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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货币政策范文1
【关键词】稳健货币政策；财务风险；特征；防范
货币政策是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以达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中介目标主要是长期利率、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量；操作目标主要有短期利率、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等。近期，出于对通货膨胀、流动性泛滥等问题的担忧，国家多次出台收紧的货币政策，将今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企业财务风险不仅与企业内部管理效率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的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当前信贷超常增长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经淡出，稳健审慎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货币调控的基本方向。在此背景下，强化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1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
财务风险作为企业风险的货币化表现形式，它指的是由于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或无法预计的因素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实际财务收益与预期财务收益发生偏离，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风险时时处处存在，是企业运营的必然产物。施工企业的财务风险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财务风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财务风险是指在资金筹集和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从资金开始进入企业，在企业中流转使用，到资本偿还、现金回收、收益分配的各个环节都会产生财务风险。财务风险存在于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并体现在多种财务关系上。可以说，财务风险是各种财务活动行为失误的系统性综合反应。例如：在生产施工中由于质量不达标，可能造成工程验收和结算的延迟等。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企业一定时期内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以致企业不能按时偿还到期债务而引发财务风险。
1.2 财务风险的多样性
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元化，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多样化以及财务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决定了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多样性。从企业经营环境看，不同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施工企业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即使在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施工企业即要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也可能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多样化的经营环境必然会给企业造成多样性的危机影响。从企业的生产经营看，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个过程中的失误都可能形成财务危机。
1.3 财务风险的突发性
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企业内部可以把握和控制的，甚至是可以预见的，但更多因素是具有突发性的，无法预料的。如：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导致工程项目的损毁，或项目建设工期的延长而增加的固定成本；或投资方出现财务危机，而导致不能拨付计价款项等等。当企业发生突发性的财务危机时，若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能承受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财务危机之中。
1.4 财务风险的可防可控性
通常来说，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财务矛盾日积月累形成的。但如果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多数风险仍然可以早期发现、治理，并按成本效益原则将其控制在一个可以接收的范围内。
2 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施工企业的财务风险来源与对策
货币政策的取向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意味着银行信用的收缩和金融市场借贷成本的提高。这将使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链条处于紧张状态，大大增加经济主体的投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施工企业结合自己的行业特性，从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对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控制。
2.1 融资风险与对策
施工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通常需要购买更新大量机械设备。如：持续采购大量的砂石料、水泥、钢材、燃油等材料，并需要按时支付人工薪酬，具有明显的资金依赖特征。在信贷趋紧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融资能力将会受到较大制约，同时融资成本提高，从而产生项目融资风险。
对策：企业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背景下，应当建立有效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2.1.1 要从最基本的资金链考虑，防止资金链断裂。因此就要精心的预测未来现金流，建立企业全面预算，及时掌握现金状况。
2.1.2 从融资方式来说，负债融资主要包括：金融机构贷款和债券发行。企业要建立长期的财务预警系统，将获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作为长期预警系统的主要指标，加强分析与监测。而在确定债务规模时要权衡举债经营的财务风险来确定负债比率。由于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大额贷款可能比较困难，所以要充分发挥公关能力，争取提前与银行签订合同，减小变数。
2.1.3 要完善资金管理调度机制。在资金运作上要实行统一调配，集中管理，在满足发展需要基础上充分发挥资金规模优势。在资金调度体系方面，应进一步强化施工项目资金的整体规划，明确相关流程、责任和权限。使资金得到有效充分的运作。例如：某工程公司，自2009年4月起开始执行资金集中管理机制，由公司财务进行集中管理，下发《**公司资金集中管理办法》，由下而上编制资金预算，充分利用资金的时间差，加快了资金周转，降低了资金成本，有效防范了财务风险。
2.2 投标
目前建筑施工市场基本实行低价中标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为了能揽到工程，各公司之间相互压低标价，开展恶性价格战。如果投标阶段不顾自身实力，不惜血本盲目争取项目，这将导致极低的工程利润率，甚至产生亏损，进而引发一系列的履约风险，支付风险甚至诉讼风险，使企业面临严重的财务风险和信用危机。
对策：完善合同管理机制。
在国家稳健货币政策下，施工企业的市场因国家投资规模的缩小而变的紧缺，这就会导致施工企业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制定投标文件过程中，也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精准报价，量力而为，决定投标与否以及投标标价。施工企业应根据施工方案对其能承受的最高成本进行测算，测算过程中不能漏项，并留有余地。在签订合同时形成严格的审查制度，逐一推敲合同条款，对涉及到验工计价时间和方式、工程结算的违约条款及各自应承担的经济责任等内容严格把关，防止含有不平等条款的承包合同的签订，以至于将施工企业置于被动地位。例如某施工单位，在巫山中标某高速公路项目，巫山地理条件复杂、交通困难、机械设备及物资运输极为不便。由于前期对现场的施工环境调查不到位、对施工难度估计不足，导致该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进度缓慢，计价周期内的低产值导致计价款的不到位，进而因为资金短缺导致无法进行下一步正常的施工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致使该项目超出预计工期仍未完工，给企业造成了损失。
2.3 成本控制
成本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任何环节控制不当，都有引起财务风险的可能。施工企业如果不结合项目规模、特点、复杂程度及施工条件，制定出合理的施工组织方案，就可能导致施工工期延长，所需机械设备增加，投入的成本费用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低于预期，形成施工项目亏损。
对策：完善成本控制机制。
2.3.1 结合合同工期、施工现场条件等具体因素，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制定科学经济的施工方案，缩短工期降低成本。
2.3.2 健全材料物资管理，对材料采购、入库、管理、出库、耗用严格把关，做到材料采购有计划、质量有保证、管理有办法、消耗有定额。
2.3.3 推行责任成本管理，进一步落实项目成本目标责任制，将目标层层分解，横向可以分解到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等不同施工单元；纵向可以分解到前期准备、主体施工和收尾交付等施工阶段，从而把成本费用控制在责任成本范围内。例如：某桥梁工程公司于2010年1月下发《**公司项目经营承包办法》，在该办法中，公司一级成立内部经营承包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成本定额的确定依据；由公司项目管理部依据公司经营承包领导小组确定的项目可控责任目标成本编制《工程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项目经理部为了确保项目可控责任目标成本的实现，必须成立项目成本控制小组，组长由项目经理担任，副组长由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及总工担任，组员由财务部部长、计合部部长、工程部部长、物设部部长等有关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计合部，办公室主任由计合部部长担任；明确各部门在责任成本考核中的分工；制定年度绩效考核及奖惩标准，有效调动各部门人员积极性，使公司项目的成本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显著效果。
2.4 内部控制风险
施工企业从项目承接开始到完工，牵涉到经营、生产、财务等环节。不建立一整套与项目施工管理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就容易放纵部分项目承包人违规操作，给企业带来风险和损失。
对策：建立健全企业财务内控机制。
施工企业应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在会计核算、内部计合、内部牵制、财产清查、内部审计、原始记录管理、岗位交接、会计档案管理、会计组织等一系列领域形成有效的财务控制制度。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强化会计核算基础、优化财务管理流程、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保证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和企业经营活动的高效运转。
2.5 结算
一般而言，施工项目竣工后，就应及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编制竣工决算，进行最后的财务结算。在金融市场资金供应趋紧的条件下，部分业主可能会发生困难，致使施工企业无法及时收回工程结算尾款，而工程质保金也会因难以收回演变成收款风险，这些无疑都会加大施工企业的资金负担，诱发系统性的财务风险。
对策：重视工程项目结算管理。
由于目前货币市场由扩张趋向审慎，施工企业因部分业主无法支付而往往出现竣工项目结算长期搁置的现象，因此可成立项目结算小组或类似机构，安排专人负责工程项目的结算和清欠事务，以免丧失索赔的法律时效，给企业造成损失。要做好结算工作，施工企业则要在内部强化基础管理工作，如变更签证、索赔、实物量核对、结算书的编制和送审等，决不因自身的原因而延误结算。例如：某施工企业成立了法律事务部，该部门通过延续债权时效、转移债权债务、参与工程项目合同管理、及时完善收尾工作、办理质保金退款等手段，加大了双清治理的力度，从而降低了新欠工程款的形成率。采取分块管理、专人负责、法律清欠等多种灵活清欠方式，仅2010年由该部门牵头和参与收回尾工款、质保金、变更索赔款等资金5587万元。为企业挽回了损失，降低了财务风险。
综上所述，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下，建筑施工企业应该做到未雨绸缪，在各个方面做好防范，将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以期获得理想的经济目标。
参考文献
现在的货币政策范文2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着。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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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现在的货币政策范文3
广交会农企声音
“现在农产品涨价跟打滚一样容易。”――大连百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部副经理张俊芳
“我们现在报价不仅是短单,都快成了‘短命单’了。我在广交会上报的价格,交易会结束前作准,闭幕我就不认账了。没办法,价格波动太剧烈了。”――山东金都塔林食品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曲学磊
农产品涨价冲击波
农企:出口报价成“短命单”
在第108届广交会上,中国农产品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涨价狂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企业纷纷用“一天一个价”来形容当下农产品的价格波动。
企业表示,频繁的价格波动和高企正在使企业报价困难。同时,国内农产品价格的高企,将可能导致来年农产品进口大增,给我国农业体系建设带来冲击。
吃的都涨价 一天一个价
经营粉条的山东金都塔林食品外贸部经理曲学磊形容说,现在“是吃的都涨价”,还“一天一个价”。
济宁兄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段强说,原来是苹果涨了20%,现在梨也涨了近20%;福建和泰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津津说,现在花菇也在涨价,两周就翻了10%,带动其他蘑菇也在涨。
“因为用于制作罐头的主要原料笋的价格上涨,出口的笋罐头价格从8美元每箱上涨到了10多美元每箱。”黄津津说。
农企开出“短命单”
涨价使企业遭遇“接单难”。安徽安粮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胡茂昶说,大单长单是外贸企业的“最爱”,但现在公司却不得不将其拒之门外,在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环境下,“接得越大,就可能意味着亏得越多,现在公司一般都只接受半个月左右的订单,最长的不超过一个月,而且价格需要先说明可能会调整。”
“报价难”也是农企遭遇的尴尬。曲学磊则将自己目前的报价形容为“短命单”,他说:“我现在的报价只是交易会期间作数,过了交易会就不算。”
明年价格形势更严峻
如果不遏制游资炒作农产品,明年的农产品价格形势可能会更严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外贸研究部副主任李健说,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走高,将可能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
值得警惕的是,市场情况的异常波动,将使农民的预期不稳,对明年农民的种植计划产生影响。如果明年的农业生产受影响,农产品价格形势将可能会更严峻。
企业认为,相关部门需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控,从严遏制游资炒作。
本刊讯 (记者陈芳)在上周末期间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表示,明年的通货膨胀压力还会比较大,预计在4%左右。
明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祝宝良认为,明年经济整个增长速度会放缓,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都会有所回落。
祝宝良说,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调配过程当中,个人的收入增长下滑以后,会影响到明年的消费增长。
翘尾因素增加通胀压力
祝宝良指出,明年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今年8月份开始CPI同比涨幅在扩大,因此明年会受到翘尾因素影响,这会使CPI上升两个百分点。
第二,现在的预期是将资源税提升至3%~5%,这将提升下游的生产成本。祝宝良预计,明年的通货膨胀应该是在4%,可能还要略高一些。物价涨得最快的时候,大概是在明年的前三个季度。
货币政策必须要更加稳健一点
祝宝良认为,如果通货膨胀率这么高,现在的货币政策再不做一定的调整,存款负利率更高的话,居民的房地产投资的热情会更高,部分资金会流向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
现在的货币政策范文4
关键词：后危机；货币政策；退出机制
一、 金融危机下的货币政策
2008年伴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整个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之中。各国央行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通过联手降息的方式，将基准利率降到历史低点。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到0.25%，日本银行也将同业拆借利率下调至0到0.1%，而中国人民银行也在2009年将利率降到了2.25%的水平，距历史最低值1.98%仅一步之遥。
在下调基准利率的同时，各国央行也联手展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计划，美联储、日本银行、欧洲央行等纷纷出手购买国债，同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向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而日本银行更是不惜重金购买公司股票已阻止市场的过分下跌。
在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同时，各国财政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管齐下，各国经济在2009到2010年逐步回升。
二、 为何退出
随着各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各国政府都在探讨政策的退出计划，因为单靠政府的干预行为是不可能使经济长期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必须要靠自身的消费、投资以形成良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各国都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危机期间能够挽救国民经济，但是在经济已经企稳后，过剩的流动性会导致比较严重的资产泡沫，从而使得经济陷入过热的危机。比如在2007年，中国由于持续性的外汇占款导致流动性过剩，虽然央行通过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不断回收流动性，但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于是造成了2007年的通货膨胀，同时导致股市和楼市都不同程度出现泡沫。
从长期来看，货币中性，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长期来看只能造成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不能使经济增长，所以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但就短期而言，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是明显的，能够很好的阻止经济衰退，使得经济企稳回升。所以在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经济已经企稳回升后，货币政策应该渐渐退出宽松的时代，回到常规的政策上来，以免造成更加严重的通胀和资产泡沫。
三、 退出机制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政策退出是势在必行的，但现在的情况是退出的时机应该是怎样，应该怎样退出；是各国自行退出还是联手退出。
1、 退出时机
对于退出时机的选择应该相当慎重，过早的退出会导致经济尚未企稳，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衰退，而过晚的退出则会导致流动性泛滥而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从现在的情况看，各个主要经济体都还没有执行退出政策的实质性行动，美联储甚至表明要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保持美国经济的增长而避免新一轮的衰退，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也都将利率水平维持在最低水平，同时加大对国债的购买力度以提供流动性。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美元对主要货币大幅度的贬值，这种贬值使得其他很多经济体难以承受，进一步使各国央行都开始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避免本币的升值而影响出口。从这可以看出汇率政策能够对其他国家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不管在退出还是在刺激经济的时候，都应该慎用汇率政策。
虽然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状况尚不明确，但是从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确实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GDP增速连续多个季度在8%以上，CPI更是达到了3.5%的高位，高于国际上通行的3%红线，于是中国央行在10月20日加息25个基点，这是中国央行近3年来的首次加息，加息的目的是为了缓解通胀预期，同时也为过快上涨的股市和楼市踩一脚刹车。从目前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准备金的调控来看，中国央行在缓慢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退出政策应该是在经济回升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才应当开始实施的，而这个所谓的稳定阶段是指GDP、CPI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在若干个季度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外部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也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可能考虑退出。否则，过早和过晚的退出都会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
2、 退出方式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央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合作，联手进行降息和提供流动性，正是这种相互的合作与沟通，使得大家的政策处在相同的水平上面，世界经济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底回升。
政策退出时则有些不同，因为各个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各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时间会有差异，所以在退出时各国政府和央行因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准，根据本国的各项经济指标来考虑政策的退出，而不应该过多的受到其他经济体政策的影响。政府在退出时应该重点考虑本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特别应该注意CPI和PPI两项价格指标的变化，一旦价格指标变化过大或者超过相应的阈值，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相关货币政策的调控。所以政策退出应“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的退出政策并不是说各国之间“关起门来搞建设”，彼此不沟通不协调。毕竟整个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都较高，所以退出的时候应该适当考虑世界经济的整体形势，退出时的政策力度也应该考虑到本国和世界经济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退出更应该谨慎，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好与坏对整个世界经济都能够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退出政策应该“因人而异”同时相互协调，以避免世界经济因为各国的同时退出导致新一轮的衰退。
参考文献：
[1]徐璟娜.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思路，《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年第一期.
现在的货币政策范文5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前几年(1998～2002年)我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2003年起，货币政策逐渐由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财政政策则由积极转为稳健。如果说前几年政策变动还比较平缓的话，今年以来却是突变多于渐变：3月召开的“两会”还强调“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年中周小川又一次提过“适度从紧”，可如今货币政策越过“稳健”直接跳到“适度宽松”，财政政策也由“稳健”变为“积极”。显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与两政策突然转向同时提出的4万亿元投资是“急救”，而不是常规的投资计划，所以强调“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宏调之所以突然转向，乃是因为中国经济碰到了严重问题。央行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就足以说明一切。今年1～10月，贷款增长14.58％。存款增长21.1％，存款增长大大高过贷款增长，老百姓口袋越捂越紧。而在当月新增的3390亿元存款中，居民储蓄为3155亿元，企业已没什么钱可存；M1(狭义货币)仅增长8.85％，为1998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说明企业流动资金极其紧缺，已同亚洲金融危机时相仿。1～6月，在货币政策从紧时，贷款增加了2.5万亿元(每月4160亿元)，7～10月适度从紧乃至渐渐放松了，贷款仅增加1.2万亿元(每月3000亿元)。央行估计全年新增贷款4万亿元，就是说，未来两月新增贷款还将继续下降(10月份只增加178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一策：让政府投资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由此想到股市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有稳健扩张、宽松从紧之变化。十年来股市政策却始终是一句话：“维护股市稳定健康发展”，或“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说来说去就是“维稳”二字。不管指数涨到6100点还是跌到1600点，决策者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是股市政策不能变么?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动用政策手段拯救股市，大到直接向市场注资，小到规定在什么时段禁止抛空哪些品种。实际上，中国实体经济衰退之所以出乎意料，以致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作重大调整，中央不得不紧急启动4万亿元的拯救经济计划，源头还在股市：正是因为2006～2007年违背客观规律大发股票(特别是银行股)，才刺激了本已过热的经济，同时又为股市种下了巨量新增大小非的祸根；以后，又正是股市的惨烈调整，使居民财产急剧缩水，抑制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市场；也使许多企业注资和重整计划被迫取消，资本市场正常融资功能丧失殆尽，让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雪上加霜……
现在的货币政策范文6
今年3月,总理指出,今年的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进入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保增长与调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处于“两难”的决策路口,政策上的摇摆不定,让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专家认为,短期内,我们只有跳出“两难”的框架,将中国经济放在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才能解决“两难”问题。
中国经济的“两难”到底难在哪?如何破解“两难”问题?《新财经》专访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两难”难在哪
《新财经》: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渐渐突出,您认为中国经济“两难”难在哪儿?
霍德明:中国经济“两难”难在哪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到底要以什么方式发展下去?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经济增长到底是靠外需还是靠内需?如果靠内需,很多其他的结构问题都要调整。这是表面上的“两难”。
实质上的“两难”难在哪儿?就难在对内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延伸下去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在外向型经济时期其实不太明显,现在,经济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理解的“两难”,一是经济增长由外转内的困难,二是经济转内后的增长动力的困难。
袁钢明: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有些问题是“两难”问题,有些不是“两难”问题。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本来不应该犹豫和为难的房地产问题,政府却感到犹豫不决,把它看成是“两难”问题。事实上,房地产根本不是“两难”问题。
之所以把房地产看成“两难”问题,是因为政府怕侵犯了房地产商的利益,最后侵犯到政府自己的利益,这是“两难”问题吗?老百姓都知道,房价高涨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到底要维护房地产商和政府的利益,还是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我认为,对房地产就应该坚决调控,绝不放松,最多是造成一些暴利阶层破产而已。但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中国经济肯定会走向绝境。
其实,货币政策才是真正的“两难”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的矛盾,货币政策紧缩,有利于防范通胀,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现在,一些人把很多问题都混淆了,误导了政策决策的选择,加大了政策决策的困难。
华 生:在经济“两难”的情况下,要知道什么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如何抓住主要线索去入手,这是最重要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不是十分清晰,所以就会表现出“两难”。
如果我们脱离了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短期看,当然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不加大投资,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受到影响,“两难”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理解的“两难”,还是从短期应对角度来说的,解决“两难”问题,关键是要跳出“两难”的框架,在一个大框架下解决“两难”问题。
《新财经》:很多专家认为,200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激素”促进的。但“激素”只能维持一时,不可能持续。今后,“激素”没有了,经济怎么发展?
霍德明:我们看看“4万亿”的角色是什么?当初给“4万亿”的定位,就是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来渡过难关。也就是用所谓的“激素”来刺激经济增长,“激素”在短期内肯定是有效的,但是,经济学家都很清楚,靠“激素”治病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一旦“激素”没有了,情况会变得更糟。从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还不错,说明“激素”的持续效果还是有的,但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足了。
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中国经济要不要再靠外需。从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看,经济靠外需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既然靠外需不可持续,那我们就要靠内需。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用再靠“激素”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激素”是应对外面的世界的。
更何况,“4万亿”投资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应该把这件事看淡了,让内需真正发挥作用。讲到内需,就要讲到市场,但现在的一些补贴政策,比如家电下乡等优惠政策,都是非市场的东西,是不可持续的。要把市场机能真正培养起来,就要讲市场价格。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或过剩。所以,我们讲市场的时候,要重点讲价格,它能反映经济最真实的一面。
调结构才能促增长
《新财经》:很多人认为,“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国亮: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其实并没有矛盾,结构调好了,经济自然就增长了。这就像盖房子一样,结构不牢固,房子盖起来就不会牢固。所以,如果不讲结构优化,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那就矛盾了。
袁钢明:有些问题是人为制造的“两难”问题,比如结构调整和保增长问题。结构调整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结构调整应该是发展高技术、高水平。我认为,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但有些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会成为所谓的“两难”问题,认为居民收入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就会消除。这是胡说八道,居民收入的提高不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吗?怎么是“两难”问题呢!
华 生:金融危机后,外需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大幅度扩张,这就需要用内部需求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内部需求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既然把结构调整的口号提出来了,就要认清楚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等,永远都会存在,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是城乡结构的调整,是中国大部分农村人口如何变为城市人口的问题。城市化本身会创造巨大的需求,也是我们要调整的主要方向。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中国经济就不存在“两难”问题。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这个最大的结构问题,然后集中力量去解决问题。
《新财经》:结构调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什么?
华 生:现在看来,政府对于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结构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下决心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的是短期的“两难”,左右摇摆。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就是城市化,要解决几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要解决他们的家庭成员市民化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供给,同时会产生更大的需求,这足够推动中国经济再增长十年到二十年。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并没有转到这方面来。现在搞的一些保障性建设,也仅仅是解决城市人口问题。我们应该解决中国经济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增长问题,要有大的举措和决策,要抓住大方向。
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首先要做好城市规划,今后要有几亿人进入城市,这些人住什么地方?要做哪些配套投资?这些投资不仅仅是“4万亿”,也许要几十万亿。到时候,我们根本不愁供给过剩,因为有那么多人需要房子住,相关的很多产业也会被拉动。
萧国亮: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结构调整问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找出新的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这个主导产业应该由市场自己来选择,而不是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规定。
现在,很多人认为,房地产不是主导产业,认为房地产存在泡沫。但我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从总体上说,谈不上房地产有什么泡沫。如果要说有泡沫,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充其量也是局部的。因为房子造得越多,才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达到50%左右的水平,与世界工业化国家70%的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我们搞得好,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那么,还需要有二十年时间来追赶。因此,我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造城”。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很长,可以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而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中国又有城市化进程对房地产的需求。所以,房地产业是带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导产业。
《新财经》:但是,按照中国目前的房价,别说农村人买不起,城市人也买不起,房地产业如何能持续地发展?
萧国亮:我们看到,房价在2009年涨得比较快,但这是统计问题。事实上,2008年的房价是下跌的,如果把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底的房价连起来,再扣除通胀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年的房价上涨比例并不高,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左右。现在,很多人都不看2008年的房价下跌,只看2009年的房价上涨,所以,感觉2009年的房价上涨得惊人。
房地产应该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但房地产的问题又很复杂,比如,有的人买了很多房子,有的人没有买房子,其实这只是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公。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应该进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政府可以做廉租房、公租房。但是,对于房地产的资源配置来说,最终还是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最近,总书记提出,要进行房地产业的体制改革。如果房地产业能够保持稳定、持续地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除了房地产,我们还应该发展其他的主导行业,比如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生物工程等。无论哪个产业,都要让市场去选择,政府只要给予适当的政策引导就行了。
华 生:房价这么贵,与我们的制度安排有关系。在目前的体制下,问题当然很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供给问题、城市规划,比如每年有多少人进入城市,需要提供多少房子,要用市场化方式提供多少,要用保障法的方式提供多少。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入整个经济发展大规划中,才能解决房地产问题。
货币政策的选择底线
《新财经》:由于2009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今年政府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处于“两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萧国亮:货币政策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一方面管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管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应有所变化,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是外贸顺差造成的。按照经济学原理,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人民币升值,减少外贸顺差。人民币升值以后,我们进口原材料、能源、农产品都会很便宜。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利益问题,我个人认为,由于央行发行人民币收购美元,然后用美元去国外投资,对于央行来说是没有成本的。所以,从央行的角度,它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
于是,这样就导致了一个“两难”问题,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两难”。如果满足了央行的利益,社会就要承担通货膨胀的风险。现在,用提高银行利率来防通胀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2007年的通胀,央行在一年之内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通胀问题仍没有解决。所以,目前货币政策的症结所在,就是人民币升值问题。
霍德明:从2009年年初开始一直执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今年应该是紧缩了。但政府不愿意说紧缩,怕被说成是刺激政策的退出。但实际上,政策已经在紧缩了,紧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怕通胀,二是怕价格上涨。今年4月,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本来是针对部门的,可政策表现出来的就是宏观政策的紧缩,这样的货币紧缩政策预计下半年还会持续。
在中国,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影响的不仅是宏观层面,更是分配层面。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把房地产价格打压下去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下半年要看房地产的实际动向,才知道货币政策的走向。我预计,下半年房地产的价格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耗在那,看谁更能坚持。
袁钢明:真正的“两难”问题是货币政策,这其中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选择底线。比如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两难”,不能把通货膨胀的防范限定得太严格,把价格指数定得太低,CPI一到3%就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个时候经济增长还没有起来,价格才刚刚开始上涨,此时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却被打压下去了。2008年的通胀实际上就是猪肉问题,不是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但是,政府把通货膨胀看得太过度、太敏感,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下滑,中国经济下滑根本不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所以,在“两难”问题上要搞清楚,不可能用很低的价格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要找到合理的搭配空间,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为了保增长,货币政策应该宽松一点,价格可以高一点,CPI到5%,甚至更高一点;二是增长的目标定低一点,价格目标也低一点,如果CPI选择3%,那GDP就选择5%。这时候,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不存在“两难”问题了。低通胀、低增长,就要紧货币;反过来,高通胀、高增长,就要松货币。这不是一个“两难”问题,你选择了一个,就要丢掉另一个。
宏观调控应有法律依据
《新财经》:有人预计,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会放缓,而且很多产业会产生产能过剩的现象。前不久,工信部公布了18个行业2087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您怎么看下半年的经济趋势以及产能过剩现象?
霍德明:下半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可能比上半年低一点,个别行业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汽车,估计下半年要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现在的主流说法是,中国很多产业都有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很严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中国经济整体上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像汽车、水泥、造纸等行业,国务院曾经出过一些文件,对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做过一些调整。但是,如果不是政府在主导,中国不会发生产能过剩的现象,政府的主导和决策,在一些时候很可能会出错。
即将关闭的2087家产能过剩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国进民退”。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是不是必要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去做呢?行政手段表面上效果很快,但一些决策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铁本事件”。
淘汰落后产能,政府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应该用其他的办法。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行政手段是最后的选择,用价格调整、税收调节等方式,远比用行政手段更符合经济学规律。
《新财经》:很多专家提到,如果宏观调控政策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就会产生矛盾。那么,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才能让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萧国亮: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比如,制定《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不是个别人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要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的法律依据,这样,宏观调控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才能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现在,大家对于政府的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政府出牌,谁都没有办法预测。而且现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点过头,就像人得了病以后过度治疗一样。很多应该让市场来发挥作用、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让市场说了算,不应该都由政府来包办。
