融行业、国有大型垄断企业。
《新理财》：另外财政科学化、精细化也是财政部门主抓的工作，现在来看。效果如何?
王朝才：科学化、精细化是财政的基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财政政策实施后，关键是看管理水平。没有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实施的绩效就要打折扣。
这些年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T--些成绩，比如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等。要继续推进，重点是加强预算编制，预算编制应该有个标准，同时标准要符合实际。
从财政绩效上来看，这是个世界性难题。比如说，西方国家议会就一些公共支出，明明知道没有，但还是要通过。财政绩效只能说是一种目标或者是作为一种反馈意见。
加大税制结构优化
《新理财》：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税收，一个老百姓很关心的问题是，我国的税负指数到底高不高?一些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也不同，比如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宏观税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社科院财贸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宏观税负高达32，2％，您怎么看?
王朝才：这个是有账可以算的。如果说只是税负，不到20％，但如果把其他政府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收入等等都加起来，达到32，2％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20％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不能单纯从数字来看税负的高低，要考虑到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断完善中，二是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资金投入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等等。
《新理财》：在当前条件下，有学者呼吁应该大规模减税，可操作性有多大?
王朝才：如果减税，问题的关键是“减什么”?是减少对农民的补贴，减少公务员的工资，还是减少三公消费?难度都比较大。
我觉得当前可行的办法是要着力解决税收结构的问题。国外以直接税、财产税等为主，中国以企业流转税为主，导致企业的税负确实有点重，比如营业税5％、增值税17％，都有点高。
简单来说，当前我国税负不高，但是政府收入偏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减税，而应该是税制结构的不断优化。用好财政政策工具
《新理财》：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作为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的财政政策，正面临着一些挑战。财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但现在过度依赖财政投资性支出政策，对于税收政策、财政消费性支出政策、国有资本运营政策等其他财政政策工具重视相对不够。
王朝才：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具体来看，财政收入政策用的还不错。比如行业减免税、企业研发投资的扣除、资源的减免税等等。
把国债作为一种调控政策来使用，目前做得还是不够。问题关键是要实现财政和银行等其他金融部门实现良好互通。假如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可以通过回购国债的方式减少流动性，如果流动性不足，则需要加强国债的投放，补充流动性。
总体来说，我国国债规模不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
政府投资也在用，但政策性不是很强。实际上政府投资额度也不少。政府投资应该起到引导作用，带动市场投资，同时投资程序、投资决策还需要改进。比如很多地方项目是跑下来的，而不是规划下来的。
《新理财》：您认为，怎样才能发挥好财政政策的最大效能?
王朝才：一是政策要有针对性。比如前几年的“三农”政策就很好，具体体现在发展农村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现在农村的变化很大。但是有的政策就让人捉摸不定，比如这几年的房地产政策摇摆不定，我也不知道政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二是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比如现在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很多，如果能够很好地管理，肯定会起作用。
《新理财》：随着国内外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外财政金融政策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我们注意到，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推行的“宽货币、紧财政”组合不同，而中国推行一种“紧货币、宽财政”的主思路，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朝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是从长期“宽财政”的政策过来的，导致现在面临着国家债务危机，政府还有大量债务需要偿还。只有通过“紧政府”才能偿还债务，不能通过市场来偿还国债。
另外“紧财政”不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主要是希腊等一些出现大量政府债务的国家在实施，美国、日本等并不是实行“紧财政”政策。
从我国来说，要实行“紧财政”是比较难的。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当中，民生等更多方面的需求不断冒出。
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5
［关键词］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征收管理制度
1前言
对于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存在一些问题，无法确保政策推行足够顺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长久发展。所以在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要选取科学的方式加以优化与整合，尽可能地增强绿色财政收入政策的推行效果，调整实际工作情况，通过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工作，带动国家绿色产业持续化运行，取得更为理想的税收管理效果。针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下是笔者给予的相关信息和建议。
2绿色产业发展概述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水平快速提升，时常会产生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的情况。随着全球化环境问题逐步增多，绿色环保长久发展是重点内容，现阶段环保类的产品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环境节约资源的开发，可以说绿色产业逐步和社会范围接轨。针对绿色产业，重点是存在于生产环节、运输环节以及消费环节中，通过绿色无公害和环保科学技术，实现社会资源的节约目标，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生产的优质化格局。即便最近几年，我国已经取得绿色产业的管理成效，然而在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出现背景下，我国加大力度关注绿色产业的发展，实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要求绿色产业在实际生产期间做到资源节约以及控制环境污染，以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为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绿色产业是在实际的生产与运行和消费过程中，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促进企业发展，由此给人们提品与服务的高效率部门。然而，绿色产业发展时间比较短，可是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促使部分企业过于追求效益，破坏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因此政府要转变经济管理模式，通过集约管理方式替换以往的粗放管理方式，促使财政去收得到更多支持，继而把企业零污染持续化的发展优势转为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手段。
3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表现出诸多问题，主要问题如下。3.1缺少绿色工业以及绿色农业支撑，税种问题显著。在实际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没有石油和绿色农业以及绿色工业的发展情况提供条件支持，形成的政策内容表现出不足。第一个层面是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没有结合农业发展要点进行政策补贴与投资，无法保证绿色农业，朝向良好的方向转变。第二个层面是绿色工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绿色工业的发展倾向优化与编制优惠政策，无法提供优惠方案，阻碍绿色工业前进与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表现出显著的税种问题，即便我国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作业，然而实际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工作时间比较短，不能在有限时间内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无法保障全面性，进而产生政策推行的问题。另外，税种政策规定的内容不够完整，不能在推行期间带动绿色企业前进发展，减小政策推行的效果，甚至阻碍绿色环保时代顺利发展。3.2征收管理制度不够完整，政策宣传不够广泛。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没有及时设置完整的征收管理方案，对应的管理制度不够完整。第一个层面是在实际的征收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没有设置全面的监督工作流程，在实施工作上表现出随意性，不能切合实际的控制征收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在具体工作中缺少完整的漏税与偷税有问题处罚制度，不能时效性的管理好偷税以及漏税现象，无法适应政策推行的需求要点。除此之外，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广范围比较狭隘，也就是说，没有完整的政策宣传制度，无法借助多种宣传手段与宣传途径等指引相关企业对税收政策进行了解，这样企业管理者不能全方位了解政策内容，无法结合优惠政策的要点，引进生产技术以及设施，势必会引起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的滞后性，无法保证在社会发展中贯彻政策推行，继而影响企业长久运行与发展。
4完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中存在主要问题的策略
4.1增强对绿色产业以及工业的支持，打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基础。对于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应该加大力度对绿色工业以及农业进行支持，结合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需求，落实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确保高质量达到工作目标。对于绿色农业的发展，要进行政策补贴支持，适当增加农业补贴的农民产值，强化金融投资，保障给绿色农业的生产与经营提供资金支撑，构建相对完整的资金链。并且科学增加绿色农业生产期间设备的补贴，保障能够结合绿色农业的发展需求建设工作设施，提供补贴支持。在此期间，要确切对补贴比例进行划分，针对性进行工作，通过足够的资金扶持绿色项目开展，体现绿色农业生产的规范性。除此之外，绿色工业发展期间，立足于绿色工业的发展理念，贯彻优惠政策，提供对应支持，通过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手段，引导工业领域引进绿色技术，促使绿色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得以提升，调整目前工作情况，为绿色工业的持续发展做好铺垫。4.2增设与完善税种，处理税种问题。因为现阶段我国在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取得的成效不够显著，因此在实际的政策推行期间，要主动开发新的税种，重点对环境进行保护，确保依托新税种的优势带动绿色产业发展。科学增加新税种，立足于环境保护与环保节约的要点，目的性设置税种，针对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有的排放与水污染现象，结合具体情况增加水污染税种，全方位检测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水是否达标，尤其是关注污染物指标以及有毒物质含量指标。并且增设多个级别的税率检查标准和污染税起征点，由此控制污水排放数量，保证实际生产期间水资源处理成效以及绿色生产标准相适应，实现预期的转型目标。或者在建筑管理中产生的噪声污染情况，增加噪声污染税种，不只是能够控制噪声污染问题，还可发展绿色生产的促进体系。与此同时，完善现有的税种条款，以增加新税种为前提，全面思考政策是否存在不清晰的情况，确定税种调整的内容足够合理与科学，带动政策顺利推行。对于环境资源税种调整，适当增加征收对象，把非矿藏资源以及矿藏资源的开发和资源税务征收工作结合起来，由此控制非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以免产生环境资源枯竭结果，体现绿色税收政策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相关人员还应该结合三废原料生产的角度进行优惠政策提供，引进环境治理投资政策与环境保护投资政策，增强环境治理以及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适应现阶段绿色产业发展的要点。4.3整合税收管理，健全税收管理结构。要想顺利地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以获取更好的税收管理成效为目标，要整合税收管理流程，确保政策推行的任务有效实施。即便在实际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推行期间能够处理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的问题，此种状态下，相关人员要健全税收管理结构体系，确切规定多个类型税种在征收实施方面的标准、日常工作方案以及岗位工作责任等，全方位对偷税现象和漏税现象进行监督和检查，配合运用惩处手段，将偷税问题和漏税问题的产生概率最大化减小。除此之外，保证管理体系足够完整，增强财政税收的体系优化水平，以免产生漏缴税款的管理问题，使得税务征收工作时效性开展，更好地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4.4扩展政策宣传范围，提高政策推行质量。我国要想高效地对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进行推行，要拓展政策宣传范围，通过多元化宣传手段，促使企业对政策逐步深入与确切的了解，保证政策顺利实施，起到引导企业运用绿色技术与管理技术开展工作的作用，促进绿色产业得以发展。在征税期间给企业介绍政策内容，发放对应文件，保证企业管理者对政策内容形成确切的了解，并且创造政策推广与宣传的平台，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强化管理者对税收政策的认识，引导企业积极运用绿色生产技术，构建绿色生产框架，凸显企业管理和运行的可靠性与持续性。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因此国家应调整整体结构，延伸绿色产业的服务范围，健全营业税以及增值税机制。在营业税征收过程中，把全额征收模式转变为差额征收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营业税，帮助企业减小纳税负担，最终把企业服务征税的情况进行调整，规范抵扣税收数量，更加全面的提高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水平。
5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推行绿色财政税收政策期间表现出一些问题，无法确保政策时效性推行，缺少税种制度规定，没有形成监督管理体系，宣传效果不佳，所以在实际的绿色财政政策推行期间要关注税种的增加，健全现有税种类型，明确征税管理监督制度，通过多样化渠道，拓展宣传教育的范围，强化宣传教育效果，全方位贯彻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产与管理模式，不断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段美娟.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J］．纳税，2019，13(3):33.
［2］杨光.节约型社会背景下的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分析［J］．纳税，2019(2):16.
［3］胡小梅.发展绿色金融的财税政策设计和建议［J］．中国财政，2018(16):31－32.
［4］许光建，魏嘉希.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配套财政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9(1):10－16.
［5］崔旭枫.基于绿色理念的财政税收政策优化策略［J］．中外企业家，2020(11):33.
［6］许冰倩，姚锦文，张子和，等.宿迁市促进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8，35(10):67－69，80.
［7］袭城元.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税收政策探析［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9(8):3.
绿色金融财政政策范文6
2011年5月6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已成为国家战略，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东西部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祖国边疆云南面临着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
谈及桥头堡建设，许海代表满怀信心，充满激情。他介绍道，通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云南银行业已初步具备了支持“桥头堡建设”的资金实力。2011年末，云南人民币存款余额15356.86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2114.59亿元人民币，云南的存贷款规模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为加快桥头堡建设步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是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提供有效的金融政策支持。要发挥中央银行对信贷资金的调控功能，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协调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云南桥头堡建设的资金支持。要努力争取宽松的信贷政策，实行倾斜性的货币政策，发挥央行在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方面支持桥头堡建设的作用。
二是发挥监管部门的职责，构建良好的银行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应出台相应的信贷指引，适当放宽信贷管理容忍度，合理降低企业信用准入和外资进入云南的门槛，积极吸引和鼓励民间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指导银行科学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各项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要对商业银行进行相关风险提示，督促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地服务云南桥头堡建设。
三是发挥政策性银行基础作用，加大稳定优惠资金支持。桥头堡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建设，要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在农业产业化、企业走出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四是发挥商业银行主导优势，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要通过银政、银企合作平台，加大对云南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优势产业的信贷投放；要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产品，提供多元化、多方式、多渠道的金融服务。
五是发挥地方商业银行特色，建立多层次服务体系。要加快云南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步伐，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治理架构，建立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和服务高效的银行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发挥地方商业银行在支持桥头堡建设中的作用。
许海认为，桥头堡建设还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配套支持，为此他建议：在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在货币投放和信贷政策上倾斜，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贴息贷款比重，适当增加中长期贷款在商业银行全部贷款中占比，信贷增长速度应高于全国增长速度；二是对云南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债券等给予倾斜；三是积极推进建立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人民币国际金融产品开发和交易中心、特色金融产品和商品市场交易中心建设，加快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