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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宏观经济;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2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年, 我国经济正在不断发展,以年均百分之九十八的速度高速增长, 但是在这其中还是存在着周期波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对于物价的稳定和刺激我国经济增长方面一直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相关信息
能够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政府为了改变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通过支出来改变货币政策效率就能够有效达到效果。由于在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制订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由于政府支出在短期内过于巨大,导致财政支出方面负荷过大,影响了货币的供应量。
由于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虽然我国在2009年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相应的改进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如此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 如何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否通过单独运用来达到预期的目标等。
从2010年到现在,加强连续性和稳定性开始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对于协调和配合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也更加关注,因为稳定地使经济增长的方法只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在两种政策的配合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对于物价的稳定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控等。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因为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影响了两者的独立性。由于我国的过于弱小的市场经济基础,未能完善相关的金融体制,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能发挥出自身的作用,而且还能影响到货币政策发展。
二、利用模型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由于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根据Jesus Fernandez - 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应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
(一) 家庭部门
提供劳动力给相应的厂商从而获得能够消费的资金是家庭部门的典型行为。由于效用和消费正相关,和劳动负相关,因此随着消费的增加就会对边际效用造成递减的效果。能够决定如何组合劳动与消费的正是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通过这种决策进是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
在这条方程式中,Ct为消费,l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劳动供给,满足了0 < lt < 1。β,ψ分别为折现因子、闲暇对效用的贡献度。通过方程式我们可以看到,效用对消费的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说明消费与效用成正比,且会随着消费的增加减少边际效用。由于有效的资源限制了家庭部门可的支配资源,其中主要包括当期收入和新增货币的供给,二者之和应当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之和。因此,预算约束应为:
其中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表示货币供应。这条方程式则说明,由于按照稳定路径增长或者供给稳定的总收入和货币的情况下,对于投资和消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会造成非常明显的挤出效应。
(二) 厂商
我们先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是厂商的生产函数。如果规模经济存在在厂商之间,那么为了能够使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厂商必然会将生产规模扩大,一直到规模经济消失。因此我们假设在状态均衡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生产函数为:
其中,Zt表示为技术上的进步。资本积累方程为:
其中,δ表示资本折旧率。该式子反映了有动态的关系存在资本和投资之间,当厂商投资越多、折旧就会越少,这样就能够快速积累资本。投资由自主投资和实际利率决定的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为:
其中,io,t 和rt 分别表示自主性投资和实际利率,d 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且d > 0。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厂商面临的技术冲击,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其中,ρ为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et为技术冲击,这就表示在某一时期会出现具有相关性进步的技术,并且由于受技术冲击决定,企业的创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进步会有可能出现技术冲击。
(三) 政府部门
维持政府部门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国有企业注资的投资性支出都属于政府部门的支出。如果政府没有调节财政政策,一定要维持政府支出稳定,并且要确保与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发生预期外的变动,就会出现政府支出冲击。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要做出相应的变动,假设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冲击共同决定了政府支出,并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那么过程应为:
其中,v 表示本期与上期政府支出的相关系数,egt 为政府支出冲击,且可视为政府支出对齐均衡路径的偏离。P 为政府支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系数。
(四) 货币市场
由于还没有完善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导致制定不了成熟的金融体制,因此能完全独立货币政策,受政府支出的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及效果甚微。同时由于现行外汇制度的限制,还没有操作空间能在货币政策中完全独立,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实际货币供给过程为:
其中,b,u,w 分别为本期货币供应对上期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系数,emst是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货币供应冲击。方程式表明,货币政策同时受到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变动的影响,可反映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而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表示为:
其中,q,n 分别表示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五) 国外部门
对于国际资本的流动我国是会实行一定的限制,在不完全流动的资本情况下,我们假设仅仅通过贸易渠道就能实现国际经济波动的传导,即国外部门行为仅仅表现在进出口方面。在不考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受国家竞争力影响,国家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进出口行为可由预期部分和冲击部分构成,净出口可表示为:
其中f 为净出口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系数,为净出口冲击,且
(六) 经济系统均衡
由最优化条件,我们可以从家庭部门方面的两条式子中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欧拉条件:
同时,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为:
而剩下的所有式子就构成了完整的经济系统。通过计算均衡解,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稳态值和实际值,并进而估计模型。
三、结论
通过构建了一个我国宏观经济的包含家庭、厂商、政府、货币当局以及国外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四种主要冲击,即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
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加强财政政策并协调配合显得非常重要。通过模型分析,要确保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具有持久性,是不能够只依靠政府的主导行为。虽然扩大政府支出是短期避免经济下滑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短期内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宏观经济在不断进步,货币政策和行政政策相互效应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加快了金融国际化的步伐,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规模增长迅速,也要求我国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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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龙,白永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模拟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2).
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2
关键词: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协调
作者简介:李瑞英(1978-)女,山东潍坊人,中国环境保护公司会计师,山东大学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68-03
随着我国进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账户的放开,目前的政策机制也将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的金融发展模式将从现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管制”向“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转变。内外部的不平衡矛盾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并将集中表现为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和协调。
一、短期协调方案
(一)稳住汇率
提高汇率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而深远。
1、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
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对金融稳定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在稳定人民币币值的前提下缓解升值压力。如果市场对升值预期过高,大量的投机性热钱流入,其本身就会导致升值压力。因此,必须稳定币值,减少市场遐想空间。如果大幅升值,那么一次升多少合适,这恐怕难以计算,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不够,就存在进一步升值的必要,这必将在客观上强化升值预期,投机资金更会大量涌入。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过大,国内经济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升值结束之时就是人民币贬值的开始。因此,在升值问题上动不如静。
2、着力疏导升值压力
首先,加快建立战略性物资储备制度。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黄金、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再飘升,我国的外汇储备正面临着不断缩水的风险,可考虑在适当时机适量购入黄金、石油、白银和铜等战略性储备物资,以有效化解外汇储备缩水风险。如果美元贬值,以美元标价的主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会上涨;如果美元升值,主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会下降。这样,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以后,本币升值压力会相应减小,无论美国的货币政策走向如何,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至于成为牺牲品。
其次,小幅适度加息,鼓励资本流出。从2006―200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来看,市场投资主体对资金运用成本不是很敏感。大幅度加息对有些地方以政府为背景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和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不大。但是,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很可能因为资金链条的断裂而被市场淘汰出局,这样会造成逆向淘汰的结果。因此,对投资的调控应主要着力于能耗、环境、土地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不能过高地估计了加息的作用。此外,大幅度加息对吸引国际游资的效果比较明显,会进一步加大本币的升值压力。
(二)全面紧缩国内市场资金的流动性
1、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央行在2007年已连续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累计5.5个百分点,但是下一步仍有提高的空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流动性较好的银行只需进行微幅的资产匹配调整,减少1个百分点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可。
2、应继续加大发行央行定向票据的力度
应进一步加大央行定向票据的发行力度,虽然会增加发行成本,但比起直接升值后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出口大幅下挫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很小的。从上半年的政策执行效果看,发行定向央票不但有总量紧缩功能,还有结构调控的优点。建议适当延长票据发行期限,并照顾商业银行利润因素,适度提高票据利率。
(三)进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导的作用
首先,高度重视贷款过快增长可能产生的风险,合理控制贷款投放。其次,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优化贷款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比例。既要严格控制对过度投资行业的贷款,又要加强对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此外,要强化资本约束机制,防范票据融资风险,实现稳健经营。
二、中长期协调方案
(一)完善货币市场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
1、发展货币市场
实现通过货币市场和利率传导货币政策,对于货币调控模式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1)增加货币市场主体,鼓励货币市场创新,建立货币市场做市商制度。
一是通过增加货币市场主体,扩大传导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使之包括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逐步增加参加外汇市场的成员。二是鼓励金融创新,发展新的货币市场工具。只有不断增加货币市场工具,才能满足不同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的需求,增大货币市场的影响力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建立做市商制度,活跃市场交易。做市商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买卖双边报价和交易,有利于稳定市场价格,活跃交易活动,满足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和金融机构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的需要。
(2)大力发展票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市场,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形成完善的货币市场体系。
一是把票据市场的发展作为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重点。我国票据市场发展落后,是限制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原因。应当从完善票据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入手,以发展具有贸易背景的票据融资为重点,通过鼓励商业银行建立票据专营机构,扩大中央银行再贴现,整顿票据市场秩序等手段,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二是调整国债发行结构,发展银行柜台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债市场。通过发展银行柜台交易,使中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形成与货币市场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国债市场,扩大货币市场的覆盖范围。三要研究借鉴国外货币市场基金的做法,发展我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一方面与货币市场金融机构直接交易,另一方面与众多的中小投资者、企业等直接交易,能够促进货币市场交易,并增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
2、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1)发挥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体系,完善利率调节机制。
一是要在推动货币市场发展的同时,在建立统一的货币市场基础上,形成有机的货币市场利率机制。我国货币市场相互分割,导致货币市场各个子市场利率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同时货币市场发育不充分,限制了货币市场利率对整个利率体系的引导作用。应当尽快消除各个市场之间的各种障碍,首先形成统一的货币市场利率,并确定出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
二是改革当前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管理办法。
三是总结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教训,加快证券发行的利率市场化。
(2)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调整金融机构、企业、居民个人的资产结构。
一要继续把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强对银行的约束,建立完善的经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商业银行内在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对称,在资金供求和利率变化时,做出符合市场规则的反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扩大货币政策的效应。
二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投资活动的利率弹性。在国有企业机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利率难以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足够的影响。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的比重和结构,使国有企业真正作为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获得资金,使利率发挥出对投资的调节作用。
三要调整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居民个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发展对居民个人的信贷业务,扩大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鼓励金融创新,调整居民资产结构,改变居民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的收支活动也会相应增加利率弹性。
(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以让汇率动起来,这样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任务就落到汇率政策上。采取灵活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变化的国内经济状况。汇率稳定政策不能以扭曲市场机制为代价,要通过更为市场化的干预和管理来实现汇率稳定,同时应在人民币实现管理浮动的情况下慢慢增强对人民币的信心,为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其他配套措施
1、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扩大远期外汇交易市场,规避汇率风险
银行间的远期外汇买卖主要是基于对客户的远期外汇买卖,主要起到平仓和补仓作用,远期汇价以即期汇率加升贴水表示,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并结合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的现实,远期汇率可根据即期外汇供求状况,参考央行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来决定,我国央行应视市场实际运作情况,少“托市”干预,适度参与外汇买卖,更多地运用利率杠杆调控外汇市场。
2、调整外汇储备,改革结售汇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
必须调整外汇储备,增强外汇市场供求自我调节能力,加快结售汇制度的改革,由强制结汇过渡到按比例结汇,再过渡到意愿结汇,促进外汇市场发展。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外汇指定银行结算周转外汇余额上下限比例的方法,来发挥其“蓄水池”功能,增强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自主性。国内企业结汇的比例也可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进行灵活调整。
3、放开货币衍生品市场,让商业银行成为稳定汇率的第一道蓄水池
汇率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不在于汇率制度本身在健全和完善上的渐进性,而在于银行体制(商业银行是否真正成为风险管理主体,并具备完备的内控机制)、衍生品市场建设等配套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汇率制度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
结束语
随着我国进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本账户的放开,目前的政策机制也将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新挑战。在存在升值预期的时候,单一的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无法实现经济均衡增长,也没有办法使人民币稳定升值。如何把握二者搭配的方式、顺序,以及调整的时机,本文试图寻找人民币稳定升值过程中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同时避免流动性过剩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可行途径。
参考文献:
[1] 苏文、周小川.中国制订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国内因素[J]. 金融纵横,2007,(20).
[2] 李姝炜.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利率市场化[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2).
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4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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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看,他们通常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情形下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非对称性,国外学者的研究并不多。就我国的经济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方面,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1985-1989年、1993-1995年期间,我国出现过通货膨胀,中央通过出台趋紧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现象被有效控制。1998-2002年期间,我国出现过通货紧缩,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尽管将利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一再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货币政策对促进总需求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存在梗阻,应采取多种措施消除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现象,才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分析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情况下出现的有效性的非对称性,关键是先搞清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看主导性成因是否皆出在货币方面。如果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皆产生在货币方面,那么,通过完善货币政策的制定方式和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作用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下应呈现出对称性;如果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不一致,产生通货膨胀的主导性成因在货币方面,而产生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不在货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自然会呈现出不对称性,此时即使中央银行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不对称性仍会存在,因为导致二者产生的主导性成因不一致。
从国外和我国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成因看,笔者认为,产生通货膨胀的最终成因通常在货币方面,即受多种原因影响,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超过了社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导致物价上升、货币贬值。产生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通常多发生在经济结构失衡方面,如消费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出现较严重的失衡,导致社会的总需求严重低于社会的总供给。就货币政策的作用看,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管用,而只是在它起作用的区间才会发生作用,一旦超出它产生作用的有效区间,其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由于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导性成因通常存在非对称性,因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常也存在较明显的非对称性。面对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方面呈现的有效性的非对称性,我们应重视分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产生的主导性成因,针对其产生的主导性成因制定对策,而不宜对货币政策给予太高的希望,因为它毕竟不是一种万能的政策,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作用的一种经济政策。如果对它期望过高,超出它产生作用的有效区间,它不但难以有效产生作用,甚至还会对以后的物价波动奠定基础。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产生的主导性成因看,笔者认为,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通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合理性。
货币政策的运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分析
对货币政策的运用,应依据导致经济波动的主导性成因而定。从当今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运用看,货币政策的目标呈现出简化的倾向,即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再呈现出多重化、复合化,而是突出币值稳定,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目标。中央银行通过适时调节货币供求,促进币值稳定,为居民和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如果赋予中央银行过多的目标,容易使中央银行顾此失彼,偏离币值稳定的基本目标。在产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责无旁贷,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以合理的货币政策促进币值稳定。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产品大量积压的情况下,宜多运用分配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货币政策配合以上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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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SGE模型经济波动宏观政策分析
作为主流宏观数量分析工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是以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动态优化的方法考察各行为主体(家庭、厂商等)的决策,即在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厂商最大化其利润的假设下得到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程。一般性的DSGE模型中通常还包括政府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行为决策(标准RBC框架不包括货币政策)。具体地,DSGE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行为的当期影响,以及未来的后续影响。因此,各行为主体在对未来预期(建模时通常采用理性预期代表)的前提下,动态地考虑其行为决策的后果。其次,现实经济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DSGE模型中引入了多种外生随机冲击,并且这些外生随机冲击与行为主体的决策共同决定了DSGE模型的动态过程。由于DSGE模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结构参数、冲击的设定和识别进行了详细描述,从而可以避免卢卡斯批判。此外,DSGE模型考虑经济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察行为主体的决策。
一、构建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
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RBC理论,然而RBC理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现实经济环境不符而受到众多的批判,因此众多的DSGE模型是在新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
1、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
基于RBC理论的DSGE研究较多,如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Ireland(2001),黄赜琳(2006)等。RBC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完全的灵活性,不存在外部性、信息是完全的以及行为主体具有理性预期。在这些假设下,RBC理论认为来自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无效。因此,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都不包括政府部门(即货币当局)的行为决策。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理性预期、垄断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刚性(粘性)的假设下,认为不仅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对产出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主流的DSGE模型大多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并将货币政策和(或)财政政策纳入其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DSGE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引入了价格和(或)工资粘性,而粘性的引入方式有两种。
一是Calvo(1983)采用“调整信号”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经济中接收到随机的“调整信号”的经济主体(企业和或家庭)会将其价格和(或)工资调整到最优,而没有接收到该信号的那部分经济主体则不最优化其价格(工资)。Yun(1996),Gali & Gertler(1999),CGG(2002),Horvath(2009)等运用该方式将价格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而Erceg et al.(2000),Kollman(2001),CEE(2003),Smets & Wouters(2003),李松华(2009a,b)等不仅将价格粘性,还将工资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中。
二是Rotemberg(1982)采用“二次调整成本”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经济主体调整其价格(工资)存在着成本。Ireland (1997,2001),Kim(2000),Atta-Mensah & Dib(2008)等采用了该方式引入价格粘性。而Chugh(2006),Dib(2006),Ratto et al.(2009)等运用该方式还将工资粘性引入DSGE模型。
二、DSGE模型的估计方法
由经济主体优化行为得到的行为方程及各个均衡条件所构成的DSGE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数据以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因为大多行为方程都是非线性的。因此,通常要在模型变量稳态值处将其进行泰勒展开,以得到线性化的DSGE模型。
1、校准法
校准法的主导思想是通过使模型的理论矩尽可能与观测数据一致而得到DSGE模型参数的校准值,即根据经验研究来确定模型的参数,进而对实际经济进行经验型模拟研究。DSGE模型的先驱Kydland & Prescott(1982)就采用了校准的方法。由于校准法的矩估计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且研究者可以更多的关注DSGE模型的数据特征,因此Yun(1996),Gali(2000),Kollmann(2002),陈昆亭、龚六堂(2006),Blanchardy& Gali(2006),Horvath(2009)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该方法。
尽管校准法具有显著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个别参数的校准未必准确,而极大似然和贝叶斯方法可以提供观测数据的完全信息,从而较多的文献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的结构参数。
2、极大似然估计
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操作分四步:首先,将线性理性预期的DSGE模型用其前定变量表示为缩写状态方程形式;其次,用观测方程将前定状态变量与观测变量联系起来;再次,用Kallmann滤波得到关于模型参数的似然函数;最后,最大化该似然函数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运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DSGE模型的文献有:Ireland(1997,2001),Kim(2000),Dib(2006),Christensen&Dib(2008),Chung et al.(2007),李松华(2009b)等。
3、贝叶斯估计
贝叶斯方法则是结合似然函数和模型参数的先验分布(prior distribution)得到后验分布的密度函数,通过将该后验分布关于模型参数直接最小化或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方法加以最优化即可得到DSGE模型结构参数的估计值。这方面的文献有Smets&Wouters(2003),Sugo&Ueda(2008),Ratto et al.(2009),李松华(2009a)等。
由于受可得观测数据个数的限制,DSGE模型中的参数不可能全部通过估计得到,部分结构参数需要校准得到。因此,无论是极大似然估计还是贝叶斯估计都结合了部分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
三、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
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波动研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1、经济波动研究
DSGE通常运用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分析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
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等运用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冲击是导致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因素。Ireland (1997,2001)运用粘性价格的DSGE模型肯定了RBC理论中技术冲击是产出波动主要来源的结论,并认为通胀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冲击。黄赜琳(2006)运用基于RBC的DSGE模型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波动,认为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大部分,但对中国就业增长的效应较小,从而就业波动较为平缓。Dib(2006)运用包含名义(即工资价格粘性)和实际(即资本调整粘性)刚性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和偏好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
与上述“技术导致经济波动”的观点相反,大量文献的研究表明,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经济波动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如Calvo(1983),Gali&Gertler(1999)等通过引入粘性价格从货币观点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货币政策冲击及价格决定行为在理解经济周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Gali(1999)也认为技术冲击并非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需求冲击是产出和劳动波动的主要因素。Chari et al.(2000)等认为真实摩擦而非名义摩擦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Smets&Wouters(2003)认为劳动供给和货币政策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而价格加成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来源。Adolfson(2007)运用开放经济DSGE的研究表明,技术、偏好、劳动供给冲击解释了产出波动的大部分;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因素。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研究表明中短期中外信贷冲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产出、通胀、名义利率的波动。Sugo&Ueda(2008)认为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和技术冲击是日本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与上述不包含金融市场摩擦的DSGE研究相反,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以及Christensen&Dib(2008)等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DSGE的框架(即金融加速器模型),考察了金融市场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他们的结论并不一致。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认为金融加速器显著地放大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和持久性,而Christensen&Dib(2008)认为金融加速器对产出波动不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二是最优货币、财政政策;三是用于货币政策传导分析。
(1)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几乎没有争议,均认为货币政策对产出等实际经济具有真实效应。
Gali(2000)认为在粘性价格模型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显著而持久,粘性对货币政策的非中性非常重要。Huang&Liu(2002)等认为在粘性工资和垄断竞争情形下,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持久性。Kim(2000)在内生货币供应量规则下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认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是否存在。Kollman(2001)采用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表明正的国内货币供给冲击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名义和实际汇率贬值,产出增加,说明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具有真实效应。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考察了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认为如果货币当局采用前瞻性通胀目标的政策规则,则即使价格是完全灵活的,货币政策仍通过信贷传导,即货币政策有效。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mets&Wouters(2003),Beetsma&Jensen(2005),Ratto et al.(2009)等,认为财政政策即政府购买冲击对经济具有真实效应。Beetsma&Jensen(2005)运用粘性价格、开放经济的DSGE考察财政稳定政策(即政府购买)的作用机制及其决定因素,认为产品的替代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小则越要求越积极的财政政策。Ratto et al.(2009)沿袭Smets&Wouters(2003),并将金融摩擦纳入其模型,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有效。
(2) 最优货币、财政政策。对最优货币、财政政策的研究是通过在DSGE模型中增加基于效用的福利分析即损失函数来进行的。
传统的最优货币政策强调对通胀响应,如CGG(1999)认为最优货币政策要求名义利率对通胀敏感,即其对通胀的响应系数要大于1,而对技术冲击保持不变。Gali&Monacelli(2000)认为在完全汇率传递即一价定律成立的开放经济中,最优货币政策要求通胀为0或接近0,且名义利率不为0,无需考虑汇率波动。Kollmann(2002)考察了开放经济下最优泰勒规则,认为最优泰勒规则可以保证通胀稳定,但导致汇率大的波动。Smets&Wouters(2002)考察了不完全传递汇率对最优货币政策的意义,最优货币政策应最小化国内和进口价格通胀的均值。CGG(2002)考察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设计,认为在纳什均衡下,一国货币当局仅对本国通胀响应,最优货币政策与封闭经济一样;而协作的货币政策还要对外国通胀响应。
Chung et al.(2007)检验了小国开放经济(韩国)的最优货币政策,认为即使汇率不完全传递和存在成本推动冲击,通胀目标的货币规则仍是最优的,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非最优。
与上述研究不同,McCallum&Nelson(1999)考察了名义收入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认为保持名义收入接近其增长(等于长期平均的实际收入增长加通胀率),则最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通胀目标并减小真实经济的波动。
Chugh(2006),Arseneau&Chugh(2008)认为粘性工资对最优货币政策设定有较大影响。Ravenna&Walsh(2006)认为信贷市场即成本渠道的存在,导致了最优货币政策受到限制。Blanchardy&Gali(2006)用包含劳动市场摩擦即失业的粘性DSGE模型,表明实际工资刚性导致严格通胀的货币政策非最优,最优货币政策应稳定通胀和失业变化的加权平均,即名义利率对通胀和失业响应的泰勒规则是最优的。Faia(2008)也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对失业和通胀响应。Faia&Monacellib(2007)则在包含粘性价格、不完全信贷市场的DSGE模型中考察最优利率规则,认为最优利率规则应对资产价格响应。对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iu(2004)、Schmitt-Grohe&Uribe(2004)、Horvath(2009)等。Siu(2004)认为粘性价格下的最优财政政策与灵活价格下的有很大差别:最优通胀率与价格粘性程度正相关,而税率有较大的波动。Schmitt-Grohe&Uribe(2004)认为最优财政政策即政府债务和税率随机游走。Horvath(2009)用财政货币政策合作、不可分偏好的新凯恩斯模型,检验了最优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私人消费下降。
(3)货币政策传导。Barth&Ramey(2000)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导致美国企业产品价格上升,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Ravenna&Walsh(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Hulsewig et al.(2009)运用不仅工资价格存在粘性,信贷市场同样存在粘性的模型表明,金融市场摩擦通过使货币市场利率不完全传递贷款利率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成本渠道使通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更为持久。
相反,Rabanal(2007)用贝叶斯方法的研究认为美国不存在成本渠道。上述文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仅关注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即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并且主要采用了校准参数的方法。而李松华(2009a,b)用中国的数据、分别采用贝叶斯和极大似然的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供应量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存在性,并具体分析了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这两个渠道对产出、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
此外,Meh&Moran(2004)认为银行同样面临金融摩擦,其资本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Devereux(2004)则运用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表明汇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切实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计量方法,运用DSGE模型研究经济问题具有较多优势。随着中国开放度的增加,运用DSGE模型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及政策设计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徐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数量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2008.
[2] Kydland,F.E.,E.C.Prescott.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 Econometrica,19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